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弄权

    东汉和帝时，外戚窦宪兄弟专权，图谋不轨。和帝预知其谋，当时朝臣上下莫不附宪，唯独中常侍钩盾令（钩盾令属少府，宦官）郑众，不事豪党，遂与郑众定计诛窦宪。永元四年（92）六月，窦宪伏诛，郑众以功升迁大长秋（皇后近侍）。和帝每次策勋班赏，郑众往往辞多受少，和帝因此对之很是器重，时常同他议论国家大事，并封郑众为侯，东汉宦官用权自此开始。

    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任大将军，掌握朝政。建光元年（121），邓太后病死，安帝亲政。他的乳母王圣、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合谋告发太后兄邓悝有废帝之意。邓氏一族或废为庶人，或先后被迫自杀。安帝重用宦官李闫、江京与皇后闰氏兄弟闫显、闫景、闫耀等，共同执掌朝政，开启了外戚与宦官联合专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安帝死。闫皇后及其兄弟，还有宦官江京、樊丰等人，阴谋定策另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刘懿年少即位，是为少帝。闫太后临朝，闫显以车骑将军执掌大权，并处死宦官樊丰、周广等人。不到一年，刘懿又病死。以孙程为首的另一伙宦官共十九人，乘机起事，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闫显被杀，闫氏倒台。孙程等以立帝有功，十九人均封列侯，宦官再度把持朝政，权势日盛。

    桓帝时，梁冀专权跋扈，天子拱手，桓帝心虽不平，但又口不敢言。延熹二年（159），梁太后死，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唐衡、左倌等五人密谋诛除梁冀。梁氏灭门后，单超等五人皆因诛梁有功，同日被封列侯，连小黄门刘普、赵忠等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此外，以冒诛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览。宦官掌权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①，狐假虎威，无恶不做。他们还兼作朝官，娶姬妾，蓄养子，并得以养子传爵袭封。他们的“见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搜刮）百姓，与盗贼无异”②。单超弟安官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盛为河内太守，左倌弟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恭为沛相，无不贪污残暴，毒害地方。单超之丧，皇帝除追封他为车骑将军，又赐东周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丧③。其威风无可伦比。单超死后，四侯更加骄横，天下为之语日：“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两可，意为办事无准则，可恣意胡为）。”④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他因向前汝南太守李暠家求婚未遂，及到任，竞发吏卒捕女至县衙，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根据举报，经过核实，将徐宣斩首示众。徐璜向桓帝诉怨，昏愦的桓帝反将黄浮髡钳（即剃发束颈），输作左校（遣送左校劳作）。中常侍侯览之兄侯参任益州刺史，对辖区内富豪，竞诬为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全部家财，前后累计以亿计。其后被太尉杨秉弹劾，押送来京途中，畏罪自杀。京兆尹于旅舍检查其行装，居然还有三百多车，全是金银锦帛珍玩，多得不可胜数。侯览本人更是“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⑤。他“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八十一顷”⑥。新建府第十有六区，都是亭台楼阁，画栋雕梁。他还掠夺良家妇女，以为姬妾奴婢。督邮张俭举奏侯览罪行，反被诛杀。是非颠倒，以至于此，民不堪命，只有“起为盗贼”。桓帝延熹八年（165）冬，立窦武长女为皇后，拜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窦武为人清身嫉恶，生活俭仆，多辟名士入朝为官，对于子侄亦能严加约束，使其遵纪守法。当时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不少正直大臣遭到逮捕及罢黜。窦武上疏桓帝，请求贬黜宦官，信任忠良，桓帝被迫赦免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

    古代出游图永康元年（167）十二月，桓帝死，无嗣。窦太后与其父窦武商议，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于建宁元年（168）正月继位，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太傅陈蕃与窦武谋划诛翦宦官。窦武引用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窦武兄子窦绍为步兵校尉，监羽林左骑，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部队。又征召天下名士前司隶校尉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堂，共定计策。会五月发生日食，陈蕃谓窦武日：“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⑦窦武向太后建议：宦官但当供职宫中，主管生活服务琐事，不宜干预政务，尤其不能使其子弟担任要职。目前天下议论纷纷，正因此故。应当悉数诛除宦官，以清朝廷。太后以为任用宦官，本朝早有先例，不能尽废，但当诛杀其有罪者。窦武只好先杀掉专制宫内的中常侍管霸、苏康等，然后又屡奏太后诛杀用事宦官曹节等，太后犹豫不决，故事久未发。八月，侍中刘瑜上奏太后称：太白出西方，奸人在主傍，宜急防之。同时上书窦武和陈蕃，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窦武、陈蕃得书将发，于是又安排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以控制首都及周边地方政府机构。

