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个形孤影单的夜晚。当户门关上以后，很长时间地，我呆若木鸡地站立在地毯上，前额紧紧贴着墙面。像是被三万野蛮人马掠扰过一样，我的内心留下一片荒芜残败，还有阵阵的惊慌错乱。风卷残云，我十分害怕那座以我最大意志修筑起来的、勉强成立的脆弱大坝会顷刻倒塌。我感觉到在我的身上，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摧毁这道河堤的防线。如此这般的后果，我不愿无终止地，甚至偶尔地去设想。我非常清晰地听到我体内的动静，我的吞咽以及我血液的循环。慢慢地，窗外飘进一些城市里的噪音，还有隔壁医院的救护车，时而发出的连串刺耳响声。犹如得到被允许参观地狱的心境一样，所有纽约式的猛烈劲头都会使我一边感到蛊惑同时又有一股控制不住的执迷。
我所感受到的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断缠绕着我。如果没有任何的意思，那反倒比较可怕了。因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惩罚更坏了。末日般的苦闷、无望。夜以继日地，我在与恐惧心理做着艰苦的搏斗，不息的搏斗。我的勇气常常令我有些惊讶。可是我明白，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特现象，这勇气来自于我们人类的生命活力。在我身上拥有的力量，它不属于我个人专有，它同样也是我们人类共有的。就连我的虚弱点，我的神经过敏，我的疲惫现象，包括频频绝望，也并不归我个人所属。有时候，我甚至搞不清楚，是我刻意追求做这样的人，或者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对于我的个人遭遇，某些人找到了含义。一位来工厂授课的，在沉思冥想、先验论方面的哲学老师和我说道：
“这是上帝的恩宠！”
“根本不对！您别侮辱上帝。”
我紧紧握住我的拐杖，我实在想敲打他的头颅。还有一次，在灯塔中心的报告会上，有位因事故失明的家伙声明道：
“自从我成了盲人以后，我变得比以前更完善了。”
“那么，就切断你的双腿，这会比现在更加美好！”
我坐在椅子上，忍不住朝他喊着，只有从孟买刚来的印度盲人独自捧腹大笑，其他人则以为我肯定有病吧。我和印度人吉特双双离开了报告会，他仍然吃吃大笑。
很可能，在盲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引诱，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现状，会自动地赋予他们应该掌有最高的精神水准。经常，就连四周的人也在鼓动他们，坦率地讲，我拒绝参与这种闹剧。曾经有些传教士与我交谈过，他们的话音未落，我已经听出来一种共谋的语气，有些东西很接近在弥撒中领圣体仪式的意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这是我们共同的苦难……我坚持说，我还没有到达圣人这一步呢，就像阿奥向我传授过的那样，我不愿意和我自己的现实割断联系。这次丧失视力是场事故，它既不是受到上帝的恩宠，也不是什么精神上的飞跃。
在我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这种质疑，我认为所有的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这种思想逐渐地增长着，它使我平静下来，同时又让我感到忧心忡忡。在无神论产生几个世纪以后，人们对其从未产生过动摇。整个童年时代，我虽然受到宗教思想的灌输，在没有痛苦、没有危机感和被排斥感的情况下，我始终坚持我行我素。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割裂母亲对我的爱，她也许会把我撵出家族。人类是不喜欢单独生存的，群体相依使他觉得会比较有力。现在，我和其他人一样的胆怯，我看到在无际的草原上，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我头无片瓦，远离家人，甚至没有任何人的等待、接纳。
在这间隔音过于严实的房间里，我一再思索着这些念头，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都被我父亲所证实了。他对我说道：
“我很难过，因为，我想到在我死了以后，我再也看不到我大部分的孩子们了。”
