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的中统特务胡均鹤
在被汪伪76号策反的中统特工中，胡均鹤是最著名的。胡均鹤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游走在中共特科、中统局和汪伪76号之间，身份非常特殊，而且极为善变。那么，胡均鹤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胡均鹤1907年生人，出生于江苏省吴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在胡均鹤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的母亲来维持。胡均鹤的母亲一直给人做佣人，辛苦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胡均鹤依靠叔叔的资助读完了小学。胡均鹤小学毕业时，刚刚14岁，就离开了家乡，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打工赚钱，为了养活自己，胡均鹤做过学徒、帮工、纱厂工人，还曾做过小买卖。
1925年，胡均鹤参加了五卅运动，年轻的胡均鹤在这场运动中，深刻感受到了革命的必要性，于是，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各项运动，在这些运动中表现出色。1925年年底，在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另一位共产党员李强共同推荐下，胡均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是国民党，中国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进入政坛的首选就是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势单力薄，只能从基层大众中吸收党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都是没有太多文化的农民、学徒工和工人，这些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完整地读完了小学的胡均鹤，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也算鹤立鸡群，是党员中的文化人，因此，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相对还比较客观，这就使得胡均鹤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迅速崭露头角。
1927年，胡均鹤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胡均鹤还以少先队国际中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和少先队国际五大，在这两大会议上，他被选为少先队国际委员。回国后，胡均鹤被派往浙江担任中共特派员。
自1927年以后，胡均鹤的职务就像是乘上了火箭，飞速提升。
1932年，胡均鹤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接着，又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
可以说，胡均鹤的仕途是非常光明的，但胡均鹤过于“聪明”了，以至于聪明反被聪明误。
1932年秋，胡均鹤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
入狱初期，胡均鹤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宁折不弯，坚强不屈，坚守机密，并试图自杀殉党，最终未能成功。面对这样一块硬骨头，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到十分棘手。
当时，堪称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叛徒的顾顺章建议，对付这种不怕严刑拷打的中国共产党员，对他们使用酷刑并没有太大作用，要想撬开他们的嘴巴，最好的办法就是攻心。
徐恩曾听取了顾顺章的建议，先伪造了几份共产党的刊物，在这些刊物中，伪造了中国共产党公开声明胡均鹤已叛变，开除胡均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文章。
胡均鹤看了这些刊物后，将信将疑，徐恩曾火上浇油，说：“你看看，这就是你誓死也要保护的党，你为它不惜自杀，可它却在你被捕后，就把你当作叛徒开除党籍了。”
接着，徐恩曾又了解到，胡均鹤的妻子已经怀孕，快要生孩子了，于是就以此要挟胡均鹤，对他说：“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的家人着想吧。据我所知，你的妻子很快就要生孩子了，你忍心让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忍心让你的妻子一人含辛茹苦地将你的孩子养大吗？”
最后，胡均鹤相信了徐恩曾伪造的刊物，误以为中国共产党真的开除了他，心理备受打击，加上思念妻子，担心未出生的孩子，最终背叛了中国共产党，投靠国民党中统局。
第一次背叛时，胡均鹤还对中国特科心怀愧疚，然而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简单多了，胡均鹤的第二次背叛，过程非常简单。
1938年，胡均鹤被中统局派往中统局苏沪区任副区长和情报处股长。1938年9月，胡均鹤的同事苏成德主动投向汪伪76号的怀抱，将自己所知道的苏沪区所有人的家庭住址全部供了出来，于是，除了苏沪区区长和会计因外出公办逃过劫难，胡均鹤等中统苏沪区特工均被汪伪76号逮捕。
这一次，胡均鹤没等汪伪76号的特务举起皮鞭，便主动投降，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中统局的所有情报全盘托出。
因为胡均鹤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而且极具价值，所以胡均鹤很快就受到了汪伪76号特工组织的重用，被李士群任命为汪伪76号南京区副区长兼任情报科科长。
