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鲁皖豫鄂
张宗衡的回忆
〔这里记述了张自忠在淮北之役、临沂大捷、展庄战斗、徐州突围、潢川战役、长寿店之战和鄂北二次大捷的战况。〕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张自忠回到原部队，官兵们十分高兴。那时，张部驻在河南道口一带，已扩编为第五十九军，辖两个师。军直属部队为原三十八师的特务团及一个学兵营。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辖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一一三旅（旅长朱春芳），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辖独立二十六旅（后改五三八旅，旅长张宗衡），三十九旅（后改五四〇旅，旅长祁光远）。部队在道口过了元旦以后，移驻修武、新乡一带。
五十九军归五战区后，奉命调豫东商丘待命。一九三八年二月间又调津浦南段，援助何柱国部作战。我旅为先头部队，张自忠亲笔写信给我，指示说：“要忍最后之一分钟，要撑最后之一秒钟，定能得到良心上之安慰。”
我旅由铁路输送到怀远、固镇，何柱国部早已退却。何部撤退时，遗弃汽车两部，马车四部，我们均归还了该军。我旅在铁路以东淮河以北数里龙滩一带村庄构筑阵地，掩护军队集中。三十八师克复了小蚌埠、老曹集等处，恢复了原有的阵地。这是张将军回军后第一次的胜利战绩。
旋，我军调往滕县，阻止日军南下。三月一日，五十九军集结于滕县迤西大坞村、池头集一带。三月三日开始以三十八师之一部对邹县、兖州方面之敌进攻，以主力袭击济宁、兖州之敌。一八〇师除以一旅对微山湖、南阳湖方面警戒外，余控制大坞村附近。三月三日又奉命以情况变动，停止对济宁兖州敌人袭击，在滕县待命。
敌板垣师团在崂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莒县一线，进逼临沂，与津浦线上的矶谷师团相呼应，齐头猛进。
临沂为鲁南军事上必争之地，得失关系全局。守军为庞炳勋四十军的五个团。敌以优势的兵力，企图围歼庞部，向台儿庄前进。
五战区遂调五十九军星夜赴援。我旅为先头部队。出发后，张自忠于三月九日亲笔写了四条指示，派人追送给我。原文是：
一、据各方情报，当面之敌只有板垣师团之一联队，最多不过三千人，炮数门，伪军一千余人，只要沉着应付，不难消灭。
二、务要设种种方法将敌情侦察清楚。
三、到目的地以后须使兵多多休息将精神养足。
四、务须时时都要细心。
三月十一日黄昏，五十九军陆续到达临沂郊外。一八〇师驻城西北附近村庄，军部和三十八师驻西关附近村庄。侦知当面之敌为板垣之长野、片野、粟饭原三个联队约九千余人，有骑兵四五百名，战车二十余辆，装甲车五六十辆，飞机十数架，炮二十余门。汤头有敌兵站，柳树头、沙岭子敌数目不详，大太平、小太平、李家太平、李家大太平、许家太平（这五个小村相距很近简称五太平村）共有敌数百名，亭子头有敌二百余名，陈家大太平约有敌数百名，亭子头至临沂东关外附近村庄都有敌人，数目不详。
十三日上午召开师、旅长及师参谋长会议，汇报敌情。张自忠将军决定于三月十四日拂晓前开始攻击。五十九军以一部侧击葛沟、白塔之敌，主力渡河歼灭东庄屯以南地区之敌。三十八师（欠一一四旅）为左翼队，由朱家楼、船流渡河后，一路与张家庄、解家庄之敌激战，将该村占领；另一路占领石家高地。一八〇师为右翼队，以二十六旅为主攻，将三十九旅刘照华团配属二十六旅作战，攻击五个太平村、亭子头、陈家大太平之敌。三十九旅为师预备队（欠刘照华团）。三十八师一一四旅为军总预备队。攻击开始后，总预备队和军部移往北关附近村庄指挥。
右翼队二十六旅方面，于三月十四日凌晨三时许，由诸葛城、大小蒋庄过沂水，拂晓前开始攻击。我以手榴弹、掷弹筒向敌冲杀，充分发挥了我军巷战短兵相接的长处。经数日激烈艰苦之战斗，亭子头、陈家大太平、五个太平村均为我旅攻克。敌被击溃逃窜，伤亡甚重。我旅调回沂河西岸，驻王祥村、任庄附近，援助三十八师的反攻。
左翼三十八师方面，初战胜利。敌由汤头方面抽调援军向三十八师左侧背进击。该师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转进沂水西岸茶叶山一带村庄抵抗，形成拉锯式的战斗。
张自忠命一八〇师三十九旅及二十六旅六七八团援助三十八师，由茶叶山南面攻击敌左侧。战斗甚为激烈。敌反扑，三十九旅伤亡其重。军炮兵营及军总预备队一一四旅均全部投入战斗。
三月十九日下午，张自忠下总攻击令：一一四旅董升堂部攻击茶叶山西南坡刘家湖等村庄之敌。一八〇师攻击茶叶山南坡白塔、解家庄、李家湖之敌。当我军接近敌阵地时，敌全线出击，以放火为号，全线退却，乘机脱离我军。
五十九军击溃沂水西岸之敌，以三十八师经河湾向葛沟方面追击，一八〇师二十六旅由沙岭子向汤头方面追击。
前卫到达沙岭子以北二三里处，与敌发生战斗。敌凭借工事顽抗，以炮火向我猛射竟日，战斗异常激烈。因敌众我寡，我把战况向张自忠报告后，他亲笔写了三条指示：
一、援军今夜准到，务望再撑五小时即有转机。这个时期就是最后之五分钟，我弟之能苦撑极所深知。按前几天之战事与团体有极大之功勋。这两天之经过如此之拚命，实在不能不为国家团体感佩。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二、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
三、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处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一极小之时间。甚盼，甚盼。
张将军所说的援军，是商震部黄光华师。黄奉命向敌追击，电商请示。商复电指示，要保存实力，以致失去时机，使全局受了很大影响。后黄被解送军法讯办。
板垣师团，号称铁军，为敌军中最顽强的部队。以我装备甚差的“杂牌军”，对如此装备精良骄横之敌军，可想当时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以及我军奋勇浴血苦战之情况。敌官兵伤亡约三千多名，我军官兵计伤九千二百一十名。敌第三大队全部被我军歼灭于刘家湖之役。我军二十六旅六七八团二营营长赵宏远，于三月十九日率部攻击李家湖之敌，浴血抗战，自营长以下全营官兵均壮烈殉国。三月十五日晨，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第六连攻击沙岭子之敌；十六日第十连在刘家湖与敌激烈争夺；三月二十日，一一四旅二二七团之第十二连攻击汤头之敌，前仆后继，作殊死之战斗，全数为国壮烈牺牲。
三月二十日晚，五十九军奉命即刻向费县集结，以备侧击滕县附近敌人。留一一二旅配属四十军作战。我旅由沙岭子撤退到王祥村待命。
五十九军开赴费县后，临沂之敌死灰复燃，张自忠奉命复援临沂作战。日军铃木兵团之四十二联队新由高密开来，庞部情况甚危。张自忠为了确保临沂，于三月二十五日即派一团两营增援庞部，主力在临沂方面作战。以一部掩护左侧背并截击敌人，应援台儿庄战斗。于二十五日夜急令三十八师过河，侧击占领桃园并围攻三官庙之敌。激战一昼夜，伤亡甚重。敌复由船流渡河增援约千余人，攻击我左翼，同时，沂河两岸敌军全力向我猛扑。我军毫无凭借，浴血奋战，损失甚重。后援军为缪澂流军的王肇治旅及汤恩伯的骑兵团。敌连日与我军激战，损失甚重，疲惫已极，已呈动摇模样。张自忠下令全线猛烈出击，我官兵奋勇反击，敌向北退却。王肇治旅及汤部骑兵向艾山义棠集一带追击。获敌战马二匹、辎重车数辆，军需品、文件甚多。
张自忠派我旅在临沂西北二十余里之三岔路口占领阵地，掩护我军，截击敌人。三月下旬，敌约二千余名，由远处绕过我军阵地南下，向台儿庄方面前进。我发现时，敌已远去，失去追击时机。随后奉命移至张山坡村附近，占领阵地，截击敌人。四月间，敌数百人向我攻击，以掩护其主力向台儿庄方向进发。张自忠命我旅跟踪追击。敌恃空军掩护，我追击部队遭敌机轮番俯冲投弹及低空扫射，伤亡二三十名，未能完成截击任务。
四月某日，日军约数百人，有山炮四门，占领临沂稍偏南十余里处的岗砦。企图牵制我军并掩护其在台儿庄作战部队左后方。张自忠命我旅攻击岗砦之敌。我拟用炮火将城墙轰开缺口，乘夜攻入。不意敌以优势炮火，压制我炮兵射击，遂改为夜袭，用云梯爬城。迨部队接近城下，因发现敌在城墙外筑有工事，无法越过敌堑壕，未能成功。此时，五十九军已将敌击溃，解除了庞部之危。张自忠率部南移，留我旅继续监视、攻击岗砦之敌。我复从东南两方面继续攻击。敌乃放弃岗砦，乘夜放火向西北方向退却。我部队追击二十余里始归。
四月二十三日，董升堂旅长给张自忠写一信，亲自来找我签名。张自忠亲笔回复，略谓：“……所见极是。前半月已将我伤亡之众、干部损失殆尽之一切情形，数呈列宪，极峰已允许。因情况关系不允许有此时机，我们也不能不谅看。昨今两日之电报，在最近之将来就要令我军去整理补充。望两弟再振其精神，领导起米，作最后之一撑是盼。”
关于临沂之役，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一段记叙：
张部以急行军出发，……赶到临沂郊外。……当敌军攻城正急之时，五十九军先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乃约定时间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留沂守军见援军已到，士气大振，开城出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皇撤退。
……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
这次胜利是五十九军全军将士奋勇杀敌，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和张自忠不挟私怨，以大局为重分不开的。原来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庞、张都是冯系健将，彼此如兄弟。不意庞氏受蒋暗中收买，倒戈反冯，出其不意袭击张自忠师部，张自忠几遭不测。所以自忠一直认为炳勋不仁不义……自忠此次奉调来徐时，便私下向参谋长陈述此一苦衷，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死一战，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事有巧合，原调张自忠去淮河北岸增援于学忠部，淮北军情已经缓和。独于此时，庞炳勋部四十军在临沂被围请援，而第五战区除五十九军外，又无兵可调，徐祖贻颇感为难。李宗仁对张自忠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难。不过以前的内战皆为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蠲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张自忠毫不迟疑地说：“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乃率部星夜增援，打了一个大胜仗！若非张大义凛然，不挟前嫌，及时赴援，庞氏已成瓮中之物，必致全军覆没。
临沂作战后，张自忠升为第二十七军团司令官兼五十九军军长，主力开至郯城西南约五六十里附近地区，在台儿庄以东汤恩伯部右翼防御。我旅于四月下旬，由临沂南下，奉命进击某地区敌侧背后，策应汤恩伯部作战。张自忠给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的手令谓：“敌攻我汤军正急，我21D向南进极顺利，张旅应积极进击，或用小部，万不要敷衍了事，以遗人以口实，无论如何做法，须求迅速之进展，以援友军之危，是为至要。”我到达目的地，汤部已转移。四月底，又令我旅经大王庄在东北十五里附近村庄占领阵地，阻击由郯城方面南下之敌。并说：由郯城方面退下来的有中央军，着草黄色服装，注意不要发生误会。我旅前兵连行至大王庄东端，遇着黄色服装敌军，误为中央军。前卫与之联络，敌开火射击。我部仓卒应战，大王庄陷落，后续部队在大王庄以西麦地散开与敌对峙。
入夜变更新部署，二十六旅撤退到冯庄西南四五里处之村庄休息。一八〇师三十九旅在大王庄以南某村庄占领阵地，阻止敌人。左翼为汤恩伯部，右翼为十三师万耀煌部。
拂晓，敌开始攻击三十九旅阵地。炮火相当激烈。还未吃早饭，师部就来电话叫我旅准备出发，旋又令我带队跑步增援三十九旅作战。我部到达范庄，三十九旅部分官兵也退到范庄。因三十九旅阵地失守，张自忠甚为气愤，派副官给祁光远旅长送来亲笔信一封，内书：“患难多年，军法无亲”八个字。祁看后，回头就走，表示要与敌人拼一死。我把他拉了回来，劝说：“应把部队收容好，整顿一下，再拼也不迟嘛！”第二天一早，三十九旅到师部附近整训。
我到范庄后，命杜清岭团在陈庄占领阵地，范绍祯团在展庄占领阵地，旅部驻范庄。我旅左翼为三十八师黄维纲部，右翼为十三师万耀煌部。
这次展庄战斗，从五月一日下午开始，苦战五天三夜，敌历次进攻均破我挫败，双方伤亡均重。最后残敌逃窜。
五月一日中午，我部到达指定村庄，工事尚未做好，有的射击孔还未及挖，敌军便开始攻击。敌利用麦稞隐蔽接近展庄，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射击，并抛射烧夷弹到处燃烧。我村外东西两端空地守兵伤亡颇重，被迫退入村内，凭借房屋院落围墙的掩护，予敌以重创。敌遗尸数十具，步枪、机枪和掷弹筒若干，狼狈溃逃。
当晚，我加强了工事，并作好了军事部署。次日早饭后，敌数百名向我猛烈攻击。我军沉着应战，迨敌接近我阵地三四十米处，以手榴弹、步机枪等火力猛烈杀伤敌人。敌一天之中数次攻击均被挫败，入夜乃派便衣到我后方鸣枪窜扰，天明即退。第三日，敌进攻更为猛烈。攻击数次，均为我击退，双方伤亡很大。下午四时左右，张自忠总司令乘马亲来视察战况。他说：“我在半路上听你们伤兵说了情况，看到村庄起火，还以为是完了。”我说：“这次弹药充足，近战全凭手榴弹。敌人就怕咱们的手榴弹，官兵有信心打退敌人。”这时候展庄范绍祯团长来电话报告：“敌用炮火轰后，继以步兵蜂拥而上，官兵伤亡甚众，请求增援。”我讲完话，随后张自忠又给范团长鼓了劲。我命陈庄杜清岭团派一营向攻击展庄之敌侧背猛攻，并派旅部特务连（有轻机枪十八挺）绕到敌左侧背后夹击。这次敌人攻到展庄后，遭到三面夹击，又被打退了。张自忠很高兴。看到我们缴获的武器有骑兵在马上使用的掷弹筒，叫他的随员带去了两门。
晚上九点多钟，军部特务团长安克敏来电话说：“军长看到你们打得好，很高兴，说你们有办法。”我说：“军长过奖了。他喜欢，我们就更有劲啦！我一定把军长鼓励我们的话转达给前方官兵，下最大决心，打退敌人的进攻。”
经三天激烈战斗，伤亡很大，同时因部队互相增援需恢复建制或重新编组，一团人伤亡得只剩两营人，我们又重新作了整顿部署，加强了第一线，这天夜里，敌人没有退走，就在展庄北端挖沟与我对峙。入夜，仍向我后方窜扰，竟窜扰到师部和军部的后方。
第四天，敌人将步兵炮二门推进到展庄东北角距围墙约一百米处，向我轰击。围墙被打倒，村内碉楼的上层也被轰毁。在炮火掩护下，一部分敌人冲入村内，被我守军分别围歼了。敌人冲入三次，均被歼灭或击退。
