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上海兴国招待所宽敞的套间里，脚下是一片厚厚的紫红色地毯。刚刚洗过热水澡，张春桥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严严地密封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只写着一个“张”字，字迹是那么的熟悉。
张春桥每隔几天，就要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封。他关照过秘书，只写一个“张”字的信封，必须由他亲自拆看。
这一回，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最新一期《扫雷》。标题一下子就把张春桥的目光吸引住了：《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从何而来》。
《扫雷》写得有声有色。据“调查”，上海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是由北京“联动”（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成立，主要成员是高干子弟）所策划的，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的孙子，陈云、陈毅、贺龙、李井泉的儿子，乌兰夫的外孙，邓颖超的秘书的儿子……
虽说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传单成千上万，《扫雷》却属“绝密”的简报式内部刊物，每期只印几份而已。有时，干脆不印，用复写纸复写。这份《扫雷》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每期必看的，自从发生“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之后，他便下决心建立一支“扫雷纵队”。《扫雷》，便是他的“扫雷纵队”不断编发的情报刊物。
张春桥的“灵感”，最初得自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一次讲话：
“要继续把予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
张春桥首先要扫除的，便是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张春桥的“地雷”。
一个三十二岁的青年，被张春桥看中了。
张春桥最初注意起这个青年，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个名叫游雪涛的人，自称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给张春桥写信，反映上海青年话剧团某女演员因“造反”而处境艰难。
当时，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正要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张春桥正需要在上海树一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而游雪涛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为张春桥“送”上了这么个“典型”……
趁着回上海的时候，张春桥让秘书调来游雪涛档案——这是张春桥的习惯，先要摸一下“底牌”。
牛皮纸大口袋，上面印着“干部档案袋”，用毛笔写着“游学涛”三个字，很快送到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一九三五年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人家庭出身填“城市贫民”，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便失去父亲，母亲当时只二十八岁，拉扯几个子女长大，家庭确实常揭不开锅。他是长子，十六岁就进入上海绒布厂当工人，以分担家庭重担。靠着自学，靠着苦读，学会了写作，终于成为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又进一步成为文艺组的副组长……
虽说张春桥自己的历史不干不净，但是他却尽量要用一些历史干净的人作为自己的爪牙，以免被人揪住小辫子——他已经吃够了妻子文静的苦头！
看来，游雪涛的历史是清白的，何况是个党员，头脑灵活，笔头也可以。
于是，“面试”开始了。
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对于游雪涛来说，无异是打了一针兴奋剂。他意识到，他要交鸿运了。
平常，张春桥跟陌生人见面，先要“嗯”、“喔”一阵，让人家说够了，这才开口讲那么几句。这一回，跟游雪涛握手之后，张春桥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很快就发觉，这个年轻人是块料子，头脑里充满政治细胞。年纪轻轻，对上海政界人士，有着清清楚楚的了解。
第一次见面，张春桥认识了游雪涛，游雪涛也敏锐地认识了张春桥——这个“大人物”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情报！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政界秘密情报！
聪明的年轻人投其所好。他常常给张春桥写信，那每一封信，就犹如一期《扫雷》简报。他是个小人物，而小人物有着大人物所缺少的方便之处：他可以随意在各处串连，可以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可以记下每天街头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去摸一些政界人士的“底牌”……他在上海滩上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何况，他手中有记者证，在三教九流之中活动是很方便的。
这样，小人物的眼睛成了大人物眼睛的延伸，小人物的耳朵成了大人物的耳朵的延长。张春桥对于上海滩的一举一动，都随时获知。
最初，只有游雪涛单枪匹马在于。他不断给张春桥写信。每一次接到张春桥托秘书打来的电话，每一次的约见，都使他倍受鼓舞。
张春桥意识到，偌大的一个上海，只有一个“包打听”太不够了。于是，游雪涛扩大为“游雪涛小组”，亦即“扫雷纵队”。
游雪涛以“捷尔任斯基”自居，把他的小组喻为“契卡”。他只效忠于一个人——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不伦不类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来不得不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后，便任命游雪涛为这个“市革会”的“群运组”副组长。
特务机关，从来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的名称。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是“调查”，又是“统计”，多么动听。张春桥给游雪涛挂了个“群众运动组”的名义，何等迷人！
张春桥给“扫雷纵队”安排了秘密基地——上海永福路二四四号的一幢独立的小楼。从此，“扫雷纵队”的代号取为“二四四”。永福路是一条邻近淮海中路的马路，交通方便而行人不多。
那里离张、姚的兴国招待所、徐景贤的“丁学雷”小楼、王洪文盘踞的东湖招待所以及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机关都很近，轿车在几分钟内均能到达。
游雪涛严格地挑选着人马，逐步发展他的“扫雷纵队”。笔者查阅了“扫雷纵队”全盛时期的名单，全纵队共计三十五名队员。这些“侦探”的职业，五花八门，既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队员之中，还配备了打字员、司机。全队拥有四辆汽车，四枝手枪，一颗美制手雷，三架微型录音机。经张春桥批准，这支队伍直接向“市革会”领取经费，但从不说明用途。
在三十五个人之中，只有游雪涛与另一个头头夏某有“市革会群运组”的工作证。游雪涛自称，这是一个“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组织！
游雪涛在献给张春桥的一份《一年工作总结》中，曾写及这支特殊队伍的不为人知的心态：
“我们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
“我们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于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的诽谤。”
“一年多来，……绝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员在上海活动，同志们冒着倾盆大雨，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轮班守候在各大旅馆门口，以便知道他们究竟与上海哪些人对口……”
什么“老人串连会”？哦，哦，游雪涛一口咬定那是“走资派”搞的。
“听说”——仅仅是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有那么个姓李的来上海，又听说，这个人是“厅局级干部”。无缘无故，这个人就成了游雪涛小组追捕的对象。
“注意！注意！此人坐了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轿车！”“扫雷纵队”紧急动员起来，那辆“华沙”在雨中开出“二四四”号；那辆“奔驰”轿车也出动了；十多辆两用车，在雨中疾驰。
外滩查过了，中百一店查过了，北站也查过了，没有发现“米黄色的‘伏尔加’”。
对了，对了，听说那人住在淮海路——他们称之为“淮海路老李”。
集中兵力，细细在淮海路搜寻。
像大海捞针一般，好不容易，在锦江饭店的车库里，查到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一看汽车车牌，正是江苏的。
虽说“淮海路老李”查到了，游雪涛却不急于逮捕他。队员们在风雨交加中，躲在角落里，监视着锦江饭店，以求查明“淮海路老李”跟上海哪些“走资派”联系。
很遗憾，并没有“大鱼”上钩。
“扫雷纵队”动手了。他们戴着大口罩，在墨黑的深夜突然破门而人，不由分说把他蒙上双眼，架走，塞进汽车。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当遮眼的黑布被取下之后，他才知道，已被押进一个地下室。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凶神恶煞；“迎接”他的，是木棍皮鞭。
“淮海路老李”无端蒙冤。他，竟不明不白地被“扫雷纵队”关押了几个月……
“淮海路老李”，只是受到“扫雷纵队”迫害的众多的无辜者中的一个。
“扫雷纵队”的宗旨，是张春桥定下来的，即“挖出陈、曹埋下的第二套班子”。其实，“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扫除张春桥的一切政敌”。
游雪涛“忠诚”地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工作着，实现着张春桥定下的宗旨。游雪涛所编的《简报》、《动态》、《动态增刊》，达三百期之多，密送张春桥的情报达一百万字！
无孔不入的“福尔摩斯”
