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入住大西路67号
李士群投靠日本政府后，有心立刻为日本主子做出一番成绩，以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忠心，但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心机颇深的他却并没有立刻公开组建特务组织。
原因一：李士群当时囊中羞涩，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招兵买马，拉拢人马。
原因二：日本军队刚刚占领上海不久，在上海的势力还不够强大，英、法、美等帝国在上海还拥有一些既得利益，李士群担心自己若是贸然行动，会触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倘若真的触怒了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恐怕到时候日本政府就会把他李士群推出去，用他去消除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怒火。
原因三，在李士群成为汉奸之前，许多汉奸都死在了国民党上海区中统特务和军统特务的手里，李士群势单力孤，尚不能自保，一旦被国民党的特务盯上，恐怕性命难保。
出于这三点原因，当时的李士群，不敢公开建立服务于日本政府的特务组织。
自从李士群投靠了日本政府，他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李士群十分清楚，一旦自己成为汉奸的事情被公开，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不会放过自己，自己就会马上登上“打狗队”和“抗日锄奸团”的暗杀名单。所以，为了自身安全，李士群并没有将自己叛国的消息“广而告之”，而且，他着手为自己寻找一处住宅，以便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经过多次挑选，李士群选中了上海大西路67号，这栋房子的周边环境让李士群十分安心，他甚至称这栋房子为“保险房”、“防弹房”。
那么，大西路67号的周边环境究竟怎样呢？
大西路67号西边，是日本走狗谢筱初的家。谢筱初虽然并没有直接参政，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法商人、经济汉奸，他将中国商品低价卖给日本，将日本的垃圾产品高价卖给中国人，为日本积累战争所需的资金。对于这样一个邻居，李士群很放心，他不但丝毫不担心谢筱初会出卖自己，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透漏自己的行踪，还觉得有这样一个有钱有势、防守严密的邻居，自己也相对安心一些。而大西路67号的东侧，则是美国驻上海的一所兵营。美国势力强大，国民党在很多地方都要依靠美国，除非万不得已，国民党军队绝对不会骚扰美国兵营，给自己惹麻烦，所以这所美国驻上海兵营，无形中成了大西路67号，也就是李士群选择的住处的义务护卫。大西路67号的对面，是云飞汽车行，汽车行和大西路67号之间，有一条马路，云飞汽车行外是一道几十米长的墙，这就使得从大西路67号向外看，几十米的道路上的情况一览无遗、毫无阻挡。所以，李士群对大西路67号的周边环境非常满意，所以，他满意地认定自己找到了一栋保险房子。
于是，李士群全家搬进了保险房子大西路67号，而且，从入住大西路67号以后，李士群再也不轻易离开大西路67号，即便必须要离开住处，他也会在离开之前大摆瞒天过海的阵势，让人摸不清他是否还在大西路67号内。自1938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汪伪76号建立之前，李士群一直在大西路67号办公和居住。
有了安全住所后，李士群开始放心地小规模拉拢人马，他先后拉拢了中统驻上海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章正范，并且通过章正范的关系，将杜月笙的徒弟汪曼云也拉拢了过来。拉拢汪曼云是李士群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汪伪76号成立后，许多事情证明，汪曼云不仅帮助李士群获取了大量情报，还一次又一次挽救了李士群的性命。
军统局密谋刺杀李士群的行动被泄露
李士群拉拢国民党高官要员的事情做得虽然隐蔽，但很快还是被戴笠察觉，经过调查，戴笠大为震惊地发现，李士群已经背叛了中统局，认贼作父，投靠了日本政府。虽然军统局和中统局一直竞争激烈，李士群背叛中统局这件事让戴笠颇感幸灾乐祸，但是李士群为了在日本主子面前表现自己、立功求赏，频频与国民政府乃至军统局作对，阻扰军统的锄奸计划，无疑也撸了戴笠这只老虎的虎须，让对蒋介石始终忠心耿耿的戴笠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于是，1938年12月，戴笠亲自下达命令，要求军统局上海区密谋暗杀李士群。
接到暗杀李士群任务的军统上海行动组组长于松乔，在接到“家长”戴笠的命令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李士群是谁，他长什么样子，做过什么事情，有什么权势，于松乔全然不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李士群，的确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也没啥值得大家关注的作为。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人物，“戴老板”亲自下令给于松乔，颇让于松乔感觉有些杀鸡用牛刀，大材小用的味道！于松乔认为，凭他的能力，暗杀李士群就是信手拈来的事。于是，于松乔便开始着手准备执行暗杀李士群的任务。