第五天天刚亮，百余名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又冲入村内。被我歼灭大半，余溃逃。从此，敌军再没有敢进攻。入夜也未来窜扰。第六天，天还未明，敌乘浓雾退去。我军打扫战场，计缴获三八式步枪三百多支，轻机枪十余挺，烧夷弹炮四门，战刀十余把，呢子大衣百余件。敌遗尸二三百具。缴获的战利品拍了照，底片尚未冲洗，就被冯玉祥副委员长派人要去了。缴获的武器武装了师部输送营。
五月十四日，五战区在运河车站召开军长以上会议。鉴于敌自各方分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企图歼灭我有生力量。我方军队虽也有数十万之众，但装备低劣，与装备精良之敌在平原作战，诸不相宜。敌之包围部队已到永城，乃决定于十七日分三路由徐州突围。张自忠部属于第三路，突围后向许昌、南阳方向前进。
张部经运河车站，向徐州西南前进。五月十六日左右，一八〇师及军司令部到达卧牛山及其以南附近村庄宿营。
三十八师由黄维纲师长及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带领干部，经黄口突围，到后方补充和训练新兵。
我旅奉命归李仙洲指挥，开赴肖县城南的黄山、老鸦山攻击日军，给守肖县的三十二军解围。部队于夜间到达张二庄，距肖县城八里，与兵力不详之敌遭遇。至次日晨尚未能驱逐敌人。敌又增援三四百名，战车两辆，战斗甚为猛烈，张二庄为敌我各占一半。下午，敌发射毒气弹。我部官兵用手巾沾湿掩住口鼻，继续作战。张自忠接报告后，复函说：“弟部屡挫强敌，极慰。今晚我军移转，本军奉命到鹿邑一带整理，午后即出发（另有令）望预备一切。”十九日晚奉命撤退。中央炮兵第二团由我旅掩护。
张将军平时军纪严明，撤退时更不容许部队骚扰百姓。一天下小雨，张将军乘马由后边越过部队。看到我旅有一士兵戴的草帽是拿老百姓的，便面带怒容，向我说：“部队败坏军纪，扰害百姓，你戴的是木头眼镜吗？没见你的士兵拿老百姓的草帽吗？”
二十六日上午，部队在永城县南与敌遭遇。张自忠命所部原地停止前进，今直属部队卫队营、学兵营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退却。下午四时左右，迨友军大部通过敌封锁线，张部才开始撤退。经鹿邑、淮阳以北，于五月底六月初到达许昌西南附近村庄集结整训。
张自忠集合全军营长以上军官讲话说：“临沂及台儿庄作战，成绩最好的部队是独立二十六旅，团长以范绍祯为最好。”对作战好的分别予以表扬，鼓励并呈报发给奖章和华胄纪念章。听说这次张自忠部掩护大军徐州突围，受到了嘉奖。对作战不力的，如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在临沂就撤职了，由新兵团团长李九思升充；三十九旅旅长祁光远也被撤职，由特务团长安克敏升任。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调为军事训练团副团长，遗缺由朱春芳调充。这一仗下来，五个旅长就撤两个，一一二旅二二五团团长黄贵长也被撤职。
一九三八年秋，敌分两路由大别山的北麓平原西进，一路自正阳关向河南的固始、潢川、罗山、信阳攻击，企图于截断平汉路后，再南下攻击武胜关及平静关；另一路则由合肥攻入六安，然后直捣商城，再向南威胁麻城，与鄂东之敌相呼应，对武汉构成大包围的态势。
张自忠部守备潢川。八月三十日左右，奉命援助霍丘，固始孙连仲部作战。先头部队已通过春河集，发现潢川东北油上岗以北有敌大部队向西运动，始知油上岗之敌系掩护部队。张自忠据报后即回师潢川，命三十八师守北郊，三十九旅守潢川城，我旅守东郊七里岗国防工事之线。张的司令部驻潢川西某处指挥。
敌迂回至潢川以北、以西。九月三日，敌攻击三十八师遇到坚强的抵抗。七里岗因有坚强之工事，我旅正面无战斗。虽油上岗之敌在我左侧攻击，形成拉锯式的争夺战，并不十分激烈。某日下午，敌骑兵袭击了张自忠的司令部，已形成对三十八师的包围态势。当日夜晚，三十八师和张自忠司令部转移至光山县方面，留三十九旅继续守潢川。我旅奉命转移至潢川城西南角附近村庄占领阵地，阻止敌人，援助三十九旅作战。次日黎明前，我旅将到指定之线，发现早已被敌占领。正在仓卒应战时，奉命放弃潢川，退至光山、泼陂河以南附近山地防御。三十八师、一八〇师驻新县和许湾一带。张自忠命我旅收复光山县。我前旅先头部队与敌已接战，主力部队尚未到达，敌即退出光山。遂又调往礼山县警戒。
敌人广播说：“潢川战役遭到坚强的抵抗。”
张自忠部转入大别山内，没有作战。二十七军团番号改为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及曹福林的五十五军拨归三十三集团军建制。张自忠任总司令兼五十九军军长，冯为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
敌占领潢川后，向信阳方面进犯。在罗山、竹竿铺一带与胡宗南部作战。胡部失败，先退到信阳，后退到南阳、西安。敌人占领武胜关、安陆、巡检司、京山以南地区，包围武汉。武汉弃守。十月间，三十三集团军由大别山内西进突围。张自忠、冯治安由安陆突围。部队由巡检司（有敌人）以南、以北突围。到达钟祥、洋梓、丰乐河、转斗湾、京门等汉水两岸防御。
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三四月份以前，敌人曾在汉水东岸三阳店、洋梓、钟祥等地区发动过几次局部战斗，均被我军击溃。五月中旬的随枣之战，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敌人经过缜密计划与充分补给后，以精锐的第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约十余万之众，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企图扫荡我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内部队，占领随县、枣阳，以巩固其武汉之外围。
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五十九军一八〇师及七十七军三十七师在长寿店以南东西山地之线。一八〇师左翼为川军，右翼为三十七师。三十七师右侧为汉水，和汉水之间有四五里地宽的平原地带，未配备部队。
我病初愈，于五月十三日到前方。十五日中午，敌炮向阵地射击，战斗激烈，阵地被敌突破。部队奉命于夜间向后方转移：三十七师在流水沟以东高地之线占领阵地；一八〇师接三十七师左翼山地之线，占领阵地，阻止敌人。左翼与茅茨畈方面川军联系，部队尚未撤退，下午四时许，敌人大部兵力由三十七师右翼至汉水间的平原地带向我军后方迂回。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师部驻丰乐河）与三十七师师长吉星文闻知后，都逃到了汉水西岸。
这时，因战事吃紧，张自忠亲到前方指挥。行至汉水西岸转斗湾，适遇吉星文。张厉声问：“你来做什么？”吉答：“我来向总司令报告。”张训斥说：“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呢？你是狗熊。”命吉即刻过河继续抵抗。刘振三听说总司令来了，吓得躲到防空洞里，嘱卫士说：“总司令来了要问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张自忠当即命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李九思部由汉水西岸渡河，在流水沟截击敌人，毙敌甚众，俘获战马八十余匹。又命五十五军驻快活铺之第二十九师许文耀师长率部迂回敌后攻击，斩获甚众。敌后路被截断，其势动摇。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包围我大军之目的。因之，人呼张将军为“活关公”。
五月十六日晨六时许，一八〇师师部及二十六旅、三十九旅各一团，被敌截断，失去联络。两个旅部及另两个团，陆续到达新阵地。吉星文师不知去向，该师阵地未有一兵一卒。这样一来，三十三集团军在汉水东岸的两个师，被敌冲乱，敌追击部队跟踪而至。副师长李树人命我旅和三十九旅向左翼茅茨畈方面川军靠拢，商同合力御敌。川军支吾应付，一到天黑径自退去。我们也向西北退了三十多里宿营。次日下午，敌人追到，双方对峙。副师长李树人下令分两路突围，渡过汉水西岸归队。十七日天黑后脱离敌人，向北转进。第二天天明，闻黄龙垱方面有枪声。仅副师长李树人、三十九旅旅长安克敏和团长张程远等人乘马突围而来，始知三十九旅之一团退至黄龙垱宿营，黎明遭敌步骑联合之围攻，伤亡颇重。我在副师长李树人的指挥下，率陈芳芝团突围后，回到汉水西岸。一八〇师移驻南漳县武安堰。二十六旅和三十九旅失去联系之两团，均由敌后渡河归队。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由荆门移驻宜城赤土坡。
此时，收编的邓县邓焕章支队（即一个团），由一八〇师副师长李树人带领到桐柏山区打游击。据李树人讲：张自忠屡次告诫说，那里有共产党的游击队，要共同合作抗日，不要搞摩擦等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总司令，奉命参加冬季攻势（亦称反攻武汉）。第五战区的反攻由张自忠负责指挥，军委派了一位姓魏的高参到第一线部队监军，每天向军委会报告当日战况。我攻击部队由第五十九军，第七十四师，第一三二师，广西部队莫军长一军（辖七十三师、一七四师）组成。总计参战人数约九万余人。日军参战部队为第十三师团，一个独立旅团，三十九师团一部，配合京山、钟祥、随县之线的汉奸队，总计人数为八万余人。我参战部队经过短期的战备训练和周密的计划，拟定大军攻击部署如下：
以五十九军之三十八师为主攻部队，攻击目标为敌十三师团部驻地黄家集，然后，继续向董桥进军，切断钟祥、洋梓两地日军归路，压迫日军到董桥附近地区而歼之。尔后向京山、汉口方向推进，攻略汉口之地。
第三十八师位置龚畈，以一一二团攻击罗家陡坡，攻占后立即攻击黄家集；以一一三团为佯攻部队向万水寨日军攻击，牵制应援罗家陡坡之日军；以七十四师掩护三十八师右翼之安全；以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对洋梓日军警戒监视。
攻击开始后，一一二团攻占了罗家陡坡，日军死守黄家集，钟祥、洋梓两地日军援助黄家集。我三十八师命一一四团阻截攻击洋梓日军应援，在王家台子与日军独立旅团遭遇，激战三昼夜，把日军独立旅团全部歼灭。清扫战场时，日军遗尸三千二百余具。
同时命一三二师三九五团团长任廷材部附属三九四团之一营归三十八师黄师长指挥，利用夜间绕道钻隙，袭击敌人设在钟祥县城东北角的总指挥部。任团由本地群众作向导，行二十多里，于夜二十三点左右到达目的地。遂命三九四团之一营，占领京钟公路线上的盘石岭附近，破坏桥梁和公路，阻止敌军应援。该团以分进合击的方式，向敌总指挥部所在地进攻，经过五六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全部崩溃。我以火力追击，敌遗尸遍野，向钟祥县城方向逃去。我军伤亡官兵二百八十多名，缴获战利品很多，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才运完，取得了冬季攻势决定性胜利。军委贺电说：“……为震惊中外的鄂北二次大捷。”张自忠将军晋升为右翼兵团司令官。嗣因其他战区作战失利，冬季攻势因之停止。为说明这次战役的情况，兹将张自忠将军给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的亲笔信摘录如下：
此次我军出击，克奏肤功，端赖各官兵的奋不顾身，勇往迈进。此种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精神，至堪佩慰。牺牲虽大，所换来之代价也极伟大。我将士能为国家民族如此誓忠效命，尤复具无上光荣，惟眷念部伍伤亡，战场劳苦，则更无时不具深切之惨痛与焦念。除先发给该师奖金五千元，由我弟分给各部，并一面电呈委员长请予奖励外，务望我弟即代向各官兵恳切慰问，并致深切惦念之意，是为至祷。专此布达，顺问大安并祝胜利。
李致远的回忆
〔李致远，张自忠部将，曾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独立二十六旅旅长。一九四〇年，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军，随张自忠转战于抗日前线。这里，记述的是他所了解的几次战役的战况。〕
淝水之战
一九三七年冬，第五十九军驻河南焦作整训。至一九三八年春，日军由南京方向北上突破我淮河防线。战略要地徐州告急，战区长官部急令张自忠率五十九军驰援淮海前线。到徐州以南小蚌埠津浦路两侧，作好战斗准备。同时侦察得知日军正在小蚌埠及淮河两岸布防构筑半永久性防御工事，尚立足未稳。张军长急召集三十八师官兵训话。他说：“现在我们军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对日作战要奋勇向前，不准后退。勇敢杀敌的光荣；怯懦偷生的可耻。我带领大家一起拼死报国。我们决定今晚十二点兵分南北两路，向日寇驻小蚌埠的指挥部进行夹击……”张自忠身先士卒，亲临火线指挥作战，官兵士气高昂，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尸横遍野。日军联队长当场被击毙。敌人残部向小蚌埠以东溃逃时，被我埋伏好的一个团的兵力截击，全歼敌寇一个旅团，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冯玉祥将军说：徐州以南一战，克复小蚌埠，声威大振，不但援救了友军，而且也振作了一般部队的士气。
临沂大捷
小蚌埠战役，日军惨败之后，又派其精锐部队板垣、矶谷师团各一个旅团，约万余人，从徐州东北向南进犯，妄图切断陇海东段交通以达到包围徐州之目的。同时在鲁西南菏泽的日军也调动频繁，亦有进犯陇海西段之势。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令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往临沂去截击南犯之敌。张自忠率部急赴前线。在临沂城与守军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见面后，得知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已占领城北的茶叶山，其部队已逼进沂河东岸各村。于是张自忠即率部于三月十三日夜晚渡过沂河，拂晓前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日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向汤头镇一带溃退，我军乘胜追击。天亮后，日军上有飞机，下有机械化部队冲锋。张自忠将军命令三十八师二二八团向敌驻汤头的板垣师团一个旅团部猛攻。我军与敌人进行了三次拉锯式的白刃肉搏战，终将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击溃，其残部向莒县方向逃窜。我军乘胜追击四十余里，直杀得敌寇尸横遍野。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展庄战场上我军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六次进攻。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张自忠将军就亲自乘马前往离展庄很近的范庄查看战况。到范庄二十六旅旅部后，他对旅长张宗衡说：“我在半路上听你们伤兵说，前方伤亡很大，战况激烈。我又看到展庄好像起了火一样，我认为这个村子不行了。”旅长说：“阵地还在。”张自忠便亲临火线训勉士兵奋勇杀敌。就这样，哪里紧急，哪里危险，他就到哪里。
