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

    人是符号的动物。

    --（德）卡西尔

    如果你被问到手机是什么的时候，也许你会说得头头是道，但当你被问到“语言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难以回答。你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语言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哲学家告诉我们，正是语言本身昭示了人类本身的存在。

    关于语言的本质，在我国广泛流传着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

    据说在上古时代，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来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记事。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绳和刻木的方法，已经远不能满足需要了。黄帝见此状，就吩咐他的史官仓颉去创造出一种新的符号系统来。

    传说中的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有一年，仓颉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邙之水，忽然看见一只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仓颉看了觉得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他看来看去，发现龟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他想，花纹既能表示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吗？

    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终于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叫作“字”。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淮南子》中就记载说：仓颉造字，泄露了天机，出现了“天雨血，鬼夜哭”的现象。意思是说，天下雨时下的都不是雨，而是血。鬼晚上都呻吟着哭泣。

    人类如果没有文字，就没有办法寻找到昔日的记忆，也无法去了解自己的历史。五千年的沧桑历史，到头来，只能剩下几小块残缺的剩骨。有人说，还能留下一些建筑和石碑。但是，没有文字，还会有石碑吗？石碑正是因为上面有了文字才称之为石碑的，否则就仅仅是一块大石头！有人说会有无字碑。但是，无字碑正是因为有字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正是因为有字碑的存在，无字碑才是一种智慧的文字，如同中国书法和绘画中的空白。所以，在一个没有文字的年代，绝对不会有无字之碑。没有被文字开拓的大脑，又怎么能去解读无字之碑的内涵呢？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通过符号向世界颁布意义，从而在本能世界之外又建立起来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世界。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步，可以说人从这时起才正式迈入文明社会，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

    思想是人存在的标志，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公众事物。

    --（美）休姆

    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东西。哲学也关注语言，但不像语言学本体研究那样探求语言规律并对语言现象作出解释，而是要从语言中观察世界，讲出关于世界的道理。在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本身就是哲学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思想本身。而思想则是人存在的标志，所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语言学上的诉求，后来德国哲学家通过对“存在”的追寻而实现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形成了今天的语言哲学。在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便是存在的家园，实际上可能是最后的家园。语言的诞生象征人类具有了精神的独立性，为人类个体心灵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神奇的道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纵横交错的语言发展史。

    语言的产生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发端，而语言的进化则标志着文明的变迁。最古老的语言有着鲜明的劳动色彩。从甲骨、陶器等早前人类文明的残片中，可见朴素的象形文字生动地记载了早前人类生活的语言。可以肯定，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人类依靠语言的作用，开辟了系统的文化艺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产生，这些艺术和文化的产生为人类的语言从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升到了精神生活的高度。正如哲人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方面，人类发明了语言，记住语言相互交流以完成生活必需的联系；另一方面，人类通过语言记录自己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生活，形成精神文化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何以传承的原因。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别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而且有时同一区域，不同的社会集团也会因不同的意识、情趣、习惯、教养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语言的物质符号--文字的出现，语言成为构成人类存在本质的一个重要层面。我们知道，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商业贸易、传教和军事征服成为了语言传播的最佳途径。至今，许多被侵略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还残留有殖民语言的文化色彩和宗教色彩。这段一言独霸，语言侵略的可怕历史，是值得现代人类反思的。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它开启了文明的进程，记录了文明的脚步，描绘着文明的未来。对于语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一个民族思想和精神的研究。

    笛卡儿的梦

    笛卡儿，近代科学之祖。

    --（法）莱布尼茨

    大家都经常做梦，但很少有人能够想起梦中发生的事情。梦往往是人对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事情的想象，比如“南柯一梦”“黄粱一梦”。然而有一些人却能从梦中得到启发，悟出道理。法国着名哲学家笛卡儿就曾经从梦中获得很多的启示：

    笛卡儿是近代着名的哲学家，同时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强调理性的不可辩驳的出发点，引起了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向。而如此足以熊彪史册的转变其实是从三个梦中得到的启示。

    根据笛卡儿自己的回忆，1619年11月10日晚上，他连续做了3个梦。在第一个梦中，很多幽灵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中，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楚地看清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中，他看到一部字典和一本诗集，并能够判断，字典象征着各门科学的综合，诗集象征着哲学和智慧的统一。这3个梦境如此清晰，几乎与现实不分。笛卡儿认为第一个梦表示认识知识需要摆脱假象的迷惑，第二个梦和第三个梦表示理性是重建知识体系的可靠基础。因而他提出了普遍怀疑的观点，并最终找到知识不可辩驳的起点“我思”。

    笛卡儿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他用坐标把代数和几何联系起来，把数和形紧密联系在一起，创建了一门新的非常有用的数学--解析几何。而颇为不可思议的，坐标也是他在梦中发现的。

    他在23岁时就在研究能否用代数计算来代替几何证明，有一天夜里，梦见窗前一只黑色苍蝇在飞，眼前留下了苍蝇飞过的痕迹，时而是一条斜线，时而是一条弯曲的线。苍蝇停住了，留下一个深深的小黑点。他猛然惊醒，梦境深深印在脑海中，使他难以入睡，突然他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苍蝇就是一个点，他的位置不是可以用他到窗边的距离来确定吗？这就是坐标的思想；苍蝇飞过留下的痕迹不就是这个点经运动而产生的直线和曲线吗？这就把几何图形和坐标联系起来了。

