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也就是2010年，有三位用中文写作的诗人离世，他们是商禽、张枣和许世旭。之所以说“中文写作”，因为许世旭是韩国人。但是他青年时代在台湾求学，参与台湾60年代的诗歌运动，与大陆和台湾文学界关系密切。他的不少诗和散文是用中文写的。为着纪念他们，那一年我写了题为《纪念三位诗人》的文章。今年又有三个著名的中国诗人离开我们，觉得应该续写我的纪念。
一、纪弦（2013年7月22日去世）
三位诗人中，纪弦最高寿，101岁。说他是“跨世代”，一点没有修辞的意味。我们现在谈论新诗史，总会在某个段落提到他；30年代的路易士也许不如戴望舒、杜衡、徐迟知名，但是50年代台湾的现代诗运动，纪弦是重要人物。当年，他虽然经济拮据，却独资创办了《现代诗季刊》；诗人常常是不计成败得失的痴心者。在50年代，犹如奚密教授所言，他是新诗在台湾的播种者，也是现代主义风潮的引领人。1956年成立“现代派”发布的《现代派六大信条》，当时和后来最具争议，引人诟病的，是主张现代诗应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在今天，指出其中的偏颇不是难事，不过还是要肯定这些主张、努力的功绩。这还不仅仅是历史评价的公正问题。新诗行进途中“现代”与“古典”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这是诗歌“现代”过程的内在矛盾，是“不断‘现代’”的要求和这个要求面临“不断困境”的争执和调整；并不是可以截然切割然后赋予简单价值判断的。
说到纪弦先生的诗，很惭愧，我手边没有一本他自己的诗集。读他的诗主要是在80年代，是借助多种合集和选本。当时印象最深的，一是《阿富罗底之死》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另一是《狼之独步》《摘星的少年》中那个孤傲，特立独行的形象。80年代的大陆，高扬着主体性，对现代文明也有热切期待。纪弦诗中写的现代文明对美的切割、摧毁，当时我们的感受并不那么痛切，而“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则确实得到很多的呼应。
我当然没能见到纪弦先生，他70年代中期就移居美国，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从诗艺上，说纪弦是“现代派”，其实他有更多的“浪漫”气质；诗里的自我抒发，“说诗人”（套用卞之琳先生的概念）的自传特征，为我借助他的诗来推测、构想他的音容相貌提供可能。“拿着手杖7，咬着烟斗6”（《6与7》）；“一小杯的快乐，三两滴的过瘾”（《一小杯的快乐》）；“我不过才做了个/起飞的姿势，这世界/便为之哗然了”（《鸟之变奏》）——便想，他是高瘦的身材了，嗜酒，成天咬着装板烟的烟斗；狷介、高傲……他故去的消息传来，不禁动了印证我这些拟想的念头，就从网络上搜寻他的相片。最感亲切的是他的自画像，有点像梵高的自画像——那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纪弦。但是同时也看他百岁寿辰，头戴花冠与他亲属的合影。长时间盯着它，心中有说不清的难受。照片呈现的情景，也许并非纪弦所愿？即使是倔强、高傲、睥睨流俗的“摘星者”，也会有无法自主，任由他人“摆布”的一天？——尽管他的亲人纯粹基于好意。我不由得又想起《6与7》这首诗：“手杖7+烟斗6=13之我”——“一个最最不幸的数字”。纪弦说这是“一个悲剧”。但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字里行间流露的更多是狷介式的调侃；待到真正感受悲剧，大概便不会有这样的文字写下。生活和艺术虽有关联，但确实是两回事。我终于明白了我们这里，为什么写年老，写死亡的诗，总是出自既不老，也离死亡遥远的年轻人之手的原因。
一段时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觉得纪弦的创作只有文学史的意义了。在他辞世的时候重读他的诗，我为自己的虚妄深感羞愧。
二、梁秉钧（2013年1月6日去世）
细细回想，和梁秉钧（也斯）先生一共见过三次面。最初一次是1997年夏天，王光明（那时他是福建师大教授，还没有到北京任职）在武夷山主持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新诗学术研讨会。来了许多新诗研究者、批评家和诗人。“三个崛起”（谢冕、孙绍振、徐敬亚）都到齐了，诗人有翟永明、王小妮、臧棣，台湾有萧萧、白灵，还有德国的顾彬和荷兰的柯雷。香港来的是梁秉钧。次年，我到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访问，再次见到他；当时他是中文系主任。我经常把自己想得年轻而把别人看得太老，便以为他和我是同辈人（实际上他比我整整年轻十岁）。对这个误解我向他道歉，他笑着说，没关系，我头发少，显老。最后一次见面，是2009年年底人民大学召开的国际汉学大会。我和“汉学”本来没有一丝瓜葛，但最后一天（11月1日）有一个圆桌会议，主持人王家新说“你来吧”；我便在会上做了“谈文学的焦虑症”的八分钟发言。11月初在北京下那么大的雪很少见，赶到会场，已到开会时间。我还没有落座，梁秉钧从很大会场的另一边绕过来问候，握着他温暖的手，让我十分感动。
