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起源——神农与后稷的传说 ■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神农是农耕文明的开启人。相传在远古的时候，人们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采不到野果、野菜或捕不到动物时，就只有挨饿受冻了。为改变这种状况，神农砍来木料，制作了耒、耜等农具，向大家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并与大家一起耕作。他因此被奉为农家之祖，并与燧人氏、伏羲氏并称“三皇”。
神农此人是否真实存在，现在尚难以断定，但神农教耕的传说，确实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从采集、渔猎进步到原始农业的情况。同时，这一传说也体现了当时人人劳动、平等互助的社会现实。
■
感应受孕生神农
传说神农的父亲是少典部落的首领，而他的母亲名叫安登。有一天，安登在华阳游玩时，感应神龙之气而受孕，在姜水河畔生下了神农。神农生具人面龙额，下地三个时辰便能说话，五天便会走路，七天便长全了牙齿，三岁就会做稼穑的游戏了。
神农同情百姓疾苦，以解决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开创了华夏农业文明，这就孕育了后来的民本主义思想。而且，在有关神农的神话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探讨了农业技术的起源，包括制作农业工具、考察土地状况等，也包含着技术层面思想的发展。所以，人们又将后世的农家称为“神农学派”。
后稷是继神农之后，中国农业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古代周族的始祖，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官。因为他出生时的情况比较怪异，家人认为是不祥之兆，便将他抛弃在田野里。没想到，动物们纷纷来保护这个小男孩，一些雌性的动物还给他喂奶吃。人们索性又把他放在冰上，可是人还没走远，天上的鸟都飞下来，用翅膀给这个小男孩遮挡寒气。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个孩子不一般，就又把他抱回来交给他的母亲抚育，并给他取名叫“弃”。
弃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学着大人的样子采集植物的种子，并学种麻和大豆。长大后，他对种植各种庄稼的兴趣更加浓厚，不仅懂得因地制宜种植作物，还精通选种、拔草等农田管理技术。此外，他还能从作物成熟的早晚及外观性状，来辨别作物的类型。
经过长期的耕作实践，弃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他种的庄稼横竖成行、整齐划一，大豆茂盛、谷粒饱满。附近的人们听说他很会种庄稼，便都跑来学习，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农耕知识和经验都传授给大家。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粮食连年丰收，进一步减弱了人们对渔猎和采集的依赖。
■
神奇的大脚印
据说，后稷的母亲名叫姜螈，属于有邰氏部落。一天，她到郊野去求神，在路上看到一对很大的脚印，便好奇地用自己的脚去比试这双脚印。她的脚刚踏上脚印，便感到全身一震，回到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不久，姜螈就生下了后稷。
弃的事迹很快传遍整个部落，尧帝推举他为部落联盟的“农师”，指导部落群众进行耕作。到了舜帝时，弃又被请来担任最早的农官——后稷，主管部落联盟中的农事。此后，人们便都称他为“后稷”了。
后稷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劳，把他安葬在“都广之野”。那里不仅风景秀美，而且土地肥沃，各种农作物都长势极好。传说，通往天上的梯子就位于它的附近，因此每到收获季节，还会出现凤凰率百鸟起舞的奇景。
战国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农业生产正由奴隶制转化为地主制。诸子百家中各家的学说几乎都包含了重农的思想，都涉及农耕的问题，而它们又都是为政治主张服务的。这种对农事的广泛争论，为许行的农家思想体系的创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许行——“君王亲耕”的希冀 ■
许行，著名的农学家、思想家，生于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他依托远古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以打草织席为生。
他与孟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是先秦时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留下姓名的农家代表人物。他没有留下关于自己学说的专著，有关他生平的资料也极少，只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存有他见滕文公之事，从中略可窥见其思想主张之一斑。
据载，对神农学说颇有研究的许行从楚国到了滕国，主动拜访滕文公并对他说：“我从远方而来，听说您实行仁政，希望在您这里得到一个安身之处，做您的百姓。”滕文公便收留了许行和他的几十位弟子。
许行和弟子们身穿粗麻布衣服，亲自耕种，并用收获的谷物、织的席子和草鞋来换取农具和生活用品。不久，儒家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二人也背着耕田的犁锄从宋国来到滕国。他们拜见滕文公，并说：“听说您实行圣人的政治，那么，您也是圣人了。我们愿意做圣王的百姓。”于是，陈氏兄弟也在滕国住了下来。
■
反对不劳而获
许行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获。他认为，“仓廪府库，是厉民而以自养也”，国君设仓库储存米谷，以及设府库积聚财货，都是伤害人民来供养自己的行为。同时，他还一并否定国君对仓库、府库所存之物的拥有权。另外，他还主张依据产品的长短、大小等数量、质量规定价格，不赞成商人居中剥削，反对抬高物价的欺诈行为。
一天，陈氏兄弟与许行不期而遇，许行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平等劳动、分工互助、等量交换等学说，陈氏二人大为悦服，便抛弃了以前所学的儒家的那一套，跟着许行学习起神农学说来。
后来，陈相去拜访孟子，传达了许行的一些言论和思想。如：“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库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听后大为光火，当即对许行口诛笔伐，许行的思想却也因此幸而得以留存。