他对作战有功的大加犒赏；而对作战失利的则严加训斥。由于张自忠能严于治军，亲临前线督战，官兵们英勇杀敌，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把日军所谓最精锐的矶谷、板垣师团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此次战役，战果辉煌。
徐州突围
当台儿庄大捷之后，几十万国民党部队忽然来了个大撤退。这时一些所谓高级将领，有的乘飞机，有的坐火车逃跑了。军队没有头，部队的混乱情况可想而知。在这种形势下，张自忠受命掩护友军突围。他亲赴第一线，边打边退，主动承担起收容沿途各部队伤兵的任务。他命令全军大小军官一律不准骑马（当时营以上军官有马），用马车运送伤员。他以身作则，不骑马，不坐车，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突围时，他还命令全军官兵沿途不准骚扰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天，走到徐州西南一个山坡上，他见一个骑驴的后边跟着一个老百姓。他问这个骑驴的，为什么不听命令？随即军法从事，将此人枪毙在路旁。
由于他爱护百姓，受到了沿途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当时战区长官李宗仁曾说：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战之功，实不可没。
转战豫鄂
徐州会战后，张自忠率部转战豫鄂边区，在信阳整训后，奉命赴固始、潢川迎击日寇，以保卫武汉左侧之安全。在潢川与日军激战十二天，完成了阻击任务。
潢川守城部队是五十九军安克敏旅。张自忠将军给他的命令是“死守潢川”。并说：“潢川城就是你的棺材。”安旅长接受命令后，对官兵讲：“潢川城就是我们的棺材。”命令把四门堵死，桥梁拆除。周围的护城河水深不能过人，敌人冲进城时，旅长在城墙上挖洞而出。当时军部高射炮连冯宝等排长带两门高射机关炮配属安旅。当此情况，冯排长赶上旅长请示“炮怎么办？”旅长答：“命还顾不了呢，还炮呢？”冯排长听了旅长的答话，就把炮、骡马丢掉，把人都带出来。半途中，旅长又问冯排长：“你那炮呢？”冯答：“不是旅长叫扔掉吗？”他反问：“谁说的！丢炮要杀头的！”
接着张自忠将军又奉命进军大别山，直到武汉失守，才奉命转移。在通过平汉路花园车站时，与日军激战数小时，强行通过，并把三十八师部署在京山县以东地区据守，指命收容友军之零散部队和落伍之伤员。由于张自忠屡建战功，一九三八年十月被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守备鄂北地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附有炮兵的联队向我京山守军进袭，我军主力埋伏在鸭子山一带，再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到孙桥。我军一一四团发动攻击，敌后尾又遭我鸭子山伏兵之追击，形成前后夹击，使敌人首尾难顾。日军伤亡惨重，仓皇溃逃，我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十二月上旬，日军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军进犯。一路沿随县、洋梓，向襄河进犯；一路由京山向我三十八师进犯，而我军从侧面向敌人发动猛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我左翼友军失利，随县、洋梓相继失守。右翼敌人则向我钟祥一三二团包抄。情况紧急，这时三十八师黄维纲师长向总司令请示，右翼友军失利，撤退后，我军孤立，可否暂时转移，以防不测。总司令则说：“紧要关头，要继续战斗，不准后撤！要知道战斗越接近胜利，困难亦越多，我们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保住一切！要信心百倍，去争取最后胜利。最后胜利归于最后努力者。”官兵听了，倍受鼓舞，个个勇敢杀敌，使友军安全脱离险境。
一九三九年初，日军四个联队分三路向我五战区进犯。一路沿襄河左岸犯我唐河、枣阳；一路由信阳犯我桐柏；一路由钟祥沿襄河东岸向樊城进犯。五战区长官部命孙连仲兵团守南阳，命张自忠坚守襄河，阻击日军，以确保战区与后方交通畅通无阻。张自忠命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杨干三团急渡襄河，在流水沟阻击三路进犯之敌。敌军败退，我军追三十余里。敌人在溃逃途中又遭我一一二团截击，伤亡惨重。一一二团奉命从左路追击，至耗子岗时天已拂晓，发现山下日军正整顿队伍，张文海团长、高家风营长居高临下，急令部队闪击该敌，当场击毙日少将联队长一人，全歼一个联队，缴获战马三百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张自忠奉命指挥反攻武汉战役，参战部队有五十九军一三二师、七十四师以及广西部队的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共计九万余人。日寇为第十三师团、一独立师团、第三十九师团的一部分，以及京山、钟祥、随县的汉奸队总数约八万余人。
张总司令命三十八师进驻龚家畈一带，详细侦察黄家集之敌情；命七十四师在王家台子监视通往洋梓间公路上的日军动态；一七三师、一七四师驻高坡一带，监视洋梓方面日军动态；总部及直属部队进驻张家集；一三二师驻张家集以东地区，负责总部之安全；一八〇师负责总部右翼安全。
总部经过充分准备，作出周密的作战计划，定于十二月上旬发起总攻。以三十八师为总攻击部队，预计攻占罗家陡坡、万水寨之间，立即向黄家集日军师团部进攻。然后在董家桥一带歼灭日第十三师团，再向京山、汉口进发。经过激烈战斗，全歼了罗家陡坡之日军。
十二月下旬，日军又调来一独立旅团向我七十四师攻击，我三十八师师长急令一一三团、一一四团星夜前往协同作战，收复七十四师之失地。又以一一四团进攻王家台子之敌。预备队营长栾升堂率领部队攻占王家台子西面高山阵地，向密集在平顶山之敌突然袭击，当场击毙敌独立团长，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次日十时许，敌十三师团一部向我阵地反扑，经三昼夜激战，把敌人全部击溃。敌人遗尸三千余具。这是在张自忠将军指挥下，取得的又一次大胜利！
陈芳芝的回忆
〔陈芳芝，张自忠部将，五十九军五三八团团长。这里忆述的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至四月底他率团随张将军在襄河岸截击日军的战斗生活。〕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武汉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奉命掩护大军向鄂西地区转移。胜利完成任务后，到达钟祥、荆门、宜城地区，占领汉水（襄河）沿岸，阻止日军西犯，同时进行整顿补充。总司令部驻荆门北快活铺夏家湾。
武汉失守后，形势更加恶化。荆沙地区是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的门户。最高统帅部决定固守汉水，确保荆沙地区。第五战区为了作战指挥便利，划分为三个兵团。司令长官李宗仁命孙连仲为左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三十军池峰城部和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和地方部队。李品仙为中线兵团总司令，司令部后移驻镇平地区观音寺，指挥地方团队（邓县、新野、随枣），并指挥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和广西部队，占领随枣襄樊地区，阻止日军西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徐州和武汉外围潢川战役中，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因此，蒋介石、李宗仁决定任张自忠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担任保卫鄂西、鄂北地区的任务。
奉命以后，张自忠以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占领大洪山地区，阻止京山和山羊店的日军北犯，总司令部驻襄河东岸张家集附近；以郭忏指挥的江防部队占领旧口洋河以南沙市等地区，阻止敌人西进，江防司令部驻宜昌地区；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总司令部驻荆门北快活铺夏家湾；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担任旧口以北地区河防，并派一部在钟祥以南地区活动，阻止敌人西犯；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担任荆门以东钟祥以西河防，北至贺家集，军部驻荆门；第五十九军为总预备队，防守快活铺东北孔家湾、转斗湾地区，并派一部担任襄河东岸长寿店、丰乐河地区的警戒，阻止敌人西犯；同时以第七十五军周岩部集结在当阳地区，为右翼兵团总预备队。
年底，日军占领信阳、随县、孝感、京山地区之后，于一九三九年初以第十三师团向我豫中进犯，第三十九师团向我随县地区进攻，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二旅团集中兵力向我第一三二师和第一八〇师阵地猛攻，占领了钟祥县。一月中旬，又占领了钟祥北洋梓镇，企图渡过襄河（汉水）占领荆沙襄樊地区，消灭我主力。
三月中旬，张自忠从战区老河口开会回到总部后，召集五十九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指示对日军作战计划。张自忠命各部急速准备与敌人作战。他说：“现在国家到了危亡时期，我们应下定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与日寇一拼。打日本鬼子，死了是最光荣的。只要敌人敢来碰一下，我们就倾全力将敌人消灭在襄河地区。”他问我们战胜敌人的条件是什么，我说是官兵士气旺盛。张自忠说：“对！只要我们官兵的士气旺盛，一人拼命，十人难当，尤其是官长，要能身先士卒。”他指示各部队多派便衣，将敌情弄清楚。敌人如来进犯，第一线部队诱敌深入，第二线要不顾一切牺牲，集中全力将敌人消灭。在敌人没有向我们进攻之前，多作消灭敌人的准备，多作步炮协同作战训练，以减少我们的伤亡。他命参谋处订出计划，派人到各部队考试，指示各部队官长加强官兵对抗战认识的教育。
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第五十九军一八〇师刘振三部奉命在襄河东岸钟祥县长寿店以南对洋梓镇的日军警备，阻止敌人北犯。左翼与大洪山的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联系，右翼与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联系。刘振三命我带第五三八团为第一线警备部队，阻止日军北进。第一八〇师第五三九团、五四〇团驻长寿店西北，为师预备队，师部驻吴家冲。
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日军以三个多师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军进攻：一路从信阳地区向确山我左翼兵团六十八军刘汝明部进攻；另一路从应山、花园地区向随县地区进攻。日军主力第十三师团临时配合两个联队和骑兵第二旅团于四月二十二日早五点在敌机、坦克掩护下，集中炮火向我第一八〇师五三八团阵地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日军突破我第一营阵地，向长寿店进攻，被我团和第五四〇团两面夹攻，将其阻止在长寿店以南周家冲、李家坂地区。十四日上午五时，敌人又集中全力向我军阵地猛攻，战斗约历一小时。敌人由十余辆坦克掩护步兵向我第五三八团、五四〇团之间猛突。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敌人将我阵地突破。当时，师长刘振三给我打电话，命我向丰乐河、转斗湾地区撤退。总司令张自忠命我师诱敌深入，将敌人诱到田家集流水沟地区，然后用全力将敌人歼灭在襄河东岸。听说总司令准备亲带第三十八师和三十七师、骑兵师等部，从宜城流水沟地区渡河截击敌人，将北犯的日军消灭在田家集、黄龙垱地区。他命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从荆门西北地区贺家集渡河，侧击日军的左后方；命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从大洪山向敌人右侧背进攻，并派一部兵力向京钟公路进攻，阻止日军增援部队；命第一八〇师在丰乐河以东地区集结，阻止日军，并准备将北进的敌人的后路截断，协同我第三十八师、骑兵师等夹击敌人，将日军歼灭在田家集以北地区。当天晚九点钟左右，接到总司令部通报，第五战区命第五集团军孙震部从樊城渡河，已达到黄龙垱以北，命广西部队一个军从襄阳渡河，协同二十二集团军向敌人猛攻，战区准备将日军歼灭在黄龙垱、罐子口地区。
二十五日晚，第三十八师从流水沟渡河后，占领阵地，阻止日军渡河。当晚，北进的敌人占领田家集之后，主力继续北犯。其一部兵力向我第三十八师黄维纲部猛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敌人伤亡很重，向后撤退。总司令张自忠命第三十八师向敌人猛追，追到田家集西北地区，与敌人展开激战。张自忠命第一八〇师刘振三部以全力从丰乐河东南向田家集以南的敌人猛攻，协同第三十八师夹击敌人。刘振三受命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总司令已从宜城渡河，亲自指挥向敌人进攻，正在田家集西北地区与敌人激战中。命第五三九团一部向长寿店进攻，命第五三八团和五四〇团向田家集以南之敌人进攻。”我五三八团到达郭家冲，发现日军约有二千余人向北行进。当时，我即命第一、二两营向敌人侧背猛攻，同时向师部报告日军情况和我团对敌人进攻的处置。我们在田家集西南郭家冲东北地区与敌人激战约三小时之久，将日军一部击溃。同时，师长刘振三命我团和五四〇团分两路向田家集方向进攻，在田家集西南约十里地处与敌人展开激战。当天下午，敌人飞机五架，向我军阵地轰炸扫射。不久，日军约有一千多人向我正面猛攻。我团和五四〇团从两面夹击，反复突杀，将敌人阻止在我阵地前。敌、我双方伤亡都很重。