据游雪涛自云，那三百期简报，“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笔者细细阅读了厚厚的案卷，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读后感：触目惊心！
“扫雷纵队”是张春桥手下的“福尔摩斯”。翻阅着案卷，他们的“丰功伟绩”历历在目……
江苏宜兴西侧，有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县城——溧阳。一天，两个三十五岁上下、干部模样的男子，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出现在溧阳县公安局。介绍信上写明来者政治面目，均系中共党员。有着这样完全合乎外调手续的介绍信。当来者提出要求查阅敌档，县公安局理所当然地同意了。
来者并非一般人事外调，介绍信上写着：“准备汇编中统特务组织的敌情材料。”
来者在敌档中，终于查到一份当年敌中统特务机关拟定的在新四军中进行策反的人员名单，如获至宝。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照片。
他俩压制着内心的欢欣，装成若无其事一般，又翻拍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敌档，这才离开溧阳。
照片冲出后，游雪涛大大表扬了那两个小头目：“这一回立了大功！”
照片迅即送到张春桥手中：那策反名单上，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张春桥对陈毅早就恨之入骨。游雪涛心领神会，偶尔听说溧阳县敌档中有陈毅材料，急急地派人前往外调。
遗憾的是，本以为这下子抓了个重磅炮弹，谁知是个空壳：唉，那陈毅非此陈毅，只不过同名同姓而已！
一场空欢喜！
在所谓“二月逆流”发生之后，张春桥恨透了那个拍桌大骂他的叶剑英。
游雪涛闻风而动。马上为张春桥提供炮弹：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东在上海。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显然，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进攻叶剑英的材料……
很快的，“扫雷纵队”把刘啸东作为侦查的重点。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详细材料，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获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曾经抄过刘家，立即派人到上海音乐学院。那人从“抄家物资”中，查到一包刘诗昆与叶剑英女儿的通信，当成了不可多得的“炮弹”，送到游雪涛手中，而游雪涛马上交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亲笔批示：拘留刘啸东！
不久，叶剑英陪外宾来到上海。叶剑英成了“扫雷纵队”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那几天，《扫雷》简报频频编发，不断向张春桥密报，叶剑英在上海会见了谁，读了些什么……
紧接着，“扫雷纵队”又扫到了一颗重要的“地雷”：
这颗“地雷”，是在上海一所不大的学校——化工某校。校党委书记，是一个深知张春桥历史的人。他，便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张春桥在自己的“简历表”中写及的那个人，“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志成、林福生介绍入党”的吴志成，亦即宋振鼎，是“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的组织者。这个非法组织成立不久，被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去，宣布解散。张春桥所谓“入党”，是入这个“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宋振鼎在学校里受到审查。他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委员会”，谈到了他曾介绍张春桥加入这个非法组织。
该校专案组获知张春桥这一历史问题。向“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会”写了报告。这报告，落进了张春桥妻子文静手中。
张春桥大吃一惊，下令“扫雷纵队”前往扫雷。
擅长于“上挂下联”的游雪涛，居然查出化工某校的专案组“背后有一只黑手”！因为专案组中某人的父亲，“与叶剑英关系非常密切”！
这还得了！那个专案组的六名成员，马上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遭到了反审查，蒙冤受屈达八九年之久……
遵照张春桥的叮嘱，“扫雷纵队”曾秘密监视离“二四四”并不太远的一幢小楼。
那幢小楼的女主人，深居简出，在上海鲜为人知。不管“文革”的浪潮怎样卷过来、翻过去，那幢小楼依然安安静静。
然而，来自“扫雷纵队”的消息，不仅惊动了张春桥，而且当张春桥转告江青时，江青也很当一回事：小楼门口，常常停着一辆小轿车。从车号判断，那是上海警备区的……
小楼的女主人究竟是谁？
贺子珍——毛泽东的前妻！
对于江青的心态，张春桥一清二楚。早在一九六四年中秋节，“女客人”来沪。在中秋晚会上，上海文化局安排的节目单上有上海评弹团赵开生、余红仙的评弹新曲《蝶恋花》。张春桥看到节目单，立即把《蝶恋花》一笔勾去。市文化局哪知其中原因，张春桥怒斥道：“还问什么？这还用问？！”因为“女客人”要出席晚会，虽然《蝶恋花》是毛泽东写的词，但那是为思念前妻杨开慧而写的，唱给“女客人”听，岂不是自讨没趣……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张春桥要“扫雷纵队”注意那幢特殊的小楼……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游雪涛致张春桥的信中，这样写道：
“就拿最近调查（上海）警备区的情况来说吧，夏某某深知廖政国的为人，以及进行这项工作可能会有的风险，他还是大胆谨慎地插进了警备区，为弄清部队的情况付出了很艰苦的劳动……”
于是，一份份《扫雷》简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上海警备区材料摘编》；
《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
《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
《关于方某某追查邱某某与张、姚两位关系的情况》
最令人震惊的是“扫雷纵队”以二十多期简报、五万多字，向张春桥密告了“上海警备区十四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简报中甚至写着：“许世友支持廖政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
将军受尽了张春桥的排斥、打击，忽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廖政国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写下七律一首明志：
征战何止千百次。
此次进京最无底。
人生自古谁无死，
愿留正气飘天地。
过度的忧郁，随之而来的是癌症伴生。廖政国将军离开了人世……
游雪涛一手伸进上海警备区，一手伸进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他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便是编制《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他把原华东局的九十七名干部列为“黑线人物”，一个个贴上标签，诸如“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敌情”：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掉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咬牙切齿道。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扫雷纵队”出动了。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一期期简报。
张春桥回避了，把妻子文静推到台前。文静召见游雪涛，旁边坐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合演了一出戏：文静根据简报的内容口授，何秀文笔录，最后由游雪涛署名。
这样，一份游雪涛揭发刘瑞龙的报告，便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
“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
张春桥这么一“批示”，够刘瑞龙受的：批斗，隔离，写交代……
游雪涛在追查“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时，还有一大发现：参与“炮打张春桥”的某红卫兵头头，“在中山医院住院养病时，被市委联系红卫兵组织的联络员李某某所收买。李是华东局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密切……”
《扫雷》简报送上去没几天，李某某被“工总司”抓走，据说是要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扫雷纵队”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把一大把“辫子”抓在手中……
游雪涛越来越受到张春桥的重视。“扫雷纵队”与张春桥之间，由游雪涛单线联系。
每当张春桥从北京来到上海，游雪涛便经常出入于兴国路。诚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所言：“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张、游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文也不能在侧。
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
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于是，张春桥与游雪涛单独密谈的内容，总算大白于天下。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老人串连会”为例。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报中，是这样的：
“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据游雪涛的笔记本所记，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如原文所记：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五十四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编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做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和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