武夷山会议梁秉钧说什么已经记不清，但我保存着会上的一张照片。记得是在谢冕讲话之后，我的一个插话、提问，引起一片笑声。照片记录的，便是坐在我前面的梁秉钧转过头来的笑脸：这是天性本真的诗人才有的那种快活。在这次会议上，对90年代诗歌的评价是争议的问题之一。曾是诗歌革新运动举旗人的谢冕、孙绍振，对90年代诗歌当时有严厉批评，谢冕发言题目便是“诗正离我们远去”。他说现在许多诗写的都是“自我抚摸”。他说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事情的全部。我禁不住便有一个提问。我说，40年代闻一多有将艾青和田间放到一起比较的短文，说田间已经和人民大众结合，而艾青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艾青诗中写“太阳向我滚来”，闻先生说，你让太阳向你滚来，你为什么不向太阳滚去？我仿照闻先生的这个说法问谢冕，你说“诗正离我们远去”，为什么不说“我们正离诗远去”？笑声便由这些话引起。
不论是什么时代，总是鱼龙混杂，诗歌也是这样。其实，90年代诗人有许多优秀的成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应时势变迁，正在深入探索、调整着诗歌与历史，诗与人，语言实践的意义，诗歌的艺术方式等问题。就在这次会上，王小妮便有题为“木匠致铁匠”的发言（后来我才知道，发言是她1996年的同名文章的一部分）。木匠（诗人）在与铁匠（小说家）的对话中，对作为职业的诗歌写作，和作为社会身份的诗人角色提出怀疑。她这个“木匠”，表达了钉死自己的铺子，“自弃”地脱下木匠围裙，走向绿色田野的心愿，以摆脱被职业、被身份的禁锢，实现内心的自由……但是，她的发言在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有些迟钝；或者是没有耐心，或者欠缺敏锐，对变化着的事物常常懵懂无知。
这次会议之后，梁秉钧先生就陆续赠我他的诗集：再版的《雷声与蝉鸣》，香港作家出版社的《梁秉钧诗选》，我又找到收录他近些年诗作的《东西》。读着读着，就有奇妙的发现：大陆诗人需要申辩和跨越的，对梁秉钧他们来说，好像并不存在什么费力的门槛。他们或者早已关闭了木匠铺，或者就没有过成年累月与锯子、刨子、木料厮守的日子。诗歌写作在他们那里，可能几近于王小妮描述的那种状态：“木匠到了野外，浑身都得了眼睛，浑身都得了耳朵。向远处走，又见到快成材的树干。拍拍它们，多像拍一条硕健的马腿。……”
梁秉钧是教师，是学者，是多媒介艺术的探索者，也许还是美食家、旅行家？写诗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一部分”在这里有两个意思：他生活着写诗，不是为诗活着；诗的写作来自他生活里的发现，“浑身都得了眼睛，浑身都得了耳朵”，他感受到他说的“发现的喜悦”，这也不纯然基于诗的理由。抽象的命题很少是他写作的起点；“爱情太麻烦了/煮菜比较可以预料”。他尊重具体事物；事物在他那里，不是（诗人）附属品。观看者、写作者与对象之间，建立了尊重、专注、细心体察、对话的关系。他的美学是可以称为“适度”的美学，“在虚渺的句子中找到现实的细节”，而“在实在的描写中看见一点空白”（《有关翻译的通讯》）。由于感觉、知识的交汇，时间空间的跨越流转，他获得多重的视角，他用温婉的词语，让我们看到习焉不察的事物的本相，和其中蕴含的哲理。在《林徽因梁思成寻觅山西古寺》这首诗里，梁秉钧感谢道：
……你的目光从麻木中救出
古老的线条，带我们仰望斗拱和屋檐
在千年的昏沉下看出曾有过的智慧
我们也要感谢也斯，感谢他拂拭去寻常事物上落满的灰尘，让我们见识它们生命的色彩，伦理的光泽，化解世事的纷扰纠缠而试图达到单纯澄净……
摩挲一个葫芦瓜
逐渐在时间里发出光泽
爱抚一截树干
直至那里露出野兽的嘴巴和四肢
——《家用器皿》
三、牛汉（2013年9月29日去世）
和牛汉先生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但也都是在会议，在各种诗歌活动的场合。今年2月初，我到了台湾新竹的交通大学，准备在那里上一学期的课。给我看家的学生后来告诉我，大年初一（或初二），牛汉先生往我家打电话问候拜年，他说要感谢我，在电话里和他从未见过面的学生谈了很长时间。他说身体越来越差，做不成事了，语气中流露了在他那里少有的焦虑和愁苦。听到这个转达，我心里很难受，很不安。我知道每年10月他生日时，刘福春、林莽他们都会到他家祝寿，就想回到北京，今年我一定也要去参加。但这个愿望已是无法实现。
