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告诉你父亲，不要为此替我担心，国民党的顽固派诚然要防备，但目前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装出抗日的姿态，只要国民党抗日，他们不敢对我怎样。

    忠孝仁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今天必须重新做解释，忠是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皇帝，孝是做人民孝子，而不是光做父母的孝子等。

    李根源带领了全校生员来到了滇越铁路昆明车站，大声疾呼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已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讲完以后，放声痛哭。

    1938年年初，我的父亲李根源从长沙到汉口，准备前往新疆。当时国民党政府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标榜“反帝”、“联俄”等六大政策。盛是李根源在广东所办韶关讲武堂学生。他来电欢迎李根源去新疆。这时，苏联援助我抗日物资都是通过新疆输入内地的。国民党政府也希望李根源去新疆，对盛世才做一些疏通工作。国民党政府并聘请李根源做军事委员会参议官。李根源把新疆之行和蒋介石聘请他做军事委员会参议官这两件事及时先后通过董必武同志致电朱德总司令，并征求总司令的意见。朱德总司令回电表示可以接受。

    1938年6月，李根源在新疆患了心脏病，返回西安医治，住西安郊外宋家花园养病。一天，总司令从临汾前线来到西安，在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稍稍休息后，便由林伯渠同志和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陪同前来宋家花园看望了李根源。

    早年，李根源和朱总司令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总司令出国留学之前。那时，李根源在北京担任农商总长，朱德来北京办理出国护照，李根源对朱的出国留学是赞同和支持的，并且协助办妥了出国护照。从那时起李和朱分别已十多年了，这次在西安重逢，李根源兴奋极了，他和朱总司令谈了一些新疆的情况，并兴奋地告诉朱总司令，他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认识到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可惜病倒了，不然，就去苏联游历了。朱总司令担心李根源过于兴奋对心脏病不利，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告辞了。临走时表示还要来看望李根源。

    次日，父亲又叫我专程去西安办事处回拜朱总司令。朱总司令慈祥地和我握手，我说：父亲因病不能出门来看总司令，特地叫我来晋谒总司令，向总司令致敬。总司令问了我的名字、年龄以及在昆明上什么大学等，我都逐一作了回答。当总司令听说我在西南联大学习，便高兴地说：西南联大有很多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是很好的。我对总司令要再去宋家花园看望父亲很不放心，因为宋家花园在西安郊区，总司令外出轻车简从，而西安情况比较复杂，请总司令不要再去宋家花园了，请总司令出入一定要警戒，以策安全。总司令听了以后说：回去告诉你父亲，不要为此替我担心，国民党的顽固派诚然要防备，但目前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装出抗日的姿态，只要国民党抗日，他们不敢对我怎样。

    两天后，朱德总司令在林老的陪同下，第二次来宋家花园看望了李根源。总司令还带了一本刚出版的，由毛泽东同志亲笔签名的《论持久战》送给了李根源（这一珍贵文物，解放初送给了云南省图书馆）。朱总司令与林老跟李根源的谈话气氛非常融洽。总司令讲了一些解放区军民鱼水关系的生动事例。他说，八路军中从总司令到战士都实行供给制，此外，分别有少量不等的零用津贴费，但都还用不了。同时，还谈起了辛亥革命胜利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的往事。当时从蔡松坡先生起，每人月薪都是60元，廉洁成为一时风尚。今天国民党政府贪污成风，真是可耻。总司令又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还教导我一定要认真阅读。总司令又说，忠孝仁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今天必须重新做解释，忠是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皇帝，孝是做人民孝子，而不是光做父母的孝子等。总司令还托李根源带信给龙云等人，劝导他们一定要抗战到底。

    1939年，李根源从昆明回老家腾冲，路过保山，保山金鸡村有一位老讲武堂学生蓝馥（字子芬），和总司令是同学，父亲叫我去看望了他。蓝还给我看了一封朱总司令最近给他的亲笔信。这封信写了两三张信纸，内容主要是分析当前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抗日战况。总司令在信内表示欢迎讲武堂的同志去解放区参加抗战工作。