于松乔通过调查，终于知道了李士群的种种经历，于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士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工作期间，因为太不起眼，所以很少有人认识李士群，也就更少有人能够清楚描述李士群究竟长成什么样子。于是，于松乔找到在上海交际较广，有一定影响力的汪曼云，请汪曼云为自己找到一张李士群本人的照片。
于松乔之所以找到汪曼云，不仅仅是因为二人同为杜月笙的门生，还因为汪曼云不仅是青帮新一辈中的“一把手”，还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所以以汪曼云的社会交往，于松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能够找到李士群的照片。
然而，于松乔万万没有想到，汪曼云也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和李士群早就勾搭上了，他上了李士群的贼船，成为隐藏在国民政府中的一条日本走狗，暗中也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
所以，当汪曼云听于松乔说，想要一张李士群的照片时，便貌似漫不经心地问于松乔，要李士群的照片干什么，于松乔对汪曼云没有丝毫的戒备之心，他毫不隐瞒地将戴笠的命令对汪曼云全盘托出，于是汪曼云便获知了李士群已被军统局查明是汉奸，并上了“锄奸”黑名单，戴笠下令于松乔暗杀李士群的情报。
汪曼云既然已经被李士群拉上了贼船，投入了日本政府的怀抱，自然不会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于松乔，为了避免引起于松乔的怀疑，进而连累到自己，汪曼云推说自己手头也没有李士群的照片，让于松乔等几天，他找找看。于松乔听后也没有怀疑，他也正好趁着这几天时间，到李士群所住的大西路67号周围去查看查看，好根据情况制订暗杀计划，这样，自己拿到李士群的照片后，就能迅速展开暗杀行动了。于是，于松乔满怀感激之心走了，他等待着汪曼云给自己找到李士群的照片。
于松乔一走，汪曼云就秘密联络了李士群，告诉他军统局的“老板”戴笠已经下令军统特务秘密暗杀他，这些日子，军统特务们会埋伏在他的房子四周，伺机暗杀他。李士群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惴惴不安，连连向汪曼云表示感谢。
果然，没几天，大西路67号前的街道上就出现了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李士群的“看家狗”们由于早早就接到了李士群的命令，所以对大西路67号周围出现的陌生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最让李士群怀疑的，就是一个打着“测字问卜”的幌子的道士，这个道士在大西路67号前面的街道上转悠了好久，这让李士群的“看家狗”们颇为紧张。于是，李士群的“看家狗”之一就走到了这名道士面前，请他到大西路67号院内来，为自己的主人算一卦。这名道士就是于松乔伪装的，他听了这话心中生疑，随后，一把手枪抵在了于松乔的后腰上，于松乔迅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而此时，于松乔还没有拿到李士群的照片，也不能冒死进入大西路67号行刺李士群，于是，于松乔只得收了算卦的幌子，对李士群的“看家狗”拱拱手，说自己这点算卦的本事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登不得大雅之堂，还请长官饶了小人吧。于松乔就此撤离了大西路67号附近，而其他军统特务，也就此撤离，刺杀李士群的行动就此暂告一段落。
当时，李士群还没有扯起汪伪76号这张虎皮，也没有足以威慑人心的特务组织，所以于松乔在刺杀李士群的行动被泄露后，并没有马上再次刺杀李士群。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于松乔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在以后的日子里，屡次让军统局的特务们领教了他的狡猾、警惕和狠毒。
军统局暗杀张敬尧，吓坏汉奸李士群
李士群在得知军统意欲暗杀自己后，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尽管后来汪曼云送来情报，于松乔刺杀李士群的行动暂告一段落，李士群还是忧心忡忡。特别是在得知军统局成功暗杀了大汉奸张敬尧之后，李士群开始噩梦连连，他十分惊恐，担心自己有天也会被军统局暗杀。李士群怕死，他还没有享受到自己想要的荣华富贵，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势，他当然不想死，所以每每想起死在军统手里的特务张敬尧，李士群都心惊肉跳。
那么，军统局到底如何暗杀了张敬尧？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军队以失踪了一名日本士兵为由，意欲从卢沟桥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进行搜索，日本军队的无理要求被驻守在卢沟桥的中国守军拒绝，日本军队立刻利用这件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展开了堪称惨烈的战斗，当时，中日双方的伤亡比例是5∶1。也就是说，在战斗中，牺牲五个中国军人，才牺牲一个日本军人。国民党内的许多高层官员，在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迅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后，被来势汹汹的日军吓得屁滚尿流。一些贪生怕死之徒变节失守、卖国求荣，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趴在日本人脚边苟延残喘的汉奸走狗。
