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部署刺杀汪精卫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颇感棘手。他认为，刺杀汪精卫并不是最难的，难就难在究竟要不要致汪精卫于死地，这次，他的确猜不透蒋委员长的心思。如果汪精卫在河内被人暗杀身亡，肯定许多人都会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指使的，事后，国民党内的许多高官就会对蒋委员长产生戒备之心；可如果不刺死汪精卫，万一汪精卫被日本政府保护起来，汪精卫向日本政府泄露大量国民党内部的机密，那事情就严重了，而这份责任他戴笠是承担不起的。因此，戴笠接到命令后，就究竟是刺死汪精卫还是仅仅刺伤汪精卫的问题，和军统局的几位骨干商量再三，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一定是要置汪精卫于死地的，所以此次刺杀，一定要刺死汪精卫，而且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随后，戴笠开始筹划刺杀汪精卫一事。他派出全国各地的军统成员，找到了帮助汪精卫出逃的人，并将这些人逮捕入狱，并从这些人的口中，问出了汪精卫的出逃路线。很快，戴笠便得知汪精卫已经逃到了越南河内，而且将很快离开河内，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
于是戴笠迅速着手部署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刺杀汪精卫一事关系重大，戴笠决定亲自坐镇指挥，以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
为了便于部署行动计划，接收各方行动人员的消息，并保持此次暗杀的隐蔽性，戴笠先后考虑了三个地点作为此次行动的临时指挥所。
戴笠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昆明，但很快，昆明就被他排除了。昆明虽与河内距离较近，但昆明地处内陆，交通十分不便，一旦河内的行动人员出现问题，消息很难及时送达昆明。同时，因为昆明交通不便，人员的派遣也十分不便，所以，在昆明建立临时指挥所，灵活性、机动性都较差，所以昆明这个地点，迅速被戴笠否定了。
戴笠想到的第二个地点是越南河内，这个地点更便于戴笠确切地观察汪精卫的处境和情况，及时作出部署。但问题是，如果戴笠进入河内指挥部署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并在越南河内逗留，时间稍长，就会被居心不良的人发现自己不在国内。如果自己身在河内的消息一旦走漏，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军官就都会猜出他戴笠身在河内的原因，并且对他部署暗杀汪精卫的事情妄加猜测，消息还极有可能传到汪精卫的耳朵里，这样就会打草惊蛇，令计划失败。倘若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与他戴笠素来不睦的军官借此事背地里给他下个绊子，那么他在蒋委员长面前就会颜面尽失，从而失去蒋委员长的信任。
最后，经过再三考虑，戴笠最终决定将刺杀汪精卫的指挥中心设立在香港。戴笠选择香港作为此次行动的指挥所，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的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出入十分自由，没有任何限制；而且从香港到越南，乘坐海轮只需一昼夜便能到达，两地之间距离不算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也能迅速进入越南，亲自坐镇指挥。并且香港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香港的交通四通八达，水路可通上海、天津、广州、澳门，空路有飞机直飞重庆，人员派遣也十分便利。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戴笠最终将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设立在了香港。