    1940年抗战3周年，李根源感赋七绝五首，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半月以后，吴玉章同志从成都把朱总司令和李根源原韵的五首绝句以及给李根源的信转寄来昆明，吴老亦有和作五首绝句与信。

    李根源的原作，全文如下：

    其一：三年血战挫天骄，杀气如云万丈高。再接从今还再厉，会须入海斩鲸鳌。

    其二：欧西法国夙称强，战未尽年竟败亡。我抗东倭卅六月，神英诸将自堂堂。

    其三：前方抗敌后方同，西缅南交已伏戎。我老据鞍犹矍铄，好偕袍泽赋秦风。

    其四：攘夷大义秉春秋，雪耻争存报国仇。痛饮黄龙一樽酒，从容收拾旧神州。

    其五：中原父老望旌旗，说到倭夷愤不平。努力齐心争后着，宝摧顽寇奠新京。

    朱总司令的和作五首，全文如下：

    其一：败不馁兮胜不骄，荡平倭寇气犹高。军民一致复华北，铁腕齐挥歼海鳌。

    其二：法军将帅枉称强，天暮化尽自取亡。新史当为吾国鉴，运筹决胜在朝堂。

    其三：报国仇同志亦同，精诚团结伏强戎。吾师气壮身犹健，扫寇归来唱大风。

    其四：苦战三年春复秋，河山还我慰同仇。他年痛饮龙江外，长戍边疆卫九州。

    其五：当年父老授旗旌，诲我谆谆将寇平。前线后方齐努力，定驱暴日追东京。

    和作有小序，其文为：

    读《大公报》栽印师“七七”三周年纪念赠抗战将士七绝五首，民族正义，溢于词章，拜读之下，莫名饮感。谨和原韵，邮呈指正。

    吴老玉章的和作五首，全文如下：

    其一：三月亡华敌自骄，那知人力比天高。兆民团结坚于铁，破尔鲸吞胜巨鳌。

    其二：人民阵线法称强，外侮侵来倏忽亡。反共亲英遗恨在，巴黎辜负庙堂堂。

    其三：人民反帝万方同，既苦饥寒又苦戎。唯有社会主义好，民安物阜沐和风。

    其四：全民抗战过三秋，老将雄心报国仇。直捣黄龙君莫懈，福星高照在神州。

    其五：大和武士亦堪旌，北略南侵愤不平。反战洪流齐汇日，会看革命起东京。

    以上原作以及和作均载在1940年1月6日《新中华报》上。

    总司令给李根源的信，全文如下：

    印泉吾师钧鉴：

    西安拜别，瞬经两载。犹记病榻之侧，谆谆训示，受益良多。三年以来，德转战华北，坚持敌后，虽不敢自言有功，幸尚未辱钧命耳。倭寇进占越南，威胁滇中，西南局势紧张万分。德等已于八九月间发动百团之兵力，大战于平汉、正太、同蒲、平绥、津浦铁路主要交通线上。赖军民一致，稍有成绩。正太铁路全部破坏，井陉煤矿亦被炸毁。寇之随营商业，皆受重大打击。非但交通战得到胜利，即经济战亦大有成功。且予敌进攻我大后方之战略企图，牵制不小。此次战绩聊可告慰国人，亦可告慰吾师也。越南为西太平洋之战略要地，若为敌占，荷印形势，自必日愈严重。日美矛盾亦将更形尖锐。此次大战不仅将及于美、澳、非洲，更将及于全亚。战事绵长，已可决言。我国抗战，处此环境，唯有全国团结一致，发动广大民众共同奋斗，德深信抗战建国之大业必能完成，吾师遍处南滇，日寇威胁昆明，当有制敌良策。德为防滇计，尚请吾师设法发动帮助越南、缅甸、印度之广大民众起来抗战。吾师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勋安。

    全国解放后，1950年6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特邀李根源到北京参加。陈赓同志因李根源年老多病，行走困难，命我和成坤侄随行。当李根源到北京后，初下榻于远东饭店，朱总司令和林老相继来看望。自西安李根源与总司令以及林老分别后，又已十余载于兹，今全国解放，重逢京华，欢悦之情，岂笔墨所能状！逾二三日，毛泽东同志设宴招待从西南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李根源和熊克武诸位先生。李根源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晋谒毛主席，备承优渥。次晚，朱总司令于颐和园设宴招待李根源以及熊克武诸位先生。