那些曾经的国民党高官的叛变，令身为军统局“老板”的戴笠深恶痛绝，虽然这些人的叛党叛国，让他能借此在国民党各个重要部门安插更多的军统局特务，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这些人的叛变却自然引起了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的震怒，戴笠因此就遭受了许多次的无妄之灾，多次无故被蒋介石责骂，因此，戴笠恨不得将这些汉奸一一斩杀，以平息蒋介石的怒火，也好让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领导手下的军统局特务们在国内外广泛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日锄奸行动，虽然戴笠如此积极努力，是为了个人的职位迁升，但是这些行动的确有力地惩处了部分卖国投敌的汉奸。而戴笠手下的许多热血青年、有志之士，也真心实意地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在抗日锄奸的战场上忘我工作，甚至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锄奸成绩斐然，军统局的锄奸成绩单上，记录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锄奸故事。
在军统局的锄奸成绩单上，第一人就是皖系军阀张敬尧。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的首领之一，曾担任过北洋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江西南昌镇守使等官职。张敬尧年轻时放浪形骸，未加入军队时，当过盗贼杀过人，因此，在张敬尧成为军阀后，依然没有改变自己残暴的本性，处处欺压百姓。曾经有人写过一副对联，讽刺张敬尧，说他堪比虎豹豺狼，这副对联的内容是：堂堂手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显然，这样残暴的军阀，是得不到百姓的支持的，而其他的军阀，也因为他的暴虐，不愿与他为伍。
1928年9月，张宗昌被国民党军队打败，连夜逃往大连，到了大连之后，张敬尧本打算投奔其他的军阀，找一个暂居之所，却发现没有一个军阀愿意接受他，于是，他最终蜗居在大连的一处民居中，期待能有“伯乐”赏识他这匹“千里马”，重新起用他，支持他招兵买马重整旗鼓。张敬尧苦苦等待了四年，四年后，他终于遇到了所谓“赏识”他的“伯乐”，这个“伯乐”，将他永远地推向了中华民族的对立面。
1932年，日本占领热河后，决定在热河建立傀儡政权，于是，日本政府开始寻觅能够在傀儡政府中任职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必须是亲日的、有能力的、在中国曾经有或者现在还有政治影响力的。为了找到符合条件的中国人，日本政府想到了北洋军阀的军官们，日本政府打算从北洋军阀的军官中挑选一位，成为傀儡政府的主持人。
最后，日本政府经过多番的调查和讨论，将目标锁定在原北洋军阀干将张敬尧身上。正因为张敬尧已经败落，所以日本政府认为以张敬尧目前的处境，最容易接受日本政府开出的条件，出任傀儡政府的主持人。
于是，日本政府派出人员到天津找了张敬尧好几次，承诺给他种种好处，劝他叛国投日，做日本在热河建立的傀儡政府的主持人。
张敬尧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民族大义，他已然如丧家之犬，自然对日本政府的“好意”颇为感激，于是，他欣然同意了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任命，担任了所谓的“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后，日本政府给了张敬尧700万元的活动经费，命他迅速组建傀儡政府。
张敬尧拿到这笔巨款后，迅速开展行动，化名“常石谷”，偷偷潜入了北平，住进了六国饭店，开始招揽人手，准备筹建傀儡政府，并联合日军一起发动“北平暴动”。
张敬尧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一切都做得很周密，殊不知他的行踪早已被军统局的特务们察觉，并且军统局的特务们已经秘密监视了他许久。从张敬尧与日本人接触，到离开大连进入北平，直到住进六国饭店，所有的行动，都被军统局的特务们毫无遗漏地汇报给了军统局局长戴笠。
戴笠将张敬尧的一系列行踪和所获得的关于日本政府给付张敬尧700万元活动经费组建傀儡政府的情报如实汇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颇为重视。虽然当时张敬尧退出政坛已经四年有余，但是如果张敬尧广为收买国民党军官、网罗人员组建傀儡政府，那么那些在官场上失意的原北洋军阀的军人和政客，就有可能真的成为张敬尧的属下。这些失意军人和政客的辉煌虽然已成昨日黄花，但是如果张敬尧成功地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些人还是能够掀起风浪，破坏国民政府的稳定的。于是，蒋介石当即下令戴笠制裁张敬尧，除掉这个叛国投日的大汉奸。