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讨渔税”倒是很直截了当，因为，戏里满是催要渔税的词，而且，那场很著名的架也是为了渔税才打起来的；说它叫“庆顶珠”就让人颇为费解了，在我的印象中，戏里面除了划船和打架以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宝贝的成分在其中了。倘若打鱼的父女真有宝贝，早早充作税银交给丁府，不是也可免了老爹爹公堂之上那顿板子吗？我将疑问说给我的老父亲，父亲说我听戏听得糙，把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给漏掉了。他说：“萧恩到县衙去首告，挨了40板子，还让他到丁家赔礼道歉。萧恩忍无可忍，带着桂英趁夜色渡江，以献庆顶珠为借口，进入丁府，杀死丁的全家。这便是‘庆顶珠’的由来了。”
但我总觉得牵强，“献珠”这个借口实在是戏里的败笔，把它作为戏名来提出，更是喧宾夺主。好在《庆顶珠》这个又烂又俗的名儿没叫起来，足见不喜欢它的人多，不只我一个。这就好像我“王八丫丫”的小名没在叶家以外广泛叫开一样，实在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之所以喜欢《打渔杀家》，是因为这出戏我们叶家的人都会唱。不只是唱，而且还要演，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十分的地道，很有梅兰芳和周信芳的做派。至今，我的影集里还有我的大哥叶广厚和大姐叶广英在家里演此剧的“剧照”。照片上演教师爷的大哥光着膀子，系着带长穗的腰带，装出了一脸的凶恶；演萧恩的大姐带着髯口，梳着小抓鬏，更是一脸的认真。照片出自20年代父亲的德国相机，相当清晰，画面上的大哥有10岁，大姐最多不过五六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能粉墨登场，除了可以看出叶家众子弟的多才多艺以外，也足见《打渔杀家》在叶家的深入。如今，照片上的两位“演员”都早已作古，那悠悠的琴声与唱腔却传了下来，一直传到了我这儿。
解放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那是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旧时在京城是一座很有名的学校。校长是徐悲鸿，著名画家齐白石、徐燕荪等也都任过该校教师；王雪涛、李苦禅等大家均毕业于此。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老哥儿俩打小居住在一起，没有红过脸，没有分过家，兄弟孔怀，为小辈们做出了好榜样。老哥儿俩不惟画画得好，而且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饭后，老哥儿俩常坐在金鱼缸前、海棠树下，拉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悠扬，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笙笛锣镲也是现成的，呜哩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首场便是《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完了就演《空城计》，然后，《甘露寺》接着《盗御马》，《吊金龟》接着《望江亭》，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
母亲说：“狐仙都出来了，散了吧。”
我们家院深房大，老北京传说大凡这样的大宅门都有狐仙与人同时居住，狐黄灰白柳（狐狸、黄鼠狼、老鼠、刺猬、长虫）是家神，是不能轻易得罪的。据说，我们家的狐仙晚上常常变成白胡子老头出来在院里各处溜达，有人还听到过狐仙的咳嗽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逢有这种情况就要早早地回避，不要撞克了。
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大家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
弟兄们这么热闹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我比我的大哥整整小了36岁。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60多岁了。他是光绪十四年的生人。
虽然没有和父兄们在家里唱大戏的荣幸，但我却敢大言不惭地对兄长们夸口，说我在颐和园的大戏台上唱过《打渔杀家》，德和园的戏台不是等闲之辈能上的，那是杨小楼、梅兰芳们一代宗师给西太后唱戏的地方。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戏台两侧的楹联：
山水协清音，龙会八凤，凤调九奏；
