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殇情三部曲-死于青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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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急性子,决心一下,兴奋得几夜没合眼,恨不能一步跨回去,可是不,这是决定我余生的大事,欲速则不达,得一步一步走。

    头一步是给浅沼先生写信,请他帮我办好去日本访友的入境手续。然后,得把樱楼卖掉,换成现金。台湾为了防止外币流出,规定临时出境人员只能兑换一千美元外币,我就靠一个常在黑市走动的熟人帮忙,好歹把钱全都换成了美元,兑价虽苛刻,总算没让黑帮敲了竹杠。几个月的牢狱之灾使我变得谨慎起来,事情完全瞒着左右耳目,遮着声色形迹,悄悄进行,只有几个顶靠近的朋友知情。他们当然也劝过我,“一动不如一静吧,跑不出去就是通共的罪名,再复系狱,何苦来哉?”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动了这个念头,不去碰一碰运气,我不死心。”他们说:“老大年纪了,‘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大陆生活,清汤寡水,不是个享晚福的地方。”我说:“等你们进棺材的时候,眼巴巴望着父母之乡的黄土,不羡慕我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语触动,无以为答。是的,我们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同,尽管那些本地人在每年的冬至,也喜欢用糯米做些“冬节丸”贴在门窗上,但那不过是一种例行的贡奉,或者说是一种传统的习惯,表示不忘在大陆的祖宗和先人罢了,并非真的记挂他们的温饱。这些人更重视和依赖的,是眼前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不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陆的人,与从小长大的故乡,与连筋带血的骨肉,有着千丝万缕的留恋,我知道,大家帮我,也是想看看,我能不能走,走以后又怎么样,好,我就走个样儿给你们看看!

    出境手续办得很顺利。虽然这几年去日本旅游和探亲访友已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几十年的坎坷使我对过分轻易的事情总是戒心无穷……我提心吊胆等着出境的那一天。从提出申请到获准出境其实不足一个月,在我却仿佛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来了。

    临去机场的最后一件事,是和我的鸽子告别,我嘱咐它往北,往北一直飞,别管浩浩重洋,别管高山大川……我喃喃对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相约在北京会合,心里也知道那是没影儿的事。

    我终于松开手,朝天用力一抛,鸽子飞起来,转了一圈,又直通通地飞回到我的手上,我再抛起来,它在上面转着,疑惑地望着我,我挥手示意它往北飞,它犹犹豫豫地盘旋了一会儿,终于振翅飞去了。啊,它真的是往北飞去的!我心里一酸,同时又差点欢呼了起来!

    机场的海关和边防那天检查得格外严,警察似乎也比往日多。房子卖了,鸽子走了,至少在我的感觉上,身后已无一步可退了。我横着心一道道关口往外闯,活像个惊弓之鸟的偷渡客,又像个胆大包天的冒险家。终于,我坐在机舱里,系上安全带,但仍不敢放心喘气。我身边坐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这家伙从过安全门就一直跟着我,我暗暗发慌,是便衣警察?难说。

    飞机起飞的时候,台北机场斜风微雨,雨落在椭圆形的机窗上,立即被甩成一条条细细的线,不,一根根迅猛的箭,我想起“归心似箭”这句古话来了。

    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到了东京羽田机场,我提着行李走出候机大楼,回头看看,没再发现那年轻人跟在后面,是我多心了?别,小心没大错。

    叫了辆“的士”,我先让司机随便转了两条街,回头看看,依然无事,我这才觉出背上已经冷汗淋漓,浑身像乏透了似的酸疼。本想先到浅沼先生家去,拿出纸片想给司机写地址,可笔一沾纸,不知怎么突然就改了主意,写下了这么一行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一个年轻而又文质彬彬的外交官接待了我。一听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可年轻人提的问题却马上打断了我的情绪。

    “您因为什么想回国呢?”

    我怔了半天,没答出话来。我不知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尚难以去体会别人,还是纯粹的例行公事,——平地里冒出个台湾来客,他当然要查明“动机”。

    于是我答非所问:“您家在北京?”他打了一个愣,说:“在。”“那咱们是同乡啦。”他对我这种乡土感情似乎并不怎么响应,只是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说:“很荣幸。”我又问:“您想家吗?”他说:“有点想吧,我都出来四个月了。”我说:“那么我已经出来四十年了!”他眨眨眼睛,然后会意地笑了,并且马上伸出一只手,说:“欢迎您回来,我代表北京人欢迎您回来!”

    敏芳,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激动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我真想张开双臂拥抱那位青年,我的乡亲啊!