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十分谨慎地开始筹划暗杀张敬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戴笠亲自点将，起用了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和标准南洋话的军统局老牌特务郑介民。郑介民曾经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郑介民的马来话说的和当地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不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常住居民，根本就听不出郑介民不是当地人，而且郑介民还会说英语，因此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很好地隐藏自己的身份。此外，郑介民是一名老牌特务，他的警惕性高，经验丰富，所以戴笠认定，他是暗杀行动的最佳人选。
为了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戴笠还特意将自己的左膀右臂，军统四大金刚中的两位——王天木和陈恭澍从天津抽调到北平，协助暗杀张敬尧。
经过多次商议，戴笠最终确定了暗杀张敬尧的方案。
暗杀方案确定后，郑介民乔装打扮成南洋富商，以回国做人参生意为由，入住六国饭店。
这六国饭店，是当时北平一等一的饭店，是当时各国公使、达官贵人、各行各业的巨商和社会名流聚集地。它始建于1901年，由一位专做火车车厢生意的比利时人建造，外形类似教会教堂，是当时北平最豪华的西式宾馆。1905年，由英、法、美、德、俄、日六国合资改建，并改名为六国饭店。改建后的六国饭店一共五层，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是当时北平最高的楼房之一。由于六国饭店的投资者关系复杂，实力庞大，因此入住六国饭店的大多是非贵即富的名流，一旦有重大聚会，就都选定六国饭店。因此，六国饭店的人气越来越旺，而许多下野的军政要员，也逐渐将六国饭店作为庇护地，长期包房居住在六国饭店。所以，许多巨商和政客来到北平后，下榻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六国饭店。
1933年4月底，郑介民带着十多个沉甸甸的箱子来到了六国饭店，为了彰显身份，他包下了六国饭店的一个豪华包间。郑介民所扮演的南洋富商刚一住进六国饭店，张敬尧的随从就开始注意这个南洋富商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动荡不安，富商们几乎成了军阀、黑社会、国民党等武装组织的“钱袋子”，回国做生意赚得到赚不到钱另说，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携巨款回国做生意，能不能保住性命都难说，所以，并没有几个华侨愿意回国做生意。当然，也偶有华侨回国做生意，但偏偏是在张敬尧住进六国饭店没几天，这个南洋富商就出现了，要说是巧合，也未免太赶巧了。于是，张敬尧的随从心生疑窦，开始关注这位南洋富商。
经过几天的观察后，张敬尧的随从们发现，这名华侨入住六国饭店仅仅几天，就凭借高超的交际手腕和阔绰的出手，和饭店里身份低下，却消息灵通的茶房、侍从、跑堂的混得跟亲哥们儿一样，甚至和这些人称兄道弟，这让这些随从们更加不安起来，一位身份高贵的商人，如果不是有特殊的目的，怎么可能会自降身份和那些“低贱”的人混在一起呢！为了主子的安全，随从们将这件事情迅速报告给了张敬尧，希望他能够提高警惕，提防这位南洋富商。
然而张敬尧一心拉拢人马组建傀儡政府，无暇顾及此事，而且从郑介民扮成南洋富商入住六国饭店后，张敬尧就注意到了这位南洋富商，他通过观察，发现这位南洋富商的行为、言谈举止、语气语调，与他接触过的南洋当地的富商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也就没有把随从们的提醒放在心上。而且张敬尧以为自己行动缜密，一定没有人知道自己已经离开天津，秘密进入北平，而且他入住六国饭店用的是“常石谷”这个化名，不会有人将他和已经隐退政坛四年的张敬尧联系起来。
不过，张敬尧还是坚持了一贯的谨慎小心和严密防卫，他还是要求随从们随时向他报告南洋富商的行踪，然后还是小心隐匿自己的行踪。
张敬尧行踪不定，他每次出门都很诡秘，外出途中会换乘好几辆黄包车。张敬尧在六国饭店订了几个房间，有时，他让随从将自己约好的人带到六国饭店来见面，却并不在自己居住的包间与客人见面。由于张敬尧在六国饭店订了好几个房间，就算是住在六国饭店里的人，也摸不清楚他每天到底住在哪个房间。就算是张敬尧的随从，也摸不清张敬尧的行踪，因为他随时可能从六国饭店的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去，即便是半夜三更，也会调换房间睡觉。这就给郑介民等军统特工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暗杀的最好时机是半夜三更，人们深度睡眠之时，此时睡眠中的人大脑反应最迟钝，暗杀成功率最高，然而由于张敬尧太过小心谨慎，给郑介民等人的暗杀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虽然郑介民早就调查清楚张敬尧和他的手下居住的包房的房间号、位置和周围环境，但是由于张敬尧“狡兔三窟”，郑介民等人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这一天，王天木带着军统特工白世维，装扮成生意人，到六国饭店找郑介民，他们和郑介民商讨了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中午时分，白世维等人从郑介民的房间走出来，准备出门去吃饭，看到一个裁缝，胳肢窝里夹着一个蓝色小包裹，走进六国饭店，王天木认识这名裁缝，他是西服店的掌柜。
