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医——中华医家的最初形态 ■
在中国，远在百万年前已有人类生存。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需要不断地同疾病和伤痛进行斗争。在还没有专职医生的时代，巫师兼行医生的职责。
商代巫医最盛行，其地位也很高。当时，奴隶主阶级为了欺骗人民，大力提倡鬼神迷信。巫师能歌舞音乐，代鬼神发言，并参与国家大事、祭祀神祖、呼风祈雨、医治疾病等活动。
在古文献中，“医”字从“巫”。巫医给人治病，常用祝祷的方法，称为“祝由”。《素问》中说：“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唐朝的王冰注曰：“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祝由十三科自叙》则云：“有疾病者，对天祝告其由，故名曰祝由科。”
祝由靠的是祝祷、画符、念咒，当然不能治病，但古人很信这一套。《韩诗外传》中就说祝由能治病，并举例说，上古有一医者叫弟父，在为人看病时，用草编织成的刍狗作为献祷之仪式，面北向神灵祝祷，然后念咒，不一会儿，病人“平复如故”，说得神乎其神，但有时候就连古人也不相信祝由能治自己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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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治越病
清代，湖南一带祝由治病较兴盛，凡四肢损伤，都用符水、禁咒治之。有个人手臂疼，众人便劝他用祝由治病。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请了两位巫术士来看手臂。术士看后说，伤已附在你手臂上，先要把它赶走，然后再用符水医治。不过，病人要不顾臂疼，先频频举动，直到手臂肿疼病怪才会出来。病人一听吓坏了：“这么折腾，岂不越治越病！”连忙作揖谢绝。
上古时，祝由以祭祷念咒为主。汉朝后，就用画符箓代替献刍狗的祭祷仪式。
宋代，祝由科归入疡科内，称为“画禁科”，但并无专职人员和机构，形同虚设。祝由科的势力主要在乡间。祝由科的治病原理，是把病种从体内引到体外，并自称能收伏一些病怪。有些巫医用祝由为人看病，实际上是采用道家气功导引术。如治感冒：“以两手捧患者之面，引其鼻向之，略一虚气，脱然痊愈。”有的也杂糅按摩、推拿，诊治一些疑难杂症。
巫医中，除祝由科采用画符念咒法治病外，有些巫医虽在形式上用巫法，而在实质性的治病过程中却使用药疗。商代有名的巫医如彭咸等，就是如此。
巫、医分家是在东周以后至秦、汉之际。春秋战国时，医学已经很发达，分科医生也开始出现。东周时，有一部分巫医专用药物治病，医、巫开始分业。《史记》曾引扁鹊之说，谓病有六种不可治，“信巫不信医”，也是不可治的一种。
巫和医虽然在行业上分开，但巫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就是在有知识的上层人士中，也有许多人信巫。如孔子生病，子路就请巫来祈祷。
秦、汉时期统治阶级往往羡慕海外仙山，派人到蓬莱、方丈、瀛洲等所谓神仙居处，取长生不老的仙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此风历久不衰。
巫医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有人信任，有人贬斥，今天在偏远的乡间，还有巫医在活动，或装神弄鬼，或骗人钱财。
■ 古代医生——大夫、郎中、杏林 ■
在古时候的中国，替人看病疗伤的人被称为“大夫”“太医”“郎中”“杏林”等。考察这些名称的由来也是很有趣的。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为人治病的人，“医生”一词，其本意是“学习医学的人”，“生”指学生。如《唐六典》中说，“医生四十人”，就是说学医的学生有40个。后来，人们才把行医人叫做医生。
唐朝的医疗行政机构叫太医署，它既是医务行政机构，又是医学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校。太医署设医科和药科。医科分为四部，即医部、针部、按摩部和咒禁部，每一个部门都由博士担任教学工作。学生学习到一定阶段，就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批准成为合格的医生。“医生”一词由此而来。
宋代承袭唐制，也称医生。《宋史·职官志》中写道：“太医局，有丞，有教授，有九科医生，额三百人。岁终，则会其全失，而定其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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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堂医
坐堂医，指旧时民间在中药店内坐堂行医的医生。据传，“医圣”张仲景担任长沙太守时，常在公堂上为百姓诊病，传为佳话。后人为纪念张仲景，就把中药店聘请来的医生誉为坐堂医。此外，自家开药铺兼行医的人，也称坐堂医。
古人还常将医生尊称为“医官”，如《金瓶梅》中常为西门庆家看病的任医官就是例子。医官是一种总称，自宋代以来，医官中最高一级的官职是大夫，依次类推为郎中、医效、柢候等。
“大夫”在古代是一种较高的官职，春秋时大夫有上、中、下之分，到了秦、汉，又有谏议大夫，唐代有御史大夫，但医官的职位还没有达到大夫一级。自从宋朝设“大夫”级医官后，民间就把医生称为“大夫”，北方尤其如此。特别是正规部门的医生，如太医等，则一律称“大夫”。对有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和教育的医生，有时也称”医官”“大夫”。
