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戏曲艺术的发展

    中华民族音乐的启蒙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相联系。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打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我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124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64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也集中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

    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就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已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

    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到了唐代，出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高丽乐等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又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

    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是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

    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另外，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

    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全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各种地方小戏，如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

    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名琴

    周/号钟

    “号钟”是周代的名琴。此琴音之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后来“号钟”传到齐桓公的手中。齐桓公是齐国的贤明君主，通晓音律。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尤其珍爱这个“号钟”琴。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春秋/绕梁

    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

    有一次，楚庄王竟然连续七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汉/绿绮

    “绿绮”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锌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东汉/焦尾

    “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琴。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

    汉末，蔡邕惨遭杀害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三百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促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给王仲雄演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唐/春雷

    “春雷”为唐代名琴的名称，制琴世家雷威所作。明代（清秘藏）记之曰：“春雷，宋时藏宣和殿百琴堂，称为第一。后归金章宗，为明昌御府第一。章宗殁，挟之以殉。凡十八年，复出人间，略无毫发动，复为诸琴之冠。天地间尤物也！”传世唐琴极珍罕，此琴虽然纳音、双足、岳山、琴尾等处曾经后人修补，但琴身造形饱满，有唐琴之“圆”；当代琴家试弹，称此琴音韵沈厚清越，兼得唐琴“松”、“透”之美。

    此琴于民国时，曾经何冠五、汪景吾、张大千等名家收藏。

    唐/九霄环佩

    “九霄环佩”为唐琴，伏羲式，杉木材质打造，外表呈紫栗壳色，小蛇腹断纹间杂细密牛毛断。龙池、凤沼系扁长圆形，龙池上方刻有篆书“九霄环佩”四字，右侧刻有行书“超迹苍霄，逍遥太极，庭坚”十字。左刻“泠然希太古，诗梦斋珍藏”行书10字及“诗梦斋印”一方。在琴足上方刻“霭霭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苍海老龙吟。苏轼记”楷书23字。凤沼上方刻“三唐琴榭”椭圆印，下方刻“楚园藏琴”印一方。腹内左侧刻寸许楷书款“开元癸丑三年斫”7字。整张古琴宽阔厚重，造型古朴典雅，发音苍松透润，具有唐代古琴的典型特征。经鉴定为盛唐雷氏琴之标准器，以“仙品”之称倍受琴家仰慕。

    唐/大圣遗音

    这架唐代大圣遗音琴为神农式，桐木斫，髹栗壳色漆罩以黑漆，朱漆修补，纯鹿角灰胎，发蛇腹间牛毛断纹。琴背作圆形龙池，龙池上刻寸许行草“大圣遗音”四字，池下方刻二寸许大方印一篆“包含”二字，池之两旁刻隶书铭文四句“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十六字，俱系旧刻填以金漆。腹内纳音微隆起，其两侧有朱漆隶书款“至德丙申”四字。琴音响亮松透饶有古韵，造型浑厚优美，漆色璀璨古穆，断纹隐起如虬，铭刻精整生动，金徽玉轸、富丽堂皇，非凡琴所能企及。

    唐/独幽

    “独幽琴”造于晚唐，因为制作相当标准而被视为鉴定唐琴的三大标准器之一。琴面黑红相间漆，梅花断纹与蛇腹断纹交织，背面牛毛断纹。龙池上方刻“独幽”，池内有“太和丁未”四字（即唐文宗元年，公元827年）。琴尾有李静题款。此琴于明末清初为我国著名思想家王船山所用，民国时由已故湖南琴家李静珍藏。琴身显现5种断纹，尤其是罕见的“梅花断”，显示出这把古琴悠久的历史。虽然经历1000多年岁月洗礼，依然可以弹奏出动人音乐。

    唐/太古遗音

    唐初贞观年间斫制，原黑漆，大流水断纹。原黑漆，大流水断纹。背面龙池上方刻行书“太古遗音”，池下刻篆书“清和”印，左侧刻“吴景略重修甲子中秋”。古琴音乐主要受儒家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德音之谓乐”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曾由已故山东琴家詹澄秋珍藏。

    明/奔雷

    黑漆，小蛇腹断纹。背面龙池上方刻篆书“奔雷”，两侧刻有藏者题款：“南北东西几度游，名琴能遇不能求。奔雷无意欣相遇，宿愿多年始得酬”。“久经风鹤不堪嗟，一抚奔雷兴倍赊。三十年来成伴侣，怡情养性不离他”。曾由天津琴家宋兆芙珍藏。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名曲