9月29日上午，我是从臧棣的邮件得知他去世的。臧棣传来他的悼念诗，开头几行是：
因为我们生活需要
新的挖掘，你悼念过一棵枫树——
它是被砍倒的；在被砍伐之前，
时光已为它的美丽，
向我们支付了足够的租金。
但相比之下，恶，作为一种贿赂，
向历史的平庸支付了更多的赎金
…………
初识牛汉先生而印象深刻的一次，是1994年4月。在北京北海后门附近的文采阁，《诗探索》有一个小型会议，借我和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出版，讨论新诗史写作的问题。郑敏、牛汉、邵燕祥、谢冕、吴思敬、西川、唐晓渡他们都参加了。牛汉发言对我在书中将他归入“七月派”很不满意，急冲冲说，“我不是七月派，没有七月派，50年代就不存在了”（大意）。我颇感意外，心想，这个流派其实是你们主动建构的，要不为什么编选出版《白色花》。虽是晚辈也想争个究竟，中间休息便和他说，不放到“七月派”，把您放到哪里啊？总不能按姓氏或生年一一排列吧？他宽厚地笑笑，没有回答。后来从朋友那里得知，其实他针对的，是当时因时势引发的朋友之间的龃龉、冲突，大概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愿同居一个屋檐下吧。不过，由于他这个提醒，我意识到文学史在类型划分上的不可靠；这是后来写作时经常警惕的。
在老一辈诗人中，牛汉得到不同世代、不同艺术追求的诗人的普遍敬重、喜爱；这种情况并不很多见。他为人真诚，而且天真，刚正不阿，少世故；诗也体现了这一品格。对他的诗的评价，大家也相当一致。刚烈，汗血诗人，诗和生命一体——是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想到的词语。他的诗有着鲜明的当代历史行进的印痕。他表现了被残害、遭毁损生命不容亵渎的尊严和不屈的悲剧的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他的许多散文也写得精彩，但相比起来受到关注的程度不够。
将他与“温柔敦厚”这样的词联结，大概会认为是对他的贬低。但是我要说，刚烈而外，柔软、温厚、大爱其实是他生命的本质，性格的根基。与朋友的友情、对年轻人的爱，关心，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美丽生命的呵护，出自他的内心。读读他的诗《麂子》《悼念一个枫树》《路翎和阳光》吧，读读他的散文《一首诗的故乡》《一个钟情的人》《埋葬：永远的沉重》吧！我想起《牛汉诗文集》出版研讨会（2010年11月29日）上台湾吕正惠教授的发言。他说牛汉对受难、悲苦的人的安慰，是一种孩子式纯真的安慰。吕正惠在他谈音乐的书（《CD流浪记》）里，也是用类似的方式谈莫扎特的。说莫扎特表现的悲哀，是一种孩子式的，“纯净的悲哀”。我相信阅读牛汉诗文得到的这个感受，不是牵强附会。读牛汉的一些文字，有时候你真的也像面对莫扎特——比方说，内田光子在以色列文化大厅弹奏15号奏鸣曲——那样，因真诚、纯净而禁不住要流下眼泪的。
姜涛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新诗处理历史的两个不同面向：一个是将芜杂、充满暴力的历史化为自身血肉，将写作作为对历史参与；另一个是将历史玄学化、抽象化，是落实于心智的疏离的美学（《巴枯宁的手》）。按照这样的划分，牛汉当是前者，而倚窗“看风景”的卞之琳则属后面的脉络。但是，我注意到，牛汉，特别是他晚年，却在文章、在谈话里，多次衷心表达了对卞之琳，对汪曾祺诗艺、美学的向往和赞美。他说他是属土的（他出生在西北黄土高原农村），却歆慕那流动的、柔软的水。在悼念卞之琳先生的诗里他这样写卞先生的“明澈的眼神”：“苍茫而空旷的天空，/望见一束闪闪烁烁的电光，/很高，很远，很美，/仿佛从宇宙的心底，/绽放出一朵素净的花。”还说，他眼角的泪珠，“如他雕出的诗句在闪烁”。
牛汉的这种倾慕，既表现了他宽阔心胸的、没有芥蒂的包容力，也表明真正于诗、于艺术的虔诚者，看待诗歌和诗人的方式和我们可能不同。他们可能不太在意区分我们有关“重要性”的区分，不大在意大与小、介入与疏离、壮烈与柔美之间“价值”的分配、比例。他们有我们没能理解的灵犀相通的基点。
“百年新诗”的精神和建设的向度，肯定有一些共通性的重要问题，但是也有许多难以化约的个别经验。这需要我们在具体的阅读中，去用心捕捉和体会。对于刚离世和离世已久的诗人，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去读他们的一首诗。而且，我们的阅读，要有林亨泰先生那样的心境才好：
这些书籍简直是
从黄泉寄来的赠礼，
以无尽的感慨，
我抽出一册来。
一张一张的翻看，
我的手指有如那苦修的行脚僧，
逐寺顶礼那样哀怜。
——《书籍》（1949）
2013年1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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