宫商协法曲，像德流韵，燕乐养和。
这个联是西太后过60岁生日时，亲自撰写的。我父亲教我认字，就是从这几个字开始一天五个一天四个地认起的，也只是识字，至于那意思，是一点也不明白的。
为什么我能在德和园出乖露丑呢？这还要从我的三哥说起。
我的三哥叶广益和三嫂鲍贞都在颐和园里工作，我很多时候是和他们住在那座美丽的大园子里的。德和园大戏台东边有个夹道，那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门，我们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门里。门小院子却大，里面北房一排，前廊后厦，高大宽敞，连那睡觉的雕花木炕也是嵌在北墙里，古色古香，十分的与众不同。我仔细地观察过，小院不少，小孩子却没有一个，这使我感到寂寞。我渴望着回到城里，回到父母身边，但我也深谙父母无暇顾及我的难处，母亲在数天前又为我增添了一个叫做叶广荃的小妹妹。
我们家别的不多，就是孩子特多，按大小排行起来，大大小小一共14个，7男7女，我是第13个。孩子多了就不珍贵，也不娇气，多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捎带着养，不似今日的独生子女，上小学六年级了还要家长每天在学校门口接来送去。我常想，那时候我不过四五岁，家里把我撂在颐和园怎么就那么放得开呢？负责照看我的三哥对我更是大松心，他和三嫂白天上班，让我一个人可着园子到处乱跑，到哪儿去他连问也不问，好像这个园子就是我们的家，让人放心极了。所以，在颐和园，我像大草原上的羊一样，每天只要在吃饭的时候到颐和园东门口的职工食堂找到买饭的三哥即可。三哥夫妻俩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做饭，我也只好跟着他们吃食堂。对颐和园职工食堂的饭我不敢恭维，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饭。当然，在以后我吃了不少食堂之后才明白，东宫门的饭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后来，三哥雇了一个很能干的、清瘦的老太太给他做饭，老太太做的饭很有水平。冬日的下午，老太太常常坐在火炉边一边跟我聊宫里的故事一边捏小点心，她烤出的小点心花样繁多，小猫小兔小鸟形态生动活泼，别说吃，就是玩也很有意思。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是宫里御膳房的厨子，死了。她无儿无女，没别的特长，只会做饭，被号称美食家的三哥接到家里来。这样，我随时都有点心吃了，再不要记着钟点跑食堂，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福不过的事了。
这都是题外话。
一个被叶家的人叫做“王八丫丫”的很淘气的小姑娘在园子里孤寂地住着，那实在是一段磨人性情的岁月。我常常坐在谐趣园水榭的矮凳上，望着亭台楼阁，以孩子的心，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与眼前景致和我有关的美丽故事。故事里自然要有园子的主人公皇上和老太后，不能少的是年轻的渔家女桂英和她的老爹爹萧恩，我一定更是其中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夕阳西下，晚霞凄艳，园中的水色山光使人想到《打渔杀家》那段西皮导板：
白浪涛涛海水发，
江岸俱是打渔家，
青山绿水难描画，
树枝哪怕日影斜。
湖水和江水一样，在夕阳里飘散着一股忧愁，一股难以说清的寂寞和惆怅。戏中英雄老去，归隐江湖，洗尽了当年的意气，只有天真的幼女相依为命，最后只好“双双走天涯”了事。那情景真的要让人为之伤心一哭了，我想，如若我认识桂英，一定要参与进去，助那父女一臂之力，倘能叫上我那些齐整英俊的哥哥们，萧家不但能够打赢，说不定那个小女子桂英的终身也会有了依靠……
知春亭畔有元朝宰相耶律楚材的祠和墓，祠内供奉着耶律楚材的塑像，是个穿白袍的老头儿，三缕黑髯垂在胸前，很和蔼可亲。三哥对我说，当初西太后修复颐和园的时候，认为自家的花园里搁着个外人的坟有点不伦不类，就想把它起走。耶律楚材给太后托梦说，你修你的园子，我住我的家，咱们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就是你们的乾隆建园时都没敢把我请出去，你能把我怎么样？西太后从此再不敢提迁坟的事，这座坟就理直气壮地在皇上的家里呆下来了。我听了以后，很佩服耶律楚材的勇敢，把他看作和萧恩一样的人物。当然，那时对这位为元朝立赋税、设郡县、建户口的历史名臣并无一点了解，所见只是个白袍子，就叫他白大爷。没事儿就往白大爷那儿跑，跟白大爷去说话。白大爷是这座园子里我能看得见的、肯陪我聊天的好老头儿。久而久之，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了白大爷，三哥常问我：“今天没上白大爷那儿去吗？”
