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之死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他从三楼窗口坠下，“砰”的一声，摔在坚硬的水泥台阶上。

    他足踝跌断，双目紧闭，殷殷鲜血立即从面额涌出……

    离他坠地处两米的水泥方柱上，刷着醒目的红纸白字大标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四十分。

    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的数学馆。他从三楼“三〇一”阶梯教室最末一个窗口坠下。

    华东师大震惊了，上海震惊了。

    当天，一辆小轿车急急地驶出华东师大校门，把一份报告送往上海“革命委员会”。

    白纸黑字：“我校党内头号走资派常溪萍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竟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跳楼自杀身亡。”

    “常溪萍”这三个字，曾被写成比斗还大得多，打上红“×”，贴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上，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用石灰水刷在柏油马路上，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目击者，是当时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学生俞珠屏、汤惠娟。在发黄的档案里，有着她俩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写下的目击记录的原文：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中午，我俩在‘九，一五’广场骑自行车。大约一点二十分左右，我们看见大叛徒常溪萍由西面走进数学馆。一点三刻校广播站响音乐后（约五分钟）。我们刚巧在数学馆前的马路上。这时我们看见数学馆有一个人脸朝下掉下来，然后就听得一声响。这个人就在数学馆台阶最后一格。我们看到这情景迟疑了一下，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看到这人脸朝数学馆，头朝西（翻身下来的）。我们中的一个先走上台阶看了一下，认出是常叛徒。这时周围还没有人。过了一会儿，数学馆里出来一（三）班的三个女同学，以后就逐渐多了。”

    另一目击者，就是孙建英，回忆如下：

    “那天中午，我去地理馆审定一期大字报刊稿。走近地理馆，见有一人从数学馆上跌下来。由于我不要看跳楼自杀的现场，所以就站定了。此后听说是‘常溪萍自杀’，才跑过去看。当时约有四五个同学在场，常溪萍在地上为俯身，有轻微的‘哼’声。以后有两个同学（数学系的）跑上楼去，看楼上有没有人，为什么不小心让常跳楼了？不一会儿下楼来说，一个人也没有，真是麻痹大意，并有一人去校部找人报告。此时已有近十人在场。后来来了一个数学系造反大队的同学，说常死有余辜，并把常拉着手臂翻过身来。此时，常开始发出“哼”的声音，并两次想把眼睁开，口角有血，不多，下额有些跌开，血也不多。额上有擦伤，估计是脚着地后，向外扑动的结果。以后人愈多，有人看到常的头在台阶上不好受，把他拉在地面。有人用脚踢踢他，看他还活着否……”

    造反派头头Z跑来了，校医赶来了，救护车开来了。人们七手八脚，把常溪萍放上担架，抬上救护车。鲜血染红了担架上的帆布。

    救护车在宽阔的中山北路急驶，直奔华东师大的劳保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造反派头头Z亲自押车，紧坐在担架旁，用那双乌鸡眼凶狠狠地注视着常溪萍。此人乃华东师大“最早起来造反”的“老工人”，有着“校革委会委员”荣衔。

    校医李荣武大夫曾作如下回忆：

    “当时Z抢先上车，把门一关，迫我坐在前面，其目的是控制我，不让我靠近常溪萍，但我仍然注意常溪萍的伤情和叫唤。我摸他脉搏，跳动较弱。当时汽车开得很快，摇动较大。这时常溪萍靠外边一只手掉下来了，我看见Z拎起常溪萍的手一扔，还恶狠狠骂了两句：‘你还想找死？死不了！’”

    那年月，医院最忙碌，特别是外科，而外科中要数骨科最忙。

    就在常溪萍被送进第六人民医院之前一个多小时，也是一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车，急匆匆驶进医院大门。司机陆永洲清楚记得：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午，我开了福特小汽车去第六人民医院，送一个跳楼自杀的学生。过了一会儿，我在走廊里看到我校司机周孔谦。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送常溪萍来的。‘常溪萍怎么啦？’‘跳楼了！’这时，我就快步冲向急诊室去看，发现他已睡在一张活动床上，头部向进门处，医生正在给他缝颈部的伤口，嘴巴里还发出轻微的叫声：‘啊呀，啊呀……’正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人骂起来：‘他妈的，还装死，老实点！’我一看，原来是Z！当时，他眼珠突出，紧握拳头，杀气腾腾，还对医生说：‘他就是大叛徒常溪萍！’”

    有Z这尊凶神在那里，看来常溪萍只能在那里等死。因为那时的医院，把“大叛徒”、“走资派”之类当贱民，往往见死不救。

    然而，居然出现了奇迹：医院委派名扬世界的骨科专家陈中伟大夫亲自出马，和吴道权、王爵、陈尧南、王智金、王琰、卞蓉仙、姜锡英等，共同抢救常溪萍。

    是哪个“菩萨”忽然发了慈悲？

    原来，“市革会”有令：“尽力抢救常溪萍！”

    为什么呢？“为了运动的需要，不能让常溪萍把材料带走！”

    哦，是这么回事！这是“市革会”接到华东师大造反派电话以后，作出的“反馈”。

    当然，第六人民医院接到如此重要的电话“指示”，不敢怠慢。

    以下是陈中伟等八位参加抢救常溪萍的医护人员在当天下午共同签署的《常溪萍救治经过》，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二十分，患者由数人送至本院急诊外科。”

    “急诊体检：痛苦病容，神志不清，苍白冷汗，脉细弱，九十六至一百二十次/分，血压测不出。”

    “头面部染有血迹，鼻根及颔部皮肤裂伤两处一至二厘米长，瞳孔对称，对大光反射存在。”

    “右尺桡骨下端闭合性骨折，左肱骨下端及尺骨上端闭合性骨折，左跟骨骨折。”

    诊断：

    （一）创伤休克（重度）；

    （二）多发性四肢骨折；

    （三）头面部软组织挫裂伤；

    （四）呼吸循环衰竭。

    救治经过：

    （一）抢救休克，补液、输血、升压药物；

    （二）扩创缝合皮肤裂伤，注射抗菌素T·A·T；

    （三）骨折夹板固定；

    （四）给以氧气吸入；

    （五）呼吸循环兴奋药物；

    （六）死亡前积极救治措施：气管控制呼吸，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胸腔切开心脏按摩，心内输血，心内注射异丙肾素，均未获效。

    “自下午二时二十分抢救至下午四时二十五分，无效，患者死亡。”

    “常溪萍专案组”一位成员在下午三点多赶到医院。他的工作笔记本如今尚在。下面是他当时的现场记录：

    5/25 下午

    3:10 到医院 常：气闷

    多发性骨折 “不是自杀！”

    创伤性休克

    处于危险期

    3:20 会诊 骨科

    左手手臂骨折

    右手手腕处骨折

    陈中伟：

    “血压听不出，有危险。”

    3:53 瞳孔大

    希望不大，脉微弱

    脚跟着地

    3:53 脑外科参加抢救

    心跳已停

    3:56 心跳已停，决定切开心脏按摩

    4:00 按摩无反应

    4:08 无反应

    4:14 停止抢救

    就这样，常溪萍离开了人世。他才五十一岁，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

    常溪萍含冤死去——坠楼而死，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留在那专案人员笔记本上的常溪萍垂危时讲的一句话，却是极为重要的：“不是自杀！”

    这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在现场亲笔记下来的话。他不可能听错，不可能记错，更不可能偏袒常溪萍。

    如果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他杀，或者是不慎坠楼。

    常溪萍之死，究竟是什么原因？

    焚尸扬灰惨绝人寰

    宣传机器操纵在权势者手中。常溪萍临死的辩白“不是自杀”，被湮没在“常溪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一片“大批判”声浪之中。