    正当窦武、陈蕃积极布置准备尽诛宦官时，宦官曹节、王甫、朱璃等却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占据皇宫，并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驰人步兵营，与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召集禁军五校尉兵数千人屯洛阳都亭，准备抵抗。陈蕃闻难，亲自率领属官及诸生八十余人，拔刃突入尚书门，与宦官王甫相遇，陈蕃拔剑叱甫叛逆，王甫命宫廷警卫执蕃下狱，当日遇害。王甫矫诏命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与新从边区征还京师，不知缘由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统五营士兵进攻窦武。深夜，王甫率宫中警卫虎贲、羽林、剑戟士等千余人，出屯北宫门，与张奂会合。明辰，两军在宫门外对阵。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谋反，营府禁军素来畏惧宦官，窦武部下逐渐散走归降，窦武、窦绍退走，王甫挥军追围，武、绍皆被迫自杀，窦武宗亲、宾客、姻属，、悉被诛戮、窦太后被软禁于南宫云台。自公卿以下，凡为陈蕃、窦武举奏者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曹节、王甫等诛杀窦武、陈蕃后，曹节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升为中常侍，并任黄门令如故；其余十多名宦官皆封列侯。宦官完全控制了朝政，灵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门阙上书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⑧。于是宦官矫诏命司隶校尉刘猛急捕书写人，刘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结果被贬官。中常侍王甫因向渤海王刘悝（桓帝弟）勒索五千万钱未遂，乃与曹节等诬奏刘悝谋反，迫令自杀。刘悝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官属皆被杀。王甫等十二人自相封赏，“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⑨

    曹节、王甫一伙宦官当道后，贪污残暴，胡作非为，公卿大臣堵口吞声，莫敢有言。王甫养子王吉为沛国（治相县，今安徽睢溪县西北）相，尤为残暴。凡判处死刑的人，皆陈尸车上，标明罪状，巡行所属各县示众。遇到夏季尸体腐坏，则以绳索串连尸骨，遍游国中乃止，见者，无不惊恐万状。他任沛相五年，总共杀死一万多人。当时任尚书令的阳球激愤说：“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⑩光和二年（179），阳球果然迁为司隶校尉。他借上朝谢恩之机，参奏王甫父子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等罪恶。灵帝命阳球亲临考问王甫等人，五刑俱备，王甫父子皆死于杖下。于是磔王甫尸体于洛阳夏城门，于尸旁立牌大书日：“贼臣王甫。”抄没其全部家产，妻子皆流徙外地。其后，阳球与司徒刘邰计议收审曹节、张让等，却被曹节等先发，向灵帝诬奏阳球与刘合墨、少府陈球等“勾通书疏，谋议不轨”。灵帝昏庸，竞相信宦者诬告，阳球、刘邰、陈球等皆下狱诛死。曹节兼任尚书令，直接掌握政府中枢机构，宦官权势复盛。

    光和四年（181），曹节死，张让、赵忠等十二人并为中常侍（宦官最高品级），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贪污纳贿，残害百姓，被称为“十常侍”。黄巾军起，郎中张钧上书乞斩“十常侍”，以谢百姓，反为张让等诬为与张角交通，被收掠死于狱中。张让、赵忠教唆灵帝聚敛天下，每亩增税十钱用来大修宫室。由于宦官从中贪污作弊，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不得不加增私调，百姓苦不堪言。贪残的灵帝还大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

    县令县长，当面议价，富者交现金，贫者到任以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灵帝把他在各种名义下搜刮来的钱财，一部分命人带到他原来的封邑河间去买田宅，起第观；一部分则寄藏在小黄门、常侍家中。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昏愦无耻，竟至于此！宦官得到如此空前的宠遇，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东汉政府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寿终正寝之日，已为时不远矣。

    注释

    ①②《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

    ③④《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⑤⑥《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侯览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窦武传》。

    ⑧⑨《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传》。

    ⑩《后汉书》卷七七《阳球传》。

    《后汉书》卷五六《陈球传》。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张让传》。

    党锢之祸

    东汉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官独揽朝政，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士人深感忧虑。为了自身的前途，也为了拯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们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在官僚和士人中，反对宦官集团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报复，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宦官诬称官僚与太学生的联合抗争为朋党）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历史上称这两次事件为“党锢之祸”。

    在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之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稳定东汉政权，曾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顺帝时，李固在回答皇帝的策问时就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并针对宦官权势过重，封赏太厚，而且“子弟禄仕，曾无限极”的现实，建议“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①。后来朝廷派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所劾奏者多是宦官亲属，在朝宦官为之奔走，顺帝下令不再追究。李固与廷尉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顺帝乃下令罢免八使劾奏的刺史、二千石，因此与宦官结下仇怨。宦官与外戚、大权臣梁冀相勾结，共同诬陷李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作威作福，莫固之甚”②，请求诛杀李固。梁太后知李固忠直，没有采纳，李固幸免于罪。后来，梁冀竟借立嗣事，诬蔑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固被杀害。李固死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盛，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深为不满，于是出现以李膺、陈蕃为首，并有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攻击。他们攻击宦官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上书苦谏，指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都上书参奏。官僚集团中的首领如杨秉、陈蕃、李膺等曾多次引用“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③，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但是，当时桓帝已为宦官所控制，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令李云上书桓帝谓：“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指诏策）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审谛之意）乎？”④桓帝大怒，李云因获罪死于狱中。陈蕃、杨秉上疏申救，也被免归田里。当权官僚还运用手中职权纠举、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贪残罪行，侯参于押赴来京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请免官送归本郡，桓帝被迫免去侯览中常侍的职务。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参奏大宦官左倌、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⑤的罪行，左倌、左称皆畏罪自杀。在打击宦官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延熹二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平素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甚至杀孕妇以取乐。他闻听李膺到任，畏罪逃还京师，隐匿其兄张让家中李膺侦知情况，亲率吏卒至张让家中将其搜捕，依法处死。此事震惊朝野，从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休假）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日：“畏李校尉”。”⑥

