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都在重复。到周二早晨，我就被囚禁两个星期了。日子看不到尽头，我感到疲惫却睡不着。周一晚上，我又没睡，连这唯一能寻求解脱的方法也没有了。我开始失去希望，不再幻想他们会很快放了我。但我又告诉自己不能这样，人们说最不能丢的就是希望，所以我得顽强地坚守住。他们进来的时候带着承诺过的早餐：鸡蛋、香肠、烤面包和咖啡，不得不说，我感到受宠若惊。虽然还像往常一样用手吃饭，但鸡蛋从没这么好吃过，我把最后一粒面包屑都吃光了。他们给了我一支烟，坐在我背后，抽着烟看我喝光最后一滴咖啡。我用的烟灰缸正是小便用的那个杯子，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些塑料杯如此万能，有这么多用处。我很纳闷他们为什么最近一直给我相对来说很不错的待遇，也不知道这种待遇又将持续多久。不过很快就发现，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他们的行为前后矛盾，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老板卢戈的心情。
大概上午十点的时候，他们进来说有我的电话，把我从栏杆上解下来，带到了放电话的桌子旁。我接了他们递过来的电话，而他们则像往常一样，用枪顶着我的脑袋。不知道枪里有没有装子弹，只有一个办法能知道，但我显然是不敢冒险尝试的。电话是我姐姐打来的，除了给妻子的电话以外，这是最难处理的了。米歇尔性格坚定而冷静，她清楚自己的立场，不听任何人的废话，我为此而羡慕她，总是希望自己能更像她一点。我们俩关系很好，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相互依靠。如果说还有谁能调动一切力量来帮我恢复自由，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米歇尔。
不幸的是，除非我冒着被子弹击穿脑袋的危险，否则没法给她一丁点儿暗示，告诉她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告诉她我正帮人办事，不能跟她聊，这极不寻常，因为以前无论发生什么我总是把她放在首位。她想问问我，跟我聊聊，但我不理不睬，跟她说话的已经不是她的那个马克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给我打电话是因为我被绑架那天她查出了乳腺癌。她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却一直不接。她打电话来寻求我的支持，但我却给不了。以她的机敏肯定能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谁能想到竟是遭人绑架了呢？跟家人通话时，我尽量让自己的话不知所云，试图通过不合常理的言语来留下蛛丝马迹，但没人听出来，我早日解脱的希望也逐渐变得渺茫。他们把我带回了纸板箱，并铐了起来。
卢戈问：“那是谁？”
“我姐姐。”我沮丧地回答。
“她想干什么？”他问。
你姐姐给你打电话聊聊天有什么不正常吗？“她有时会给我打电话，了解我的近况。”我说。
“她会惹麻烦吗？”
如果有人能让这帮恶棍付出代价，落得应有的下场，那就是她，但她对这里发生了什么毫不知情。我没法告诉她，要不然她就会搭乘飞机，踏上救援之旅，这一点毫无疑问。
“不会的，她不在乎我，才不会关心我呢。”我答道。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大的谎言，如果她想挑起麻烦，那他们就无处藏身了，她会让他们跪地求饶。
“你弟弟呢？”他问。
我骗他说：“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艾利克斯愿意为我做任何事，但跟米歇尔不同的是，他缺乏掌控力，但我同样信任他。我告诉卢戈不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他们能放过他。
“他跟你姐姐联系吗？”他问。
我估计卢戈来自一个不正常的家庭，我弟弟当然跟姐姐联系了。也许卢戈准确地感觉到了我姐姐不好惹。
我撒谎说：“我们俩从六月起就没联络，我看他也不怎么在乎。但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我姐联系过。”我只想让姐姐和弟弟免遭危险。
卢戈自鸣得意地说：“他要是惹麻烦，我们就不得不发出全境通告，把他抓住。”
全境通告？我差点尿在裤子里，虽然我早就这么干过好多次了。这帮小丑还想让我以为他们是执法者，真是看电视看多了，可笑之极。要不是因为我的处境，我会当面嘲笑他们的。不过这样也有好处，他们仍旧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呢。
我竭力忍住笑，说：“我真的觉得他不会的。”