    常溪萍含冤屈死，本来已是人世间一桩催人泪下的悲剧。然而他屈死之后，仍不得安宁。

    就在他含冤死去的翌日，尸骨未寒，华东师大造反派们居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叫：“常溪萍死了好，少浪费国家的粮食！”

    有人扎了稻草人，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常溪萍”黑牌，当众烧掉，象征着“焚尸扬灰”！

    两天之后——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红卫战报》登出大字标题：《把常溪萍焚尸扬灰——怒揭常溪萍的反革命翻案罪行》。

    作者：“华东师大遵义兵团、工农兵突击兵团”。

    这篇文章，加上黑体编者按，对常溪萍切齿痛骂。今日的读者已很难有机会读到那样的奇文了，故原文照录于下。虽然斗转星移，那字里行间腾腾杀气犹在：

    “编者按：臭名昭著的常溪萍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这个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自杀向革命人民做了最后的一次反扑。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切不可松懈麻痹。”

    “常溪萍这位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在临死之前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了猖狂的反倒算；常溪萍的阴魂还在作祟；活着的常溪萍们还企图为死去的常溪萍翻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切不可以为太平无事了，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常溪萍这具政治僵尸连同他的主子、伙计、奴才批深批透，斗倒头臭，让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把他烧为灰烬。”

    别以为这只是红卫兵们的语言。就在同一天，“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的一份报告中，便定下调子：“常溪萍用自杀来对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他是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驻华东师大工宣队、军宣队和校革会的《关于死不改悔走资派常溪萍的定案报告》，作了这样的结论：“常溪萍跳楼自杀，向党、向人民做最后的反扑。”

    就这样，常溪萍“自杀身亡”仿佛已经盖棺论定，毋庸置疑了。

    不，不。如果说“盖棺定论”，常溪萍死后，不仅谈不上“盖棺”，连个骨灰盒都没有！

    他，真的被焚尸扬灰了！

    当时奉命处理常溪萍后事的经办人——华东师大总务处一位工人写下了真实情况：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L讲：常溪萍死了，你们去个人到龙华办理火化……后来L说找个造反派明天同去。”

    “第二天，一个穿黄军装的学生和我到陈波浪家（陈波浪为常溪萍之妻——引者注）。他对陈波浪的十七岁的外甥女鲁江说，要火化常溪萍，把户口簿拿出来，打埋葬证。当时陈波浪同志受折磨躺在床上，呻吟，内心难过，讲不出话来。尔后小鲁江拿出户口簿……当时造反派在旁边。陈波浪同志当时未作决断。片刻，那个造反派讲：‘烧掉算了。’我说，要得家属同意签字才行。最后，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对鲁江说：‘你签字，骨灰不要，和大叛徒划清界限。’当时鲁江被吓呆了……”

    造反派逼迫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签字，使蒙冤而死的常溪萍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惨绝人寰！

    就在常溪萍死后，遭到挞伐，被诬为“畏罪跳楼自杀”的时候，他的妻子陈波浪也被栽上“畏罪跳楼自杀”的可怕罪名，仿佛常溪萍夫妇俩都爱好跳楼！

    幸亏陈波浪九死一生，劫后犹存，能够揭露事实的真相。

    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走向沙发，坐了下来。她用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强忍着心中无限痛苦，向我诉说着她所谓“畏罪跳楼自杀”的真情……

    她所谓的“畏罪跳楼自杀”，发生在常溪萍之死以前三个多月——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农历正月初三。

    差不多跟本文中叙述的常溪萍被送进医院的情景一样，也是一辆汽车，也是一群造反派战士呼拥着，也是向医生声称患者系“跳楼自杀”，所不同的是：她是在早晨进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她没有得到“为了运动需要，不能让她把材料带走”之类的“恩典”。

    经检查，她的七根肋骨断了，其中两根插入肺中，把肺都刺破了。右脚小腿骨龟裂。血压降到零。她已昏迷不醒。

    所幸的是，主持手术的是王道民大夫——该院原副院长，“走资派”。他倾注「极大的同情。一听见她的心脏还在跳，王大夫就决定尽力抢救。

    输血。当鲜血源源输进她的血管，血压回升了。

    切除「断裂的肋骨，代之以不锈钢。

    缝好了肺部的两个洞洞。

    ……

    她，终于被穿着白大褂的“走资派”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

    然而，离开手术台，推进病房，她却落在一个“造反派”医生手中。他得知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射来了冰冷的目光，不许家人看望，不准家人送东西给她吃……

    她受到病痛和冷遇双倍的折磨。

    她十几天大便不通，向那个“造反派”医生要几颗通便药片，他都板起面孔：“不给！”

    手术后才半个月，就逼她出院！

    她躺在家中，奄奄一息，断绝医疗，生活无着落……

    她的历史清清白白，她在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多年，工作向来认认真真。仅仅因为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这十个字写在大字标语上，写在她胸前的黑牌上……

    华东师范大学“常溪萍专案组”一个成员，对于她“自杀”那天的情况，曾作如下回忆：

    “一九六八年春节，常溪萍放假回去过春节。我于年初三晚上八点多钟回到学校。刚到宿舍放下东西，有人就来告诉我，财经学院来通知，陈波浪‘自杀’了，现在在市一医院抢救，常溪萍住在家里，怎么办？当时我和这人就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汇报。记得几个常委在场。他们已经知道陈波浪‘自杀’了，当即要我们到财经学院、医院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常溪萍家里，把他带到学校里来住。当时打电话，派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和另外两人一起上车……汽车到财经学院时，发现财经学院两派对立很严重……”

    “我们从财经学院出来后，就到××路常溪萍家里。当时已十一点钟光景……我对常说，陈波浪自杀，你知道吗？常回答说，知道，小孩去看过「。我又说，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常说：自杀是叛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又问常的态度，常说决不走她这条路。我当时告诉他，学校要他住到学校里去。当时常溪萍拿了一包被子，就和我们一起上车……”

    就从那一天起，常溪萍再也没有回家。

    也就从那一天起，陈波浪“自杀”的消息，传遍了医院、学校，传到了许多地方。令人吃惊的是，迄今，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人还在说陈波浪“自杀”！

    法西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陈波浪被谣言披上一身污水，迄今还未洗刷干净！

    她用愤怒的声调，痛斥那无耻的谣言……

    一九六八年，那是非常“革命”的年头，春节“革命化”了：学校不放寒假，只在春节休息三天。

    她被关押在学校。

    就在年初三晚上，来了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用棍棒对她进行“审问”。

    她的腿骨是被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打断的。她的七根肋骨也是被打断的。她被打得失去了知觉。

    红卫兵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为了遮掩自己的罪恶暴行，他们就放出了谣言：“陈波浪跳楼自杀！”

    她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病痛，在棍棒下活了下来。她斜靠在沙发上，那用不锈钢支撑着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终于说出了谣言的来由。她说，那时和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上海财经学院的组织部长和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被打得下肢残废，组织部长被打得尿血。她是挨打最重的一个。

    就在她被驱出医院，躺在家里，生死维艰之际，传来了丈夫的死讯！

    就在她如刀剐心、痛苦难言之际，那个“穿黄军装”的“造反派”逼着鲁江签字，不要常溪萍的骨灰……

    暂且把常溪萍是不是“自杀”这个问题放一下，耐人寻思的是：为什么常溪萍夫妇一个死、一个残，蒙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常溪萍最大的罪名是“叛徒”，而常溪萍一生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怎么会成为“大叛徒”……

    这一个个问号的答案是惊叹号。一旦一个个“？”拉直成“！”，常溪萍之死那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就明朗化了。

    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很深。当年的常溪萍一案所及，很深很深……

    一个戴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北京开来的特快列车，呼啸着驶入上海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个中年女人。她戴着眼镜，一个大口罩遮住大半个脸，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