    解析几何的创立使运动进入了数学，使常量数学发展成变量数学，也引起了无穷小概念的发展，促进了微积分的创立。解析几何已成为研究其他数学分支和力学、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十分重要的数学方法。

    笛卡儿通过梦中的启示建立了自己的认识论哲学，引起了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伟大转向；同时通过梦中的启示发明了解析几何，引起了古代数学向近代数学的伟大转向。难怪有人笑称，是笛卡儿的梦划分了古代和现代。

    不可言传，只可意会

    思，总是思某物了。

    --（德）胡塞尔

    禅是什么？所有关于禅宗的困惑最终仍然会回归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永恒答案则是“禅不可说”。很多人指望从典籍中悟到禅的“本来面目”，然而往往会被多姿多彩争妍斗艳的指阵所迷，或者陷入文字障中不能自拔而又不自知。

    摩诃迦叶面向佛祖，微微一笑，自此得悟禅机至理，继承了佛陀的衣钵，这相对无言中满含的禅机并非凡尘俗子所能领悟；以无言得来机缘的也并非摩诃迦叶一人，中国禅宗二祖慧可也是如此。536年，达摩祖师觉得应该离去了，便召集弟子准备从中选出合适的人选继承自己的衣钵。

    达摩祖师说：“你们谈谈自己的悟境吧！”

    道副说：“依我的见解，不要执着于文字，但也不离于文字，这便是道的妙用。”

    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皮毛了。”

    总持比丘：“依我现在的见解，犹如庆喜看见了佛国，一见便不需再见。”

    达摩说：“你得到我的肉了。”

    道育说：“四大皆空，五蕴非有，依我所见，并无一法可得。”

    达摩说：“你得到我的骨了。”

    最后轮到神光，他只是作礼叩拜，然后仍回到原位，并未说话。

    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真髓了！”

    于是，神光慧可成为了禅宗二祖，接续了达摩祖师广度众生的事业。

    仿若拈花一笑刹那间的灵光，并非刻意故弄玄虚。此中道，只有道中人能懂。圣严法师曾经说：“在禅的传统里，究竟真理，也就是第一义谛，有时候会被比喻为月亮，而人们所熟知的一般真理，则被喻为指向月亮的手指。有人看到月亮，于是用手指指给其他还没有看到月亮的人看。如果那些人看的是手指，而不是月亮，那么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手指不是月亮’。文字、语言、思想以及概念就像手指，只能表达第二层次的真理，但却能指向究竟真理。最究竟的真理叫作心、本性或是佛性，那是每个人必须去亲自体验、无法言说的。”

    所以，历代禅师们都只能尽量突破语言的极限来向世人说明究竟何为“禅”，但就如人饮水一般，冷暖尚须自察。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刻意追求禅的本义，以至于方向大大偏离。

    “道”总是能笑到最后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老子

    有悟性的人听说“道”后深信不疑，它就是这么回事，并且勤勤恳恳、坚持不懈地去习练它、运用它。悟性不高的人听说“道”则有时将它放在心上，有时却忘得无影无踪。并且相信它和怀疑它的存在各占一半，也就是半信半疑。既不全信又有些信，既不否定又心怀一定的疑问。完全没有悟性的人，一听说“道”就大笑不止，认为荒诞无稽。之所以大笑，表现出鄙视、讥笑的语态，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是因为“道”理论高深，本来就难以理解。如果人人都能那么轻易地理解的话，那就不足以称之为“道”了。

    13世纪，日本一代宗师道元禅师到中国求法。苦读多年，学成回国。同道中人争相请教，问他都学到了什么。道元禅师想了想，坚定地说道：“当下认得眼横鼻直，不被人瞒，便乃空手还乡。”众人闻听，莫不捧腹大笑起来。但是顷刻间，大家便停住了笑声。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笑得很无知、很空洞。眼横鼻直，这一并不玄奥复杂的常识，不经过一番深入修炼的人，是无法领悟其中的真谛的。有些禅师，甚至还要经过“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才能达到“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只是这山、这水与那山、那水有着本质的不同。真理往往是简单明了的，但人们认识真理和掌握真理的过程却是复杂甚至是艰难的。

    光的波动说的奠基人托马斯·杨在完成“双缝干涉”实验后，将其成果发表，结果受尽了权威们的嘲笑和讽刺，被攻击为“荒唐”和“不合逻辑”，在近20年间竟然无人问津。杨为了反驳他们专门撰写了论文，却无处发表，只好印成小册子，但是据说发行后“只卖出了一本”。

    真理往往要经历诸多磨难之后，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化论、相对论，社会学领域的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在产生之初，都是很少有人能够接受的，普遍被视为笑谈。

    大浪淘沙，被实践检验出的“道”，总是能笑到最后。

    轮扁论言

    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经不在了。

    --（德）黑格尔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绝对的方式。事实上，有许多的思想、方式是语言传播不了的，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有些思想写在书上便死了，不拿出来用是永远不会明白的。《庄子·天道》中曾经讲过一个“轮扁论言”的寓言：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锥子和凿子走上朝堂，问齐桓公说：“冒昧地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

