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拉丁文：原野中有书籍为伴。

    [2]“Nathanaël”，源自希伯莱语，意为“神赐”。纪德在《地粮》中用它来指读者。

    [3]根据2012年12月在广东嘉应学院演讲录音整理、修改。

    [4][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5]到20世纪40年代，巴金的创作有明显改变。

    [6]洪子诚著《我的阅读史》，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7]引文根据力冈、冀刚的译本，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8]让 ·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人，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政治评论家。

    [9]西川，本名刘军，1963年生，江苏省徐州市，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随笔作家。

    [10]袁水拍（1916-1982），江苏吴县人，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诗人。

    [11]三联书店“学术文库”版。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被迫或自动地离开俄国，流亡欧美，别尔嘉耶夫是被驱逐出境的，此书是他40年代客居巴黎时的著作。

    [12]谢冕（1932—），男，福建福州人，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

    [13]李零（1948—），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14]2005年11月2日，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学术报告，据录音整理、修订。

    [15]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光明，是这次报告的主持人。

    [16]原题为《“30年代的孔乙己造像”——金克木先生的〈孔乙己外传〉》。这篇文章的引文，均出于《孔乙己外传》。

    [17]原题为《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

    [18]我1961年毕业后，多次听过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分析课，如赵树理的《传家宝》，朱自清的《欧游散记》，毛泽东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汪曾祺（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的《羊舍一夕》等。他对赵树理语言运用的功力十分赞赏。

    [19]据曹靖华译本。焦菊隐译本为——伊里娜：“所有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应当工作，都应当自己流汗去求生活——只有这样，他的生命，他的幸福，他的兴奋，才有意义和目的。”

    [20]李今《三十四年代苏俄汉译文学》第323页、第3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个时期，开明书店出版《柴霍甫短篇杰作集》（1-8卷，赵景深译），文化生活出版社编选了“契诃夫戏剧选集”6种。有的作品且有多种译本。如《樱桃园》就有耿式之、俞荻、满涛、焦菊隐、芳信等的译本。

    [21]高尔基《安东·契诃夫》，《回忆录选》第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2]李今《三十四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下卷第7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写于1944年8月大后方重庆，收入胡风《逆流的日子》。希望社1946年版。

    [24]对当代中国的契诃夫阐释影响最大的是苏联“契诃夫研究专家”叶尔米洛夫。50年代，翻译出版了他的多种研究论著，如《契诃夫》《契诃夫传》《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等。

    [25]参见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册》，陈毓罴《契诃夫小说选·前言》，王西彦《真实与真理》，陈瘦竹《契诃夫论》等论著。

    [26]王蒙《寻找女人和狗》，《上海文学》，2007年第4期。

    [27]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5页，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

    [28]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俄国思想家》第151页，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9]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25-26页。

    [30]《回忆契诃夫》第442页。《回忆契诃夫》，196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书中收入契诃夫同时代人的22篇回忆文章。除契诃夫的亲属外，大多是与他有交往的作家、艺术家，如柯罗连科、列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高尔基、布宁、库普林等。

    [31]布宁《契诃夫》，见《回忆契诃夫》第520页。

    [32]参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赵桂莲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33]《契诃夫回忆录》第644页。

    [34]原题为《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

    [35]《文艺报》1958年第21期，11月5日出版。

    [36]《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

    [37]日丹诺夫1946年在苏共党积极分子会议和作家会议上的《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38]给日瓦戈加上“市侩”“叛徒”的字眼，显然也是当时没有读到小说的缘故。大约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内部出版”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才编载有这部小说的梗概，和国外的一些评论文章。

    [39]据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依的回忆，赫鲁晓夫在处理《日瓦戈医生》事件的时候，也没有读过。他读这部小说，是在他失去权力退休之后。参看《人与事》第34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40]美国米高梅公司1965年出品，导演大卫·里恩。

    [41]《日瓦戈医生》漓江版第471页。

    [42]詹姆斯·拉斯特、莫里亚、曼托瓦尼等乐队。

    [43]作者名字和书名译为巴斯特纳克《齐瓦哥医生》，黄燕德译。我没有读过这个版本，据说是根据英文版的节译。

    [44]作者名字和书名译为巴斯特纳克《齐瓦哥医生》，黄燕德译。我没有读过这个版本，据说是根据英文版的节译。

    [45]最初中国大陆的评论，常以译本的前言或后记的方式出现。如漓江版的前言《反思历史，呼唤人性》（薛君智），湖南人民版的前言《作家与作品》（晓歌），外国文学、人文版蓝英年写的后记、前言等。