“郎中”也是官名，不过其职位要比大夫低。唐、宋时期官衔泛滥，以官名称呼逐渐形成社会风气，所以“大夫”“郎中”就可以随便叫了。
不过，“大夫”和“郎中”也还是有区别的，一般设馆医病的医生称大夫；至于草药店或上街高喊，或走乡串镇医治杂科的医生，都称为郎中。而且，北方人称“大夫”的多，南方人称“郎中”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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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医
绝大部分医家都自己开药铺，或游荡江湖，行医兼卖药。也有少数人挂出招牌，只管诊病开处方，不卖药。这些人中大多数医术很高、名气很大，前来求医者车马盈门，所以不用卖药谋生；也有少数人刚刚从医，没有资本，开不起药铺，所以只看病不卖药。上述只看病不卖药的医生，常被称为“挂牌医”。
医生也叫“杏林”，这里有个典故。据传，三国时东吴有位与华佗和张仲景齐名的医生董奉。他精通医道，有妙手回春之术，医德也高。他晚年为贫民百姓治病不收诊费，也不取药钱，但要求病人痊愈后必须到山上种植杏树，重病者种植三五株，小病者种植一株，名为“康乐杏”。不到几年，杏林遍山。后来，“杏林”一词常用来专指那些医术精良、医德高尚的医家。
■ 药物疗法——内服外敷药到病除 ■
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的材料，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其中尤以植物居多，故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中药主要分内服和外用两种。
中药以内服为主，主要通过肠胃的吸收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其中包括汤剂、丸剂、散剂、膏滋药、丹剂等。
汤药，以药物配成方剂，加水煎煮、去渣而制成。汤药是中医应用最早、最为普遍的剂型。大多数中药通过煎煮后，可使有效成分溶解在水中，饮后易于人体吸收，收效较快。煎汤药的器具有沙锅、沙壶、瓦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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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尝百草
《淮南子》中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中也有关于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事实上，古人在动植物知识还极为贫乏的情况下，难免误食有毒植物，从而引起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不过，他们同时也发现，服用某些植物可以解除某些病痛。
丸剂，是将中药研成细末，掺上水、炼蜜或其他辅助成型的材料，制成的圆形固体剂，多用来治疗慢性疾病。按照赋形剂的不同，丸药可分成蜜丸、糊丸、水丸、蜡丸、醋丸、药汁丸、树脂丸等数种，尤以前面四种最为常用。丸剂发挥药力比汤剂慢些，但药效却更持久，对患有慢性病和体弱的病人较为适用。
散剂，是用一种或数种药物的干燥粉末，按处方剂量规定均匀混合后，通过内服或外用来治疗疾病。无论内服或外用散，制法都基本相同，一般须轧为细粉，混合均匀。其中，用于眼科、喉科的散剂，对粉末的细微程度要求更高。
膏滋药，是用中药加水煎煮后滤渣，将药液浓缩，再加冰糖或蜂蜜等辅剂制成的膏状剂型。多数膏滋药由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制成，药店也有成品膏方出售。膏滋处方配齐后，要通过浸泡、煎煮、浓缩、收膏、贮藏等工序。服用时，以开水冲调。膏滋药对体质虚弱者及慢性、顽固性、消耗性疾病患者比较适用。
丹剂，是在高温条件下，将汞及某些矿物类药物，烧制成不同结晶形状的无机化合物，再配制成丸剂、散剂或锭剂，它源于秦汉时期方士的炼丹术。
外用中药，以局部涂搽、敷贴、熏洗、点眼、吹喉、滴鼻为主要形式。它们具有解毒消肿、化腐排脓、生肌敛疮、杀虫止痒、止血止痛等功效，主要用于痈疽疮疖、疥癣、外伤、烧伤、虫蛇咬伤以及五官科疾患等。有些外用药还可内服。
汤熨，即将药物加热后置于患者体表的特定部位，进行热敷或往复移动，以促使其腠理疏通、经脉调和、气血运行，从而解除疾苦的一种外治方法。熨剂的配制主要有药袋、药饼、药膏、药汁、药酒等。
药浴疗法，即通过药物和水作用于人体皮肤或黏膜的一种治疗方法。药浴分为全身药浴、半身药浴和局部药浴。全身药浴适用于内科疾病的皮肤病、婴幼儿疾病以及某些骨伤疾病。半身药浴适用于截瘫以及下肢疾病。局部药浴又分为足浴、坐浴、手浴、肢体浴、头浴、面浴等。
敷贴疗法，是将药物敷在体表的特定部位，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式。若选用自身含有汁液的鲜品药物，只需捣烂外敷即可。如用干品，则须研为细末，然后加入适当的赋形剂，如鸡蛋清、酒、水、蜜糖等，调成糊状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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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为“百药之长”