许行认为，滕文公施仁政，可算有德，但还没有达到圣贤的境界。真正的贤君，应该“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也就是说，要亲自下田与人民一起耕种，自食其力；要一面自己做饭吃，一面治理国家。许行这种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反对不劳而获的主张，体现了其消除阶级差别、追求社会平等的朴素的社会理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职业分工是生产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标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君民共耕”是不切实际的。
这就难怪孟子一听到许行的主张，就大力反驳了。孟子还通过陈相了解到，许行除了吃的粮食是自己种的外，戴的帽子、做饭的锅、耕田的农具等，都是拿其他东西换来的。于是，孟子指出，由于分工不同，人们的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自产，国君更不可能一面耕种田地，一面治理国家。
孟子由对许行的评判，得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著名结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其实，“君民共耕”或许原始社会的氏族首领真正实行过，但到了后来，帝王们每年正月搞的“亲耕”——亲自扶犁耕田，只不过是一种仪式，只是为了劝课农桑而已。如《谷梁传》就记载：“天子亲耕，以共粢盛。”很显然，这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 氾胜之——西汉农业技术专家 ■
氾胜之，氾水人，西汉农学家。其先人本姓凡，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往氾水，因此改姓氾。氾水是济水支流，位于今山东曹县北20公里与定陶县分界处。
氾胜之生平事迹不详。只知他在汉成帝时，出任议郎、劝农使者。他曾在包括整个关中平原的三辅地区推广农业，教导种植冬小麦，而且颇有成效。许多热心于农业生产的人都前来向他请教，关中地区的农业因此取得了丰收。
他本人可能因为推广农业有功，由议郎提拔为御史。他总结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另外还有溲种法、穗选法、嫁接法等。他著的《氾胜之书》共2卷18篇，是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
关中地区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是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尧、舜的农师，周人的祖先后稷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以后重农一直为周王朝的基本国策。战国末期，秦国便是凭借关中雄厚的经济实力完成统一大业的。
西汉建立以后，非常重视关中地区的农业，兴修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先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关中地区推广种植冬小麦，后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在关中地区推行代田法和改良农器。约60年后，氾胜之踏入了赵过曾经为之努力的领域。
■
搜粟都尉赵过
赵过，汉武帝末任搜粟都尉。古书记载，赵过“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按“三犁共一牛”即三脚耧。又《汉书·食货志》记载：“过能为代田……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他主持创造了三脚耧，还改进了其他耕耘工具，加以提倡代田法，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氾胜之继承了前人的重农思想，认为粮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谷帛是统治天下的根本。他主张备荒，把稗草和大豆列为备荒作物倍加注意。氾胜之不仅在思想上重农，而且还身体力行，进行了区田法的试验，列入此项试验的主要作物有禾、黍、麦、大豆、胡麻、瓜瓠等农作物，目的就是为了既扩大耕地面积，又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但是，氾胜之却遇到了一个难题——人多地少。关中地区经过数千年的开发，良田沃土早就被利用殆尽，余下的那些荒地，多位于山地、丘陵、陡坡地带，一般倾斜坡度较大，利用起来困难重重。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显。一些农民无地可耕，被迫转而从事工商业。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的异化，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汉政府曾经多次将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苑囿、公田、池田等借给贫民，但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对于解决问题的作用十分有限。为此，氾胜之创造了“区田法”，“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这就提高了荒地的使用价值，扩大了农田的面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少人多的问题。
在区田法的基础上，氾胜之还总结了一系列的作物栽培技术。他将自己收至亩40石的试验结果上奏到朝廷，冀望有助于解决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出于同样的原因，氾胜之还提出了桑、黍混播的集约栽培法。
此外，氾胜之还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并列举了十几种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其著作《氾胜之书》的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这些足以证明氾胜之对中国农学的贡献。
■ 出发点——以民为本，重农抑商 ■
尽管许行这位农家的真正开创者并未留下专著，但“神农学派”的传人却很可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传说由稷下学宫中的讲师编撰的《管子》（托名管仲所著）一书，包罗各家思想学说，农家学说自然也列于其中。