    此外，官僚和儒生也对宦官展开舆论抨击和请愿运动。东汉末年，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古代山水画鉴赏节之士自命，互相标榜，激扬名声。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多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聂（hé核）公卿，裁量国政”，纵论时局，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太学生非常推崇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于是发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⑦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153）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件。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下属县官闻知朱穆上任，解印绶逃走者四十余人。朱穆到职后，仍奏劾各郡贪官污吏，不少人畏罪自杀或关死狱中。时黄河泛滥，漂害人庶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竟借用玉器，朱穆下令检查，吏发墓剖棺出之。桓帝闻讯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指出：当今中官近臣，窃持国柄，掌握赏罚大权，朱穆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说明他是忠心忧国深谋远虑的贤臣。太学生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⑧。桓帝被迫赦免了朱穆。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倌向其求索贿赂未遂，因而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与正直官僚共同到宫廷前上书，为他辩解，适逢大赦，皇甫规始得被释归家。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瑁与其功曹岑睚，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沉，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睚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沉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⑨。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⑩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⑩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⑩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谓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⑩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苟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日：“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日：“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日：“欲图社稷。”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一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

    注释

    ①②《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③《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

    ④《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

    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⑥《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⑦《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⑧《资治通鉴》汉桓帝永兴元年。

    ⑨《后汉书》卷六七《党钢列传序》。

    ⑩《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张俭传》。

    《资治通鉴》汉灵帝熹平五年。

    道教的兴起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形成于东汉末年。东汉王朝从和帝开始，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夺利争权，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给下层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当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身上。而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感到儒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稳定其统治。于是佛教转盛，道家复起，道教也趁机而兴，企图用一套宗教救世之方，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藉人心。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它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宗教迷信。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殷人尚鬼，故也重巫，如以巫咸、巫贤为相。春秋战国时期荆楚重巫，《楚辞》中即有很多巫觋古代风景画鉴赏降神的描述。楚文化的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当是道教的一个源头。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仙药可以长生不死，迎合上层贵族要求永享富贵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都醉心方术，派人入海觅仙求药。汉武帝宠信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终日梦想如黄帝一样飞升成仙。这些神仙学说和方术思想逐渐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其次，表现在它与道家哲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关系上。先秦与东汉道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不是宗教教派；《老》、《庄》等书是学术著作，不是宗教典籍。关于《老子》之被神学化以及老子何以被奉为道教教主，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说明。从时间上推断，应在东汉时期，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①。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这里所说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无关，而是以教主的形象出现的。

    一种宗教要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拥有众多的信徒。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是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又提倡互助救困，能解穷民燃眉之急，因此对社会下层人民有较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为符篆派道教组织在民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167—189）所创立。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十余年间，发展徒众至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亦云：“太平道者，坚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主要在下层群众之间流行，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它的特点是人多地广，规模巨大，而领导集团有武装起事的预谋，传道的目的在于借用宗教外衣为起事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他们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口号，向封建朝廷实行造反，军队著黄巾，张角自称黄天，表现出黄老崇拜的特色。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反叛朝廷的起事，一时“八郡同时俱发”，“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③。后被东汉政府动员大军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

    五斗米道也是中国原始的道教，它的开山祖师是沛国丰人张陵。关于张陵的事迹，史书记载极其简略。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记云：“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这是历史上关于三张传道世系的最早记载。另据《典略》谓：“汉中有张修，”“修为五斗米道。”张修死后，“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④。又《后汉书·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起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裴注引刘艾纪日：“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是历史上确有张修其人。陈寿在《三国志·刘焉传》中称：“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根据以上几条记载，五斗米道系张修在汉中创建，而后张鲁袭杀张修，取教权。以上两说均有所本，并志于此。

    据《典略》，张修的五斗米道，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与太平道相同外，“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恩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日五斗米师”教权转入张鲁手中后，五斗米道的活动更加充实完备。《典略》说；“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亦谓：“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由于张鲁实行政教合一，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在汉末战乱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得以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余年，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张鲁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可见五斗米道的遭遇与太平道不同，它不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悲惨的下场，反而乘太平道被消灭之机向全国扩散，演变为天师道，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对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道书是《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在此之前，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⑤。据此，该书当是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玡宫崇“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⑥。今所存《太平经》残本，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如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反对穷奢厚葬；准许万民直言疾苦，使下情上达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些反映农民愿望的言论，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体不勤地剥削他人。《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不能让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经义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而且通俗透辟，感人肺腑，颇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古代风景画鉴赏《太平经》提出“太平”的社会理想，是该书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美好概念。书中解释“太平”为“太者大也，平者正也”（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48页）。太平世界是和谐公正安定的世界，“凡事皆能得其宜，帝王优游，盗贼无有，百姓无怨，颂声不绝”（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92页）。这种向往和平，反对战乱的思想，引起了当时广大群众的共鸣，对于汉末民间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易参同契》是稍晚于《太平经》的道教丹鼎派理论著作。它的中心思想，是运用《周易》揭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基本上是一部外丹经。书中主要讲述炼丹的用药、火候及服用效应等。该书文字古奥，语言含混，千余年来，学者反复研味，多方诠释，仍不能得其真意，甚至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家也慨叹说“无下手处，不敢轻议”⑦。然而，无论如何，《参同契》却推演出许多新的丹鼎学说，奠定了道教外丹学说的基本理论，被称为丹经之祖。

    注释

    ①《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③《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裴注。

