人人都说，个人主义是丑恶的，可人人又都想往高处走，要想走得比别人更高，没有点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行吗？
真的，每当在这种心情下，她真的忍不住要去向往另一个世界了。出国，对她来说是一个若远若近、若即若离的诱惑，就像天上的月亮，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虽迷人而不可得之。这两年，一些刊物和电视节目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介绍国外情况的窗口，尽管是好坏都说，褒贬参半，但给她总的印象，总比自己现在的处境要强得多了。她也知道，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陷阱多，可同时机会也多。冯先生说过，国外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至少，一个艺术家用不着为那些因为嫌声儿不大而疑心演员不卖力气的批评者而烦心了。
她还在941厂的时候，冯先生就答应过要资助她出国留学，为了这，她对他已经是有求必应了，甚至不惜……可现在冯先生似乎对履行他的诺言不大热心，她每每问起来都是躲躲闪闪、推三挡四的，她又不好催之太急。看来，外国人也不都那么重信义，她现在越来越发觉冯先生有时候也挺唯利是图的。商人嘛，也难免。
又是一个红灯，她看前边有一个小伙子猛蹬了几下冲过去了，就也跟在后面猛蹬了几下。
“站住！”
平地里钻出个年轻的警察来，追不上那小伙子，却把她给拦住了。
“下来！还想跑！”那口气，简直像对个逃犯似的，“到边上去，到边上去！”他挥着手，命令她把自行车推到马路边上。立刻跟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
“车子锁上。”警察命令。
她锁上了，心里忍着气。
“钥匙拿来。”警察又命令。
她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这些警察，手里就这么点权，你让他发发威，过过权瘾，也就会放了你。于是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静表情，把钥匙交出去了。
“说吧，是愿意罚钱还是愿意扣车？”
警察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她心里骂，“冷血动物，简直像半路打劫要买路钱的。”但嘴头上却忍着，说：“我下回不闯红灯了，行了吧。”
“这是罚你这回，下回闯不闯下回再说。”
周围哗的哄笑起来。她冷笑两声，低声嘟囔了一句：“没文化。”警察上下打量开她了，那种目光叫谁都得冒火儿！
“嗬！你有文化，有文化你还违反交通规则？你哪个单位的？”
“市歌剧院的。”
“歌剧院的怎么啦，歌剧院的有什么了不起？”
“是你要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又没说我了不起，你讲不讲理！”她忍无可忍了。
“嗬，你还有理啦？你叫什么？”
“你不就是要钱吗？多少，说吧。”
周围的人不知怎么那么讨厌，有人喊，“多罚她，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真要罚了。警察拿出一个收据本，开了个罚款一元的收据，说：“根据市政府交通安全临时管理办法，骑车故意闯……”
她根本不听他说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拾元的票子，递过去，“找钱吧。”
警察说：“找不开，拿零钱来。”
她也赌了气，“我就这十块，你看怎么办吧。”
周围有人被她的盛气凌人激怒了，喊：“就罚她十块！”
警察果然把十块钱接过去了，在收据上的一字后面，添了一个零，一块成了十块。
“你想刁难我？我们还怕这一套吗？”他把收据塞在她手里。
她气得恨不能把那张小纸劈头盖脸摔回去，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无法无天！”
“你叫群众评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你违反了……”
警察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了，招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岁大些的警察也挤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
年轻警察把十块钱交到老警察手中，简单说了一遍经过。周围的人还七嘴八舌，添枝加叶。
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
施季虹气得眼睛发蓝，看情形，十块钱显然是没了，不扣车就算是好的。她也狠了心，要是真扣了她的车，她索性就直接上公安局马局长或者政法部乔部长家去，告他一状！
可出乎意外的是，老警察却问她：“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零钱？”