“他也是个蠢货，等我们跟你算完账就去抓他。”他说。太好了，这下我不仅得担心自己的处境，连我弟弟现在也身陷危险了，而且我还没法警告他。区别只在于我弟弟不会给这些恶棍任何东西，而是宁愿他们杀了他。德尔加多几乎不知道我弟弟的事，要绑架他不太可能，也许他们这是虚张声势，让我有所顾忌，乖乖听话，反正我是搞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找他的时候祝你们好运，我不会告诉你们他在哪儿的，看你们怎么找。
我走回纸箱，心想他们也许着急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我姐姐打来电话来问我，妻子和弟弟也都在外面，说不定还有其他人在为我的失踪担心。他们太自以为是了，流露出过度的自信，以至于忽略了这些可能存在的危机。也许他们会让我周五离开，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危险也在增加。
快中午时，他们把我带进了洗手间，看来这闷热的一天又得坐在一把极其不舒服、连换个姿势的空间都没有的椅子里度过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在那儿一直坐到了晚上。值夜班的友好先生进来时，我都坐麻了，浑身脱水。
他问：“你怎么样？”
好得很啊，傻瓜，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我的嗓子特别干，舌头感觉像是皮革做的，但我还是努力用嘶哑的声音撒谎说：“挺好的。”
他说：“你知道别的人不喜欢我把你带出去。”
我问：“这么热又没有水，你想让我在这儿坐多久？”我对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也不管这样能起到什么效果。
他说：“我懂，但是……”
但是什么？
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让我回到了纸箱，跟洗手间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如果说我喜欢纸箱，那是不可能的，但洗手间实在是折磨人，在这儿我至少能躺一会儿，偶尔换换姿势。他给我带来快餐汉堡、炸薯条和可乐当做晚饭。不知道他们多久才让我吃一次东西，所以既然有东西吃，我就尽情享受吧。吃完后，他给了我一支烟。
他说：“周四是感恩节，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吗？”
我想，让我回家怎么样？至少让我离开这儿？
我说：“有，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能回家了，很快。”
我说：“希望如此吧。”我知道这都是一派胡言。
他说：“他们正等着清算资金呢，清算完你就能走了。”资金前几天就应该清算完了，所以这只是一个谎言，而且他口中的“你就能走了”对我来说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说：“那应该是明天吧，最晚周五？”想探探他的反应。
他说：“到时再看吧，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想要两百万，拿到手后你当然就不必待在这儿了。”我想这意思是我还走不了。
我说：“我没有两百万。”
他说：“他们认为你有。”这下就麻烦了，他们没那么聪明，他们倒是非常贪婪。
我问：“如果把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他们会怎么处理熟食店？”
他说：“他们说你可以留着熟食店。”好吧，他们关了熟食店，解雇了所有店员，而把这个烂摊子留给我去收拾，真是太厚道了。
他说：“你可以重新营业。”是啊，他们会放我走，将餐馆重新开张，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我说：“对，我可以这么做，再说吧。”但当前首要的问题是活下去，逃出这个仓库，这个节骨眼上谁会关心熟食店呢？
他骄傲地说：“嘿，听我说，一旦你出去了，就用信用卡取现，能取多少就取多少，永远也别回来了，谁还能拿你怎么办？”他像个罪犯一样想问题，完全没有是非观念。他的脑子就是这么转的，按照他的标准来看，信用卡诈骗是正确的，他完全不知道这有什么错。
“好主意。”我说，就像是他们一旦放我走，我马上就照他说的办一样。
他离开了一会儿，我就坐在那儿，想着这个“天才”跟我说的话。很明显，他说这一切要么是因为他脑子进水了，要么就是被人派来专门说给我听的，看看我是什么反应。看起来卢戈和他的跟班们一直把友好先生蒙在鼓里，让他置身事外。他是被雇来看管我的，没必要让他进入他们的圈子或者及时了解他们的决定。他只是车轮里一个并不重要的齿轮，他的雇主也是这么对待他的，所以他说的任何话我都不能相信。他们在利用他，我跟他的对话无非就是玩笑而已。
