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黄莺）。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这末两句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古今学者的理解截然不同。
按照某些古代学者的说法，这女子是已经许婚的闺女，“殆”是赶上，不是“大概”的意思，“归”是“于归”之归。这是说，她由满地阳光、柔桑摇曳的春景，想到不久就要嫁与公子（未婚夫），心里不免伤悲。结婚是喜事，为什么要伤悲？因为要离开父母兄弟。古代女子出嫁后，没有特殊理由，不能随便回娘家，即是所谓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就是在六七十年前，新娘上花轿前，她和母亲、姊妹，也有哭泣的。当时大部分婚姻，都不是自由结合，新娘是一个少女，丈夫品貌如何，家境如何，都不很清楚，一旦离开双亲，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又怎么不担忧伤心？《诗经》的《邶风》、《鄘风》、《卫风》中，都说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三处的情节不尽相同，但远离父母兄弟，总是使女子兴悲的事，这种心理本来很自然而普遍，《七月》中的“女心伤悲”，就因为“远父母兄弟”缘故。姚际恒《诗经通论》以诗中的“女子”指女公子，伤悲的是另一个，即陪嫁之媵。在古代多妻制之下，固然有此风俗，但这种增字解经，并不符合原义。总而言之，这个女子的伤悲，只是个人因出嫁而产生的正常心理，别无复杂地方。
可是现代很多学者，也有将“同归”解释为被公子带走或抢了去的。这是以采桑女为民女，而公子必是统治阶级中人物，因此必是一个坏蛋，即仗势的恶少之类。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又将“许多野蛮民族的酋长对于一切的女子有‘初夜权’”的故事相比。
但从西周时代的历史看来，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固然已经存在，妇女已处于依附地位，她们被玩弄污辱也是常见现象。我们对周公制礼作乐那一套说法固然不能看得太认真，但这个时代毕竟和酋长统治的野蛮时代不同。诗中的采桑女子，可能是上层集团的女儿，出外采桑，在当时是常事，也可能是几个女子一同出来。那么，在人群众多的道路上，就可以公然抢走吗？这个（或这些）女子既然已害怕采桑后要被抢走带走，何必出来呢？这与事先没有估计的突然遭遇不同。笔者并不否认当时少数纨绔子弟对妇女有过调戏或强暴行为，只是就《七月》这两句诗而论，把它理解为像舞台上抹白鼻子的衙内那样，陌路相逢，一见美女，立即喝令爪牙强抢而去的情节，难以令人信服。戏毕竟是戏。
《郑笺》说：“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这话倒有道理。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所谓公子，不过是诗人代采桑女拟了一个假想的对象。女当春阳，闲情无限，又值采桑，倍惹春愁，无端而念及终身，无端而感动目前，“且著此句于田野朴质之中，愈见丰神摇曳，可以化旧为新，而无尘腐气，亦文章之设色生姿法耳”。总之，从许多古人的解释中，虽说法纷歧，有一点是共通的：是采桑女的自诉心事，心事便是关系终身的婚事，伤悲中别有情焰在闪灼，可谓哀乐兼萦，即是所谓春意阑珊。如果真的是被抢走带走，古代解诗诸儒，也会以疾邪惩淫的口吻，对公子加以指斥，并为世道人心之叹，尽管他们是站在卫道立场上。
现代学者中，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七月》一目中就开宗明义地注上“‘伤春’诗”三字，并说：“《召南·野有死麕》虽曰‘有女怀春’，而有情无景，不似此章之有暄日、柔桑、鸧鹒等作衬缀。”钱氏为此二语作了一千余字论证，引用了曹植、王昌龄、《牡丹亭》等伤春词句，引王昌龄“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句，尤为巧密。又引宋李觏《戏题〈玉台集〉》云：“江右君臣笔力雄，一言宫体便移风；始知姬旦无才思，只把《豳诗》咏女工。”李诗以《七月》为周公（姬旦）所作，由专载绮情诗的《玉台新咏》而想到《七月》的采桑女，所以钱氏说：“亦有见于斯矣。”李觏是个理学家，他也认为《七月》这两句是在写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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