1939年1月中旬，戴笠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到香港后，为了保密，戴笠没有入住他在香港的寓所，而是派随从联系了军统局驻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吩咐王新衡分别在香港岛、九龙租了几间公寓，然后戴笠轮流居住在这几间公寓中。戴笠召集军统局驻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等军统驻香港特务一起研究刺汪计划的过程中，行动非常隐秘，每日住在哪儿，去哪儿开会，除了戴笠本人，谁也不可能预先猜到。并且，为了保证刺汪行动的成功，戴笠还随身带来两部电台，指定报务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接收重庆军统局和越南军统行动小组的电报，并要求报务人员将所有往来电文全部交付他的手中，每日由他亲自处理这些电文。
戴笠对于此次暗杀行动非常重视，因为汪精卫从前曾经被暗杀过，汪精卫本人也有暗杀行动的相关经验，所以，军统如果采用以前采用的老旧的暗杀手法，必将被汪精卫识破。然而，作为国民党内部最出色的特务，戴笠深知暗杀的基本要领，以及提高暗杀成功率的秘诀。所以，他对此次行动进行了特别严密和谨慎的筹划。
同时，戴笠清楚地认识到，要确保刺汪成功，不但要有周密的计划，还要有严格按照计划执行行动的有效人员。可是选谁去执行此次刺杀行动呢？戴笠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军统的王牌杀手陈恭澍，陈恭澍不仅拥有丰富的暗杀经验，而且非常善于应变。除了陈恭澍，戴笠还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军统训练营的魔鬼教头余乐醒，这个人同样拥有丰富的暗杀经验，而且他的侦察技术和分析能力在军统特务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如果由这二人联手负责在河内主持刺汪计划，戴笠相信刺汪计划的成功率可以达到60%以上。当然，戴笠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所以他在选择此二人作为河内刺汪行动的负责人后，还挑选了拥有丰富暗杀经验的唐英杰、王鲁翘等16位军统特务精英加入此次行动，于是，陈恭澍一行人成立了“刺汪行动组”，奔赴越南河内。
陈恭澍一行人在接到戴笠的命令后，分批秘密前往越南，对于他们来讲，越南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在越南，他们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对周围的环境、地形也并不熟悉，这些客观条件的阻碍，让他们的暗杀计划面临重重困难。而且在暗杀过程中，他们不仅要保证不打草惊蛇，被汪精卫察觉；还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避免引起当时占领越南的法国驻军的察觉，以免遭遇牢狱之灾。所以，刺汪行动组在进入越南后，各自伪装成了当地人。但问题很快又出现了，汪精卫在河内停留多久，谁也不知道，刺汪行动组获得的情报只是汪精卫正在积极和日本政府联系，推促日本政府将他从河内安全护送回南京。而陈恭澍一行人也到军统驻越南行动处寻求过帮助，希望能借助越南行动处的力量，多获取一些支持，以便开展刺汪行动。可是越南行动处的情报人员虽不少，但大多数都是搞情报工作的，行动能力非常薄弱，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帮助十分有限，这难免让陈恭澍一行人感到有些失望。于是，刺汪行动组在越南举步维艰。首先，他们不熟悉环境；其次，他们不熟悉当地人情，即便有军统越南行动处的支持，他们也很难像过去在国内进行暗杀行动一样顺利开展工作。困难虽然摆在面前，暗杀行动却还是要继续的，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开展暗杀汪精卫的行动呢？
军统特工绑架和刺杀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这里，笔者向诸位读者先介绍一下军统特工绑架和刺杀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以便读者们对军统和汪伪76号彼此之间的暗战手法和暗战策略有更详致更透彻的了解，也对后面即将详细描述的刺汪行动有更直观的了解。
军统特工的暗杀手段分为软性行动和硬性行动两种方法。软性行动是指用无声武器，比如刀、斧子、毒药等工具将目标击毙；硬性行动是指用有声武器，也就是手枪等枪械将目标击毙。军统特工一般会根据刺杀的目标、当时的环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针对性地选择刺杀的方式。
