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革进行曲”

    是非之地、“百慕大”、重灾区

    我的方格稿纸上搭满脚手架，一期又一期的“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

    经过几年的忙碌，第一期“工程”终于竣工。拆除脚手架之后，四幢黑色的大厦已巍然矗立在方格纸上，那便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四部长篇传记，一百多万字。

    另外，作为第一期“工程”的小小的“总结”，我写了小说《巴金的梦》。《巴金的梦》发表后，被上海《报刊文摘》所摘载，又被《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全文转载。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差不多每一封信都对“文革博物馆”如何从“巴金的梦”变为现实，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刚刚完成第一期“工程”，我又在一张张方格稿纸上搭起了新的脚手架，开始进行第二期“工程”。这一浩大的系统“工程”，为的是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的那场大灾难——“文革进行曲”！

    这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的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尸骨如山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它倒确确实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的灵魂在这场“大革命”中“大曝光”。

    熟悉我的名字的读者，总是把我与《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联系在一起。原本我的笔下，风平浪静，只有甜味，没有辣味。我写过“霓红灯为什么那样鲜艳夺目”，我写过“重水是水吗”，我写过“钛有什么用处”。我那《十万个为什么》，从未谈到过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传记一部部问世之后，曾有读者以为：同名同姓的中国人太多，叶永烈也有两个，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是一个，写“四人帮”的则是另一个……

    我怎么会“转轨”的呢？为什么会从风和日丽的自然科学王国转向云谲波诡、浪巨风险的社会科学王国的“文革”禁区？

    我越出了“雷池”

    天真烂漫的我，第一次接受“阶级斗争”风雨的“洗礼”，是在那难忘的一九五七年。十七岁的我，刚刚步入北京大学校门，第一课便是“反右派斗争”。北京大学竟“斗”出了五百多名“右派分子”，使我触目惊心。尽管在“大鸣大放”时，我不过是个忙于考大学的高三学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好在我学的是化学，我沉醉于自然科学，从不过问那危机四伏的政治。我变得沉默寡言，连小组会上也难得发言。从小爱好写作的我，创作欲非常强烈，不得不埋头于写《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书。一九六〇年，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的主要作者。

    一九六三年，我念完六年制化学本科，毕业了，来到上海工作，依然只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不久，“文革”拉开大幕。令我吃惊的是，本以为“纯科学”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在劫难逃，成了“大毒草”。在上海，居然成立了有上百个单位参加的“工农兵批判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联络站”。作为“大毒草”的作者，我遭到抄家。那时，我已发表近百万字的作品，悉被抄去，受到最严峻的审查。我被打成“杂家”，打成“小吴晗”。那种“阶级斗争”，真是富有“想像力”：我的一篇童话《一根老虎毛》，那老虎被说成是象征“帝国主义”（“纸老虎”也），由此而进行的姚文元式的上纲上线，便使我成了“三家村”的“编外伙计”！

    我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了十年浩动。我变得小心翼翼，我的笔只囿于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范畴。我的一本二十万字的《化学元素漫话》，在文革前完成初稿，在一九七四年由科学出版社印了十万册，一九七六年印了十三万册，一九七九年全书一字未易，又印了十三万册。这本书简直成了三朝元老，其原因便在于不涉及于政治，不涉及“阶级斗争”。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气氛逐渐宽松，进入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大反思阶段。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所谓“中宣部阎王殿”，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谓“杨、余、傅反革命集团”……一桩桩“文革”大冤案在大反思中得以平反。由“文革”上溯，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数十万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对所谓“三面红旗”，对所谓“四清运动”等等，也在大反思中或予平反，或予改正。就连在“文革”中遭到“大批判”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得到了重新评价。

    我步入不惑之年，真的也不惑起来。我越“界”了。我开始越出雷池。最初，我为深受“文革”之害的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的老师傅鹰教授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人》，迅即被《新华文摘》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全文转载。