    [46]当时读着《日瓦戈医生》，想起“文革”初读造反派组织编印的《周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的批判材料。周扬1961年6月23日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忧虑于当代将青年培养为“头脑简单、感情简单、趣味简单”的现象。他的举例是北京某大学一个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女生，“一切都讲原则，按原则办事。她除了《红旗》《人民日报》《毛选》，其他的书都不看。……同学对她有一个评语：这个人很好，可惜不像是生活在人类社会里的人。”

    [47]在蓝英年、张秉衡的译本中，这句话译为“他的原则性还缺乏内在的非原则性”。

    [48]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23页。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49]《人与事》，乌兰汗、桴鸣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收《安全保护证（纪念莱纳·马里亚·里尔克）》和《人与事（自传体随笔）》这两篇自传性作品，以及一些书信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评论、访谈。

    [50]《人与事》第276页。

    [51]有关俄国文学与政治激进思想、政治行为形成分裂、对立传统，是一个普遍性观点。不过，以赛亚·伯林的关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论述，说明这种“分裂”是被夸大了。伯林指出，即使持艺术的纯粹与独立本质信仰的“唯美”的屠格涅夫，也全心相信，社会与道德问题是人生与艺术之中的紧要问题。参见伯林《托尔斯泰与启蒙》《父与子》等文。《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52]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的《米兰·昆德拉全集》第15册，尉迟秀译，2009年版。这是一本文艺批评集。作者在首页的题词是：“……和我的思考以及回忆相遇；和我的旧主题（存在的与美学的）还有我的旧爱（拉伯雷、杨纳切克、费里尼、富恩特斯……）相遇”。

    [53]荀白克，中国大陆通译为勋伯格。

    [54]《相遇》第188-189页。

    [55]这套选本虽然标明由洪子诚、李庆西主编，其实，立意、具体组织和出版等工作，均由策划者贺照田、博凡承担。共六卷：主流小说卷《融入野地》（蔡翔主编）、先锋小说卷《夜晚的语言》（南帆主编）、女性小说卷（戴锦华主编）、作家散文卷《新世代的忍耐》（耿占春主编）、学者散文卷《冷漠的证词》（洪子诚主编）、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程光炜主编）。

    [56]陆建德正确指出，“……小说（尤其是后半部）缺乏叙事方式的复杂性。在应该有多声部、多视角的地方读者往往只能听到一个声音，被局限一个视角。”

    [57]斯特列尔尼科夫对日瓦戈说，革命“这一切不是为您安排的，您也无法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市郊的铁路沿线、工棚，曾经是另一番天地。这里肮脏、拥挤、贫困；劳动者、妇女的人格受到侮辱”，而那些寄生虫却荒淫无耻，道貌岸然，逍遥法外。“我们把生活看成行军，为我们所爱的人铺路架桥，尽管我们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漓江1986年版第549-550页。拉拉也对日瓦戈说，“我在童年时期就熟知贫穷和劳动的滋味，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和您不同。我对它感到亲切。我感到革命有许多亲切的东西……”

    [58]参看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的第九章《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59]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55页，彭淮栋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60]《人与事》292-293页。

    [61]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54页。

    [62]同行者都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师、学者，有赵园，孙玉石夫妇，吴福辉夫妇，吴晓东夫妇，刘勇，栾梅健等。

    [63]丰子恺先生50年代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64]《三死》写于1858-1859年。托尔斯泰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我的计划是写贵妇、农民、树木这三个生物的死亡。那个贵妇是可怜和可厌的，因为她说了一辈子的谎，面对着死神的时候还在说谎。正如她所知道的，基督教替她解决不了生和死的问题……那个农民死得非常安详，正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他的宗教是另外一种宗教，虽然由于习惯的关系，他也奉行基督教的仪式；他的宗教，是他和它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大自然。他自己砍伐过树木，播种过裸麦，他宰杀了山羊，他家里又生下了山羊，他家里有小孩子们诞生，也有老人们死亡，他非常明白这一种法则，他也像那位贵妇一样永远离不开这法则，于是他坦率地、随便地泰然面对着它……那一棵树木却死得安详，神圣而美丽。它美丽的原因，是因为它不说谎，不矫饰，没有恐惧，也没有怜悯。”

    [65]原题为《“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

    [66]当时发表了一批论文，如《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评价问题》（柳鸣九，《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2期）、《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张英伦，《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萨特和存在主义》（冯汉津，《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1期）、《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施康强，《世界文学》1980年第4期）、《读萨特的〈厌恶〉一书》（杜小真，《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柳鸣九，《读书》1980年第7期）等。尤其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年版）发生较大的影响。该书收入萨特的部分作品的中译，编制了萨特生平、创作年表，收录国外评论萨特，以及波伏娃、加缪的相关资料。