这些通连天地、混乱古今的遐想，借助这美丽的山水而生，我相信，它们在我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我创作以御医为题材的小说《黄连厚朴》，以皇亲、王爷为题材的《瘦尽灯花又一宵》以及以家族文化为背景的小说《本是同根生》和《祖坟》等作品中，很难说没有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上海文学》的编辑在评论这些作品时说：“在她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郁，一种对世事人生的茫然和感动，那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
我想这茫然和感动大概就是来自这山与水吧！
有一回在西堤，我看见有一对情人掉到湖里，男的淹死了，浑身青紫地被抬到东门口的门诊部，用席子盖着，搁在墙根儿，跟他一块儿来的女的坐在台阶上哭。本来，逛颐和园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却死了一个，那一个怎么能不悲伤呢？我看那个女的哭，就也在一边陪着她哭。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很想不通的事情。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们多把我当成了死者的家属，劝那个女的说：“你不要哭了，你也要为身边的孩子想想。”也有的人说：“唔，孩子还这么小，爹就淹死了，真惨！”我想，那个女的虽然没说什么，心里一定对旁边我这个陪哭的感到莫名其妙。我哭着想，我们家的人怎么就不怕我被淹死呢？假如席子底下躺着的不是那个男的而是我，我三哥该如何向父亲交代？于是，我就很希望我也能死一回，不为别的，就为让他们也为我好好哭一回，省得我在家里老像被人忘掉一样。
我的生活单调又无聊，西苑有飞机场，飞机每每到了这里已经趋于降落，飞得很低很低了。从我头顶飞过的飞机，不但机翼上的号码看得一清二楚，有时连里面的驾驶员也能看得见。只要外面飞机一响，哪怕正在吃饭，我也要把饭碗推开，飞快地跑出屋门，向每一架路过的飞机热情地挥手致意。现在想想实在是没意思，但有一段时间它竟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都在焦躁地等待着飞机的到来，来一架，我在“大前门”的香烟盒上记一架，天长日久，记了好几张烟纸，都是飞机的号码。以我的文化水平，能认识的也就是那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可笑的是，我在记录一架飞机和一架飞机的号码时没有断开意识，所以，记到最后，竟是满篇的、毫无头绪的1234567890数字，分不清谁是谁。
这大概与那次陪哭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戏台所在的德和园今日已经成为园中的重要游点，据云需另购门票才能进入。彼时它是去后山和通向排云殿的通道，一度是我的娱乐场。有时园子里晚上给职工放电影，幕布就挂在慈禧看戏的颐乐殿前，观众则坐在大戏台上看。这情景大概是老佛爷当年万万想不到的。记忆中的大戏台远没有现在这般鲜丽辉煌，更没有这么多熙熙攘攘的游客，那时的人似乎很少。颐乐殿西面有门，有时我从后山转进殿里，在西太后听戏的南炕前向大戏台遥遥望去，繁华歇，风云灭，昔日的热闹早已无迹可寻，惟有太阳晃晃地照着，除了看到大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像外，再也看不出其他。于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个耳朵又聋、眼神儿又不济的老太太坐在这儿能把《打渔杀家》看出什么味道来。
大戏台上的青石条和起伏不平的木板台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就是薄暮时分喧闹嘈杂的燕子了。“依依宫柳拂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傍晚，游人都出园了，大戏台前只剩下了我和那些燕子时，双方便都显示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活跃。燕子们这时就故意撩逗我，从我耳畔嚓地飞过，掠起一阵风——它们不怕我这个小人儿。我自然也按捺不住表现的欲望，跑上台去，对着那空旷的院落，对着那些黄黄的琉璃瓦，对着玻璃后头的“慈禧”，表演我的《打渔杀家》。
我拉着架势扯开了嗓子吼道：“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
没人喝彩。四周寂然无声。
“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
没有掌声。头顶小燕啾啾。
稚嫩的细嗓，柔弱的小丫头，与那古旧庞大的戏台、恢弘的殿宇，实实的不相称，而那叱咤风云的气势，那乳犊不惧虎的精神却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父亲来了。