军统特务暗杀、绑架的手法种类繁多，他们为了完成“家长”戴笠交代的任务，还自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法。当时，军统特工最擅长的专长之一就是绑架，国民党内部曾有传言，军统特工能在任何地方，成功绑架任何人，这句话虽然包含水分，但却从另一方面表现出军统特工策划绑架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先绑架再暗杀，属于软性行动方式。
军统特务使用的先绑架再暗杀的软性行动方式之所以常常行之有效，是因为特务不依赖所拥有的武器和设备开展行动。
在某些经费不足的军统行动处，军统特工没有汽车，甚至缺少枪械，他们只能想办法在不引起骚动的前提下，引出目标，进而实施绑架或者暗杀。这就要求军统特务将被劫持人引至环境较为偏僻的地点，在被劫持人身边没有太多保护人员的情况下，实施行动。但是军统特工在行动过程中发现，被劫持人往往出现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贸然将被劫持人绑架，便会引起人群的慌乱，一旦不能迅速绑架或者杀害被劫持人，被劫持人就会趁乱逃走。因此，军统特工发明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劫持“骗局”。这种“骗局”大大提升了军统特务暗杀和绑架的成功率。当军统特工发现目标后，一般会安排一个穿黑衫的特工，手拿一根木棒，装成是拦路打劫的强盗，将袭击目标，也就是把被劫持人打昏，随后守在附近的另外一两名特工，就佯装是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的亲属，在目标被打昏后，装作非常焦急，冲过来一把将被击昏的目标从黑衫特工手中夺过来。随后，劫持了目标的特工会拦上一辆人力车，大声叫嚷车夫赶紧去医院，然后就把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绑架走了。而当人力车远离现场后，这名带着目标的所谓“亲属”，也就是军统特工就会告知人力车夫先把人送到家里，于是人力车夫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军统特工的帮凶，将目标送到了军统特工的“虎口”中。这样，军统特工就能顺利地把目标劫持走，然后进行暗杀等行动了。
在拥有汽车等先进交通工具的军统行动处，军统特工则乘坐汽车绑架和暗杀目标。起初，军统特工就是简单使用汽车来从事绑架或者暗杀，方法非常粗糙，就是先派特工跟上目标，然后用枪顶在目标身后，然后将目标粗鲁地推进在路边等待的汽车里。这种方法最初一直被军统特工使用，是军统特工最初经常使用的典型的绑架手法，但这种方法弊端很大，如果目标和车子的距离稍远，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就很容易利用这段路程制造混乱，然后趁乱逃脱。当军统特工用此种方法绑架和暗杀，屡次失败后，戴笠因此而大发雷霆，便命令特工琢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绑架和暗杀的方法。后来，军统特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实践，琢磨出了一套几乎称得上完美的绑架和暗杀的手法。
这种绑架方法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是观察：对目标进行跟踪，直到完全掌握其日常活动规律为止。
第二步是控制：在掌握了目标的活动规律后，特工们筹划好步骤，就可以开始行动了。他们将车停在目标的活动范围内，当目标走到车子附近时，两名特工就从目标的前后走过去，后面的特工用枪顶在目标的后背上，另外一只手则揽住目标的肩膀，佯装和目标很熟悉，以掩人耳目；而前面的特工则走上前去，做出和目标握手的姿势，实则用拳头向目标人的腹部猛击，导致目标疼痛不已，无法大喊“救命”，随后，两名特工假装是目标的熟人，大声寒暄，然后将目标连拖带拽地带到汽车的车门前。
第三步是绑架装车：在军统特工将目标带到车门前时，车里等待多时的其他军统特工就打开车门，将目标拽上车后座，然后迅速关上车门。目标左右两边会各坐一名军统特工，这样不仅便于控制目标，也可以随时制止目标呼救。目标被绑架、装车的过程只有两三分钟时间，随后这辆装着目标的汽车便若无其事地常速行驶在街道上，最终慢慢远离事发现场。
