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并没有钱经常吃日本的鱼，他在生活上十分艰苦。为节省费用，他一般每日两餐，不吃肉食，买来最便宜的菜，自己动手做。

    极度的悲哀之中，周恩来一度十分欣赏“无生”，想从佛教中寻求感情的依托与慰藉。他尽量迫使自己不想那些恼人的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

    周恩来少小离家就读于沈阳，1913年小学毕业后又上南开学校，可以说，这些行踪，主要是由他伯父决定的。但1917年6月他东渡日本，探索新知，则完全是自己拿的主意。

    1917年夏，他以优秀的成绩在南开学校毕业。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苦苦思索着。

    校长张伯苓对这位高足很是疼爱，建议他去国外深造，最好是去美国这个当年张伯苓心目中自由而生机勃勃的国度。

    周恩来经过考虑，决定还是去日本。

    一则日本离中国近，路费相对节省。清末中日政府签订了一项代培中国留学生的协定，规定：凡能考取日本政府指定的大专院校之一者，可享受官费待遇。如果自己用些功，不是学费就可免了嘛。家境贫寒，囊中羞涩的周恩来，不得不首先考虑钱的问题。

    二则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清末时期中日的国情是差不多的，同样闭塞，同样遭受外来势力的欺负；日本后来勇于向西方学习，获得成功，国家迅速强盛起来；中国要强大，向日本学习不失为一个捷径。对于发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来说，这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因素。

    去向决定下来后，周恩来开始筹措经费。当时正是七八月的酷热天气，他为凑钱，不得不去沈阳，上北京，白天汗流浃背，夜晚蚊虫叮咬。伯父拿不出这笔钱来，周恩来就把自己常年积累下来的许多书籍卖掉。靠着教师、同学、朋友的零星接济，尤其是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的热情赞助，他终于凑齐了最低限度的留学费用。

    筹措经费期间，周恩来在沈阳看望了伯父，感谢伯父数年来的教养之恩。还专门看望了东关模范学校的师友，给小学同学郭思宁留下了“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

    9月，周恩来从沈阳动身，经安东过鸭绿江，取道朝鲜，在釜山乘货船前往日本。离开祖国时，他的心情异常地激动。他品味着唐诗宋词中的浓郁的离情别绪，作诗一首：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擅作古体诗。把他的这首诗改成现在的文体，也很有气度：

    唱诵了苏东坡“大江东去”的优美而豪迈的词章，我泪别亲人，毅然东渡；我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科学知识，来解救危亡中的祖国；我发誓要用古人达摩大师“面壁而坐”的精神，长时间地刻苦磨炼自己，学成之后，为祖国和人民干一番大的事业；即便理想难以实现，投海自尽，以身殉国，也可以称得上英雄。

    1917年9月中下旬，周恩来看到了广阔而碧蓝如练的大海。海浪一起一伏，像是大海律动的脉搏。

    经过十多天的海上航行，周恩来到达了日本，进入东京。但初到东京，他不得不为住宿发愁。

    当时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住宿十分紧张。有些日本房主便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房客的伙食和负责一般生活照料，这种房子叫“贷间”。周恩来刚到东京时，先来日本的好友张瑞峰前去接他，两人一起住在早稻田。不久后，周恩来变更住处，同一位姓陈的中国留学生一起，挤住在神田区吹町金岛家具店二楼的一个“贷间”里。房东是长岛善雄（时年18岁）。周恩来和同住一起的其他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由长岛的母亲照顾。后来为了寻找房租最便宜的地方及上学方便，他又几次移居。

    对于日本的饮食，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大习惯，所以他们一般住在中国人开设的客房里，天天吃中国饭菜。周恩来却对日本饮食很习惯，甚至觉得日本的鱼像淮安家乡的一样味美汤鲜。

    当然，周恩来并没有钱经常吃日本的鱼，他在生活上十分艰苦。为节省费用，他一般每日两餐，不吃肉食，买来最便宜的菜，自己动手做。买得最多的是那种价格极为低廉的豆腐。所幸的是，豆腐营养丰富，不妨碍他的身体发育；而且他很爱吃。他曾给正在美国留学的南开学友冯柳猗写信说：“每烹豆腐，顿忆兄矣。”

    周恩来感到不习惯的是日本人不论吃饭，还是喝茶、读书，都双腿紧盘，席地而坐。不过到后来，他也渐渐习惯了。

    出门靠朋友。当时在东京的“南开帮”，除了上面提到的张瑞峰及姓陈的同学外，还有严修的儿子严智开（季冲）、同学吴瀚涛、王朴山、童启颜（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高仁山、刘东美、杨伯安等，约30人。大家共同照顾，互相帮助。

    东京有南开同学会，当时的总干事是童启颜。周恩来去后不久，被选为评议员。大家平时散居各处，往来不多，遇到大的节日就相聚起来，使身在异国的游子多一份温馨。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习性不一，周恩来把他们分为三类，对其中爱出风头，到处声张的一类，他表示反感，认为比较令人讨厌。

    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周恩来参与的活动非常之多，可以说是个学生领袖。在东京已没有了昔日的忙碌，但他还是尽量多交朋友。