我像过节一般高兴。
晚上，父亲和我睡在外间屋的炕上，我给父亲看那些飞机的号码，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让父亲很是为难了半天，他说：“你这是什么呀，鬼画符吗？”
父亲看不懂，我很伤心。
后来，父亲就开始教我大戏台上的楹联了。再后来就走到哪儿讲到哪儿，那真无异于一段段美好的文化讲座，一曲曲流动的音乐。整个园子，数谐趣园的楹联最为清丽秀美：“菱花晓映雕栏日，莲叶香涵玉沼波”；“窗间树色连山净，户外岚光带水深”。如那景色一样，这也是让人永难忘却的佳作。
父亲从不在三哥这里多住，一则因为工作，二则他说睡觉的炕“不干净”，使他净做噩梦。父亲说，这炕自砌成以来，不知睡过多少恩恩怨怨的人，百年前的事都到梦里来了。为此，三哥借了玉澜堂门首西边一张床让父亲去睡。那里是值班室，没有古老的恩恩怨怨的炕，只有两张木板床，但父亲在那里大概只住了一宿就回来了。他对我说玉澜堂的怨气太重，戊戌政变后，慈禧在玉澜堂的霞芬室和藕香榭殿内砌了高墙，专作关押光绪之所，不宜人住，特别不宜我们姓叶赫那拉的人住。在玉澜堂只睡过一晚上的父亲，竟能借此而发挥，编出了一个他在夜里与光绪品茗谈古论今的故事。应我的要求，那晚自然又有萧恩和他的女儿桂英，孙悟空和猪八戒来凑热闹，甚至连自沉于昆明湖的一代文豪王国维也由水中踏月而出，加入清谈之列。于是，出自父亲口中的玉澜堂之夜，人鬼妖聚集，热闹非凡，实实地让人向往了。如此看来，父亲以其艺术家的想象力，深入浅出地为他的小女儿编撰着一个又一个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故事。多少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由玉澜堂之夜溢出，潜入一个孩子的纯净心田。
三哥见我每天闲得实在无聊，就给我找事，让我去后山挖取开紫花的兰草，嘱我一定要连土弄回，栽在南墙背阴处。这种草在后山大片地长着，有很多，只半日工夫，我便弄回不少，沿墙栽了数排。尚不过瘾，又从后湖偷来睡莲，养在洗衣服的绿瓦盆内。彼时虽不懂“寂寞梧桐深院”的风雅，却也有“似此园林无限好”的追求，很为小院的美化花了一番工夫。
睡莲死，幽兰枯，满园秋风萧瑟时，父亲来看我。我吵着闹着要跟他回家，我说我实在不愿在这不是人待的地界住下去了。那时我还不会说什么“保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培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一类很有水平的话，我只是一味地闹。记得是在谐趣园的知鱼桥上，父亲望着阴冷的水、枯败的荷叶说：“此景难得，此境难寻。景为水残，时为秋残，这是千古文人能够享受和欣赏却难以解释和理解的心境，你这个小东西置身于绝美之中却茫然不觉，实乃愚钝不可教也。”这些话我自然听不懂，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是教训我的话，心里更是十二分的不平。
三哥在一旁说：“您说这些话是对牛弹琴，这孩子混沌着呢，她根本听不懂，每天只是傻吃傻玩。夏时挖回一院子马莲，以为是兰草，揪回一盆荷叶，都是没根儿的。”
父亲告诉我，颐和园里有一种叫做哈拉闷的东西，这东西时而有形，时而无形，荡于园中各处，常为人所见。又说因了哈拉闷的存在，这园子才有了生机，有了灵气。
我说：“我要去寻找哈拉闷，找到了捉回来，蛐蛐儿一样地养在罐里。”
父亲说如此甚好。
第二天，父亲亲自陪着我在颐和园里寻找哈拉闷。
在后湖的绿水中，在大殿的螭吻上，父亲几次说他见到了哈拉闷，我则一无所见。
父亲回去了，留下了继续寻找的我。在以后的时光里，我已无心对付燕子和兰草，而将一腔热情扑在哈拉闷上，我发誓要找到那个父亲看得见我却看不见的精灵。颐和园由东向西，自南至北，从龙王庙的码头到北宫门的石阶，从西堤六桥的桥墩到仁寿殿的流水沟眼儿，这些人迹难到的所在都被我细细地窥探过，不能说找得不认真。从1750年乾隆修建这个园子至今，想必还没有一个孩子将这所园林阅读得如此仔细，如此淋漓尽致。
一个炎热慵懒的夏日中午，我拒绝午睡，要去寻找哈拉闷。三哥无奈，将我扯至后山四大部州的藏庙遗址前，指着散落在荒草中须弥石座上雕刻的光身小怪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哈拉闷。”
我说：“不是，哈拉闷是活的！”
我的语气之坚定使三哥没有反驳的余地，他气愤地将我扔在太阳下那堆红色的断壁残垣中，独自回去了。
我执拗的脾气不招人待见。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点题外的话。三哥其实不是我父亲的孩子，严格地说他应该是父亲的侄子。但是，他的父母早早就故去了，由我的父亲将他抚养成人，他是我们众多孩子中身世最为坎坷的一个。三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把我的父亲看作他自己的父亲，把我们也看作他的亲兄妹。在七个哥哥中，我最喜欢的是三哥，我对他的依赖，是女儿对父亲的依赖。1994年，他71岁，患了癌症，临终前他忍受着病痛给我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信，信的最末一句话是：“丫丫，你是我抱大的。”万语千言的疼爱尽在这一句话之中。