    ⑤《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⑥《后汉书》卷三。下《襄楷传》。

    ⑦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

    黄巾大暴动

    东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宦官、外戚竞相专权，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安帝以后，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桓帝末年，司隶及豫州（今河南省）一带，“饥死者十四五，至有灭户者”①。尽管如此，豪族地主和封建国家压榨搜刮仍有增无减，官吏贪婪无厌，众多农民死于箠楚之下。因此，从安帝以来，农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接连不断，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历史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不下百次，至于各地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②，更是不可胜数。当时，农民中流传一首歌谣说：“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③反映了农民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但是继起的暴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终于形成了以张角为首的全国性黄巾大暴动。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疠疫流行。张角画符诵咒，以治病为名创立和传播太平道教，利用宗教，在农民中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活动。张角派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传道，受到农民的信任。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天下辐负（背着小孩）归之”④，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今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意。东汉王朝屡下“赦令”汉王朝的阴谋失败，又准备命州郡使用武力“捕讨”。司徒杨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张角的势力正在“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⑤，因此，他建议皇帝命令州郡地方官“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首领），’⑥，这样“可不劳而定”⑦。其后，侍御史刘陶等人也上疏灵帝，请求“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⑧，企图用收买手段，消弭起义。但是东汉统治者的上述对策，并没有得到实行。

    在此有利形势下，张角加快了起义准备。他把道徒以“方”为单位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组织工作就绪后，张角等人“窃人京师，觇视朝政”⑨，深入了解东汉王朝的内部情况，最后决定于甲子年（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张角向道徒们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⑩的口号，向人民宣告东汉王朝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号，并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及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信号和攻打的目标。

    中平元年（184）春，张角派大方马元义调荆、扬二州数万信徒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集中，配合京城及各地的起义。马元义多次到洛阳，联系宦官封胥、徐奉等人作内应，约定于三月五日内外俱起。但是，当此紧要关头，起义军中的叛徒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泄露了起义的全部计划。东汉政府下令搜捕，马元义在洛阳被捕牺牲，太平道的徒众一千多人遭到杀害；同时，又下令冀州官府逮捕张角等人。张角得知计划泄露，当机立断，他派人星夜驰向各方，通知信徒，立即举行起义。中平元年（1814）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黄巾军由张角统一指挥，向着东汉封建统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黄巾军在起义后迅速形成三个中心。一支是由张角三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一支是由波才领导的颍州黄巾军；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大暴动后，东汉朝廷十分惊慌，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驻都亭（洛阳附近），并分遣八都尉屯兵函谷、大谷、广成、伊阙、冁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险要关隘；又遣中郎将皇甫嵩、朱隽、卢植、董卓等率兵分头镇压起义。为了纠集豪族地主武装镇压起义，灵帝采纳中常侍吕强建议，宣布取消党禁，赦免党人。于是各地豪族地主纷纷起兵，与黄巾军为敌。当时朝廷中有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郎中张钧大胆向灵帝提出诛杀宦官，以谢人民的主张。他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搜刮）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可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昏庸的灵帝不但不采纳，反而替宦官辩护，结果张钧被宦官所诬杀。

    起义前期，各个战场上的黄巾军均给予官军以沉重打击。张角领导的冀州黄巾军活捉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斩杀幽州刺史郭勋、太守刘卫，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并先后打败卢植和董卓率领的官军。当年三月，南阳黄巾军张曼成攻克宛城，杀死太守褚贡。四月，颍川、汝南黄巾军在波才、彭脱指挥下，打败朱隽，并把皇甫嵩的主力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一时之间，农民军声势浩大，官军被打得狼狈不堪。

    本来形势的发展对黄巾军很有利，但由于农民军缺乏作战经验，波才的颍川军包围长社后，失去警惕，“依草结营”，给皇甫嵩以可乘之机。皇甫嵩乘风放火，对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皇甫嵩令军士皆手持一束燃苇登城，使锐士乘间突围，纵火大呼，城上举燎相应，嵩从城中鼓噪出击，恰在此时骑都尉曹操率领援军赶到，合攻黄巾军，义军因之大败，几万人遭到血腥屠杀。接着，波才军余部于阳翟，彭脱义军在西华，相继失败。之后，皇甫嵩调军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军领袖卜巳不幸被俘。朱隽一军则继续南下进扑南阳一带义军。

    在南阳战场上，张曼成斩杀南阳太守楮贡后，在宛下屯驻百余日，军事上没有新的进展。同年六月，东汉政府派秦颉率兵向起义军反扑，张曼成不幸牺牲。黄巾军推赵弘为帅，队伍扩充到十多万人，将新任的南阳太守秦颉赶跑，再据宛城。朱波会同荆州刺史徐璎、南阳太守秦颉等地方军，合力围攻宛城。从六月至八月，义军粉碎官军多次进攻，坚守住了宛城，朱浅几乎被撤职。但黄巾军错过主动出击时机，坐使官军重新积聚力量扭转局面。赵弘在战斗中牺牲后，义军又推韩忠为帅，韩忠被杀，再推孙夏为帅，继续战斗。由于官军不断增兵，义军毫无后援。十一月，宛城陷落，孙夏率义军向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内的精山转移。朱洩乘机追击黄巾军，孙夏战死，黄巾军又有一万多人牺牲，南阳的黄巾军主力，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在冀州地区，起义爆发之后，张角首先率领义军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诸城邑。东汉政府派北中郎将卢植前往镇压。卢植开始虽然取得小胜，斩获黄巾，军万余人，但他虽倾尽全力“筑围凿堑，造作云梯”，一直未能攻下广宗。东汉政府无奈，只好又改派东中郎将董卓代替卢植去镇压，董卓在下曲阳与义军较量，又被张角一举击破。他围攻广宗三个月，广宗屹然不动。八月底，东汉政府调左中郎将皇甫嵩代替董卓，投入广宗战场。这时张角已病死由其弟张梁统率广宗义军。