第四步是暗杀：待汽车行驶至人烟稀少处，或者指定的目的地后，军统特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杀害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了。
这种使用汽车作为行动中的交通工具的方法非常高效，然而在戴笠的“高标准、严要求”之下，特务们还发明了更多的更“艺术性”的绑架和暗杀的软性行动方法。
军统特工绞尽脑汁地想出了很多“软”性行动方法——将目标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而且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为此，不少军统特工还专门学习了“江湖失传”了很久的点穴。当目标走在街上时，路边的“警察”会和目标搭讪，导致目标不得不站住脚，和“警察”交谈，而目标也就就此落入了军统特工精心设置的圈套之中。这个和目标交谈的“警察”并非是真正的警察，而是军统特工假扮的警察。当目标和“警察”交谈时，一名军统特工就会悄悄地走到目标身后，迅速用双手蒙住被劫持人的眼睛，并且用大拇指猛摁目标耳根下的“命门”穴，令目标暂时失语。随后，另一名特工会走到目标面前，抓着目标的双手，制止他乱动，并且笑闹着大声叫嚷：“你猜猜他到底是谁。”这一幕在旁人眼中，多半都会被当作是旧友重逢，基本没人会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绑架，更不会有多少人关注这一幕，于是，军统特工就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将被劫持的目标带进汽车里绑架走。
除了这些软性行动方法，军统特工还创新发展了美人计等软性行动方法。由于被绑架的人里有不少是有钱、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他们爱慕虚荣、拈花惹草。针对这些特点，军统在绑架这样的目标时，就会使用美人计。选择一名样貌姣好的女特工，浓妆艳抹，衣着性感风骚，一副情妇或者舞女的打扮。在目标出现后，派女特工从人群中径直走向目标，然后泼妇般指着目标，大骂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是负心汉、现代陈世美，为了另一个女人弃她于不顾。目标由于不认识眼前的女特务，自然会感到莫名其妙，碍于脸面，会不断向女特务解释她认错人了，这时，在一旁隐蔽多时的另一名女特工便走了出来，装作是那名风骚“情妇”的好友，好言好语地劝说目标和她们一起找个地方谈谈，把话说清楚了，目标听了这话之后，更会感到百口莫辩。此时，两名男特工就会走出来，佯装认出了略有名望的目标的身份，然后以为目标着想的口吻劝说大家不要在大街上吵嚷，实在有损面子，劝说这几个人找个地方坐下来说清楚比较好。一般情况下，在如此多的劝说下，略有社会地位的爱面子的目标自然会认为应该找个僻静的地方说清楚，这时候，几名特工就会把目标拉进车里，目标并不知道，一旦进入汽车，再想出来就难如上青天了。
绑架还只是暗杀的前提，杀害目标才是最终的目的，除了直接枪杀或者用刀子等器械杀害被劫持人，军统特工杀害被嫌疑人的手段也多种多样。
首先说暗杀。暗杀是指被杀者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他人杀死，军统如果采用暗杀，那么基本上就会使用软性暗杀方式，而不会直接用枪对目标的脑袋，开枪将其打死。
军统特务在暗杀中，所使用的成功率较高、隐蔽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毒杀。毒杀是暗杀手段中最古老、最难防范的一种方法。军统特工研究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毒杀方法，那就是并不使用单一的毒药暗杀目标。很多药品，甚至食物，单独出现时，对人体没有任何危害，但是，某些药品或者食物和其他药品或者食物混合后，就会变成致人死亡的“毒药”，例如牛肉和栗子单独吃，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旦将二者同食，就会发生腹泻、腹痛的食物中毒现象，这不过是最轻微的中毒，那么只要掌握了能够致命的食物的混合方法和混合剂量，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目标毒杀。
其次，军统特工还常常使用匕首、斧子等无声工具暗杀，这种方法没有声音，不容易引起他人注意，还能够趁目标不备，置目标于死地。比起枪械，这些冷兵器比枪械容易获得，而且不会发出声响。
