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陷入第三次炮打之中

    真的，“凡事有三”。继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两回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炮口，再度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流传着新编儿歌：

    三人十只眼，

    阴谋篡大权。

    惟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怎么办？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所谓“三人十只眼”，谁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蚍蜉撼大树，

    边摇边狂叫；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嗷叫。”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判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三月五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三月五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三月五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位置，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三月五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叠起。

    那是二十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词”，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捉摸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三月三十一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三月二十五日晚，南京大学有三十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轰动了！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姚文元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工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姚文元日记中所谓“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这“上海”其实应写作“上海帮”！

    三月三十一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四月一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说罢，一声长叹！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姚文元在四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

    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这一电话通知，便是姚文元起草的：

    中共中央电报通知：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语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的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诌诌的代用词。

    在四月一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紧急局势。

    四月二日凌晨，“联络员”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四月二日

    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张怒火

    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丙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公历四月四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二百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的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四月四日深夜，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献上了两千零七十三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的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一首《读三月二十五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窃国贼”：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伪君子，窃国贼，

    谋权篡政心太黑。

    几番梦中称王侯，

    无奈是鼠辈。

    好儿女，皆揩泪，

    总理灵前列成队。

    驱妖邪，莫慈悲，

    要以刀枪相对！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三月二十五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冶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斩河妖

    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书。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浦江摇桥闪鬼影，誓斩河妖红霞现。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蜮，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注：江青笔名“李进”的谐音），

    化名蒋亲（注：江青的谐音）。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写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两项决议使张春桥忧喜参半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主席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四月四日——星期日的晚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头。姚文元看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入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一九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作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一九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一九七五年七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嘟嘟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闹，“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一九五六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四月四日子夜，向纪念碑献花圈的人们已经散去。空旷的广场上，小山一般的花圈在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看守花圈的人，在纪念碑四周逡巡。

    凌晨三时，突然，黑压压的队伍、成群的大卡车，包围了纪念碑。五千民兵、三千公安干警、二百辆卡车袭击那层层叠叠的花圈。先后只用了一个小时，两千多个花圈被二百辆卡车运走。五十七个看花圈的人全部被抓走。

    翌日，当旭日照耀着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市民们这才吃惊地发现：花圈和诗，全都不翼而飞。

    人民震怒了。成千上万的人，闻讯冲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已被军警布置了一道警戒线。据说，纪念碑从今日起开始“维修”，不得放花圈！

    怒不可遏的群众，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花圈哪里去了？看花圈的人哪里去了？是谁下达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响起嘹亮的口号声：“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四月四日的危机，到了四月五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四月五日晚九时二十九分，大逮捕开始了。在北京，一下子抓了三百八十八人。

    毛远新管的那个辽宁，竟逮捕了六百八十五人！

    全国各地一下子逮捕了近千人！

    形势急转直下。四月七日，毛远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四五”如何“镇压反革命暴乱”。毛泽东主席既焦急又兴奋，指示：士气大振，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又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这两项决定在当天晚上便向全国广播：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在通过这两项决议之际，张春桥的心境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喜的是从此把邓小平赶下了台；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张春桥给上海的儿子写了这么一封信，透露了他的心境：

    这一个月，我过得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到处闹。四月五日，我中午到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见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我看得清清楚楚。现在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我感到上海现在镇压反革命劲头不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到农场，要提高警惕，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敌人不会认输。

    寄来的信，都看了，退给你。

    我身体还可以。这两年，四月份都关在屋里，今年总算可以在院子里转一转了。当继续小心，过好五一。

    父字

    哦，张春桥以为“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呢！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张春桥，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狄克”的末日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多事的一年：

    一月，周恩来去世；

    二月，开始“批邓”；

    三月，《文汇报》事件引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

    四月，天安门事件；

    五月，“四人帮”喧喧闹闹纪念“文革”十周年；

    六月，全国着手深挖天安门事件的“后台”；

    七月，朱德去世；

    八月，京、津、唐和松潘大地震，中国大地在撼动；

    九月，毛泽东去世；

    十月，终于爆发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一九七一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九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九月十八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朱、王、王、陈、顾、章：

    九月十八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联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联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

    几点说明：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九月二十一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九月二十七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九月二十七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17]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多多少，所以要树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十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命、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给民兵发了七万四千余件枪、炮，弹药一千多万发。

    十月二日，奉毛远新之命，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朝首都北京进发。叶剑英闻讯，下令该师立即返回原处。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十月七、八、九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多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十月六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监牢……