二十六日上午六时，日军从田家集增援约二三千人，附大炮十余门，在飞机掩护下，向我第三十八师阵地猛攻。经过一日夜的激战，我第三十八师击退了敌人三四次反扑，战斗很激烈。黄师长给张自忠打电话报告战况，说第一一三团已顶不住了，请总司令派援队来。张自忠回答说：“北进之敌被我第二十二集团军击退；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大洪山将敌人的后路截断；第一八〇师在田家集西南向敌人猛攻。日军伤亡很大。第五三九团已攻占长寿店以北地区。我命刘师长不顾一切牺牲，攻下长寿店、田家集。请你告诉各指挥官，只准前进，不许后退，敌人即将被我全部击溃。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加困难，要争最后五分钟。你要集中力量向敌人猛攻。派一个骑兵营的兵力向日军右侧背迂回。”战斗经历了一昼夜。在激战中，第三十八师营长金振声受了伤，但是，他见战况激烈，仍坚持不下火线。他命副营长到各连督战。又经过一番苦战，终将敌人击退。黄师长得知此情，向总司令张自忠报告。张自忠当即命黄师长晋升金振声为团长。并晓谕各部队，激励官兵奋勇杀敌。全军在张自忠的亲自指挥下，士气大振，又经过半天的战斗，将日军全线击溃。敌人总崩溃之后，张自忠又命第五十九军向敌人追击。当天下午，第三十八师追击到罐子口南田家集东北地区，在亭子山附近，将日军击溃。毙伤敌人五百左右，俘获战马八十余匹。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通报了第三十八师的胜利，并将总司令命各军向敌人猛追的情况告诉了各部队，旋命第一八〇师进攻长寿店。第一八〇师得到命令后，不到三个小时，即将长寿店东北十五里的黄泥坑攻破，当天中午就占领了长寿店。敌人向钟祥县和洋梓镇溃逃。我军在二十八日中午到达洋梓镇北上洋梓地区，收复了原阵地。在战斗中，第一八〇师俘获战马十余匹、橡皮船五十多只，将日军松井部队击溃。
收复原阵地之后，因我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很大，张自忠命第一线留一部阻止敌人，其主力撤到襄河西岸荆门、宜城、孔家湾地区整补。
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受到最高统帅部和战区的嘉奖，给予奖金十万元。张自忠将奖金全部分配给各部队在这次战役中的有功人员。有功人员各升一级。此后，士气更加旺盛。
栾升堂的回忆
〔栾升堂追随张自忠将军十余年，当时任五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四团营长。他忆述的是张自忠不避风险，想方设法保护爱国军官张克侠、何基沣的往事。〕
一
第五十九军参谋长兼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系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生，一九二五年参加西北军冯玉祥将军部队工作，他沉默寡言，善于深思，具有远见卓识，他先后追随张自忠将军达十余年之久，是张自忠将军的得力助手，一九三八年，第五十九军由徐州转进到河南省平汉线驻马店附近整补。这时沦陷区大批学生流亡到武汉等大城市，国民党政府对这些流亡学生不管不问，张总司令鉴于以上情况，决定成立一个“干部训练团”，招收这批流亡学生来团受训，充实部队基层力量。干训团以张总司令为团长，以张参谋长为教育长，以董升堂旅长为副团长，学习时间为一年。于是派员到各大城市招募流亡学生。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招募二千余名，编为七个中队（内有一女生队），聘请了军事教官、政治教官五十多员，其中张参谋长推荐了二十几位政治教官。采用的政治教材，以新三民主义为主，以时事教育为辅，大力宣传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因此，这批学生政治热情很高，出现了争取提前到第一线杀日本鬼子的热潮。但是，有个旅长却认为这些政治教官宣传的是共产主义，于团体不利。此人在半年之内，一个一个地撤掉了这些政治教官。他在每次呈文中，都以“公开宣传赤化、目无法纪”的罪名，请求严加惩处。张总司令接到报告后，总以一笑置之。批示：“除名离团，不追究责任，完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地区歼灭日军一辎重联队，击毙日军少将联队长，缴获大批战马、军用物资等，取得了鄂北大捷。蒋介石派慰问团到前方慰问。张克侠参谋长在招待慰问团时，对慰问团长叙述了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着重讲了中央对这个部队使用的多，整训少；伤亡大，补充的少。部队日渐削弱。以三十八师为例，原来是甲种师，后改为乙种师，又改为丙种师，这一师就编掉三个团，减少了二分之一的力量。张参谋长的这些话，本来都是从部队着想，从抗日着想的，有人却把这些话说成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这些话传到了总部二处军统特务那里，特务便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得知后，认为情况严重，决定除掉张克侠参谋长。蒋介石电召张总到重庆议事，张总赶到重庆见到蒋介石，蒋说：张参谋长负有重要责任，对军队的训练、作战、保密各方面大有关系，应以忠诚之心报效国家才对，相反的还参加异党，心怀叵测，应予从重处分。并问张总如何处理，张总解释说，张克侠正直忠诚，认真负责，深谋远虑，卓有见解，是不可多得的谋略人才；在军事方面有独到之处，对五十九军作战谋划上有大的贡献。因他太重理智，不重情感，言行方面不同流合污，有人对他不满意，就造出一些流言蜚语说他的坏话。张总建议说，可不可以调动一下职务，以观后效呢！蒋介石答应了张总的请求。张总司令回部队后，对人事作了调整：保送那个旅长到陆大特训班受训，调张克侠到“干训团”负责教育，调李文田为五十九军参谋长。平息了这场风波。
二
一九三八年张自忠将军所部第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驻防洋坪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极为不满。在蒋介石派员到部队视察时，何师长向视察人员说了一些情况。例如“前线打的枪响，后方推的磨响，官兵吃饭垫的牙响。”以及大后方流传着的三种说法：一是前方抱紧枪，后方抱紧人；二是前方打枪，后方打牌；三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蒋介石知道后，十分恼火，密令张总司令，“撤掉何基沣一七九师师长职务，送重庆法办。”张总司令接到命令后，秘而不宣，趁去重庆开会机会，面见蒋介石陈述说：“何师长跟随我多年，是个真诚爱国者，对国家忠心耿耿，绝不会有负国家，自忠保证何师长不会有意外行动，委员长可调何到中训团来，再进行一次考查。”蒋介石答应了张总司令的请求。张总司令回部后，命令何师长带职到中训团受训。就这样使何师长避免了一次大难。
王长海的回忆
〔王长海，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师长。他忆述的是一九四〇年张自忠于临战前夕在襄河岸边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
在民国二十九年的四月，将军判断敌寇要发动所谓“五月攻势”，亲自到各部队防地视察。我迎接将军到襄河东岸一个小乡村里。将军告诉我当时国际的情形，并作了详细的分析。又告诉我关于敌寇必然要溃败的许多理由和事实。最后将军训勉我，他说我们军人要作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算完成军人的责任。并且又说，岳武穆的《满江红》词，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这就是代表岳武穆、文天祥的精神，也可以说就是他们的精神不死。说到这里，将军脸上呈现出严肃的态度。又说，在目前抗战已经接近最后胜利的阶段中，中国的战士是要每个人都能继承这种精神，尤其我是这样的要求自己。作了四个多钟头的谈话，将军又匆匆地别去。
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这一次的谈话，更可以知道将军在幼年时代就已经继承了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
节选自《张上将自忠纪念集》（一九四八年九月出版）
李诚一的回忆
〔李诚一，曾任第八兵团少将副参谋长。台儿庄会战时，任军委会派往九十二军李仙洲部联络参谋。他记述的是李仙洲部在敌军追击下，找到张自忠将军，请求指示部队行动；张自忠果断给予指示并保护撤退的事。〕
我军台儿庄大战胜利之后，日军增调大量部队包围徐州，我军冲破敌人包围圈向西南方向转移。当时我是军委会派往九十二军的联络参谋，正随九十二军撤退。
五月十九日下午，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率二十一师师长侯镜如部在徐州以南八里的韩庄彷徨不知进退之际，前去求见正在向南撤退中的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请示部队行动方向。李答复说：“待我们到了宋埠（临时指挥部）以后再说。”李仙洲对此大为不满。在这军机瞬息万变，敌军追击非常凶猛之时，我军或进或退必须有坚决果断的行动，怎能犹豫不决呢？但是，按军律，一个军的行动，必须有上一级的明令，所以也只好等待。正在此关键时刻，侦知张自忠将军率部由韩庄附近西行，李仙洲前去报告，请示部队行动。张自忠即到李军部，亲自明令指示李部即刻西撤。李仙洲当时很感慨地说：“现在下令进攻的有人，下令退却的则无人，因为要负责任！张自忠将军不顾个人利害，勇于负责，是名将风度，非同一般。”
张自忠下了命令后还让李仙洲先行，自己率部走在后面。西行不久，将近黄昏时，日军的追击部队一部竟已先期在我撤退大路的北边侧面占领了一个村庄，企图拦阻我各路大军的撤退。果然我们有好几个部队撤退到此地后，停止前进，都在观望。好在该股日军因追击太急，已是强弩之末，精疲力竭，未敢向我攻击。不一会儿，张自忠也到这个地方来了。李仙洲又去报告，张又断然明快地说：“我以一个旅监视该部日军，你们各部队可以即刻先行。”于是各部遂得以迅速而安全地撤退了。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己处其危境，真乃名将典型。
王荫柽的回忆
〔王荫柽，第三十三集团军秘书处译电员。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间，一直在张自忠身边工作。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自忠将军的工作作风。〕
在湖北省京山、钟祥战役期间，某师与进犯之敌激战多日，屡次来电告急，希望派部队增援。有一次，张自忠将军看到电报以后马上亲笔拟了复电：来电总说牺牲惨重，营长以上的阵亡了几人。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追。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机，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的兄弟。希望你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成为国家的罪人。此前在河南省罗山、潢川战役中，张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为了夺取一个山头，相继阵亡了四位营长。后来就常以是否阵亡营长来观察战争是否激烈。
那时电报往返频繁，而且都是密码电报，翻译起来很费时间，有人要求把译好的电报用楷体誊写以后才能送阅。而张将军体谅译电人员的忙碌，为了及时看到电报内容，译好的电报不要求再誊写，译电时写行书、小草都可以。有一次字写得太潦草，有些字认不出来，他加旁批：“这是什么字？”但不加批评。每份电报翻译后在电报纸的最下端，都要写上译电员的姓名，以明确责任。有一次，新参加译电工作的唐良成把自己的名字放错了位置，接写在发报人某军长的后面了。张将军看过这份电报以后，饶有风趣地问：“唐良成是副军长吗？”后来“副军长”这个职称便成了唐良成的绰号。
张将军的书法苍劲而潇洒，文章也不凡，治军严明而待人宽厚，大家都说他有儒将风度。
一个阵亡军官遗属的回忆
〔从这篇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自忠对抗日将士的深厚感情和他对烈士遗属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
我的丈夫冉德明生前曾任张自忠将军的警卫连连长，后来升任三十八师一一四旅二二八团第二营营长，一九三八年三月，在临沂大战中阵亡。
我丈夫阵亡的事，是张自忠将军亲自告诉我的。一九三八年初夏，日寇逼向了河南杞县。当时，在日寇的炮火下，我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与其他难民一道，沿途讨饭，逃到了河南漯河。我母子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后来遇见了经过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后刚从山东撤到河南的队伍。我找队伍打听德明的消息，团部的刘团长和旅部的董旅长均未告诉我德明已牺牲的事。旅部派人将我母子三人送到了驻马店去见刚到不久的军长张自忠将军。记得，张将军是在一个低矮的农舍里接见我们的。张将军见到我们母子衣不蔽体，孤苦伶仃，流下了眼泪。当我向将军诉说了逃难经过并询问我夫的消息时，张将军对我说：“冉德明在抗日前线阵亡，为国牺牲了。在抗日战场上牺牲，死得光荣，死得是有价值的。今天我张自忠在，说不定哪天我张自忠也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这是一个军人在国难当头时，对国家应该尽的责任。冉营长已经葬在郑州。人死不能复生，不要过于难过，要坚强地活着，要好好扶养孩子，让他长大成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替父报仇。今后有我张自忠一天，就有你们母子一天。你的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由我负责。你们现在可以暂随队伍生活。以后我的家眷在哪里，就送你们去哪里，与我的家眷在一块儿。”自此，我才知道我们母子已是孤儿寡母了，我悲痛欲绝。按照张将军的安排，当即由德明生前的两个随身护兵孙义昌和姜汉章从队伍上打饭给我们吃，照顾我们的生活。
