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大概三点钟左右，电话铃忽然响起，瓦露赤卡声音里充满了哭腔，我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我捕捉到她的失望心情就像辽阔的俄罗斯平原一样的无边无际。我很想去安慰她，把她抱在怀里，如同哄孩子似的哄着她。但是，昨天我忘记到银行里去取钱，因此我不能乘坐出租车。
我没能成功地使她安静下来。挂上电话以后，我不禁在我的虚弱无力和那不可逾越的界限面前勃然大怒。若是在以前，我一定会跑步越过把我们隔离开的这四十条大街，可是今天晚上，我坐在地毯上，被黑夜紧紧地捆绑着。突然，我听到这个内在的声音和我说“我肯定这是可能的”。我反应的比例异乎寻常，首先，我推开了这个念头。我从来还没有独自一人走到街上……再说还是夜里三点钟！这个声音重新又说“你想想看，夜里三点，在街上有较少的来往车辆，有较少的噪音，空气也比较新鲜。那么，你分析那些声音就更加容易了。”
我自我摸底探测，在我身上的这个组织里，我找到所有必要的力量。响亮的笑声滚过咽喉，因为我知道这个力量来自于狂热的爱情。这个神奇的感情会把您抛开您本人之外，就像今天夜晚一样，它就把我甩出了我的家门之外，我来到了麦迪逊大道上。
夜里的暖风撩抚着双手和脸面，在几分钟之内，我木然地站立着。玻璃纤维长手杖伸展在我的前方，它与一把花式剑多么相似，它命令我与黑暗进行作战，我依然未动。顿时，我感到前方空空荡荡，我变成一只夜里的猛兽，一只敏捷消失在一片漆黑之中的黑色豹子。隔壁汽车修理部的房顶上发出回音的声波，给我传送来一定的方位信息。我强迫自己坚持得走直线。接下来，我却认出是一家银行的玻璃墙，它形成了这条街和麦迪逊大道的边角。
我穿过大道，我对右边的人行道比较熟悉，激烈的心情逐渐得以安静，正常的步骤也重新复现出来。
一旦我的手杖敲在凹陷地下的坑、洞的覆盖物，本能地我立即拉开距离，以避免把脚踩在上边。我痛恨所有盖住空洞的盖子。
走着走着，一时间，在不大明白为什么的前提下，我停住了脚步，我发现我的大脑神经收到“危险”的信号。我伸出双臂，缓慢地向前移动，在离我的脸三十公分处，我的手触摸到一架铁支柱，而我的手杖并没能探明和发现它。在走过好几条街道以后，我听见有些说话声，笑声，还有一台收音机声。他们朝我走过来，从萨拉撒音乐中，我知道他们是波多黎各（portoricains）人。他们好像都有点醉了，或者是压根没什么底了。无论怎样，马上掉头拐到另外的街上已经为时太晚，最坏坏不到我向他们出示我的恐惧。想到这里，我一步步地有规律地走着，我的手杖相等地划着左右弧线。老实说，我神经紧张得快要绷断弦了。当我走到离这伙人几米之遥时，他们的声音嘎然停止，只有收音机继续响着。他们肯定是注意到我了，仍然在沉默中，我从他们中间走了过去。这时有人问我：“Hey man！（伙计！）”
我回答：“Hi！Its a lovely night。（你好！这么美好的夜晚。）”
另一个人又说：“Yes sir！（是的，先生！）”
可是，刚才的紧张情绪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完全忘记数好的街道数目了。我弄不清我是在第72街，还是在第73街，或第74街。在这种情形下，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重新穿越麦迪逊大道，沿着那条人行道走，一直走到在脚下感觉到卡荷立乐宾馆前的橡胶地垫时，我才会知道我是处于第76街和第77街之间。我走得越来越快，我的手掌紧紧握着这支手杖，好似要把它嫁接到手掌心一样。我为新获得的自由兴奋不已。不一会儿，我已是大汗淋漓，舒了一口气后，我不得不活动一下手指关节，以缓冲它们的疼痛感。
到达了第92街，我开始寻找电话。好大一会儿，才在另一条马路边上找到了一间电话亭。瓦露赤卡的声音充满着睡意，对我的电话没有什么反应，她说她这会儿的感觉好多了，她在睡觉，明天早上她会为我带来牛角面包。
看来一切都很好。无论如何，今天的夜晚简直是太富有刺激性了。所以，当下我还来不及体会到很强的失落感。不知不觉地，我耳边忽然响起了阿奥的声音，“你认为去安慰这个女人很重要！你忘记了在弗洛海斯（Florès）海峡上，阿布都拉热马拉老人的忠言：海港并不那么重要，只有穿越才是实实在在的”。已有很长时间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和以往一样，只是在极其特别的情况下，他方才复现，好像在我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不值得干扰他的个人王国似的。我听到他的笑声，他笑得很爽朗，这使我得到无限的慰藉。我想象着阿奥穿着犹如古罗马议员的打折缠腰布，他那双似树根的多结瘤的脚上拖着酋长拖鞋，随身还佩戴着物品。他漫步走在麦迪逊大道上，那么不适时宜地走在这座城市的碎石路上。