一般认为，《管子·地员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也大篇幅记述了农家的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也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
在农家看来，“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民心是不可违背的。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农家关于治天下的基本主张。他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很辛苦，因而要求统治者体恤百姓，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就是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的行为，减轻赋税，轻徭薄役，不对百姓剥削太重；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虽然已经打破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参加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更易为统治者接受和施行。
■
修饥馑，救灾荒
农家认为，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等“五害”，严重地危害了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他们强调，君主要想巩固统治，就必须扫除“五害”，要“修饥馑，救灾荒”。在农家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
在农与商的问题上，一方面，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首位。
其次，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于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使民风淳朴，就更容易加以利用和役使；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能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农家认为，商业是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而且，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因此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统治者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比如，限制经营商业的人数，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商业活动的时间，结合农事来安排商业活动等。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名著《吕氏春秋》中，也有很多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内容。其中提到，可通过统一度量衡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中，由国家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这开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有了更大的进步。
■ 天、地、人——农业的三维组合 ■
《淮南子》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
众所周知，古代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时”，即阳光、雨水等气象条件，以及“地利”，即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要使上述“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发挥有益的作用，还需要生产者不惜体力和智力，对农作物进行良好的管理。对农业生产来说，“天—地—人”的三维组合异常重要，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发展农业生产要上因天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把握住“天时”，才能把握住“农时”。“天时”能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农业生产本身就要符合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
要做到“上因天时”，就要“知天时”，即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并制定历法；然后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好的收成。
《吕氏春秋》认为，“天时”与“农时”稍纵即逝，必须好好把握。这就要求人们的其他活动，都要与农时配合。例如，为了不耽误农时，农忙季节不宜举兵事、兴土木。而且，祭祀活动也与农时密切相关，春播时进行祭祀，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秋收时进行祭祀，是为了报答上天的恩赐。另外，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也要符合季节节律，切不可逆时而行，否则就难免招致疾病和灾祸。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要下尽地财。在古代，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唯一场所，农业生产不可能脱离土地而存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农家所说的土地不单指土壤，而是指土壤、水分、生物等自然条件的综合。耕作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的，“地利”就是用来表示这一复合体的概念。
■
农家“三盗”
地盗，是指地把苗侵吞了。农人把田垄做得太窄，垄沟做得太宽，田垄看上去就像一条条被困在地上的青龙，上面的禾苗长得像兽颈上的鬃毛。苗盗，是指把庄稼种得太密，不留足行距和株距，即使努力耕作，庄稼也难以长大，这是苗与苗相互侵吞了。草盗，是指有的农人种庄稼不除杂草，杂草把秧苗湮没了。