《汉书》以酒为“百药之长”，《史记·扁鹊列传》中称，疾在肠胃，酒醪之所及。蒙古族可能早在汉代以前就能酿制马奶酒，在元代以前已开始用马奶酒治疗大出血昏厥的病人。藏族用青稞酒糟外敷创口。
膏药疗法，是以膏药敷贴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膏药是按处方将药物置于植物油中煎熬去渣，加入黄丹再煎后凝结而成的制剂。膏药的摊制有厚薄之分，薄型膏药适用于溃疡，应当勤换；厚型膏药适用于肿疡，数日更换一次。
■ 器物疗法——针灸、拔罐、刮痧 ■
除了使用药物之外，中医还使用各种器物治疗疾病。平常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银针、艾条、瓷勺、木片、陶罐这些东西，到了中医的手中都成了治病救人的法宝。更神奇的是，中医甚至可以不用任何器具，只用自己的双手和肢体，就能治病救人，是以人们都说神医能妙手回春！
针刺，是通过对人体的一定部位进行针刺，以通行气血，调整经络、脏腑功能的治疗方法。人体有十四经络和奇经八脉，经络上分布着穴位，它们沟通内外，贯穿上下，将人体各部的器官组织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借以运行气血、营养全身，使人体的功能活动得以协调和平衡。针刺就是通过刺激穴位，使机体恢复这种协调和平衡。针刺疗法可以分为体针、火针、七星针、三棱针等几种，其中体针疗法最为常用，适用范围也最广。
灸法，是利用艾绒或者其他易燃的材料或药物，在人体穴位上或患处烧灼或熏熨，借助火的温热和药物的作用，通过经络来调节人体的生理平衡，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这种方法比针法更安全，也更易掌握，在民间的应用极为普遍。灸法可以分为直接灸、间接灸、艾条灸、温针灸、艾熏灸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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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砭石到金针
针灸技术发展到现在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砭石，即用石块磨制成的尖石，是最早的治疗工具之一。人们可以用它来挑破脓肿和刺激人体的某些部位，以解除病痛。1963年，在某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后世用于医疗的还有骨针、竹针、铁针、金针、银针、钢针等。
拔火罐，是以杯、罐为工具，借热力排去其中的空气，使之吸附在人体穴位或相应的部位上，造成瘀血现象的一种疗法。罐的种类有竹罐、陶罐、铜罐、铁罐、玻璃罐、抽气罐等。拔罐法适用于风湿痹症、消化不良、头痛、高血压、感冒、咳嗽、腰背痛、月经病、软组织损伤等，尤其适用于小儿患者。
刮痧法，就是利用一定的器具，如铜钱、银元、瓷碗、蚌壳、檀木香板、木梳背等，蘸上水或香油等润滑剂，在人体某一部位的皮肤上进行刮摩，使皮肤发红，直到呈现一块块或一片片的紫红色斑点为止，以防病治病。痧，旧时指夏秋两季发生的病，症状为微热、头昏、恶心、胸腔胀痛、上吐下泻等。因为用工具刮摩皮肤时会出现紫红色的小如沙粒的红点子，所以称为“痧”。刮痧疗法最早专治此种病，后来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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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疗效
在用“火”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沙土，熨烫腹痛或者关节痛处，会减轻症状，这就是后世热熨法的开端。人们还发现，用火烧灼局部的皮肤，可以治疗牙痛、胃痛等，这又是我国古老灸法的雏形。
推拿，是医生用手或肢体的其他部分，按照各种特定的技巧和规范性动作，在患者体表进行操作，以防治疾病的一种治疗方式。其原理主要是在人体体表的经络穴位上施用手法，通过经络内联外络，气血循行流注而产生局部及全身的作用。推拿手法技巧动作的基本要求是持久、有力、均匀、柔和。常用的推拿手法主要有推法、拿法、按法、摩法、滚法、擦法、摇法、扳法、拉法、振法、击法、理法等。这些手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或多种手法结合起来组成复合手法。
■ 古代名医——悬壶济世，妙手回春 ■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在几千年中出现了不少医术和医德俱佳的名医。他们怀悬壶济世之心，施妙手回春之技，将无数身染病痛的人救度出苦海，被人们传颂千古。他们中较为知名的有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
扁鹊，原名秦越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他发明了望、闻、问、切“四诊法”，长期在民间行医，走遍齐、赵、卫、郑、秦诸国。公元前310年，忌妒他的医学才能的秦太医令李谧派人在崤山设伏，刺杀扁鹊，终年97岁。
张仲景，名机，是我国东汉末年的名医，据说做过长沙太守。他“勤求古方”，博采众家之长，再结合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写出了我国最早的临床诊疗专著——《伤寒杂病论》，对后世的医药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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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开“笑方”