    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

    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

    齐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说：“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大怒，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那还可以原谅，没有道理可说那就得处死。”

    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动作松缓而不坚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入木。不慢不快，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使我的儿子明白其中的奥妙，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70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死亡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读古书，得到的仅仅是落在语言里的思想。而思想一旦落到语言里，就变成了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教条和空洞理论。而制作车轮的道理和技巧，同样无法用言语说明，所以无法传授。不相信，你可以试着把游泳的理论传授给那些不会游泳的人，看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游泳。

    在这里，庄子借这个寓言暗示人们：不要迷信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所熟悉的卖油翁的故事从另一面说明了这一点：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我亦无他，惟手熟尔”，意思是说我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只不过是熟练罢了。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明显区别的地方。中国人往往在实践方面有很高的水平和技术，却往往难于落到字面上。中国人的智慧更多的是一种言传身教式的。而在西方哲学中，语言本身就是真理。一个不能被说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玄妙，都不能算是真理，因为我们的思维达不到它。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真理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更缜密，而不是抛弃语言本身。苏格拉底的“对话”，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教我们如何去说的方法。这也是西方人为什么难以理解“中国哲学”精髓的原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

    语言是手段，不是目的。当我们在探寻真理的时候，往往离不开语言的帮助，但是当我们得到或者接近真理的时候，也要适时地从语言中脱离出来，不要为语言所累。庄子讲过一个“得鱼忘筌”的故事：

    古代一渔夫到河边捕鱼，他把竹器筌投进水里，全神贯注地观看浮标，终于一条红鲢鱼上筌了。他十分高兴，取下鱼把筌抛在一边，快步回家吹嘘自己的功劳。妻子说这是筌的功劳，问他筌到哪里去了，渔夫这才想起忘记带筌回家了。

    筌，捕鱼用的竹器。捕到了鱼，忘掉了筌，比喻事情成功以后就忘了本来依靠的东西。这是在批评渔夫的粗心大意，然而庄子却反其道而用之，认为这才是真智慧的境界。庄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谓“知者不言”，并不是说那些智者都闭着嘴不说话，而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得意志言”；而“言者不知”，也并不是说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都是傻子，而是说他们仍然在语言中还没有抽身而出。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做到借助语言，而又不被语言所俘虏呢？庄子又举了大鹏鸟的例子来说明：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鲲化成鸟，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如愿飞起的时候，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水花，高达三千里，然后拍击大翼，凭借旋风直上高空九万里。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力量便不够。聪明的鹏鸟为了可以轻松一点地托起自己庞大的身躯，便高飞至九万里，这样，呼啸的狂风就在它的身下托着它，然后它便可以凭借风力飞行。一路上，鹏鸟遇到百般挫折，但它为了可以早点到达南海，不顾一切，飞了六月之久，方才停歇下来。

    鲲鹏之大，到了一个难以描述的程度，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了吧，然而庄子认为不是，因为无论鲲鹏再大，它仍因“有所待”而不够强大。也就是说，这只鸟即使再大，也要有所凭借。比如，它必须依赖海才能邀游，必须依赖空气才能扶摇直上。只要有“所待”，能与外物相区别，它就是可以经验的。尽管它很大，以至于我们只能以夸张的手法来言说它，但它仍然是可以言说的。比如，它毕竟生活在海中，没有海大，它生活在天空下，不能充塞整个宇宙，仍然会受到外物的牵制，不是真正的“逍遥游”。真正的“逍遥游”是完整圆满的，是不损不益、本来具足的，它“无待”“自在”，这也就是“道”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表达哲学的方式不是概念化的，而是隐喻式的。正因为此，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主“悟”的传统，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一个主“智”的传统。中国哲学通常是用格言来表达的，内容在于形式之外，需要超越语言的领会。而西方哲学强调语言的承载性，甚至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哲学。

    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欧阳修

    《论语·宪问》中曾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的为人。他说：“听说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拿东西，是这样吗？”公明贾回答说：“这完全是传话人说错了。”“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意思是说，公叔文子是该说时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时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该拿的才拿，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孔子听了很为赞赏地连连问：“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

    公叔文子之所以得到了孔子的赞赏，在于他的言、笑、取，都合乎了“时中”原则。所谓“时中”，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去做合适的事情，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而是要恰好落在那里。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不同，性质和效果也大相径庭。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是战国时期，韩国（都城在今新郑市）的国君韩昭侯非要修建一个高大的门楼。他的谋士屈宜臼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警告韩昭侯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么个高门，恐怕你等不到这个高楼修建完，你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

    屈宜臼说，“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可惜的是，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楼，肯走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韩国元气大伤，你在这个时候偏偏要修建高楼，就是大错特错了，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恰恰应验了，高楼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是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参与到整个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

    如果说“道”是道家学派的核心词汇，那么，“仁”则是儒家学派的关键词语。和“道”一样，“仁”也是无法认识、无法规定、无法言说的。“道”无法规定，是因为它是超越经验之外的绝对，无法落入到彼此区别的“对待”里。而孔子的“仁”，则是我们每个人身边的生活法则。它之所以无法规定，是因为它总是与“时间”“时机”粘连在一起，因而没有固定的内涵和外延。正因为此，“仁”是《论语》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词，但孔子却从来没有对它下过定义。