于是王天木走上前去和掌柜的寒暄，问他到这里来干什么？掌柜随口回答，说有人前两天到店里来，说要做两套西服，让我今天来量尺寸，顺便确定一下西服的样式。王天木凭着多年的特务经验，对掌柜的话产生了兴趣，虽然王天木并没有再接着探问，但他却惦记上了这名西服店的掌柜。
王天木和白世维走出六国饭店后，来到陈恭澍的住所，把和郑介民沟通的情况告知了陈恭澍，郑介民告诉他们，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下巴上有一撮毛，可以凭此名字和特征辨认并暗杀他。随后，王天木还将遇到西服店掌柜的事情也说给了陈恭澍，由于刚才在六国饭店门口，人多口杂不方便细问西服店的掌柜，所以王天木打算午饭后，到西服店去找西服店老板打听，到底是谁要做西装。
午饭后，王天木、白世维、陈恭澍三人来到西服店，掌柜的恰好就在店里，掌柜的以为王天木等人要定做西服，还没等王天木等人开口，就表示自己最近这两天很忙，恐怕要过些日子才能接几位的活，他得先把常先生的服装和其他人的服装赶出来，常先生急着要，后天下午他就准备回天津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王天木突然意识到，这个常先生，十之八九就是张敬尧。随后，三人返回六国饭店，悄悄查询了六国饭店登记入住的人员名单，只有常石谷这样一个姓常的房客。于是，王天木等人开始紧张起来，如果西服店老板说的没错，那么过两天张敬尧就要离开北京了。也就是说，在这两天里，他们必须迅速完成“老板”戴笠交代下来的任务，可现在他们还没找到暗杀张敬尧的最佳时机。
就在王天木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个绝佳的机会突然出现了。
1933年5月7日上午11时左右，王天木带着白世维来到六国饭店，准备开一个房间，住在六国饭店里，随时洞察张敬尧的行踪。因为三、四楼已经没有空房间了，所以王天木订了二楼的一间空房，订好房间后，王天木和白世维一起去看房间。看完房间，王天木和白世维跟在茶房伙计的后面，想跟着伙计抄近道走到饭店的大堂去，就在这时，他们路过走廊南侧的一间房子，从窗户外，他们偶然间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正侧身坐在床边，手里摆弄着一个小物件，下巴上正好有一撮小胡子。
王天木突然想到郑介民所说，张敬尧的下巴上有一撮小胡子，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张敬尧呢？王天木担心自己看花眼，于是停下来，扭过身子朝窗户内仔细窥探，没错，此人下巴上就是有一撮毛，而且，王天木仔细回忆了一下，在所谓的常石谷登记入住的几套包间中，也的确有这一间。
白世维见王天木停了下来，也随着王天木的视线往窗户里面看，此时，王天木不再犹豫，拉过白世维，指着窗内的那个人悄声对白世维说，就是他，他就是张敬尧。
白世维二话没说，掏出手枪，对着窗户里的人，砰、砰、砰连开三枪，然后二人转头就往六国饭店门口飞奔，转身时，白世维用余光看到，窗内那个人被击中倒地。
当张敬尧的随从反应过来，携带枪械封锁了六国饭店时，王天木和白世维早就逃出了六国饭店。随从们想到了那名可疑的南洋富商，便去南洋富商的房间里查看，却发现南洋富商早就不见了人影，房间里留下了十几只沉甸甸的箱子，随从打开箱子一看，里面竟然全是砖头。
5月8日，也就是第二天，报纸上就刊登出一条消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伤重不治身亡，凶手逃逸，尚未抓获。
张敬尧被暗杀一案，当时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多大的浪花，许多人以为，他只是被仇家暗杀，或者被人劫财不成反遭杀害，前面已经说过，当时的商人很多自身难保，而这两个原因，又是导致商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屡有商人遇害的案件发生，所以此事也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只有知晓张敬尧身份的一些人，隐约猜到他有可能是被军统局的特务们暗杀的，但是知晓张敬尧身份的那些人，不是张敬尧拉拢来的汉奸，就是打算跟着张敬尧一起做汉奸的人，谁也不敢公开站出来寻找暗杀张敬尧的凶手，于是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直到几天后，国民党在北平机关报上发出报道，报道内容主要是：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之一张敬尧因叛国通敌，被“锄奸救国团”击毙在北平，此事才算真相大白。
这是军统局第一次对汉奸亮出自己锋利的刀锋，自此，以张敬尧被暗杀一案为开端，军统局的锄奸行动广泛展开，后来，不仅仅是汉奸，就连日本军官也屡屡被军统特工暗杀。
军统局的行动，让日本驻华特务机构紧张不已，他们再也不敢轻视中国特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能够与军统局和中统局相抗衡的特工组织，找到一个在情报、暗杀、绑架等工作上皆不逊色于戴笠的特工的人来主持一支为日本政府服务的特务组织，从而制约和反击军统和中统的锄奸和暗杀行动。于是，李士群终于得到了日本驻华特务机构的重视，而李士群本人，也因为张敬尧被军统局暗杀惊恐不已，迫切希望组建一支能够保护自己、对抗军统和中统的特务机构，于是，李士群开始积极筹建汪伪76号。
攀上杜月笙的“大船”
虽然日本驻华特务机构认识到了李士群的重要性，但是要正式确定帮助李士群筹建亲日特务机构的计划，尚需时日。但是李士群却一刻也等不及了，他在遭遇军统暗杀后，已经忧心忡忡，而在张敬尧被军统局特工暗杀后，则更加坐卧不宁。李士群恨不得当下就杀到军统局的大本营去，将戴笠一干人等杀得片甲不留，以图彻底安心，不过他当然明白，自己这个想法不过是妄想而已，以他现在的实力，别说是杀到军统局的大本营了，就连走出大西路67号后，自己能不能再安全地回到大西路67号都是个问题。所以，李士群更加抱紧日本人的大腿，为日本人鞍前马后地效力，为了获取日本人更多的信任，他开始四处拉拢人马。