    一九七九年四月，傅聪悄然回到上海，引起我的关注。这位有着“叛国者”名声的钢琴家，其实是一位真挚的爱国者。我的笔伸向这位在当时非常敏感的“禁区”人物。有关方面告诫，关于傅聪的报道是严加控制的，就连他归来的报道写多少字，登在什么报的第几版，都有规定。自然，我为他写洋洋数万言的报告文学，是绝无发表机会的。我以他为模特儿，写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倒是顺利地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完成，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福建文学》以头条刊出。不久又被改成电影剧本《飘零者》，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芙蓉》。上海《萌芽》杂志编辑赵丽宏一看小说，便知道我写的是傅聪，约我为傅聪写报告文学。一九八三年九月，我终于在北京写出此文，赵丽宏当即带回上海，定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期推出。《报告文学选刊》随即全文转载，许多家报刊也予转载。

    紧接着，我写了傅聪之父傅雷和傅聪之弟傅敏。《傅雷之死》这篇报告文学原在上海一家刊物已排好清样，却又遭磨难，后改由北京《报告文学》杂志头条发出，被《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收入，我的表妹甚至在华盛顿街头也看到当地报纸转载，给我寄来剪报。此文获《报告文学》杂志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我为傅敏所写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在《北京文学》刊出后，也是纷纷转载，并获一九八五年度“北京文学奖”。

    这样，我写出了《傅雷一家》一书。傅氏父子的乖戾命运，使我注意起“反右派”与“文革”之间的联系：一九五七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导致傅聪在一九五八年出走英国；傅聪的出走，又反过来导致傅雷夫妇在“文革”中双双自缢，导致傅敏两度自杀（未果）。

    我写了“文革重灾户”——傅雷一家之后，又转向在当时更为敏感的“文革重灾户”——马思聪一家。马思聪在“文革”中所受非人凌辱，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缩影。可是，马思聪冤案迟迟不能平反，他的头上依然戴着“叛国犯”的帽子，处于禁区之中。我同情他的命运，却无法发表关于他的报告文学。直至一九八五年初公安部为他平反，这年五月《文汇月刊》推出我的五万字报告文学《思乡曲》，写出马思聪爱与泪的一生。此后，我又为他写了二十万字的长篇文学传记《苦难的音符》，由《人民文学》杂志选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出版社同时印刷。

    我不断地以我的笔，写蒙受极“左”路线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胡风分子”路翎，为“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王造进、葛佩琦、彭文应、庞薰栗，为“文革”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贺绿汀、陶勇、常溪萍……我写下一篇又一篇报告文学。我称我的笔是带泪的笔。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文艺报》发表吴国光的《知识的悲剧与知识分子的颂歌——评叶永烈的一组报告文选》一文，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灾难沉重的民族中灾难特别沉重的一部分。这两点，都在极‘左’路线及其产物‘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尤其有力的证实。对第一点的证实是悲剧，对第二点的证实是颂歌。叶永烈选择了一个富有文学味的角度，记录下了这两点，他也就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与一个民族的颂歌。”

    我出版了一本又一本报告文学选。我从科学转向文学，转向于“文革”的探索。我不再是过去“不问政治”的我。我的笔变得锋芒毕露，指点那为害甚深的极左路线。但是，我不再满足于零散的揭露，转向整体、系统的反思。于是，我制定了那一期又一期“系统工程”计划。

    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在创作之路上，我开始了艰难的长途跋涉。

    最初，我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他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进行我的“系统工程”。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只能分期分批进行。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考虑到“地利”优势，我首先把写作“上海帮”——“四人帮”的四部长篇传记，作为第一期“工程”。

    这是异常严肃、高度敏感的“工程”。我把我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拟就，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然后，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给予支持，以便我能够涉足一些难于进入的部门。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文学和史料双重价值。我以为，“四人帮”是十亿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历史罪人，传记必须史实准确。我坚决摒弃凭空虚构、胡编乱造。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在进入创作之前，我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以采访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人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部分“文革”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革”档案，只能吃“闭门羹”。

    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革”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毕竟我感动了“上帝”。我的一些朋友支持我，帮助我打开“禁区”之锁。我终于得以步入一个个档案室。不过遵照规定，只能坐在那里逐字抄录，不许复印（虽然复印机就在旁边），不许拍照（虽然我的包里总带着照相机）。我常常在上午八时档案室一开门就进去，一直抄到下午五时关门，中午啃点干粮，如此而已。我成了地道的“文档公”。抄着，抄着，有时一些好心的管理员见我实在抄得太累，便“开恩”让我拍照。于是，我拿出照相机——我连拍照所用的灯都在包里事先放好，一页页地翻拍，进度快多了。但是，回到家中，我又得自己冲胶卷，我自己放大、洗印，花费很多时间——因为这样的档案是不宜于拿到照相馆冲放，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幸亏当年我是学光谱分析专业的，暗房技术娴熟，算是发挥我的专业的“一技之长”。

