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朋友不多，在左邻右舍中的人缘似乎不够好，家里平时难得有客。街道上那位姓程的女干部倒是来过几次，帮我办了落户口的手续，还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因为发觉孙子每天在过道里搭床睡觉越来越啧有烦言，所以斗胆提出可否帮助找到一所三套间的房子，老程做了一通北京住房如何紧张的解释，最后还是答应尽力去办。
敏芳，那阵子我只想你，一有空儿就想。我心里害怕，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客居海外四十年后，在自己孩子的家里，我仍然有种半是主人半是客的感觉，也许你能体会这是为什么。
老人啊，老人总是讨人嫌的，总是累赘啊！
不然，儿子和我之间的话何以越来越少？媳妇何以常常无端发脾气？我不敢承认这是因为我。我也常常扪心自问：是不是太独了，太孤僻了？几十年独身生活，一天到晚只有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经历大概很容易潜移默化养成一种自私的、封闭的性格吧，不然的话，连埋头读书的孙子，还有尚不知事的孙女，何以也难于和他们沟通呢？
孙子的学校里近来又给高年级学生加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作业很多，所以平时不大有闲同我说话，甚至也很少同他的父母和妹妹亲热，读书把他读傻了。不知他母亲原来给他如何许的愿，他本来一直盼着能到国外找爷爷自费留学去，如今连爷爷都拔锅卷铺地回来了，因此十分失望，情绪不好。
我呢？也开始常常觉得不愉快了，尤其不喜欢家里那个永恒的话题——“国外……”
“爸，一直没问您，您在外面住几间房？”
“三间，加一个厨房。”
“噢——”儿子不屑地拉了个长音，“也不多呀。”媳妇却争论说：“这就不错啦，一个人三间，给我我就知足，还要怎么享福呀，房子多了你又懒得打扫！”
那一次我终于忍耐不住了，说：“你们怎么从来不问我，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们都知道我坐过牢，可你们从来不问。”
“哎，对了，爸，”媳妇突然来了兴趣，眼神都有些发邪了，“他们都说国外的监狱也比咱们吃得好，真事假事？”
我的脑袋轰地一声，脸色一定很难看，张了半天嘴，可一句话也说不出。
“妈就是崇洋媚外，”孙子哼了一声：“其实资本主义国家，虚假繁荣，经济危机……”
“那你整天还跟我嚷着要出国留学，啊？你别去呀！”媳妇遭了小辈抢白，有点恼羞成怒。
孙子的脸倏地红了，“外国的教育质量好，我要不是为了学本事……”
“在中国就不能学本事啦？还不是想整天吃西餐去，回来还能高人一等。”
“算了算了，”儿子有些不耐烦了，“动不动就是外国，外国怎么啦？外国人就高人一等啦？我就不服这个气！今儿嘿，有个老外，不到三点钟就到我们酒吧来了，要喝啤酒，我根本不理他，不到营业时间，就是里根来了我也不卖！嘿，那老外倒没说什么，旁边那个翻译倒不耐烦了，非让我卖给他们不可，说国外的酒店里，都是二十四小时服务的。我问他了，这是中国外国，咹？到中国来就得懂中国规矩，三点半营业，想喝酒是不是，三点半再来，现在我不伺候。我顶恨这号吃洋饭的，狗仗人势！”
我躲开他们的大屋子，他们吵得我心慌。
北京的早晨，天亮得真快。他们都没醒，我一个人悄悄起来了。真快，回来都快两个月了，气候已经序入初夏，渐渐热了起来，早上的清风却尚存着些湿意，或许这不应该算风，只不过是一丝丝一片片的凉气。天很蓝，显着那么干净，开阔。我干吗起这么早？干吗要到这儿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颐和园、香山、故宫、雍王府，还有八达岭，都去过了，可还没有到这儿来，这儿近，却偏偏没有来过。
同仁堂，门脸子已经焕然一新了。
同仁堂是靠着向御药房供给生药发家的，离它不远的内联升鞋店也是靠揽宫里活儿出的名，还有瑞蚨祥绸庄、南豫丰烟店……都是百年多的老字号，如今门脸子也都阔气了，但名字没换。
天还早，店门都没开，街面比过去显得宽展了些，也整齐，也漂亮。敏芳，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咱们的神经都会敏感地一跳，你没猜错，我就是从这儿踏上妻离子散的远途的！漫漫经年，往事如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只要站在这条街上，两腿都会忍不住发抖。