    第一个落网

    晚上七点多，叶帅、华国锋同志，亲临怀仁堂，就座。汪东兴当时不是政治局常委，他就在屏风后面观察现场的情况。

    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张春桥。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作了长谈。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面对审判员的提问，谈了十月六日下午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时的情况和谈话内容：

    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四人帮’。”

    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这是张春桥的自我表白。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

    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

    当时张春桥还讲了一件事，他说：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是他催了几次才批下来，还说那几本东西他（华国锋）根本没有看。张春桥讲这番话是攻击华主席批邓不积极。这正说明了华主席对批邓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另外，我们还谈到江青。

    问：你们都谈了什么？

    答：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

    问：内参是怎么回事？

    答：毛主席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是给毛主席送的）、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

    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了，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随后，张春桥又攻击叶副主席。

    问：他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我问：“是九月二十七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成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我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叶帅过去（一九七三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我的意思是说叶帅太强调海军的作用了。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但我并没有提出具体对象。现在看来，我的后一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当时政治局首先应该增加老同志。张春桥对我提的这两条没有什么反应。我当初还想谈社论问题，但他总是谈别的事情。后来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引者注：那封信中是说张春桥）。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次我同张春桥的议论是“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天晚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谈毕，吃过晚饭，前往怀仁堂。

    张春桥和往常一样，慢条斯理的走下车，朝怀仁堂走去。他的警卫“大熊”，紧紧跟随在张春桥后面。

    在研究抓张方案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张春桥本身，却是在反复捉摸如何对付张春桥身边的这只“大熊”。

    “大熊”是跟随张春桥多年的贴身警卫。此人人高马大，腰圆臂粗，会几套拳脚，三五个人难以对付。另外，此人双枪，左右开弓，枪法娴熟，十发九中。

    “大熊”对张春桥忠心耿耿。

    据云：

    在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被数万造反派围在一幢小楼里，两天两夜出不来。他闻讯带领一班侦察兵连夜赶去，将张春桥往腋下一夹，从二层楼破窗而跃，只身杀出重围，救了张春桥一条性命。从此，他深得张春桥的信赖和宠爱，成为张春桥的警卫参谋，日夜不离左右。他对张春桥也是忠心耿耿，惟命是从。

    据说一九七〇年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有一天晚上林彪找张春桥谈话，久去而不归。他不知听谁说林彪有暗算张春桥之心，一时性急，挥拳击倒四五个卫兵，硬是破门而入，冲进客厅，搞得宾主好不尴尬。张春桥嘴上虽严厉痛斥，心中却大加赞许。

    “十大”以后，张春桥升为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两个年轻、英俊的警卫，张春桥都坚决不同意，一直将“大熊”留在身边。

    国庆节前夕，汪东兴经与华国锋、叶剑英多次密谋，决定采用武力手段除掉“四人帮”。为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汪东兴主动批准“大熊”回老家探亲。

    不料，“大熊”才离开几天就被张春桥秘密调回来。显然，张春桥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暗中加强了戒备。

    这只“大熊”的意外出现，不能不引起汪东兴的忧虑，如果出手不利，被他察觉，后果不堪设想。[18]

    果真，那天在抓捕张春桥的时候，差一点出了大事——危险就出在“大熊”身上！当张春桥的轿车一到，负责抓张的“第一行动小组”，马上开始行动。

    张春桥走进怀仁堂大门，“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富就迎了上去，恭敬地朝他行个礼：“首长好！”

    据纪和富回忆，当时张春桥上下打量着他，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都到了吗？”

    纪和春说：“到了，正在会议室等您。请随我来。”

    这时候，“大熊”紧跟在张春桥后边，想跟着进去，被两名卫兵拦住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

    汽车响了。张春桥第一个走进怀仁堂大门，在他身后紧跟着警卫员“大熊”。

    张春桥好像察觉有点不太对劲，两眼盯着纪和富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富解释说：“首长的随行人员都在外面大厅里休息。”

    张春桥迟疑了一下，对“大熊”摆摆手：“你就在这里等我吧。”说完，就随纪和富朝里走去。

    这样，终于把“大熊”甩开了。

    张春桥失去了“大熊”的保护，抓他就易如反掌。

    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正厅的东侧门，进了小门，刚拐了两个弯，走廊的灯便突然灭了。

    在黑暗之中冲出几个人，将他紧紧扭住。

    张春桥惊恐地连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一只大手把他的嘴也捂住了。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行动小组的纪和富等两人把他左右双手挽起，架到大厅里。