    我吃惊地发现，“文革”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收藏着。又如，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里都找不到（在“文革”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一所大学的档案室被我偶然翻到。

    上海某造反派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命”会议，谁发言他都要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革”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一九五四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同样，王秀珍人事档案中有一份王秀珍一九六四年所写的自传，亦甚有参考价值。

    王洪文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查到。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做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方面军”。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重要的要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革”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革”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革”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革”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掉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觉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了一系列“文革”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从档案馆、图书馆查到的，局限于“死材料”——文字材料，我由此更进一步，大量采访当事人，寻访“活材料”。我重视“死材料”，但更重视“活材料”。我以为，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白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革”刚刚过去十年，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记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走访众多的“文革”受害者

    进行“文革”史的采访，要广泛访问在“文革”中蒙冤受屈者，但同时也要访问那些“文革大员”。早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社会科学报》所刊登《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我便对该报记者说过：“现在，文革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革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革‘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一九八六年间建议成立的“文革”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革”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做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我访问过陈新桂先生。他是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凌辱，那天采访时录了四盒磁带。一九八八年冬，陈新桂先生病逝，他的子女得知我曾作录音采访，要我送他们磁带。我复制了四盒磁带，托人送往北京。他的子女收到后，极为高兴，说这是他们的父亲生前留下的惟一音响资料，而且所谈的身世、受迫害情况，很少对子女说起。他的儿媳根据这四盒磁带，准备为陈新桂写传。由此可见，录音采访是十分重要的。我现在保存的数百盒磁带，将成为供后人研究“文革”史的宝贵参考资料。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革”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是“文革”中头一个被“炮轰”的目标。他是我的老校长。因此，我来到他家采访，倍感亲切。陆平夫人石坚向我详细叙述了陆平身世（在我采访后不久她便病逝了），陆平则着重叙述了他与聂元梓的矛盾的由来，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尤其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经过以及一九七五年毛泽东“解放”他的经过，是研究“文革”中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革”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还由“文革”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常溪萍是上海的“陆平”。聂元梓曾专程从京来沪“揪”常溪萍。我多次访问了常溪萍夫人陈波浪。她在“文革”中被打断多根肋骨，胸腔中装上了不锈钢支架。她痛诉张春桥、聂元梓对常溪萍的迫害。我又一次次前往华东师大访问有关人员，终于初步弄清常溪萍之死的情况。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革”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革”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死，是“文革”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终于写出《陶勇之死》。

    秦桂贞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借住的那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革”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这才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已对她作了一些规定，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才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传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

    在最高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在三十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革”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

    在写姚文元传时，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王若望也跟我谈了他所知道的姚氏父子。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的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十八岁的张春桥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便在施蛰存的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十八岁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我还寻访了两位曾被张春桥投入上海西郊秘密监狱的受尽折磨的老人。

    一位是葛正慧先生。他在研究笔名学时，查出狄克是张春桥的笔名。当时，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倒行逆施，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在“炮打张春桥”的怒火爆发之际，葛正慧加入讨张行列，道出了“狄克攻击鲁迅、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秘密，为“炮打张春桥”提供了一发重磅炮弹。张春桥把他投入狱中，盛暑不给蚊帐，使他饱受“蚊虐”之苦……我走访这位闭户独居的老人，幸亏他的工作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告诉我，一般地去访问必然会吃“闭门羹”。我给他去信，诚恳地说明来意。多日不见回函。忽地一天，他寄来一大包剪报给我，都是“文革”材料——原来，他这些天找材料给我呢！不过，他的独居的房子，仍旧不许任何人进去。他改为到我家作客，一次次地来，讲述了许多重要情况，并为我提供很多采访线索。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葛正慧病逝于上海寓中，终年七十三岁。