李士群苦于没钱没兵，自然就没有反击军统局的资本，于是李士群想到了拉拢社会各界的人来为自己服务。
为了拉拢社会各界人士，李士群想到了汪曼云，前文已经说过，汪曼云被李士群拉上了贼船，投靠了日本政府。当下，李士群便想通过汪曼云的社会关系，拉拢更多的人为自己服务。汪曼云是杜月笙的门徒，李士群于是盯上了杜月笙，倘若自己能够攀上杜月笙这条大船，那么必然可以联络到更多的人，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李士群是个心思活络的人，他非常清楚，能被杜月笙这样的大亨看得上眼的人，要么有强大的实力，要么有过人的能力，那么，当下，能力不足，实力平平的自己，又怎样才能进入杜月笙的法眼呢？
就在李士群正在为如何才能顺利与杜月笙攀上交情发愁之时，日本特务机构为李士群“送”来一份“大礼”——一份文件，文件名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就是这份文件，解决了李士群的燃眉之急。
这份文件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杜月笙在上海势力庞大，与政要名流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可以说，谁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谁就能获得上海至少1/3的各界名流的支持，面对如此巨大的势力，贪婪无比的日本政府怎么可能不眼红？日本驻上海特务机构早就盯上杜月笙，他们威逼利诱杜月笙的门徒为他们搜罗杜月笙的各种信息，还拉拢到一名杜月笙的亲信，为他们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文件，那就是《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
撰写此文件的，是杜月笙的亲信张师石，里面详细地记录了杜月笙的家庭、生辰、住址、爱好、产业、势力范围、弟子名单以及杜月笙和青帮黄金荣、张啸林、季云卿等人的关系，这份文件几乎囊括杜月笙的所有信息，如果谁想刺杀杜月笙，那么这份文件里就有足够充分的情报和信息。
李士群从日本驻上海特务机构看到这份文件后，如获至宝，他迅速想到，凭借此文件，他可以迅速进入杜月笙的法眼。于是，李士群拿到《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一文件后，迅速请汪曼云到大西路67号来做客。
汪曼云来到李士群的府邸后，李士群便将这份材料拿了出来，请汪曼云过目。李士群一边悄悄地观察汪曼云的神情，一边假仁假义地痛斥欺师灭祖的张师石不是个东西，应该被处以青帮“三刀六洞”的极刑，杀一儆百，让所有人都知道背叛青帮的下场。
汪曼云看完《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一文件后，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如果日本特务机构按照这份文件，按图索骥搜捕文件中涉及的青帮门徒，不消数日，杜月笙耗费几十年精力建立起来的强大势力，就可能被日本特务们毁灭殆尽。
汪曼云握着这份文件，心情十分紧张，他把目光投向李士群，希望他能够对此事有所应对。既然李士群把这份文件拿了出来，那么李士群一定有应对之策。最后，李士群佯装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之后，很严肃地对汪曼云表示，应该将这份文件交给杜月笙本人，相信杜月笙看完这份文件后，自然知道会怎么应对。
亲自将这份文件交给杜月笙，自然是汪曼云求之不得的事情。汪曼云也知道，李士群向来无利不起早，既然肯送给自己如此一份“大礼”，自然肯定有所要求。于是，汪曼云向李士群保证，到了香港之后，一定向杜月笙推荐李士群，并且一定向杜月笙说明这份文件是李士群费尽心机才得到，托他汪曼云呈给杜月笙的。
于是，李士群将这份文件送给了汪曼云，汪曼云火速赶到了香港，将这份至关紧要的文件交给了杜月笙，并信守自己对李士群的承诺，对杜月笙说明他能获得这份文件，全拜李士群所赐。汪曼云还对杜月笙说，李士群十分敬仰杜先生，希望能拜在先生门下，所以李士群甘愿冒被日本特务机构发现的危险，费尽心机获取了这份重要的文件，并托他带给杜先生，请杜先生对此事作出定夺。最后，汪曼云还恳请杜先生收李士群为门徒。
杜月笙拿到这份文件后，十分重视，不过他并没有立即答应收李士群为门徒，但是杜月笙却当即表示，以后如果李士群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他都会鼎力相助。汪曼云迅速想到李士群已经上了军统局“锄奸”的黑名单，于是汪曼云趁热打铁，请求杜月笙帮李士群通融一下，将李士群的名字从军统局的“锄奸”黑名单中删除。杜月笙与戴笠交往甚厚，这件事对杜月笙来说不过小事一桩，于是，杜月笙当着汪曼云的面给戴笠打了电话，戴笠当即在电话里答应杜月笙，将李士群的名字从军统局的“锄奸”黑名单中删除。
汪曼云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立即将香港之行的成果告诉了李士群，李士群颇为满意。
从此，李士群搭上了杜月笙这艘“大船”。搭上杜月笙这艘“大船”后，李士群在上海才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不仅有日本政府为他撑腰，还有众多青帮门徒为他撑腰，李士群不再害怕被军统局暗杀，也更加大胆地开始招揽人马，筹备组建特务机构。