    《广陵散》

    又名《广陵止息》，乐曲原是东汉末广为流传的民间音乐，被推测为以战国时期聂政刺韩王为题材的大型器乐叙事曲。它以磅礴的气势，独特的风格，庞大的结构，表现了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受到琴家们的推崇。

    《高山流水》

    根据《神奇秘谱》记载：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可见，“高山流水”、“高山”、“流水”三曲实为同一曲目。

    战国时已有关于高山流水的琴曲故事流传，故亦传《高山流水》系伯牙所作。乐谱最早见于明代《神奇秘谱》（朱权成书于1425年），此谱之《高山》、《流水》解题有：“《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至来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两千多年来，《高山》、《流水》这两首著名的古琴曲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一起，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

    《渔樵问答》

    《渔樵问答》是一首古琴曲。此曲在历代传谱中，有30多种版本，有的还附有歌词。现存谱初见于明代。曲谱最早见于《杏庄太音续谱》（明萧鸾撰于1560年）：“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此曲反映的是一种隐逸之士对渔樵生活的向往，希望摆脱俗尘凡事的羁绊。音乐形象生动，精确。乐曲通过渔樵在青山绿水间自得其乐的情趣，表达出对追逐名利者的鄙弃。

    《平沙落雁》

    明朝此曲称《雁落平沙》。曲调悠扬流畅，通过时隐时现的雁鸣，描写雁群降落前在空际盘旋顾盼的情景。

    最早刊于明代《古音正宗》（1634），又名《雁落平沙》。自其问世以来，刊载的谱集达五十多种，有多种流派传谱，仅1962年出版的《古琴曲集》第一集收入了六位琴家的演奏谱，关于此曲的作者，有唐代陈立昂之说；宋代毛敏仲、田芝翁之说，又有说是明代朱权所作。因无可靠史料，很难证实究竟出自谁人之手。

    《阳春白雪》

    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涤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意。

    《阳春白雪》表现的是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欣欣向荣的初春美景。旋律清新流畅，节奏轻松明快。

    《胡笳十八拍》

    据传为蔡文姬作，由18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由琴伴唱。“拍”在突厥语中即为“首”，起“胡笳”之名，是琴音融胡茄哀声之故。

    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诗中有：“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客归。”在琴曲中，文姬移情于声，借用胡笳善于表现思乡哀怨的乐声，融入古琴声调之中，表现出一种浩然的怨气。

    全曲共十八段，运用宫、徵、羽三种调式，音乐的对比与发展层次分明，分两大层次，前十来拍主要倾述作者身在胡地时对故乡的思恋；后一层次则抒发出作者惜别稚子的隐痛与悲怨。

    此曲全段都离不开一个“凄”字，被改编成管子独奏，用管子演奏时那种凄切哀婉的声音直直的透入人心，高则苍悠凄楚，低则深沉哀怨。

    《阳关三叠》

    根据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谱写的一首琴歌。王维这首诗在唐代就曾以歌曲形式广为流传，并收入《伊州大曲》作为第三段。唐末诗人陈陶曾写诗说：“歌是《伊州》第三遍，唱着右丞征戍词。”说明它和唐代大曲有一定的联系。后来又被谱入琴曲，以琴歌的形式流传至今。王维的诗是为送友人去关外服役而作：“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谱入琴曲后又增添了一些词句，加强了惜别的情调。曲谱最早见于《渐音释字琴谱》（1491年以前），另外还有1530年刊行的《发明琴谱》等十几种不同的谱本。基本上用一个曲调作变化反复，叠唱三次，故称“三叠”。每叠又分一叠加“清和节当春”一句作为引句外，其余均用王维原诗。后段是新增的歌词，每叠不尽相同。从音乐角度说，后段有点类似副歌的性质。这首琴歌的音调纯朴而富于激情，特别是后段“遄行，遄行”等处的八度大跳，和“历苦辛”等处的连续反复呈述，情意真切，激动而沉郁，充分表达出作者对即将远行的友人那种无限关怀、留恋的诚挚情感。