    “梁众精勇，嵩不能克”，皇甫嵩只得“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可是，在十月间的一场战斗中，由于义军疏忽大意，皇甫嵩“潜夜勒兵”，鸡鸣时进扑义军阵地。义军仓促接战，张梁阵前牺牲。与张梁一道战死的有三万多人，其余不甘屈服，投河而死者五万余人。同年十一月，皇甫嵩军又攻破下曲阳，张宝等十多万义军被杀害。残暴的东汉统治者对农民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因张角已先病死，竟棺戮尸，传首京师”，并在下曲阳城南积尸封土，筑为“京观”。这种野蛮的行径，并没能改变东汉统治者覆灭的命运。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镇压，但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中平二年（185），黄巾余众和各地饥民，又举起各种各样的旗帜，活动在黄河以北的原野上。据《后汉书·朱隽传》云：“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风、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蝤之徒，并起山谷问，不可胜数。”其中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黑山军首领张燕（即张飞燕，原姓褚，张牛角战死，改姓张）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发展成为百万人的队伍，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他们长期坚持抗击官军和袁绍割据势力的斗争。继黄巾军而起的暴动集团人数众多，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组织，各个集团分散行动，互不相属，因而不能集中力量，整齐步伍，向着共同的敌人进军。张燕虽与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但他并不能把各集团领导起来，而且他的反抗意识并不坚定，起事后不久，即“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被东汉政府任命为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

    中平五年（188），当时分散在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并州的黄巾军余部，再次发动起义。如郭太起于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活动于太原、河东诸郡，抗击董卓的军队。同年十月，青、徐一带黄巾复起，声势巨大。徐州黄巾军为陶谦阻击后，攻破北海。北海太守孔融慑于起义威势，出屯都昌（今山东临朐境），复被起义军管亥所部包围，直到刘备兵到才解围。青州黄巾再起后，先后进攻泰山、兖州、东平等地，杀死任城相郑遂，兖州刺史刘岱，发展至百万人。曹操倾全力阻击这支义军，在寿张东与义军“昼夜会战”，被义军击败，济北相鲍信被杀。义军人数虽多，但妇女老幼等非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以上，军需供应全靠“钞略”补给，这就为其流动作战带来极大困难。初平三年（192）这支义军被曹操所收降，曹操简其部分精锐，组成“青州兵”，成为他后来统一北方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而黑山军在被东汉政府招抚后，后又“渐寇河内，逼近京师”，直至建安十年（205年）夏四月，才由张燕率领其众十余万人归降曹操。黄巾大暴动，至此宣告结束，但东汉政权，也被割据势力所瓜分，历史进入豪族混战的局面，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注释

    ①《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②《齐民要术》卷三引崔宠《四民月令》。

    ③《全后汉文》卷四六。

    ④⑤⑥⑦《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赐传》。

    ⑧⑨《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

    ⑩《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后汉书》卷七八《宦官列传·张让传》。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

    《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后汉书》卷七一《朱隽传》。

    张鲁雄据巴汉

    与黄巾大暴动同时，在蜀郡，张修、张鲁也造作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东汉时期流行于巴蜀、汉中原始道教的一个流派，其创始人是沛国人张陵。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张陵之孙总道主张鲁为首领，主要活动于四川西部，完全按照其乃祖乃父（张衡）所贯彻的宗旨行事，将五斗米道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迷信在传播；另一支是以巴郡教区张修为首领，活跃于巴郡（今重庆市区）、汉中一带，他们在东方太平道的思想影响下，以五斗米道为工具，于中平元年（184）黄巾大暴动之后，也随之发动“叛乱”，攻占了巴郡、汉中相当大的一块地区。

    汉末熹平、光和中，到处发生农民暴动，为了加强对各地“叛民”的镇压，汉灵帝把一些重要州的刺史改称州牧，选派有名望的宗室、列卿充任，以总揽一州的军政大权。中平五年（188），宗正兼太常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来到四川，在绵竹（治今四川德阳县北）建立起益州最高行政机关。刘焉和东汉朝廷中许多公卿大臣一样，冀图乘东汉“政治衰缺，王室多故”①之机，离开京师，到外面去占据一块地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政首领。因此，他一到绵竹，即迫不及待地实行“抚纳离叛，务行宽惠”②的政策，阴谋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

    刘焉认为，四川的五斗米道势力和汉中的东汉政权是他“阴图异计”的两个重要障碍。于是刘焉首先对张鲁进行笼络，而张鲁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也想寻觅一个政治靠山，以确保其既得权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加之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家”③，刘焉利用这种关系，于初平二年（191）派张鲁为督义司马，并利用张鲁和张修之间的五斗米道关系，给张修以别部司马的名义，令其合兵进攻汉中。

    张鲁在取得张修的合作后，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张鲁在武都入汉中的孔道上，“因即崤岭”，修了一个“周围五里，东临溶谷，杳然百寻，西北两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以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④的强固城堡，即后世所谓的“张鲁城”。在张鲁城不远处还有“张鲁治”、“张天师堂”等建筑。张鲁以此为活动中心，大肆传道，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中人民的支持下，张修和张鲁掩杀了东汉汉中太守苏固，消灭其武装力量。汉中部分地方豪强势力如赵嵩、陈调和顽抗的陈固等亦也消灭。从此刘焉便以“米贼断道”为借口，与东汉统治者断绝联系，利用农民武装力量割据巴蜀。