    孔子说，“仁”的最高境界就是“时中”和“中庸”。就是能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针对合适的人，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因此，“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更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的含义总是随具体的情境不断变化，而非有固定的内涵和僵死的外延。同样的行为，对子路来说是“仁”，对子贡来说可能就不是“仁”了。同样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是“仁”，在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仁”了。比如，如果撒谎是不诚实的，那么，向敌人撒谎算不算诚实？如果是这样，诚实怎么会有一个完美的“定义”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知“仁”难，行“仁”更难，正如走在刀刃上。正所谓“仁者，刃也。”因为你要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绝不是看几本教科书，背几个教条就能解决的问题。孔子一辈子没有写下一个字，“述而不作”是他的原则。因为他知道，那些凝固在语言里的东西，很容易变成教条和概念，无法牵引着人们进入“时中”的中庸境界。最终，他和苏格拉底一样，选择了随时随地的对话，通过问答的方式启发他的学生去思考。甚至，这种对话也不是记载在纸面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对话。

    脚踩两船，有备无患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错基，不如待时。

    --孟子

    “破釜沉舟”的前提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是在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种两军对垒的困境下发生的，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运用脚踩两船的策略完全可以让我们有备无患。

    管仲与鲍叔牙以及召忽三人很要好，决心在事业上互相合作。他们曾经一起做过生意，但他们更想合作治理齐国。

    当时齐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纠，一个叫小白。召忽认为公子纠是长子，一定能继承王位，因此对管仲和鲍叔牙说：“对齐国来说，我们三人就像大鼎的三条腿，缺一不可。既然公子小白不能继承王位，那干脆我们三人一同辅佐公子纠吧。”管仲说：“这样等于吊死在一棵树上。万一公子纠没继位，我们三人都完了。国中的百姓都不喜欢公子纠的母亲和公子纠本人。公子小白自幼丧母，人们必定可怜他。究竟谁继承王位很难说。不如有一个人侍奉公子小白，将来统治齐国的肯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这样，不管哪一个当了齐王，我们当中都有功臣，可以相互照顾，进退有路，左右逢源。”于是他们决定鲍叔牙去辅佐公子小白，管仲和召忽辅佐公子纠。

    后来，管仲射杀小白，鲍叔牙叫小白装死。管仲以为小白已死，从容地陪公子纠回国继位。不料公子小白已先回国当了国王，成了齐桓公，鲍叔牙成了功臣，管仲和召忽成了罪人。但鲍叔牙并没有忘记旧情，他在齐桓公面前说情。再加上管仲素有贤名，齐桓公不但没杀他，反而让他当了宰相，协助自己干出了一番事业。

    管仲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考虑问题。如果当时管仲三人全辅佐公子纠，那么一旦公子小白掌权，他们三人就都没命了。在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绝不能将所有“赌注”押到一处。生活与政治其实一样，为了求生存，人生不能破釜沉舟，脚踩两船才能有备无患。

    虽然“破釜沉舟”一词中体现的不顾一切、拼死一战的精神，已经连同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项羽的心理崇拜联系在一起，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但是，对于这个词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切不可在现实生活中生搬硬套。

    脚踩两船，用到情感中似乎不太明智，但用到生存上，不失为一大方略。凡事不可做绝，“留有余地”实际上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看问题也不能只看到眼前顺利的局面，看不到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一相情愿地去处理问题，而要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

    狐狸吃上天鹅肉

    天时不作，弗为人客。

    --范蠡

    竞争需要谋略，逞匹夫之勇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对手不会是完人，再高的警惕性也会有麻痹的时候，只要你肯动脑筋，不言放弃，就有取胜的希望。

    从前有一个狡猾的狐狸，想吃美丽的天鹅，可是天鹅飞得很高，狐狸只能望鹅兴叹，却毫无办法。但是终于有一天，狐狸如愿以偿吃到了天鹅肉。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一群天鹅有组织地互相偎依在沙滩的草丛里，美美地睡觉。它们的哨兵忠实地站在岗哨位置上，一有异常情况便发出警报，如有鹰类进攻，它们便群起反抗，张开翅膀扑打，并用坚硬的喙去反击。

    一只对天鹅群偷袭多次并失败的狐狸，总结了经验。它趁着夜色轻轻地、悄悄地向沉睡的天鹅群摸去。草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天鹅哨兵发现了异常，立即发出警报，一声长鸣后，群鹅立即惊醒，互相呼唤，做好准备。然而，狐狸就地扑倒，一动不动，连大气也不出。天鹅群以为没有敌人，虚惊一场，便又各自睡觉去了。

    狐狸明白了，它可以用这种办法麻痹天鹅。于是，它用自己的尾巴摇了摇，又把草打响了，天鹅哨兵又发出警报，天鹅群再次从沉睡中惊醒。狐狸还是一动不动。天鹅群又认为是虚惊一场，对天鹅哨兵的警报逐渐不以为然。第三次，当狐狸再次拨动草响时，尽管天鹅哨兵仍然发出警报，天鹅们却懒洋洋地不当一回事了。天鹅对警报已失去了信任。如此多次，当狐狸轻轻走向熟睡的天鹅时，虽然它走路的响声引起哨兵的警报，但天鹅们已经完全不理睬这警报了。于是狐狸迅速一口咬住一只半醒半睡的天鹅脖子，那只天鹅疼得怪叫起来，群鹅这才发现敌情是真的，惊慌逃去，留下了这只同伴给狐狸做了美餐。