“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怀仁堂里的论战
自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二月十二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里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仿了。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意已极，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二月十六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王朝所建的“仪鸾殿”。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二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随即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也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即谭启龙。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如今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只不过还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不快。
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主席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冷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大谭”报以讥笑：“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眼睛一翻，气嘟嘟地走进会场。
周恩来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的目光逼视着坐在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当着众人之面，痛斥张春桥：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据王力告诉笔者，那天开会，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坐着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委员：在周恩来左首，坐南朝北，依次坐着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在“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的气，走过去穿衣服，看样子又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对面的那一帮子人说道：“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劝住“大谭”，拿下他手中的大衣。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
谭震林一听，回过身来，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火中烧，放炮了：“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干部挨整。‘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引者注：指当时康生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
陈毅的话，直刺对面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老总快人快语，继续放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惟有他的眼珠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他一言不发。他有充分的“涵养”。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他曾主动“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开座谈会，“虚心”地“征求意见”。历史学家们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他也毫不动气。他的向来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枝笔在本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近来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从下午三时开到七时，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张春桥果真“后发制人”。当天夜里，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钓鱼台十一楼，向江青报告。江青当即给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有要事汇报。
这样，张、姚、王三人凑了个汇报要点。晚十时，他们三人和江青一起去见毛泽东主席，告老帅们的状。
从毛泽东主席那里出来，张春桥坐在“红旗”牌轿车宽敞而舒适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他马上要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官。
也就在这一天——二月十七日，当毛泽东主席在与张春桥等谈话的时候，谭震林在奋笔疾书。“大谭”忧民忧国内心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大谭”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飞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比喻挨斗时低头、弯腰、双臂后曲的样子），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谴责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讳，“大谭”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没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条板凳上！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主席，落到了江青、张春桥手中。
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主席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同时请来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也在座。
这天夜里，主席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了自己的老战友李、陈、叶。康生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威。他的这次“震怒”，成为转折点。从此，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箩”大的字，写在纸上，贴满了北京城。
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话里充满着得意。下面是当时传单上所印的张春桥讲话记录稿：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谈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一张大宇报问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那我现在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掌声）”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群众呼喊：“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实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北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光荣，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掌声。众呼：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此时的张春桥，已在扮演“钦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泽东主席的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九六七年，是张春桥直线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国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之中，倒掉了六人，即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只剩下五人，即毛与周、林彪、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取而代之——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只是规定，“中央文革”成员列席政治局会议。这时，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于是，在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怪事，一个在党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一下子成为地位显赫的人物。从那以后，中央文告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并列的名义发出。“中央文革”权重一时。