那么在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中，陈恭澍领导的刺汪行动组，首先想到的当然还是软性行动方法，所以，他们先从软性行动方法着手，刺杀汪精卫，后来未能得手，才采取了硬性行动方法。
刺汪小组在行动
就在刺汪行动组为如何成功刺杀汪精卫绞尽脑汁的时候，汪精卫也正在河内焦虑地等待着日本政府派人将他从河内安全护送回南京。
从汪精卫从国民党出走，投靠日本政府的那天开始，他就知道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自己。因此汪精卫逃往河内时，带了许多随从保护自己，可是他依然十分恐惧，担心自己随时会丢掉性命。这种恐惧在汪精卫抵达河内后，愈演愈烈，因为越南法律规定，任何人的随身侍卫都不能携带任何武器，这就意味着，汪精卫带了那么多的随从，但是这些随从手中却没有一支枪，如果他在外出时遭遇混乱的局面，就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枪射杀。而汪精卫的随从没有一支枪，对他保护的力度非常微弱，即使他不被人用枪射杀，可一旦被人盯上，也难保安全。所以，汪精卫担心自己的性命，为了保命，在河内期间，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将大部分事情都交给了妻子陈璧君和秘书曾仲鸣处理。
然而，不仅仅是汪精卫的随从不能携带武器，“刺汪行动组”的成员同样也受到了越南法律的限制，不能携带武器。
可能会有读者提出，越南不过是个小国，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苛刻的法令呢？
因为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这些法令是法国驻军制定的。法国驻军对越南的管理十分严格，对枪支弹药的限制十分苛刻，所以除了法国军队，不管是谁，进入越南都不能携带枪械。碍于法国驻军的威慑，那个时候，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进入越南，都会自觉遵守越南法律，避免和法国驻军发生冲突，因此汪精卫和“刺汪行动组”的人才会被束缚了手脚，放弃携带枪支进入越南。当然，如果有人想携带枪支进入越南，总还是有空子可钻的。
“刺汪行动组”在汪精卫居住的府邸附近秘密调查了很久，发现汪精卫老奸巨猾，几乎从来不出府邸，就算在屋里，也几乎从来不走到窗边上来，这就让军统杀手们很难摸清汪精卫的生活作息以及活动规律。不得已，军统杀手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入室锄奸。
为了查清汪精卫府邸内的警力情况以及汪精卫的活动规律，陈恭澍派刺汪行动组的特务乔装打扮想尽办法进入了汪精卫的宅邸，该成员伪装得非常成功，在汪精卫的府邸内做了一名勤杂工，而汪精卫一家一直都不知道他们身边潜伏着一名军统特工。这名特工在进入汪精卫的府邸后，虽然没有成为汪精卫的亲信，但却查明了整个府邸的情况，探明了汪精卫夫妇的卧室位置以及汪精卫的作息时间。陈恭澍等人得到这些情报后，就准备寻找时机，进入汪精卫的府邸，将汪精卫击毙。
陈恭澍等人收到有关汪精卫的确切情报后，首先想到的是软性暗杀的手段，希望能较为隐秘地将汪精卫杀死，于是他们想到了在面包里下毒。
军统特务将毒药用注射剂注入面包中，然后将带毒的面包送进了汪精卫的府邸，企图用毒面包暗杀汪精卫。但是他们随后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注射了毒药的面包，面内部会出现变色、结块的现象，一眼就能看出面包不新鲜了，所以这样的面包，汪精卫不吃。最终，军统杀手采取的这种软性暗杀手段以失败而告终。
这对陈恭澍所领导的刺汪行动组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这并不能够阻挠他们击毙汪精卫的决心，他们再次寻找机会接近汪精卫。汪精卫不可能永远窝在家中不出来，一旦汪精卫外出，他们就有机会将汪精卫击毙。
陈恭澍一行人又一次筹划好了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和步骤，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和汪精卫的侍卫一样，都“手无寸铁”，想要在汪精卫外出时暗杀他，必然要用到枪支，可刺汪行动组如何在对枪械管理非常严格的越南获取到枪支呢？
陈恭澍将他们这个问题报告给了戴笠，戴笠迅速买了两支美国制造火力强大的手枪，通过自己的朋友，找到一位正在法国军队服役的华裔军人。因为这位华裔在驻越南的法国军队工作，所以这位华裔军人可以不受越南法律所规定的禁止携带枪支的限制，随意携带枪械出入越南。于是，戴笠将这两支枪和子弹交给了这位华裔军人，他果然没有辜负戴笠的信任，进入越南境内后，秘密地将这两支枪交到了“刺汪行动组”的组长陈恭澍的手中。
