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临死时，却做了一件大错事，受到后世的责难，这就是命子车氏的三兄弟奄息、仲行、□虎殉葬，世称他们为三良，《秦风·黄鸟》即咏其事：
一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二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第三章咏□虎，略）
这是以黄鸟起兴，意思是，那鸣叫着的黄雀尚能飞翔于树林，三良却不能寿终于家中。百夫之特的“特”是匹敌，和下文的百夫之防都是形容三良的勇猛，武艺能够以一抵百。末句人百其身，是说假如能抵赎的话，我们用一百个人的生命去交换也甘心。全诗都是用哀伤同情的口吻，但“临其穴，惴惴其栗”七个字，便使全诗笼上恐怖阴森的气氛，读者掩卷想一想，这又是何等惨烈凄厉的景象，三个活生生的英武的壮士，眼看被埋在深暗的地窖中。《史记·秦本纪》说：“秦缪（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三良之死在后，穆公之不为诸侯盟主，实因秦国僻处西北，夹杂戎狄之俗，所以被华夏诸侯看不起，不让秦国参与盟会。
三良是秦国英雄，也是穆公所心爱的，他们的殉葬，究竟是被迫还是自愿？
据《史记》正义引应劭之说：穆公和群臣酣饮时，曾说：“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三良“许诺”。等到穆公逝世，三良乃践约从死。所以有人以为“临其穴，惴惴其栗”，是指旁观的人。三良既然许诺在前，不至于有惴惴其栗的恐惧之感。三良酒酣时的许诺，当是事实，但实际还是出于胁迫，所以王粲《咏史》有“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之语，“要”就是要挟、胁迫，诗的“歼我良人”也寓迫死之意。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即使许诺在前，一旦身临窟穴，又听到丧人号哭之声，怎能没有战栗之感？
苏轼《秦穆公墓》的七古前[17]，附有苏辙诗，他们兄弟两人的见解便不同。苏辙说：“三良百夫特，岂为无益死？当年不幸见迫胁，诗人尚记临穴惴。”末云：“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这是符合真相的。苏轼则说：“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18]。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正如纪昀所说，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换言之，苏轼是在翻《黄鸟》诗的案，苏辙则在翻其兄诗的案。
殉葬之风始于殷代，秦国此风特别酷烈，当时殉穆公之死的共有一百七十七人，三良只是其特出的代表。穆公的伯父武公死时，殉葬的也有六十六人。战国时，秦宣太后宠幸面首魏丑夫，病重时，命令说：“我下葬时，必以魏子殉葬。”魏丑夫闻而惧，大臣庸芮问太后说：“你以为死者为有知乎？”太后说：“无知也。”庸芮说：“既然明知死者无知，何必徒以生前所私之人，陪葬无知之死人？如果死者有知，那么，先王（指宣太后丈夫秦惠王）积怒已久，太后悔过还来不及，怎么能和您的宠儿私葬在一起呢？”太后听了，只得作罢。（见《战国策》）后来秦始皇死后，他的儿子胡亥下令说：凡是始皇后宫的妃嫔，没有生过儿子的一概从死。《史记》只说“从者甚众”，未言具体数字，但秦都咸阳二百里内，有宫观二百七十所，其中的妃嫔自然很多，殉葬的绝不是一二百名。
《左传》宣公十五年，记魏武子生病时，对他儿子魏颗说：我死后，一定要将我的爱妾嫁出去。到病危时，却说：一定要让她殉葬。武子死后，魏颗便将她出嫁。理由是人到病重时，神志昏迷，我应当听从父亲清醒时的话。后来辅氏之役，魏颗见一老人把草打成结来阻拦敌方的杜回，杜回绊倒在地，所以被俘。夜晚梦见老人说：我是您所嫁女人的父亲，您履行父亲清醒时的话，我为此而报答。后世便以“结草”作报恩之喻。《檀弓》中也记陈乾昔患病时，对他兄弟及儿子陈尊己说：我死后，要盛以大棺，使二婢子（妾）夹侍我。乾昔死后，尊己说：殉葬非礼也，何况又同处一棺。结果没有将二婢杀死以殉。这都说明当时殉葬之风的盛行，自然也与神灵迷信有关，魏颗和陈尊己等，都是代表早期具有人道思想的先驱。但殉葬之风，始终未曾断绝，清人入关前，尚有这种蛮俗，如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后，便有三个妃子殉死，其中一个那拉氏，就是多尔衮的母亲。
据后汉服虔说：“杀人以葬，旋环其左右曰殉。”《墨子·节葬》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可见是杀了之后再殉葬的，殷墟发掘的遗迹，就有不少是无头的尸体，这是实物上的证明，我们光是从照片上看看，书本上读读，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殉葬的习俗除秦以外，各国都是有的（就是世界各国的古代也都是有的）。不过到这秦穆公的时候，殉葬才成了问题。殉葬成为问题的原因，就是人的独立性的发现。”这也说得很有道理。俑的创造，便是对人的价值的新认识的标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