站稳脚跟后，李士群为了讨好日本主子，积极策反昔日的中统同僚，并通过各种关系积极策反军统官员和国民政府中抗日决心不坚定的官员，这些人贪图李士群抛出的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饵，放弃了中国人最根本的民族气节，成为了汉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李士群就成功地收买了数名国民党要员，并在军统内部安插了自己的“鼹鼠”，这些汉奸将国民政府和军统的机密情报偷偷泄露给了李士群，李士群将这些情报悉数汇报给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导致军统局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失败，军统局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开始重视李士群，但是并没有真正重用他，只把他当成一名小卒，每个月仅仅发给他3000日元的活动经费，而且没有给他配备枪械。
而在李士群一次次提供了有效的情报，为日本特务机关一次次卖命之后，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利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的特务组织，所取得的成绩将远远高于用日本特务来对付中国特务。自此，日本政府才逐渐将帮助李士群组建特务组织，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以后，李士群在日本主子面前也算立稳了脚跟，开始了他所谓的“平步青云”的政治仕途。
拉丁默邨上“贼船”
李士群对于筹建亲日特务组织，还有很多想法。李士群深知，虽然自己已经攀上了杜月笙这艘大船，也因为表现出色而得到日本主子的赏识，但他个人在上海滩并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单靠自己，不足以拉拢更多的国民政府的官员，除非能找到一个参加革命更早，在国民政府中有一定资历和号召力的人来，和自己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
那么，谁是那个有资历、有影响力，并且愿意和他李士群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的人呢？在李士群所认识的国民政府的诸多官员中，大多数人的职位都不高，所以势力和影响力都不足，这让李士群颇为头疼。就在李士群为找到这样一个人而冥思苦想之际，他安置在军统内部的“鼹鼠”送来消息，那就是他的老朋友丁默邨，竟然被蒋介石免去了一切职务，当下，丁默邨以病重为由，离开了南京，正在昆明养病。
这则消息让李士群眼前一亮，怎么把老朋友丁默邨给忘了！丁默邨不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那个人吗？丁默邨和自己有着过命的交情，丁默邨曾经在川岛芳子一事中救过自己一命，而自己也曾在刺杀马绍武一案中，帮助丁默邨躲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暗杀。丁默邨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已久，人际关系广泛，社会影响力较大，如果将丁默邨推到前台，和自己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那么肯定可以拉拢到更多的人马，更快地建成亲日的特务组织。
至于把丁默邨推到前台后，会不会给丁默邨也招来狂风暴雨般杀身之祸，会不会让丁默邨也登上军统局或者中统局的暗杀黑名单，那就不是他李士群需要考虑的事情了，毕竟“死贫道不如死道友”嘛。而且李士群打算，让丁默邨做亲日特务组织的一把手，这也算肥差一件，总好过赋闲在家。而且凭着自己和丁默邨多年的交情，如果丁默邨真的主持了亲日特务机构的大局，自然也不会亏待他李士群。如果丁默邨当了亲日特务组织的一把手后，真的总也“不上道”，李士群也不担心，亲日特务组织的班底是他李士群组建的，他既然能将丁默邨推上一把手的位置，也就肯定能将丁默邨从这个位置上推下来。左思右想，考虑周全后，李士群派人前往昆明，请以“养病”为由窝在昆明的丁默邨来上海商讨要事。
那么，丁默邨为什么被蒋介石免除了一切职务呢？
原来，在李士群上蹿下跳跳梁小丑般为日本政府卖命之时，丁默邨也没闲着。在刺杀马绍武一案中，丁默邨被“CC”系老友——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这让丁默邨也意识到，只有获得更高的官职和更多的权力，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于是，丁默邨开始积极在国民政府内活动，图谋得到更高的官职，不久，他迎来了他在国民政府中的事业顶峰。1938年，陈立夫命丁默邨接待叛变的中国共产党要员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谁也想不到张国焘会叛党。曾经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生命的张国焘，在1938年4月18日，居然来到武汉，找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然后在戴笠的引荐下，见到了蒋介石，从此便叛变了中国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
