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殇情三部曲-死于青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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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队长站起来,认真地收起那卷材料。就着窗外黄昏薄暮的余光,徐五四依然看得见他的头发就要白了,不,已经白了。他把材料送进保险柜,锁上,站在那儿长长地出了口气,仿佛有赶不尽的疲倦,又突然挥了一下手,动作却是那么干脆利索,声音也蓦地有了力量:“葛建元肯定有问题,绝不会有错的,只不过没抓住他的尾巴就是了。当然,现在还没法认定他有罪,可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并不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抓住尾巴,不等于没有尾巴。而且这种人,我是看透了,不给他点苦头就指望他改恶从善,做梦去吧!‘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知道这个典故吗?”顿了一下,似乎并不等着五四回答什么,又说:“摩托车这件事出来以后,我本来想趁机会把他收进来算了,总比漂在社会上害人强,我是太性急了,不应当这么做,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坚持。你来队里一年了吧,没发现你还有这么种一丝不苟的素质,好,我喜欢这样的。唉,我也是仗着对葛建元心里有底,才破例搞点歪门邪道的手段。后来想想,不行,要是开了风气,别人也学着样儿做,岂不乱套吗。这事幸亏你硬顶着没搞成,不然我非后悔不可。”

    徐五四直想掉眼泪,他觉得自己真浑,仿佛再也亮不起那理直气壮的嗓门儿了,嗫嚅着说:“我只是,只是怕搞错了案子,队长,我从进公安学校那天起,就发誓要当一个好警察,一个称职的、问心无愧的好警察……”他看见凌队长的脸一下子变得慈祥起来,还有那从未有过的亲切的目光……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了。

    “三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跨进北京市公安局大门的时候,才十六岁。十六岁,多好的年纪!我也是发过誓的,要为新的政权,为解放了的人们,为咱们的北京城,当个好警察。三十五年过去了,对这个初衷,我自信是身体力行的。这些年,我亲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茬一茬地补充进来,有不少人干得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好。可有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些穿‘官儿服’的,怎么样才算尽职了,怎么样才称得上一个好警察?局里这一茬一茬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看法、标准。你们也许认为,能一辈子不冤枉无辜,不搞错案子,就可以问心无愧了。可我们这帮老一点的,心事就更多一些。特别是现在,我们总觉得自己没能好好地尽职,总忍不住要去怀念六四、六五那几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盛世。我们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不像你们,一进来就赶上十年内乱,没有我们这种怀念和幻想。你看前些年,开大会做报告一张嘴就是那句套话,叫做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恶性案件仍有发生,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咱们在基层工作的人最清楚嘛,那时候,社会治安越来越坏,恶性案件有增无已!在这么个现实下,还一味坚持少捕少拘,不敢提‘乱世用重典’,一提,有人就扣帽子,说你否定大治天下。有什么办法?全在那儿自己骗自己呢!老百姓那几年是怎么说我们的?说我们笨蛋、熊包、废物点心。人们上街出门走黑道,连点安全感都没有。大家恨小偷流氓猖狂,也恨我们这些公安人员没用。我这次去沈阳,沈阳市局的同志说,当时有人把沈阳出的那六个劫机犯、二王流窜杀人犯和咱们公安局并列起来了,叫六英二虎一熊,我干公安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干到这个份上,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这三十五年,我可以说基本上没搞错过案子,没冤枉过好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这些老公安就卷铺盖了,所以也没有欠账。可我仍然觉得我们没有尽职,一个工作上从来不出错,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一点不着急不痛心的警察,是好警察吗?至少在我这儿,我不承认他!”

    徐五四一连串地打着冷战,脸上却烧了一片火,如果这时候有人揍他一顿,他也情愿挨着。这些年他天天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可以问心无愧了,别露怯、别出错、别搞砸了案子,他对自己一直就是这么个标准,可除去媛媛以外,对那些被打被杀被侮辱被祸害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他从来没有过像凌队长这样发自内心的惭愧和焦急,从来没有过!而他还一直以为凌队长只不过是个极为熟练的机器人呢。他三十岁了,竟是这样一个混人!

    “五四,你也是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人,应该有体会,社会治安的问题是长期动乱的后遗症,没有快刀斩乱麻的气魄绝搞不好。这话我以前就说过,现在看怎么样?要不是前年中央坚决提出‘从重从快’的原则;要不是咱们全国几十万干警拼命干,怎么会有现在的局面?多年降不下来的发案率降下来了;老百姓拍巴掌叫好了;我们也觉得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真的有奔头了,干着是那么回事了。中央撑腰,老百姓也撑腰,往下就看咱们的了。不是要当个好警察吗?行,那就既别罚无辜,也别赦有罪。现在光是把浮在面上的一层脏沫了打掉了,还有不少沉在下面的渣滓没动呢,有朝一日水一浑,照样沉渣泛起,像葛建元这样的,你别小看了他!”