我不打算从他那儿获得什么真实有效的信息，友好先生是个罪犯，但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暴虐成性。很明显，他是唯一费力给我带吃的喝的以及香烟的人，我觉得他并不恨我，有时甚至还对我的处境给予同情。他很像德尔加多，容易受人操纵，这正是卢戈精明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周五离开，也有可能永远也出不去了。我得做点什么，跟他们作对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的日子难过，比如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故意把笔迹弄得凌乱。我还藏了一手，希望有机会能用上。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着，来来回回折腾了无数遍。我晚上总是要上洗手间，边上没人带我去，就算有人也不会愿意做这事。所以我还是得尿在杯子里，我已经练得很不错了，但做起来可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毕竟蒙着眼，有时候还真是挑战。很多时候我周围都放了好几个盛尿的杯子，对他们来说这想必是怡人的风景，不过我估计他们也不在乎。
因为睡不着，我就想了很多事情。其中想到了那些被囚禁了好几年或者当了好几年战俘的人，我估计最艰难的就是开始的时候。之后渐渐地你就接受了无法改变自己遭遇的事实，并且为了活下去，你得努力适应环境。我羡慕这些人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引领他们走出黑暗岁月的精神。
周三的早晨到来了，我整晚都没合眼。这是我被抓的第二周，身体和精神都疲惫不堪。
那天早上，卢戈和他的跟班进来了。
卢戈脾气很大，说：“站起来！”我能感觉到他很享受权力的感觉，行为举止糟透了，他也从不掩饰。另外，他得在跟班面前显示谁才是掌权者。
“谁的电话是592-0105？”他问，几乎是喊出来的。
我兴致索然地说：“是熟食店的。”虽然他经常吓到我，但我还是假装没有被他的声势影响到。
他命令道：“好，他们呼你了，你给他们回个电话。”我真想叫他直接打给店员好了，跟他们说我很忙，最好是说我当时脱不开身。
我说：“好的。”犯不着跟疯子理论。
所以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把我带到桌前，我也习惯了他们要求我做的步骤。他们拨了号，我那明星经理人弗雷迪接了电话。
“嘿，弗雷迪，有事吗？”我问道。
他说：“说件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事，我派里卡多去银行存钱，他却把钱放在咖啡机下，结果有个员工把钱偷走了。”他都快要哭出来了，不愧是弗雷迪，你可真靠得住。好吧，其实员工偷钱的事并没有让我吃惊。他们以前就偷过整条的火腿和其他冷盘，甚至钱也有可能是弗雷迪偷的。天哪，开熟食店真是个好主意。
我告诉他：“弗雷迪，我出城了。你来处理这个问题吧。”
他说：“我现在没钱给员工发工资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这钱存起来，我告诉过他用这钱给员工发工资的。这说不通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弗雷迪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这整件事都是他编造出来的。我对此也不感到惊讶了，我身边到处都是罪犯，他们都想敲我的竹杠。这种感觉太不真实了，像拍电影一样。
我说：“从保险柜里拿钱吧。”如果你还没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的话。我在保险柜里留了四百块，可能还要更多点。
“好的，我会的。你或者戴安娜什么时候过来一下？”他问道。
真正的答案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但我不能说，事实上我的确再也没回过熟食店。
我说：“我不知道，费雷迪。我们都出城了，周五之前的事都由你来处理吧。好把，弗雷迪，我得挂了。”因为拿枪指着我脑袋的人开始焦躁不安了。
我把电话给了卢戈，他挂了电话。
他大笑着说：“你的经理和店员可真靠谱啊。”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我得同意他的观点。
“你喜欢吃什么？”卢戈问。
我说：“什么都喜欢，意大利菜，披萨，我都喜欢。”
他问：“你喜欢牛排吗？”
我说：“喜欢，所有吃的我都喜欢。”
他说：“我们看看今晚能给你弄点什么。”