    另一位是方兆麟医生。他是上海高干医疗小组的成员。在为张春桥之妹做手术时，发生医疗事故，被打成“反革命”，关于狱中。我多次访问他，不仅弄清了张春桥妹妹死亡经过，查明这一大案的来龙去脉，而且从方兆麟医生的档案中查到柯庆施之死的详细经过。我又从“文革”小报上查出当年某医学院红卫兵所写的关于柯庆施之死的诬陷朱德、贺龙的文章，再与医生等当事人的口述相对照，这样从“文革”小报、人事档案、当事人口述三方面查核，终于写出了《柯庆施之死》，被海内外众多报刊所转载。此文写毕后，在发表前曾送一位在柯庆施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审阅，柯庆施去世时他亦在现场，他认为文章史料准确，只改动了两三个字，同意公开发表。

    这些年，我奔走于“文革”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革”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浩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的一种历史使命感。这样，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我深感遗憾的是，电影《东进序曲》中我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前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革”大案之一。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走访“文革”大员

    对于“文革大员”们，我以为他们既是历史的罪人，又是历史的当事人、知情人，必须加以采访。采访他们同样也是对历史负责。诚如医生必须接触传染病人一样，研究“文革”，应该接触当年的“文革大员”。

    当然，“文革大员”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经过反思，也加入了否定“文革”的行列；也有的仍持对抗态度；还有的谈别人的事清清楚楚，涉及自己则躲躲闪闪。

    采访“文革大员”，其难度比采访“文革”受害者要大得多。采访受害者，一般都会予以热情接待，一吐为快。但是，“文革大员”们的心态芜杂，往往避而不见，或者避而不答。因为采访者不是审讯者，面对审讯者他们只得作交代，而面对采访者，他们可答也可不答甚至拒之门外。其中一些重要的“文革大员”，在公安部门严格控制之下，前去采访要办理相当复杂的审批手续。有些人的住处、电话号码，都严格保密。

    我采访了许多“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一般实行“三不”，即不准录音，不准拍照，不准对外透露他们的近况。我经过力争，往往只能争得同意录音。鉴于其中不少要我替他们“保密”，所以在这里我不能很具体地记述采访他们的经过。

    我发觉，他们非常关注关于“文革”的种种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在狱中，他们甚至像念学习文件似的念一遍，然后集体讨论。对于有些严重失实之处，往往写入“思想汇报”，送到监狱长那里。也正因为他们读过许多“文革”作品，因此对一些写过这类作品的作家、记者名字都很熟悉，哪个胡编乱造，哪个擅长“虚构”，哪个史实准确，他们心中有个谱。在接受采访是他们往往一看介绍信的名字，便说“喔，知道”。至于他们愿意说多少，说到什么程度，那就由他们依照对作者的印象看着办了。

    我在采访他们之前，总要调阅有关档案材料，或者把他们在“文革”中的有关种种讲话看一遍，或者查阅对他们的判决书，然后拟好一份详细的采访提纲，做到胸中有数。比如，我在访问一位“文革”要人时，起初他只敷衍几句了事。交谈几分钟之后，他发现我对他十分了解，也就跟我越谈越多。以至谈了许多内幕情况。

    一般来说，他们不会主动向你谈什么，需要采访者根据事先拟好的提纲，准确地发问。问题要问在点子上。通过一系列尖锐的提问，让他们逐一答复，说出关键性的内容。

    关于这类采访，我只能举一些已经透露过的人物。比如，我写了《王洪文传》，必须采访他的“贴身秘书”廖祖康。廖祖康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从一起“造反”直到一起“倒台”，十年朝夕相处。我从公安部门得知他的下落。我来到一个十分僻远的所在，公安人员把他找来。最初，他觉得没什么可谈的。慢慢地，我们的谈话开始进入正题。我事先采访过熟悉他的人，对他的情况较为了解，而他也读过我写的许多作品，渐渐打开话匣子。他也说及自己的心境——他是在“四人帮”被捕的前一日举行婚礼的，新婚后便入狱，妻子等他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与妻子团聚，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女儿，他希望平静地度过后半辈子，不愿再谈那怵目惊心的十年“文革”。他知道我在严肃地研究这段历史，毕竟还是打消顾虑，跟我整整谈了一整天。尽管谈到某些敏感问题时他仍显得拘谨，但毕竟还是谈了许多重要的亲历的史实。如他所说，这么多年以来，我成为采访他的第一个人。