零钱她是有的，在一片起哄声中，她拿出了一块钱，把十块钱换回来了。
“嗬，到底是歌剧院的，‘就这十块，就这十块’，真会演戏。”
“要我，就罚她十块。”
她在一片笑骂声中，气得哆嗦着挤出了人群。
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火气！这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真是看透了，人要想有尊严，就非得有社会地位，非得出名不可，她要是李谷一，别说没人敢叫她这样当众受辱，就是巴结她还嫌来不及呢。当然，最好能出国，干脆躲开这糟地方！
她心绪败坏，为了安定一下，走进路边一家饮食店，喝了一杯热咖啡。一杯热咖啡现在居然要六毛钱，外加两分钟排队和一个售货员的白眼儿。
这日子，有什么意思呀！
由于这场风波的耽搁，她已经不能再去杏花南里卢援朝的家，建国在湖南饭庄要等急了，她自己也急于听到建国给她的好消息，好把心火儿冲一冲。
可是她赶到湖南饭庄时，建国竟还没有来，等了足有二十分钟，他才蹓蹓跶跶地进来了。
“你不是说先来占座儿吗？”
“这儿人不多，来了就有座儿。”
建国若无其事地解释了一句，他说起话来，总要带着点工人的那种“油劲儿”，这使她心里又多了一层警惕，“这小子，也是个说话没准儿的人。”
她要了菜，这种场合，当然应该她做东。
“怎么样，晚会的事？”
“啊，不行了，他们要的人都齐了。”
她心里呼地一下，火苗子又上来了。“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说话到底有准儿没有？”
“你急什么，听我跟你说呀，人家这次是要三十岁以下的。”
“我刚到三十岁，以下，一般都是含本数在内的。”
“可老刘说你像三十五六的，他们是想要更年轻一点的，最好像你妹妹那样，漂亮的。”
“他们到底是搞音乐会，还是搞模特儿展览！”
“就是就是，他们那帮人，不懂艺术，就知道捞钱，要是办个妓院嘛，我看倒在行。”
建国的话使她气里迸笑，“讨厌！”
建国也笑了，“不管他们了。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他的神态郑重起来，“录一盘磁带怎么样？一个小时的歌儿你总拿得出来。”
“什么？”她没听明白。
“我们有几个朋友，正在办一个音乐公司，专搞磁带的，已经搞了几盘了，销路不错。王曼贤，知道吗？还有杜玲芯，都录过。”
建国一连说了三四个名字，她都不认得，打断他的话问：“你们是怎么录？”
“你唱，我们录，简单得很。不过乐队你得自己找好，从你们剧院里找几个人就行，跟他们谈好报酬，这事儿都爱干。最好有电子琴、小鼓。其余的你就不用管了，复制、发行，全由公司负责。再给你印个彩色封面，印你的侧面像怎么样？回头满街一卖，知青商店都卖这玩意儿，用不了多久，你非红不可，这可是一条好路子。”
她犹豫了，这的确是条路子，可她又觉得这路子……太村野了。
“把我放到知青商店里去卖？”
“你得让青年熟悉你呀。”建国驴唇不对马嘴地接了一句，又说：“我不明白，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什么？现在就这么回事，你要想出头，就得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你还看不到现在的形势吗，年轻人哪个不在埋头学，玩命奔？告诉你，竞争是空前的，别看现在还不显眼，过几年你看吧，高低贵贱全分出来了，有能耐的，上去，没能耐的，下来。你现在连张文凭也没有，再不自己闯闯牌子，到时候你就等着受挤兑吧，你瞧这形势。”
“不，我是说，你们这么干合法吗？你们的公司注册了吗？”
“我们这是‘皮包公司’，无非是在录音机和演员之间当个经纪人而已。其实我们自己最后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演员、乐队、出机子的，出地方的，印封面的，都得利益均沾，加上带子的成本费，我们能剩多少？”
她疑心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还那么上劲儿？连班都不上了，工资扣惨了吧？”
建国耸耸肩，摊着手，似乎一时挑选不出词句来解释，耽了半晌，才叹口气说：“你看，我要是再不出来跑跑这些事，就得一辈子当工人了，还有谁看得起？我也是自己给自己闯闯路子。我用不着跟你半遮脸，把话说白了吧。现在就这么回事，你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就什么都有了。跟你举个比方吧，过去那些跑到国外不回来的人，前些年算什么？叛国犯！现在人家回来了，却像贵宾似的，又说是爱国华侨了，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社会地位吗？你再看京剧团的胡红仙，刚刚犯了生活错误，可这期南州戏剧照样给登了个大封面，为什么？无非也是有名了。人一出了名，就什么都跟上门来了。你们歌剧院三百多人，在市人大、市政协挂衔的就有四五个之多，我们科技系统上万工人，一个也没有，就这么回事。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正确错误，而是胜败强弱，胜者昌，弱者亡，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在社会发展的杠杆！人也是生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对人也一样适用。”