蒋介石对于张国焘的到来大喜过望，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的到来，不仅仅能够带来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情报，还能促使更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要员投靠国民党。于是，蒋介石找来陈立夫，要他负责安排好张国焘的接待工作，陈立夫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丁默邨，要求丁默邨一定要款待好张国焘。
后来，丁默邨在接待张国焘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这使得他终于走上了事业的巅峰。然而，丁默邨被嘉奖后，却被戴笠盯上了。当初，当戴笠得知，蒋介石居然将自己介绍“投诚”的中国共产党要员张国焘交由陈立夫负责接待，便心生不满，结果陈立夫居然又将接待张国焘的肥差，交给了丁默邨，自然心中更是郁闷。在丁默邨因为招待张国焘而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后，戴笠坐不住了，他认为这个靠着和陈立夫的裙带关系上位的丁默邨，不配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和嘉奖，他认为这个嘉奖应该属于为蒋介石鞍前马后效力，宁可豁出性命的自己。最后，出于嫉妒和不满，戴笠命令手下特务们搜集了大量丁默邨在招待张国焘的过程中，贪污公款的证据，在蒋介石面前狠狠地告了丁默邨一状。
蒋介石一向信任戴笠，在看到戴笠提供的丁默邨贪污的诸多证据后，大为震怒，他的确极其重视张国焘的“投诚”，他认为张国焘必定能够带领国民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容忍手下官员贪污招待费。震怒之下，蒋介石撤销了丁默邨的一切职务，只留给丁默邨一个“少将参议”的军衔，一份微薄的军饷，丁默邨就此被搁置起来。
丁默邨所谓的“事业巅峰”就此结束，他如坐过山车一般，一下子就滑入了人生的谷底，郁闷不已的他借口病重，躲到昆明独自窝火去了。
就在丁默邨为蒋介石对自己的严厉惩罚而满心怨恨之时，李士群派出的说客找到了他，他当时并不知道李士群已经投靠了日本政府，对于李士群专程请他到上海去也颇为奇怪。但是，对于当时门可罗雀的丁默邨来说，老友李士群派人来请，颇让他心生暖意。于是丁默邨决定到上海去和李士群叙叙旧，看看能不能为自己找到新的出路。
丁默邨来到上海后，就随着李士群的说客一起到了大西路67号，当丁默邨意识到，李士群所谓的要事，就是要他做汉奸，来主持亲日特工组织筹建工作时，颇感为难。虽然丁默邨也并不是什么爱国之人，而且当下已经在国民政府内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从没想过要做一名汉奸，毕竟做汉奸这种事情，还是背叛国家，遭人唾骂的。
对于丁默邨的犹豫，李士群并不感到意外，他利用各种条件诱惑丁默邨，“苦口婆心”地劝解丁默邨，他以丁默邨当下在国民政府中的落魄局面为突破口，一步步说服丁默邨。丁默邨当时也的确颇为失落，靠着国民政府给的一点点微薄的军饷生活，不管在权力还是在物质上都极大贫乏。
李士群对丁默邨说了很多很多，直到最后，李士群看丁默邨还是犹疑不决，便孤注一掷地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枪，然后用力地拍在桌子上，视死如归般对丁默邨表示，反正自己是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干了，你丁默邨要是不愿意，就杀了我这个汉奸，去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吧！
李士群这最后一招，让丁默邨终于无路可走，最后，丁默邨不得不同意和李士群合作，叛党投日。于是，丁默邨住进了大西路67号，开始担任亲日特工组织的筹建人，而李士群的确也信守承诺，将筹建亲日特工组织的主要权力全部交给了丁默邨。也就是说，丁默邨就此成为未来的汪伪76号的一把手。
1939年春节刚过，丁默邨和李士群便拜访了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向土肥原贤二阐明了二人组建亲日特工组织的详细计划和在上海开展特工行动的主要步骤。
丁默邨和李士群将自己的计划和步骤分为以下三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由丁默邨和李士群搜集情报，获取国民党中统、军统人员名单，提供给日本特务机关，然后由日本特务带头抓捕这些人员，将国民党的特务们逐一铲除。
第二种策略：由李士群去找杜月笙，利用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协调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对立的关系，并商定双方以后不再展开相互的暗杀行动。
第三种策略：由丁默邨和李士群组建一支亲日特务组织，由日本政府定期拨款支持，这支亲日特务组织的工作就是将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并积极策反国民政府特务机构中的特工，将他们收为己用，再用这些人对付他们昔日的同事，“以夷制夷”。
其实，丁默邨和李士群明知，前两种策略并不可行，他们之所以给出土肥原贤二这样三种策略，不过是为了衬托最后一种策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土肥原贤二在听了二人的叙述后，十分高兴，认为选择“以夷制夷”才是上策，决定促成亲日特务组织的加速成立，于是，抗日战争期间令人闻之胆战的“魔窟”——汪伪76号的建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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