《管子·地员》篇对“地财”因素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从而将农家的生态农学模式提高到了科学的水平。书中不仅考察了平原、丘陵、山地三种地形的生态关系，叙述了平原上五种土壤适宜生长的谷种、草木，以及水泉深浅等问题，还介绍了丘陵和山地的高下等次、宜生草木、山泉性质等。
此外，书中还将九州之土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共18种类型，并讲述了各类型土地的性状。在这个基础上，该书还总结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律——“草土之道，各有谷造”，即“谓此地生某草，宜某谷”，也就是从该地适合什么草生长，推断出适合种植何种谷物。
又说“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并举出12种植物在不同土地环境中生长地位的高下等次作为例证，说它们之所以有高下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生长的土地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不同的土壤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才是丰收的保证。
再次，发展农业生产要中用人力。农家认为，人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离开“人力”农业生产根本不可能进行，因此极为重视“人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吕氏春秋》还在农家系统内第一次提出了“三盗”的概念，突出了人在农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三盗”是指“地盗”“苗盗”和“草盗”等田间管理的三大误区。“三盗”的危害极大，人们应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加强田间管理，要在精耕细作上下工夫，如田垄要做得尺寸合适，要保持适当的株行距，要合理除草等。
■ 传承与流变——从农家到农学家 ■
汉武帝时，西汉进入了鼎盛时期，实现了王朝的大一统。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农家和百家的其他流派一样，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而且，农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也不合封建地主阶级的胃口，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中国向来以农立国，从事农学研究的群体怎么可能消亡？实际上，农家这一思想流派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科技群体——农学家，以新的面貌崭露头角。农学家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农家的学说，并将其发扬光大，并且他们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光耀古今、大名鼎鼎的人物。
氾胜之，今氾水（今山东曹县）人，西汉农学家。其祖先本姓凡，秦亡时逃至氾水避乱，遂改姓氾。他曾任议郎，在陕西关中地区管理农业生产，因成绩显著升任御史。汉成帝时，他著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书《氾胜之书》，总结了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的种植技术和经验，反映了当时农业科学技术的新进展。
贾思勰，北魏农学家，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人，曾任北魏高阳郡太守，又经营过农牧业生产，对农业进行过系统的调研，具有深厚的农学功底。南北朝期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贾思勰从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著书立说，介绍农业知识，以求富国安民，于是写成了世界农业学史上最早的专著《齐民要术》。
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元代农学家。他在任旌德县（今安徽境内）和永丰县（今江西省境内）县尹期间，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组织修筑水利工程，劝课农桑，也注意考察农业生产技术，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大约在旌德县任职时，他综合整理平日的笔记，写成了农业科学名著《农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明代杰出的科学家，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之一。他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第一名考取举人，7年后又中进士。他一生有30年左右从政，晚年官至礼部尚书、东阁次学士。
■
徐光启引进西学
徐光启曾经师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译过《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西方科技著作，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接受并系统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学知识、水利理论等先进科技的科学家之一。
徐光启很注重研究古代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在天文、历法、火器制造等方面颇有造诣。不过，他平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还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著述颇丰，其所著的《农政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农学著作之一。
宋应星，字长庚，明朝杰出的科学家，1587年出生在江西奉新县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自小聪明过人，记忆力强，不仅熟读经史，而且对天文、地理、农业、植物、医药、工艺、兵器等领域都广泛涉猎。
他于1615年考中举人，此后十几年间曾六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都由于当时考场舞弊现象严重而名落孙山。于是，宋应星对追求科举功名逐渐失去了兴趣，将精力渐渐转向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