    狡猾的狐狸没有翅膀，不能在空中捕捉天鹅，但是它善于利用聪明的头脑来击溃天鹅的警戒。天鹅哨兵是尽忠职守的，每一次的敌情它都会及时警告，但是制造了虚假的景象来麻痹其他的天鹅，使它们对警报失去了信任。狐狸趁势一击，终于吃到美味的天鹅肉。狐狸的成功在于它没有轻言放弃，而是利用谋略麻痹对方。

    兵不厌诈，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必须智取，不能强攻，此时，有效的心理战术是最有效的途径。高手之间博弈，能力的差距往往只在毫厘之间，要想取胜，必须从心理上战胜对方。面对无懈可击的竞争对手，放弃意味着失败，要想让对手放松戒心，我们必须采取策略制造假象，迷惑对方。在其被假象迷惑得摸不着头脑而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时机，利用自身的优势战胜对手，赢得竞争。

    渔夫在自己的誓言中饿死了

    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

    --管子

    誓言是一个督促人行动的约定，不要让它成为制约你行为的模具，更不要让它左右你的行动方向。挣脱誓言的锁链，灵活变通，可能带来一生的改变。

    人生旅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中不少障碍是自己设置的，誓言的桎梏让许多人充满烦恼却又无可奈何。想做好任何事都要有变通意识，切不可拘泥于某种方式或方法，对于善于变通的人而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困难，变通是解决困难最好的方法。面对困境，不要消沉，不要焦虑，拓展一下思路，也许成功就在转身间。

    一个渔夫生活在海边。他有个习惯，每次出海捕鱼之前，都要立下一个誓言。

    一天，当他去捕鱼的时候，便立下誓言：今天只捕带鱼。然而，一网下去后，捞上来的全是海虾。于是，这天他便空手而归。

    晚上，当饥饿的渔夫躺在冰冷的床上时，他十分后悔：“我怎么能扔掉了海虾呢？海虾在市场上虽然价钱不高，但一网下来，卖掉的钱解决我的温饱还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又发誓明天只捕海虾。

    第二天，渔夫又按照自己的誓言去捕鱼。没想到一网下去，捞上来的全是黄鱼。于是，他又把黄鱼都放回了大海。当他两手空空，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他又后悔了，决定明天只捕黄鱼。

    第三天，他又按照自己的誓言去捕鱼。然而，这次他捞上来的全是沙丁鱼。于是，渔夫又一次空手而归。

    后来，渔夫便在自己的誓言中饿死了。

    渔夫是愚蠢的，更是悲哀的，他用自己的誓言把自己活活饿死，不懂得变通，必然走进思维的窄巷。虽然现实中不一定有像渔夫这样愚蠢的渔民，但是一定存在渔夫般愚蠢的誓言。不要把自己装进誓言的牢笼，每立一个誓言，都要切合实际，当其无法实现时，就要灵活变通，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被誓言所困的“渔夫”。

    誓言是一个人的目标，一个人的承诺。正所谓“一言九鼎”，但是誓言的作用是明确行动的方向，而不是为了困住你的头脑和前进的脚步。过于苛求自己遵守誓言便等于刻板，不讲变通难免流于陈腐。我们常常受到誓言的限制而不懂得变通，一次一次地后悔，一遍一遍地更改誓言，最终只会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禁锢住我们心性的不是誓言，而是自己的固执与墨守成规。既要遵守誓言，又要懂得变通，不然注定走向另一个极端--偏执。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学会灵活多变，在多变中求生存，在多变中求发展，逐渐走向成功。

    这庙为什么荒废了

    彼一时，此一时，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孟子

    世间万物原来就是一个整体，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依然有相同的地方。只要彼此能容，在差异中容忍对方的存在，世间又哪来那些斗争。

    3个云游四方的和尚在山上一座破庙里相遇。“这庙为什么荒废了？”不知是谁提出了问题。

    “必是和尚不虔，所以菩萨不灵。”

    “必是和尚不勤，所以庙产不修。”

    “必是和尚不敬，所以香客不多。”

    三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留下来各尽所能，看看谁能重振庙宇。

    于是第一个和尚礼佛念经，第二个和尚整理庙务，第三个和尚化缘讲经。没多久，这座破庙香火渐盛，原来的庙宇也恢复了旧观。

    “都因我礼佛虔心，所以菩萨显灵。”

    “都因我勤加管理，所以庙务周全。”

    “都因我四处化缘，所以香客众多。”

    三人日夜争执不休，谁也不愿理庙宇的事务了，于是刚兴盛不久的庙宇又衰败了。

    这时，3个和尚终于明白了破庙原先荒废就是因为和尚不和睦。

    3个和尚因为不能和睦，各说各话，各自自以为是，最终还是分离，不能共荣。世上的事物千奇百怪，人与人之间也有着众多的差异，生活背景、生活方式、个性、价值观等的差异，让我们的相处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困难，无所谓希望或者失望、信任或者背叛，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同存异、真诚相对，不必强求一致，或许反而彼此都能过得很好。正是因为差异性的存在，在客观上便要求我们要做到“求同存异”，即寻找相互之间相同的地方的同时尊重相互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从而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因此，要做到“求同存异”，“尊重”是基础，而且还需要有耐心、能包涵、心胸开阔。