    她马上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和几个红卫兵接走，坐上小轿车，直奔上海西区高级宾馆——衡山宾馆。

    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她动身之际，当时正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便给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来了电话，关照道：“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她一来，就被安排住进衡山宾馆。

    然而，才住了几天，她就趁夜色浓重之际，戴上大口罩，跳上一辆铁皮车厢的三轮卡车。卡车上虽然装着高音喇叭，此时此刻却默不作声。这辆红卫兵的“宣传车”消失在上海马路上的车流之中。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如。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前文已经提及的那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Z的自行车。这时，Z既成了她的“两轮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就在她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造反派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她公开露面了。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哦，怪不得她如此看中华东师大，怪不得她悄悄住在那里——原来是要“揪出”常溪萍！

    她，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顿时名扬全国，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后，她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聂元梓此行，颇有来头。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在花园街×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继续交代说：

    “在一两天以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望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

    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时虽说他的职务不算小，但他毕竟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还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为什么锋芒直逼常溪萍？为什么密谋聂元梓来沪专程“揪常”？

    此事说来话长……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聚集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六十四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大喜。聂元梓的脸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十七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到燕南园六十四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纸头，说了一句话：“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十七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指导”下，聂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开了北京大学这个缺口，导致六月三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

    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

    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一颗硕大裂崩的巨型炮弹。

    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

    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J3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荻秋，叫曹荻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荻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荻秋之手，炮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荻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荻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间，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不出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荻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

    曹荻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八月一日上午八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十一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荻秋马上去中南海。

    十一点，曹荻秋就来到了邓小平家。

    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诚如曹荻秋所写下的回忆那样：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做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

    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当时在一侧。他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也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说：‘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都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浆糊，贴一张大宇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许多高层人物，要借“中央文革”的“虎威”转到了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八月十二日，曹荻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12/ⅢⅤ

    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然，他们私下商量过怎样整常溪萍。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把来自北京的信息转告上海市委的常委们，常溪萍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议了对策，如同杨西光所回忆的：

    “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们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后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又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么会成为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必欲置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不能不把时间拨回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常溪萍的报告上被批了个“右”字

    一九六五年一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Z，正坐在他的办公室——北大专家招待所里。他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开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

    z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Z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

    Z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起逐步在全国展开。最初，在农村叫“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社教运动走过了曲折的路。一九六四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运动的面越来越宽，从农村扩大到工厂，到学校。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大学中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党中央从各地高教部门调集了二百多名干部，组成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上海当时共有二十四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级、一名处级干部，作为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带队。到了北京之后，工作队成立党委，设一名书记、四名副书记，常溪萍是副书记之一，兼北大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Z和常溪萍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来，Z太“左”；在z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Z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

    在多年之后，由于北京大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Z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一下子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陆平经过十年磨难，得以幸存。一九八一年十月，陆平写下一段对常溪萍的带泪的回忆：

    “一九六四年冬，社教工作队在北京大学发起社教运动，把北大当做‘烂掉了’的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使北大陷于半瘫痪的状态。乌云笼罩厂北大，所有正直人们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们随时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被打成所谓的‘敌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相识的。”

    “大约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北大党委办公室通知我，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识，对他还不了解，加上社教工作队在北大的错误做法，不能不使我对谈话怀着很大的疑虑。”

    “我和溪萍同志谈了两个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实地一一作了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他始终认真地倾听并提出许多询问。在有些问题上，他还与华东师大作比较和分析。他总的认为，这些年来北大党委是执行厂党的教育路线的。同时也有若干缺点错误，甚至有的是严重的，但成绩仍是主要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北大多年来工作作了公正的历史评价。我从谈话中切实感到溪萍同志观察问题是全面的、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是和霭可亲的并允许别人讲话的。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压人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别。我起初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并对他敢于顶歪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行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陆平所说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Z。

    一九六五年二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书记张春桥作了汇报，着重谈了他与Z之间的重大分歧。

    诚如杨西光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写的回忆材料那样：

    “那个时期Z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确实很主观，作风上也独断独行。我在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和Z-次谈话中已经感到，后来也陆续听有些同志谈过……一九六五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后，首先向我汇报，我相信常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市委是我和张春桥共同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约了张春桥一起听常的汇报，当时张春桥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见，我们一致意见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条’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中间提，也可向组织反映。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没有讲过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么不同意见。”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学后，于三月四日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信中说：

    “昨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对北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批评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小平同志说：‘运动一开始即应三结合，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北大运动要总结。总之，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斗争方式不正常，陆平被斗得神志不清，不是党内斗争的方法，陆平犯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搞得万里见了陆平要躲开，把市委放在一边。同意市委帮助北大党委总结过去工作的方法，这方法很好……’”

    “……如果Z等老是这样，我想向中央写信反映一下（他们自以为是很严重，有许多做法很不对头，作风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决定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写信。

    张春桥拿起铅笔，在常溪萍的这封信上开头所写的“春桥同志”的“春”字上，画了个圆圈，表示他已“圈阅”。这是当时领导层中流行的办公习惯。

    张春桥还在信的天头上写下批语：

    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

    春桥

    常溪萍终于发出了致邓小平的信

    常溪萍着手起草写给中央的信。

    他毕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三月四日的信，尚未见到复函。

    他有点焦急，在三月十一日又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信。在这封信中，他除了谈z最近如何抑制邓小平的意见之外，重申了他要给中央写信的决心：

    “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见，基本上都遭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但，我想，应当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否则会犯自由主义，不知可否，请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个着重号，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急如焚。

    张春桥又拿起铅笔，在“春”宇画了一个圆圈。

    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聚集在康平路会议室里，研究常溪萍的两次来信。

    杨西光很详细地写及这一过程：

    “常溪萍对北大运动有些意见，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张春桥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同意他这样做。为了更慎重起见，我们还把常信的内容向市委书记处所有成员汇报了。在一次书记处办公会议上，由陈丕显同志主持谈了一下，都认为按照组织原则，常这样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写信反映，也可以向有关组织口头反映。在工作队内部可提出问题是我和张春桥与他个别谈话时也已告诉他。这样，我就通知教卫部办公室负责人邱敏珠同志把市委的意见告诉常溪萍了。”

    张春桥对于常溪萍给中央写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持的。这是有着确凿的人证、物证的。

    常溪萍是一个组织观念颇强的人。他在征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后，找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万里的意见与他一致。他又找z当面交换意见，谈了自己的看法。Z与他如针尖对麦芒，怎么也谈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

    考虑再三，常溪萍终于在三月十七日，写定致中央的信。考虑到中央是邓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虑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考虑到陆定一是中宣部长、张子意是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常溪萍的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彭真、定一并子意同志：”

    “我向中央和宣传部反映一个情况。”

    “Z在领导北大的社教运动中，采取了一系列的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错误态度和做法……”

    这里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锄）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被撤销，建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常溪萍在信中批评了Z的一系列错误，肯定了北大陆平、彭佩云、宋硕的意见——请注意，一年多以后的聂元梓等七人抛出的那张震惊全国的大字报，标题便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三月十九日，常溪萍发出了这封观点鲜明的信。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见常溪萍，他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这时，万里也向邓小平反映了意见，与常溪萍的见解一致。

    万里曾回忆道：

    “我曾在中央书记处会后，将我召开北大系总支书记等干部会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其中把Z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邓问我常溪萍怎样？我曾向他介绍常是正派人。”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语：

    我看z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否则就只能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邓卅

    就在小平作了批示后不久，z被调换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了一位同志担任厂北大社教工作领导。这样，北大社教运动“左”的倾向得到厂纠正。

