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中叙述了我们的离别情景。几年以后，当本书的写作差不多终于结束之际，我把书稿一经交给出版社就决定立即奔赴印度。因为，我听人说过，瓦露赤卡在克什米尔地区一带的喜马拉雅山旅行跋涉。整整两个月当中，我疾步走在靠近冰川、位于大高原上的森林里，我穿越了拉达克（Lad？kh）、詹丝卡（Zanskar）高原山谷。在旅途上我时而步行，时而骑驴。偶然间，我会出乎意外地遇见个批发干果的商贩，或者一位出游的和尚。然而，我没有找到瓦露赤卡，但是我重新找到了自由，身体的和精神上的自由。

    该书在好几个国家赢得了很大荣誉，这令我感到无限鼓舞，并让我得以继续写作。为了树立个人风格，我重返印度尼西亚，又先后来到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各生活一段时间。在意大利时我没有错过命运的机遇，或者是说捕捉到了让人孜孜不忘的追求。我遇见著名的芭蕾舞女明星G小姐，还有鼎鼎大名的法国舞蹈编舞莫里斯·贝嘉（Maurice Bejar）先生。我们产生了合作的欲望，即由我挑选音乐段落，他俩编写舞剧故事情节和舞蹈设计。整整四年当中，我们从威尼斯到巴黎，自罗马到开罗，经华沙到东京，到处推广演出我们的舞剧。这在纽约的医院病床上，我从未设想过这般美妙的职业，这一切让我感到心花怒放。但是，由于这位芭蕾舞女演员的热情蒸发散尽，这些精彩难忘的演出又突然间永久性地结束了。

    1985年左右，在巴黎我结识了几位来自西安的年轻人，他们分别从事法文教学、骨科医学、生化研究等不同领域。这条友谊之线是由我的朋友，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的让·德米里拜尔为我们牵引起来的。

    在我的旅行生涯里，包括在失明以前和以后的阶段，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环绕了世界。但是，至今我还从来没有闯入过中国。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巴黎这间简朴的学生宿舍里，中国正向我打开了大门。由于过去我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这次的相见，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个新发现。需要说明的是，在那个年代，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这块土地几乎被遗忘了。通过几次交谈，我看到我原先的思想偏差就像地球与冥王星一样遥远。我发现，虽然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可是我们双方对相同的题目一样着迷，我们双方拥有相同的幽默感，乃至连我们的质问也能彼此分担，只是有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这个发现，推动了我思想上早已形成常规的懒惰，我开始怀疑我以前的信念，以致迫使我重新考虑我个人的前景。突然之间，我的生活又变得富有冒险性了。年轻的法文老师郭太初精确、随意地为朋友们做翻译，同样也为我敞开他们的内心世界。笑声不断，友谊相随。他们走后，我向他们保证要去“那边”探望他们。

    时光流逝如水，1995年的某日，我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的一段工作，决定离开那里后前往中国。我一共停留三周，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曾做了几场报告，报告会往往会对欧洲、美国、西方的青年，以及生活和期望等内容进行很开放的讨论。我感觉到这批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人长于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同时，在西安市的边缘地区，秦始皇、汉武帝、唐代武则天等高陵大墓，特别是司马迁祠，碑林博物馆的块块碑石在告诉我，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这悠久辉煌文化遗产的拥有者。我和朋友们继续长久的探讨，而且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2001年，我第二次重返西安，这一次我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工作了半年之久。在工作之余，我们还沿着古道丝绸之路，寻觅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踪迹……

    通过接触和观察，我认识的中国人民，很快地成为了我勇敢和现实主义的榜样。他们懂得在不由我们意愿决定的强暴或运动面前，在似将被毁灭的情形之下，好似暴风骤雨中的芦苇一样的百折不挠。他们认识生活应是美好的，生命才是最可贵的。因此，我写这本书并不只是以此叙述我个人的悲剧，我们应该视它为人类世界中又一件强暴事实的纪录。为了这个目的，我愿意充当一名见证人。

    我十分感谢我的朋友桑韶华所做的翻译工作，由于她的努力，使我方能着手和中国人民开始对话，借以倾吐衷肠。她还四处搜寻照片，为中文版增加了活力（大多数照片首次发表）。

    对于我来说，中国人的家院里拥有许多的秘密花园。有时候，经常是出乎意料地，有人为我打开一扇花园的门。我总是被那些简朴端庄、清新娇嫩的花朵所折服，自然也为它们的能量所赞叹。我以为，这本书也正是我心中花园的大门，我诚恳地邀请中国读者朋友特此光临。

    于格·德·蒙达朗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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