南阳人沈槐年老无后，整天愁得寝食难安，终于忧虑成病。他的病，当地的医生谁也治不好。后来，张仲景给他开了个方子：用五谷杂粮面各一斤，做成蛋形，外边涂上朱砂服用。
沈槐看了这个药方，不觉好笑。他命人用五谷杂粮做成了一个5斤重的大药丸，但并不服用，而是将其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把张仲景奚落一番：“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治病？笑话！笑话！哈哈哈！”
不知不觉中，他忧心的事全抛在了脑后。张仲景又来登门拜访：“恭喜先生的病好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
华佗，字符化，是生活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名医。他十分同情下层的劳苦百姓，所以不愿做官，宁愿摇着串铃四处行医，为人们解脱疾苦，同时也把精力集中在医药的研究上。华佗由于医术高明而闻名遐迩。传说，他给魏王曹操治疗头风病，需要做脑部手术。曹操却怀疑是华佗要谋害自己，就把他关进大牢。华佗自知难逃一死，便想将自己著的医书《青囊经》传给牢头。哪知那个牢头却害怕惹祸上身，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将书付之一炬。
孙思邈，唐朝初年的名医。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活了100多岁，被后人尊称为“药王”。他著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医书，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对学习、研究传统医学极有价值。他特别重视妇幼保健，还打破当时医学界“各承一业”的陋习，主张用综合疗法治病。他对用药、用针、用灸都很精熟，对病人不管贵贱贫富，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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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救产妇
有一次，孙思邈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着棺材在前面走，棺材里滴出几点鲜血，后边跟着一个老婆婆，正在伤心大哭。他走过去一问，才知道棺材里躺着的是老婆婆刚刚难产而死的女儿。
孙思邈估计产妇并没有死，便要求开棺抢救。棺中的产妇，脸色蜡黄，毫无血色，如同死人，但孙思邈一摸脉搏，还在微微跳动。他迅速选定穴位，只扎了一针，产妇就很快苏醒过来，胎儿也顺利产下。眼看母子得救，大家十分感激，都称赞他是活神仙。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生活在明代中后期。他家世代从医，祖父是个“铃医”，父亲也是当地的名医。李时珍在十几年的行医过程中，经过长期艰苦的实地调查，编写了一部旷古烁今的中药著作《本草纲目》。
■ 民间医生——治病救人不拘一格 ■
很多民间医生没有专门的营业场所，常常奔波于江湖之间，或上山采药，或下乡行医。他们肩背药箱，手摇串铃，四处行医卖药，相当辛苦，如江湖郎中、铃医、卖野药的等。此外，还有一类算不上医生的医生——“稳婆”。
名医扁鹊算是较早的江湖郎中。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为王公大臣和下层百姓治病。他曾经以针熨结合汤药，救活了虢国太子的“尸厥症”，被视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之后，他又经过赵国的都城邯郸，取道汤阴，渡黄河，至山东，又先后在魏国、秦国和周都治病。类似扁鹊这样的江湖郎中，很受群众欢迎。
江湖郎中一般都是无钱开药铺的人。他们之中，有的人是因家境没落，读书做官不成，便改学岐黄之术，做了江湖郎中。其中有略精于此道的，也有半斤八两的，他们都是靠给人医病混口饭吃。
有些江湖郎中有祖传绝招，其秘方颇有奇效。如宋徽宗的宠妃咳嗽不止，后服了某江湖郎中祖传的止咳药，一治就愈。又如宋代都城汴京建隆观中的于道士就开了个药摊，汴京人犯牙病时，都到那儿买药，颇为灵验。
江湖郎中里劣者、骗人的也不在少数，害人不浅。此辈来无影去无踪，出了事故也找不到他，属于口碑极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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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郎中的“六字诀”
江湖医生有个“架、唬、骂、吹、堆、推”六字诀。他们进门先摆“架”子，自称名医；还故意“唬”人，把病说得很严重，以使患者或其亲属听自己的；他们喜欢“骂”其他医生，挑人家的毛病；还吹得天花乱坠，或世代名医，家有祖传秘方，或身怀绝技。他们开的方子，写上这味药，怕出毛病，又添另外一剂，使得药愈“堆”愈多；看不好病，或者病情加重，就借故“推”脱。