他曾利用参加会试时往返京城的机会，沿途考察农业、手工业、采矿、冶炼，甚至曾取道景德镇，调查瓷器的生产工艺，积累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后来，他在任职江西分宜县县学期间，把自己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成中国农业史上的巨著《天工开物》。
■ 农典——从《上农》到《天工开物》 ■
神农作农书虽是传说，然而中国作为古老的农业国，对农学的研究较早，这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今存古籍中，最早的农学论文恐怕要数《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以及《管子》中的《地员》等篇。
《上农》篇主要讲重农思想和奖励农桑的政策，《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则具体阐述了从耕田、整地、播种、定苗到中耕除草、管理、收获等农业生产的一整套技术、方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周时期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
《地员》篇除了介绍植物生态学的知识外，还专门论述了土壤的分类问题，即根据土地的颜色、结构、质地、盐碱性、肥力的不同，结合水文、地形、植被等自然条件，把土壤分为“上土”“中土”“下土”3个等级18个小类。
《汉书·艺文志》列有农家著作百余篇，现仅知《尹都尉》是讲种植芥、葵、蓼、韭、葱等瓜果蔬菜的，《赵氏》《氾胜之》《蔡癸》是讲耕作、栽培、育种的。
《氾胜之书》是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书中载有耕田法、溲种法、穗选法、区田法等农耕技术，以及禾、黍、麦、稻、大豆等十多种作物的栽培技术，反映了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概况和种植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农书中作物各论的先例。它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宋的《陈敷农书》、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称中国古代五大农书。
《齐民要术》分93篇，共11万多字，内容丰富，从大田作物中的谷类作物、油料作物、纤维作物到绿肥作物、饲料作物、香料作物、水生植物，以及瓜、果、蔬菜甚至树木无所不包，还全面介绍了农副业中的制酱、酿酒、鸡鸭饲养等。书中对农业生产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还将各种具体操作环节写得相当具体、详细、全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书中还提出了多种提高地力的方法，尤以轮种、套种为佳，即通过不同作物的轮换栽种或同时栽种几种作物，使地里的养分尽其所用，并促使地力尽快恢复，比起当时的西欧来要先进得多。
■
农家的两派
《汉书·艺文志》写道：“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很明显，该书是主张君臣有序、轻视“劳动者”的，但也指出了农家分两派。一派不涉及政治，主要是总结农业技术的经验，谈论农桑树艺，以氾胜之等为代表；另一派，涉及政治，反映古代农民社会的理想，主张人人必须劳动，以许行为代表。
《陈敷农书》，南宋陈敷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谈论水稻栽培种植方法的农书。陈敷自耕自种，下苦功夫钻研，于74岁时写完这部著作，对古代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该书所反映的是南宋初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农桑经营情况，是一本典型的地方性农书，也可视为一部自耕农和小经营地主的生产经营和技术指导手册。其内容丰富多彩，多有独特的创见和发明。该书不仅记述了耕作、栽培等生产技术，还注重对农业进行系统的经营管理，认为农业经营要有整体的观念和进行通盘筹划，要有计划、有步骤。这种系统的经营管理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祯农书》，元代王祯著。该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补充了大量实地考察的结果。全书内容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谱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农业史与主要的农耕技术；第二部分叙述了各种粮食、蔬菜、瓜果与林木作物的栽培与管理；第三部分是“农器谱图”，绘制了各种农具与农业机械的图示近300幅，其中还有许多早已失传的农具和机械，可以说是极为完备。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农业的百科全书，在世界农业科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堪称不朽之作。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农学著作之一。全书共60卷，约70万字，内容涉及农业的各个方面。其中水利部分共9卷，约占全书篇幅的1/6。在我国古代农书中，把水利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农政全书》水利方面的内容既有水利科技的系统归纳，也有对水利思想的集中阐述；既有他一生水利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有对西方水利科技的介绍。这使得该书不仅成为当时我国农业科技的集大成者，也成为总结当时东西方水利科技成就的杰出代表。
《天工开物》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古代农业、手工业和矿业生产技术及经验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农业史和科技史上的重要文献。《天工开物》全书共3卷18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几乎包括了社会上的各个生产领域。书中各章的顺序是根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把农业各章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工业各章，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章殿后，体现了作者的重农思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