    他跟以前的一些好友保持着联系，叙说友情，探讨人生。例如，他曾给同班同学沈天民写长信一封，并附寄英文版的《日本时代精神》一书；曾劝名叫薛卓东的同学“东征”。

    他跟南开学校的老师也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1918年4月中旬，校董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中在日本停留。周恩来几次去看望他，陪他游浅草公园，还和留日的南开同学共同宴请他。严修离开日本时，周恩来撇下其他事情，亲自登轮送行。

    夏天，校长张伯苓等人访美回国途中，路过东京，曾到留学生进步团体新中学会的会址新中寄庐参观。周恩来是新中学会的会员，他和几位会员接待老师，并动手做午餐，留老师吃饭。他到日本后通常自己做饭，手艺不错。

    在留日学生中，周恩来是很重情义的人，同上面提到的同学有着较密切的交往。留日后期，经费十分紧张，他住在同学王朴山的家里，曾为王朴山题书：“浮舟沧海，立马昆仑”。并抄录梁启超诗《自励》二首中的一首相赠：“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周恩来特别喜欢这首诗，曾说：“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

    好友张鸿诰到日本后，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但更想考第一高等学校，以便将来可以上大学学工科。但是如果从高等师范学校退学，报考第一高等学校，万一考不上，不就麻烦了吗？张鸿诰的心里很矛盾，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劝说他：“你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患得患失，怕考不上一高呢？”经周恩来一说，张鸿诰后来退掉了高师的学籍，果然考上了一高，实现了自己学工的夙愿。

    1919年3月，周恩来返国前夕，在好友吴瀚涛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吴瀚涛和其他同学曾商议每月给经济拮据的周恩来捐助10元银元。周恩来十分感激。

    因为和大家关系好，乐于助人，周恩来在东京南开留学生中慢慢有了一点声望。1918年10月，东京留日南开同学会召开庆祝南开学校成立10周年纪念会。会上，周恩来受大家委托，发表演说，并被选为同学会副干事。

    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还十分重视与日本人民交往。他与房东的关系都不错。比较有戏剧性的，是1918年7月29日那天与元木省吾的交往。

    元木省吾是日本函馆商业学校的教师。1918年7月29日这一天，周恩来乘火车离开东京，利用暑假动身回国探亲。元木省吾则从东京下关乘火车前往香川县办事。上车后，两人自我介绍，开始攀谈起来。元木省吾发现周恩来能讲日语，还对日本的文化、社会很了解，顿生好感。继之，用英语交谈，元木省吾的英语不太好，有些日常用的单词说不上来，周恩来却发音纯正，口齿流利，词汇丰富，使元木省吾更怀敬意。最后，两人用汉语交谈，周恩来具有很广博的汉语知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很深刻。谈到中日两国人民，周恩来更是滔滔不绝，讲得十分有感情，十分动人心弦。元木省吾惊讶了，未想到中国竟有这样出色的青年。车到岗山县时，两人互赠名片，依依道别。元木省吾仔细看着名片，上印楷书“周恩来”三字，下印“翔宇”二字，中间是一行娟秀的钢笔字“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他小心地收起名片，将这次愉快的交往写在当天的日记里。元木省吾后来一直珍藏着这张名片，临终，嘱咐妻子一定要亲自将名片转交其时已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不久，他妻子去世，又将重任托给儿子。元木省吾的儿子在1972年9月29日作为一个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京，完成了父母的嘱托。周恩来接过名片，忆起往事，深深怀念当年路遇的日本教师。

    然而，留日期间，身处异国的孤寂，也时时侵扰着年轻的周恩来。个人的际遇与家庭的苦况，又使这份孤寂变得更加苦涩和悲凉。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接到堂弟从老家淮安寄来的信。信上说，在驸马巷老家久病不起的三叔贻奎去世了。

    周恩来难过至极。12岁离家后，他一直未能圆回乡之梦，常常挂念着家乡。他曾在作文中写道：“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对家乡浓烈的思念之情，使他常常泪盈枕席，长夜难眠。现在接到凶讯，怎不念他难过？！

    三叔从小瘫痪残废，干不了什么活。但在叔伯中间，四叔早逝，父亲及伯父又在外地，三叔是周家唯一顶事的男人。他去世后，留下一大帮寡妇、孩子，将如何生活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日夜苦恼的就是这些家事。他的痛苦无法与人诉说，只好倾泻在日记本上。

    接到堂弟来信的第一天，他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

    第二天，他接着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即贻奎：周恩来的继父在本家四兄弟中最小，在家族的同辈中排行第十一位，所以周恩来常叫排行第四的伯父为伯父或四伯，叫排行第七的生父为干爹，排行第八的三叔为八伯—引者）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

    第三天，他写的还是这件事：“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1918年2月10日是农历除夕。这一夜，周恩来同张瑞峰等朋友谈到次日黎明才睡。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想得最多的仍是家中情景。

    当时日本流行佛教中“无生”即无为而作、回避世事的思想。极度的悲哀之中，周恩来一度十分欣赏“无生”，想从佛教中寻求感情的依托与慰藉。他尽量迫使自己不想那些恼人的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

    但他最后没有遁入佛门。他破不了“情”关，割不断与国家命运，与同学、朋友的关系。

    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终年积雪的富士山，花繁似锦的樱花树，美丽清澈的琵琶湖，汩汩流淌的加马河……无数胜景，游人如织。可是，有谁知道一位异国俊男的心境？

    （蔡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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