胡均鹤任汪伪76号南京区副区长兼任情报科科长期间，出色地打击了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在南京的行动。
随后，胡均鹤被李士群调回上海汪伪76号特工总部，任特工二处处长，专门负责协助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对付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的行动。
后来，李士群还特意交给胡均鹤一个重要的工作，让他负责破坏学生运动。因为胡均鹤当年就是靠领导学生运动起家的，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行动特点和缺陷把握得非常清楚，也知道怎样做能让满腔热情的学生们备受打击，放弃学生运动。因此，胡均鹤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李士群交给自己的破坏学生运动的工作。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胡均鹤以他出色的工作，赢得了李士群的信赖，李士群越来越重视他，将他视为心腹。
然而，胡均鹤却又一次决心“改变”。
三重间谍胡均鹤
胡均鹤十分清楚，自己成为了汉奸，虽然深受李士群器重，表面上看来风光无限，但终究还是人民的敌人，做汉奸，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胡均鹤开始一边残害爱国人士，一边为自己寻找后路。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胡均鹤想到了原中统苏沪区长徐兆麒。
其实，最初投靠汪伪76号之时，李士群询问胡均鹤徐兆麒的所在之地，并试图以胡均鹤为“诱饵”，抓捕徐兆麒。虽然，胡均鹤是苏沪区唯一可以和徐兆麒直接联系的中统官员，而且当时他也能够联系上徐兆麒，但是当时，胡均鹤就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他没有按照李士群的意图去诱捕徐兆麒，而是以种种借口，敷衍了李士群。因此，胡均鹤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所以，胡均鹤要想“改变”，徐兆麒正是自己改弦易张可以凭借的一颗绝好棋子。
于是，胡均鹤秘密联系了徐兆麒，他对徐兆麒表示，虽然他已加入汪伪76号很久，但自己并未真正叛变，投靠汪伪76号，不过是自己迫于无奈的权宜之计，胡均鹤希望徐兆麒能够上报徐恩曾，代自己请求徐恩曾谅解自己，然后将自己作为中统局安插在汪伪76号内部的双面间谍，一名中统局的地下工作者，而不是一名汉奸对待。
徐兆麒有感于胡均鹤的救命之恩，自然知恩图报，于是他在中统局局长徐恩曾面前为胡均鹤说了许多好话，终于，徐恩曾认可胡均鹤作为中统局“地下抗战工作者”，继续潜伏在汪伪76号特工组织内部。
但是仅仅取得了国民党中统局的认可，胡均鹤还是觉得不保险，他又想到了他的“老东家”——中国共产党，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加大敌后游击战的力度的同时，还加强了地下工作的力量，培养出许多优秀的特工，并专门成立了一个红色锄奸打狗队，以适应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需要。胡均鹤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红色锄奸打狗队的锄奸目标。
虽然胡均鹤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他没能坚守到底，从中国共产党叛变到国民党，而后来，他胡均鹤又叛变了国民党，成为了汪伪76号的汉奸。
对胡均鹤而言，叛变投身国民党，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毕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属中国的政党，一直在为抗日而尝试联合。然而，叛变投身汪伪76号，却等于自断归路，没有一个党派，会容忍一个卖国投敌的汉奸。
最后，胡均鹤决定，为了将来能够免遭一死，不被共产党的红色锄奸打狗队除掉，再次“投诚”中国共产党。
于是，胡均鹤主动向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传递信息，希望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由他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情报，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胡均鹤还特意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提供了一系列汪伪76号的情报，鉴于胡均鹤表现良好，中国共产党决定暂且相信胡均鹤的“投诚”，派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有关负责人与他单线联系。
这一时期，负责和胡均鹤联系的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潘汉年。潘汉年是老地下党了，常年潜伏在上海领导中共特科上海区的特工工作。
话说胡均鹤后来，的确为中共特科提供了不少真实的情报。后来，潘汉年私下会见李士群，试图策反李士群，当时，胡均鹤负责暗中保护潘汉年的安全。再后来，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也是胡均鹤从中周旋，为之牵线搭桥。
胡均鹤为潘汉年和汪精卫牵线搭桥
在胡均鹤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潘汉年取得联系后，为潘汉年与李士群以及潘汉年与汪精卫的会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潘汉年先后两次被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派，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的身份，与汪伪76号的负责人李士群，以及汪伪政府的负责人汪精卫进行谈判。