    我们把张春桥架到里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志坐在那里。

    张春桥眨巴眨巴眼睛。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上，目光威严地逼视着他；汪主任握着手枪站在屏风后，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

    张春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脖子一梗，恶狠狠地问：“你们凭什么抓我？”

    华国锋起身，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

    “张春桥你听着：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华国锋念完，纪和富就给张春桥戴上手铐，把他从后门押走了。

    就这样，张春桥第一个落网。他被押往中南海的一个地下室。这是临时关押处，是汪东兴想出来的主意。

    汪东兴对中南海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毛泽东所住丰泽园后门，秘密地建造了一个防空洞。这样，在面临特殊情况之际，可以把毛泽东安全地转移到这里。

    这是一个长期空置而又人们所知甚少的地下室。把“四人帮”临时关押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好的去处。即便江青大喊大叫，外面也听不见。何况把“四人帮”关进去之后，插翅难逃。张春桥第一个被押进了地下室。

    就在顺利地解决张春桥之后，差一点出了大漏子！

    这漏子便出在张春桥的警卫“大熊”身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

    就在抓张春桥的同时，在前大厅还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被拦后，有人把他领到一侧耳房休息。

    他进去后，见屋里还有几个警卫团的同志，因为彼此都是老熟人，他也没介意，随便打个招呼，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闲聊。

    这个“大熊”，别瞧他长得五大三粗，人还特别机警。他嘴巴哼哼哈哈应酬着，耳朵却紧听着外面的动静。可能是抓张春桥时有些响动，他“呼”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便朝众人使了个眼色。几个小伙子刚要扑过去缴“大熊”的枪，没想到这家伙眼疾手快，抢先拔枪在手，猛转身把枪口对准了众人：“不许动！谁要过来我就打死谁！”

    大伙儿一下全愣在那了，谁也不敢动。

    副团长就说：“大熊，你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要逮捕张春桥。”

    “大熊”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把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然后把话筒递给“大熊”。

    只听汪东兴大声说：“现在张春桥已被抓起来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枪交出来，听候组织安排。”

    “大熊”立正回答：“是！我服从命令。”

    随后，“大熊”就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倘若当时“大熊”开了枪，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枪声马上会惊动正朝怀仁堂赶来的王洪文和姚文元，而且会惊动住在中南海的江青和毛远新。一旦他们有所戒备，那就会发生流血事件了……

    顺利解决了张春桥，士气大振。

    在张春桥之后，第二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在王洪文被捕之后，又顺利地在怀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与地同时，另一个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就这样，不费一弹，未流一滴血，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

    张春桥的铁窗生活

    四年之后，“狄克”和他的伙伴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对于张春桥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张春桥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一九八〇十一月二十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一九八〇十一月二十七日 张春桥 “长沙告状”；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指使、煸动“打倒刘少奇”。

    一九八〇十二月四日 张春桥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四人帮”出示证据统计表

    被告人 出示证据（件） 出庭证人（人名） 合计

    江青 86 16 102

    张春娇 59 5 64

    姚文元 35 4 39

    王洪文 33 2 35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拨两。

    惟有张春桥胡子邋遢，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

    面对提问，不答；

    送达文件，不看；

    要他签字，不签！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尖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正因为张春桥“而今哑口无言”，问他不答，所以审讯张春桥比审讯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要快得多。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两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据说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张春桥，上面写着：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严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两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之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透露了张春桥的情况——

    美联社记者问：“四人帮”近况如何？他们在监狱里能否读书看报？

    阮崇武答：“四人帮”在服刑。在监狱里可以看书、看报、看电视。我们对他们照顾得不错，比他们当初对我们要好得多。

    问：“每月给他们多少钱？”

    答：犯人不给钱。每月有生活费。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错。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我国记者能否去采访他们？

    答：我估计外国人去采访的希望不大。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一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新华社北京英文电，又透露张春桥的一点消息：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一九八三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现年七十一岁。

    此后，“四人帮”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江青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七十七岁；

    王洪文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因肝病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姚文元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刑满释放；

    如今，惟有张春桥在北京的劳改医院里，过着监禁生活。

    在劳改医院，张春桥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报纸。他仍然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心，看报纸极为认真、仔细。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时候，张春桥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

    张春桥几乎极少与监管人员说话。

    据云，当他得知江青自杀的消息，那一天，他的脸一直阴沉着。

    尽管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得知他倒台而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自杀，尽管他的同伙江青也选择了自杀，但是，张春桥声称：“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张春桥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张春桥改刑后判的是无期徒刑，因此他不会像姚文元那样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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