    当年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耿金章，如今改了名字，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住着。王洪文是上海“工总司”的“司令”，他是“二兵团”的“司令”，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争斗。欲知王洪文的“造反”史，不可不访耿金章。我事先查阅了耿金章的人事档案，对他的身世有了清楚的了解，因此采访很顺利，他谈了“一月革命”的许多内幕情况，勾画出张春桥、王洪文的阴险嘴脸，使我写《王洪文传》时掌握了第一手的翔实史料。

    我得助于一位在某中央机关工作的友人的陪同，访问了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曾有过许多记者找过关锋，凭记者证、介绍信，关锋都未予接待。我的友人是关锋多年的朋友，关锋才因他的介绍，愿与我谈“文革”问题。如关锋所说，这是他头一回与人谈“文革”。起初他不同意录音，经再三争取，他同意了。

    我多次访问了关锋。我发觉，有些颇能反映他的心：比如，我送《张春桥浮沉史》一书给他，照我的习惯，在扉页上盖了个“叶永烈赠阅”章。平常我送书给别的同志，也都是盖个赠阅章。关锋却不悦，问我为什么不题“关锋同志”几个字？我当着他的面，写了“关锋同志指正”，他笑着收下了。再有，我叩门时，是他女儿开门，我问“关锋同志在家吗”，进屋后，关锋忽然问，刚才叶永烈是喊我“关锋同志”吗？女儿立即作证，关锋这才高兴起来……诸如这样的小事，别人毫不在乎，他却很留意。他有公民权。理所当然可以称为“同志”。不过，经过那么一番政治上的大变动，经过长期在秦城监狱的关押，他对“同志”两字的敏感度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我与林杰有着同乡之谊。我去访问林杰，他问起我的岳父——与他同村，所以很快就熟悉了。他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者，与王力、关锋同时倒台，当时称“打倒王、关、林”。我在红卫兵小报上查到整篇的“打倒林杰”的文章。一九六八年初，当戚本禹被“端”出来之后，那“王、关、林”才改“王、关、戚、林”，后来演变为“王、关、戚”，因为林杰毕竟只是《红旗》编委，还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也被关入秦城监狱。林杰所谈“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写作过程，纠正了一些讹论传——过去总是说“关锋起草，王力审稿，陈伯达签发”；实际上是林杰起草，关锋审稿，王力替陈伯达读了一遍，由陈伯达签发。

    在王、关、戚、林之中，王力在中央工作时间最长，知道的情况也最多。在我访王力之前，他只接待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的访问——那是经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同意、介绍的。此外，他对任何记者、作家，概不接待。我去他家之前，某人给他挂了电话。初访王力，他正在重病之中，虽然给予接待，但只谈了两个小时。所幸我采访的提纲比较详细，而他的记忆力很好，回答也很有条理，所以访问在高效率中进行。凭这两小时谈话的录音，我写出了万把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一文。一个半月之后，我再度采访他。我下榻于他的附近，得以长时间采访谈了三天，并带回他的大批文稿。当时，他的癌症在手术后已扩散，与我谈话时不断打着呃，消瘦、清癯，自知不久于人世。我对他所进行的录音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抢救史料的工作。

    我对那些比王力更“大”、正处风烛残年中的“文革大员”也进行了详细采访，所花时间更多。如我多次访问了当年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出了四十万字的《陈伯达其人》一书。有些采访的情景，只能等我的第二期“工程”完成时，才能对外公开披露。

    “小人物”代表着民心

    除了采访那些“文革名人”外，我也对一些“小人物”进行采访。在那风雨交加的岁月，善良、淳朴的“小人物”的种种壮举，清楚地反映了民心的向背。“民心不可侮”。即便在强权酷政的“文革”十年，高压政治并未使正直的人灵魂扭曲。

