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两个字，广义上理解，就是无论何种民族、职业或性别，以何种原因走到一起，都被认为是指大量聚集在一起的个人。但从心理学来看，这两个字又有着截然不同的重要意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在处于某些设定的也唯有在这些条件下时，一些共有的特征就会凸显出来，这些特征与组成群体的个人的独有特征完全不同。为什么他们各自的特性会消失？是因为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思想和感情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聚焦同一个方向，从而变成一种集体性心理。尽管这种集体性心理并不持久，但却真实地反映出了一些十分确切的特点。我暂且叫他们：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不过这叫法并不十分贴近，或者贴近一点的叫法，他们是一个心理群体。他们一旦进入群体就会进入一种统一的状态。群体精神对于这个群体进行统一的、有规律的控制，使他们的存在尤为独特。
如何定义群体的性质？我们都知道，只有具备某些前提条件，从而使一群聚集起来的个人拥有了群体的特质时，才能被称为群体。那些偶然相遇的人群，并没有一个有组织群体的特征，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那些没有任何清晰目标的个人，哪怕有成千人，若仅仅是偶然聚集在某个公共场所，这种行为用心理学来解释，也根本不能算群体。
演变成有组织群体的个人所共有的第一特征是：他们身上原始的个性逐渐消失，思想和感情开始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并不是说，必须要多少人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出现，才能让这一特征出现。有时，某种让人群思想澎湃的情感，诸如国家大事之类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也会使无数原本没有交集的个人呈现出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足以使他们迅速聚集起来，因为一个相同的目的而快速显现出群体行为的特性。而且，群体在人的数量上完全没有规定。即使只是五六个人，只要具备成立群体的特征，便可称之为心理群体。反之，哪怕是好几千人拥堵在一处，但并不具备构成群体的特征，也成为不了心理群体。另外，虽绝无可能让整个民族全体聚集，但当每个组成民族的个人，同时受到某些影响而拥有相同目的时，也能称之为群体。
所有短暂却非常确定的普遍特征，在这种心理群体形成之后，便会一一显露出来。因群体的组成各异，还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于这些普遍特征的其他的附带特征，具体表现也各有不同，精神结构也会相应产生变化。所以，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可以对心理群体进行归类。我们大致把心理群体归为：异质性群体和同质性群体两类。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即异质性群体，而那些由成分大致一样的譬如宗教、等级或者阶级形成的群体则是同质性群体。随着更深层的研究，两种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是极其相似的，当然，他们各自的一些独特个性，又超越了那些共同特征，使两种群体得以区分开来。
对两种不同群体的共有特征进行了解，是我们着手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跟自然科学家们一样，我们也会对一个族类所有成员拥有的相同点进行大致的叙述，然后再对这个族类中各类人群的具体各异的特点进行仔细探讨。
要对群体心理做出十分精准的叙述，难度非常大。因为在这些心理群体中，组成一个群体的组织，不只是民族和结构方式不同，控制群体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也多有不同。当然，个体心理学的研究和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一样，同样会出现这种难题。终其一生坚持自己独有性格的人，只可能存在于小说里。若想使人群形成明显的单一的性格，只有让人们生活在单一的一成不变的环境中，这样的情况才可能发生。
我在其他著作中曾经提过，每一种精神构造都是多样性的，一旦外界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可能性就会表现出来。这样就很容易理解，那些曾经温和良善的公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最野蛮的法国国民公会成员了。他们在和平环境中，不难维持随和的公证人或正义的官员形象。但是，一旦他们的共同利益被社会的动荡所危及时，便会瞬间因难以控制的情绪而变得暴躁不堪。而一旦平息暴乱，他们也能很快变为遵纪守法的公民，恢复和善的外表。拿破仑就很聪明地从他们之中找到了最驯良的臣民。
我们很难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进行一一系统的探讨，我们只关注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类。这是因为还未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只有在这一群体到达那个阶段时，才可能根据其在发展时所出现的各种变化而观察到不同的样子。同时，种族的重要共性，也只有当其达到这个阶段时，某些全新的特点才能被赋予。那么，一个正确的方向会将所有原属于集体的思想与感情的各种变化同时表现出来。而我之前所说的关于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可能开始发挥作用。