我曾一度把寻找哈拉闷的希望寄托在颐和园后山独有的白水牛儿身上，水牛儿捉来不少，骑在路边的石凳上依次排开，挑选其中个大、长相齐整令人有好感的，捏在手里唱：
水牛儿，水牛儿，
先出来犄角后出头哎，
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肝烧羊肉哎，
……
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大概没有谁不会唱这首歌。
那些水牛儿在我声嘶力竭，青筋高暴的呼喊中终于有了动静，水牛儿的露头绝非因为热情的呼唤或是烧肝烧羊肉的感召，而是受不住捏着它的热手的炙烤才极不情愿地探出头来。水牛儿先伸一角，再伸一角，慢腾腾地展开身子，甚为不满地张望一下，很快又缩回壳中。整个过程忍耐、惊喜与失望紧紧相连。
在对水牛儿的艰苦呼唤中，并没有唤出我梦寐以求的哈拉闷。
长大以后与文学有染，也有了一把年纪和阅历，便明白那哈拉闷是父亲用来哄小孩子的东西。文学造诣精深的父亲让他的孩子去寻觅一种精怪，从寻觅中感受中国文化艺术的底蕴，认识艺术魂魄的神奇魅力，经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民族文化体验。后来，我问过哈拉闷究竟为何物？人说，哈拉闷系满语，是指水怪一类。颐和园里水多，早年或许有过哈拉闷的传说也未可知……
其实，对哈拉闷的真实语意我已无心追究，那是语言学家们的事情。然而，哈拉闷对于颐和园，对于文化艺术乃至于整个宇宙人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内，故有精神、有生气；出乎其外，则有形象、有高致。这便是父亲说的时而有形，时而无形了。童年时代，是为寻找而寻找，看来是一种游戏，然而，游戏的本身又何尝不是目的？与艺术一样，是一种心的感动，是一种欲罢不能的状态。一个普通的理念，足足让人认识一生。
我的聪明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教育竟然是这样的。
1955年的中秋节，父亲恰住园中，那晚他携了我与三哥三嫂同去景福阁观月。
景福阁原名昙花阁，位于万寿山脊东端，乃听雨赏月的绝佳之地，最受乾隆喜爱。后来，西太后重修改建成厅堂，赐名景福阁。中秋那晚，年少的我，无赏月雅致，而为三嫂所带糕饼吸引，一门心思只在吃上。
父亲见状对三嫂说：“我花甲之年才得此女，自然怜爱有加，虽他日为鸡为凤不可预期，然姿禀尚不愚笨。今放逐园中，如野马笼头，驯致为难，实出无奈，还盼鲍贞耳提面命，严加教训，否则，恐终成猪犬。”
三嫂说：“小丫丫才6岁，正是混沌未开之时，为人一世，快活也就是这几年罢了，何苦拗她。”
当时我口啃糕饼，偎依在父亲怀抱，举目望月，银白一片。居月光与亲情的维护之中，此情此景竟令我这顽劣小儿也深深地感动了。以后读了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更觉那逝去光阴的可贵，以致每每见月，便想起景福阁。那美妙绝伦的景致还当存在，而那恬静温馨的亲情却是再不会有了。
那夜的月似乎给了我某种启示，父亲第二天要返回，说是要去河北彭城。我从内心突然生出难以割舍的依恋，这种依恋的深重绝超出了一个6岁孩子的经历。那天，我执意要跟父亲同归，任谁怎么劝也不听。我死死地拽住父亲的衣襟，整整5个小时没有松开，这使本应吃过中午饭就离开的父亲一直拖到了晚上。我那反常的举动使大人们无措，他们不知我那天是怎么了，为什么那么不听话，咧着嘴肆无忌惮地哭。
三哥说：“今儿这孩子是邪了。”
那晚，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父亲答应领我回家。
我和父亲手拉着手向颐和园的东门走去，那天的月亮又圆又亮，照着我和父亲以及我们身后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宇。那晚，父亲穿着深灰色的春绸长袍，白色的胡子在胸前飘着，一手拄着他的藤拐杖，一手拉着我，一老一小的身影映在回家的路上。我把父亲攥得紧紧的，心里真怕他突然变卦，又把我送回园子里去，尽管我当时仍止不住那一下下地抽泣，但还是带有讨好性质地跟他说了不少笑话。我想让他因为我的存在而愉快、而幸福，而不感到我的多余。
回到家，母亲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小妹妹在发烧，老七叶广宏又逃了学，他把书包藏在了警察楼子里，自己跑得不见了踪影。警察按照本子上的地址找到学校，又找到家，我们到家的时候，那个肇事者还没有回来。到半夜，七哥才回家，一问说是到动物园看猴去了，没钱坐车，是从西郊走着回来的。
母亲一个晚上都在抹眼泪，那个叫广荃的妹妹在床上不停地哼哼，她不闹，很乖也很懂事，睁着一双大眼睛恐惧地看着训斥儿子的父亲……