据孙、姜二人告诉我，德明在张将军指挥的临沂大战中反复拼杀，被日寇的子弹打中，流血不止，是他二人抬下火线的。德明在担架上死前嘱咐了三件事：一、希望军长张自忠看一看他的尸体；二、要求为他立一块小碑；三、不要将他的死讯告诉家属，战事平定了，望将他的家小送回家乡。这些请求经转告军长张自忠后，将军含泪看视了德明的遗体，并派他们将尸体运到河南郑州，埋在了当年西北军专门埋葬死难官兵的“义地”里。张将军还亲自为德明的墓碑题了名。
德明牺牲后，张自忠将军曾给予了我母子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一九三八年七月，我母子随队约住一个月，在队伍途经武胜关的火车上，张将军于百忙中还带着副官亲到我坐的车厢来看我，称我“嫂子”，对我倍加鼓励。后因队伍开拔，不便随行，张将军又亲笔写信并委托一参议将我们母子送到了汉口，拜托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给予安置。李德全支持抗战，不负重托，将张将军给我的法币一千元转交给我，并说张将军托她转交是因为担心我们在来汉口的路上不安全。她把我们安置在抗日救亡战时儿童保育院（院里收容的全是家乡沦陷的孤儿）。我在院里做保姆，孩子在院里作为难童。从此，我们母子才暂有了个安身之处。由于有张将军的托付，这期间我也多次受到李德全的亲切鼓励和关怀。记得，当年她劝我说：“李秀芬！别哭瞎了眼睛，要保住自己的一双眼。眼哭瞎了，你这两个孩子怎么办？”有一次，她还亲到保育院来看我。一九三九年，我们在广西桂林时，张自忠将军和黄维纲将军曾多次来信鼓励我；后来我又得到了有张将军署名的《抗日阵亡军人家属证明书》和《抚恤证》，直到一九四〇年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后，我母子才与他失去了联系。
（李秀芬 口述 冉继 整理）
张自忠将军会见记
刘 放
〔刘放当年是中国共产党河南竹沟地委干部。一九三九年秋，曾奉中原局委托，前往湖北荆门会见张自忠将军。〕
一九三九年秋我奉中原局朱理治同志之命去湖北荆门造访之前，只是知其人而未见其面。那一年，我正在河南竹沟即中共地委工作，那里是新四军八团留守处，实际上起着华中地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和战略支撑点的作用。从延安、从各地路经这里的人流不断奔向敌后的前方。
中原局为了给豫鄂边区新四军战士过冬赶制棉衣，命我到湖北荆门一带向三十三集团军一七九师何基沣师长（中共特别党员）进行募捐。何是爱国勇将，是忠于国共合作的志士。他慷慨解囊，将月军饷中约十分之一的费用在深夜交给了我。除这个任务之外，我还受中原局委托，利用私人关系拜访张自忠将军，目的是试商豫鄂敌后新四军与当地友军在抗敌救亡方面进行合作问题。
那是九月初，在荆门营地，我将一个来访的字条递去，张自忠将军当即会见了我。我们先是叙述家世旧情，然后又与他和张克侠将军一同吃了午饭。饭后，张自忠将军单独约我在他小房谈话。他问我新四军如何做军队政治工作，我作了回答。最后，我向他转达了中原局朱理治同志的意思，他听罢点头会意。虽未以言语表达，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正开始到处制造反共摩擦。事实证明，张自忠部在反共（一、二、三次）高潮中，对豫鄂敌后的新四军也没有敌对的行动。我记得在这之前，张执一同志（他当时是中共鄂西北区党委组织部长，以后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联络部长）通过张克侠同志也拜访过张自忠将军，反映过张自忠将军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态度是友好的。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诚挚而没有架子的长者，是一位严肃朴实、报国不分彼此的军人模范。一九四〇年初，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曾到过武汉外围京山新四军参观，她对新四军敌后艰苦抗战，备加称赞，对汉川地方政权用豆子当选票进行选举，认为比美国还民主，她对团结抗战、国共合作很关心。据说，她也曾探询过驻湖北荆门的张自忠将军，问他对敌后新四军“是否合法”的看法。张的回答是“我不懂什么合法不合法，我认为抗战就是合法。”（大意如此）我还记得张自忠将军在察哈尔当省主席时，总是宣称：“我是军人，不谙政治。”
一次难忘的前线讲学
赖亚力
〔赖亚力是冯玉祥将军当年的研究室主任，一九三九年奉派前往第三十三集团军讲学。本文记述了他在讲学期间与张自忠将军的交往。〕
一九三九年初，在冯玉祥将军完成了检阅新兵的任务之后，蒋介石又派冯将军为督练长官，督练蒋的嫡系部队三十六军等三个军。到六月间，督练任务胜利完成，冯将军督练长官的职务也被撤销。他无所事事，郁郁不乐，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余家祠堂，隐居读书。
周恩来同志当时领导南方局，住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他了解到冯将军的上述情况后，就命令办事处做军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梓木同志给冯玉祥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建议冯将军对他的旧部积极做些工作，以增强抗战的力量。梓木同志是张家口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毕业生，他写给老校长的这个建议，冯将军欣然接受。
恰巧这个时候，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来到重庆，冯将军对他多方勉励，要他回到前线，团结部属，加强训练，准备杀敌。自忠将军听说冯将军设立了一个研究室，经常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便请冯将军派一位研究人员，到部队给高级将领们讲一讲抗战形势，统一思想，以鼓舞士气。冯将军接受了这个请求，决定派我到前线讲学。还同意派身边长期追随他的陈天秩到三十三集团军去工作。
九月间，陈和我便随同张将军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顺长江东下。张将军是抗日的名将，闻名中外。在船上，他约我谈话时，却虚怀若谷，鼓励我同他的高级将领们讲学时，要毫无拘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下水船很快，船抵湖北重镇宜昌时，集团军总部派来接我们的车子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便分乘两部小车北上。第二天便到达总部的所在地荆门附近的一个村庄。
在总部讲学时，张将军待我如上宾。他同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将军等几位部队领导人每天和我一起吃饭。席间，他们谈形势，谈部队，谈笑风生。我看见他们团结无间，生死与共的密切关系，深受感动。张将军先组织总部的高级将领听讲。他们都同陈天秩相识，陈也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我，说我从泰山起便是冯将军研究室的成员，以后又担任该室主任。这给我讲学增加了很大的方便和勇气。
那时，汪精卫已经逃离重庆，公开叛变投敌，正酝酿成立新的傀儡组织。日寇虽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但战线太长，兵员短缺，总的抗战形势已进入相持阶段。这支部队两年前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炮，是全国军民抗日的先锋，以后临沂大捷粉碎了号称日本铁军的板垣师团的进攻。我讲话中，就说全国军民都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发扬光荣传统，重创敌人的正面进攻，加上广大敌占区的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日寇不断受到打击和削弱，使他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完全破产。抗战的局势迫切需要认真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坚持抗战；实行民权主义，坚持团结，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日；实行民生主义，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抗日战争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愈战愈强，通过持久战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自忠将军对我的讲学表示满意，于是决定分两批从前线临时调回全集团军所有营长以上的指挥官，回到总部听我的讲学。自忠将军对我的勉励和信任，使我的讲学越发讲得通俗和充满激情，使得他们增强信心，意气高昂地回到前线。我本来拟即离总部回重庆，可是自忠将军恳切地挽留我，要我再给年轻的低级军官讲几次，要我到三十三集团军干部训练班去讲学。该班坐落在远安县的清溪镇，离总部约七八十里。我和陈天秩天明时骑马出发，黄昏时抵达。当时，张克侠将军是该训练班的教育长。我同克侠将军早就相熟。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开始讲学。因为该团学员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所以我就讲得更加详细一些。
我除讲了在总部讲的内容以外，还说：当时日本侵略者虽声称不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但是暗藏的汪精卫仍然存在，妥协的暗流仍在此起彼伏。而国际上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也正在多方策划中。所以必须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提高警惕性，决不容许在卢沟桥点燃的抗日烽火毁于一旦。还有，那些妥协派的手法，就是以分裂抗日团结来达到投降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至于中国当前国力同日本侵略者对比，暂时还相差很远。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就不能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边。所以又必须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我在教导团住了四天，讲了四次，便恋恋不舍地同克侠将军和全教导团的同学们告别。克侠将军派人送我到宜昌，我搭轮回重庆向冯玉祥将军汇报。陈天秩则留在教导团工作，以后又一度担任集团军一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这就是我第一次同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会晤，和在他的领导和安排下所做的在抗日前线短期讲学的经过。以后不久，张自忠将军便在重创敌人的正面进攻中，英勇作战，以身殉国。
与张自忠将军在第五战区的几次接触
张鹤舫
〔作者记述了与张自忠的三次晤谈。第一次，一九三八年，在樊城；第二次，一九三九年，在均县；第三次，一九四〇年，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张自忠向他诉说了当年留守北平和临沂解围的内情；抒发了他倾慕民族英雄、誓死捍卫国土的豪情；表达了他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
一九三八年初，第五战区在徐州会战中，将顽敌矶谷、板垣两个师团击溃，张自忠著有殊勋。为避免与敌军决战，以达到持久战的目的，第五战区向豫、鄂、皖地区作战略转移。张自忠受命担负掩护的重任，使战区大军得以安然撤退。在那段时间里，战区司令长官部从徐州而潢川、蕲水、宋埠，于十月间抵达樊城。稍事安顿，即召集了一次军长以上的指挥官会议。我和张自忠自七七事变之后，在这里才又得到会晤。那次会晤，除我以外，还有黄建平（当时任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系张自忠的老友）、韩骏杰（韩和我当时均任督察官）。我们会晤在一起，畅叙离愫。张自忠谈到他受命单独留在北平那段时间的心情极为沉重，既要和敌人周旋，期能完成使命，不负宋先生临行时的重托，又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安全。当时大家都已离开北平，他感到很孤寂，个人的筹谋唯恐疏虞。幸好阮又玄（即阮玄武，当时任保安副司令兼第三十九旅旅长）尚未动身，暂时被挽留下来。有阮作伴，稍感慰藉。最后他们又煞费苦心地设法脱险出来。谈到这里，他以很严肃的神态说：“当时自己为顾及大局，不负宋先生的重托，个人毁誉，在所不计。脱险抵京后，蒙宋先生、冯先生和李长官（宗仁）的特别关垂，使我重回原部队，内心极为铭感。目前西北军的老朋友多在本战区。李长官用人唯贤，一视同仁，处处都为我们着想，令人感奋，我对战胜敌人的信心更增强了。今后的硬仗还有的打呢！为国家民族取得最后胜利，誓与敌人一拼到底！”接着，我们又谈到临沂之战为庞炳勋解围的事情。张说：“那次临沂解围，我对庞并没什么意见，我是不计前嫌的。只因僚属们都对他不满，就是为了那次中原大战时，他被蒋介石收买，竟突然向我们袭击，暗放冷箭，我们险些吃了大亏。所以大家都不屑与他共事。后来李长官向我提及此事。我立即表示唯李长官之命是听。我回去对大家一说，并勉以大局为重。大家也就唯命是从了。那次在大家齐心奋战之下，终于解了临沂之围，当时庞已处于绝境，他见到我时，痛哭流涕地说了些感激的话。我向他表示，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我们共同的目的是杀敌救国。”他说到这里，我就对他说：“你这次为他解围应该说是第二次了。”他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还记得一九二四年的固城之战吗？”他听我这么一提，即点点头笑了。那次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推倒了当时曹锟、吴佩孚的北洋统治政权，成立了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任副司令，分兼第二军、第三军军长。国民军为了迎击曹、吴所部的反扑，分别于沿京奉路线上的杨村附近和沿京汉路线上的固城镇展开了阻击战。京奉线的杨村方面以国民军第一军的冯部为主力。京汉线的固城方面以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为主力，迎击从保定北上的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当时孙岳的部队只有第十五混成旅一个旅的兵力。庞炳勋那时任该旅的团长。由于曹旅的装备较强，且凭借固城镇的外围土寨为掩体，孙部伤亡甚大，力渐不支。庞请孙岳急电冯求援。冯临时以张自忠的学兵团和赵席聘的一个步兵团合编为一旅，以孙良诚为旅长，我以陆军检阅使署参谋的名义权代该旅参谋长。我们那次增援的作战部署以张自忠团为前趋。张自忠以机智果敢的挺进，神速地迂回到敌后，迫使据守固城的曹军全部投降，为庞炳勋解除了危机。庞朝秦暮楚，人多恶之。临沂之危难，如果不是遇到张自忠的仗义解围，他是绝难幸生的。