“大部分的”，他从中到底想要说什么呢？
“我是要说，我孩子中的某些人是进入不了天上的。”
由于某些家族遗传，时而，我的灵魂显得非常沉重，我是那么需要他人赋予我前进的勇气。独自一人，我什么都不行，假如我丧失了我的家族，我必须找到另外一个集体接纳我。人是不适宜单独漂泊的，那种上无房脊，下无篝火，不能紧紧相依他人的身体入睡，何其苦矣。
电话在这里，就摆在路易十五风格的办公桌上边。我的思绪从墙面上脱离了出来，我触摸了一下电话，以便感觉它。我试着想象电话的铃声，立刻，一种渴望与抽搐感同时在我身上腾升起来。我自己不愿主动地给别人打电话，我太害怕掀起来自对方的怜悯。等以后，我将会达到另外的阶段，我将会逾越这个心理障碍。那时候，我会克服我的自傲情绪。我想，此时无论电话铃声响了，或者我对空大声呼喊！喂！……我想象着我回答“喂”的声音是什么样儿，电话另一侧的人，在他的耳机中是否听出我的畏惧？
喂！我嗓子的回音很怪异，它被地毯和一堆窗帘窒息住了。我强迫自己来回走动，我打开电视机，再去熟悉熟悉卧室。这张床的宽度大于长度，还有一架以薄纱围绕周边的、形状滑稽的梳妆台。在卫生间的便池旁，也放有一部电话。这里设有一间微型厨房，从来没有谁在此做过饭。
这时，一把钥匙正在旋转门上的锁，两个清洁女工进来了。从她们讲话的口音中，我听出她们俩是黑人。她们先整理睡房，继而又来到浴室。我很希望她们能和我说说话，可是，她们干完活转身离开了。
“晚安。”
“谢谢。”我回答道。
这是她们工作一整天的最后时刻，她们心里很着急，她们渴望回到自己的家，围靠炉火，依偎在她们所喜爱的家人身旁。
随着这声晚安，大门重新被关闭上了。
我懊丧不已，握紧拳头，朝着沙发垫子猛击一掌。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的，我觉得自己形如一个落魄天涯之人。顷刻间，我的嗓子开始发紧变涩，如同傻子般的无声哭泣着。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所有的饭店都已满员，座座咖啡馆也已挤满了骚动不安的人。大都会歌剧院，卡内基（Carnegie）音乐厅缓缓升起了帷幕。晚上八点钟，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纽约，在结束了它最繁杂的一天工作之后，随着夜幕进入了娱乐。这个时刻是属于女人们的，她们表现得神采奕奕，光彩照人。九月是敞开的季节，一场场的音乐会，众多的画展和话剧都在争奇斗艳。一股股清新的风，吹拂着这座城市。
天呀！我差点忘了，今晚上，在楼下七层的酒吧间里，有场波比·思欧（Boby Short）的钢琴演奏会。去按铃吧！宾馆的人会把你送到那里，你应该强迫自己想方设法去娱乐。也许，你将会改善恶劣心境的。你要不顾一切地逃脱！逃脱这面对面的现实。不，不是，你一定要努力走到尽头。尔后，如果你没有陷入精神病的话，你将能够挣脱河岸，清除淤泥。
住在这所宾馆的客人们，被称为纽约最显贵的阶层，他们千奇百怪，各领风骚。有一天早晨，我从中央公园转了一圈回来，在电梯里有两个家伙在互相讲笑话，他们俩笑得前仰后合，乃至于快要横到地板上了。我想象着欲望，在她的帽檐下，她一定双眉高扬。当他们走出去以后，电梯操作师让和我说道：“这两位先生是著名演员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和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听说他们在合写一部剧本。可是，今天早上，他们俩都显得不大对劲儿，哦，我敢说他们都没有洗澡。”的确，在他们走了以后，电梯里还留下一股酸溜溜的气味。
另一天，还是在电梯里，我们有幸和米克·贾格尔（Mike Jagger）一起上楼。他身着梅红色的天鹅绒外衣，没有只言片语，大家肃静异常。那是早上八点钟，这位著名的摇滚乐歌星才回来睡觉。让和我近乎得越来越像一家人了，他告诉我：“这是米克·贾格尔先生”接着，又压低嗓子说道：“他是一个十足狂妄自大的坏蛋，假若您能看见他手腕上那些扎满了的针眼！”
欲望和这个大世界形成了强烈反差，她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切却能够消遣解闷。我下楼来到酒吧间，去听听大家的交谈，里面的人们讲着各种语言。几个伊朗女人抱怨在纽约找不到佣人，尼加拉瓜的妇人们也在诉说着她们的相同困难。她们还提到，对于他们的索墨乍（Somoza）总统来说，尼加拉瓜是个忘恩负义的民族。有些人讲着阿拉伯语，在那里我没有听见女人的嗓音。还有几个得克萨斯州人，他们粗声大气地在聊天。项链、首饰叮叮当当地碰撞着，夫人们身上散发着袅袅香气，马提尼浓酒，以及雪茄烟的飘逸气味，全部混搅在一起。