在群体性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与孤立的个人可能雷同，而有一些则只属于群体特有。我们首先要探讨的，便是群体具备的所有心理特征中的这些特性，这对揭示其重要性非常有用。
每个心理群体，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一些令人惊异的特点，诸如：一旦他们拥有某种共同的目的，无论这个群体由哪些个人组成，生活方式、职业、个性或者智力是否相同，都会形成一种集体心理，并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与独处时截然不同。这一群体的形成，导致一些群体中的个人，在未加入群体时根本不可能产生的随想和情感，通过群体的影响，而最终付诸行动。这样就不难发现，群体只是一个异质成分形成的短暂现象，他们如同生命体中的构成细胞一样，不同的异质成分，因为结合成新的存在而聚集起来，并显现出一些共性，但同时也具有与单个细胞自身独具的特性不同的特点。
研究证明，在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人群中，所谓的构成因素的总和或他们的平均值，是不存在的。但聪明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所持的观点，却与之恰恰相反。实际从群体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因群体产生的新特点而形成的组合，比如酸和碱，互相反应之后，会形成新的化学元素那样，新物质与形成之前的原来的物质，在特性上是完全不同的。
很显然，要找出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比单纯证明处于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要难得多。
只有当我们牢牢记住，无意识现象同时存在于有机体的生活和智力生活中，并在这两方面都会显示出绝对权威的这一作用，被现代心理学所认可时，才可能对其原因有些许了解。有意识因素跟无意识因素相比，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即使最敏锐、最细致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倾其所能，也只能找出很少的、控制他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所有人类的有意识行为的形成，都受到遗传的影响，是无意识的最深心理构造的产物。每一个种族，它先天的共性都源于这个最深的心理构造。当然，还有那些隐藏在可解释的行为原因背后，我们无法解释的原因。更有无数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的神秘原因，隐藏在这些我们不能解释的原因背后。我们大部分的日常行为结果，皆由那些我们观察不到的隐秘动机产生。
说到一个民族的先天特性，组成这个种族的个人，都具有异常相似的由无意识构成的共同特征，他们性格之中存在的各自不同的特点，是教育的作用，不过更大一部分则取决于个人独特的遗传因素。每个人，在智力方面，可能会有很大的差距，但不得不说，在情感与本能方面，却表现出巨大的相似之处。世上最优秀的人，一旦触碰到任何属于情感领域的事情，像宗教、政治、道德、爱恨之类，也会坠入世俗的深渊。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单从智力上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一定是天壤之别；但假如从性格上来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极有可能非常小或不存在。
在某个种族中，普通人占有绝大多数，都会表现出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而这些普遍性格特征又是被大众的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的。我认为，这些特征，正是形成群体中那些共同特性的原因。个人的智慧，被集体心理削弱，并直接导致他们独有个性的削弱。这也就意味着，异质性被同质性覆盖，无意识品质最终战胜有意识品质。
群体之所以无法完成高智力需求的工作，是因为一个群体通常都只具备非常普通的能力。而能做出与大众利益相关决定的，往往是那些由所谓的优秀人才组成的议会。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能做出的决定，相比那些行业专家们做出的决定，并没有高明多少。事实上，他们处理工作的方式，和任何一个拥有与生俱来的平庸才能的普通人无异。由群体累积起来的通常是愚蠢而非智慧。假如把一个群体比作“整个世界”，那么它绝不会是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整个世界比伏尔泰聪明，或许更应该反过来说。
试问，造成群体明显平庸的原因是什么？很好理解，群体，其实并非我们通常说的那样，拥有创新的品质，它不过是将所有个人的平凡品质集中起来，哪怕这些品质本身已是共有。既然如此，我们所说的新特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
研究中，我们发现，通常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孤立的个人不具备的群体独有的特点。第一，身处群体中的个人，因为数量上的推动，会时常感觉自己体内蕴含着一股无敌的力量，这股力量产生的欲望，若脱离群体，以个人形式存在的话，是必须压抑下去的；而在群体中，却能得到发泄。那些群体中的个人，总会产生群体即是无名氏的想法，认为在它的遮盖下，无须对任何行为负责。因此，在个人责任感的制约程度上，没有丝毫作用。