一九三九年初，第五战区为培训各部队的初级干部，特举办了战区干部训练团，司令长官李宗仁自兼团长，以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张任民为主任，我被任命为教育处长。张任民因常去重庆和桂林，实际上该团由我负责。我接受此项任务时，首先是建团工作，需要解决团干部的人事问题。再则是选定团址问题。恰好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后方留守部队驻在均县草店一带，由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在那里负责。何基沣是我在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又系老知交。他慨然给我以支持，除将草店的周府庵、遇真宫等地址让出外，并将从南苑随同来到这里的原二十九军军训团的那批干部都拨给了我，使战区干训团得以顺利建成并开始工作。那年的秋天，张自忠特到后方视察第三十三集团军留守部队。我利用这个机会请他到干训团讲了一次话，并在教育方面予以指导。他对军事教育向来是很重视的，立即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他在团里视察之后即对全团作了恳切勖勉的讲话。他先讲道：国家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候，日本侵略者许多年来处心积虑地想吞并我们，由东北而华北，逐步蚕食，现在竟大举入侵。在这国家存亡的关头，我们被迫奋起抗战。誓死救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大家要坚定地抱着这个信念。接着他又说道：现在是战时，军事教育不比平时。大敌当前，要以模拟实战教育为核心，结合典、范、令和教程的指导原则，相辅并进：更要熟练劈刺术，这一点是我们以劣势装备克敌制胜的特殊手段，也就是避敌之长，以攻其短。那年的长城战役，我们在喜峰口曾利用雪夜袭击日寇，把它打得落花流水，这是尽人皆知的。最后他还语意深长地告诉大家，处在当前的非常时期，不论在前方或在后方都要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争取最后胜利。他的讲话给大家以很大的鼓励。他这次对团里的内务的检视也很仔细，对第三大队特别夸赞。我即将第三大队队长张敬向他作了介绍。张敬很精明强干，曾留学日本，历任战区青年军团大队长、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情报科科长，有胆有识，工作扎实。慧眼识英才的张自忠将军特向我嘱意，欲邀张敬去他那里工作。后来张敬在我的建议下，即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就任高级参谋。一九四〇年五月在鄂北战役中，他随张自忠渡河参与筹谋，在最后的激烈战斗中，仍坚决留在张自忠的身边，振奋奔驰，与敌拼搏，壮烈殉国。这在当时国民党部队的幕僚中是绝无仅有的。
那天张自忠在干训团视察后，兴致很好。我特请他顺便到武当山下的老营宫旧址一游，并邀孟宪章（孟亦系西北军老友，当时任干训团政治教官）一起陪同前往。老营宫在草店以西约二十里路，沿着去汉中的大路过了好汉坡一眼就可以望到那山脚下一片开阔的小盆地。传说当初明朝永乐皇帝兴建武当山区的宫苑时，以此处为基地，才逐步把其他各处扩建起来。时经明清两代，年久塌损，已成废墟，一片荒芜，仅存者唯碑亭数座和残余御路，枯木颓垣点缀其间。张自忠在仰观武当群峰的宏伟气势时，深为赞赏，只以无暇攀登为憾。他问我们曾否到山上去过。我说，年初在干训团开学之前曾同永之先生（孟宪章字永之）和团里的几个大队长以往返三天的时间登上过一次顶峰。俯瞰四周地形，一目了然，比看地图清楚得多了。他又问到山上的建筑，孟宪章便述及只有顶峰上的金殿和展旗峰下的紫霄宫两处仍很完整，算是明代在这个地区仅存的建筑物了。盂宪章是均县人，所以说来是有所依据的。张又问到武当山的高度。我说在地图上的标高是1600米。我们在信步浏览时，张自忠很有感触地说：“从我国的历史上看，历代的兴替，都因为政治腐败，残民以逞，内部倾轧，外侮频仍，终至亡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确实有它的道理。日本敢于这样疯狂地侵略我们，不也是看到我们不团结，连年内乱，互相残杀所招致的吗！”他紧接着又说：“现在好了，我们全国团结一致，奋起抗战，军民振奋，万众一心，一定会把它打垮，把它赶出去！”我说，抗战以来，敌人迭受重创，它已经知道中国人是不可侮的。人们对战胜敌人的信念也在日益增强是肯定的。他说：“确实是这样的。”他又若有所思地继续说：“从我们的抗战又联想起明朝的戚继光来。戚继光善于练兵，纪律极严，又很能用兵，曾在浙江沿海一带把入侵的倭寇打得大败而逃，那是嘉靖年的事吧？”我说：“是在嘉靖末年。”他说：“我们也要发扬戚继光那种卫国保民的精神！”他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于一九三九年底被蒋介石撤销，改为“中央军校第八分校”。这和上年第五战区在潢川成立的战地青年军团被勒令撤销如出一辙。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愿再留在那里，决意离去，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回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被任为司令长官办公室专任高级参谋，襄助参谋长王鸿韶处理常务。一九四〇年的春节甫过，当时任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来战区视察，并特邀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等人在长官部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第五战区当面的敌情和敌人的动态。估计敌人于初夏会有一次窜扰，预作战略上的部署。会议后，张自忠特邀黄建平和我作了一次晤谈。他对战局的看法很乐观。他说：“敌人把我们估计得太低了，起初它总认为我们不堪一击。可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它在战略上零星地逐步增加兵力，旷日持久，把战线拖得很长，分散兵力，已犯兵家之大忌。我们自台儿庄大战取得辉煌战果以来，军民振奋，信心倍增，战斗意志旺盛，是值得欢欣的。这次会议，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敌人对我们右翼方面的兵团最注意，因为沿襄河水陆并进，我们可以直捣武汉。所以预料敌人的攻、防重点总要侧重在这个方面。因而我们今后对敌作战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根据这次会议的决策，我回去以后要作周密的部署。必要时，我还要到前方去指挥，狠狠地打击流窜的敌人。”我们这次握别，不想竟成最后的一晤。
追忆张自忠将军
鹿钟麟
〔鹿钟麟，张自忠将军老长官。一九一九年张自忠在冯玉祥部入教导团深造，鹿仲麟时为该教导团团长。〕
我和荩忱的最后一面，是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的许昌车上。彼时我由武汉奉令北上，取道许昌经洛阳河入冀；张将军才出鲁南突围到许，队伍一面在休息整顿，一面还担负着郑许间的重要防务。我们在车上会谈。他的面容虽很憔悴，而精神却十分饱满，娓娓地叙述着突围的经过，及抗战以来所得的经验与教训。虽然彼此全很兴奋愉快，而张将军的雍容神采，谦冲雅度，却始终不变，充分表现了一个刚毅坚决，不骄不傲的现代军人典型。
最使我感念不忘的，是张将军的肝胆义气，炽盛热情。他说：“河北是我们的防地，过去以十余万大军而不能守，总司令此次只身前往，做收复失地工作。此种精神，使我们弥增惭愧！尤其是未能带队出随前往，更为憾事！”言时不胜难过，其责任心之深重，可于此寥寥数语中得之。我说：“你在河北虽然守土有责，但在全面抗战的局势中，战略的撤退，也全不能由某一地方部队负责。只要我们抱定决心，坚决抗战到底，则收复河北的使命，还是要由我们来完成的。”张将军随后又说：“总司令此去河北，深入敌区，迢迢数千里，无一护卫，殊使我心中不安。这里可派一连手枪兵护送前往。人虽然不多，但他们全是久经训练，屡经大敌的健儿，必能克尽护卫之任务。我虽不能追随，也于心稍安。”我说：“我此番前往，抱定与桑梓共存亡，与民众共患难之决心。只要我能领导他们抗战，就必能得到河北民众的拥护。彼时虽身无一兵丁，但广大民众必能个个成为我的卫士。此种力量又大过一连兵百倍了。”张将军以为虽然如此，但不可不有少数武装，以壮形色，而防万一，终于把张法义一连手枪兵派随前往。又殊不料这一连兵竟成为保卫冀察总部及河北省府行动的中坚力量。在敌人大规模的九路围攻中，他们以英勇的姿态，沉着应战的精神，安全地完成了保卫的任务，无负他们长官的嘱托。张将军死后有知，也会含笑九泉！
张将军光荣地为国捐躯了，许昌一晤，竟成永诀！追怀往昔，曷胜伤痛！全国人民均痛悼这位民族英雄，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已是盈篇累牍，洋洋大观了。张将军可歌可泣的抗战功绩，异乎常人的忠贞节操，卓绝能力，均表扬无遗，传布遐迩。我与张将军念重袍泽，情同手足，以为他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军人模范，而为全国人民歌咏哀悼，完全不是侥幸成功，偶然创作，而是有他的历史根源与发展的结果的。
大概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常成为他的行动纲领与做事准绳，而所受的教育与社会环境所给予的影响，又为决定思想的主要因素。张将军壮年从戎，投入冯先生领导的部队中，是他新生命创造的开端。他接受了曾胡以来治军的优良传统，他服从了冯先生练兵的进步教条，在当时军队中之思想教育，是以抗日救国为基础，到后来三民主义的信仰，又在张将军革命思想中建立起来，凡此一切，不但养成了张将军练兵作战的超绝能力，而且也建立了他爱国家，爱民族，效忠主义，服从领袖的正确思想与坚实信仰！
单是这些客观条件的影响，还不足以说明张将军一生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他主观上的努力，也是后来成功的主要因素。
张将军自从入伍时起，便在部队中起着楷模作用，学习的精神，固然是人所不及，而服务的努力，也诚出众。这种“争强好胜”，必须包含进步的意义，若仅仅限于狭隘的观念与欲望，也就不足追了。事实上张将军“争强好胜”，是建筑在实干硬干，吃苦耐劳，革命事业的竞赛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从来不骄傲不矜夸，不灰心，不懈怠，自始至终，保持他一贯的精神与作风。从当兵到当官，从连营长到军长、总司令，全是本着这种进步作风，向前迈进，艰苦奋斗，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我们单是拿他治军精细、以身作则两点举例来说，已足见其辛苦努力，为人所不及。
在他当团长时，一团的士兵若干，病号若干，多大年龄者若干，某省籍贯者若干，识字与不识字、某种知识程度者各若干，某种枪支种类若干，适用与不适用者各若干，子弹若干等等，无不有精细之考察与日记。每当询及，立即回答如数家珍，这虽然是一桩小事，然经过统计，则一团兵的真实力量，可以估计得清清楚楚，应用到战场上，才能有确实把握。倘全军皆能如此，则决胜之机，也就在此精细之一点。
按以身作则一事来说，他教官兵吃苦耐劳，他自己只有加倍劳苦，不敢偷懒享受；他教官兵负责任，守纪律，他自己也从不敢马虎放荡；他教官兵练习射击，刺枪舞刀，而他本人却更研究得精到、纯熟。总之，无论军纪、风纪、学科、术科或是外勤与内务，凡他所要求于官兵者，他本身无一不遵守，无一不擅长。民国十六年在开封，他已当了师长，扛着铁锹背着筐，领导官兵担土修路，是常有的事，并非偶然一为，做个样子。实在，张将军对于他的官兵，才算尽到了领导的能事，非鞭策人家干自己不干者可比，所以他能够确实掌握部下，建立信仰。
至于张将军治军的其他特长以及作战的英勇事迹，有人专文叙述，我在这里不便多赘。
张将军的优良品质与坚实造诣，固然全是他成功的主要条件，但这对于“成功”二字，还不能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他的“思想”，在革命道路发展过程中，永远运用得正确忠纯，所以能认清国家民族真实利益，把握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抗战中起真积极的先锋作用，所以就能够至诚不二，始终如一，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为国家尽其大忠，为民族尽其大孝。
张将军是一个军人，并且是一个不平凡的军人，但是他的不平凡处，却不仅是在于练兵好，打胜仗，而是在于他能抛弃小我，认清大我，清私欲，尽忠公益，牺牲个人有限的幸福、自由，创造国家民族无限的幸福、自由。唯其如此，所以能够把痛苦当成愉快，把艰难视作坦途，把性命置之度外，把荣辱看重得如生死。他在鲁南临沂作战危急的时候，在给我电报中有言：“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的两句话，这充分证明了张将军的不平凡与伟大处。