    对于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七个多月的工作，万里曾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常溪萍是个好同志，这个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间，我跟小平同志说过，z把北大社教运动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z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志信写得很好。”

    “聂元梓把陆平说成是坏人，而陆平是个好同志，聂元梓才是混入党内的坏人。”

    “常溪萍同志就是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

    然而，也正是因为常溪萍“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正是因为常溪萍秉公直言，向邓小平等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聂元梓把利箭对准了他……

    “保常派”与“反常派”在较量着

    聂元梓等十七人的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经“中央文革”转交，终于在上海市委教卫部和华东师大同时贴出来了，一时成了上海一大“新闻”。

    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担任党委书记达十年之久，由于他工作踏踏实实，在师生中享有颇高的威信。

    刘佛年教授对他的印象是：

    “我初见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着很朴素。他仿佛对个人生活很不关心。身上一年四季总是几件旧衣服。共事十多年，几乎没有看见他添过什么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农村的小学教师。”

    华东师大党委干部姚祚训记得：

    “我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住在他的宿舍的一个房间里，经常发现常校长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运动期间只睡三四个小时，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

    夏鹤龄、孙殿林等同志回忆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

    “常溪萍同志每天是这样工作的：清晨，他打扫自己包干的垃圾箱，然后来到共青操场，和同志们一起做广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会议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学一起听教师讲课，或者到系里参加教研室的活动；午饭的时候，我们又经常看到常校长在食堂了解情况；下午，一般是他学习、办公或开会的时间。到下午四点半，他总来到共青操场或文史楼旁的操场和师生们一起打球；晚饭以后，常校长又出现在学生宿舍、图书馆……”

    膳食科冷海天记得：

    “学校里淹了大水，常溪萍同志亲自撑船，把烧好的姜茶送给伙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动。”

    司机庞学友则记得：

    “在汽油供应紧张的年月，常校长为了节约汽油，宁愿骑自行车去安亭看望同学，不坐小汽车。后来，他学骑摩托车，想不坐小汽车，结果摩托车摔在沟里，他断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哗啦啦地飘的那些日子，尽管人妖颠倒，尽管常溪萍已调离了华东师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从师生们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还不是那么容易。

    在“文革”初期，华东师大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并不多。揭来批去，无非是些“大路货”：

    《常溪萍是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推销员》；

    《常溪萍抓卫生、抓篮球为了什么》；

    《常溪萍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常溪萍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

    《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

    这些大字报不仅标题一般，而且内容也空空洞洞，无非开头引几句语录，中间举几个例子，结尾喊几声口号，如此而矣。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确如重磅炮弹，在华东师大炸开来了！

    不过，虽然爆炸的冲击波过去之后，常溪萍的脸上只被落上一些灰尘，并没有抹黑。因为那张大字报，除了一连串“黑帮分子”、“政治投机家”之类大帽子之外，并没有多少足以动摇人心的货色。它的冲击波，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央文革”和作者“聂元梓”在当时所享有的特殊名声而矣。

    一阵风过去了，华东师大又恢复了平静……

    再轰！聂元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再向常溪萍发射一炮：还是十七人签名，写了第二张大字报，题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第一张大字报不过千把字。这一回，洋洋数千言，竭尽诬、骗、骂、假之能事，硬给常溪萍安上了个“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颗炮弹的冲击下，在华东师大对常溪萍引起了争论，分化为“反常”和“保常”两派。

    “反常”唱着聂元梓的调调，咒骂起“大叛徒常溪萍”来了。但是，“反常”派毕竟只是少数派。

    “保常”派占多数，高举“心向党”大旗，跟少数派论战。

    平静的校园里起风波了：这边，“鬼见愁”战斗组的大字报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径”；那边，“天安门警卫连”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好人犯错误》；紧接着来了个“刺刀见红”战斗组“刺”向了“天安门警卫连”；“红色钢铁”战斗队上台了，跟“刺刀见红”来了个“刺刀见红”……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中文系四（三）班“红旗”战斗队贴出了《一论常溪萍》、《再论常溪萍》、《三论常溪萍》这样的“系列”大字报，引起人们的注意。

    幸亏当年的大字报底稿尚在，现在读来，时隔二十年，仍颇为感人。

    这是“红旗”战斗队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贴出的批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以理服人，写得很有水平：

    “常溪萍是大叛徒，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了。”

    “他们说，常溪萍在给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谈话，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的看法是，向党的上级机关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意见是每一个党员的权利，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有的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告密’是毫无道理、极端错误的。”

    “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的。根据党章规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这样的权力：‘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也有这样的权利：‘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有些人竟把这种党员的正当的合法的行为，称之为‘告密’，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样看待我们党的领导机关的？”

    聂元梓的第二张大字报，仍未“打倒”常溪萍。她有点焦急了，咒骂华东师大是“常家王国”、“常家王朝”，咒骂常溪萍是“常霸天”。

    骂也无济于事。华东师大的“保常”势力“顽固”得很哩！

    终于，江青电召聂元梓来到花园街×号；

    终于，聂元梓坐着软卧来沪“揪常”；

    终于，华东师大校园里出现那个戴着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写“打常”，不可不写那个“狗头军师张”。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之前——十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坐飞机不可一世地来到上海。当时，两千多名上海工人“北上告状”。火车开出上海北站不久，被截留在离上海五十多公里的安亭车站，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赶往安亭，签署了“五项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时候，张春桥仍“拨冗”与到达上海的聂元梓联系。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已决定当天飞回北京。就在离开上海的匆忙之际，他在那华丽的俄式建筑物——上海友谊电影院接待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这时候，他早已“忘了”曾圈阅过常溪萍那两封信，早已“忘厂”在信上批过“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早已“忘厂”他曾同意、支持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

    这时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为聂元梓“揪常”鼓劲撑腰。

    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为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

    “我对常溪萍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过去听说他比较好，我又没有与他同事，坐在桌面上，见见面，这对干部是不能厂解的。我觉得看一个干部应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判断好坏，这是对的。但是……”

    张春桥在谈完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在“但是”后面说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虽然是一个时候，一件事，但这个事比较大，是关键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是在关键问题上，这就不能与平时所说的一时一事表现等同了。”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做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别的问题统统带出来。当时批《海瑞罢官》一个剧本，为什么彭真那样震动？当时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了解了。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三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彭真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对常溪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新研究。”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拎高”，常溪萍的问题上“线”了，上“纲”了。

    不过，光是把常溪萍跟“彭、罗、陆、杨”的“彭、陆”联系在一起，“拎”得还不够高。张春桥又继续往新的高度上“拎”，又“但是”起来了：

    “但是，在那个时刻，还没有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常溪萍给中央的信是邓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我对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揭开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现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少数派给我送来的材料很厚，你们今天又给我一叠。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常溪萍当做一个重大问题，现在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们要我今天讲，常溪萍是什么性质，我今天还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但是在北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下子卷进去了，你想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结果扮演了一个特务……”

    “我希望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问题作为一个孤立的事物，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两条路线斗争，与彭真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比较统一了。”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番“上挂下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溪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成了“特务”，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离京之前“炮打”邓小平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十一月八日。把常溪萍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要彻底镇压北大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撤了队长Z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X，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张春桥和聂元梓一唱一和，顿时使华东师大的“反常派”声势大振，以致使“反常”扩大到上海全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打倒大叛徒常溪萍”的巨幅标语……