好吧，这意味着我吃不到早饭和午饭，但是能吃到晚饭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卢戈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总是让我很困惑。前一分钟他还冲我大喊大叫，现在又好像真的很关心我喜欢吃什么。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能说明他是个奇怪的家伙。大部分时候，他都冲我大喊大叫，对我表示关心则是非常罕见的。
至于怎么窃取我的房子，卢戈则很困惑，他该如何在我妻子不在场的情况下，将我的房子签字出售给他的犯罪组织呢？我这么乐于助人，当然给他指了条明路，提出我可以代妻子在产权转让合同上签字。那天，他带来一份合同，内容是将我的房子转让到他名下的一家公司。他把我的手放在合同上，我就在那儿签了我和我妻子的名字。我确定这两个签名都不像我们真实的笔迹。他说他认识一个人能为签名做公证，但需要我妻子的身份证。我说这不是问题，我的文件里有她驾照的复印件。你可能对我的行为感到奇怪，其实我是在给他们设陷阱。如果他们要将这份合同进行备案登记，就得回答几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妻子的护照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她出国了，他们的文件上怎么可能有我妻子所谓的签名？他们会极力争取的，这正是我所期望的。他们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看不出来这明显是个愚蠢的计划。是的，也许他们以为我会死掉，我妻子也不会回来对他们构成威胁。但其实他们选择了去冒一个愚蠢的、不必要的险，这么做相当于签署了一份认罪书，证明他们犯了罪，而这一点他们却永远意识不到。如果我能活下来，一定会找他们算账的。
他们没有带我回纸板箱，而是去了洗手间。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现在他们已经放弃让我转圈的游戏了。在这个蒸汽浴室般的地方我很不舒服地坐了有七八个小时，度过新的一天，所以我觉得卢戈并不怎么关心我的处境。他们给了我一瓶热水和一支烟，让我单独待在这个凄凉的地方。还好这儿的音乐声不大，也算是让我暂时获得一点儿喘息吧。
这天发生了一些变化，跟其他事情一样令我无法理解。当这些混蛋带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注意到抓我的人第一次带上了手套。我想，现在才想到不能留指纹有点晚了吧。但他戴手套这个事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帮罪犯的行为一直都没法预测，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也许前一天晚上他们刚看了一部电影，电影里的罪犯就戴着手套，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能他们所有的主意都是通过看电影学到的，他们根本区分不了想象和现实，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
我除了坐着无事可做，也不想再思考，思考已经没有用了，什么都解决不了。在洗手间里的时候，我倒很想念我的纸箱了，那里面虽然活动范围有限，但我想躺就躺，想坐就坐。但在这儿，我毫无选择。
坐在椅子上，我觉得仓库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巧的是，我唯一一次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却发现我并非独自一人，而是有人在静静地监视着我。事后发现，我在洗手间里有好几次确实都是独自一人。但现在我的眼睛被蒙着，耳朵里塞着蜡球，没法很好地感知周围的环境。就算我确定自己是一个人，但要从绑在椅子上的铁链中挣脱出来，即便能够做到，也是相当困难的。
六七个小时之后，值夜班的友好先生进来了，他给了我一支烟，问我好不好。我都不知道还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好得起来？
他让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就是纸箱所在的房间里的那把，还给了我一瓶苏打水和一支烟，他说要打扫打扫我的纸箱。希望他能留下我的杯子，毕竟那可是我的私人厕所啊。他们说的牛排或者别的什么晚餐都没送来，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友好先生接下来说的话逗乐了我。
“你不能再在这些杯子里尿了，这些杯子这么摆在你周围不利于你的健康。”
好吧，我还能怎么做？尿在裤子里让裤子全都湿掉？还是憋破膀胱更好？要说不健康，把我五花大绑岂不是更不健康，更别提他们给我那点只够塞牙缝的食物和水了。他不喜欢打扫这些杯子，抱歉了，不是我的错。
他说：“放心，我会跟那个人说的。”我知道他说的是卢戈，他才不在乎这个。