话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的前期，潘汉年曾经成功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和上海的大部分爱国人士，从上海向内地或香港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潘汉年亲自负责挑选转移对象、交通工具、转移路线、陪护人员，并负责安排好转移对象到达目的地后的接应人员。在上海大转移过程中，潘汉年对每一件事都要再三确认，事无巨细。正是在潘汉年周密的安排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全都安然无恙地撤离了上海。正是因为潘汉年在上海大转移中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他和周恩来、廖承志、刘少文等人，与英美等国建立起真诚的反法西斯战线。
后来，汪伪76号为非作歹，卖国求荣，中共中央就决定，委派潘汉年和李士群联系，试图说服李士群带领汪伪76号脱离汪伪政府的管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联合抗日。
当时，潘汉年联络李士群时，还颇为担心，一则担心李士群和自己针锋相对，以至于自己的工作无法开展；二则担心李士群加害于自己，派出特务将自己抓进汪伪76号。
所以，潘汉年通过胡均鹤联络李士群时，颇为忐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潘汉年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后，李士群居然将潘汉年奉为上宾，而且，李士群对待潘汉年，并不像对待其他军统、中统的高级特务一样，“优待”后予以劝诱，而是悄然优待，秘密联络。而且，为了确保潘汉年的安全，李士群还特意授意胡均鹤，保护潘汉年的安全。这令胡均鹤与潘汉年都颇为诧异。
而且，为了便于潘汉年开展行动，李士群十分周详、十分大方地将苏州的家安排给潘汉年，作为潘安年在苏州的落脚点居住。
在李士群的保护下，潘汉年居然真的就在李士群在苏州的家里落了脚，于是，李士群在苏州的家，就成了潘汉年和许多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上海和苏州往来时，最安全的落脚之地。
那么，李士群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李士群怀念昔日的同事之情，感恩于当年自己在中共特科时，潘汉年对自己的关心？非也！李士群这么做，并非念及昔日同事之情，他不过是担心自己作恶太多，日后不得善终而已。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李士群和胡均鹤一样，不过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多留条后路而已。
潘汉年在胡均鹤的联络下，和李士群交流融洽、沟通顺畅，当然，这都是私下里的。随后，在胡均鹤的陪同和保护下，潘汉年又开始联络汪精卫。
潘汉年单纯地认为，汪伪政府和其旗下的特工组织——汪伪76号的领头人都是汪精卫，如果能说服汪精卫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那么这场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就会相对容易一些，而他潘汉年自然也就立了大功一件。潘汉年想得过于简单，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想法不但没有得到实施，相反，他本人却被汪精卫所利用，后来，汪精卫借助潘汉年的力量，不断壮大越来越被全国人民孤立的汪伪政府。
潘汉年或许是太想立功了，关于联络汪精卫的具体步骤，他居然没有事先和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商讨，也没有和中共特科的有关领导人商议，他私自决定，在胡均鹤的引荐下，与汪精卫单独见面。
然而，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见面，却并不像潘汉年想象的那样愉快。
首先，潘汉年没有太多劝说汪精卫的机会，因为汪精卫油盐不进，一口认定只有“和平”运动才能救中国，说白了，就是坚持要与日军合作，卖国求荣。
其次，潘汉年在与汪精卫见面的过程中，忐忑不安，一方面，他担心被汪伪政府抓捕；另一方面，他担心汪精卫把自己抓了交给日军。
所以，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并不成功，然而，此事却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就捕风捉影，在报纸上大肆报道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报道写得有声有色，就像报社记者当时在现场一样。
这条新闻让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产生了些许的怀疑，也让汪精卫找到了借口，他借助此事大肆宣传汪伪政府得民心顺民意，连中国共产党都有意投入其麾下，借助舆论的力量，不断壮大越来越被全国人民孤立的汪伪政府。
然而此后，潘汉年并没有就此心灰意冷，他还继续努力，试图找到新的突破口。
这后续的事情，却是在十年后，也就是1955年，才被公之于天下。
1955年，胡均鹤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审讯时，说出了当年的后续事件。
在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后，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了上海，随后，潘汉年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
潘汉年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佯装成一位江南的生意人，谎称是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将军的好友，会见了都甲大佐。在这次会见中，潘汉年佯装从一个生意人的视角看新四军，和都甲大佐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根据地的情况。在胡均鹤的协助下，潘汉年从都甲大佐口中套取到不少有用的军事情报。