    6月6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照顾李根源，还特发给我一张旁听证，以便照料。会议到7月初闭幕。总司令指示中央统战部派一位同志护送李根源到苏州。

    1951年年初，李根源从苏州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在重庆暂住。由于不习惯重庆的潮湿多雾气候，时常多病，总司令闻知，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护送李根源到北京就医。同年6月，就在李根源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总司令即来绒线胡同寓所看望了他，嘱在北京安心治疗养病，嗣派秘书送进北京医院作全面检查。后来李根源决意常住北京，愉快地度过了他的晚年。

    在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总司令每月都来绒线胡同看望李根源一次，常常讲述国内外大好形势，如抗美援朝以及中日外交等。有时，回忆辛亥革命与护国运动的往事。有次谈到讲武堂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总司令说，法国殖民主义者修筑滇越铁路，当全线修通时，李根源带领了全校生员来到了滇越铁路昆明车站，大声疾呼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已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讲完以后，放声痛哭，全体学生一起痛哭起来，表现了深切的爱国热忱。

    有一次，原讲武堂学生敬镕的弟弟敬树诚来看望李根源。他谈起他的哥哥敬镕和朱总司令从四川到云南，投考讲武堂的经过。他说，敬镕和总司令是莫逆之交。他们相约到昆明投考讲武堂，没有盘缠，便从四川步行。千里跋涉，挑了一副货郎担，摇着崩龙鼓，克服了沿途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终于走到昆明。总司令早年艰苦卓绝的求学精神真令人肃然起敬。敬镕原籍四川南部县，以云南省昭通府大关厅籍投考云南讲武堂。

    朱总司令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1959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根源认为总司令肩负国家的担子更加重了，请求他珍重身体，但他仍然关怀着李根源。1960年，李根源病重，总司令和周总理曾先后到北京医院看望了他。

    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朱总司令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并曾拿着稿子，来看望李根源，和他共同回忆当年的一些情节。朱总在文章中，对辛亥云南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提到了蔡锷先生、罗佩金先生和李根源三人，认为他们三人对辛亥云南起义所起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总司令回忆辛亥革命的文章，除去这篇以外，解放前，在1941年和1942年还先后写过两篇，都刊载在《解放日报》上。朱总司令在1942年写的回忆文章中，有一段谈到李根源在清政府摧残革命力量的压力下千方百计地保护云南讲武堂的苦心孤诣。文章中写道：“满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忍的。对于讲武堂的摧残，是非常严厉的。李根源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凭着他的革命热诚与灵活的手腕，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个革命力量的熔炉才得保存下来。”

    李根源寓京后，亲眼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蓬勃发展，我国国际地位之空前提高，内心兴奋，非可言喻。他响应总理要老年人写文史资料的号召，于1961年撰写《我与政学会》一文，文章中表达了他由于回忆政学会的往事，更增加他对新社会的热爱的心情。他这样写道：“过去外患频仍，军阀恣睢，爱国之士，莫不忧心如焚。今天，我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始能臻于国势富强，万民康阜之境。使旧中国的重重阴霾，一扫而清，从而出现了万里晴空，光明灿烂的新时代，82岁的老翁能不欢欣鼓舞！”并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写了两首诗，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把他从重庆接来北京，幸福愉快地度过他的晚年。诗文如下：

    其一，病倒在山城，脑昏智不清。多谢毛主席，接我为北京。

    其二，华屋作舍馆，病院选良医，如兹美风义，天下知重师。

    1965年6月，李根源病危，病情日益恶化，北京医院向朱总司令作了汇报。7月4日，总司令亲临医院看望，但他已入昏迷状态，不省人事。总司令在他的病榻前坐了约半小时，他仍未清醒过来，7月6日，父亲去世，总司令亲临嘉兴寺主持追悼会。

    （李希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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