一个小时以后，我精疲力竭地摔倒在床上，我的心脏仍然继续怦怦跳动。我倾听着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合唱曲，这首由弗万格勒（Furtw？ngler）指挥的生命颂歌，让我看到了旌旗招展的千军万马携并而来。我激烈的心情逐渐地得以平息。
第二天下午，我向瑟瑞尔透露出昨天夜晚，我来回走了八十条街道，她似乎根本不太欣赏：
“您是个疯子！您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您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呢。您会闯祸的，纽约的夜晚是很危险的，您应该比其他人都先知道才是！”
她严肃认真地慢慢说着，在她话语之间的片刻沉默中，我知道她没有能够理解，她也不可能理解。因为，我并没有交给她这把关键的钥匙——瓦露赤卡。
一天下午，我和麦克尔出去散步，我们决定去看望一个画家朋友，就是在我出事之夜第一个赶到我家的人。
在一间电话亭里，我开始拨着电话号码，一个男人靠近我说道：
“对不起，我是名眼科医生。您带着这副眼镜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您的朋友吗？”
我先是一怔，然后回答道：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看不出来这副眼镜怎么会帮助我。”
“归根结底，他是个盲人！”
“噢？假如他是盲人的话，那么我是蹲在最恶心的粪坑里！”
我恍然悟出，刚才在我拨电话时，我把白色手杖放在了麦克尔的手间。我忍不住嘎嘎大笑，这自然引起医生的反感。他转向了麦克尔，盯着他以为已经失明的那双眼睛并向他问道：
“是很久以前您就成了这样吗？”
麦克尔的天性，自然是对什么都不奇怪，再说他一直饱受青光眼的折磨，于是他回答着：
“已经六个月了。”
“我可怜的朋友！”
我笑得前仰后合，医生气愤地数落我：
“您不感到羞愧吗，您如此这般地取笑您同伴的不幸？”
我们俩人站立在那里，他竟然没有能够辨别出来，到底是由麦克尔，还是由我来引导另一个人。
今天，在上过五个小时的课以后，我实在累垮了，连钢琴的声音都干涩嘶哑了。我给欲望打电话，家里没人回答，我决定独自走回家。
其实，这个决定的真正含义，是迈出由这座大门隔开的两个世界。一边是受到保护的灯塔中心，而另一边则是大街上的正常天地。在通过大门的这段路线上，我的心情好比是站在跳水板上向下跳的前夕，在那一瞬间里，我会产生惧怕的心理。
我走在第59街上，我没能碰到设在灯塔中心前边围绕树木的栏杆。在我和瑟瑞尔做练习的时候，我很习惯地把它们作为一定的线索。街上的噪音震耳欲聋，第59街和莱星顿大道也许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十字交叉路口。我虽然从栏杆那儿绕过去了，却找到在节日里升吊国旗的铁旗杆，它有点像个老朋友那样，帮我重新确立好方向。人流撞击着我，我的手杖在人腿下边胡乱翻腾。我经过一家卖花店，大约长有十几米的距离，花主每天都把花盆摆在人行路上，以此招引顾客。真是不可抗拒，听说已有好几个盲人的手杖，如同割草似的被折断了。这个卖花的女商贩，是我所遇到的极为稀少的，对盲人毫无怜悯之心的其中之一。迎面飘来一股咖啡和煎鸡蛋的味道，这是松普咖啡馆，我一定要小心才是，因为他家的大门是朝外开的。最后是卖烟店，那里溢出的香气告诉我应该转向公园大道。在这里，我可以耍赖了，即省去我的手杖，顺着大楼的墙面走过去，虽然这并不是教学中的方法。
到了第60街，我一边听着交通车辆，一边穿越马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有人在喊：“表演结束了！”他是要说什么呢？原来，我走进一座露天话剧剧场的帷幕后边。表演已经结束，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偏行、改道走到了后台。此时，我站在一卷卷绳子和厚纸板舞台布景当中。他是不是以为我是个想要继续在街上表演的演员呢？总之，帷幕已经降落，黑暗已经来临，文艺表演已经圆满结束。
现在，我不再摸着墙面向前走路，刚才正是栅栏围墙使我走入岔道。我只好使用手杖去实践弧线半圆法，轻轻敲打手杖的声响，实在令我难以忍受，我形如一只螃蟹向前走动。
在第61街，有一位身着皮毛大衣的女士帮助我穿过马路。她长得又高又大，我和她说到我的感觉，她并不回答。
在第62街，我肯定是拐了个弯，结果从钉在人行道界限的木桩中间走了出去，我停在一辆汽车的边上。一个男人提醒我：“要当心！您偏离了方向。”他再次靠近了我，“我是医院的大夫，我观察您一会儿了，您自己对付的能力还很差，您至少偏离四十五度方向。”我什么也没说，可是心里暗想，就第一次独自出行而言，偏离了四十五度方向，这很符合我的情况，这已经很不错了。