后来，在潘汉年上海之行结束，准备回淮南根据地的前夕，他又和李士群见了一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再后来，为了获取日军情报，为了给新四军筹措急需的药品，潘汉年曾经联系过胡均鹤与李士群，胡均鹤每次都积极帮助潘汉年。
最后，说一说胡均鹤的下场。
虽说胡均鹤叛变，成为了汉奸，但是因为他积极给自己寻找后路，遇到了潘汉年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一定分量的中共老牌地下工作者，所以，他也算是多多少少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出了一些力，因此，在解放后，审讯胡均鹤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对其采取了宽大处理的政策，然而，他曾经背叛国家、背叛党的事实却是改变不了的。
因此，1954年9月，胡均鹤被关押入狱。1983年，胡均鹤刑满出狱。1993年，胡均鹤因病去世。
可以说，胡均鹤是一名有觉悟的“汉奸”，在背叛国家之际，总算有所醒悟，有所畏惧，自寻后路，为国家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胡均鹤在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同时，也得到了应有的宽容。
主动背叛中统加入汪伪76号的汉奸苏成德
在向汪伪76号投诚的中统特工中，有被汪伪76号逮捕后，不堪忍受汪伪76号的酷刑而投降的；也有禁不住汪伪76号的糖衣炮弹的诱惑而投降的；还有一类人，是主动投靠汪伪76号，心甘情愿成为汉奸走狗的。原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叛变加入中国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苏成德，就是主动投靠汪伪76号的叛徒之一。
苏成德，1921年毕业于济宁中西中学，随后，只身到济南打工。苏成德在济南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下党负责人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苏成德成为一名先进的积极的进步青年，并于1922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
1925年初，由于苏成德表现出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苏成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1925年4月底，成功组织了青岛工人罢工游行运动，并通过该运动，迫使日方工厂的厂主，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16个复工条件。然而，在工人复工后，日本工厂厂主出尔反尔，不但没有履行诺言，还秘密将苏成德逮捕，并在1925年5月29日，对纱厂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青岛惨案”是近代中国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上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
所幸，苏成德并没有在狱中待多久，1925年秋，苏成德被中国共产党营救出狱。出狱后，苏成德接到中华铁路总工会的派遣，到安徽去主持中国共产党安徽地下党的工作。
1926年，苏成德被中共特科派往苏联学习。
1929年，苏成德从苏联学成归来，被安排到中国共产党铁路工作委员会工作。
1931年，苏成德被派往上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调查科工作。然而没多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就遭到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大肆搜捕和破坏，苏成德懦弱的性格于此时暴露无遗，他没有坚持抵抗，而是主动叛变，只身前往南京，加入了国民党。
随后，苏成德被安排进入国民党中统局。
加入中统局后，苏成德迅速“变脸”，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全盘托出。正因为苏成德表现“出色”，中统局一把手徐恩曾不仅给予苏成德非常优厚的待遇，还任命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专门负责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破坏。
苏成德的背叛，致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地下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仅仅一年时间，苏成德逮捕、杀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就达数百人之多。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苏成德既然能够为了保命叛变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将屠刀举向他昔日的同事，自然也会为了保命，出卖国民党，投靠汪伪76号。
1939年7月，苏成德见国民党在与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就见风使舵，主动脱离中统局，投靠臭名昭著的汉奸组织汪伪76号，并被汪伪76号任命为76号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