    “不,凌队长,我不是个好警察,我真的不是好警察……”

    天黑了,他记不清是怎么离开凌队长的办公室的。踏上宽阔的马路,回头看去,他们的办公楼里已经亮起了点点雪白的灯光。今晚上加班的格外多。马路边,乘凉的人群也开始拥挤起来,搬个板凳,铺块凉席,安闲啜茶,高声谈笑;几个孩子喧哗着从他后面擦身跑过去了,是女孩儿,一片斑斓耀眼的裙子飘飘地融进了柔和的夜色里。他深深地、庄严地吸了口气,陡然觉得双肩沉重了许多,而两条腿却似乎更粗壮更有力,他禁不住也跑起来了。他想叫喊,大声儿的!老人们、孩子们、男人们、女人们,万家灯火的北京城啊,我是你们的!我要重新地、真正地爱你们!对了,我不是个好警察,可我要做一个好警察,我一定要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好警察!

    马有利、骆进财、葛建元,所有社会的渣滓们,你们听见了吗?啊!

    我的孩子,我的故乡

    敏芳,我们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心贴着心,喃喃细语,不会被人打扰,也不会打扰别人,这样从容、尽情地拥抱着叙谈着,哦,一晃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我心里从未这么安静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小成,咱们的儿子,他终于离开我寻你而去了。谁能想到像他这样健康的躯壳竟会先我而成为你的伴影?可惜他的灵魂并不像躯壳那么健康,也许不能随你在天堂久驻。

    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天堂、地狱、命运和人生。从我们两心相许那天起,老天爷就像是把一切都注定了似的,看去貌似偶然,其实在劫难逃。假使父亲不是因为搞到了一点大米让全家吃了顿饱饭,就不会给日本人抓了“经济犯”;假使我不是替在牢里做下病来的父亲抓药,也不会在“同仁堂”门口让警察抓了伕子;假使不是那警察有个把兄弟在绥远当军官,我当完了伕子也不会被充了壮丁,也不会再被那军官派到青岛去运海货;假使晚去半个月,我大概也就跟着董其武将军反了水,而不会被钱师长留下当厨子,以致漂洋过海几十年不能反顾。命运对我们真是苛刻透了。在那边,我常常一个人渴酒发疯,骂天骂地,如果天地间尚有一丝公平之念,也不该对一个小民的一生这样草率这样无情的。

    你信奉上帝,我敬过菩萨,可你看不见幸福的天堂和乐园,我也找不到极乐的东土和西天。而今天,现在,就在这个安宁的夜晚,我们难道不是同在一块净地之上吗?我们都是“轮回图”上的投生儿,茫茫苦海的幸存者,佛说九九八十一难之后,福星自然返照。周围是这样安静,窗外的夜丁香开了花,花气袭人。身上盖的,身下铺的,又厚又暄。二勇今天晒了被子。如果那场煤气中毒的浩劫是我的最后一难的话,那么二勇,便是我的福星了。

    对了敏芳,你见过二勇吗?他就住在咱们那条胡同的西口。你在的时候他还小,也许没有印象了,高高的个儿,不如小成那么结实,却是漂漂亮亮一副眉眼。我没想到小成长大了会胖成这样。我走的时候他才六岁,又瘦又黄,和他那只可爱的却又先天不足的鸽子一样病弱不堪。

    还记得那只鸽子吗?深灰,青靛,却毫不给人乌暗的感觉,它的脊背看去那么光滑、柔和。你一定记得我原来执意不准小成养它,一来怕孩子玩物丧志,二来那年头纨绔们为养鸽子寻衅打架的事层出不穷,我不想惹是非,为此孩子哭过好几次呢。他爱那鸽子,胜过吃穿,常常久久抱着它喃喃低语,简直视为小小知己,可以托之以心。对于这种童贞的、近于神圣的爱的萌芽,身为人父,我不能一味扼杀。后来我们一直养着它,就像家里的一口人似的养着,我不知道这多病的生灵后来究竟活了多久,我叫警察绑走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音信。

    敏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情景,就在前门外的“同仁堂”门口,几个警察拧着我的胳膊,小成又哭又喊抱着我的腿,鸽子扑棱棱从他怀里惊恐地飞出去,警察使劲踹了他一脚,他还是抱着我的腿死也不撒手。啊,我的儿子!他抱着我,就像是你在抱着我,是我的亲人,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北京城在用力地抱着我,不让我走!六岁孩子能有多大力气?可你知道吗?当那帮没有人性的东西硬把小成拉开的刹那,我就像落水人突然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木头似的那么绝望,我那时候就想,大概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见不到家,见不到北平啦!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啊!

