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化的历史。人类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古老。
在采猎文明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只是自然物的采集者和捕食者,人对环境的影响与动物的区别并不大,如果说那时也发生了所谓“环境问题”的话,那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乱采乱捕,滥用资源,从而造成了生活资料缺乏的饥荒。
为了解除这种威胁,人类被迫学会吃一切可能吃的东西,被迫扩大自己的生活领域,学会适应在新的环境中生活的本领,逐步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以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随后,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学会了培植植物和驯化动物,人类改造环境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但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有所加剧,如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草原引起的水土流失,水旱灾害频繁和沙漠化。又如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往往也可能导致沼泽化以及血吸虫病的大量传播。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近代大工业的出现,18世纪中叶,在生产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这次革命开始,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大提高,人们利用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这些都大规模地改变了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改变了环境中的物质循环系统,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同时新的环境问题又产生了。如果说农业生产和消费中所排放的“三废”是可以纳入生物循环而被迅速净化、重复利用的,那么工业生产和消费中所排放的“三废”都是生物和人类所不熟悉的,难以降解、难以同化和忍受的。因而,相对于农业来说,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是以环境污染为主的,是范围较广、影响深远的新问题,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形成了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与大工业相伴而来的是都市化以及交通运输和农业的现代化,它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消极的副作用,如汽车尾气排放、光化学烟雾、农药化肥的污染等,以致从南极企鹅到北极苔原地带的驯鹿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水体的富营养化也已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
1998年7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人克劳斯·特普费尔概括了威胁人类发展的十大环境资源问题,这些问题均直接涉及生物圈的完整和安全,它们是:
(1)土壤遭到破坏。可耕地的肥沃程度降低,土壤侵蚀情况十分严重,土地受到严重污染。
(2)气候变化和能源浪费。温室效应严重威胁整个人类。气温升高将造成海平面升高,使许多人口稠密地区被淹没,并将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世界能源消耗仍在增加,大量的温室气体仍在排放。
(3)生物多样性减少。数以千计的物种灭绝,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是1600年的100倍。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直接降低生物圈的平衡调节能力,对人类危害极大。
(4)森林减少。过去数百年里,温带地区国家失去了大部分森林。最近几十年来,热带地区国家森林面积减少的情况也十分严重。
在1980~1990年间,世界上有1.5亿公顷森林消失,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2%。
(5)淡水资源受到威胁。在农业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受到了严重污染。在发展中国家,80%~90%的疾病和1/3以上的死亡者的死因都与水污染有关。21世纪,世界上将有1/4的地区长期缺水。
(6)化学污染。工业带来的数百万种化合物存在于空气、水、土壤、植物、动物和人体中。有机化合物、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富集于整个食物链中,并最终威胁动植物和人类健康。
(7)混乱的都市化。大城市的无序扩大使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
(8)海洋的过度开发和沿海地带被污染。海洋渔业资源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减少,海洋污染使有害物质富集于鱼虾等海产品中,这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
(9)空气污染。多数大城市的空气含有许多污染物,威胁着市民的健康,导致许多人丧生。
(10)极地臭氧层空洞。北极的臭氧层损失为20%~30%,南极的臭氧层损失50%以上。
造成以上环境问题的具体原因为:
(1)工业化。它使人类生产活动逐步脱离自然,相对生态系统而言,工业化生产过程以及人类消费过程产生的各种类型的物质,异质性特别明显,增加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消纳难度。
(2)人口的膨胀。它导致自然背景显现其脆弱的一面。生态系统内长期演化而形成的供给能力受到挑战,并遭到破坏。
(3)人类行为范围的扩大化。不断蔓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物质流动的空间范围显著增加,过去不曾利用的物质或者难以利用的物质逐步纳入经济活动之中,地表结构出现大面积的变化(如石油的开采、放射性物质的使用等)。
(4)消费体制的问题。在人类需要不断扩张的时候,人类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良好的规则,以有效地规范需求和限制过多的消费。
通过以上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表面上看,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事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的结果。从更深刻的角度看,环境问题并不是仅仅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而是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环境利益之争。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冲突与对立是通过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不协调反映并转化为现实的。因此,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系统问题,是自然界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观念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而构成罗马俱乐部所称的“世界问题复合体”。
二、危机中的醒悟
“危机”就字面意义理解,包括危险的“危”和机会的“机”。由于危险的存在,人类面临困境,必须进行思想和行为的调整,这就为人类提供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当人类认识到危机产生的根源、性质、规模和对人类的危害时,就能面对挑战,调整自己的发展观念,树立环境意识,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使危机得以缓解与克服。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源于危机中的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热切关注。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越来越严重地尝到了环境破坏的苦果。痛定思痛,每当人们处于危机时刻,都面临重大抉择。在经历了自然的无情报复,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人类开始了反思。
《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人类环境宣言》、《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都是人类反思的里程碑。
(一)A.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
1.提出了生态共同体概念
利奥波德认为,以往的各种伦理都着重于协调个体和其所处的共同体的关系,土地伦理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概念,它不只是包括人类,而且也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即被称之为“土地”的整个生态系统。土地伦理就是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各种动植物之间的伦理观。