铃医，也是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他们一手提着药箱，一手握着串铃，翻山越岭，奔波于穷乡僻壤之间。串铃大多是铜制的，呈圆形，中空，里面有几颗金属丸。铃医行医时将串铃套在三个手指上，左右摇晃，钢丸就在铜圈里滚动起来，发出“当啷当啷”的响声，远近住户就知道有医生来了，有病者便会赶去求治。
清代小说《老残游记》中的主人公老残，就做过铃医。书中写道：“正在无可如何，可巧天不绝人，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
卖野药的，常常用精湛的武艺做宣传，练把式、舞刀弄枪，寒冬里也赤膊上阵。卖刀伤药的用刀刺伤自己的腿，出血见红，然后敷上自己的药，用扇子一扇，血流立止，以证实药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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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撑”
串铃又叫“虎撑”。传说唐朝的时候，有只老虎张着嘴来找“药王”孙思邈治病。孙思邈发现老虎的喉咙里卡着一根骨头，便将一只串铃套在胳膊上，随即迅速伸进虎口，用手把那根骨头拔了下来。那老虎一合嘴，正好咬在串铃上。
卖野药的通常先练一套把式，一旦观众聚足了，便开始卖药。除刀伤药、强身大力丸之外，还有所谓“百步止咳”“春方打胎”“长阳种子”等。他们都标榜自己的药来自“祖传秘方”，口内嚷着：“今天所带药品无多，凡要买的，请准备好零钱，以先伸手者为准。买着的算咱彼此有缘分；买不着的您也别后悔，好在来日方长……”总之，极力鼓噪煽动，以便做成更多的生意。
稳婆，指古时民间的接生婆。她们大多没什么文化，业务技能依靠家传，有的是姑媳相传，有的是母女相传。她们接生多凭经验，真遇到“横生倒养”的难产，往往也束手无策。胎儿降生后，稳婆用银簪挑起脐带，再用烧红了的火筷子将脐带烙断，然后敷上煅白矾粉，就算完成任务了。
■ 中华医典——传统医学的百宝箱 ■
中国传统医学有众多典籍传世，其中《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为四大经典著作。此外，《千金方》《洗冤集录》《本草纲目》等也是有名的医药典籍。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难经》，中医理论著作，托名秦越人（即扁鹊）撰。全书共分81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涵盖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常与《黄帝内经》并提，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以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成书于东汉时期，为“医圣”张仲景的代表作。该书编成后不久，晋代的王叔和就将其分述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十次流传至今，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之后近两千年的中医学发展过程中，《伤寒杂病论》一直指导着医家的临床实践，受到了极高的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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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牙虫
古人认为蛀牙是牙中有小牙虫，只有用虎须去剔蛀牙，方可止牙疼。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牙疼时，只要拔下虎须，趁其热插在牙齿间，牙疼即可愈。明代学者杨慎《升庵外集》也说：“凡虎须拔得者，将剔虫牙，无复疼痛。”但虎须不易得，于是就有专门替人挑牙虫的行业。但到底有无牙虫，谁又挑出了牙虫，只有挑牙人自己知道了。
《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它成书于东汉，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草药的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及其提出的“七情合和”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誉为中药学的经典著作，因此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也是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千金方》，“药王”孙思邈著，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医学巨著。书中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取材广泛，内容丰富，遍涉临床各科及针灸、食疗、药物、预防、卫生保健等。该书有述有作，验方、经方兼备。该书的妇、儿科专卷，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提倡治内科病以脏腑寒热虚实为纲；提出霍乱因饮食而起，并对骨关节结核好发部位、糖尿病与痈疽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其中，“阿是穴”的选用、“同身寸”的提倡，还提高了针灸取穴的准确性。