    转眼快四十年过去了。一怀愁绪,半生离索,当一切成于既往,我们在自己心造的天地中幽幽重聚,但愿能够十分平静了。然而我无法忘记那些年,多少次梦寐之中见到你,见到小成,见到我们常常路过的文津街、三海上的金鳌玉蝀桥、煤山、那古旧而亲切的东四牌楼啊!亲人、故乡,蓬山咫尺,像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一样在梦中流连,每逢梦破人醒,悲从中来时,我常常会钻心地痛感到人世间的无味和自身的渺小、孤单。说实话,要是没有对你,对小成,对故乡的怀念寄托,我一定没有这么命长。

    刚到台湾那几年,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几十万军队突然挤上那个孤岛,当官的靠一口美国面粉养活着,当兵的足足三年没吃圆过一回肚子。北方人在那儿水土不服,个个一身脓包水泡。想家呀,想老婆孩子呀,真是离恨千端,别愁万种,光我们一个师部,自杀的,两个,疯的,一个。我同屋的张大全,沈阳人,把手榴弹捆在肚子上寻了短见,留下几行绝命诗,当官的缴去不准大家看。其实当官的也想家,钱师长就整天盼着叫着想打回去,巴望着美国人能帮着打回去。他家客厅里高挂着古诗条幅:“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耿耿于怀,吟咏起来,声泪俱下。而我们这些当兵的呢,想的就简单得多——只要能回去就行,别管是打回去,跑回去,还是投降回去。

    我在军队整整干了十三年。从教书匠沦为火头军,斯文扫地,已全然顾念不得。我从三等兵一直干到上士,上士又分三等,我干到最高一等。到了1960年,我们这些胡子兵退了伍。那阵子,成群的外国人拥进来开工厂、办商店、设银行,把台湾搞得热闹起来了。我进了中山北路一家名叫樱楼的餐馆工作。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东家,老板叫浅沼,对我不错。敏芳,我想你一定不会怪我竟然愿意给日本人做事吧。杀父之仇,刻骨铭心,自然不敢一朝忘却,但是,和咱们同文同种的一个大国,总不会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吧?咱们和日本的仇,是和那些想叫咱们亡国灭种的疯子们的仇,用不着和善良的东洋百姓过不去。世界本来是挺安静的,就是让那些疯子们搞得疯狂了。

    浅沼先生的性子有时有点暴躁,但很重义气。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拍桌子大骂过那些绑架我的警察们。我们在一起共事好几年,彼此以诚相待。日本和台湾断交后,大批日本商人纷纷东渡回国去了,他也把樱楼托付给我,带着太太走了。到了1970年,索性把这家餐馆送给了我,不过那时候樱楼已经为他挣够了钱,从里到外都老朽了。

    我就这样安身立命许多年,倒也顾全了温饱,就是总想你们。

    我也养了一只鸽子,做为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凭吊……那鸽子也是灰色的,灰色中带着点青靛,它的咕咕叫声和小成的那只灰鸽尤其相似,听了令人神往。它喜欢转动着灵巧的脖子东张西望,也常用滚圆的眼睛出神地看我,我们经常这样久久对视,我看出它是想和我说话,只是说不出声来。啊,那简直就是小成的化身。它陪着我,度过了那么久那么久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浅沼先生,就是它。

    不,我并不是因为从浅沼先生那里得了糊口延命的饭碗而感激他,为了樱楼的兴隆,我毕竟付出了无愧的劳动。我要感激的,是浅沼先生在我命运的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我现在能够躺在被二勇认真晒过的又厚又暄的褥子上,在这弥漫着丁香花醉人气息的夜晚,与你,我的红颜薄命的亡妻,幽幽相聚,一叙生前死后,如果这一切在命运中早有伏线的话,那么浅沼先生,便是这伏线的一端。

    那时候浅沼先生已经开始和大陆做生意,我就托他寻访你和小成的下落。二十年中,你给我托了无数次梦,说你和孩子都还健在,只是乱世之中辗转流落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地方去了,无数次醒来,我都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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