在第63街，那里正在施工挖掘一条地铁线路，有人帮助我走了过去。
又到了第64街，爱丁松（La Con Edison）公司也在进行工程，很可能是在改造城市暖气系统。至少有三部马达同时在启动，响声可谓是震天动地，耳鸣感致使我彻底迷失了方向。没有等待很长的时间，有人把手插入在我的手中。他没说一句话，陪我走到了对面的街上，我同样也没说一声“谢谢”。我继续向前走着，我加倍地小心起来，因为，我的耳朵预示我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在我的头顶上面，我终于听到我居住的楼上天盖形帐篷的声音。“I am home。”（我到家了。）我想我实在是因为激动而哭泣，在这些泪水里面，既没有快乐，也没有忧伤，我的确是太激动了。同时，我更加敏锐地理解到，我已经确确实实是个盲人了。
当我回想这一次，在白天车行量很大的时候独自出去的经历，我似乎觉得我的眼睛好像还健在。我的脑神经看到了铁柱子和那些花盆，栅栏围墙，皮毛大衣等等。当然这都是一些幻象而已。可是，这足以说明我对视觉世界的记忆，尚未受到损伤。
一个女友从法国来到纽约，我得陪她出去转转看看，趁机，我也想确认一下我的实际能力。几天来，我为她做导游，我们参观了中央经贸大厦，中国城，小意大利，格林威治村……所到之处，证实了我的记忆如初。我重新找到我往日的道路。
我让她在某些商店前停步，我还记得那只曾经引起我注意力的母鸡跳舞投币机。
在这家旅行社的橱窗里，陈列着自20世纪50年代就放在窗里的摆设。在变得暗淡的大海背景下，有一棵用纸板刻成的椰子树，一架躺椅，一顶草帽，还有一副大墨镜在邀请大家去享受日光浴。所有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渐蒙上一层灰色的尘土。
在莫特街（Mott street），仍然还是这个陈列专柜，里面镶有圣·格那罗（Gennario）的塑像，他堪称为那不勒斯的圣人，塑像身上佩戴有黄金、宝石，熠熠光芒四射，这使人觉得他有点像个黑手党人。
还有这家面包店，在他们的假窗户上，画有一张以假乱真的逼真画。画面上堆着诱人的园形大面包，现在，再也没人这样做面包了。
走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大街小巷，我们在一家画廊门前止住了脚步。我知道我有一张画存放在他家待卖，于是产生了不可抵制的欲望，我想要进去重看一番这幅画。我们迈进了画廊，可是，下一曲却发出了不妙的音调——画廊里值班的家伙极不客气地和我说：“如果你是在开玩笑，那么，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玩笑。请你们给我走出去！”
我怒不可遏，这时，我朋友对我好言相劝。
“你知道吗，这也不完全是他的错误，你想想看，一个盲人进来要求观看一幅画，听起来也的确挺奇怪的。”
可我一再坚持地强调：
“这幅画，是由我本人亲自画的！”
我觉得我实在是自投罗网，自作自受。警钟随时都会响起，我预感到后边大有杀机。
但是，僵局终于缓解，一切都得以改善。我重新抚摸着这幅一平方米左右的油画，禁不住思绪万千，不胜感慨，酸甜苦辣一并涌来。假如说，在这幅表面平滑的画面上我的手指什么也看不见的话，那么，唯有我的记忆力才是不朽的……
今天晚上，我去残疾人话剧院参加活动，已有两个月，我一直拖延着他们的邀请。
剧场主任利克，要求大家把一个音响引起来的情绪表达出来，无论什么都可以。几分钟以后，整个剧场像敲锣打鼓似的发出响声。一个人的激情顿时引起另个人的回应，同时振动着众人的心。那些音响重复地响着，回音撞击不断，有时候，还能产生广度的集体振幅。有一些尖叫声，一旦被人重复了，就会有第二人回应，接着第三人，第四人……此起彼伏。极少有快乐的感觉，没有一个笑声，没有一个笑声的音响，或者表示欢乐的惊呼。这里只有大量的疼痛，忧伤和沮丧。
一个因故失明的盲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Why me？Why me？（为什么是我？）”
这场恶性循环的疯狂发泄继续在扩张，又依次衰落。对于我来说，这一切实在令我无法忍受。如此地无法忍受，以致我不得不聚集我内在的全部视线，一直投向瓦露赤卡脸庞上。
在舞台上，共有八人坐在轮椅上，他们全部为半身截瘫状态，还有两个盲人和三名患有神经病的人。这些人拥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如此的肚量！在他们中间的某些半身截瘫者，要用一个小时才能赶到这里，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驾驶轮椅而来。当他们开始登上返回的路上，我听见他们轮椅发动机的噪音后想到，尽管他们鼓足所有的勇气，然而他们还是没有被生活所厚待。如此这般情形，听说在他们中间的两个人还结婚了。