不，我并非为了追怀痛苦，也不需要咀嚼仇恨，我只希望这条街能引起我一线活生生的记忆，能把我的小成，我六岁的儿子，真真切切推到我的眼前，我真想抱一抱他呀。敏芳，孩子的妈！那天小成抱着我的腿，嘴里大声呼喊着，我没想到他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正是这力气支持我熬过孤独半生，熬到满头白发，熬到终于千辛万险回到了家！可是，我的小成，他在哪儿！
商店开了门，街上热闹起来了，男的、女的、少的、老的，一个个在我眼前过去。也许我永远找不到他了……
“老先生，您来买东西？”
“哦，没有，”我慌慌张张说了一句，定神看去——一个高高的青年，眉清目秀，也善气。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二勇。”
啊——二勇！那活泼的声音，我怎么能不记得呢。我忽然觉得这孩子就像命运之神，带着我的盼望、我的追求、我的想象，总是悄悄地，不期而至。
他穿着白而挺的长袖衬衫，下摆随便地松在直筒裤的外面，袖子卷着，露着晒成健康色的半截胳膊，又黑又软的头发不经意地披在前额上，有点乱，但不粗野，比他穿着警察制服的样子可爱了许多。他是谁？小成……？我强忍住泪水。
“你……今天又休息？”
“休息。”二勇笑道：“买点东西。”
我看看他手上，“买锁？”
“嗯，我们现在要说服大家都换上这种新锁，保险，防盗。”
“噢，”我接过那锁，下意识地摸摸看看，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我那个管片都已经换完了，就剩最后一家，说死也不想花这个钱，财迷到家了。”二勇说起他的工作，认真得忘情，“碰上这种抠门儿的，你真没辙，我只好给他垫上吧，要是让小偷撬了门，还是我们的事。”
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走的，也忘了。我糊里糊涂地走回家来，心里空茫一片，不知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还是发现了什么，反正心里没滋味。
家里没人，我孤零零地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心里突然有点慌，因为我意识到一种沉重的、似曾相识的寂寞感，正在不可抗拒地袭来。我不愿意，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这围困了我几十年的寂寞中去。我明白，或许正是因为二勇，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使我发觉了自己生活的无味。一个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单纯地沉浸在工作和事业中，那大概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和无味的。喝茶看报，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或是提笼架鸟的各处溜达溜达，北京的老人都这么过，不是也自得其乐吗？不不，我是辛苦劳动了一辈子的人，命定享不了闲情逸致的福，有时候，忘我反而是一种幸福。二勇是幸福的，虽然他得去替那个吝啬鬼买锁，花钱搭精神，但谁能说他不幸福呢？我老了，可身体还康健，我可以，也应该去做点什么事情，比方可以到儿子的宾馆去教他们做日本菜，按地道的日本方式摆台、走菜，这方面他们一定干得不地道。
对，这事晚上就和小成说！
“爸，您就消停着吧，出那份洋相干什么！”
小成反对，他几乎不听我说完。
“爸回来到底带了多少钱？是不是怕花完了没处挣去？”媳妇正在擦饭桌，此时也疑心地停下手来。
我不理她，只一味对儿子说：“我不愿意总闲着，闲出病来。”
“外国佬到咱这儿来，吃的就是中餐，烤鸭，川味儿，在外国想吃，有吗？吃哪门子日本菜呀，日本还不是跟中国学的。”
儿子的鄙夷洋人，实在几近一种愚昧的排外。我说：“至少北京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爱吃日本菜。”
“爸！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您在海外是大老板，您要是去烧菜，摆台，不说明您不过是个厨子，是个跑堂的吗，叫我的脸往哪儿搁？”
啊，原来儿子也怕这个。你的清高，那国粹式的清高，哪儿去了！
我沉下脸，“是的，你爸爸就是厨子，就是跑堂的！我过去寄给你们的钱，现在买这些东西的钱，就是这么挣来的，干干净净！你要是觉得丢脸，可以把它们砸了，扔出去！”
小成呆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发了火，我……我也不知道。