拿到枪后，“刺汪行动组”的成员开始严密关注汪精卫的行动，等待时机刺杀汪精卫。而与此同时，因为在越南河内不能携带枪支，汪精卫越来越感到不安，他频繁向日本政府提出要转移到更安全，并且能有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能有携带枪支的地方去。但是让汪精卫失望的是，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答复他，更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的保卫人员，因为和汪精卫达成组建伪国民政府协议的日本近内卫阁突然倒台，新一届内阁自顾不暇，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汪精卫的事情。
在汪精卫屡次请求，都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答复后，汪精卫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为了权力，他背叛了国民党、背叛了祖国，投靠了日本政府，然而现在他却觉得，自己就是日本政府养的一条狗，高兴了摸几下，赏几根骨头，不高兴了，连理都不理。当下正是春节，如果自己在国内，没有背叛国民党，没有背叛祖国，好歹现在自己还在国内喜气洋洋地过春节，可现在，他汪精卫却只能像丧家之犬一样孤独无助、万分恐惧地在河内忐忑度日。
刺汪小组刺杀汪精卫失败
在河内孤立无援的汪精卫，内心十分抑郁，1939年3月19日，河内的天空晴空万里、微风拂面，汪精卫的家人为了舒缓他的情绪，提议开车去踏青，一起出去散散心。受家人鼓动，汪精卫随家人一起外出散心，汪家人全家出动。汪精卫全家开车来到野外，在一座小桥前停了车，见周围环境十分优美，便一起下了车，在小桥四周悠闲地游玩起来。就在汪精卫全家享受红花绿草、碧水蓝天之时，刺汪行动组就追上了他们的车辆，渐渐靠近了小桥。
在汪精卫一家刚从宅邸开车出来时，在汪精卫的府邸外埋伏多时的“刺汪行动组”就开车远远地跟在汪精卫一家人的汽车后，当汪家人在小桥停车，下车活动时，陈恭澍催促刺汪行动组的汽车迅速跟上，然后陈恭澍和另外一名特务掏出手枪，对准了在小桥附近散步的汪精卫，准备击毙汪精卫。
然而，就在汪精卫刚刚进入陈恭澍等人的射程时，汪精卫一家却突然纷纷上车，并且就此掉头往回开了。
无奈之下，陈恭澍只好下令刺汪行动组的汽车尾随其后，但是却再也没有机会刺杀汪精卫了，因为汪精卫一家人就此开车回了府邸。
这次刺杀失败，让陈恭澍大失所望的同时，也倍感疑惑，为什么在他即将射击之时，汪精卫能如此幸运地躲过死亡的危机。
事后，据汪精卫的家人回忆，当时，他们一家正在附近活动，一辆汽车突然从前面开来，停在了他们身边，从车上走下一位法国人，他手持越南警察局的证件，十分严肃地对他们说，他们接到情报，有人企图谋害汪先生，希望汪先生一家能够尽快返回家中，并且尽量不要到偏远的地方去。虽然汪精卫一家对这位自称是警局工作人员的话并不完全相信，但出于谨慎，他们还是决定立刻掉头回家。正是因为如此，“刺汪行动组”才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刺杀汪精卫的机会。而当时刺汪行动组的汽车在汪精卫的汽车之后，所以陈恭澍并没有注意到从前面开来的那辆汽车。
这件事情有许多诡异的地方，到底是谁向警察局告的密呢？难道陈恭澍一行人当中有内鬼？然而，不管陈恭澍一行人中究竟有没有内鬼，也不管是谁向警察局告的密，这次机会都已经错失了。
很快，陈恭澍等人又得到情报，说汪精卫一家即将离开河内，再不行动，将再也找不到任何机会刺杀汪精卫，无奈之下，“刺汪行动组”不得不铤而走险，连夜翻墙进入汪府内部，兵行险招，强行入室刺杀汪精卫。
“刺汪行动组”潜入汪府内部的暗杀计划虽是被逼无奈的举动，但他们依然还是考虑得十分周密。
在这次刺汪计划中，陈恭澍负责在车内接应，另外两名特务负责在宅院外望风，四名特务翻墙而入，进入位于三楼的汪精卫的卧室，在汪精卫的侍卫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迅速将睡在床上的汪精卫夫妇乱枪打死。随后，这四名特务趁侍卫们乱作一团之际，逃离现场。
这个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一切都如陈恭澍的刺汪行动组所料，而他们也的确乱枪打死了睡在汪精卫夫妻的卧室的床上的一对男女。