也就在这一年，“中央文革”中的三员大将兼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也倒了。毛泽东主席批评了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社论是大毒草，“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动口号，三名秀才便入了囹圄。这下子，“中央文革”只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张春桥大权在握了……—
炮口再度对准张春桥
物理学上有一条这样的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力相等。
其实，物理学的定律不只适用于物理学。张春桥的高压政策、倒行逆施、特务统治、残酷迫害，骑在上海人民头上拉屎撒尿，那强大的反作用力早已形成。
“一·二八”炮打了张春桥，以仅仅两小时的时差，被张春桥用“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用“工总司”压了下去。
十五个月过去。如同本文开头所写——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更为猛烈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
《文汇报》突然成了脱缰之马。在“一月革命”中“新生”的《文汇报》，本来成了张春桥的手中的舆论工具。这天却甩离“张春桥轨道”，成了炮打张春桥的“舆论大炮”。
这天的《文汇报》，打的是“拐弯炮”。今日的年轻人倘若重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文汇报》，会如坠云雾之中。那是在特殊年代用特殊方式进行的“炮打”。在第三版，印着这样的通栏标题：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忽然来了这五个“誓死保卫”，究竟出了什么大事？
哦，“注释”就在第三版上，全文转载了这年四月七日《北京日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不知内情者，把《北京日报》的社论读了一遍，仍不得要领。
当然，如果把《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印发的传单《十个为什么》读一遍，那就会明白一些：
一、最近上海市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什么新华社不发报道？
二、《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什么一连二个月不转载、转发上海的社论？
三、北京三月二十八日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亲自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四、前几天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里（引者注：江苏省“革委会”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三月二十五日见报），张春桥的名字为什么放在最后，又不加‘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
五、北京“三·二四”会议，为什么姚文元不让驻京办事处的消息捅到上海？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六、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引者注：即“红色造反纵队”的简称）为什么在沪特别吃香？他们公开反邱会作（引者注：邱会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后勤部长，为林彪死党），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上海市革委会为什么没人去碰一下？
七、张春桥原在石家庄报社当社长，杨、余、傅都是晋察冀那个山头的。
八、张春桥在市革委扩大会上呼叫打倒杨、余、傅时，为什么紧张到把“傅崇碧”叫成“邱会作”？
九、《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为什么张春桥提出要合并成一家？
十、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愿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
这份《十个为什么》传单，当然要比四月十二日《文汇报》说得明白得多。
不过，“三·二四”是什么样的会议？“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又是怎么回事？跟张春桥又有什么关系？
事情的突然爆发，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发布两项命令：一项命令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项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当天夜里，余立金被捕。杨成武、傅崇碧遭软禁。
当时，杨成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为空军政委；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召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林彪作了长篇演讲，历数“杨、余、傅”之“罪状”：
“……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还说：“杨、余、傅是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对于“杨、余、傅”的批判，在三天之后——三月二十七日，又升级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涌入十万之众，倾听着“中央首长”对于“杨余傅事件”的说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登台，作了极为“精彩”的演讲。
陈伯达这位“哲学家”，着眼于事物的“彼此联系”，作了如下推理：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
你看，陈伯达一下子就把杨余傅、王关戚、刘邓陶串连在一起！
康生主管组织大权，此人最擅长于“揭老底”。他仿佛忘了王、关、戚一直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却翻出了陈谷子烂芝麻：
“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说：初次到您的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瞧，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您平易近人，有善于诱导的作风。’……”
康生的话，令人大惑不解。既然王力的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关锋、戚本禹给彭真的信写于一九六四年，你康生怎么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揭老底”呢？
江青呢？她扮演了一个“受蒙蔽”的角色：
“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在我们队伍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中造成中央文革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的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上海市民议论纷纷。经过将近两年的“文革”锻炼，人们也变得聪明起来：这样再次大动荡的时刻，岂不是揪出张春桥的良机！
于是《北京日报》四月七日社论中提出的口号——“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马上在上海产生了反响，人们巧妙地把这句口号移用到张春桥身上：张春桥是“杨、余、傅的黑后台”！
借助于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超手法，上海街头陡地冒出一批大字标语：“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
还有的标语更微妙，特地加了“上海”两字：“揪出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
真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都明白，这“上海的黑后台”指的是谁。
张春桥哭笑不得。派人去撕标语、覆盖标语吧，这不就等于自己承认了是“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吗？由它去吧，这些大字报标语把上海闹得满城风雨，他成了人们暗中议论的中心话题。
正因为这样，四月十二日，当《文汇报》突然转载了《北京日报》四月七日社论，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怒潮，磅礴于上海……
也就在这一天，张春桥的“老底”被人揭穿，在张春桥的脚下响起一声炸雷：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多少年来，一直用浓发遮盖的张春桥头上的这块癞疤，被用大标语、大字报公布于睽睽众目之前……
林彪救了张春桥
永福路二四四号。四月十二日清晨，“扫雷纵队”全体紧急集合。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春桥同志！”
在领着呼喊了口号之后，游雪涛沉默了半晌，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用低沉的声音发表“训话”：
“同志们，最严峻的考验时刻到了！”
“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最敬爱的春桥同志。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了春桥同志，我们要豁出去！”
稍停一会儿，他拿出了笔记本轻声地说：
“刚才，我接到文静同志的电话，她要我向全体同志交底，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同志们。”
“文静同志说：‘春桥同志的历史完全清白，一点污点也没有。这样干净的历史，在老干部中是少见的。任何关于春桥同志的谣言，都是最恶毒的攻击和最无耻的捏造。’”
“文静同志还指出，‘春桥同志说话，总是引用毛主席的原文，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对他非常信任，他对毛主席非常忠诚。春桥同志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他曾说过，他平生的夙愿，就是用全部精力写一部《毛泽东传》，此外一无所求。’”