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战临到了危险严重阶段，我们目睹艰难，怆怀国难，特别感觉张将军牺牲得可惜，也特别感觉得今天来追悼张将军，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无数的张自忠将军其人，还不是限于军队中的带兵将领，而在行政人员中，在党部同志里，以及前方后方社会中的各部门里，都需要扩大发展张自忠将军一流人物，才能挽救危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点，张将军之所以为张将军，并不是在于他死后的哀荣，而是在于他生前的光辉历史。张将军即使今日不死，而他的抗战功绩以及所发挥的民族精神，也一样能够受全国人民同等价值的顶礼崇拜。因此我们来追悼张将军，发扬张将军精神，要能把握张将军的实干精神，与忠贞节操，即使不死，也一样能与张将军在历史上媲美！
我们相信：在我们的最高领袖领导之下，正有不少张将军一种人物，在前线在后方为坚决抗战而奋斗。张将军走在前线，为我们高举着胜利的火把，我们只须继续抗战的光明大路向前迈进，必能得到最后战胜日寇，完成新国家建设的神圣锐气。
原载《张上将自忠纪念集》（一九四八年九月出版）
张自忠将军会见记
彭子冈
〔彭子冈，当年《大公报》著名记者。〕
走进一个北方式的小胡同，在充满了北方乡音的小院子里，会见了身材伟岸足踏布鞋的北方将军张自忠总司令。我不是存着什么狭窄的地域观念提北方，实在是因为不能也不愿抹煞北方人物所特有的质朴气息。
这次鄂北随枣大战，加上鲁南会战台儿庄之役，武汉外围战南浔线之役，是抗战以来的三大捷，而张先生亲身参加了前两次战役，并且是由于他的英明果敢造成了那两次大捷，他的战绩被写在四万万多人民的心底，并没有描画在他的饱经风尘的脸上，他的才力和智谋深深地隐藏着，眼光异常的沉静，时常紧闭着嘴角，像是一个不喜欢多说笑，而爱用脑子独自个思索的人。
当他思索定了，决不慑伏于敌军的机械化配备的时候，他振臂一呼：“弟兄们，打日本鬼子你们去不去？”他就这样坚决地走上抗日守土的道路。
当随枣胜利的前夕，敌军以二十个师包围我军。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想定了冒险的唯一的制胜敌人的办法，便立下了遗嘱，身先士卒地领了人马干起来，准备不成功便成仁。
他有一张苍黄的脸，这是他在旧西北军中吃辛吃苦，和两年来督战的印记。
“关于鄂北大胜的报告各方面已经刊载很多，我们可以不必多讲。”他点起一支纸烟说：“总之由这次战役证明了各军联合作战的功效，官兵一致，友军间互相合作，和台儿庄战役中各军各方面打击牵制敌人的情形相仿佛。我们作战的运动性已渐强大，攻进散集都极迅速。敌人支配不了我们，反倒是他受不了我们的支配，收到他们所意想不到的狼狈的结局。弟兄们都自信有反攻的能力，在去年向他们说最后胜利终属于我，他们有点怀疑，如今可是真的相信了。军队里只要气壮，是没有问题的。”昙花一现的笑容在张先生脸上撩过，便又衔着烟卷在思索了。
“至于说到军民关系，比过去是进步些，可是也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我们很欢喜政工人员多到前线去。”张先生忽然又放大声音说，“我们更缺少的是报纸而此地却没有这报纸，我们每连每天能有一张报纸就好。”谈到日货问题，张先生皱着眉说：“这真是一个严重问题。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日货到处都是，这是国民教育和地方政治机构都有缺欠的缘故。关于防止日货的办法，军队方面正在努力执行。敌人的军事进攻我们不怕，怕的是经济进攻和政治进攻。其实他们的政治进攻也是不可能的，像汪精卫那样没有骨气的人实在不多。他不是在吴佩孚那边也碰了钉子了么？敌人要我们投降，我们却要抗战到底；敌人要我们四分五裂，我们却要团结到底……”
张先生对于日本的几个政治上的首脑人物数来很熟悉。他说平沼下台，阿部组阁，日本的侵略计划，依然不会有一点改变，他们是要一个劲儿地往死路上撞就是了。“说起来日本有许多中国通，事实上他们是一点儿也不通。如果通，就不应该忘了估计到中国全民族的抵抗力量了。这几天在国际上他们碰了壁，国内又倒阁，心地狭小的日本军阀只好借轰炸我们后方来向人民交账了。”对于敌阀的狭小愚笨，我们的张总司令惋惜地摇着头，显出大国家大将军的风度。
“我们带兵的方法没有和别人两样的地方。”张先生回答我们问题说，“兵未做，官先做，兵未行，官先行，不只是我们旧西北军中的口号，也实在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古训。上操、上课堂是官兵，下操、下课堂是兄弟，自然就会打成一片了。”
我又问到前方士兵是否对于自己的家属有不放心的地方。张先生点点头，认为这一点需要在后方的人们多多帮忙，一般弟兄们对于家属相当挂念，尤其是家乡在沦陷区的人。“我们盼望优待抗战军人家属的条例普遍的实施，保甲组织能够加以改良，家属何止千千万万？最好可以分别急缓，使他们能迅速找到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子弟的教育也要完全免费。”
张先生对于后方的人民有什么话要讲吗？”我提出这最后的一个问题。张先生的苍黄的脸上泛出一丝笑容，然后豪爽地说：
“我希望每一个后方的老百姓要记得现在是全面抗战。后方重于前方。我们应该振作起来，紧张地参加后方的抗战工作。没有后方人民的支持，前方的仗也打不好。前方现在除了缺药品外，就是优秀的军医也是太少！我看到印度医疗队来华，很兴奋。我更希望中国的西医们也自告奋勇，到前方为同志们救护。此外，更盼后方人民努力把兵役工作做好。受过教育的上中层青年也要自动参加兵役，做一般老百姓的榜样，同时他们在训练中就可给新兵授点政治教育，改良新兵的素质了……一时想得到的也就是这一点吧！现在我们的脑子里没有别的，有的只是怎样打好仗。这个可是不太简单的，得大家用力量……”他的苍黄脸上有一点发红，似乎也只有这个念头使他这样挂心，这样激动。在这种时候，他喜欢站起来，那套绿军服摇摇摆摆，这像是一棵大树。我们有千百万绿色的能动的大树，他们站在国防线上捍卫着国土。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由守势转为攻势”是战争中最难的事。让我们拿全民的力量来克服这个困难吧！只有这样才可以完成民族解放战争，才对得起为这个战争而奉献出他们的生命的千百万将士！
原载《张上将自忠纪念集》（一九四八年九月出版）
记张自忠与伤兵的一次谈话
陆 诒
〔一九三九年，陆诒以重庆《新华日报》战地记者身份到第五战区采访。这里刊载的是他一九八四年写的长篇回忆录《战地萍踪》中的片断。〕
七月底，我来到宜城，遇到十八架敌机狂炸这个小城市，在投下一百多颗炸弹的同时，还散发汪精卫主张屈辱投降的传单。汪逆的宣传品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炸弹同时飞下，这在当时战地上还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传单上刊载汪逆照片和他的一篇演说词，题为《中日问题观》。大意说中国革命之成功，需待日本谅解与提携。对这种媚敌卖国的论调，前线军民深表愤慨。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所统率的部队经过最近一次随枣会战，现在宜城附近整训。我到总司令部访问张将军，他非常高兴，同我紧紧握手后说：“去年徐州突围后在豫东分别，已有一年。这次你不远千里而来，就得多住几天。我们是老朋友了，应该多谈谈。我对新闻界朋友还有意见要提哩！”一听他要提意见，我倒兴奋起来，我说：“当我从重庆出发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曾一再嘱咐，要我向前线抗日名将约稿并征求对我们报纸的意见。张总司令肯对我们提意见，那真是求之不得。”
接着他说：“报纸、刊物对鼓舞前线士气，作用很大。前线部队对文化食粮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不下于弹药和给养。最近敌机在前方散发汪精卫的传单，敌人对我们加强政治攻势，但我们对前方供应文化食粮的工作反而不及从前。记得去年临沂大战时，我们还能看到汉口各报，包括《新华日报》在内，当时官兵们都极振奋。看到报纸，了解抗战形势，心中明亮，就认为我们的鲜血决不是白流的。此刻我们关心国内外形势，特别担心国内团结问题，但是长期看不到后方的报纸和刊物，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特提出呼吁。”
我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在报上大声疾呼，促各方重视，以求解决。我这次所带少数报刊先如数捐献，供大家阅读。”张将军表示欢迎。
我在总部住的几天中，看到张将军倾注全力在训练部队的下级干部，视察他们上操，还找他们谈话，很忙碌，并不比战时轻松。
有一天，我看到他正向伤愈归队的官兵们训话，方式很特别。他先点名，然后逐个地问，伤在何处？如果是敌人的子弹从胸前穿进的，他就叫他们站在前几排。张将军还逐一抚摸他们光荣的伤痕，向他们亲切慰问。
可敬的抗日英雄们一个个都圆瞪着眼睛，大声向他报告：
“报告总司令！我的伤在右肩膀，是敌人的机枪子弹从前面打进去的。现在子弹已经取出，伤口还没有全好。那天听到刘占魁班长说有便车回前方，大夫还不让走，我顾不得这许多，就走了，反正到前方来再休息三五天就会好的，谁还肯待在医院里装蒜……”
“报告总司令！我的伤在前胸，那是在冲锋前进时给日本兵用刺刀刺伤的。现在伤口已好，我就回到前方来跟敌人算账了！”
几乎大部分弟兄都有一段英勇作战的事实，用朴素的语言来叙述；只有极少数人是子弹从背部穿进的，他们在向总司令报告时头都低垂着。
张将军听完大家的报告后，就开始讲话了。他不用老一套方式，而是用问答式来激励士气。
问：你们走路是用几只脚走的？
答：当然是用两只脚走的。
问：你们知道牛马是用几只脚走的？
答：那还用问，我们从小见到牛马是用四只脚走的。（全场开始有笑声）
问：你们知道做亡国奴的生活就如同牛马一样吗？
答：这个，我们都知道。
问：谁想亡我们的国家，灭我们的种族？
答：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问：你们能不能用四只脚走路？
答：那怎么能够呢！
问：不管你们能不能，日本军国主义者硬要我们全国军民做他们的奴隶，还要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像牛马那样走路，你们愿意吗？
答：那不行。
问：不行，便怎么样？
答：只有同日本兵拚刺刀，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问：单靠咱们军队去拚，行不行？
有的人回答：行。
有的人说：还不够。
又问：那么，究竟要怎么干才好？
答：必须同老百姓联合起来，大伙儿一起干！
张将军微笑、点头说：那就对了！
最后，张将军勉励大家，回到部队以后，要勤于操练，提高杀敌本领。平时要守纪律，保持荣誉；战时要勇敢、沉着，能攻善守，尽忠报国。
我在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住了三天，经常和参谋长张克侠将军（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解放战争时和何基沣同志同在徐州起义）接触，他刚毅、诚实，分析战局非常清晰，对我工作有帮助。有一次在共进午餐时，张自忠将军还为我介绍一位总部参议张执一同志，他是我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熟朋友，在此握手重逢，格外亲热。他告诉我，他正在鄂北一带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已与张自忠将军所部取得密切合作。
我从宜城经过襄阳、樊城回到老河口，已经八月初了，随、枣战事又起。这是由于我军进攻信阳，一度收复明港和辰台关，日军乃重犯桐柏山区，进攻随枣地区，企图转移我军视线。日军这次进攻并未取得进展，不久仍回原防。
张自忠活在兵士心坎里
牛 信
〔牛信，当年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两年前的春天（本文写作于一九四四年五月），青黄不接的灾荒流行于鄂北战地的时候，在襄河西岸的荆（门）当（阳）前线，有一部分军队，因为后方的给养没有运到，而且不愿意“征借”人民的“包谷糊”以“自肥”，他们整整的有三天断了炊，什么都没吃！
人民感动得流着眼泪，不安地说：“你们，真的太苦啦！”
“先总司令教我们如此。”兵士们答道，“我们是一点儿不苦的。挨点饿可以，抢老百姓的东西吃，我们不干！”
兵士们嘴里说的先总司令，就是指的张故上将自忠。
起先，我总认为这样的事，多半和真正的实情相距很远，一定掺杂不少的烘托和渲染；后来，在我和×××集团军的兵士们共同生活的一些日子里，才知道我的论断犯了可怜的错误。——原来是这样的，张自忠将军虽然死了，他却仍旧活在兵士们心坎上。
在兵士们中间，张自忠的故事，是无论如何也诉说不完的。我接触的兵士，可以说几乎全有他自己的关于张自忠的故事，而且都不是架空的类似捏造的故事。最有趣味的要算是，讲故事的人，往往会根据故事的情节，来对照当前发生的事情，然后非常朴实诚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比如吧，当讲明了张自忠如何在上边领下很多枪炮子弹，和如何关心士兵生活之后，他便十分中肯而自然地高声说道：“先总司令在的时候，谁敢不给我们补充枪炮子弹？谁也不敢。先总司令在的时候，谁敢在天冷了不发棉军装？谁敢在打摆子时不发疟疾丸？谁也不敢。还有呀，到了关饷的时期，谁也不敢扣饷。”
有一天，一名迫击炮手对我说：“正打仗，突然下雨了，非常大的猛雨，战壕里都是水。先总司令来了，叫我们攻击，班长稍微有点迟慢，他生气了，也不打，也不骂，你知道吧，先总司令是大个子，很有劲，他抱着迫击炮筒冲上去，说：‘看吧，看我打！’大家全忘了命，跟他冲上去啦！我想，全国的总司令，恐怕很少有他这样的吧？”
很快，就有人补充道：“我还经验过一次哩！我们的炮兵阵地给人发现了。日本鬼子的炮真凶，打着，进攻着，后来，真正离我们很近了，敌人搬运炮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弟兄真慌啦！敌人的炮弹射过来，炸了，那时是五月，先总司令把衣服脱下来，捉起虱子，一面说：‘别慌，瞄准，射击！’人家真不愧当总司令，以后敌人果然打退啦！”
这时，第三个兵大叫起来：“你们说的不好，我说吧！在襄河东岸，咱们打了败仗，弟兄们又饥又累，团长也不见了，鬼子的坦克车正朝这里冲来，大家糊里糊涂，不知道逃，好像都没魂啦！有三匹马进村子来了，先总司令带着两个勤务兵，是呀，这样危急，谁想着他会来呢？他竟来了。马上，我们振作起来，又和敌人打起来。像这样的总司令，我想，外国也没有的！”
另外，还有很多朴实、有力、生动的故事，描写和讲述张自忠的“爱民”和重视“军民合作”。其中，最流行的一个是这样讲的。荆门附近的居民正在割麦，一位副官来了，让居民赶紧修路，说是总司令要来巡视。一会儿，张自忠来了，看着不十分喜欢的居民脸色，问道：“谁叫修路？”副官答道：“准备给总司令修汽车路。”“混账！”张自忠大怒，据说还打了那副官一记耳光，然后说道：“我是打日本，不是坐汽车，我们是救人民，不是麻烦人民！”于是，人民感激得称赞张自忠是关公转生的大好将军，兵士们也更加爱戴和拥护这位总司令了。