第二，传染现象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现象，也同时决定着群体的接受倾向。传染是否存在，非常容易界定，虽然，很难清楚地解释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那么，在对传染现象进行简单研究之前，我们务必将它当成一种催眠方式。传染的威力遍布群体中的所有情感和行动中，且具有使个人为集体利益而奋不顾身的巨大威力。这种倾向，只有当一个人身处群体之中才会具备，与他的天性对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群体特点的原因，是容易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不同于从孤立的个人身上表现出的特点，是完完全全因互相传染造成的结果。
这种现象，假如你对最近一些由心理学发掘出的真理稍有了解的话，便能很好地理解了。研究发现，每一个人，通过不同的途径，都可能被带入一种人格意识完全丧失的状态中，被暗示者完全控制，对！暗示者正是使个人丧失人格意识的主谋，并使其做出一系列有悖于他正常性格和习惯的行为。无数细致入微的观察证实，一个人一旦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中，便会很快进入一种特殊状态之中，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群体催眠影响的作用，也可能是一些别的力量。就像催眠师使被催眠者坠入幻觉中一样。被催眠者整个大脑被麻痹，成为不具备任何意识行为能力的奴隶，任由催眠师摆布。他原有的有意识的人格、意志和判断能力完全消失。催眠师掌控了他所有的感情和思想。
处于心理群体中的个人，大致上也处于相似的被催眠状态中。对于自己的各种行为，就如同遭受催眠一般，没有丝毫意识。在他们身上一些能力遭遇破坏的同时，另外一些能力却极可能被强化。此时，他会因为某种影响其行为的暗示而产生无法抗拒的冲动，并做出某种行为。这种冲动的力量，由于它对于每个群体中的个人都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在这些个体的彼此影响下，不断地加剧。这就是群体中的冲动的力量，常常比被催眠者的冲动强大得多的原因所在。而极少有那种身处群体之中，但自身力量非常强大能完全战胜暗示的个性的个人。所以，这极少的人，想扭转形势，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多能做到因别的暗示而另立门户。这也解释了，阻止群体发生血腥暴乱的最有效的方法，往往是一句动听的承诺，或者一个及时被唤醒的形象。
于是，很明显，一个群体中，无意识的人格总会在个人有意识人格消失的时候乘虚而入，占据主导地位，在暗示和彼此传染的作用下，取代原有的思想和感情，全部转向另一个方向。并且，我们也了解到，组成群体的个人都会表现出将暗示的想法付诸行动这个主要特点。那么，此时此刻，可以说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与以前判若两人的、毫无自我意识的傀儡。
毫不夸张地说，只须依据他成为有机群体中一分子的这个事实，便可证明他已经从文明的台阶上倒退了许多步。一个人，如果加入了一个群体，成为其中一员之后，就极有可能一改往日作为孤立的个人时那种有教养的表现，会丧失原有的本性，变成一个野蛮的、完全受本能控制的动物。他此时会变得残忍与狂热，极度容易并心甘情愿地被各种言论和形象收买。而事实上，组成群体的这些个人，当单独存在时，他根本不会被这些言论和形象所影响。但一旦进入群体，他们的行为便会变得无法控制，从而做出明显不利于自己的利益和习惯的举动。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个人之于群体，就犹如广袤大漠中任由狂风摧残的微尘，无法自主。
因此，那些我们经常看到的陪审团所做出的判决，通常是不会被陪审员个人赞同的。相同的，议会所实施的，也正是每个议员，从个人角度而言，决不会赞成的法律和措施。
假如，我们把处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些组成国民公会的成员们看作单独的个体，毫无疑问，他们全都是举止文明的好公民。可是，一旦进入群体，他们便会完全丧失自我，在最野蛮的命令的驱使下，残忍地杀害那些他们认为有错、而事实上却是无辜的人们，并全然不顾自己利益，抛弃原本属于自己的神圣权利，哪怕自相残杀，也在所不惜。
群体中的个人，与孤立的个体，在行动上存在本质的区别，他的思想和感情，远在那种群体自身独立性还未完全丧失前，便已经逐渐改变了，这种巨大的改变，能将一个怀疑论者改造成最忠诚的信徒，能使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金如土、一个懦弱的家伙变得视死如归，更甚者，能使一个原本老实巴交的人，变得凶神恶煞。例如，在1789年8月4日晚上发生的那件让贵族无法置信的事情——因一时的慷慨激昂，法国贵族们齐聚一堂，毫不犹豫地投票并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这件事情，如果单独考虑，相信是决不会有人赞成的。
通过上面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智力上来看，群体通常低于孤立的个体；但从感情以及由感情引发的行为上来看，群体的表现既有可能优于孤立的个体，也可能更糟糕。群体当时所处的环境决定了这一点，同时对群体具有何种性质所给予的暗示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也正是那些作家仅从犯罪角度来探究群体时所缺失的重点。虽然犯罪群体在群体中表现突出，但那些以英雄主义出现在群体中的部分，也不能忽视。正因如此，人们身为群体中的一分子，而非孤立的个体时，才会为了某种信仰或观念的成功充满奋不顾身的勇气；才会如同那些在弹尽粮绝的形势下，依然顽强向异教徒发起捍卫基督墓地战争的十字军时代；一切牺牲才会满怀荣耀的激情；甚至像1793年那样，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流血牺牲。这种英雄主义，无疑充满了无意识色彩，我们的历史，也恰恰是由这些英雄主义创造出来的。假如残酷无情，是成就大事的唯一方式，那么，再没有谁可以名垂青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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