“同志们，我们一直在为捍卫春桥同志而战。春桥同志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幸福。在今天这样的紧急关头，文静同志亲自给我们这个小组打来电话，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
“今天，各种各样隐藏的‘雷’，都抛头露面了，正是我们‘扫雷纵队’的扫雷最佳时机……”
游雪涛一声令下，“扫雷纵队”全体出动，在上海那滔滔人海中游弋。
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一切有关“炮打”的标语、大字报、动向，都纳人“扫雷纵队”扫描范畴……
面对张春桥写下的“谢谢同志们”五个字，“扫雷英雄”们是当之无愧的。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扫雷纵队”就已经向张春桥密报了《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那“三驾马车”（也有人称之为《文汇报》“造反三巨头”）的“反叛”动向。为此，张春桥要秘书何秀文在暗中调来了“三驾马车”的人事档案。张春桥已做好了整人的准备。
神通广大的“扫雷纵队”还获得重要的情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一兵团”曾包围了张春桥家、准备抄张春桥的家，被张春桥发觉，调来王洪文的小兄弟解围……是谁把张家的地址泄漏出去？这个哑谜被“扫雷纵队”查明，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
“原来，郭仁杰这小子背有反骨忘恩负义！”张春桥听了游雪涛的报告，把牙齿咬得嘣嘣响。
张春桥记得，过去看过郭仁杰的档案。那是一九六四年，是他亲自点将，把郭仁杰调入市委写作班的。调动前，他查看过郭仁杰的档案。那时，他以“十”的目光看郭仁杰。如今，郭仁杰反了，他以“一”的目光看郭仁杰。于是，他再一次调看郭仁杰的档案。
郭仁杰的历史，倒是无可挑剔的：一个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很早就参加解放军，加人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随军进入上海。一九五七年，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支副书记……
在翻阅郭仁杰档案的附页时，张春桥看到一份外调材料，笑得眯起了眼睛。原来，此人也好色！
张春桥给游雪涛下达了“特殊任务”：抓住郭仁杰在男女关系上的小辫子！
张春桥深知，这类桃色新闻，在“文革”中只消用大字报一公布，很容易就可以把一个人搞臭。
果真，“克格勃”游雪涛弄来了极为详细、具体的情报……
就在郭仁杰忙着与复旦大学“红革会”的那些红卫兵们频繁来往，筹划着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突然，受游雪涛指使的华东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在一天深夜把他们抓了去。
郭仁杰被关进了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在二楼的囚室里，红卫兵们逼问着他，要他交待“男女关系”问题。
秀才最爱面子。尤其是像“男女关系”之类隐私一旦公诸于众，已经跻身于“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之列的郭仁杰，脸往哪儿搁呢？
据当时的档案记载：“郭仁杰要看守的红卫兵给他倒一杯开水，把红卫兵诓出室外，立即把门碰上，从窗户口跳下……”
地下顿时溅满一滩血。
从此，张春桥少了一个政敌。
“杀一儆百。”消息传出，那些已经扯起造反旗号的原市委写作班的秀才们人人自危，深知张春桥不是好惹的……
郭仁杰之死，在反张之心早已坚定的人们那里，产生的不是畏惧，却是更深刻的仇恨。“四，一二”一把火，点起了堆满上海的干柴。
《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真个是星火燎原，那《十个为什么》传单已经一再加印，仍是上海的“抢手货”。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揭老底”战斗队，刊印了鲁迅批“狄克”的《三月的租界》和“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刊印了李淑芳——当年的文静怎样成为“东方的摩登女士”……上海人民也学会张春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术，揭起张春桥那“老底”来了。这些“揭老底”传单，一时风靡上海。
不可一世的张春桥，仿佛成了泥足巨人，风一吹，就要倒了。
一连串的新消息，通过“二四四”传人张春桥耳中：《文汇报》印的《十个为什么》已发向全国各地：华东六省的省报都向《文汇报》看齐，要在四月十三日头版头条转载《北京日报》四月七日社论，而且《解放日报》居然也要同步行动……
这一回“炮打”来势，比十五个月前要凶猛得多。眼看着，张春桥会成为“王、关、戚”之后，“中央文革”“端出来”的第四个恶棍。
张春桥毕竟还是张春桥。他紧急召见王洪文。“工总司”上街了。王洪文率队冲进《文汇报》报社了。……十五个月前，张春桥打退“一·二八”的“红革会”，靠的是“工总司”。这一回，又甩出这张在安亭结下“火线友谊”的王牌。
张春桥又一次拨通了北京钓鱼台的长途，向江青呼救。
“是不是再给上海发一个‘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江青问道，“你现在就把电报内容告诉我，我马上发到上海！”
“不，这一回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恐怕还不行。”张春桥说道。
“‘中央文革’的牌子还不响吗？”江青一听，怔住了。
江青倒也痛快，她请张春桥自己拟一个“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张春桥连忙解释道，“因为这一回的主要的炮打口号，说我是杨、余、傅的黑后台。杨、余、傅都是军人。只有以林副主席或者中央军委的名义，给上海发紧急电报，才能最有效地制止这一次的炮打……”
“好吧，我马上转告林副主席。”江青明白张春桥的用意，挂上了电话。
张春桥与林彪之间，本来连话都说不上。“文革”前，林彪身为元帅，来来去去上海，从不把柯庆施的那么个“政治秘书”张春桥放在眼里。自从张春桥进入“中央文革”，林彪才注意起张春桥其人。不过，这时的林彪居高位，住深院，张春桥难以接近他。虽然张春桥借助于江青，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赖，但是他为了能在中央牢牢扎根，不能不指望着巴结林彪——因为林彪已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号人物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的一句话，无意之中为张春桥搭起了高攀林彪的梯子。那时，毛泽东主席已经在考虑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了，他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叶群向张春桥透露了来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应当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明白的聪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后，便放出风声：“上海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在党章上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证我们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色！”
于是，在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上，出现了所有中共党章上未曾有过的词句：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的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马上“回赠”张春桥一军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从那以后，张春桥跟“林副统帅”之间架起了热线：张春桥借口汇报南京军区工作情况，常常给林彪挂电话，向他请示这、请示那。林彪呢？也拖着腔、拿着调，跟这位秀才说上几句“热络”话。
在“四，一二”这风雨飘摇之际，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发出了“SOS”讯号……
果真，林彪伸出了救援之手。
那个在“杨、余、傅事件”中红得发烫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奉林彪之命，在四月十二日下午飞抵上海。
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当年“狄克”曾在那里度过不平常的岁月，如今上海党、政、军、文各界头目急急赶往那里的“市革委礼堂”。
中央军委常委吴法宪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纸公文。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气敛息。对于吴法宪从天而降，许多人曾作了美妙的推测：一定是来宣布当场逮捕“杨、余、傅”黑后台张春桥的命令！
吴法宪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四点指示：
“第一，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第二，张春桥同志仍然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第三，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第四，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完了！完了！这四个“仍然是”顿时把一场如火如荼的“炮打”，降到摄氏零度！
印刷机在飞速运转。印着四个“仍然是”的传单，撒向四面八方。
“一·二八”炮打，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吹灭；这一回，“四·一二”炮打，又被来自林彪的“四点指示”所压倒。
张春桥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哦，“仍然是”长在脖子上！
张春桥笑了。哦，“仍然是”胜利者的微笑！
张春桥还未笑毕，秘书通报，有客求见。不用问，来客“仍然是”游雪涛。
一大堆刚刚冲出的照片，放在张春桥的桌子上。看得出，由于过分匆忙，上光时过早地取下，照片表面坑坑洼洼。
“中国有句话，‘凡事有三’。三打祝家庄，三顾茅庐，三气周瑜，三让徐州，都是个‘三’。”张春桥一边翻看着那些“四·一二”炮打照片，一边提醒游雪涛，“不要以为‘一·二八’、‘四·一二’都过去了，就太平无事了。我看，还会有第三回炮打！”
游雪涛透过近视镜片望着张春桥，竭力要记住张春桥的每一句话，他发觉，张春桥深谋远虑，确非等闲之辈。
突然，张春桥把一张照片甩到游雪涛面前，压低了声音说道：“这件事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看，背后有长胡子的人！”