就在刺汪行动组认为此次汪精卫必死无疑之际，就在他们欢呼此次任务终于得以圆满结束之时，汪精卫宅邸的内线竟然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陈恭澍当时就愣住了，原来，昨晚被乱枪打死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
这个消息让陈恭澍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他不敢相信，自己这个无往不利的军统金牌杀手居然失手了！这个结果让陈恭澍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他质问内线，为什么汪精卫当天晚上没有在他的卧室休息，内线这时才告诉了他一个被他们忽略的细节。
这次暗杀失败，主要是由于“刺汪行动组”忽略了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军统金牌杀手陈恭澍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个致命的细节和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有关。
原来，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那天正好从国内来到河内，汪精卫为了收买秘书曾仲鸣，当晚，就将自己的卧室临时让给曾仲鸣夫妇居住，而他和陈璧君则搬到曾仲鸣原来住的小房间去了，这件事发生在晚上临睡前，所以除了汪精卫和曾仲鸣夫妇以外，谁也不知道。正是由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潜伏在汪府的军统特工才没能及时获得消息，没能将此事告知刺汪行动组，因此，当晚，军统的刺汪行动组的特务冲进三层汪精卫的卧室，乱枪打死的是曾仲鸣夫妇，而汪精卫夫妇却逃过了此劫。
就在“刺汪行动组”紧锣密鼓地开展刺杀汪精卫的行动的同时，当初和汪精卫签订协议的有关的日本政府官员则极力游说新内阁成员，希望他们能够重视汪精卫在对华战争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尽快将汪精卫从越南接到上海，让其早日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主持大局。而新内阁在听说军统在河内刺杀汪精卫失败一事后，也终于对汪精卫的生命安全重视起来，于是他们安排上海的日本特务间谍机构重光堂做好了迎接汪精卫回上海的准备。
为了安全、顺利地将汪精卫从河内护送回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将汪伪76号的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找了来，让他们到河内去保护汪精卫，负责护送汪精卫回国。
土肥原贤二之所以对李士群和丁默邨十分重视，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两个人能在短时间内将《上海抗日团体》搜集整理成册，便证实了他们对危险的警惕能力和对情报的收集能力，让他们护送汪精卫，不仅能考察他们的行动能力究竟如何，还能完成日本政府所布置的重要任务，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当陈恭澍一行人看到，汪精卫一家，在李士群等人的护送下离开河内回了国，终于不得不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他们明白，河内暗杀汪精卫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他们只能将暗杀战场转移到上海，在那里继续执行戴笠的命令，暗杀汪精卫。
然而，刺汪行动组在回到上海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刺杀汪精卫，汪精卫一直住在李士群的府邸，几乎从来不出门，偶尔出门，身边也有李士群和丁默邨等人的保护，汪伪76号的特务，像栗子壳一样，将汪精卫守卫得严严实实的，使得军统的特务没有机会刺杀汪精卫。
不得已，以陈恭澍为首的刺汪行动组只得暂时放弃暗杀汪精卫，向戴笠报告行动组此次暗杀汪精卫失败，全组成员只有接受戴笠的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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