友好先生打扫纸板箱周围的卫生时，我就坐在另一把椅子上。我眼睛周围又疼又痒，难受得要命。不管他们把我怎么样，我再也受不了了。胶带勒着我的皮肤，痒得要命，我要被逼疯了，忍无可忍。我把胶带扯开了一点，用手指去挠眼睛四周，其实这也没什么用，但我就是忍不住。
友好先生吓坏了，真的是吓坏了，他大喊：“你在干什么？”他看见我在扯眼上的胶带，其实我是在胶带下面与眼睛之间扯开了一点缝隙。
我反击道：“太他妈的痒了，我再也受不了，疼死了。”
友好先生恐慌至极，说：“你不能这么干！”
哦，是吗？看我的。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吓住了他，他脚下的地板也颤抖起来。“给我一枪吧，那也比这样奇痒难忍要强。快点，你还等什么呢？”
他接下来说的话完全不符合逻辑，但也许正是这个精神侏儒应该说的话，他说：“我倒不在乎你有没有看见我。你要干什么？其他人可不喜欢这样。”
我置若罔闻，继续撕扯着胶带，挠着眼睛周围。
最后他说：“等等，我有个办法。”然后离开了房间。
他回来站在我身后，把我眼睛处的胶带一圈一圈解开。他说：“这能起点作用。”
取下所有的胶带后，他把一张卫生棉放在我眼睛上，又高高兴兴地缠上了胶带。
他问：“好点儿了吗？”事实上这样的确缓解了发痒和疼痛。
这场大风波之后，一切都平静了，他把我带回了干净的纸板箱。友好先生恢复了镇静，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他告诉我：“你很快就能回家了，我刚从办公室过来，他们正为释放你做准备呢。他们给你订了房间，事实上我好像看见了为你订的票。”有天晚上他曾告诉我他看见了我的票，现在又说好像是看见了。在我看来我的票是单程的，而且通向死亡，也并非前往哥伦比亚。办公室？什么办公室？对了，“FBI”把我扣留在他们新设的美国公民绑架与勒索部门了。
“我之前就听说过一次了。”我已经不怕流露出不信任了。
他保证道：“再坚持一阵子，就快完了。”我怕的就是这个“完了”。
我变得烦躁起来，这种情绪极少出现。我向来稳重镇定，善于自控，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我现在受够了这样疑神疑鬼。
这时，FBI先生进来说：“我告诉过你我们是FBI。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要是你分得清好坏，我不会问你太多问题，很快就结束了。”我还是不喜欢“结束”这个词。
我能感觉到他被我的问题激怒了，也意识到我在浪费时间。我不可能从他们任何人口中得到真实的答案，也不作指望，反正我也破罐子破摔了。
他们把我带回纸板箱，我坐在那儿，不知道盯着哪里。出人意料的是，卢戈进来了。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监视我的人不跟我聊天，而且那么粗鲁了，因为他们怕他，这也是有道理的。过了一小会儿，卢戈进来告诉我妻子给我打来电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告诉卢戈我刚才发作过，惹了点麻烦，不过他也没提这事。我并不想接这个电话，因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得再三权衡。他们把我带到椅子旁，给了我电话，像往常一样用枪指着我的脑袋。
我说：“嗨，齐娥娜，你和D.J.、斯蒂芬都还好吗？”我一直尽可能地保持声音跟平时一样正常。
她说：“很好，基诺，你好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我挺好的，这儿的事很快就能处理完了，我就要见到你跟孩子们了。”
“基诺，跟我说实话吧，你跟谁在一起？发生了什么？”她的问题让我担心起来，因为我意识到她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是不是依旧没能察觉到异样？
我说“我一个人待着呢，齐娥娜，工作差不多就快弄完了。”
她说：“基诺，你姐夫想去迈阿密雇一个私人侦探。”糟了，真希望你没说这话。她说出这话的时候他们真的紧张了起来，很明显我妻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她看起来茫然失措。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不管谁跟我在一起，都有可能听到这些谈话。而且，她遇到困难总是向我寻求指引，但这次不同了。
“不，齐娥娜，告诉他别来。”我想告诉她早就该这么做了，为什么等了这么久，但我只能用最不想说的话来回答她。
她说：“等一下。”
我儿子D.J.接了电话。
他高兴地说：“嗨，爸爸。”
“D.J.你好吗？你乖不乖？”我总是会问他乖不乖。他是个安静的孩子，很少惹麻烦。
“是的，我很乖，很听妈妈的话。再见，爸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再见，D.J.”
