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书为毛泽东开启了智慧的大门，在以后的岁月中，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建设的时期，毛泽东读古书的劲头始终未减。

    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重新发掘出古籍的意旨；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

    在毛泽东的书房里，经、史、子、集等古籍藏书非常丰富，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因此，他对中国历史造诣颇深。文章典故，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周恩来对此有过论述，他说读古书使毛主席的知识面更广，更博，更增加了毛主席的伟大。

    毛泽东最爱读的一部史书是《二十四史》。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许多册列传、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他读得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等16种。而且毛泽东读史书并不是毫无计划性和目的性，他读史书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读。他采取的读书方法是通读、选读和精读。在读《二十四史》时，他非常注意史书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史书中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好说好，是坏说坏，是什么问题，就说是什么问题，态度明朗，是非分明，毫不含糊。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像岳飞、文天祥、戴震诸辈，他们为了民族利益，置个人安危私利于不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在读到《旧唐书》中的“李义府传”、“杨再思传”、“刘幽求传”时，他就在有关内容旁边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杨再思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历史经验总有成功和失败之处，有的值得我们效法，有的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真可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毛泽东在阅读这部史书时，对一些好的历史经验，非常重视，对于历史中有现实意义的内容，非常注意。在读《南史·韦睿传》时，对于韦睿足智多谋，政绩卓著甚为赞赏，多处圈画的批注，对于韦睿作风艰苦，廉洁奉公，毛泽东用粗重的笔迹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对于历史书籍的酷爱，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幼年时期，毛泽东就对历史书刊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可以说，读史书为毛泽东开启了智慧的大门，在以后的岁月中，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建设的时期，毛泽东读古书的劲头始终未减。

    毛泽东读史书总是有计划地读，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地读，结合实际读。《四部备要》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基本上都收集齐全了，其中大部分篇章，毛泽东都阅读过。对于治史，论史的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毛泽东都作了重点的阅读，对于其中的精彩内容，他还经常送给中央领导人阅读。正是通过阅读历史典籍，毛泽东大大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汇百家之言，成一家之见”，使毛泽东成为一位博古通今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通过阅读历史典籍，认为对中国古代的思想精华和文化遗产应该持一个科学的态度。他主张应该重视文化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要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进行剖析，从中分辨出哪些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哪些是人民的东西，哪些是反封建的东西；不仅如此，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对于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因此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应用。为了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必要分门别类地去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去分析，真正做到推陈出新，做到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重新发掘出古籍的意旨；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志怪小说，历史小说，毛泽东都认为它们是一定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具有深刻的内涵。在中国很多古籍书刊中，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古代史籍时，比较爱看人物传记，其中，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他经常看的一本古典史籍。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他都十分注意，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笔端倾注着自己的读书经验写道：“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在读过《聊斋志异》中的《小谢》一文后，称赞该文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地倡导历史知识的学习，而且号召全党要学习历史，他鼓励人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清理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遗产。”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阅读史书时奉行的一条方法，这类例证很多。例如《愚公移山》是公元前二三百年《列子·汤问》中的一则寓言，这则寓言讲述的是一个被称为“愚公”的老人，带领子子孙孙，挖掘他家门前堵塞出路的两座大山，自强不息，子孙相继，终于感动上帝，搬走了两座大山的故事。在我国，“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不仅是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而且是克服困难，顽强奋斗的同义语，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把它从少数史学家书斋里引入现实生活，赋予它战斗使命的正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将这个古老的寓言加以提炼，引申。他以愚公的形象比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作太行、王屋二山，激励大家团结起来为挖掉这两座大山而奋斗到底。此外，“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成为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由此我们看出，毛泽东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而服务的，他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他经常列举中外历史上年少有为的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学者等的事迹，激发青年人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教育青年破除迷信，奋发图强。他经常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他反对那些看领导眼色行事，不敢坚持原则的贾桂式的人物，他主张人们不要做不尊重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的领导干部，正是通过这种笑谈真理，循循善诱的方法，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益匪浅。

    （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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