    “反”，一切反常！

    在“砸烂常溪萍”的日子里

    高高的上海国际饭店，从上至下，挂出了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楼，也挂出了同样的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全市许多高楼、许多围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这四句口号，还印在传单上，响在人们的嘴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全市性批斗常溪萍大会召开了。这四句口号，被确定为大会的“主题”。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烧”、“揪出”、“打倒”、“砸烂”，有着特殊的含义，仿佛在逐步升级。喊口号的时候，调门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响。喊到“砸烂常溪萍”的时候，造反派们都伸长了脖子，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可惜还没有一本《文革辞典》，还无法给“砸烂”下确切的定义。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砸烂”，意味着常溪萍的问题最严重，已进入“彻底打倒”的范畴。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嘘过：

    “毛主席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奇怪，张春桥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就一口气背出来呢？他不是说“我还背不出来”吗？

    哦，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徐景贤交代了这个口号的来历，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张春桥审定的：

    “我第一次接触常溪萍的问题，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筹备召开批斗常溪萍的大会。当时得到师大红卫兵的支持。当时，是我同郭仁杰、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动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案，即要砸烂的。”

    “这个口号，张春桥、姚文元是很赞赏的。当时，我们把这一口号印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期简报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后，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告诉我说，赞成这个口号。一月初，张春桥、姚文元都说：‘这个口号好，分四档，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此后，常溪萍就一直被我们作为砸烂对象。”

    常溪萍成了“砸烂”对象之后，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经无法统计了，据当年的“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告知，那时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论是市里、局里、校里、系里、班里，不论是关于教育、关于人事、关于体育以至关于卫生的批判会，都要把常溪萍“揪”来，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最高记录是一天出席了八个批斗会！造反派们在他的胸前挂黑牌，那黑牌的铅丝深深地嵌在常溪萍的脖子上，脖子肿了，出血了，化脓了……

    在“砸烂常溪萍”的那些日日夜夜，常溪萍受到了巨大的痛苦。下面的一行行文字，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我一一写明目击者的真名实姓——因为那一桩桩迫害常溪萍的暴行，都有人可作证，都是确凿的事实：

    “一九六七年初，我听到有个学生告诉我说常溪萍被人用绳子牵着走，我就走过去看。这时发现真有人用麻绳套在常溪萍同志的脖子上，共有七八根绳子，从各个方向各自拖拉，常溪萍弄得站都站不住，哪边力大就向哪边拉，往哪边走。开始向北朝第二宿舍方向直走，后来又向南朝地理馆方向走。我们都不忍心再看，认为这样做太残忍了，但又不敢讲。”

    “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常溪萍的一条腿坏了，不能走路，用一根棍撑着走路。常溪萍到厕所大便，学生到房间一看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从厕所里拖出常溪萍拳打脚踢，打倒在地上，再拖起来打。”（目击者：郭振翔，华东师大工人）

    “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从文史楼底楼走过时，听见呼叫声。我隔着玻璃窗向里望去，见一个学生一面对着常溪萍同志喝问，一面用小铘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于是鲜血从他头部直往下流。常溪萍同志忍受着，未吭一声。”（目击者：吴怀德，华东师大教师）

    “常溪萍的腿被打拐，批斗时他要求跪下来，打人凶手还不允许，还要拳打腿踢。甚至演戏时还要把他拉出来，踩在脚下，充当活的被打翻在地的‘走资派’，的角色，进行人格污辱。”（原华东师大“校革会主任”L交代）

    “我在进新二教室，见到门外有一伙学生围着常溪萍同志，骂他‘大叛徒’，打了他许多耳光。”（目击者：冯契，华东师大教授）

    “我一进牛棚，气氛极其紧张、恐怖。D事先准备好扫把柄、拖把柄，打常溪萍同志，打折了几根扫把柄后，就换上大拖把柄打，打得常溪萍同志在地上打滚，常溪萍同志在地上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听闻。D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打得常溪萍同志被踢得再也站立不起来了。”

    “就在此时，牛棚的门‘呼’的一声突然踢开了，闯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四年级的Da，他有事先准备好的武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的木棒。他朝常溪萍同志身上打去，又打得常溪萍呼天不灵，呼地不应，直在地上打滚惨叫，惨不忍闻。他们是要把人往死里打。我看到此时已是面目全非了，瘦瘦的脸突突肥胖起来，脸青鼻肿，肿得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还淌着血……”（目击者：黄澄河，华东师大教师）

    真的是“砸烂常溪萍”呵！他们真的是要把常溪萍往死里打！

    当江青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那年月，真的是“无法无天”：打手是“英雄”，挨揍是“活该”。法律被“英雄”们践踏在脚下！

    然而，那个华东师大“校革会主任”居然不知羞耻，在《新师大战报》上发表如此肉麻的文章：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筹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唉，真是唱不完的“颂歌”——一声声“是他”，变成一阵阵鞭打，劈头盖脑落在常溪萍身上……

    就在常溪萍不断挨打的日子里，又一次大规模的“斗常大会”要在复旦大学举行，“勒令”常溪萍按时前往“候审”。

    突然，传出惊人消息：常溪萍失踪了！

    一连好几天，造反派们四处搜寻常溪萍，仍杳无音讯。他们抓住了常溪萍的司机宠学友，这才查明：原来，小庞看见常溪萍天天挨打，而即将召开的“斗常大会”又意味着是一次毒打，他于心不忍，把常溪萍塞上汽车，直奔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小庞的小姨子在那里开饭店。常溪萍在那里总算喘了一口气，疲倦不堪的身体得到休养……

    造反派们狠狠地把小庞斗了一通，骂他是“铁杆保常派”……

    其实在华东师大，“铁杆保常”岂止小庞。常溪萍深得人心。许多同志在暗地里照料他，保护他……

    常溪萍打而不倒

    光是凭借聂元梓的两张大字报，毕竟还无法“砸烂”常溪萍。

    光是依仗拳打脚踢，也未有从常溪萍的口中挖出什么够上“敌我矛盾”的材料。

    怎么办？

    查历史！于是，外调人员走遍天南地北。

    关于常溪萍历史的外调，可以称得上“上海之最”，几乎把常溪萍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查过一遍……

    原来，常溪萍并不姓常，而姓昌，叫昌德兰，山东莱阳西南乡王屋庄人。生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入党的时候，他才二十一岁。

    解放前，常溪萍担任过中共山东黄县县委组织部长、胶东区党委秘书长、西海地委委员、西海专署专员。

    解放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他的历史清清楚楚。即使想在鸡蛋里挑骨头，也很难，因为鸡蛋里毕竟没有骨头！

    按照当时最“时髦”的外调方法，首先查党籍，看看能不能打成“假党员”？

    常溪萍的两个人党介绍人，都找到了，一个在江苏，一个在广西。

    就在那样的年月，两个人党介绍人都明明白白地答复外调人员——

    梁辑卿说：“常溪萍入党是我介绍的，常在入党方面没问题，当时还是进步青年。”

    吴青光说：“我和常溪萍是同学，他入党是我介绍的。”

    得了，“假党员”的帽子，无法戴到常溪萍头上去。

    于是，又来个“时髦”的外调：查一查常溪萍是不是“叛徒”？

    尽管常溪萍那时戴着“大叛徒”的帽子，但是谁都明白，那是聂元梓给他硬安的。就凭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能算是“大叛徒”？

    外调人员们查起常溪萍是否曾经被捕来了。

    他们几乎找遍了能够找到的，曾与常溪萍共事的人。非常遗憾，谁也未曾听说常溪萍被捕过。

    一份份外调材料上，都清楚地写着：“我没有发现常溪萍有被捕、被俘的事。”

    可惜，“叛徒”的帽子又与常溪萍无缘！

    事与愿违，许多外调材料上，反而记载着常溪萍的先进事迹：

    “常溪萍对党忠诚老实，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生活简单朴素，不特殊化，态度和蔼，能深入群众。”

    “胶东区委曾表扬过常溪萍。”