这是我跟D.J.之间交流的典型模式，他不喜欢打电话打很久，说话超不过两句。而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却为此感到庆幸。我的妻子齐娥娜回来接了电话，卢戈在我耳边悄悄说让我挂断电话。
“听我说，齐娥娜，我得挂了。剪草坪的人还在这儿呢，我得付他钱。我爱你。”我把电话给了他们，他们挂断了电话。我想也许她意识到了我跟她说的话很荒唐，剪草坪的人从来不会来这么晚，因为天黑了的时候草坪就很难修剪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听懂了。他们把我带回纸板箱，并绑在了栏杆上。
卢戈说：“要是你姐夫来了，我们就杀了他和他雇的人。”
我妻子无意之间让这群恶棍紧张了，也许这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我知道没人会来，但我没法让这帮罪犯相信。他们会杀了我姐夫和他雇的人的，这一点我毫不惊讶。
我说：“他不会来的。”但估计他们不会相信我。
卢戈说：“好，如果他来，就必死无疑，他不会活着走出机场的。”我知道他在逞能，这是他虚张声势的小伎俩，不足以相信。他们对我说要在机场杀了他，说明他们的确在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卢戈自己也开始怀疑要不要放我走了。
卢戈说：“我们有个麻烦。”
“怎么了？”我问。
“如果放了你，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会回来？”
“我不会回来的，我只想离开，跟我家人在一起。”我试着安慰他，但我知道没有用。
“没那么简单。我们得让你背负一点罪名，比如逃税、医保诈骗，那你就不会想着要回来了。”
我又被逗乐了，要不是在这么凄惨的情况下，我就笑出来了，想象着他冒出这么个奇葩的点子时，头上升起了一缕青烟的样子。
我说：“我不会回来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像是对牛弹琴。
他说：“我们得检查一下你的纳税申报单，看看能找出点什么。如果找不出来，我们就得让你签一些认罪书。”他试图表现得很有智谋。我又差点为了憋住笑意而尿在裤子里，查我的纳税申报单？我真的很怀疑卢戈认不认字，更别说分析纳税申报单了。我想告诉他这是在浪费时间，当然只是在脑子里想想而已。他们想胁迫我签署认罪书，当然可以，他们想要的话我可以签一沓。显然这个犯罪团伙脑子不灵光，我没有回答他，只想等着瞧。他的话这么愚蠢，根本不配让我去回答。
我现在有点儿明白他们的目的了，原来是想把我送到哥伦比亚，并且希望我永远都不会回来。这很荒谬，简直是个不切实际的可笑计划，他们一开始就应该知道这一点。现在又想出一个自以为很棒的主意，想用什么东西陷害我，好让我不敢回来。显然他们没有清晰的规划，只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真是一出糟糕的戏。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我榨干净，但不幸的是他们忘了自己最初的打算，甚至都没有考虑相关细节，包括得到赃物后他们该怎么处置我。
值夜班的友好先生进来给了我一支烟，我既痛苦又沮丧，他没有晃荡过来和我聊天算是让我很欣慰了。他只是检查了一下胶带，又不放心地增加了几圈。即便有卫生棉，眼睛上的胶带仍旧开始勒我的皮肤，我的眼睛和耳朵旁都流血了。耳朵里的蜡球越来越不舒服，蜡液不断从我的耳朵里流了出来。
我现在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意识到救兵是不会来的，我的命运全都掌握在这群罪犯手中。因为既然我已经告诉妻子不要派人来，那就断绝了有人来救我的可能，不会有特警队破门而入来逮捕这些罪犯的。跟卢戈的谈话让我意识到他们现在对是否释放我有了顾虑，他们终于恍然大悟，那就是没有万无一失的办法能确保我离开之后不去报案，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杀了我。也许他们是对的，确实没人来找我，他们可以杀了我，把我的尸体随便埋在某个地方，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我躺下来睡觉，自从被绑架以来，自己第一次感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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