慢慢地，我发觉与女人的交流要比和男人的交流更容易些。因为，在社会交往的习惯上，男人与男人之间不易相互触碰，而女人们则毫无顾忌。在谈话的过程中，她们用手势准确地为我附加标点符号。比如，一旦有人注意到我坐在一边，她们走过来，往往先是触摸我的膝盖，然后是胳膊，最后是双手。当然，这些部位都属中性区域。
我强迫自己走出去，那是在一个记者朋友举办的告别酒会上，我第一次以盲人的面目，出现在一大群人的中间。众人震惊不已，经过几分钟的骚动以后，我在沙发上休息片刻。有位女人坐在我的右侧，她开始向我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继而，她按住我的膝盖，握紧我的前臂，夹压住我的双手，还拾起她掉在我两腿之间的打火机。在我情不自禁地开始激动之际，从我脑中突然闪出个意念：“她肯定长得很丑，就我的状况而言，到此碰碰运气。”
她总算把我留下，去那边寻找一杯威士忌酒。趁机，我赶紧向坐在我左边的男人提出个问题。
“她长得怎么样？”
“God！（很好！）她是今天晚会上最漂亮的姑娘！”
几乎同一时刻，我听到另一位女性的声音：
“我见您已经认识我的丈夫了。”
有位法国人和我做完自我介绍后说道：
“我们虽不相识，但是我听说过您，通过……”
“我倒是认识您的，早在十四年前，我们同在一所法律大学学习过。”
他先是很惊讶，但是终于想起来了。接着，他为我介绍他妻子，我记起她婚前娘家的姓名，不知道为什么，她也说出同样的话：
“我们以前虽不相识，但是我听说过您……”
“我们以前曾经很熟悉，十五年以前，我们在一起跳过舞。”
他们两人同时惊呼道：
“您的记忆力有多么了不起啊！”
“根本不是，我只不过非常善于记住别人的面貌而已。”
那天，自走廊进入卧室的时候，由于我转弯转得太快，结果我的头部猛地撞在门框上面，眉弓骨上被撞出一道裂缝。为此，我表现得十分忧虑烦躁。我考虑到，我再也不能通过眼神来躲避这类的危险，而这类危险是大量存在的。假如外边的利物捅进我眼眶里的话，甚至有可能通过眼眶直入大脑的。这两只凹洞，变成了我身体上极其脆弱的部位。为了代替视觉以预防不测，我特地选用很薄的钢片，请人为我剪裁、制作成一副符合需求的眼镜。这种钢片镜，犹似一面扰乱云雀视线的镜子，它不但能反射城市的光亮及众人的目光，同时又掩盖了我的惧怕，我的伤痕，还有我那粗暴的狂傲。同样的，它也为我切断了他人的怜悯。
我的小腿胫骨上布满了青紫色。一天到晚的，我不是踢到客厅里的小平桌或靠背椅，就是硬碰到卧室里的床腿架上。我必须要学会让自己放慢速度行事，走动时要尽量地平稳缓和些。牙买加清洁女工观察到这些情况，她们建议把桌子推到墙根角处，我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我想，最好还是立即来学习、适应这个世界的本来样子。反之，怎么能让原本世界顺应我的个人处境呢。
一天早晨，我正在淋浴。无意间，肥皂从我手中滑落下去，很自然地，我弯下腰去拾起它。没想到墙上的一个固定水管开关，竟捅到我最薄弱的左眼之中，两个固定夹子都掉了出来。我立刻赶到T大夫的诊所，他跟我说，眼睛没有受到新的创伤。但是，无论怎样，他也要进行必要的复诊。因为我的眼皮始终没能愈合。他必须重新切开烧伤严重的眼皮边缘，再戴上另外的固定夹子。使我感到不快的是，我又要忍受一次全身麻醉术。就头部手术而言，麻醉方法是很特别的。我的脑神经已经非常疲惫，我的大脑如同被清洗过一样，空空荡荡。
在医院的病房里，我遇到这样一个男子。在大街上，他被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一拳打断了鼻梁骨和眉骨。
“我住在新泽西州，然而，每一年，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我太太都来第六大道这个俱乐部跳舞。哦，其实这里并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那不过是个很小的歌舞厅，只是他们的音乐很优美动听罢了。您想想看！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被这个人打翻在地。当时我由里往外走着，不小心碰了这家伙一下，他不由分说，朝我脸上重重地甩过一拳。随后，就跟没事儿似的继续走他的路。他妈的！他连停都没停一步，也没有一个人试着把他擒拿住。”
“这是没有运气。”