《洗冤集录》，南宋宋慈著。它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比国外最早由意大利人菲德里写的法医著作要早300多年。《洗冤集录》内容非常丰富，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勘察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它区别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的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它记载的洗尸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伞验伤、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学道理。
《本草纲目》，药学著作，共52卷，明李时珍撰。全书近200万字，载有药物近2000种，收集医方上万个，绘制精美插图上千幅。它是作者在总结前人本草学成就的基础上，结合长期学习、采访所积累的大量药学知识，经过实践和钻研，历时20多年编成的一部巨著。书中不仅考察订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提出了较为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融入了先进的生物进化思想，并反映了丰富的临床实践；还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天文学、气象学等领域，是一部世界级的博物学著作。
■ 医药禁忌——宁信其有，勿信其无 ■
我国历史悠久，在医疗卫生习俗中有着名目繁多的禁忌。其中有些带有强烈的封建迷信色彩，但也有一些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对这些禁忌，人们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即使明知其未必是真，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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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不施方
古代医家宁可送人以药，也不愿授人以方，因为送人方子就等于是砸了自己的饭碗。另外，医家忌讳过年出诊，怕“触霉头”，除非给双份诊金破灾才行。正所谓“医不叩门，有请才行”，平时出诊忌敲患者的门，因为叩门等于主动找人看病。
医家认为，男女房事是养生的关键内容，与此有关的禁忌很多。如“百里行房者病，行房千里者死”，就是说长途奔波之后不宜行房。另外，醉后饱后忌行房，否则会损伤五脏。眼病未痊愈也忌行房，以防失明。筋骨受伤后三个月内忌行房，百日内行房者死，刚过百日就行房可致残废。行房的场所忌阴冷，行房后感冒风寒忌吃冷食、忌喝凉水。以上的禁忌中，迷信成分较少，多与生理健康有关。
关于药的禁忌，主要是抓药时药方不能反叠，否则药与病反，没有功效；抓好药后要直接回家，不能提着药包去串门，否则对方会认为你给他家带来了晦气，也不宜放在自己的锅台、窗台、炕台上；煎药剩下来的药渣最好端出去倒在门外的大路上，最忌把药留在家里过年，否则就会认为新的一年家中将不断有人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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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畏”禁忌
民间用中草药治疗疾病，以内服为主，用药十分谨慎，有许多禁忌。如按照中医理论，用凉药去火。如果用反了，就会火上浇油。用药最大的禁忌是“药性相反”与“药性相畏”，俗称“十八反”“十九畏”。
关于忌口，分两种情况。一是在治病期间或病愈一段时间内不准吃某物。如斑疹疮毒之类，忌食鱼虾等“发物”，以免病情加重或复发；一些慢性病愈后，不能吃猪头肉，食后易旧病复发。二是服某种药物后忌食某物，以免影响疗效甚至引起死亡。如服茯苓忌食醋，服黄连、桔梗忌食猪肉，服薄荷忌食鳖肉等。
孕妇在饮食方面，忌食兔肉，恐小儿豁唇；忌食驴肉、马肉，恐孕期延长；忌食鱼肉，恐生下孩子易得皮肤病等。最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孕妇想吃什么就是胎儿想吃什么，如果吃不到，胎儿就会急出红眼病，因此在民间，孕妇特别想吃的东西，就一定要千方百计让她吃到。
在中国古代，医诊妇人不得以手近其身。《后汉书》记载，有一位李将军，他的妻子病了，请华佗视脉，就是用眼睛看脉，而不能用手触摸。华佗看了后，说是男孩儿，并请人用手摸孕妇肚子，在左是男胎，在右是女胎。结果非常灵验。
唐、宋时期，医生为妇女看病把脉，病人往往睡在床帐里，只伸出手让医家搭脉，身体并不外露。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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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诊病
《红楼梦》中写道，宝玉丫鬟晴雯病了，宝玉让人从外面请了一个医生，当太医进来时，“这里的丫鬟都回避了，有三四个娃娃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去”。