为了纪念张自忠的殉国，兵士们自动在驻防区的山巅修筑小庙一样的纪念堂，这种工程是极其简单的，只消几块薄薄的石板砌在一起，便建筑成功了。当然啦，这种纪念堂，一点也都比不上总司令部、军部、团部的纪念碑来得宏伟、庄严、郑重；但它的意义却是更重大、真挚、动人！
每年到了张自忠殉国的纪念日，驻在各地的兵士都由长官领导着举行纪念会。而且每当报告死难经过的时候，大家总是同声哭泣，流下泪来。去年，张自忠三年祭的那天，洪进田团长（和张自忠同时殉国）的儿子（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用哭的声音讲演说：“日本鬼子把先总司令杀死了，我的父亲也被杀死了。哭是没用的，我们要替先总司令报仇！我们恨那些丧心病狂——发国难财的……”他哭得讲不出话来了。这时，立正站在开会的讲台下的兵士，也都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人死了，当然不能复活，不过，一位死了的将军要能活在兵士心坎上，这正是千古不灭的光荣。当家乡的中原大战正在猛烈进行的时候，想起了荆门西北刘猴集三十八师建的自忠祠内李久思师长所写的两句诗：“瞻望南瓜店前路，抗战史上第一人！”我不禁也流下泪来……
原载《新华日报》（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
一个有良心的将军
〔美〕史沫特莱 张幸生 译
〔本文节选自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一书的第八篇《冬季攻势（Winter of fensive）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中的有关内容。该书记载了作者一九一八年离美赴欧，一九二八年底经苏联来到中国，直至一九四一年因病离开的全部经历。收集了作者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和华东时所写的许多通讯。这些通讯在当时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好的战地报道。作者在本篇中以洗练的笔触，记述了张自忠将军自抗战爆发以来忍辱负重，英勇奋战，驰骋在抗日前线，直至壮烈牺牲的悲壮历史。〕
每当打开日记本，翻看一页页薄薄的劣质纸上的笔记时，这一阵儿见过的人中间，总有那么两三个人形象比较突出地在我眼前浮现。第一个是传奇式人物张自忠，他在良知驱使下，跃马横戈，驰骋在中国的各个战场。另一个是他的参谋长张克侠的清晰而纯朴的轮廓，他比张将军年轻，是个性格开朗，不尚空谈，着眼于未来的人。第三个是王缵绪将军，此人性格古怪，好夸夸其谈，让人讨厌，一见就使我想起某些美国人。
我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来到张自忠将军战地司令部所在地张家集，这是华中大洪山区的一个小镇。张将军负责指挥冬季攻势的中国军队右翼，同时也是他所属北方三十三集团军的司令，其中由英勇的冯治安将军率领，在卢沟桥最早同日本人交战，揭开了中日战争序幕的纵队，就属于这个集团军。这个纵队的余部至今仍是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的骨干。
我们一行几人走近村舍，看见一个不戴军帽，体格魁伟，身材高大的人，穿着普通士兵的蓝色棉布军装，手里拿着一本对折的平装书，好像是在看。这就是张自忠将军。
张将军把我引进他的司令部，同我面对面靠桌子坐下，谈论他正在指挥的华中前线的情况。通过敞开的大门往南看，只见一片崇山峻岭，从那边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和飞机的嗡鸣。我坐在那里，不禁想起一位军官，他曾不断要我相信，眼前这位张将军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勇敢的人，一位学者——听起来使我感到他几乎是在为张将军辩解。这时我才记起张将军曾一度被人称为“汉奸”。战前，他在华北身居要职，并同日本方面打交道。有一次还担任过访日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卢沟桥战争爆发时，他任北平市长。宋哲元将军率领二十九军为守卫这座城市作战时，他却把北平让给了日本人。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住这座城市，使它免遭破坏。老百姓骂他是“汉奸”。
然而，一个政府的政策能由个人来负责吗？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里，面对日本的每一个侵略行动，中国政府哪一次不是步步退让或妥协，哪一次不是以“局部事件”作了结呢？在日寇淫威下，整个河北省几乎全部不战而退，非军事化了，而张将军，像在华北的所有人一样，包括他所在的二十九军在内，已习惯于被人当作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缓冲人物了。
在二十九军打仗期间，有整整三个星期，据说张将军就待在北平，受到全中国人的唾骂。实际上，在这段时间的最后几天里，他正躺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但是有一天，一辆外国汽车开出北平，车子前面坐着两名（而不是一名）中国司机，其中之一就是张将军，就是那个住在德国医院里被认为是张将军的人，他掀开被子，跳下病床，走出了医院！
当日本人后来打听到张自忠将军时，张将军正率领五十九军在华北各地区作战。他带领这支部队在山东北部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每一次撤退只是为了一而再地不断打击敌人——事实上，这些战斗就是导致台儿庄大捷的重要因素之一。徐州失陷后，他率师往西退却，但还是边走边打，从不停顿。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间冬季攻势时，蒋委员长已任命他为华中前线（指第五战区——译者）右翼兵团司令。
张将军就是这样以效命沙场来表明他的心迹，但是，过去堆在他身上的谴责还是强烈地萦绕他的心头，使他难以平静。我第一次同他交谈时，有两名中国记者在场。张将军说话很小心而且眼睛总是带着疑虑盯着他们，这使我很反感，所以我后来对他的参谋长张克侠说过，对这样一个人，我既不能理解，也无法信赖。参谋长听了，说道：“您错了。这是因为过去的事情还在缠着他。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曾有一首关于一位将军的挽歌，这位将军曾说过：壮志未酬，则视生命若尘土……”
张自忠是很不容易的，他的遭遇并非一帆风顺。他一生度过了四十六个动乱的岁月。[2]
这里到处都放着一堆堆论述军事和政治的书籍，张将军在司令部里稍有空闲就同他手下的年轻军官，特别是他的参谋长讨论他读过的书和他自己的见解。在我到达之前，有两天两夜，他一直待在战场上视察防务。人们都说他视死如归，以求良心得到安慰。
有时，他的内心世界也会有所流露，但通常都是小心翼翼，保持缄默。他同我只谈论军事和战况，从不涉及其他。他告诉我们，猛烈的炮击是从南边二十英里处两个山头打过来的，日本人在山上架了六门野战炮。因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派去摧毁他们后方运输线的一个骑兵纵队。但是这个纵队已返回驻地，并报告它的任务已经完成。张将军指出，敌人为了打击这个纵队，消耗了几百发炮弹，但只命中六十人。看来，日本人的射击技术是越来越差了。
然而，这些部队在弹药供应方面确有困难，骡子和人力是他们唯一的运输工具。在为时三周期间，单是三十三集团军就伤亡了四千人。伤员们挤满了好几条路，慢慢向后方移动，一般都是在夜间偷偷地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尽管如此，张将军还是宣称，他的部队士气很高。他说：“战士们为能参加这次冬季攻势感到自豪。”还说，“我们要打垮敌人在汉口四周的外围防御，夺回他们重兵设防的城市——钟祥。”
但是谁也说不准整个攻势能否取得胜利。敌人已经进入阵地好几个月，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们有飞机的支援，而且可以用卡车从汉口运到援军和给养，并迅速地把人员从这个内线阵地调到那个内线阵地。
我已获悉，敌军中有十分之一是伪满军队。对此，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日本人通常不愿意在前线使用伪军，总是把他们留下驻防。想到这里，我未加思索就脱口而出问张将军，他认为中国有这么多伪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无知。”他回答说。但是话音刚落，他就挺起身子，板着面孔，两眼死死地盯着我。这时，我拼命控制自己，没有喊出声来，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一天后晌，我和我的秘书从张家集赶集回来，在路上碰见从前线回来的一位连长和他的一班人马。连长告诉我们，头天夜晚，他的连队爬上一个山坡去袭击敌人的阵地时，几个士兵忽然听到头上某个地方有一个中国口音的人在说：
“老乡，别往前走！我们接到了使用毒气的命令！”
“汉奸！”连长怒声斥骂道。
“没有法子啊！”那人说。
连队爬下去包围了这座山头，想从后面进攻敌人的阵地，但发现自己被整整一营伪满军队团团围住了。伪营长对这个连队说，只要他们立即撤退，就把枪还给他们。还说，他的士兵可以朝天开枪。连长又怒声斥骂道：“你们都是汉奸！”但是伪营长回答说，他们在满洲被日本人强征入伍时，他们的家属已进行了登记，如果他们逃跑或拒绝作战，他们的家属就会被杀害。
连长驳斥伪军说，忠诚爱国的中国人的家属都在敌占区——所有中国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他劝这些满洲人跟他去。伪军士兵们听了这些话就不安地骚动起来。连长说，要不是有军官在场，这些士兵很可能逃跑。就是伪营长本人也有点动摇了，他叫士兵们取回枪支时，说话的声音也是哽咽的。临走前这位营长还说：“不要往那边走；那里有机枪火力网，机枪手都是日本人。”
我回到住所，发现有一名游击队长和一个朝鲜人（他刚带来几名俘虏）正在等我。两位客人开始向我报告汉口以北敌占区的情况。当我问起为什么不让我到那里去亲自调查时，他们说，不为别的，就是因为那里有危险。游击队第二天天一亮就要走，他们走的路线位于东面，要穿过日本人在大洪山区的防线。游击队边打边向前推进，他们经常在距离敌人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宿营。
我派秘书拿着我的便条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要求他批准我到游击区去。后来听说，我的便条送到时，张将军正同一名重庆来的高级军官会谈。这位军官说，新四军的“暴风游击队”是非法的，它无权待在这个地区！
“非法？”张将军问道，“什么是合法或非法呢？他们在我们后方消灭了许多伪军；他们组织人民参加抗日协会；他们把日本俘虏送交我们。这难道是非法？如果是，那么什么是合法呢？”
于是他拿起钢笔，开始写条批准我去游击区，他一边写一边说道：“这完全是两回事。仅仅因为游击队的指挥官是共产党，他们就成了非法的了。我可不管这些，一个人只要打日本，我就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
并不是任何人都这样客观的。张将军的一名随从是个基督教徒，过去当过北平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的副主祭，此人满脑袋的偏见。他一听说我打算进游击区，马上就含着眼泪说，只要一到那里，我就会被游击队打死。
“那你就留着眼泪给我送葬吧。”我忍不住说。他听了竟大声嚷嚷说，游击队是共产党！我回答说，如果他们都是卫理公会教堂的副主祭，我也不在乎！
第二天早晨，我就跟游击队走了。
到三月份，我才再次见到张自忠将军，这时离开上次见他已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我是取道大洪山返回的，我向他汇报了华中正在加剧的危险局势。我对他说，王缵绪将军曾私下告诉我，他已接到作战部关于消灭暴风游击队——就是我与之交往的那支游击队的命令。
张将军听了很警惕，问我：“你肯定是他说的？”
“绝对肯定！他同我不止一次地讲过。当然，我同他争论过，我说这种内战除了有利于日本人，对谁都没有好处。”
张将军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也把想法闷在心里。已经有人告诉过我，张将军也接到了掉转枪口打游击队的命令，但他找些借口没有执行。只有落后的四川军同意执行这一自相残杀的政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将军。我已经病了，张将军让军用卡车把我送到长江上游宜昌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一九四〇年六月初，我在重庆住院时，张将军手下一名受了伤的参谋来看望我，向我述说了以下情节：
是年五月十五日（原文如此。应为五月初——译者注）正值日寇春季攻势猖獗之际，张将军再次奉命指挥华中前线部队，这个部队的任务是把敌人从枣阳和若干其他城镇赶走。这时，张将军身边只留下两个警卫团在汉水以西，是否能与他的三十三集团军取得联系，他已经没有把握，更不用说与其他部队取得联系了。在接受命令前，他曾给副司令冯治安写了最后一封信，要他在自己一旦遭到不幸时负责统率这支部队。
五月十八日（原文如此。张自忠将军是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牺牲的——译者注）张将军和他的两个团在方家集附近被敌军六千名步兵和骑兵包围了。他们打了八个小时，伤亡惨重，张将军的左臂负了伤。两名参谋请求他趁时间还来得及赶快撤退，但他拒绝这样做，说他还没有对国家尽到责任。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敌人逼近了。一阵机枪扫射，击中了张将军的胸膛，还击伤了一名参谋。他命令这两名参谋设法突围，坚决不许他们受他的牵累。他嘴里不住地说着：“我已尽到了责任。”
几小时以后，冯治安将军率部赶来，迎战这同一支日本部队，几乎把他们统统杀了。他们在死人堆里找到了自己总司令的尸体。日本电台不断鼓吹要把张将军的尸体送到他山东老家去安葬。他们还侈谈什么“骑士传统”和“武士道精神”。
中国人把张将军的遗体运到了重庆（与钟毅少将的遗体同时到达）。在离陪都重庆三十英里的北碚举行了国葬。日本人得到举行葬礼的消息后，就派飞机前来轰炸。飞机一走，葬礼继续进行。蒋委员长给这两位阵亡将领追授了勋章。有人告诉我，从此以后，蒋委员长办公桌上摆了一幅张自忠将军的照片。张将军的良心终于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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