游雪涛接过照片。那是南京路上的一条大标语，写着“张春桥=狄克”……
藏书楼里的斗争
“狄克”，一直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每当他的轿车驶过离他家并不太远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如同驶过一座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的军火库——《大晚报》一张也不缺地收藏在那里。
他曾做过一个梦：雷电交加的夏夜，一声霹雳响过，徐家汇藏书楼火光冲天，一张张《大晚报》顿时化为灰烬……
可惜，梦只是梦。徐家汇藏书楼装着避雷针。
后来，曾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各地图书馆，都成了红卫兵的“铁扫帚”进行清扫的目标——因为图书馆几乎集“旧思想、旧文化”之大成。
我查到戚本禹在当时接待各书店、图书馆代表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大革文化命”的活生生的见证——
新华书店代表：“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书店里的古旧书被查封了。有些造反派来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出版的书，除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外，都要鉴别后再发售。”
中国书店代表：“中国书店现在不收古书。有些学校在烧古书，认为古书没有用了。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满楼道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不少人家在烧字画。”
造纸总厂代表：“我们已收来不少古书。有些已经化浆造纸。还有很多古书堆在那里，当做造纸原料。北京师大刘盼遂的古书，也送进了造纸厂。通县纸厂已收到几千吨线装书！”
北京图书馆代表：“我馆清理了书库，已有不少书送入造纸厂。”
红卫兵代表：“大作家郭沫若不是说，恨不得把自己过去写的书都毁之一炬。‘毁之一炬’，就是烧书！”
戚本禹：“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们代表新生产力么！他们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
戚本禹的话，为焚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红卫兵们壮胆。
北京吹什么风，上海掀什么浪。
上海铁道医学院的红卫兵高举红色大旗，杀进“封资修大本营”，勒令上海图书馆领导交出所有书库的钥匙。他们拿钥匙干什么？为的是要杀进书库“扫四旧”——饶书！
张春桥得意了。他推波助澜，说了一句具有很大煽动性的话：“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真正有用的不过一架子！”
北京一批红卫兵杀进上海，冲到徐家汇。他们看见徐家汇天主教堂尖屋顶的十字架，气急败坏：“红彤彤的上海，怎么能容忍黑色的十字架？！”
他们冲进了天主教堂，居然把英文打字机当成“间谍”的“发报机”！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顶的热火朝天的时刻，红卫兵们听说，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还有个“毒草库”——徐家汇藏书楼，马上朝那里冲去……
上海图书馆锁上了大铁门。
徐家汇藏书楼关紧了那扇小门。
好不容易，才算躲过了这场焚书的危机。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徐家汇藏书楼开门了，一群又一群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那里。他们不再是来焚书，却是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查阅发黄了的报刊杂志。他们的目光，甚至把旧报纸上的每一条“启事”都一一审视一番。这一回，他们把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掀动着发脆了的书页，惟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涌向徐家汇藏书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里。
一时间，“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各式各样的介绍信，递到图书管理员手中。
红卫兵、造反派们怎么忽然对这座“毒草库”产生了兴趣？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有“‘坚持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文革”前，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六十一人在解放后有二十二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康生深知，一旦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可以扫除一大批政治对手，可以借此打倒刘少奇、张闻天。
精于权术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写的报告，未必能够推翻党中央原来对六十一人的结论。于是，他“发动群众”，把“抓叛徒”的风声泄漏给红卫兵、造反派。
由于那些“反共宣言”、“脱离共产党声明”都是登载在解放前的旧报刊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
其中，最积极的，要算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了。大抵他们仗着“地利”——他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太不在行。他们就连“民国二十四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们要求葛正慧给予辅导。
葛正慧真的给他们以辅导：他拿出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的《申报》、《立报》，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
《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一篇又一篇文章，都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
他转身进入书库，拿出了“炮弹”——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大晚报》，放在红卫兵面前。
葛正慧指着那篇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道：“这篇文章很要紧，你们好好地看一看。”
在葛正慧的“辅导”之下，红卫兵用带着敌情观念的目光，把那篇文章扫视了好几遍，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又请求葛正慧“辅导”了。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开头的一句话就看不懂。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田军是谁？”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当时的妻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得到鲁迅的推荐、支持，才出版的。你们可以查一查《鲁迅全集》，那上面有鲁迅为这两本书写的序言。”
葛正慧耐心地“辅导”着西安交大的红卫兵。
当红卫兵们读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写的序言，葛正慧又进一步“辅导”他们读《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
自然而然，红卫兵们问：“狄克究竟是谁？”
葛正慧轻声地说：“狄克就是张春桥！”
“真的？”
“千真万确！”
红卫兵们第一次听说，张春桥原来是这么个人！
他们从多次的“辅导”中，知道葛正慧颇有学问，相信他不会说假。
红卫兵的本意，是要在徐家汇藏书楼里抓“叛徒”，不料却抓了个攻击鲁迅的“狄克”。
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全文抄录了关于“狄克”的材料。葛正慧在微笑中，把“炮弹”交到了红卫兵手中。
“狄克=张春桥”，悄然在红卫兵中“扩散”……
另一支兵马杀进藏书楼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另一支兵马杀进徐家汇藏书楼。
虽说也是年轻人，挂着“上海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鲜红袖章，但显然要比西安交大的红卫兵的水平高得多。用不着辅导，他们就已经知道“蓝苹=江青”。
这支兵马来自邻近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名唤“红影组”。他们怀着一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赤诚忠心，前来查阅三十年代影坛报刊，编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
他们在穿过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之前，对于“英勇旗手”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他们的心目中，将要编写的《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红线的代表人物是江青，黑线头目则是“四条汉子”。他们步入徐家汇藏书楼，就是为了查找“红线”怎样斗“黑线”的历史资料。
他们几乎已经能够熟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在《纪要》中，对江青作了高度评价：“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是内行。”
他们也记得，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中，对江青的赞扬：“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面对这样的权威性评价，他们心目中的江青形象，如同他们厂里巨幅宣传画所画的那样：穿着军装，手持鲜红的语录，背后是哗啦啦飘着的革命大旗……
然而，这群年轻人在藏书楼里懵头转向，不知从什么地方人手，才能查到江青三十年代鲜红的历史。
他们请求葛正慧当书山报海的向导。
葛正慧当然满口答应。
不过，对于这几位读者，用不着像对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那样的辅导了。葛正慧不动声色，只消把一颗颗“炮弹”搬出来，放在他们的面前，就可以了。