    《梅花三弄》

    此曲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等特徵，来赞颂具有高尚节操的人，曲中泛奇曲调在不同的微位上重覆了三次，所以称为“三弄”。

    《梅花三弄》是一首古琴曲，由笛曲改编而来，全曲表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性。

    关于《梅花三弄》的乐曲内容，历代琴谱都有所介绍，南朝至唐的笛曲《梅花落》大都表现怨愁离绪的情感。

    明清琴曲《梅花三弄》多以梅花凌霜傲寒，高洁不屈的节操与气质为表现内容，“桓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后人入于琴。”“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韵也”，“三弄之意，则取泛音三段，同弦异徵云尔。”（明《伯牙心法》）从这里可看出，它首先是一首笛曲，后来才改编成古琴曲。

    《醉渔唱晚》

    我国唐代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泛舟松江，听渔人醉歌而作此曲。曲谱初见于《西麓堂琴统》。乐曲所表现的内容是一个“醉”字。此曲之“醉”不是“瓮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那种纯消极处世的表现，而是通过渔人豪放不羁的态度，借醉论政，以醉汇愤。曲调围绕渔夫的“唱”与“醉”这两个性格不同的音乐主题，通过音区、节奏、调式、调性的变化、发展，表现渔夫醉后狂歌、豪放不羁的神态。还有一部分是描写鼓棹而进的水上意境，感情起伏跌宕，抒发出笑傲烟云、醉乡酣美之意。全曲素材精炼，结构严谨。

    中国十大剧种

    昆曲

    昆曲，又称“昆腔”、“昆剧”，是一种古老的戏曲剧种。产生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江苏昆山。明中叶后开始盛行，当时的传奇戏多用昆曲演唱。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明、清之际，他成为全国最大剧种，主宰剧坛200余年。我国现存历史较长的地方剧种，几乎都受过昆剧艺术的影响，因此有“中华戏曲之母”的雅称。除了保持早期昆曲特色的南昆外，还在全国形成许多支脉，如北方的昆弋、湘昆、川昆等。昆曲的风格清丽柔婉、细腻抒情，表演载歌载舞、程式严谨，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代表。

    京剧

    京剧又称平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五十五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京剧流播全国，影响甚广，有“国剧”之称。它走遍世界各地，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评剧

    评剧是流传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产生于河北省东部，系由流行于滦县、迁安、玉田、三河及宝坻（今属天津）一带农村的曲艺莲花落发展而成。1910左右形成于唐山，称“蹦蹦戏”或“落子戏”，又有“平腔梆子戏”、“唐山落子”、“奉天落子”、“平戏”、“评戏”等称谓。1935年蹦蹦戏在上海演出时，因为上演剧目多有“惩恶扬善”、“评古论今”的新意，采纳名宿吕海寰的建议，改称“评剧”。1936年白玉霜在上海拍影片《海棠红》时，新闻界首次把“评剧”的名称刊载于《大公报》，从此，评剧的名字广泛传播于全国。

    越剧

    越剧，流行于浙江一带的地方剧种。它源出于浙江嵊县的“的笃班”，1916年左右进入上海，以“绍兴文戏”的名义演出。先以男演员为主，后变为以女演员为主。1938年后，使用“越剧”这一名称。1942年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女演员对其表演与演唱进行了变革，吸收话剧昆曲的表演艺术之长，形成柔婉细腻的表演风格。出现袁（雪芬）派、尹（桂芳）派、范（瑞娟）派、傅（全香）派、徐（玉兰）派等众多艺术流派。越剧剧目有《祥林嫂》、《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五女拜寿》、《西厢记》等。

    粤剧

    粤剧原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粤语粤语出现，是糅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每一个行当都有各自独特的服饰打扮。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又称为戏棚官话。到了清朝末期，为了方便当地人观看，改为了粤语。

    黄梅戏

    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县，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一带。它的前身是黄梅地区的采茶调，清代中叶后形成民间小戏，称“黄梅调”，用安庆方言演唱。20世纪50年代在严凤英等人的改革下，表演日趋成熟，发展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著名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女驸马》等。曲调悠扬委婉，优美动人，具有芬芳的泥土气息，深受各地人民群众喜爱。

    秦腔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又称“乱弹”，流行于我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其中以宝鸡的西府秦腔口音最为古老，保留了较多古老发音。又因其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所以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其表演粗犷质朴，唱腔高亢激越，其声如吼，善于表现悲剧情节。剧目有《蝴蝶杯》、《游龟山》、《三滴血》等。