    “常溪萍被评为‘西海模范专员’”。

    须知，这些话，出自“四人帮”高压政策时期，面对前来抓“叛徒”的专案人员，常溪萍的战友们实事求是，的确难能可贵。

    一次次外调，一次次“竹篮打水——一场空”，没能抓到常溪萍任何把柄。

    就连常溪萍改名，也曾作为疑点，查了一番：那是因为他被派往敌后工作，他的原名昌德兰是敌人熟悉的，只得化名。“常”与“昌”音近，改为姓常。溪萍是临时随便取的。不料，后来一直沿用常溪萍这名字，就连子女也姓常。他的改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改，并非外调人员曾大胆“想像”是敌特化名钻进革命阵营。

    一个人的历史，毕竟是用他的双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像演员脸上的油彩那样可以任意涂抹。

    常溪萍打而不倒。

    经历了数百次批斗会，经历了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围剿，经历了上百次的内查外调，常溪萍巍然不动。

    就连“常溪萍专案组”，也渐渐对常溪萍失去了兴趣……

    张春桥的突然袭击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华东师大“革委会”的头头们慌了手脚：张春桥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赶紧一边向张春桥“汇报”工作，一边广播通知全校师生在“九·一五”广场紧急集合。

    张春桥还是用他那阴阳怪调，在广场上发表了即兴演讲。

    以下是当时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张春桥的讲话，给造反派们上紧了“批常”的发条：

    “同志们，你们好！（鼓掌，口号）”

    “很早就想来看望同志们。我这个人实在糟糕，这么个大名鼎鼎的华东师大，我从来没来过（笑声）。所以，我很早就想来。”

    “今天下午嘛，我在那里改文件，改得实在头昏脑胀了，我就不愿意再干了。我就出去，突然袭击，来到你们这里了。”

    “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这么关心。我走得一身汗（笑声）。”

    “没有想要说的话，因为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开这么个群众大会。”

    “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是很有名的，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有名无非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了红卫兵，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总是有对立面出来，有打倒他的力量出来。”

    “经过一年半的文化大革命，你们现在走得比较靠前了……走在前面可以发生另外的问题，就容易骄傲啊，会说我们多先进啊，那么厉害，有打常溪萍的战功，这是很先进的吧……”

    张春桥谈笑风生，却在笑声中隐伏着杀机。

    他的突然袭击，其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私下对红卫兵说：“要把队伍清理好，不能认为校革会成立了，太平无事了。”他甚至说：“打是可以理解的，小将出于气愤嘛！”

    张春桥的突然袭击，果真是再次掀起“批常”高潮的信号。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张春桥踏上上海市“积代会”的讲台，在全市又一次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们上海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在全市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好同志！”

    第二天，早被造反派“夺权”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右倾翻案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马上把张春桥的意思溶了进去：

    “最近，在一个大学里，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鸣冤叫屈。这样一系列的严重事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一个星期后——四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华东师大造反派的所谓“群众来信”，加了耸人听闻的“编者按”：

    “那些认为走资派已是‘死老虎’的人，请看看华东师范大学揭露的这个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那一小撮走资派，我们虽然罢了他们的官，撤了他们的职，但他们没有死心，他们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值得深思的是像常××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有人为他翻案呢？这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花很大力气。因此，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牢记批判的旗帜，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这一阵密锣紧鼓，使华东师大一时成了上海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重点单位，常溪萍成了万箭齐射的“翻案典型”。

    张春桥一直念念不忘常溪萍，不斗倒斗臭决不罢休！

    华东师大“革委会”当然闻风而动，立即下令改组“常溪萍专案组”，批判“右倾观点”，加强“专案力量”。

    新建的“常溪萍专案组”，办起了“学习班”，反复讨论一个问题：常溪萍有没有彻底打倒？

    在专案组成员一本迄今尚在的工作笔记上，有着当时“学习班”的记录：

    “反复明确为什么要拉起这个组织的旗号？”

    “任务：彻底打倒常溪萍！”

    常溪萍又挨斗、挨打了，斗得比原先更厉害，打得比原先更凶！就连他在检查中写了一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被说成是“翻案”，又招来批斗——因为你常溪萍是“阶级敌人”，怎么可以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常溪萍的确说过“我不是自杀”

    一个多月之后——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发生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怵目惊心的一幕。

    常溪萍坠楼而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张春桥开动宣传机器，一言以蔽之曰：“常溪萍畏罪跳楼自杀，自取灭亡。”

    然而，本文开头已经提及，“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在医院时亲笔记下常溪萍临终前说的一句话：“不是自杀”！

    这个专案组成员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写的一份材料中，谈及了当时的情景：

    “下午到专案组时（一时三十分），听说常已经跳楼，交送市六医院抢救，当时专案组分工我和W（专案组成员，数学系学生）两人立即去医院，在三点钟左右到医院。抢救正在进行中，直到四点一刻抢救无效死去为止，我一直在旁边，问医生，常溪萍讲过什么话。陈中伟医生告诉我说，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常溪萍说：‘我不是自杀。’口中一直叫‘憋死我了’。其他没讲什么。”

    另外，在常溪萍死去的次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卫生组”的《关于走资派常溪萍自杀问题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记载：

    “据该校卫生科李荣武（原卫生科科长）说，他下午二时和护土陈玉爱赶到现场的，当时常已躺在地上：周围有一滩血，下额有一寸长的裂口（进医院后缝了两针），嘴里有血，左、右手和两只脚关节骨折，等护土打了一针‘尼可拉明’（音）之后，救护车来了，送进市第六人民医院。在抬下车时，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哼哼’声音。根据市革委办公室的意见，陈中伟同志立即组织了其他医生共同抢救。抢救时常叫：‘救救我！’，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常竟胡说：‘我不是自杀。’下午三时三刻，瞳孔放大，到四时十分死去。”

    这份报告，也可以确证，常溪萍当时说过“我不是自杀”。

    陈中伟医生时隔九年之后，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写下的回忆材料，虽然与上面引述的材料稍有出入，但也证明常溪萍说过“我不是自杀”。

    “当我去急诊室时病员已昏迷，神志不清，所以不可能直接问他创伤的过程。但是听到在场的不知哪一位说：常溪萍同志刚来医院是曾说过‘我不是自杀，救救我’等话，根据材料的复习与仔细回忆，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当时华东师大卫生科“革命小组”的负责人杜曰喜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回忆，还进一步谈及，常溪萍在救护车上就说过“我不是自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到卫生组上班，马上有人报告，说常溪萍在数学馆跳楼自杀了，要我们赶快去人。我记得吴中莲同志先去，以后我又叫李荣武去。吴中莲回来向我说，李荣武陪常溪萍去六院抢救。到下午五点左右，李荣武回来，向我说抢救无效已死亡。我又询问了抢救的过程。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李荣武说，在汽车上常溪萍醒了醒说，‘我不是自杀，我不是自杀的’，就又昏迷过去了。到医院后在手术台上又醒了，又叫‘我不是自杀的，你们救救我’。这时Z说他叫常溪萍，是大叛徒，是自杀的。接着常又昏迷不醒。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但在当时我听了李荣武的情况介绍后，在我的思想上就打了一个问号：常溪萍是不是自杀的？”

    一个又一个证人，一份又一份证明，确凿无疑表明：常溪萍说过“我不是自杀”。

    他坠楼前毫无“自杀”迹象

    为了揭开常溪萍死亡之谜，还必须从他坠楼前的言行活动进行考察。

    “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那份《关于走资派常溪萍自杀的报告》，是这样向“上级”说明的：

    “常溪萍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从旧教卫部拉回师大。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正式隔离，开始有专人看管。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校专案组又派了一位专人看管。当时宿舍里连常溪萍共住五人。由于常每次批斗时出汗，又不洗澡、洗脚（应为又不许洗澡、洗脚——引者注），加上常身患肝炎、糖尿病等，因此臭气很浓，实在难受，故四个同学先后搬出一〇四室，结果只剩下常——人。”