“不见得，您根本想不到，恰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跟随而来的三个星期，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在医院里，护士们给予了我极其细微的护理，她们十分宠爱我，所有人都不来烦扰我了。您看看，整整三十八年，我在一家银行工作。啊，我不是某一方面的掌权人物，不是的，我只是个负责不同项目的小职员。到了退休阶段，我的孩子们都已经独立门户。在家里，我老是觉得心烦意乱，”恶心的家！臭狗屎，讨厌的女人！我们决定要去欧洲参观旅游，我太太在学习艺术方面的课程。因此，她特别要去意大利领略一番。他妈的！在这个旅游团里，我是彻头彻尾的唯一男人。除我以外，尽是些对艺术感兴趣的阔太太，而她们花的用的，又都是她们那些可怜的男人在大部分时间里累死累活挣的辛苦钱。威尼斯的素描，罗马的雕塑，夏那的油画，佛罗伦萨的建筑。终于，我从旅游团里逃了出来，我在一家小旅馆独自租了间房子。这间卧室带有阳台，这会儿，我站在阳台上瞭望眼前的一切。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空闲地观察生活中的人们。
在隔壁房间里住了个丹麦女人，一个很漂亮的金发女郎，她的职业是兽医。我以前从未背叛过我太太，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些事儿。天晓得，已经六十岁了，我竟然还和女兽医同床共枕了。您猜想着，我一定会有犯罪感吧？根本没有。他妈的！我觉得自己很出奇地充满了活力。我和我太太什么也没提，然而我已经决定，今后的每一年，我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一人度假。见鬼去吧！今年我准备去西班牙的帕洼海岸一带，我还要找一间带有阳台的小卧室。如果还有一位金发女人住在隔壁的话，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几天以后，到了他住院期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时候，他太太过来接他出院。
“哈喽，哈喽，达尔林，终于要回家了，你一定很高兴吧。如果你看见咱们家的狗那副坐卧不安的样子，它知道你今天要回家了。我准备了一个真正的欢庆晚宴。”
她的声音比较尖细，显得有些肤浅，这没准儿和她的头发颜色是一致的。其实，她除了是美国众多中产阶级中的一分子而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了。假如，她能够归属到大多数沉静人中间就好多了，她是做不到的。这位老兄临行前和我说了句意大利语：“Mezzo voce（意为降半调），您看出来我想说什么吗？”于是，他垂头丧气地走了。
昨天，我又做了一回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太重要的。然而，由于操作极其细微复杂，手术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带上新的固定夹子，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疼痛感，只是有些抽搐而已。我的脑神经运作开始正常。我决定返回自己的住处，于是我着手收拾我的行李。护士们试图说服我，在没有医生的准许下，我是不能擅自离开医院的。可是，我与我的邻床病友恰恰相反，我实在不想继续待在医院了。
“您和大夫说，我会去他的诊所看望他的。”
我母亲患有髋部骨质增生病，她半身瘫痪，行走不便，因而没能前来纽约探望我。我必须多多替她着想，想方设法解除她的痛苦和忧伤。我先后收到她录制的家书，在每盒磁带中都满载着她溢溢不尽的伤感。有时候，当收到寄来的磁带后，我甚至没有勇气马上去听她的声音，非得等上好几天以后，才把带子插进录音机。在口述信上，我听到她饱含悲痛的嗓音，先是叙述家庭的件件琐事。尽管她早已知道我对天主教的怀疑观点，在结束时，她总是向我建议，应该投向圣母玛丽亚。她就此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可是，每当在该提升语调的问号时，她却压低了声调。看来，她并没有真的要求我来作回答。但是似乎另有一个问题在她的脑际中缭绕，而她却无法用语言将之表达出来。因此，我无法来辨识它。很本能地，我很害怕那些蔓生、爬行在录音带中的一片沉默问号。这片沉默里边，像是有一种什么形式的指责似的。对于她，我同样也觉得，我这次生活道路的断裂，仿佛使人感到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场悲剧里，它亦给予我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犹太基督教的道义不认为有偶然性的。这种成分在我母亲的沉默之中并没有被排除，我把我个人的负罪感，投掷过去让她的身心备受煎熬。的的确确，有谁最终愿意成为你热爱的人的痛苦象征呢？经过思考，我依然如故。我又一次地感到，我没有什么履行赎罪的使命，我也没有任何天衣无缝的理由，在我母亲的心上插入一把利剑，就像在我们村里教堂摆放的那些石膏雕像一样。