    张鲁既是五斗米道世家、道主，又是广拥部曲的豪强。攻下汉中以后，他认为割据汉中的时机已到。初平二年（191），张鲁袭杀了张修，并收编了他的队伍。于是，他把自己的活动中心由“张鲁城”迁到南郑。兴平元年（194），绵竹大火，燔烧城府辎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刘焉徙居成都，疽发背死，其三子刘璋领益州牧。刘璋为人阊弱，张鲁骄恣，不肯承顺，刘璋杀张鲁之母及弟，因此，张鲁与之公开决裂，在汉中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割据政权。建安六年（201），张鲁派兵攻下巴郡，从此，他便成为一个占有巴、汉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刘璋屡次派兵攻打张鲁，皆为所败。赤壁战后，刘璋采纳别驾张松建议，遣法正请刘备人川。刘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⑤，使讨张鲁。

    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张鲁控制下的汉中地区居民，都得加人五斗米道，即使“流移寄在其地者”⑥亦“不敢不奉”⑦。初入道者皆称“鬼卒”；入道既久而又笃信不疑者称做“祭酒”，“各领部众”。祭酒本是当时社会上对某些有地位人的尊敬称号，因而“各领部众”的祭酒乃是五斗米道中的上层分子；领有部众特多、在五斗米道中特权更大者，则称做“治头大祭酒”。张鲁的统治办法是政教合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⑧，即除在郡一级设太守府及其僚佐以外，郡以下的县，以及县以下的乡、亭等皆不设相应的官吏，而是“以祭酒为治”，使各级祭酒行使原基层官吏“治民”、“理民”的职能。祭酒既是宗教统治者，又是行政统治者，这样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要比单纯的行政统治更为牢固和有效。张鲁的汉中政权，按照《太平经》的设想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以下一些改良措施。

    首先，初入道和治病者都得缴纳五斗米，作为祈祷费。此后鬼卒们要常年缴纳，“其供道限五斗米”⑨，使原来道徒的一种宗教性负担，扩展成为普遍实施的通供赋税。另据李膺《益州记》记载：“受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后生邪浊，增立米民。”这样种类繁多的实物贡赋，对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米民”，则是把一部分贫苦农民控制起来，从事专门的粮食加工生产，以供养张鲁政权的粮谷需要。在此基础上，张鲁命“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⑩。义舍中置有米肉，据说是供“行路者量腹取足”之用，如果取得过多，“鬼道辄病之”。既然汉中居民都得信奉道教，张鲁义以道教组织体系作为其政权形式，这种义舍显然是为张鲁传布政教命令而设置的一种机构。义舍和义米、义肉，并不包含什么“共同生活”的意义。

    其次，张鲁对传统的刑法亦有所改变。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这说明对触犯法纪的人，还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只是在三次原谅之后，仍然坚持不改者，才使用刑罚。对于那些“有小过者”，则令其“治道百步”，可以免除其罪。这比旧的科条要减轻了许多。张鲁所以采取比较宽简的刑律，主要是为了安定巴汉地区的人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为他是了解东汉政府汉中政权怎样被当地农民推翻的。

    再次，张鲁政权“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推行“其市肆贾平”⑥的政策，以发展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在汉末天下大乱，全国经济凋敝，城乡一片残破的情况下，即使要巩固局部地区政权，也必须做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否则都难免遭到覆灭的下场。曹操所以能够战胜群雄，统一北方，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能够认真去解决。他首先在许县实行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以后又逐步推广到其所占领地区，积累了较充足的军粮，最终才得以战胜袁绍，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张鲁吸取了曹操的成功经验，非常注意经济问题，加之汉中、巴郡地区战争较少，关西之民来奔者数万家，使这个政权有了一定的实力，即使拥有益州大一部的刘璋对之也无可如何。张鲁实施的“保境安民”政策，史称“民夷便乐之”，这是他能够“雄据巴、汉垂三十年”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东汉政府，已无力约束张鲁，只好给以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即汉中）太守的官位，承认了张鲁的割据。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从散关出武都进攻汉中，至阳平关，张鲁遣五官掾接洽投降，其弟张卫不肯，率领部众数万人拒关坚守，曹军不得进。曹军军粮尽，曹操准备退兵，部下郭谌以为不可。他说：“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偏师）可攻。悬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曹操犹疑不定。是夜天色昏黑，曹军迷惑，误入卫营，张卫以为被曹操大军包围，遂降。张鲁闻说阳平关已被攻破，将要“稽颡归降”，部下闫圃认为；“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归顺），功必多，”劝张鲁南人巴中，投奔巴酋杜濩，然后与曹操谈判投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在张鲁逃奔巴中前，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张鲁止之日：“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命人封藏完毕之后，才离去。曹操进入南郑，见宝货仓库保存完好，对张鲁很是嘉奖，遣人对之进行慰喻。张鲁本有降意，至此遂率领部众向曹操投降。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及闫圃皆赐封列侯。曹操还特为其子彭祖聘娶张鲁之女为妻，进行联姻，以示宠信。张鲁建立的巴汉政权，至此告终。

    注释

    ①②《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③《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

    ④《水经注·沔水篇》。

    ⑤《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⑥⑦《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⑧《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⑨《华阳国志·汉中志》。