这就是家，这就是生活，从这我也隐隐地感到了家里为什么总是希望我住在颐和园的缘由。我在这个家里只能添乱，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第二天，父亲就去彭城了。
我和母亲把他送到大门外，母亲怀里抱着软弱得抬不起脑袋的小妹妹，小妹妹伸出小手跟父亲再见。
父亲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说：“回去吧。”
我和母亲都没有动。我无法揣度父亲当时的心情，他是个事业型的人，对于离别、对于亲情似乎并不在意，那一句轻轻的“回去吧”便是告别，与妻儿的告别。
当时我鬼使神差地追上了父亲，接过了他背上的小包袱，我说我要送他一程，送他上车。我背着小包袱将父亲送到北新桥，送上了开往前门火车站的有轨电车。没有经验的我竟然跟着父亲上了车才将包袱交给他，车要开了，父亲把着车门拨开众人大声说：“让我的孩子下车！”
车开了，父亲站在车尾向我挥手，示意我快些回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我那颗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悲哀。
那一别，竟成了生死的诀别。
我是父亲的孩子当中最后见到他的一个。
有一天，突然说姥姥得了急病，将母亲叫去。
我是后来随着三哥广益、四哥广明、五哥广延一块去的，我不明白姥姥病了却让这么多哥哥去干什么。路上，三哥难过地抚摩着我的头说：“要紧的是今后这些小妹妹们怎么办……”
三个哥哥站在黑暗的胡同里只是唏嘘。
我感到了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我绝没有想到是父亲，因为一个星期前三大爷还给我母亲读了父亲写给他的信，信里说在彭城那个小地方竟然还能看到京剧，行头好，唱功也好，演的是《鸿鸾禧》和《打渔杀家》……
到了姥姥家，姥姥很健康，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
我说：“姥姥，您不是病了吗？”
姥姥没说话，大舅把我拉过去说：“丫儿，你得懂事。你不能哭，你得为你妈想想，广荃还小，你别吓着她。”
我懵懵懂懂跟着大舅进了屋，屋里有一桌子纹丝未动的酒菜，这种非同一般的阵势让人的心底一阵阵发凉。
母亲见到我，哭了。
母亲说：“你父亲殁了。”
我一下懵了。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我是什么反应，没有哭是肯定的，从那儿我才知道，悲痛已极的人是哭不出来的。后来，我见到书上有“抚棺临穴而无泪”的说法，觉得它太贴切了。
原来，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彭城陶瓷研究所他的工作岗位上。
母亲那年47岁。
母亲是个没有主意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最大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娘家到婆家，从婆家到娘家，临此大事，只知道哭，将父亲的后事全部托付给在彭城工作的堂兄——我的六哥叶广成。因直系血亲没人来奔丧，六哥就和研究所商量，将父亲的棺木暂时囚封在峰峰矿区滏阳河岸，以待不日来人扶柩回京。
原以为是数月的事，孰料，父亲的棺木在那陌生之地，一囚就是20年。
父亲的亲儿子们谁也没想起接父亲回家，我至今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当时这一失策之举，酿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位妻子，父亲去世时非我母亲所生的哥哥们已经成家立业，各人有各人的日子，顾及不到我们。而我母亲所出的五姐广芸、七哥广宏，以及我和小妹妹广荃，最大的不到15岁，最小的不到3岁。弱息孤儿，所恃已为活者，惟指父亲，今生机已绝，待哺何来？
我怕母亲一时想不开，走绝路，就时刻跟着她，为此甚至夜里不敢熟睡，母亲半夜只要稍有动静，我便呼地一下坐起来，这些我从没对母亲说起过。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在她那些无数凄苦的不眠之夜中，有多少是她的女儿暗中和她一起度过的。
年年寒食，我都与母亲在大门外烧些纸钱，祭奠千里之外父亲的亡魂；岁岁中秋，奠香茶一杯，月饼数块，徒作相聚之梦。随着岁月的迁延，年龄的增长，内心负疚愈深。对父亲，我生未尽其欢，殁未尽其礼，实是个与豚犬无异的不孝孩子。
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
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带着一身重孝走进了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老学校，在有名的国子监南边，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曾经担任过它的校长。我进学校时，绝不知道什么老舍，连当时的校长是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我的班主任叫马玉琴。她是回民，是一个梳着短发的美丽女人。在课堂上，她常常给我们讲她的家，讲她的孩子大光、二光，这使她和我们一下拉得很近。
