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寡言，但他的一举一动，都使人感到他是个忧国忧民、很有志气、很有抱负的青年。

    火车被迫停下来，他们就和其他旅客一道，冒着风雪到附近的地方去扛木头。

    刘少奇知道后，来信说：报纸一定要办下去，千万不要停刊，不要脱期，售价也不要提高，提高了工人买不起。

    我和少奇同志在学生时代就相识了。

    1914年至1918年，我在长沙联合中学读书的时候，班里有不少同学是宁乡人。他们常与在长沙其他学校读书的宁乡同学来往。我时常见到一个瘦高个儿的青年到联合中学来。经同班同学介绍，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刘少奇。他虽然比我小两岁，但聪明能干，举止稳重，深为同学所敬佩。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还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理想，互相间仅仅是一般来往。他沉默寡言，但他的一举一动，都使人感到他是个忧国忧民、很有志气、很有抱负的青年。不久，他果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年，刘少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年冬天，他和任弼时、肖劲光等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决定赴苏联学习，寻求救国之道。此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党团活动逐渐开展。从1919年掀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1920年形成了一个热潮。这对全国青年影响很大，所以湖南一发起留俄运动，北京、上海立刻有人响应。在北京的湖南同学陈维仁和王一飞都报了名。我因为给这两位同学送行，在上海碰到了即将赴苏学习的刘少奇。

    老同学久别重逢，分外亲热，特别是这时我们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而是有共同政治方向的青年。我对他出国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表示衷心祝贺。他也很关心我在北京的情况。他说，北京是进步青年集中的地方，也是各种政治势力汇聚的地方；北京有许多名流，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地方。所以他希望今后建立联系，互相通信交流情况。因为我们都没有出国的经验，所以，对旅途安全问题也谈得很多，少奇为这次偶然的见面感到很高兴。分手时，我们谈了许多互相鼓舞、互相勉励的话。

    1921年年初，刘少奇等人赴苏学习和工作。他们从上海出发，先乘海轮经日本到海参崴后，再经过哈巴罗夫斯克、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到达莫斯科。他写信给我报道途中旅行情况，谈到了他们沿途所遇上的困难：正值严寒季节，天气特别冷。火车燃料缺乏，有时木柴没有了，火车被迫停下来，他们就和其他旅客一道，冒着风雪到附近的地方去扛木头。一路上餐车供应也不足，水供应困难，吃喝都紧张。但他们没有畏难情绪，积极想办法，终于胜利地按期到达目的地。当然，少奇一行所碰到的艰难，以及他们为解决困难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远远不止他在信中写的那样简单。我们完全理解他这样写的用意，主要是怕引起我们对他们过多的挂念。收到他的信，我们一方面为他们的平安到达放了心，另一方面也对少奇的组织才能表示钦佩。那时，北方同志的另一个组，走到黑龙江省被当地军阀截住扣留下来，没有达到伊尔库茨克。少奇回到祖国后，我在上海见到了他。此后，他正式开始参加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党的“一大”以后，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当我在北京长辛店组织工会时，少奇已深入安源路矿的工人中工作。他常常给我来信，我们交流搞工运的经验，交换发展斗争形势的意见。后来我了解到那个时期他干得很出色，在办工人夜校、发动和领导罢工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安源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之后，中央召集各地工人运动领导人和工会负责人在上海开会，总结交流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上海又一次见面了。他这时深有感受地对我说，中国的工人生活水平本是极为低下的，因此迫切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当他们的经济状况通过斗争有所好转时，对我们党的政策和主张就能进一步加深认识。他还谈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安源矿工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比当时矿里一般的职员要低得多。罢工以前，他们衣袋里空空的，没有一文钱，见不到几个人去饭馆吃饭。后来就大有变化，他们的脸上也泛起了笑容。我们由此又转入了如何从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的讨论。

    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期间，和我常有信件来往。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早已熟识，还因为我负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当时全国铁路总工会归北方分部领导，而安源的铁路工会也隶属于全国铁路总工会，所以，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密切联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报——《工人周刊》是一份在工人群众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少奇对这张报纸很关心。1922年年末，我们曾写信给他，聘请他当《工人周刊》的特约通讯员，很快他就从安源给我回了一封信，说他很高兴担任通讯员，同时，在信中给我们提出了十分积极的建议。他说：《工人周刊》虽然是北方分部的机关报，但不要把目光放在北方，应该发表一些全国各地的工运消息，以全国工人为对象。这个建议充分表现出刘少奇胸怀全局和着眼于全国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和教益。他在信中热情地表示：他愿意给我们写稿，如果他没有工夫，就组织别人写。后来，《工人周刊》上发表过不少介绍安源路矿工人斗争的文章，大都是他写的或组织专人写成的。

    由于《工人周刊》销数激增，售价又低，赔钱越来越多，有时竟弄到开不出支的窘境。刘少奇知道后，来信说：报纸一定要办下去，千万不要停刊，不要脱期，售价也不要提高，提高了工人买不起。他表示：他们可以捐助一部分印刷经费。此后，我们多次收到安源工人俱乐部捐寄来的印刷经费，使《工人周刊》得以维持下去。安源是《工人周刊》的一个重要销售点，他们每次收到报纸，都按时把报费如数寄来，从没有误漏过。他这种在工人运动中互相支援的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

    1922年8月底，京汉铁路举行了八月罢工。这是党在北方组织的一次产业工人罢工，意义很大。刘少奇从报纸上得到了罢工的消息，十分兴奋，立刻写信给我，询问罢工情况。他把信寄到了我们约定的通信地点——北京大学。可是，我因为组织罢工，住到了长辛店，一直没有见到他的来信。由于好长时间得不到回信，心里着急，他又给我打来电报。当时，正是罢工最忙的时候，我抽不出时间给他回信。结果，他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很为我们的斗争和我个人的安全担心。他见写信、发电报都得不到回信，又托到北京给我们送一笔捐款的粤汉铁路工会的一位工人捎信给我，让他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后来，罢工胜利了，我才给他回信。他收到我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名义写的信以后，非常高兴，马上回信，祝贺八月罢工的胜利。他在信上说：“北方分部的胜利，也就是安源工会的胜利！工友们感到十分高兴！”不久，他还专门在《工人周刊》上撰文，对这次斗争的影响及意义给予高度评价。

    同年11月，唐山煤矿工人大罢工时，他不但写信支持、鼓励我们的斗争，而且多次组织捐款支援，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就转来了1600元。

    1925年，刘少奇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会后不久，他即到上海工作，指导上海及中国北部的工人运动。我这时是在中央负责工委并主编《中国工人》，与他接触的机会比往常更多。他一面在工人中活动，广泛地联系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一面在繁忙中挤出时间为《中国工人》刊物写文章，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他写了许多文章，有不少在《中国工人》上发表过。少奇对这个刊物的支持，我是始终没有忘记的。

    到了1927年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时期，我们又相聚在扬子江畔。我是1926年9月到的武汉，在武汉中央局担任党的中央工委书记。少奇随后就来了，中央决定派他到湖北省和全国总工会工作。在此期间，我兼负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所以和他在工作上要经常联系。他身着工人服装，与我们朝夕相处并肩奋斗在一起，不辞劳苦地在武汉三镇奔走呼号，为动员群众，武装工农耗费了莫大的心血。

    1927年，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前，我被党中央派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后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11月会议，我和少奇都从斗争前线来到上海开会。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进行长时间的交流。1928年，党中央派他参加顺直省委的工作，并负责指导北方的工人运动。1929年夏，他又被调去领导满洲省委。此后，他一直在白区工作，我们之间的通信仍是频繁的。

    （罗章龙）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