《电通画报》、《大公报（星期影画）》、《大晚报》、《早报》、《青春电影》、《时事新报》、《民报》、《中央日报》……葛正慧来回搬运“炮弹”，忙得满头是汗。
初是惊讶，继之疑惑，进而沉思，终于怒形于色。“红影组”的年轻人们，万万意想不到，蓝苹当年竟然是那样的角色。
历史最诚实。历史无法用油彩化妆。那些三十年代众多的报刊，活生生地勾画出当年的蓝苹形象。
“红影组”恍然大悟：三十年代的电影演员蓝苹，才是本色本貌；六十年代的“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倒是浓妆艳抹的演员！
蓝苹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曾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红影组”的年轻人们只是看看那些报道的大标题，就已触目惊心了：
《蓝苹在电通时代的五角恋爱》；
《为来为去为了一个宝贝的蓝苹，影评人唐纳二度自杀蹈海获救》；
《唐纳蓝苹交恶原因：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
《悲剧闭幕 喜剧展开 蓝苹章泯 蜜月旅行》；
哦，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真实形象！
“红影组”的组员们面面相觑，那本《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不知该如何下笔！
有人秘而不宣，有人避而不谈，也有人挺身而出：准备“炮轰江青”。
就在这时，北京电影学院司徒某某一路人马，也穿过那扇小门，进入藏书楼。他们也是为了收集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光辉事迹”，把照相机对准一页页发黄的电影画报……
也就在这个时候，游雪涛小组的触角，伸向了徐家汇藏书楼。
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炮打刚刚过去，游雪涛的眼睛，便盯住了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班人马到得最晚，却最早被“扫雷纵队”发觉——因为“扫雷纵队”的密探进入藏书楼之际，司徒某某一伙正在那里翻拍照片。
紧急情报立即送到游雪涛手中。
这一回，游雪涛并不急于下手抓人。他派出一个姓朱的密探，与司徒等人混在一起。朱某是上海电影界人士，很快就跟司徒混熟了，想弄清他们的背景。
朱某密报：司徒一行，住在上海越剧院学馆，在住处大声地讲江青坏话……
游雪涛向张春桥密报。
“抓！”张春桥下达了命令。
就在游雪涛带领队员们扑向上海越剧院学馆时，却扑了个空——司徒一行已经走了。
“上哪儿去了？”他们打听着。
“听说去杭州了。”
急急赶往上海北站，游雪涛亲自出马，带着朱某等五人，风风火火前往杭州。
游雪涛求助于王洪文的把兄弟——翁森鹤，这个三十一岁的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造反起家，已成为浙江一霸，人称“浙江的王洪文”。
待到翁森鹤带着游雪涛查出司徒一行的踪迹，司徒一行已经返回上海了！
游雪涛双手空空回到上海，好不懊丧。赶到上海越剧院学馆，又不见司徒一行的影子。
朱某到底有办法，居然查明：司徒一行匿居在上海成都北路四七一号的成都第二中学。
游雪涛带人去抓，逮捕了北京电影学院五人。惟司徒漏网——他已逃往南昌……
游雪涛把捕来的五人，投入上海漕河泾看守所，关押了五年！从被捕者那里得知，他们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得的资料，分藏于他们在上海的四个亲友家。
“扫雷纵队”兵分四路，同时抄了这四家。没有证明，没有手续，说抄就抄，他们如同当年的“盖世太保”。
在闸北某家小阁楼里，终于抄得两卷尚未冲洗的胶卷。显然，那是重要的“罪证”。不料，被游雪涛的女儿拿着玩，打开来看个究竟，全部曝光！
幸亏这是游雪涛的女儿干的。要是别人，说不定会因此被投进铁牢……
就在这时，一封告密信从上海图书馆寄出……
主炮手被关进秘密监狱
主炮手葛正慧落网了。
徐海涛得知葛正慧是说出“狄克=张春桥”的“主犯”，亲自带队前往抄家，抄得片纸不留，全部装上卡车运走，惟恐留下一颗“炮弹”。
紧接着，他奉张春桥之命，提审葛正慧。
一场唇枪舌战，在徐海涛和葛正慧之间展开。一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一个微言大义，不乱方寸。
“葛正慧，你老实交代你的‘炮打’罪行！”
“我没有罪。”
“你没有罪？‘狄克’不就是你说的吗？！”
“狄克是张春桥的笔名。说了一个笔名，怎么能说是炮打呢？”
“混蛋！你到了今天，你在我的面前，还敢炮打？”
“狄克是鲁迅批判的。如果说炮打，只能说是鲁迅炮打狄克！鲁迅炮打张春桥！”
“你今天还在‘扩散’？！”
“《鲁迅全集》今天还能买到，还能借到。《三月的租界》谁都可以看。这能说是在‘扩散’吗？”
“你干吗往《鲁迅全集》上扯？《鲁迅全集》上并没有写狄克是张春桥。分明是你在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谣！”
“我造谣？我是研究笔名学的。我说狄克是张春桥，我有根有据。你不信，你去问问张春桥，狄克是不是他的笔名。如果他否认，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混蛋！十足的混蛋！在你的大量罪行中，只要随便抽出一条，就够得上枪毙！”
葛正慧沉默不语，冷眼以对。
徐海涛恨不得一口吞掉他，他双拳攥得紧紧的，说道：“枪毙，还便宜了你！我们要把你关起来。你如果拒不交代，就把你永远关下去。”
在葛正慧被押走的当儿，徐海涛忽然又叫住了他，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图书馆里还有谁知道张春桥的化名，向谁扩散过，只要你交代出来，你就可以立大功，受大奖，可以立刻释放……”
葛正慧被押走了。
手上戴着锃亮的铁铐，坐在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上。他的旁边，坐着看守。他被“勒令”低着脑袋，不许朝窗外看一眼。
汽车在疾驶，不知驶向何方。
开了许久，汽车才停下来。这时，听得一声“下车”的命令，葛正慧终于抬起头来。
奇怪，这儿一点也不像监狱，倒是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
葛正慧被独自关进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空荡荡的，没有桌椅，没有床。窗敞开着，窗上没有玻璃，却横着装了一根根铁条。朔风从窗口呼呼灌进屋里，水泥地变得像冰一样冷。窗外，穿便衣的看守在监视着。
葛正慧意识到，这儿是秘密监狱！
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五年多，竟不知秘密监狱究竟坐落上海何方。他只是偶然从看守们的对话中，隐隐约约得知，这儿是“三所”，仿佛是在上海西郊虹桥的沈家宅。
三九寒天，睡在水泥地上，手脚冰凉，彻夜难眠。
一日三餐，不过是冷饭、梅干菜、山芋之类，从牢门上的小窗口塞进来。
大抵是生怕他在里面写什么，连草纸也不给。屋里放着马桶。大便之后，只好从棉胎上扯下一点棉花当草纸。
看守昼夜守在窗外、门口，身佩短枪，来回踱着。进进出出，看不见一个穿公安警服的。
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上面装着铁丝网。乌云低低地压在铁丝网上，一切显得那样的沉闷，那样的暗淡。
这时，葛正慧的耳边响起徐海涛的那句话：“你如果拒不交代，就把你永远关下去！”身陷囹圄，意识到那句话的分量。确实，他会被“永远关下去”，直至无声无息地死于这秘密监狱。
一次又一次提审，耳边响着凶神般的责骂声。
“你交代，你为什么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造谣？”
葛正慧明白，所谓造谣，就是指他讲出了“狄克=张春桥”。他立即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造谣，我有根据。”
“什么根据？”
“一本书上写着。”
“哪一本书？”
“不记得了。”
“你再想想看。”
“真的不记得了。”
“你要明白，这是事关你的‘定性’的问题：你讲出了出处，那么，你只是‘传谣’，你讲不出来出处，那就说明你是‘造谣’造谣比传谣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其实，葛正慧心中也明白，审讯者为什么反反复复追问根源：因为他一旦讲出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马上就会被销毁。在上海图书馆，只有一册《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当时印数有限，流散在社会上面的，恐怕早已荡然无存。上海图书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已成孤本。口说无凭。即使有魏金枝（受“四人帮”严重摧残，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含冤去世）、于黑丁作证，张春桥也可矢口否认，反诬他们的“造谣”。惟有那本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白纸黑字，印得一清二楚，张春桥无法抵赖。纵然葛正慧死去，只要那本书还在，后人依然能够查清“狄克=张春桥”这一公案。
一次又一次提审，焦点越来越清楚：要他交代出那本书的书名。
葛正慧，人们称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活字典”。他的记性甚好。他清楚记得，《鲁迅先生轶事》放在哪个书架上。但是，他也清楚，这本书是没有卡片的，属于“非流通书”，即不外借的。它混在数以万计的“非流通书”之中。不诸内情，想找到这本书，犹如大海捞针。
他咬紧牙关，以生命来保护那本书。
他像放录音似的，总是这么说：“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我看过的书那么多，哪里能记得起是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呢？但是，我确确实实从一本书上看到的，这一点没有记错，绝对不会记错……”
啪，一记耳光，他的牙齿也被打掉了，鲜血从唇间汩汩而出，染红了他多日未刮的胡子。
游雪涛自食苦果
上海高邮路。
灯下，游雪涛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案卷，以至当子夜悄然到来，他还不觉得。
下午，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王承龙说是有事找他，他就赶到了“康办”。
“有个案子，你把案卷带回去看看。”王承龙的话很简单。
刚刚把徐家汇藏书楼案件脱手，游雪涛一听说来了新的案子，不由得又兴奋了起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尔摩斯”，没有案子仿佛就感到空虚。
王承龙把一个牛皮纸大口袋给了他。他的视线只注意那案卷，并没有注意王承龙的表情。
回到家中，游雪涛就从牛皮纸口袋里，取出厚厚的案卷。
案卷上写着一行字：“纪某自杀案”，旁边打了个问号。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案子。
此人的经历很曲折，跟游雪涛有点类似，也从事着秘密工作，但那是在“文革”之前。
在“文革”中，纪某受到了冲击，受到了审查。此人属要犯，隔离室的看守十分严密。
突然，“砰”的一声，纪某从楼上跳下，虽然身穿厚厚的棉衣，仍当即死亡。
据说是自杀。
可是，纪某是从二楼厕所窗口跳下，那窗口又高又窄，下有水斗，很难爬上去。可能是他杀——有人要杀人灭口。