    大使馆里的同志都很热情,他们很耐心很带感情地听我叙述了我这一生的经历,很快帮我往北京发了电报,替我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还专门派人陪我上市场买东西。小成在信里提过他儿子——我的孙子——要考大学,很需要一台录音机学外语,对,得买个小录音机做为给孙子的见面礼。还买什么?该给儿子买块好表,可大使馆的同志说,带手表回去要上税,很不合算,不如买一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上面有表,可是算笔。好,就买它。可惜不知道儿子太太的身量,不然应该买几件好看的衣服送她,也罢,索性买料子吧。

    大使馆的同志说,这些东西咱们国家都有,买多了带着也不方便。行,这已经够我拿的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离开东京回国。不管进天堂还是入地狱,我都记着这个日子。

    我坐的是咱们中国的飞机,咱们中国的航空小姐个个都漂亮、和气、像可爱的天使,把我这个只身异地四十载的老人接回北京来。北京,我朝思暮想的故乡。

    飞机降落的时候,北京的天已经黑了,机场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看上去还挺新的,但比起羽田机场毕竟简陋得多了。我独自叫了辆“的士”往城里去。在通往城区的道路两旁,挤簇着浓浓的灌木丛和高高的槐树,那是咱们北京最常见的树。在黑黝黝的树荫掩映下,金黄色的路灯明灭不定,把路边的行人和远处的楼房映出一个朦胧的轮廓,我心里喊了一声:“啊,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带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带着那么一点伤感回到北京来了。这就是常常梦见的长安街吗?它原来不过是天安门的两臂,从东单到西单统共只有八里地,现在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不知开阔、崭新了多少倍。汽车走了很久,可一问司机,说是才刚刚进了建国门,金色的路灯仍然像两条灿烂的流星,直通到望不到边的前方,那份气派,那种辉煌,使我兴奋得眼泪直往下吞,我说:“司机先生,请你停一停,我要下车自己走。”我从建国门内大街一直走到东单,一点也不累,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手里还提着大皮箱。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新生儿,满眼都是陌生的东西,长安街居然这样伟大了。

    儿子的信上说过,他们还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老房子里,于是我从东单口往北走,走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是走过了头儿还是没走到,总也不见无量大人胡同的牌子。街道的样子变化很大,哪儿是哪儿都认不出来了,想跟谁问个路,话到嘴边老是开不了口,哦,可真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走到一栋大楼跟前,我终于忍不住向几个年轻人问路,可都说没这个胡同,又问一个年纪大的,才知道我已经走过了头。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叫红星胡同,而跟前这座计算机中心大楼就是原来“无量大人”斜对过那座有名的“那家花园”。

    红星胡同?我心里茫然,听着有那么点不是味儿,说不清为什么,也可能是觉着不如无量大人胡同叫着那么顺口吧。

    找到胡同,找家还是不容易。快四十年过去了,只见旧时地,不见旧时人,老街旧邻大概没剩几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胡同里人不多,灯暗,门牌号也看不清。改朝换代多少年,门牌号不知换了多少次,看清了也没用。我心里有点发慌。

    迎面过来一个中年人,戴眼镜,样子挺和善,我站定了唤他:

    “先生,请问原来的139号院在哪里?”

    “什么时候的139号?”

    “民国……啊,一九四七年时候……”

    “哎哟,那可是老皇历了。”

    “总还有些老住户吧?”

    “那时候的住户?怕不多了。”中年人想了一下,“对了,你跟我来,我领你找一个人去。”

    我连连点头称谢,心里踏实了些,如果真能找到个几十年前的人物,他准会记得我们那个院子,说不定还是熟人呢。

    中年人把我领进不远的一个小四合院,不,靠大门一面没有房子,所以应该说是个三合院。那古朴、素净的院落立即唤起我许多温暖的回忆。墙根栽着夜丁香,一片翠绿、一片浓香。我印象中这院里当年曾住过一位在“北平国立图书馆”做事的学究,还有他的很有风度的太太。这胡同雅,当年住着不少学子名士,一代名旦梅兰芳就在这胡同住过。

    正房坐北朝南,亮着灯,中年人喊了一声:

    “二勇!”