    如果我们不懂得求同存异，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在面临差异与分歧的时候会不能通力协作，最终使双方都受到巨大的伤害。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易经》

    有句话说得好：“出头的椽子先烂。”这确实是客观世界中不争的事实。出头椽子，总是比不出头的椽子要承受更多的风吹雨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然也比别的椽子要腐败得早。因此，人在风光尽显之时，若能够居安思危，用低调的盾甲保护自己。实在不失为明哲保身的一大秘诀。反之，若不懂得这样做，那后果只能是将自己置于凶险的境地。

    战国时期，楚怀王宠妃郑袖，才貌双绝，工于心计。当时，魏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赠给楚怀王一个大美人，人称魏美人，娇嫩柔美，眉目传情，真乃绝顶佳丽，把个好色的楚怀王搞得神魂颠倒，白日寻欢，夜晚作乐。

    智深谋远的郑袖，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她稍加思索，一计即上心头。于是乎，她便拿出女人温和、柔顺的性情，既不同魏美人争风吃醋，也不显示一点不满的情绪，而是像个知情达理的大姐姐，非常和善地对待魏美人，事事顺着魏美人的性子，还在楚怀王面前赞美魏美人美丽。

    魏美人初到楚国时还有些害怕郑袖，但是看到她一贯待自己很好，便没了戒备之心。一日，魏美人亲昵地告诉郑袖：“姐姐，在异国他乡遇到您这样的好人，真是幸运哪！”“快别这么说！”郑袖安慰魏美人道，“咱们是同侍一夫，本是骨肉相连的一家人，姐姐不疼爱妹妹，谁来疼爱呢？常言道：家和万事兴。我们姐妹和睦相处，才是国君的幸事，而且，妹妹能给夫君快乐，我也快乐！”

    魏美人闻此言，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姐姐，以后请多多指教小妹怎样使夫君快乐！”“好说好说，今后我们姐妹和睦相处，互通一气，就不会出什么差池。”郑袖和颜悦色地回答魏美人的话。

    楚怀王见这对如花似玉的宠妃和睦相处，无限欢欣，慨叹道：“世人都说女人天生是醋做的，看来也不尽然。我的郑袖就不吃醋，她是真心爱我，她知道我喜欢魏美人，就主动替我照顾她、关心她，使她不思念故国，实在是贤内助啊！”

    郑袖见自己的计谋已起作用，暗自高兴。一天魏美人来看郑袖，郑袖看似无意地告诉魏美人：“大王在我这儿说你非常称他的心，只是嫌你的鼻子略尖了点儿！”“那可怎么办呢？姐姐！”魏美人摸摸鼻子，求秘方似的。

    “这也没什么，”郑袖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再见到大王时，轻轻地把鼻子捂一下不就行了吗？”魏美人连称郑袖高明。

    此后，魏美人每次见到楚怀王就把鼻子捂起来。楚王暗自惊奇，魏美人逢问必笑而不语。楚王便问郑袖，郑袖有意把话说个半截儿，含嗔带笑，欲言又止。楚王一直追问，郑袖便装着不情愿的样子，说道：“她说她受不了你身上的那种狐臭味！”

    “什么！寡人乃一国之尊，她竟敢嫌弃寡人？真乃无理！”草菅人命、喜怒无常的楚王大怒，一掌击在几案上，喊道：“来人！快去把那贱货的鼻子割下来！”魏美人的鼻子被割掉了，既丑陋，又吓人，永远被打入冷宫。郑袖用计除去了她的情场对手，恢复了她在王宫独自受宠的地位。

    正所谓“显眼的花草易招摧折”，自古才子遭嫉、美人招妒的事难道还少吗？所以，一个人无论有怎样傲人的资本，都尽量不要炫耀显露。要知道，人性往往有阴暗的一面，张扬的同时，也是招惹麻烦的时刻。如若这时还不能及时醒悟，用低调的策略保护自己，就是在将自己置身于凶险的旋涡急流当中，到时想抽身也难。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孔子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与君子和小人的相处之道：“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意思是说：与君子共事容易，却难以讨他的喜欢。不以正当的方式去讨他喜欢，他是不喜欢的。等他用人的时候，却能对人量才使用。与小人共事很困难，却容易讨他喜欢。即使不以正道去讨好他，他也会很高兴。但当他用人的时候，就对人求全责备。

    那些行事光明磊落的人，你得罪了他，他也不会和你斤斤计较，更不会暗地里恶意中伤，而那些小人却会睚眦必报，做那些偷偷摸摸的事害人。总之一句话，在生活中是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真正的智者，能够分辨出君子与小人，并在与不同的人相处时，采用不同的相处方式。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幼年跟随父亲到了长安，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十分困难，难以自给。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终有所成，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李密，于是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

    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

    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但却对王世充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

    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陷害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针对不同的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

    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徐文远之所以能在隋唐之际的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法，懂得灵活处世。