    ⑩《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世语》。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董卓之乱

    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再度激化，一方面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又趋剧烈。

    黄巾起义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加强镇压力量，扣平五年（188），汉灵帝接受刘焉的建议，先后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的官僚充任，于是州的长官叭只具有行政权，一变而为兼有领兵治民之权。这就给一些将帅和地方长吏以扩充军事实力的权力，出现州郡牧守擅兵局面，加速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灵帝为了加强防护京师的力量，在首都设置西园八校尉，扩建八支近卫部队，袁绍、曹操等七人被任命为校尉，各统一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兼为元帅，统帅其他七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归他统管，宦官同外戚、官僚士大夫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去，蹇硕欲杀死何进，拥立王贵人之子刘协为帝，独揽大权。为何进察觉，乃急引兵回营，蹇硕之谋未能得逞。于是何皇后之子刘辩得以继位。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何进素知宦官专权乱政，为天下人所痛恨，便与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等谋议铲除宦官。蹇硕疑不自安，作书与中常侍赵忠等说：“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指宦官），扫灭我曹。但以硕典重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阉，急捕诛之。”①何进同乡中常侍郭胜素亲何氏，他与赵忠商议后向何进告密。何进先发制人，命黄门令逮捕蹇硕处死，并接管蹇硕率领的禁兵，成为独掌军权的实力人物。

    何进独揽大权之后，袁绍以窦武失败的教训劝他抓紧时机消灭宦官：“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②并告诫他不可轻易进宫。何进与袁绍定策，欲尽罢除诸宦官，并以其计报告太后。何太后因凭借宦官势力登上皇后宝座，她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不同意何进的建议，他说宦官统领宫中事务，汉王朝自开国以来，历来如此，怎可废除？何进无法改变太后成见，袁绍提醒何进，“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③。何进犹豫不决。

    于是袁绍又建议何进多招四方猛将及各地豪杰，使其各自领兵入京，以胁迫太后。何进表示赞同。主簿陈琳认为“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④。尚书卢植亦言不宜召卓人京。何进皆不听，遂召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等进屯洛阳附近，向朝廷提出消灭宦官的建议。太后犹不从，何进之弟何苗亦劝进深思，何进意更狐疑。袁绍担心何进变计，乃威胁说：“今交搏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何为不早决之？事留变生，后机祸至。”⑤

    何进于是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以控制首都洛阳及河南地区军政大权。袁绍接受任命后，一面命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官，一面催促董卓等人迅速上路。直至此时，何太后才感到事机不妙，被迫罢免了张让等当权宦官，诸常侍、小黄门皆面见何进谢罪，听候处置。袁绍建议何进趁机一网打尽，何进不许。何进劝他们各回封国去享清福，宦官们不肯自动下台，秘密策划反扑。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临洮在西汉时为一防御羌人边陲重镇，地理形势甚是险要。当地人民长于骑射，习性勇武剽悍。董卓自幼生长在一个武官家庭，力大体壮，粗猛有谋，史称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鞋，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⑥。青年时尝游羌中，尽与羌豪相结，精通羌胡事，以健侠知名羌胡。东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随中郎将张奂共击汉阳叛羌，屡立战功，连升官阶，一直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后，董卓拜东中郎将，接替卢植率兵攻打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不久，又被任命为中郎将、破虏将军，随同车骑将军张温进攻金城叛将边章、韩遂。中平四年（187），韩遂与马腾联合向三辅进攻。董卓被朝廷任命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共同将韩遂、马腾击败。由于董卓在对西羌和韩遂、马腾作战中，壮大了凉州兵的势力，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以致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一是中平六年（189），东汉政府征他到朝廷担任少府（九卿之一），董卓以所部羌胡兵不听命令为借口，不去洛阳就职；一是当灵帝将死时，玺书拜他为并州牧，命他将兵权交与皇甫嵩，他再次抗命不遵，并带领部队驻守河东，以观时变。这次当他得到何进的召唤，他认为是篡权的好机会，立即引兵向洛阳进发，并上书请求惩办宦官张让等，“以清奸秽”。董卓还未到达洛阳，宦官张让、段硅等假传太后旨意，召何进人宫议政，事先使党羽数十人埋伏在官门外，当何进出官时，发动突然袭击，将何进杀死。张让、段娃等作诏书，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板，疑不肯信，日：“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何进首级掷地日：“何进谋反，已伏诛矣。”⑦何进部将和袁术等听说何进被害，领兵焚烧宫门，张让、段硅等见势不妙，慌忙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刘协及宫内官属数十人逃走。当他们逃至小平津（黄河重要渡口，在今河南孟津东北）肘，张让被逼走投无路，投河自杀。与此同时，袁绍等引兵将北宫门关闭，勒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斩首，共诛杀二千余人，有些无胡须的人也被当做宦官杀死。

    当洛阳大杀宦官之时，董卓已率兵接近京城，远见火起，知朝中有变，乃引兵急进，天尚未明，到达城西，听说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少帝见到董卓带兵卒然来到，恐怖涕泣。群臣见此情景，对董卓说：“有诏却兵。”董卓早怀异心，怎肯听从，乃对群臣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⑧遂与少帝和陈留王，一起回到洛阳。