菜上来了。施季虹默然喝着啤酒，听着，脸上热了许多。
“好，我同意了。我唱什么？《茶花女》里可以选一段，还有阿霞，我现在正练呢，啊，就是《货郎与小姐》里的……”
“不行，这些没人爱听，你唱点《毛毛雨》、《你是一个坏东西》什么的，或者唱些校园歌曲，也行。”
她有些冷笑了，“那是些下九流的音乐，没有任何技巧表现……”
建国却出人意料地果断，“先把名儿唱出来！让青年熟悉你，然后再唱你的《茶花女》去吧！”
她不吭声了。建国倒真是块商人的料。
离开了湖南饭庄，她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风吹酒醒，她心里面开始冷静地计划着下一步的紧张行动——交假条，先把巡回演出推掉；晚上，叫妈妈给文化局赵局长家打电话，然后她就趁热打铁地去；继续练“阿霞”的唱，还有校园歌曲……还有冯先生，对，为什么总是叫他利用，不想办法反利用他呢？她已经为他做了那些事，担了那些风险，甚至还……他不能那么实用主义。得想办法。如果真的出了国……一想到出国，她的思绪就控制不住地向前跳跃……如果将来出了名，她非写一本回忆录不可，把艺术生涯的坎坷全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像开病假条的事；唱校园歌曲的事；争取自己的第一个歌剧角色的事，都可以写进去。对，要让人们知道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也是靠这么苦争苦斗，惨淡经营，奋斗出来的，不容易！
当然，和冯先生的事儿是不能写的……
活着跟你们受窝囊气
晚上下了班，周志明没有急着走，先到饭堂里吃了晚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到办公室来。这些天，萌萌晚上常住在学校，他回去了便孤零零地像没主儿似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个不自然，倒不如晚一点儿回去，和宋阿姨、季虹她们少见面，大家反而会更亲和一些。
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桌边的柜子，想拿本书看，视线突然触到了柜门里的一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原来是前些天买的那套凉杯。他立即想起该去看看淑萍的新居，这是无论出于情分还是出于礼数都不好再推迟的事情。
于是他拎着那盒小小的礼品，骑车子奔西夹道来了。
小院的门没有锁，刚走进院子，就听见郑大妈在发脾气。
“你们不用气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活着也跟你们受窝囊气！”
郑大妈发尖的声音把他弄得一愣，这家人一向平平和和的，今天是怎么了？他不由放慢了脚步，又听见梅英细声细语地在说：
“妈，您消消火吧，看伤了身子，呆会儿不是还得上居委会主持开会吗？”
“主持个什么？咱们家都成了贼窝儿了！我这居委会主任还有什么干头儿啊。”郑大妈的声气儿又是一挑老高。
“你消停会儿行不行？要不然上大街上嚷嚷去！”王大爷也压不住火气了。
周志明满腹狐疑地推门进了屋子。
“王大爷，大妈，谁惹你们生气啦？”因为毕竟是老邻居，所以他一进门就笑着问了一句。
“咳，”王焕德叹了口气，在床沿上坐下来，“志明，甭问了，我们家这事，说出来丢人！”
“志明，”郑大妈不住地颠着两手，“你说说，你说说，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清清白白的呀？领导那么信任我，让我当居委会主任，啊，你说说，你说说……”她哆嗦着语无伦次了。
“到底是怎么啦？”他问大福子。
“还不是我妹妹那位。”大福子咕噜了一声。
梅英轻声对他说道：“淑萍不是刚办了喜事没几天吗，新郎官就让警察给抓了。”
这一句话，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大貌。“因为什么呢？”他问，“是分局抓的还是派出所抓的？几天了？”他想分析出梅英所谓的“抓”，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措施，如果是治安拘留或是拘传收容审查一类的措施，那问题就不会太大，如果是刑事拘留或者是逮捕，恐怕就不是小事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抓的，是从他们单位里抓走的，昨天家里还来了几个警察，找我们谈了……”
“怎么谈的？警察说因为什么？”
“说他把人家的门给撬了，据说还是太平街一个高干的家。”
“不是，”大福子闷声闷气纠正梅英的话说，“就是他们一个厂的。是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他是941厂的？”周志明恍然大悟地问。
“是呀，你也知道这码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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