    有人以水比喻君子，以油比喻小人，说道：“水味淡，其性洁，其色素，可以洗涤衣物，沸后加油不会溅出，颇似君子有包容之度；而油则味浓，其性滑，其色重，可以污染衣物，沸后加水必四溅，又颇似小人无包容之心。”此话说得精辟透彻。

    君子坦荡荡，你可以拒绝他的要求，他不会挂怀。君子有缺点，你指出来，他感激不尽。与君子交朋友，可以袒露心扉，不用有戒心。对小人却万万不可，与之相处，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待小人要宽，防小人要严”。要礼而敬之，敬而远之。

    变通，走出人生困境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孔子

    做人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有不少坏人，我们就放弃仁义道德。君子的内心有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只要他懂得适应变化就不会感到寂寞和痛苦。同时，一个君子在有了自己的原则和主张后，他内在的品质就不会因周遭的环境而改变，达到“外化内不化”的境界。

    宰我有一次问孔子：“老师你一天到晚教我们学习‘仁’，到底这个‘仁’有什么实际作用呢？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井里面有‘仁’，那我们是不是要听了他的话就往下跳呢？”宰我的话看起来是信口胡说，实际是他对老师的学问有怀疑，起码是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因为他看不到“仁”有什么实际用处，所以他才如此问他的老师。在宰我的疑问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他对仁义道德的不屑。

    面对宰我的不屑，孔子的回答是：“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意思是说君子可以走开远避，但不会被陷溺套住。因为君子可能被欺骗，却不可能被愚弄。

    做学问也好，做人也好，最怕的是抠死理，陷在外部的环境中不懂变通，这样就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不灵活的人，那叫迂腐。因此，为人处世应该学会变通。

    东晋明帝时，中书令温峤备受明帝的亲信、大将军王敦的妒忌。王敦于是请明帝任温峤为左司马，归王敦管理，准备等待时机将他除掉。

    温峤为人机智，早已洞悉王敦所为，便假装殷勤恭敬，尽心尽力地办理王敦府事，并时常在王敦面前献计，借此迎合王敦，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

    除此之外，温峤有意识地结交王敦唯一的亲信钱凤，并经常对钱凤说：“钱凤先生才华能力过人，经纶满腹，当世无双。”因为温峤在当时一向被人认为有识才看相的本事，因而钱凤听了这赞扬，心里十分受用，和温峤的交情日渐加深，因此便常常在王敦面前说温峤的好话。透过这一层关系，王敦对温峤戒心渐渐解除，甚至引为心腹。

    不久，丹阳尹辞官出缺，温峤便对王敦进言：“丹阳之地，对京都犹如人之咽喉，必须有才识相当的人去担任才行。如果所用非人，恐怕难以胜任，请你三思而行。”王敦深以为然，就请他谈自己的意见。温峤诚恳答道：“我认为没有人能比钱凤先生更合适了。”王敦又以同样的问题问钱凤，因为温峤推荐了钱凤，碍于面子，钱凤便说：“我看还是派温峤去最适宜。”这正是温峤暗中打的小算盘，果然如愿。王敦便推荐温峤任丹阳尹，并派他就近暗察朝廷的动静，随时报告。

    温峤接到派令后，马上就做了一个小动作。原来他担心自己一旦离开，钱凤会立刻在王敦面前进谗言而让王敦召回自己。于是，他在王敦为他饯别的宴会上假装喝醉了酒，歪歪倒倒地向在座同僚敬酒。敬到钱凤时，钱凤未及起身，温峤便以笏（朝板）击钱凤束发的巾坠，不高兴地说：“你钱凤算什么东西，我好意敬酒你却敢不饮。”王敦以为温峤真的喝醉了，还为此劝两人不要误会。

    温峤赴任时，突然跪地向王敦叩别，眼泪汪汪，出了王敦府门又回去3次，好像十分不舍离去的样子，弄得王敦十分感动。

    温峤刚上任，钱凤晋见王敦说：“温峤为皇上所宠，与朝廷关系密切，何况又是皇上的舅舅庾亮的至交，实在是不能信任。”

    王敦以为钱凤是因宴会上受了温峤的羞辱而恶意中伤，便生气斥责道：“温峤那天是喝醉了，对你是有点过分，但你不能因这点小事就来报复嘛！”钱凤深感羞惭，怏怏退出。

    温峤终于摆脱王敦的控制，他回到了建康，将王敦图谋叛逆的事报告了明帝，又和大臣庾亮共同计划征讨王敦。消息传到武昌王敦将军府，王敦勃然大怒：“我居然被这小子骗了。”然而，毕竟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王敦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了。

    做人固然需要正直，但是如果不知变通，就有可能碰钉子，甚至会遭不测。

    因此为人处世头脑一定要灵活，遇事该方则方，不该方时就要圆熟一些，尤其在遇到将要对己不利的形势时，应将刚直不阿和委曲求全结合起来，随机应变，先保护自己以屈求伸。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有时需要的不是朝着固定方向的执着努力，而是不断去尝试寻求一条尽可能快捷的成功之路；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规则的机械遵循，而是对规则的变通突破。我们不能否认执着对人生的推动作用，但也应看到，在一个经常变化的世界里，灵活机变的行动比循规蹈矩的衰亡好得多。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变通更显得尤为重要。而不懂变通、僵化固执的人，最终将会被时代淘汰。