自杀？他杀？游雪涛像遇上一道数学难题，在那里反反复复捉摸着。他把案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画出了地形图，排出各种可能性……
第二天，游雪涛带着案卷，来到“康办”。他找到王承龙，正想把自己的办案设想说出来，不料，王承龙一把夺过案卷，嗤之以鼻：“谁要你办案？”
游雪涛顿时像浇了一盆冷水。须知，他的满眼红丝，全是昨夜看这案卷熬出来的。他惊诧道：“不是你把案卷交给我的吗？”
王承龙的脸，布满了乌云：“这个案卷，是给你看一看，想一想的。你回去吧！”
游雪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中。他的耳际，一直回响着王承龙刚才的话音：“这个案卷，是给你看一看、想一想的……”
游雪涛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王承龙给他看那个案卷的含义：你跟纪某一样，不得好死！放聪明点，自己结束自己吧！
“大难临头！”游雪涛意识到，王承龙脸上的乌云，很快就会化为倾盆大雨。
他拿出手枪，压弹入膛，插在腰间。他把胶卷埋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他早就提防着张春桥会有朝一日翻脸不认人：他把一期期简报上张春桥批示的手迹，都用照相机拍下来。如果张春桥赖账，他就把铁证掼出去！他深知张春桥是一只狡黠多端的老狐狸，他不能不防他一手……每一回，他从张春桥那里回来，也总是随即把张春桥口头指示立即记下来，同样是为了日后摊牌时甩出去。
他红色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第二十四页写着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王少庸同志传达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张春桥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扫雷纵队”的工作清清楚楚地说成是“特务活动”！
游雪涛仿佛觉得，每天都在深渊上空走钢丝，迟早有一天会摔下去。
“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人家”，不仅仅是陈丕显、曹荻秋，也包括张春桥的同伙。因为张春桥不仅要战胜政治上的对手，也要监视着自己的僚属！
张春桥所绝对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在张春桥指使之下，游雪涛所进行的“绝密”的特务活动，日渐被张春桥的伙伴们所察觉……
密报！密报！“赤卫队”（死保原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工总司”的对头）这组织是王少庸拉起来的，连这名字也是王少庸起的——有一回，游雪涛在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家喝酒，王少庸酒后吐真言。这番话，游雪涛立即向主子张春桥报告。
密报！密报！王承龙排除异己，独揽大权，反对徐景贤，连张春桥也不放在眼里。
密报！密报！王洪文丑事种种……
游雪涛对于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姚文元，也打上一个大问号。他密告张春桥，姚文元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后台，“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真正策划者可能是姚文元！于是，停发了给姚文元的《扫雷》简报……
上海“五王”——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承龙、王秀珍，都上过《扫雷》简报，充满对游雪涛的愤怒。
衡山饭店。“司令”王洪文设宴款待“福尔摩斯”游雪涛。酒过三巡，“司令”说出了本意：“游雪涛，你我有数。日后，你的简报，每期送我一份！”
“简报？什么简报？我们群工组不印简报呀！”游雪涛假装糊涂。
“别给我来这一套！”王洪文提高了声调，喷着酒气说，“就是你给春桥同志的简报！”
“那……”游雪涛无法支吾了，便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搬了出来，“那我得请示一下春桥同志！”
此后，王洪文依然看不到《扫雷》简报，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却又无法迁怒于游雪涛——也许，真的是张春桥不让他看简，报！
“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二四四”实行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但是“扫雷纵队”的名声渐渐外传。
有人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告：张春桥在上海搞特务机关、特务活动！
有人称游雪涛那“二四四”，是上海市“革委会”的“第二办公室”、“地下办公室”！
风声传到毛泽东主席耳中！
江青紧张了，当即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的伙伴们，也纷纷发话了。
姚文元皱着眉头，问徐景贤：“游雪涛这人究竟怎么样？”这句话，充满着对“二四四”的疑虑之情。
朱永嘉对徐景贤说的话，更加直截了当：“像游雪涛这种搞法不行，这种搞特务的方法很危险，将来要把你牵进去的。”
徐景贤只得出面，向张春桥反映来自伙伴们的担忧。
张春桥说什么呢？他，简直像泥鳅一样的滑：“还是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像搞情报系统，这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用，而且搞的还是苏联‘克格勃’一套……”
还是由徐景贤出面，找游雪涛谈话，发出了警告：“你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做法上有点像‘内务部’，办下去的话谁领导你们？……对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就大了。”
游雪涛感到不妙。
夜深人静，已经睡熟了的游雪涛，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从枕头下拿出手枪，一个箭步冲上阳台。
妻子困惑不解。
半晌，游雪涛才说：“刚才，我梦见王洪文带着‘文攻武卫’来抓我！”
最使游雪涛心寒的，是主子的冷漠：几天前，听说张春桥和文静在“康办”看大字报，游雪涛赶紧跑过去。当他喊着“春桥同志”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居然毫无反应，仿佛不认识他一样！
其实，张春桥是一个走一步、算十步的人，他早就给自己留好退路。
一开始，张春桥就警告过游雪涛：“永福路的情况讲出去，是要杀头的！”
此人在给游雪涛写下种种批示时，也都给自己打好埋伏，以便日后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游雪涛同志，把这样一套东西编起来做什么？不要保存了。”
“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他十分警惕。”
在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张春桥要秘书把游雪涛写的几十封密告信，全都付之一炬。张春桥一边看着秘书烧信，一边解释说：“没有用了，烧掉算了。”
文静也耍滑头了：“我与游雪涛没有工作关系。只是作为熟人，有时在一起吹吹。”
她说得多轻巧，把游雪涛向她密告和她代表张春桥发布“指示”，全说成了“吹吹”而已。
说实在的，从心底里，张春桥对“扫雷纵队”视若掌珠。迫于种种舆论压力，何况张春桥已经度过了两次炮打的“非常时期”，在上海扎稳了根基，他不得不解散那个“二四四”。
一九七〇年八月，由徐景贤出面，代表张春桥约见游雪涛：
“从明天起，你下工厂劳动！”
那时，盛行“劳动惩罚论”。堂堂的“扫雷纵队”头头“下工厂劳动”，意味着一切完蛋！
游雪涛气急败坏，写了一封长信，信封上写着“文静同志收”，由吴某送交上海外滩“市革会”大楼收发室。
那信，是写给张春桥的。
游雪涛发泄心中的愠怒：
“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身要枪毙的地步？！”
“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丛林，舐干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
“上海‘四王’抓‘五·一六’是‘五·一六’！……”
他的前两句话，意思清清楚楚，第三句却近乎绕口令。此处的上海“四王”，是指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另一“王”——王承龙，已被张春桥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所翦除。“五·一六”即“五·一六分子”。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全国开展所谓“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海的清查运动由“四王”抓，游雪涛则骂“四王”是“五·一六”。
游雪涛的信，迅即由文静转到了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看完信，勃然大怒道：“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
完了！完了！走狗从此完了！
张春桥生怕游雪涛反叛，在外面泄露天机，就由“司令”王洪文亲自出面，秘密逮捕了游雪涛。
面对铁窗，游雪涛这才猛然醒悟，长叹一声：“一将成功万骨枯！”这“一将”当然指张春桥，而“万骨枯”则包括他自己！
毕竟游雪涛跟张春桥的关系太密切。对于如此“忠诚”的“战土”倘若处罚太重，未免会使自己的伙伴们寒心，何况既然已把他抓起来，也就达到了封住嘴巴的目的，于是张春桥提起笔来，写下一段关于游雪涛的“批示”：
“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
好个“大家主动”！张春桥分明是在向手下的伙伴发出警告：你们恨游雪涛，可别逼他太急，弄得不好，他会把你们也一起卷进去！
明明是游雪涛的主子，张春桥又装出一副受游雪涛“蒙蔽”的姿态，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游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他搞的材料水分太大，有的情况说得很玄，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后来就不敢再相信了。这种人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深，思想变了，后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从极左到极右，就犯错误了。”
妙，真是妙极了！这样的语言，才是张春桥“正宗”。
张春桥是个云里来、雾里去的人物。他的形象最清晰的曝光，莫过于对待游雪涛的前前后后：他的奸雄、他的阴险、他的狡诈、他的两面三刀，暴露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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