我的忧郁、孤独、沉默、敏感，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有一天课间操以后，她向我走来，我的不合群在这个班里可能是太明显了。
马老师靠在我的旁边低声问我：“你在给谁戴孝？”
我说：“父亲。”
马老师什么也没说，她把我搂进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老师，我感觉到了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和那好闻的气息，我想掉眼泪，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泪，就强忍着，喉咙像堵了一块大棉花，只是抽搐、发哽，马老师轻轻用手拍着我的背。我知道，那时候我只要一张嘴，就会哇地一声哭出来。
老师什么也没问。老师很体谅我。
一年级期末，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进了一家街道小厂，这就为我增添了一个任务，即每天下午放学后将3岁的妹妹从幼儿园接回家。
有一天，轮到我做值日，扫完教室天已经很晚了，我匆匆赶到幼儿园，小班教室里已经没有人了。我以为是母亲将她接走了，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到家一看，门锁着，母亲加班，我才感到了不妙，赶紧转身朝幼儿园跑。从我们家到幼儿园足有汽车四站的路程，直跑得我两眼发黑，进了幼儿园差点没一头栽到地上。推开小班的门，我才看见坐在门背后的妹妹，她一个人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等我。阿姨把她交给了看门的老头儿，自己下班了；那个老头儿又把这事忘了。看到孤单的小妹妹一个人害怕地缩在墙角，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
我说：“你为什么不使劲哭哇？”
妹妹噙着眼泪说：“你会来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来，让妹妹趴到我的背上，我要背着她回家，我发誓不让她走一步路，以补偿我的过失。我背着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妹妹几次要下来我都不允许，这使她的心感到了较我更甚的不安，像当年我讨好父亲一样她也开始讨好我。她在我的背上为我唱那天新学的儿歌，我还记得那儿歌是：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点点头呀，
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灯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闪烁，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葱花炝锅的香味由别人家里溢出。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的影子映在路上，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行清冷的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淌进嘴里，那味道又苦又涩。
妹妹还在奶声奶气地唱：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是第几遍的重复了，不知道。
那是为我而唱的，送给我的歌。
这首歌或许现在还在为孩子们所传唱，但我已听不得它。那欢快的旋律总让我有一种强装欢笑的误解，一听见它，我的心就会缩紧，就会发颤。作家唐君毅说得好，人周围往往构成一片无限的寂寞苍茫的氛围，“以此氛围为背景，尔后把我们有限的人生，烘托凸显出来。人生如在雾中行，只有眼前的一片才是看得见的，远望是茫茫大雾。人生如一人到高山顶立，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四周是寂静无声。人生又若黑夜居大海中灯塔内，除此灯光所照的海面外，是无边的黑暗，无边的大海……”那时，我年纪虽小，已经感到了雾的迷蒙，山的孤寂，夜的恐怖……
但我至今不能忘记在我人生之路上给予我理解和爱的人们，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将伴我终生，珍藏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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