    古代风水画鉴赏董卓领兵进入洛阳，恰好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来到，他劝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⑨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难。不久，何进及其弟何苗的一些部曲投归董卓，董卓又收买丁原的部属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兼并了他统领的部队，再加上他从凉州带来的三千人马，军事力量大大增强，董卓的野心也随之日益膨胀。他先后自封为司空、太尉、相国。为了削弱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他准备废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他同袁绍商议，袁绍持异议，董卓按剑怒叱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⑩袁绍勃然大怒道：“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说罢引佩刀长揖而去，座上公卿，见此情景，皆大惊愕。董卓新到洛阳，又因袁绍为世家，亦未敢加害。袁绍惧怕董卓报复，当晚奔冀州。董卓采纳部下周珌、伍琼建议，授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之弟袁术和曹操，不愿屈从董卓，也先后逃离洛阳，别图发展。

    董卓掌权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欺世盗名，假惺惺地外示宽柔，起用党人名士做朝官，外放大臣为牧伯太守，平反陈蕃、窦武及诸党人冤狱，“以从人望”。他起用周璐、伍琼、郑泰、苟爽等，处以要职；其染党锢者如陈纪、韩融之徒，皆任为列卿。知名大儒蔡邕以前在宦官打击下，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日之间迁升三次，位至侍中。对其他方面有影响的人物，董卓也尽力笼络，如任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仙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对名将朱傍表面亲近而内心忌惮，董卓自为太尉，以朱隽为副，但不令其真正掌握兵权。

    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刘协为帝后，以为天下安定，可以为所欲为，对人民一味掠夺残杀。董卓生性残忍，经常放纵士兵抢劫财物，掳掠妇女，使洛阳一带陷于一片恐怖之中。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遣兵至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当时正值百姓社祭，董卓士兵杀死全部男子，掳夺妇女、财物，将人头系在车辕上，诡称“攻贼大获”，高呼“万岁”。回到洛阳城内，将男子首级焚烧，将妇女赏给士兵为婢妾。董卓的种种暴行，激起人民的强烈怨恨。关东地区拥有武装力量的州郡长官，也乘机以讨伐董卓为名，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初平元年（190）初，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仙、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以及典军校尉曹操等联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是时，黄巾余党郭太等率十余万众，再次起事于西河白波谷，转攻太原、河东等地，与关东军对洛阳形成夹击之势。董卓恐惧，乃鸩杀弘农王，准备迁都长安，召集公卿会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不同意迁都长安，在朝廷上争论没有结果，伍琼、周璐又力谏不可。董卓大怒，下令将伍、周二人斩首，黄琬、杨彪降为光禄大夫，决定挟持汉献帝西迁。在临行前，董卓下令将洛阳宫殿、官府全部烧毁，二百里内民居洗劫一空，荡然无存。他强迫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西迁，一路上老百姓在军队的践踏和抢掠之下，死伤很多，由于粮食缺乏，因饥饿而死者也为数不少。董卓还命人挖掘皇帝及公卿陵墓，盗取珍宝。董卓的倒行逆施，不仅使洛阳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也使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洗劫，大批书籍及文物损毁殆尽。

    迁都长安后，董卓授意天子拜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他将从洛阳等地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积藏在郿坞，城墙高厚皆七丈，号日“万岁坞”。董卓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他大封亲戚为官，“宗族内外，并居列位”与此同时，董卓大肆诛杀异己，“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弄得“百姓嗷嗷，道路以目”⑩。一次，董卓去郿坞巡行，命公卿百官在长安西门外设宴送行，董卓于坐中杀死数百降人助宴。被杀的人，先断其舌，次斩手足，然后挖去眼睛，最后投入滚烫的开水锅中活活煮死，与会公卿大臣有人被吓得遗失匕箸，董卓饮食自若。其凶残野蛮，以至于此！天下之人对董卓及其凉州兵恨之骨，够有诛灭之心。

    初平三年（192），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中郎将吕布等，密谋诛董卓。吕布自从杀死丁原之后，成了董卓的亲信侍从，二人誓为父子。后来吕布因小事失卓意，险些被董卓用手戟刺死，吕布由此阴怨董卓，加以吕布私通宫中婢妾，心中益不自安，遂参与王允密谋，许为内应。四月，献帝有疾新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王允等乘机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带士兵十余人伪装卫士，守住宫门，等待董卓到来。董卓入门之后，李肃一戟刺去，董卓伤臂，堕落车下。他大声呼唤：“吕布何在？”吕布应声喝道：“有诏讨贼臣！”举矛将董卓刺死，接着又杀死几名董卓的亲信。吕布取出怀中诏版向吏士们高声宣布：“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吏士皆正立不动，“大称万岁”！长安城中百姓听到董卓被杀消息，纷纷“歌舞于道”，不少士女卖掉珠玉衣装，沽酒买肉，以相庆贺。

    董卓死后，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共掌朝政。王允刚愎自用，不讲策略，许多过去被追依附于董卓的公卿大臣皆被处死。著名学者蔡邕，听到董卓被杀消息，表示惊叹，也下狱身死。董卓部下皆怀恐惧之心，王允也未能妥善处置，致使董卓部将李催（音决）、郭汜等相与结盟，集兵十余万，进攻长安，打败吕布，杀死王允。不久，董卓部将间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又展开了两年多的火拼，使长安及其附近的关中地区，成为厮杀的战场，居民逃散，行旅断绝，出现了诗人描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汉献帝徒具虚名，东汉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接着而来的则是关东军阀的更大混战，逐步形成了长时间的分裂局面。

    注释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⑤《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⑥《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⑧《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注引《典略》。

    ⑨⑩《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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