小成当夜失眠，第二天没去上班，躺在床上，早饭也不吃。媳妇和孩子们走后，我坐在他床边，拉过他的手，我想到就是这双手，曾经多么深情地抱过我的腿啊，我心一酸，说：“孩子，是我的脾气不好，你就原谅了吧。”
小成哭了，一张脸扭得很歪，他说他觉得人生无味，从小失去父亲的庇护，孤苦成人，实在没有享过一天福；他抱怨晚辈不懂孝敬，而我，这个没有尽到父爱的长辈，又不能理解他；他还说到他的妻子——在“文革”时期“革命组织”中结识的战友，如今变得怎样自私、怎样俗不可耐，结婚十八年，最近才发现她还悄悄藏着一个婚前的存折，以备将来离婚于万一，只是现在怕物价再涨才拿了出来。如此同床异梦不说，可惜的是，十八年前的五百多块钱，如今只顶三百块用了。小成瞪大一双浮肿的眼睛，气恨地说：也许三百块都不值了！
敏芳，我实在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了，小成的这些话已经使我冷战连连。夫妻之间，徒有名分，形似势利之交，哪还有一丝家室温暖可言？但愿这些人间的凉气，不致使你在天堂的琼楼玉宇之中，不胜其寒吧。
有人敲门。
是街道办事处的老程来了，给我送来一张购物卡片，说是凭这张卡片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不好买的紧俏商品。她还说了许多话，似乎是讲了一通什么道理，又似乎是替发这张卡片的原因做了一番注释，我心里乱，懵懵懂懂地听着，却不知所云。
“您不舒服？”老程发觉不对。
“心里不痛快？”她又问。
我摇摇头，我并不盼着有人能理解我、同情我。我这一辈子的经历大概是太特殊了，感情和脾气都可能与常人大异，喜怒哀乐也就不易被人体会。我知道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消化自己的烦处，就算一股脑倒给人家，换来一点同情，难道就能从此轻松了吗？同情心人皆有之，可等别人把该说的同情话说完了，仍然自己面对一切，又何必呢？
“是不是，小成他们惹您生气啦？媳妇对您怎么样？”
我胸口一阵乱跳，想到家丑不可外扬，摇头想否认，但无效。
“您不用瞒着，您儿媳妇的毛病，街道上都知道，不是一天两天了。没关系，现在不是小成妈在的时候，‘四人帮’正搞得风气不正，老太太受了欺负也没个仗义执言，现在不同了，大家都讲精神文明，您有什么不愉快，我们不能不管，何况她也有组织嘛。”
我迟疑了一下，说：“大概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闲了，闲来生事……要是有事干……您看，我这身子还活泛。”
“咱们区里有‘老人之家’，下棋、唱戏、看电影，还有书报杂志，您可以随时去看。”见我不即答言，她犹豫着又说：“听说您在台湾是开餐馆的，我们街道上正准备办个青年餐厅，他们都没经验，你要有闲兴，去指点指点什么的，也行。”
“是吗？”我一下兴奋起来，“如蒙信托，一定竭尽所知，以备顾问。您知道吗，我是略懂些日本菜的。你们不准备搞日本菜？这没关系，我可以帮他们搞快餐，现在吃快餐的人最多。”
老程也挺高兴，答应帮我去联系联系。她又提起我的房子，说政府考虑到我的困难，同意帮我换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住，三间大屋，是平房，只是没有暖气，叫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
她走了，小成也起来了，拖着鞋从里屋走出来，头发乱蓬蓬地呲着，见了我就说：“我顶烦这些街道干部，婆婆妈妈的，往人家里一坐，屁股死沉，国家养着他们干什么呀。”
敏芳，或许这也得归结为我的错，谁让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呢，他的人格并不是在一个健全的家庭中造成的，以致那从小受压抑的自卑心，变成了现在全没来由地仇视别人的心理，如果这确是我无意间种下的苦果，那么现在，则是到了往下吞的时候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就是否搬到平房去的问题开始了争吵，吵了整整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直到严冬将即，才终于以两票对一票形成了决议：搬。小成和孙女中立，媳妇呢，主要是舍不得那个坐式马桶和冬天的暖气。
我和孙子的动机是一致，搬了，可以成全孙子有个独立的屋子住，另外，不晓得什么鬼差神使，我又想起了那个测字先生的话：迁，主遇难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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