    潜龙在渊，飞龙在天

    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

    --扬雄

    《周易》的卦象往往蕴涵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其中有“潜龙在渊，飞龙在天”之句。人生的某个时刻，或是一个人年轻之时，或是修道还没有成功的时候，或是倒霉的时候，必须“沉潜”在深水里头，动都不要动。只要修到相当的程度，摇身一变，便能升华高飞了。

    成败宛若两重天，时机未达之时，静若处子，沉心定气，卧薪尝胆；一旦时机成熟，动如脱兔，灵敏应对，抓住机遇，扶摇直上。这句话其实也是沉潜以待的深刻解读。

    一位年轻的画家，在他刚出道时，3年没有卖出去一幅画，这让他很苦恼。于是，他去请教一位知名的老画家，他想知道为什么自己整整3年居然连一幅画都卖不出去。那位老画家微微一笑，问他每画一幅画大概用多长时间。他说一般是一两天吧，最多不过3天。于是那位老画家对他说，年轻人，那你换种方式试试吧，你用3年的时间去画一幅画，我保证你的画一两天就可以卖出去，最多不会超过3天。

    不悉心准备，默默忍受一飞冲天前的沉闷与凝重，怎能把握机遇，飞得更高呢？

    虎寺禅院中的学僧们正在寺前的围墙上模拟一幅龙争虎斗的画像，图中龙在云端盘旋将下，虎踞山头，作势欲扑。虽然修改多次，却总认为其中动态不足，适巧无德禅师从外面回来，学僧就请禅师点评一下。

    无德禅师看后说道：“龙和虎的外形画得不坏，但龙与虎的特性你们知道多少？现在应该要明白的是，龙在攻击之前，头必须向后退缩；虎要上扑时，头必然自下压低。龙颈向后的屈度愈大，虎头愈贴近地面，它们也就能跳得更高。”

    学僧们非常欢喜地说道：“老师真是一语道破，我们不仅将龙头画得太向前，虎头也太高了，怪不得总觉得动态不足。”

    无德禅师借机说教：“为人处世与参禅修道的道理一样，退一步的准备之后，才能冲得更远，谦卑的反省之后才能爬得更高。”

    学僧不解，问道：“老师！退步的人怎能向前？谦卑的人怎能更高？”

    无德禅师严肃地说道：“你们且听我的禅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诸仁者能会意吗？”

    那些学僧听到这里，都有所醒悟。

    每个人有自尊的一面，有时顶天立地，孤傲不群，有如龙抬头，虎相扑；但有时也非常自谦，有如龙退缩，虎低头。这正说明了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高则高、当低则低的道理。

    沉潜的日子相当于长长的助跑线，能够让你飞得更高、更远。成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静下心来日积月累地积蓄力量，才能够“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有所成就，必须培养自己的能力、才智，有了本钱，就拥有了足够的动力，也才能飞上九万里的高空。

    驴夫和驴子的故事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左传》

    在斗鸡中，如果双方实力相当，一只公鸡英勇地选择“前进”，另一只也丝毫不懂避让，最后即使有一方胜利了，也只是一种“驴子式的胜利”。

    在《伊索寓言》里有一个驴夫和驴子的故事。

    驴夫赶着驴子上路，刚走一会儿，就离开了平坦的大道，沿着陡峭的山路走去。当驴子贴近悬崖时，驴夫一把抓住它的尾巴，想要把它拉过来。可驴子拼命挣扎，驴夫抓不住，一下子让驴子滑了下去。驴夫无可奈何地说道：“你胜利了！但那是个悲惨的胜利。”

    如果凡事一定要争个输赢胜负，那么必然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这方面，西方政坛上“费厄泼赖”式的宽容，也就是网开一面与人活路的政治斗争，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可取。这不仅是一种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也有着博弈论的依据。

    子濯孺子曾受郑国之命去攻打卫国，战败逃跑，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风湿病发作了，拉不了弓，看来这次凶多吉少啊。”

    子濯孺子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追击我的是谁呀？”驾车的人回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那就不用担心了。”驾车的不明白：“庾公之斯是卫国的名射手，他追击您，您反说您不用担心啦，这是什么道理？”子濯孺子笑而不答。

    庾公之斯追了上来，他见子濯孺子端坐不动，便问道：“老师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我知道你是有名的射手，但我的技艺想必你也知道，如果我们同时射击的话，你觉得我们谁会生还呢？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不拿弓，让你完成任务好了。”

    庾公之斯本是个正派人士，听了子濯孺子的话，自是不会动手，更何况他的师傅是子濯孺子的徒弟。但是他今天追杀子濯孺子是国家的公事，又不能完全放弃。于是，庾公之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了几下，把箭头敲掉，用没有箭头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4下，然后回去了。

    虽然子濯孺子与庾公之斯所采取的行动都很冒险，但是却包含了很深的谋略智慧。因为这种做做样子的攻击对于庾公之斯来说是很有利的，一方面他保全了自己不杀伤老师的正人君子的名声，另外也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万一将来走投无路落在子濯孺子手里的时候，后者肯定也会手下留情。

    在这种博弈中，只有一方先撤退，才能双方获利。特别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如果具有这种以退求进的智慧，提供给对方回旋的余地，也将给自己带来胜利，那么双方都会成为利益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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