利奥波德认为,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只是地质时代的一个物种。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一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土地伦理虽然并不制止人们对各种土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但它却宣布了它们要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以及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它们要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的权利。
2.对土地的态度是热爱、尊重和赞美,土地的价值超出其经济价值
利奥波德在《土地伦理》里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所谓价值,我的意思当然是某种含义,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一定要运用一种使土地伦理的发展过程得以舒展进行的‘杠杆’,简而言之,就是要把合理的土地使用当成一个单独的经济问题来考虑。从什么是伦理的,以及什么是伦理的权利,同时什么是经济上的应付手段的角度,去检验每一个问题。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当人的行为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时,它就是正确的,当其无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时,它就是错误的。土地的价值,不等同于其经济价值,而要超出其经济价值,要对土地充满热爱、尊重和赞美。
要认识到,人不是土地的征服者,而是生物共同体的公民;土地不是人的奴隶,而是享有权利和值得尊重的对象。
利奥波德的环境伦理思想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今天,当人们探讨自然以及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时,他强调环境的经济价值以外的价值,提倡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热爱,将人与环境的关系纳入伦理关系之内,呼吁人们改变对自然环境的传统看法和态度等无疑对我们有启迪作用。
(二)史怀泽的敬畏生命
1.提出了敬畏生命的思想
敬畏生命就是敬重生命,即保护生命、爱护生命,既要敬重人的生命,又要敬重其他生物的生命。史怀泽在他的著作《文化和伦理》中,具体阐述了他所倡导的敬畏生命伦理观。他说,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敬畏生命的伦理促使任何人,关怀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给予需要他的人真正人道的帮助”。史怀泽认为“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但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则能实现这一切。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史怀泽还对欧洲哲学不承认善待动物和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思想予以了批驳。他认为,动物保护运动从欧洲哲学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这是因为同情动物的行为是与理性伦理无关的多愁善感,它只有很次要的意义。与此相反,在中国和印度思想中,人对动物的责任具有比在欧洲哲学中大得多的地位。然而,中国思想的静止状态出现得太早了,它僵化在经学中,停留在古代流传下来的爱动物的思想上,没有进一步发展它。印度伦理学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
2.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善恶标准和伦理原则
史怀泽从“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出发,提出了他自己的善恶标准。他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他认为,伦理的基本原则就是敬畏生命,给予一切生命以所有的爱和善意。而伦理的目的就是扩大人类的道德责任,克服盲目的利己主义,从而关怀周围所有的人和其他生命,并给予它们真正的人道的帮助,使世界实现和平。
史怀泽的环境伦理思想虽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他主张扩大伦理关怀的范围,要求人们敬畏生命,对一切生命承担道德责任,则是合理的。这些思想对于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特别是珍稀野生动植物,实现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通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科学寓言,通过对农药(特别是有机氯农药)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的揭示,说明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指出了化学杀虫剂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们发现,工业的发展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被毒化了的世界,没有了虫鸣,没有了鸟的歌声,“大地一片寂静”!卡逊认为,造成春天“寂静”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环境受到了可怕的污染,尤其以化学药品带来的污染最为严重。
它的出现使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状态被打破了。
因而人类开始面临一种新型灾害,从还在孕育着的胎儿到成年人,被迫频繁地与化学毒品发生接触,同时众多的野生动物和家禽也被化学药物侵害了。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由合成杀虫剂汇成的源源不绝的溪流,它渗透到母亲的奶水里,也渗透到未出生的胎儿的细胞组织里,它的出现无异于死神降临。所以“寂静”的春天意味着维持生命生存的链条出现了中断:水源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植被被破坏了,自然的整体平衡被打破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全都来自人类自身,在人们制造并使用杀虫剂等化学物质时,忽视了生态规律。
《寂静的春天》的出版,震动了世界,引发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的一个里程碑。
(四)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
1.论述了自然的极限与人类的困境
1972年,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为首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关于人类困境研究的报告。该书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认为由于地球的能源、资源和容量都是有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增长必然会使社会在物质和能源方面达到极限,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按以往发展模式继续下去,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口,继续产生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个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即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由于粮食的短缺、资源的枯竭、环境的严重污染,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为此,他们提出了“零增长理论”,即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不要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可以维持,不会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二是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
2.论述了人类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解问题
罗马俱乐部认为,要解决各种全球问题关系,摆脱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就必须成功地与自然和解,恢复同自然的协调关系。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具有全球性,因此,人类应该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对未来发展采取着眼全盘的观念,在行动上要谋求目标一致,相互协调。人们还必须认识和承认人类生活与生态系统的密切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现代人就必须摆脱物欲和金钱的奴役,恢复自己的人性,振兴人道主义,在人间恢复爱、友谊、了解、团结和欢乐。而当务之急是要提高人类的素质、能力和责任感,改进社会的政治结构,以提高人类管理世界的能力,实现国家间的自愿联合,建立一种有利于全球的协作秩序。