我早已把“圣母失子的悲切”（Les Pietà，最为著名的是，梵蒂冈圣彼得教堂里的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雕塑作品）分为两大类。那年，我们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oscane）结婚时，我发现在处理“悲切”的题材上，创始者的母亲总是悲痛欲绝，心如啮噬。但在表现手法上可分两类：第一类的“悲切”，圣母呈低头凝视儿子状，她对他说：“你给我做的这些！”第二类的“悲切”，画面上的圣母抬头眼望天空，她和上帝之父说道：“看看你给我做的这些！”我的目的，根本不是把自己与耶稣受难相提并论。可是我想，极善极美的圣母，为什么她不向上帝父亲说：“看那，是他们把他害成了这样！”这样一来，等于对父亲和儿子都宣告了无罪。并且也包含，牵扯裁决负有“罪恶”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向我眼中飞溅硫酸的人。为了理解我目前的状态，是的，我频繁地在福音书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正如雅克所讲，这本书确实包罗万象。
在与我内心审议之后，我同样也捕捉到一种负罪感。说起话长，早在1803年的某一天，在非洲一个名叫威达（Ouidah）的小港口上，沿着这条血腥腥的海岸，萨沙（Sacha）和苏扎（Souza）串通一气，他们开始密谋走私和贩卖黑人同胞。国王乔佐（Ghezo）与英国人、葡萄牙人，以及包括我在内的法国人，甚至与整个人类进行着默契的合作。据说，在那一年和以后的几年里，在这只船上或在另一只船上，货仓里总是塞满了奴隶，天气炎热，船里空气污浊，人们重病缠身，真是惨不忍睹。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加上残暴的管理，令人生不如死，部分奴隶绝望、悲壮地嚼舌自尽。在整个旅途中，仅有两名身强体壮的汉子幸免于这非人的摧残。到达拍卖场后，这两个幸存者与其他人一起被拍卖到不同的种植园里。如此追索，今日纽约哈尔兰玛贫民窟的黑人们恰恰就是当年被卖到白人庄园里卖命的奴隶后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才能不被视为神经错乱——即那些来自贫民窟的人，及至闯入我家以暴行夺走我双眼的歹徒身上，也带有我自己这个民族所造成的阴影。
法国电视台的一个摄制小组，要求对我做一次采访。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第一个反应是坚决谢绝，我已吃过亏。那次是由一家女性杂志来采访我，随后，他们写了篇文章发表了。接下来，人们在木偶时事讽刺节目的荧屏上，看到我被涂满鲜血的形象。经过一番斟酌，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为，我想为了我的母亲，这肯定是一条最佳途径。我向他们提出要求，到灯塔再教育中心去拍摄一整天。
这是我失明后，第一次重新审视摄影机镜头。与过去相反，这一次我是站在被拍摄的一边。
本能地，我积极参与画面的设计，拍摄地点的定位，我想象着通过哪些镜头，方能传达什么样的口信。我对光线，高射灯方向的技术细节特别感兴趣。忙来忙去，当轮到我在摄影机前表达之时，我几乎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极度地担心，透过这镜头信息，我母亲只能看到我那不尽的衰竭。
打这以后，凡是见到我的出租车司机，或是在街上、公园散步的人们，以及一些毫不相识的人都常常和我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我。而这天晚上，好像只有我母亲没有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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