    据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常溪萍患肝炎。专家组成员总是隔着桌子或者站在走廊里跟他谈话，不敢接近他，生怕传上肝炎！

    那时负责看管常溪萍的专管成员L，这样诉说经过的情形——他一点也没发觉常溪萍有“自杀”的迹象：

    “当天午休后，听到有的同学说，常溪萍跳楼自杀了。起初，我还说，这个人胆小，是不会跳楼的。后来同学说，常溪萍跳楼是真的，你赶快去看看吧。这时，我有些慌了，因为我是负责监管他的动态工作的。”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常溪萍去数学馆，我没有去押送。我想，那时在校内批斗常溪萍，只要专案组同意即可。”

    “常溪萍跳楼前的一些日子里，我没有发现他有反常的活动。”

    另一位“常溪萍专案组”成员说。

    “从我到专案组起，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我从未觉察过常溪萍同志要自杀。所以，五月二十五日发生‘自杀’事件，我十分惊讶。”

    常溪萍的妻子，陈波浪，用非常坚决的口气，否定了常溪萍“自杀”的谣传。她说：

    “常溪萍生前曾对我这样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的。’还说：‘万一我不回家，或者出了不幸的事，你不要相信我是自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常溪萍死的前三天，还写信给侄女姜静文和小外甥包鲁江。信上说希望他们两个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说，学校里蚊子很多，要把蚊帐送去。”

    就在常溪萍死的前一天，收到了侄女送去的蚊帐——只是专案组不许他和侄女见面。如果他准备自杀的话，干吗还要家里送蚊帐来？

    原华东师大历史系总支书常玉，也清楚记得：

    “常溪萍同志死的前一天，我中午回二村吃饭。在夏雨岛的小路上，面对面碰到他，他手里端着饭碗。当时周围没有任何人。我跟他讲了两句话。我说，你的身体怎样？他说还好。我又说，你要想得远一点。他说，我完全想得通。当时我的感觉，他不是悲观失望的情绪，更看不出有任何死念头。第二天下午听说他自杀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既然常溪萍亲口说过“我不是自杀”，坠楼前又毫无自杀迹象，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否定所谓“常溪萍畏罪跳楼自杀”。

    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究竟怎么会坠楼身亡呢？

    本文开头引述了俞珠屏、汤惠娟两位同学的目击记。不过，她俩虽然亲眼目睹常溪萍从楼上掉下来，却并没有看见他离开窗口的一刹那。据她俩说，她们发现有人坠楼时，那人离地面只有几米高了。

    难道在现场没有一个人看见常溪萍是怎么坠楼的？

    就在常溪萍坠楼身死的当天晚上，从数学系一年级（三）班传出消息，该班有一名女同学，在常溪萍从数学馆三〇一教室窗口坠下时，她就在三〇一教室里！

    她是谁？

    她在“三〇一”现场

    在常溪萍坠楼之后，数学楼前乱哄哄的，谁也没有注意到她。

    她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悄悄地走开了。

    一直到晚上，听说常溪萍死了。她才跟同班同学说起，她当时在三〇一教室！

    这消息飞快地被班上的红卫兵头头向上报告。不一会儿，红卫兵头头带了两个陌生人来找她。

    她回忆道：

    “他们要我把常溪萍‘自杀’的经过写一下。当时舆论都讲常溪萍是‘跳楼自杀’的，我当然也是按此‘框框’来写的。写完之后，马上就交给了他们。”

    “第二天，学校开大会批判常溪萍。会上提到在常溪萍‘自杀’时，数学馆三〇一教室有一个女同学（即我）在。”

    “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了解任何情况，以及写任何材料。”

    “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华东师大才派人来找我调查这件事情。”

    当时，这位女同学为什么会在三〇一教室？

    原来，那天下午，数学系要在数学馆三〇一教室召开批斗常溪萍的会议。会议定于下午两点开始。作为“牛鬼蛇神”，常溪萍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三〇一教室，等候“批判”。

    那时候开会，没有准时的习惯。通知两点开会，能够在两点半开起来，就算不错的了。

    三〇一教室是数学馆里的大教室，可容纳二百来人。

    当常溪萍来到三〇一教室的时候，那里还是空荡荡的，惟有她一个人靠窗坐着——三〇一教室三面是墙，一面全是钢框玻璃窗。由于教室是阶梯形的，讲台位置最低，课桌逐排按阶梯状高，而钢窗则是水平的，所以讲台处窗台比人还高，而在末排，钢窗与地相平，成了落地窗。她坐在中间的靠窗处。

    她来得比常溪萍更早，那是因为她当时也受到运动的冲击。她坐在那里低头背语录，因为那年月时兴背语录，万一在批斗会上她背不出指定的语录，就会挨批。

    她与常溪萍素无交往，毫无恩怨。她只在一次又一次批斗会上，认得那面色黑瘦、皱纹颇多的人是常溪萍。

    照理，她在现场所见，最为客观，也最为可靠。

    非常遗憾的是，如她本人所说，她在当天晚上所写的材料，是按常溪萍“跳楼自杀”的“框框”来写的。本来，当天写的材料，记忆清晰，最为准确。可是，她写得很简单，何况有人耳提面命，给她定下“框框”。

    她处在受冲击的地位，一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有什么办法呢？

    当她在九年之后接受调查，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写下一份旁证：“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左右，因数学系召开批判常溪萍大会，我去了数学馆三〇一教室。由于时间尚早，教室空无一人。一会儿，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接着，两个红卫兵都出去了。过了一阵，我突然发现常溪萍从最后一个窗口跌了下去。当时教室里仅我一人，我并未看到有人进来。”

    她的这份旁证材料，极其重要——因为她是三〇一教室内惟一的现场见证人，是查清常溪萍之死的关键。

    在这份极其重要的材料中，有一句话是至关重要的：“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

    常溪萍之死，并不排斥他杀的可能，尤其是在那样天昏地黑的岁月，尤其是常溪萍受到张春桥的直接点名，尤其是在此之前常溪萍蒙受凶手们多次毒打，“往死里打”……

    既然“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那“两个红卫兵”是谁？

    要查明常溪萍之死的真相，务必查出那“两个红卫兵”。因为那“两个红卫兵”不仅存在他杀的嫌疑，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场见证人。

    可是，查来查去，没有查到那“两个红卫兵”。

    当然，押常溪萍的人，极可能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但是，专案组的成员说没有押他去数学馆。

    为了确切了解当时的情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华东师大又派人调查，请那位当年的女同学回忆。

    她又重新写了一份旁证材料，内容比半年前写的那份旁证详细得多：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天气很闷热，气压很低，我仅穿两件单衣服。”

    “下午一时半左右，我从宿舍独自一人来到数学馆三〇一教室时途经九·一五广场时，看到数一（二）班俞珠屏、汤惠娟两个女同学在走道上骑自行车。三〇一教室是一个阶梯形大教室，有两个大门。我是从后边一个门进去的。进去时，好像看到最后一个窗口开着。因为气候关系，当时教室几乎所有的门都敞开着。”

    “当我进教室时，教室里空无一人。拣了一个靠窗口的座位坐下（位置在教室中间），从窗口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常溪萍一个人进来了。当时好像常溪萍手里还拿着一件衣服。常先生在电灯开关那里站了一会儿。因为我当时正在集中注意力背诵语录及思考自己的问题，而且知道下午要批判常溪萍，他是来接受批判的，所以也不去注意常溪萍的动态。”

    在这份材料中，她把原先的“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改为“常溪萍一个人进来”。这是极为重要的更改。