罗马俱乐部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全力倾注于全球问题的研究,并从一切可能的方面唤起人类对全球问题的关注,而且从不同的方面提供了有关分析问题的材料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大胆地去寻找摆脱困境的道路,为人类提高对全球问题的认识和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它把环境与发展机械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却是错误的。因为发展与环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发展固然会干扰生态平衡,产生环境问题,但如果停止发展,人类特别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就必然会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他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在更大的规模上以更加粗放的手段作用于自然界,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种观点,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自己发展起来以后千方百计地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图谋。因而,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由此可见,“增长的极限”理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所谓“零增长”,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救世之方。
(五)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内涵
1.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成员有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的22位代表,其中14人来自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要求该组织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订“全球的变革日程”。
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对世界重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问题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交了长篇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
这一概念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共识。该报告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评价,指出过去我们关心的是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则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林的退化对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不久以前,我们感到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相互联系的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则感到在国家之间的生态学方面的相互依赖的情景,生态与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个互为因果的网络之中。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倡导保持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它号召人们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它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调整现行的国际经济关系。这种调整与变革要按照可持续性的要求设计和运行,这几乎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总的来说,可持续发展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否定,二是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性设计。就理性设计而言,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工业应当是高产低耗,能源应当被清洁利用,粮食需要保障长期供给,人口与资源应当保持相对平衡等许多方面。
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其专著中论证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必要性;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1982年出版专著《新发展观》,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论证了“新发展观”。学者们的研究和探索很快受到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组织的重视。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发表了《可持续发展的声明》,1989年8月,联大通过决议重申了这一声明;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号召各成员国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1992年底联合国又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评审环境发展大会及其后续工作。这充分说明从传统发展观、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已成为当代具有全球性质的潮流。
2.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观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发展是必要的。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才能使人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
(2)环境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环境保护也需要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环境保护的好坏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
(3)强调代内公平。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前提。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大。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
(4)关注代际公平。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必要资本(包括环境资本),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发展权。
因此,从内容要素上看,可持续发展不是孤立的单一要素的发展,而是诸多要素的全方位协调发展;不仅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某个单一要素,而且指在客观上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世界的整体运行。从代际关系上看,不仅包括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而且也同样包括满足子孙后代的发展需要。从空间上看,不仅是某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而是众多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上看,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甚至是恒久的。从范围上看,它涉及的不是个别的局部问题,而是整体的全局化问题。
(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本书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环境的途径有很多,例如:环境立法、环境伦理、科学技术、生态安全、文明转型、循环经济、绿色GDP、清洁生产、替代能源、公众参与、环境公平、环境影响评价、人口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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