    晋剧

    晋剧，又名“中路梆子”，系由山西、陕西交界的山陕梆子发展至山西，结合山西语言特点而形成。现流行于山西中部及内蒙、河北一带。它保持了梆子腔以梆击节的特点，音乐风格在高亢之余，也有柔婉细腻的一面。表演通俗质朴。著名剧目有《打金枝》、《小宴》、《卖画劈门》等。

    桂剧

    桂剧是广西的主要剧种之一，俗称“桂戏”或“桂班戏”，是用桂林方言演唱的剧种，做工细腻贴切、生动活泼，借助面部表情和身段姿态传情，注重以细腻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表演手法塑造人物。即使是武戏，也多是文做。流行于桂林、柳州、河池、南宁等地市和梧州地区北部操“官话”的城乡，深受桂林人民的喜爱。剧目有《抢伞》、《拾玉镯》、《柜中缘》等。

    潮剧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潮曲”，主要流行于潮汕地区，是用潮州话演唱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潮剧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是一个已有44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主要吸收了弋阳、昆曲、梆子、皮黄等特长，结合本地民间艺术，如潮语、潮州音乐、潮州歌册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潮剧在国内主要流布在广东东部、福建闽南漳州地区的云霄县、东山县、诏安县及平和县等。潮剧经常在庙会上演出，老百姓也喜爱在非常热闹的氛围下观看，使节日气氛更加浓重，因此，潮剧要比其它剧种更具浓郁的民俗色彩。主要曲目有：《陈三五娘》、《扫窗会》、《芦林会》等。

    中国民族乐器

    古筝

    春秋时期的秦国已经存在，用于原始的舞乐。筝体为木制空盒，呈扁长方形，面版有弧度突出。弦两端搭在山口上，右山口程S形，右岳山为平直。左侧为筝尾，或称凤尾，有弦钉以固定琴弦，右侧有螺丝钉，可以调节弦张力来控制音高；中间有称为雁柱的琴码支撑琴弦，移动琴马也可调音。筝的弦数因地域流派不一，最常见为21弦筝，另有16弦筝、26弦筝等，因流派不同而有尼龙钢弦、钢弦、丝弦等。

    阮

    又名阮咸、阮琴，是中国的弹拨乐器。现代的阮其音色中正浑厚，有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和低音阮。用于独奏和合奏，由于其出色的音响融合性和便于演奏和声的长处，为民族乐团中重要的乐器。起源说法不一，据汉代至魏晋时期的文史资料所载，阮是汉民族自己创造的一种圆体、直项、四弦、12柱（品）的乐器。起源大约在西汉，汉时称秦琵琶或秦汉子。西晋阮咸善弹此种琵琶，此琴因此得名阮咸。唐代，约在350年前后由西域传入中国的曲项琵琶盛行，在乐部居于首位。逐渐将曲颈琵琶直称琵琶，而直柄圆形的琶琶，则称阮咸。直到清代，阮虽仍保持着古制，但音域只有1个多八度，在民间流行的旧式阮，则退化为两条或三条弦。

    琵琶

    琵琶被称为“民乐之王”，拨弦类弦鸣乐器。木制，音箱呈半梨形，上装四弦，原先是用丝线，现在用钢丝、钢绳、尼龙制成。颈与面板上设用以确定音位的“相”和“品”。历史上的所谓琵琶，并不仅指具有梨形共鸣箱的曲项琵琶，而是多种弹拨乐器，其名“琵”、“琶”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也就是说琵和琶原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琵是右手向前弹，琶是右手向后挑。演奏时竖抱，左手按弦，右手五指弹奏。琵琶是可独奏、伴奏、重奏、合奏的重要民族乐器。

    扬琴

    扬琴，又称洋琴、打琴、铜丝琴等，击弦乐器。扬琴是中国民族乐队中必不可少的乐器。无论用于独奏、伴奏还是合奏，扬琴的音色特点都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扬琴是中国常用的一种击弦乐器，与钢琴同宗，音色具有鲜明的特点，音量宏大，刚柔并济；慢奏时，音色如叮咚的山泉，快奏时音色又如潺潺流水。它的音色明亮，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清脆。在民间器乐合奏和民族乐队中在常充当伴奏的角色，是不可缺少的主要乐器。