    在傅雷的妻兄朱人秀家中采访，我偶然得知，在傅雷夫妇愤然弃世之后，一位年轻的姑娘自称是他们的“干女儿”，冒着莫大的风险，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我去北京时，从傅敏那里终于得到这位姑娘的地址。我来上海一条窄小的弄堂，找到了她，这时她已快四十岁了。她叫江小燕，体弱多病，原本是里弄工厂的女工，与傅雷素不相知，却是傅雷译著的忠实读者、傅聪琴声的热心听众。得知傅雷夫妇死于非命，她出于同情之心，挺身而出。她不仅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而且给周恩来总理去信，说傅雷是爱国的……她的信，没有寄出上海，落进张春桥爪牙手中，作为“大案”来侦破，终于查到她的头上。她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只是她确实与傅家毫无瓜葛，这才从大帽子底下开脱。可是，这件事毕竟使她变得异常孤独，没有什么人敢与她恋爱，迄今仍是“老姑娘”。傅聪从英国回沪时，曾表示要重重谢她。她却不愿见傅聪一面，说：“何必道谢，何足道谢。”我深为江小燕高尚灵魂感动不已。她是个“小人物”，比那些“文革大员”们的人格不知高多少倍。

    我从公安部的档案中查到，当年帮助马思聪在“文革”中出走的是一个“小人物”——马家的厨师贾俊山。贾俊山后来因此被捕，投入狱中。心烦意乱的他，血压骤长，终因高血压而病瘫，保外就医，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我为了寻访他的家属，甚费周折。在北京，我打了十几次电话，才算得知他的家属现在的住址，可是电话中那人又说错了门牌号。我赶往他家，在派出所的帮助下，才找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得知他的详细情况：他是在“文革”前不久，才受雇于马家。他的工资是由马思聪付给的。当马思聪被打入“牛棚”时，工资被扣，无法再给他发工资。这时的他，照理应另找主顾，而他却出于对马思聪这位大音乐家悲惨命运的同情，一次次前往“牛棚”看望马思聪，给马思聪送东西，劝说马思聪打消自杀念头，直到帮助马思聪逃离北京。当时，马思聪手中无钱，贾俊山卖掉自己的自行车，把钱给了马思聪，而他却因此受牵连，铘铛入狱……在那灾星高照的岁月，一个普通的工人不顾自己安危援救一位中国的大知识分子，确实难能可贵，毕竟民心是难以用高压政治所压服的。

    我在采写《陶勇之死》的时候，从陶勇秘书那里得知：一位不相识的火葬场炉前工，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陶勇将军的骨灰！我当即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从那得知那位工人叫蔡其家。我来到蔡师傅家，他正坐在轮椅上。一次交通事故，差一点使他丧命，落了个半身残废。他慢慢回忆往事，告诉我保存陶勇骨灰的经过：那是一九六七年夏日，由几个挂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监押着，从一辆车上抬下一具光身尸体，嘱咐说烧后不留骨灰。蔡其家一听，便知道那是“牛鬼蛇神”的尸体。可是，他一看焚尸牌上的名字，吃了一惊，“陶勇”，不就是东海舰队司令吗？陶勇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怎么可能成了“反革命”？出于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他在中午休息时趁别人不注意，把陶勇的骨类盛在畚箕里，埋于假山中。他为了便于日后分辨，把写有陶勇名字的搪瓷牌与骨灰埋在一起……雨过天晴，陶勇冤案终于得以平反。蔡其家得知要为陶勇开追悼会，这才说出了陶勇骨灰的埋藏处。蔡其家原本是农民，一九五四年龙华火葬场扩建时，征用了他耕种的土地，于是他成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的炉工。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小人物”，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傅雷与江小燕，马思聪与贾俊山，陶勇与蔡其家，诚如参天大树与小草。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职务有高低之别，而人的品格却与这一切无关。大树与小草，那清新的绿，同样令人油然生爱。

    都说“文革”是“人斗人”，都说“文革”使人心变冷，使人变成了“刺猬”——那刺，要么用来提防别人，要么用来攻击别人。可是，在江小燕、贾俊山、蔡其家这些可敬的“小人物”身上，却使人看到在“文革”冰水之中，人民的心肠是火热的！这些“小人物”，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尽管“文革”中，今朝斗这个，明日揪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小人物”们蔑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人物”，敢于抗争，敢于横眉冷对，谱就了一曲新的《正气歌》。

    叶永烈

    一九九一、十、一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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