狡猾的投机分子苏成德在汪伪76号可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同志”。苏成德毫无遗漏地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国民党中统局的军事机密，以及有关国民党军统局的相关情报，甚至有关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报，统统告知了汪伪76号的领导，利用各种手段，将他所知道的国民党中统、军统人员一网打尽。
可以说，汪伪76号对国民党军统、中统的暗战最成功的时期，非苏成德担任汪伪76号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时期莫属。苏成德担任汪伪76号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时，所抓捕、诱降的国民党军统、中统人员的数目和级别，绝非万里浪、马啸天等人所抓捕、诱降的国民党军统、中统人员可以相比。
后来，在苏成德的抓捕、策反和诱降下，汪伪76号南京区的特务队伍不断壮大，其中八九成，都是曾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国民党中统南京区和国民党军统南京区的特务，几乎全被苏成德拉拢进汪伪76号，其中不乏和万里浪、苏成德一样重要的角色。那么，苏成德究竟是如何掌握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这行踪隐秘的特工的活动情况，从而将他们悉数抓捕的呢？
苏成德能够捕获这些特工，主要依靠两大法宝：
第一，苏成德掌握中统局苏沪区的几乎全部情报。
苏成德本人在国民党中统局任职期间，担任过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因此，他对上海、苏州的中统特工的人员构架、联络地点、居住地点都比较熟悉；而且，由于苏成德是中统局苏沪区各项行动的负责人，所以他手中有国民党苏沪区中统特务的花名册，所以，能把几乎中统局苏沪区的全部特务悉数抓捕，送进汪伪76号特工总部。
在抓捕了中统局苏沪区的大部分昔日同事后，苏成德依靠这些人的人脉关系，很快就把京沪线一带的国民党中统成员一网打尽。苏成德几乎不用做任何的调查，仅仅依靠已经抓捕的中统局苏沪区特务们提供的情报，就与李士群、马啸天等人，将京沪线一带的国民党中统成员抓捕殆尽，其中有很多中统的重要干部也被抓进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如庄鹤、童国忠等人。而这些人，为了保住性命，享受荣华富贵，又将中统局上海区的特务的有关情报告知了汪伪76号，使得军统局上海区的特工，除了区长徐兆麒一人逃脱以外，其他人全部落网，被捕特工超过40人。就这样，苏成德抓捕的国民党中统特工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被捕的中统特工相互揭发，最后，中统成员几乎被苏成德等人一锅端，全都抓进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最后，国民党中统局面对其在苏沪地区全军覆灭的态势，只得彻底放弃了苏沪地区。
第二，军统特务、“忠义救国军”成员何柏椿。
苏成德依靠“忠义救国军”的成员何柏椿，抓捕了许多军统局特务。原国民党军统局下属的“忠义救国军”成员何柏椿，原是军统局南京行动队的负责人。何柏椿是青帮头目之一，他的影响力虽然不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但也是青帮里不容小窥的人物，徒子徒孙遍布南京地区。何柏椿是军统元老，因此军统局下属的“忠义救国军”在南京活动时，由何柏椿负责联络。
当时，“忠义救国军”的有关人员非常信任何柏椿，他们从未想到，何柏椿会陷害他们，然而他们不知道，此时的何柏椿，已经带着自己的青帮弟子，投靠了汪伪76号，成为汪伪76号特工组织的特工新贵。
于是，军统局“忠义救国军”的全部人员构成、所有行动情报，都被何柏椿悉数告知他在汪伪76号的顶头上司苏成德，苏成德对此非常满意。获悉了“忠义救国军”这批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的有关情报，苏成德乐不可支，他向李士群申请了几位汪伪76号的老牌特工协助自己，将“忠义救国军”的许多成员抓进了汪伪76号，进而把这些人又变成了自己的手下。
苏成德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他手上的特务越来越多，后来，汪伪76号都容不下他了，他上蹿下跳，担任了伪警察总监署总监，还组建了另一个特务组织——“东方国际通讯社”，并组建了一个代号为“成和通运公司”的特务分支，专门进行反共宣传和反共活动。
1944年，苏成德见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呈败局，才想到赶紧给自己找条退路，于是，他打算重回中统局。
为了能够让国民党中统局重新接受自己，苏成德迅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高举“反共建国”旗号的“建国社”，苏成德如此这般高调地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令国民党中统局颇为满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苏成德自主行动，负责掩护国民党中统特工的一些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汪伪政府土崩瓦解，此时的苏成德，没了当年的嚣张，也没了当年的靠山，只能牢牢抱住中统局的大腿。
然而，尽管苏成德高调支持国民党，打击中国共产党，但他作为汉奸，却给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国民党哪肯轻易放过苏成德。
1946年4月9日，苏成德在上海海格路的家中，被国民党中统局抓捕。
1947年8月9日，苏成德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决汉奸罪，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自此，两面三刀、心狠手辣的汉奸苏成德，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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