    埙

    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大约有七千年的历史。相传埙起源于一种叫做“石流星”的狩猎工具。古时候，人们常常用绳子系上一个石球或者泥球，投出去击打鸟兽。有的球体中间是空的，抡起来一兜风能发出声音。后来人们觉得挺好玩，就拿来吹，于是这种石流星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埙。

    最初埙大多是用石头和骨头制作的，后来发展成为陶制的，形状也有多种，如扁圆形、椭圆形、球形、鱼形和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

    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末期才出现六音孔埙。九孔陶埙的面世，标志着中国古埙重新获得了生机。

    笛

    笛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常用的横吹木管乐器之一，即中国竹笛，一般分为南方的曲笛和北方的梆笛。笛子常在中国民间音乐、戏曲、中国民族乐团、西洋交响乐团和现代音乐中运用，是中国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大部分笛子是竹制的，但也有石笛和玉笛。不过，制作笛子的最好原料仍是竹子，因为这种材料的笛子声音效果最好。

    箫

    箫，单管、竖吹，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吹奏乐器。它一般由竹子制成，吹孔在上端。有六孔箫和八孔箫之分，以“按音孔”数量区分为六孔箫和八孔箫两种类别。六孔箫的按音孔为前五后一，八孔箫则为前七后一。八孔箫为现代改进的产物。

    笙

    笙是比较古老的中国乐器，属于簧片乐器族内的吹孔簧鸣乐器类，是世界上现存大多数簧片乐器的鼻祖。其发音清越、高雅，音质柔和，歌唱性强，具有中国民间色彩。由于笙可以吹奏和弦，在传统器乐和昆曲里，笙常常被用作其它管乐器如笛子、唢呐的伴奏。在传统音乐里，笙常常在旋律线加上四度或五度的音，称为“自然和声”。在现代国乐团，笙可以担当旋律或伴奏的作用。

    笙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音色清晰透亮，音域宽广，感染力强。

    编钟

    编钟是中国传统的古老打击乐器，由青铜铸成，它由不同的钟依照大小排列，并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编钟常与编磬组合使用。编钟最早出现在商代，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明清宫廷中仍有沿用。古代编钟常用于宫廷雅乐，每逢征战、宴会、祭祀，都要演奏编钟。编钟也是古代统治者专用的乐器，反映名分，是等级和权利的象征，只有在天子、诸侯行礼作乐时方能使用，即“钟鸣鼎食”。

    磬

    磬是古代石制的一种打击乐器。甲古文中磬字左半像悬石，右半像手执槌敲击。磬起源于某种片状石制劳动工具，其形在后来有多种变化，质地也从原始的石制进一步有了玉制、铜制的磬。击奏体鸣乐器。中国古代的石质打击乐器，为“八音”中的“石”音。磬，最早用于先民的乐舞活动，后来用于历代帝王、上层统治者的殿堂宴享、宗宙祭祀、朝聘礼仪活动中的乐队演奏，成为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礼器”。唐宋以后新乐兴起，磬仅用于祭祀仪式的雅乐乐队。

    京胡

    京胡原称“胡琴”，最早也称“二鼓子”。京胡是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随着京剧的形成在胡琴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弦乐器，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最早的京胡，不仅琴杆短，琴筒也小，为了能拉高调儿还有蒙蟒皮的，而且是用软弓子（不张紧弓毛）拉弦。19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硬弓。现在安徽、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仍有保留用软弓演奏，音色京胡较硬弓演奏的柔软，并有一种特殊的碎弓效果，演奏技巧也很高，而硬弓的发音则刚劲、嘹亮。

    20世纪30年代，京剧空前兴盛，京胡的制作也出现了繁荣时期，不但乐器行业的牌匾改为胡琴铺，就连京剧界的名琴师们也招聘工人制卖起京胡来。有的在制作工艺上采用打光剂代替打蜡。使竹皮表面光泽细润，深得爱好者的称赞。

    京胡主要由琴杆、琴筒、琴码、琴弦和弓子等部件构成。京胡的琴筒呈圆筒状，是京胡的音响共鸣部分，琴弦的振动通过弦马传至琴筒，使筒内空气振动，发出清脆明亮的音色。演奏京胡时，演奏者将琴筒放在左腿上，左手按弦，右手持弓拉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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