利克向我解释道，有一天夜晚，他们被人遗忘在医院的大楼里。同在一间大厅里边，他们俩利用自己的胳膊和厅里的桌子，拉杆，仪器等所有能相助的东西，成功地从轮椅上挪了下来，他们彼此相聚、拥抱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他们紧紧地缠绕在地板上面。在我的头脑里，我想象着这两个人，身体下肢都已瘫痪，两人拖着身子奔向对方，相互触动，相互抚摸。我又想起那原始的舞蹈，它温柔、和谐，两个人体，两个正常的身体连结成对，水乳交融。这种表露是我们人类拥有的本能美感，这种舞蹈使我们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一天晚上，他们俩会是什么样呢？
第二天，在我和瑟瑞尔做的交通训练课中，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混乱，完全呈灾难性的。我迷失方向，踉跄而行，频繁造成危险，多次拐到马路中间，连续碰撞汽车，甚至擦蹭在公共汽车边沿上。真是恐怖至极！瑟瑞尔只好决定，让我先回家休息一下再说。
我愿意自己走回家，至少别让这一整天全部都成为消极性的。路上有人揪住我的肩膀，抓住我的肋骨。原来，我走到靠近一个打开盖子的地下坑道边上，坑道直接通向某商店的地下储藏室。这种地下室的活拉门，在纽约市的大小街道上都能找得到。今天，我的手杖没能将它探测出来，瑟瑞尔早已提醒过我，这些地上的活拉门已经吞噬了不止三到五个盲人。我禁不住冒出一身冷汗。
然而，在铭记这些危险的同时，走到街道上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乃至寻找各种借口，避免走比较熟悉的交通路线。那天，瓦露赤卡肚子疼，我下到麦迪逊大道，走进一家又一家的药房，去寻找一只粉红色的热水袋。她梦想能得到一只粉红色的热水袋。我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我能够感觉到，每一次我都会遇到药剂师严厉的责问目光。为什么这个盲人想要买一个粉红色的热水袋？有绿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可是就偏偏没有粉红色的。他寻找了一会儿告诉我有只红色的热水袋，它几乎是粉红色的，但从他的嗓音里，我听出来它确实是红色的。
一天，灯塔中心组织大家比较、评论目前的工作，他们要求每个人都谈谈对这个部门的看法。很迅速地，要求的声浪从四面涌来。游泳池，保龄球，使我毛骨悚然的是还有电视机的色彩问题。过了一会儿，部门主任来问我：
“我们的年轻法国人有什么要说的吗？”
“灯塔中心不是十全十美的，离那个标准还远着呢。我认为，这里尤其是不能太完善了！它越是不太舒适，那它将会越好一些。”
“您是想要说什么呢？”
“我们越是感到不舒适，就越会渴望走到大街上去。”
有些盲人在这里都快安营扎寨了。他们中的某个人，来到练琴房里找我。
“我来此是要得到您的帮助，请您在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我们要求获得好品牌的钢琴，还有比较优秀的钢琴老师。”
他几乎和我同龄，可他已经在这所大楼里呆了十一年。我向他回答道：
“为了提高灯塔中心的条件，我连小拇指都不会举起来表示赞同的。我赠送你一个很好的建议，从这里走开，重新走到街道上，并且越快越好！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oung man！（小伙子，赶快从这里逃走吧！）”
只有一次，我想主动地为中心做些事情。听说在楼底下那一层，建有一间了不起的游泳池，但是至今未能利用。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得了我。于是，我决定去见体育部的负责人。
“哎呀！我们没有游泳教练呐。”
竟然有这样的理由！两天以后，我带来朋友的弟弟博布，去年，他荣获了一枚迈阿密救生员金奖。况且，他提供的服务几乎是免费的。
负责人询问他：“您会做陶瓷器吗？”他被噎住了，由于博布在陶瓷方面是个空白，游泳池还将要继续关闭。因为在经费使用要求上，明文规定：游泳教练兼陶瓷工艺师。这些做法引起了我强烈反感，我策划了一场打着盲文标语的游行。
说天到地，布莱叶盲文，教练员们，手杖，导路狗以及盲人们，无论如何，我想还是让这一切统统地走得远远的吧。为了达到这一点，希望在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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