    对此，她写下这样的注释：

    “我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材料中所述的有两个红卫兵押着，很可能是现今我根据对当时文革中批判走资派总有两个红卫兵押的情景想像所提供的。”

    她的解释，也不无道理。毕竟是事隔九年，逝去的时光冲淡了人们的记忆。然而，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常溪萍跳楼自杀”已成定论，怎么可能对此进行调查？

    她不得不在材料中用了许多“好像”——她已无法确切回忆九年前的某些细节。比如，常溪萍掉下去的那个窗口，究竟那扇窗本来是关着的还是开着的？常溪萍坠楼之后，人们在三〇一教室里找到他的一件棉衣，究竟这件棉衣是他一进教室就拿在手中，还是坠楼前脱下来的……她只能说“好像”怎样怎样了！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旁证材料中，她还写道：

    “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抬头时，发现常溪萍已不在前面。回头一看，他已从最后面的窗口脸朝下跌了下去。他身后没有人。我仅看见常溪萍脸朝下跌下的一刹那情景，只看见常溪萍跌在数学馆前台阶上，头倒在最后一个台阶上，半边脸都是血。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常溪萍从前面往后面走的过程，也未听见有开窗的声响，更没有看到有第三个人走进三〇一教室。”

    “当时我吓极了，赶快往楼下走。这时已有陆续上来开会的同学和教师。我跑下楼，碰到陆宝华，还有我班几个同学。我们走出去，已有人把常溪萍翻过来。过了一会儿，车子就把常溪萍送到医院。”

    “当我在三〇一教室时，我并未注意到常溪萍把手里的衣服放好，更不知道他衣服里面有任何东西。”

    她的回忆，为查清常溪萍之死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但是，从她的旁证中，还不能完全确定常溪萍的死因……

    常溪萍之死仍是一个谜

    常溪萍之死，无非三种可能：自杀，他杀，不慎坠楼。

    自杀——已有充分的材料加以否定。

    他杀——并不排斥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根据那个女同学的旁证，常溪萍坠楼时在三〇一教室没有第三个人；

    那么，会不会是不慎坠楼呢？

    前面引述过的旁证材料中，曾记载常溪萍临死前的话：“我不是自杀。”

    他站在三〇一教室里，怎么会坠楼呢？

    我来到华东师大数学馆三〇一教室，仔细观察了常溪萍坠楼的那扇钢窗。那是教室里最末一扇钢窗，有一人多高，比人的肩膀还宽，从窗口是完全可以“掉下来的”。特别重要的是，这扇窗与地齐平，下端镶着一块固定的玻璃，只有人的膝盖那么高。一旦人的身体的重心朝外倾，就会坠下来的。

    许许多多份旁证材料表明，常溪萍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身体已变得非常虚弱。

    原“常溪萍专案组”副组长，曾写下这样的旁证：

    “据当时专案组看管常溪萍的组员反映，差不多每天都是上午、下午、晚上轮流到各班组、各单位进行批斗。回来之后，还要他写交代材料。有些材料还要他限时限刻交出。在这样疲劳批斗的情况下，没有听到市里、校里有一位领导关心过常溪萍同志的思想情况和健康状况。专案组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总之，那时对常溪萍同志是死活不管的。”

    原“常溪萍专案组”另一位组员记得：

    “一九六八年三四月间，学校批斗会开得相当频繁，几乎是早晨到晚上，不是这个系就是那个组开批判会，而每次批判会都要勒令常溪萍同志去参加。他当时的身体已很虚弱，面孔浮肿，患有糖尿病等各种疾病。有一次（大约是四月下旬），S（专案组组长）讲，当前社会上有一股翻案风，常溪萍是不会甘心被打倒的，他不想翻案才怪。于是，S提议，除了要常溪萍写这方面的交代外，组里还专门开一次会，叫他当面来谈谈。会是在晚上开的。常溪萍同志因为白天参加了历史系召开的批判会，好像还挨了打，一面脸颊有点青块，因此，人显得更虚弱，站也不大站得住，满脸都是虚汗。因为他确实没有翻案活动，讲不出什么。会后，S等还讲，这种人是不会老实交代的，你看他都慌得出汗了。当时，多数人都沉默着，未答腔。”

    一位同受审查的教授冯契这样回忆：

    “有一次，常溪萍同志被批斗回来后就躺在床上，晚上没吃饭，睡得也不好。大概是看守的同学去报告了，早晨，有专案组的人来看常溪萍，说：‘妈的，你夜里睡不着啊？你痛啊？’”

    当时，一些学生见常溪萍满脸憔悴，也在议论：“这老头儿拖得差不多了！”（其实他正处于壮年！）

    确实，无止无休的批斗，皮鞭棍棒的抽打，肝炎、糖尿病的并发，已使常溪萍骨瘦如柴疲惫不堪。

    那天天气又闷又热，弱不禁风的他却还穿着旧呢短大衣。当他走到数学馆，走上三楼，已出一身虚汗。他脱去短大衣，放在课桌上。如果他去开窗，有可能因体虚而坠楼……

    这，仅是一种“可能”而矣。

    但是，他杀的可能性却更大：他早已成了张春桥挞伐的目标。

    不止一次，已经有人又造谣又诱逼：“你的妻子已经‘自杀’啦，你的问题比她更严重……”

    一个挂着红袖章的青年教师，曾凶相毕露地逼他自杀，遭到常溪萍的严词拒绝。

    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反映，在常溪萍坠楼之际，现场并非只有一个女学生，而在三〇一教室门外，站着几个“造反派”！

    常溪萍之死——在他死后的十八年，真相依然没有完全揭开。

    他的死，仍是一个谜，有待于进一步认真查清。

    但是，常溪萍是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而死，“元凶”是江清、张春桥、聂元梓，这毫无疑义。

    就在常溪萍突然不幸死去的次日，徐景贤窜到华东师大。

    有人递条子问：“常溪萍的问题应作何解释？”

    徐景贤竟如此答道：“常溪萍作为反面教员嘛！”

    历史是无情的。权势可以征服一切，无法征服时间。究竟谁是反面教员？历史作了回答。

    他始终是方方正正的

    江青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她白了白眼睛，

    张春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他不吭一声。

    聂元梓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她低下了头。

    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面对着失去亲人、身残体弱的陈波浪，聂元梓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我对不起陈波浪同志，向她道歉！”

    聂元梓承认了自己迫害常溪萍致死的罪行。这个曾经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女人，嗫嚅道：“王张江姚‘四人帮’一贯是接过革命的口号，干反革命的勾当。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利用我们贴常溪萍的大字报，来陷害常溪萍，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这也是必然的。”

    常溪萍含冤死去之际，不过五十一岁。

    在常溪萍被焚尸扬灰之后，卧病在床的妻子多次派孩子到华东师大，要求拿回遗物。

    后来，造反派只给她一只常溪萍的饭碗，碗里的剩饭已经长了绿毛——这是常溪萍坠楼前吃剩的中饭……

    在“四凶”倒台之后，常溪萍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上海市委为常溪萍同志召开了隆重、盛大的追悼会。

    他的骨灰盒里，只放着一贴遗照——他的遗骨已无从寻觅。

    作家峻青和常溪萍同为山东人，友情甚笃，曾写下三对挽联痛悼亡友。谨录其中之一：

    “曾记夏店聚首，淮滨驰马，虎帐夜谈，儒将音容今犹在。”

    “遽尔沪上分襟，华苑罹难，危楼殒身，忠烈英魂何处寻？！”

    花圈丛立，银花朵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中共山东省委、万里、许世友、自如冰……都向常溪萍致以深切的敬意。

    斯人去矣，无法还生。然而，他的死，却永远唤起人们对那场浩劫横祸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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