    [67]20世纪90年代末，我才陆续读到《加缪传》（[美]埃尔贝·R.洛特曼，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和《阳光与阴影》（[法]罗歇·格勒尼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传记作品。

    [68]加缪1945年11月15日接受《文学新闻报》采访时说，“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我和萨特看到我们俩的姓名并列在一起，总感到惊讶不已，我们甚至考虑哪天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声明我们俩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拒绝担保各自可能欠下的债务。”虽然加缪对这样的分类“既不希望，也不欣赏”，但这种分类“却陪伴他终生”。洛特曼《加缪传》第414页，肖云上、陈良明、钱培鑫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69]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作者序。

    [70]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第468页。

    [71]《今天》发表这篇文章时，作者署为亨利希·标尔，程建立译。当然，正像崔卫平所说，伯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并没有引起注意。他“实际上没有恰如其分地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当他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仍然处于“文革”的笼罩之下，关于这位作家的情况了解无多。而当70年代末期我们这个民族重新返回世界，人们重新大量阅读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作品、甚至为了一本新出版的书奔走相告时，却没有将眼光更多地停留在这位战后重要的德国作家身上。尽管80年代初最新出版的那批书中，就有伯尔的好几本：《伯尔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莱尼和他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小丑之见》（1983），但是比如我周围的朋友中，不管是平时的言谈还是他们的写作中，很少有提及这位当代德国作家的，几乎没有哪一位中文作家表明他受过这位德国作家的影响”崔卫平《我们在哪里错过了海因利希·伯尔？》（上海，《同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72]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即使当年的“纯文学”主张和实践，也具有明显的“介入”“干预”的内涵，即企图剥离、反抗文学对当代政治的依附的状况。

    [73]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俄国思想家》第157-159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74]因此，卞之琳80年代初出版的诗集：谦虚，也多少有点自卑地命名为《雕虫纪历》。

    [75]《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76]描述抽象观念、教条对人的生活控制的“正当性”，和人自愿服膺、信仰这些观念、教条，在一些“复出”作家的“反思”小说中有所表现，尤以从维熙80年代初一系列作品最为典型。

    [77]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第123页。

    [78]臧棣《霍拉旭的神话：幸存的诗歌》，载《今天》1991年10月出版的第3、4期合刊。

    [79]这些想法，后来写到《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的第四章《超越渴望》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0]《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作者序、引言。

    [81]《加缪的〈日记〉》，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82]《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第285页。

    [83]“还在加缪的有生之年，这种衰败就赶上了他”。《加缪的〈日记〉》，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84]2016年6月12日上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有修改增补。

    [85]原文是：“Baa Baa black sheep，/Have you any wool？/Yes，sir，yes，sir，/Three bags full./One for the master/And one for the dame，/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Who lives down the lane.”

    [86]根据2002年11月8日在北京大学全校通选课上讲课的录音整理，有删节、修改。

    [87]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出生于北京，70年代初开始写诗，朦胧诗运动的主要代表者，《今天》杂志的创办人之一。曾当过建筑工人、编辑，在欧美多国担任教职及驻校作家，现居美国。出版作品《陌生的海滩》《波动》《北岛诗选》《北岛诗歌集》等多种，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88]原题为《“树木的礼赞”——一次诗歌会议之后的札记》。

    [89]《牛汉诗文集》（1-5卷），刘福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90]《命运的档案》，牛汉著，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本文引述的牛汉先生的文字，均见于本书和《牛汉诗文集》。

    [91]《一首诗的故乡》。

    [92]赫尔曼·黑塞《园圃之乐》，孚克·米谢尔斯编，陈明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陈明哲毕业于台湾大学，是该校森林系、森林研究所学士、硕士。这样的学养让人羡慕。

    [93]《外在世界的内心世界》，见黑塞《园圃之乐》。

    [94]《园圃之乐·树木的礼赞》。

    [95]《CD流浪记》出版于1999年，台北九歌出版社版。大陆版本有文化艺术出版社版和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各版本之间所收篇目略有不同。

    [96]《谈谈我的土气》。

    [97]《埋葬：永远的沉重》是牛汉写70年代干校生活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98]《历史的沉思和信念——序莫文征诗集〈芽与根的和弦〉》。

    [99]《巴枯宁的手》，载《新诗评论》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另见姜涛诗论集《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0]姜涛：《巴枯宁的手》。

    [101]《谈谈我的土气》。

    [102]牛汉：《毕加索最后的自画像》。

    [103]根据北京大学“当代诗歌与当代文化”（姜涛主持，2011年10月）课上的录音整理修订。

    [104]原题为《纪念三位诗人：纪弦、梁秉钧、牛汉》。

    [105]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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