    应着喊声,屋门咣地拉开了,一个身穿深红运动衫的半桩男孩毛毛躁躁地探出身子来,看见中年人,把头点了一下:“哟,王叔叔。”

    “瞧,给你领一个客人来,找人的。”中年人又转过脸冲我说:“他熟,这一带他最熟。”

    台湾就有那么一种专门研究民俗学和地方史的学究们,他们熟掌故、擅诗文,谈及地方上的风土人物,市井变迁,以及习俗传说之类,如数家珍,可做这类学问的多半都是上了岁数的遗老们,后生之辈如何得知其详?我望着那小伙子,一个大约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完全孩子气的圆脸,单薄的两肩,眨着一对大而单纯的眼睛。四十年前,连他的父亲大概还托着鼻涕,而中年人居然把我荐给这么个黄口小儿,并且像大功告成似的转身走了,只留下我和他,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

    “大爷从哪儿来?”那年轻人让开半个身子,做着请客进屋的样子。

    “从台湾来。”

    “台湾?”年轻人瞪起吃惊的眼睛,接着眼珠转了转,上下打量我。

    “我是回来找人的。”

    “噢,”年轻人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些,“您是台湾同胞吧?”

    “啊?啊,就算是吧。”

    “您回来找谁呢?”

    “旧门牌139号,有个叫小成的,大名叫……”

    “嘿!”年轻人不等我说完就抢过话来,“您准是找121号的那人,他妈去世了,他爸爸就在台湾呢。”

    “对对,我现在回来了呀!”

    “您就是吗?您就是他父亲吗?对了,你们长得还真挺像的,我领您去找,您先进屋坐坐,我穿上衣服领您去找。”

    听这年轻人满有把握的口气,我又惊又喜,心想大陆竟有这等奇事,街道上这些快成了古董的旧事,一个毛头小伙儿居然如此熟悉。

    我进了屋。这屋子里外两间,很宽敞,也很高,是那种冬暖夏凉的好房子。我问:“你一个人住这儿?”

    他点头:“我爸爸妈妈都在国外工作。”

    我说:“想不到北京的住房现在这么宽敞,比台湾好得多了。”

    他说:“住房?挤得没办法,这是我爷爷的私房,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还给我们的。”

    小伙子进屋穿衣服去了,我在桌子旁边坐下,点上根烟,等他。

    外屋只亮着一盏幽幽的台灯,灯座是个古色古香的花瓶,罩子却极洋气;一只簇新的写字台摆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而那乌黑沉重的红木书柜已被日月磨去了光泽,想必是小伙子爷爷的家底儿吧。也许当年我住在这条胡同的时候,这些家具就已经摆在这间屋子里了,如今置身其侧,浑然如温旧梦,不禁使人感慨系之。只可惜墙上装点得过于琐碎:有挂轴字画,虽欠古朴,却也儒雅一脉;也有新派挂历,一色美人头像,俗红艳绿;还有几个镶在镜框里的奖状之类。雅俗共备一堂。这年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咕咕咕,”一串熟悉的声音惊醒我,我眼睛蓦地一亮,就像一个神奇的梦,我发现这挨身的桌子上,一臂之隔,竟站着一只鸽子,灰色的鸽子。难道它真的飞回来了吗?我差点叫出声来!不对,这不是我的鸽子,它的颜色偏淡了些,精气神似乎也不那么抖擞。然而我的心潮却怎么也压不住地澎湃起来,不自觉地在感情上认定那就是我的鸽子,是刚刚飞渡重洋,追随我回来的鸽子,我亲眼看见,它的确是往北飞的啊!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抱它,它往旁边跳了两步,最后还是让我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它光滑的脊背。

    这难道是菩萨的安排?

    里屋的门拉开了,我抬起头,想对鸽子的主人笑一下,可是咣地一声,我愣住了,鸽子惊惶地从我怀里挣扎着飞出去,那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全身剧烈地打了个冷战;只觉得头皮忽地炸了一下;只觉得一股子麻苏苏、酸溜溜的电流从后脚跟、腿肚子,一直贯穿了整个儿脊梁骨,敏芳,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警察!

    我俨然也是长者了,本来不应该无端憎恨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不应该无端恐惧一个正在帮助我的后生,但那一刻我的确是被一种下意识的慌乱和厌恶的情绪攫住,以至于在那个小伙子弯腰去提我的皮箱时,竟尖声叫了起来:

    “不!不!”

    也许我的叫声太恐怖太尖锐了,那年轻人吃惊地后退半步,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又看着皮箱,以为做错了什么事,他这种不安和歉意的神情使我猛省,我怎么能拿着自己这大半生的积怨和伤痕,在一个全不相干的孩子身上发泄呢?人不能那么没理智。

    “这皮箱怎么了?”年轻人问。

    “啊,没有,我是说这箱子沉,我自己提。”

    “咳,没事。”年轻人挥了一下手,“别看我瘦,我有干巴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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