可见，古代为妇女医病有很多规矩，特别是有些妇女病，或某些部位的病，女病人不便启齿。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妇科医生都备有一个木雕、牙雕或瓷的全裸女偶，形象逼真，病人如有不便口叙之处，只是指一指女偶身上相同的部位就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封建习俗受到冲击，妇女治病比以前开放多了。医家们再也不用视脉或隔着帘子给妇女把脉了。
■ 上医医国——古代医家的人格追求 ■
俗话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中国古代很多医学家出身于儒，后因种种原因由儒而医。如东汉的张仲景、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王冰、宋代的许叔微、金代的成无己、明代的戴思恭等，成为良医是他们的一种心理慰藉。《国语》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于是，“上医医国”便成了古代医家的最高人格追求。
医学虽然是一门自然科学，但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就使其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性。古人对医学的社会功能早有概括，认为医学可以“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
中医是在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理论体系，其观念中的人文世界是极为丰富的。中医在医理上与儒学有诸多相互融合、渗透的地方。《礼记·大学》指出，儒家学者的最高人生目标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医家与之有着共同的目标。
相的贤明与否，关系到国家天下的安危，医的良庸则关系到人的健康寿夭。同时医学作为“仁术”，通过医学家的活动，将仁爱之心播散到黎民百姓中去，即《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张仲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孙思邈“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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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如同治病
治天下其犹医乎？医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刑政，方与法也；人才，药也……殷之政尚质，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钳天下；天下苦之，而汉乘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郁离子》
医学使家庭亲睦，人伦有序，以此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从而充分体现其社会功能。故治国与治病是相通的，医国与医人是相互吻合的。故《医学心悟·序》曰：“相之良，则安天下；医之良，则自乡而国罔不获济。”因此古人有“医良则相，庸则匠”之说。
“上医医国”在社会上影响颇大，一些文人志士每以“活国医”“医国策”自诩。黄庭坚说：“诚求活国医，何忍弃和缓。”陆游说：“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辛弃疾说：“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
受这种氛围的影响，一些医家提出要“以医理论国事”。《史记》中提到，伊尹在向商汤陈述治国之策时，曾以医为喻：“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清代医家徐大椿的“医道通治道论”，则专门探讨了治病与治国的相通之处。“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
以医理论国事，体现了古代医家的参政议政意识，如元代许国桢、明代戴思恭等还亲自参与了国事。“药王”孙思邈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钻研医道，济世救人，成为“上医”，充分体现出古代医家人格价值的理想追求。
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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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人生百态
—— 体味尘世酸甜苦辣
纷繁驳杂的三教九流，流落民间，逐渐演化为下里巴人的各色人群、职业和行当。他们中既有文人、官员、师爷、塾师、丹青，又有武人、镖师和农人；既有商贾、药铺、当铺，又有优伶、风水先生、算命先生和厨师；既有媒人、丫鬟、娼妓、宦官，又有赌博、帮会、恶棍。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绚丽鲜活而又五味杂陈的世态风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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