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善于统兵打仗，精于玩弄权术的开国天子

    先受指点后蓄势 陈桥兵变建新朝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二月，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这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据传说，赵匡胤出生时，有红光绕室闪烁，且有异香充盈室内，经久不散。

    赵匡胤的父赵弘殷是后唐的一员高级将领，深受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赏识。少年时的赵匡胤不但学习成绩不错，而且同父亲一样，在习武方面也表现得相当优秀，“学骑射，辄出人上”。没过几年，他已经是一个骑射非常娴熟并小有名气的骑手了。

    后来，庄宗李存勖被杀，赵弘殷受到了连累，开始受到冷落。这期间，赵家又添了二男二女，家境日益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只读了几年的书。不过，赵匡胤本不喜欢“子曰诗云”，倒是极爱枪棒，又兼生来力大无比，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习武上。他在二十一岁时娶妻，见跟着父亲仕途无望，毅然离家外出，决心独闯天下。

    离家后，赵匡胤先是去投奔以前的几位好友，结果数次碰壁。不过，他没有向世态炎凉和落魄生活屈服，反而变得更为坚强，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

    这一天，赵匡胤已是身无分文。他来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欲在附近寺院度过一宿。寺院主持见他虽然显得寒酸，但却气度不凡，交谈中发现他是一位可塑之才。他告诉赵匡胤，南方稳定，而北方战乱不断，建议赵匡胤北上，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并为他准备了盘缠。

    赵匡胤告别主持后，几经辗转来到了河北邺都。由于受到那位主持的指点，他投靠了后汉枢密使郭威，做了一名普通的士兵。951年，也就是赵匡胤当兵的第二年，郭威发动兵变，以后周取代后汉。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赵匡胤作为禁军中的一员，作战表现十分突出，遂被提拔为东西班行首，成为了一名中级禁军军官，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以后的几年里，赵匡胤每当外出征战时，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加之自己的机智聪明，为后周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大将柴荣（郭威的养子）面前表现得非常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为周世宗。柴荣即位后，立即调赵匡胤到中央禁军任职。这时候的赵匡胤，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

    柴荣即位后的第二年，北汉对后周发动了进攻，赵匡胤受命随柴荣前往迎敌，双方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展开激战。激战中，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徵不但没有想办法御敌，反而临阵逃脱，导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赵匡胤临危不乱，建议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二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用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部由赵匡胤本人率领，从左翼冲杀敌阵。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北汉军队的锐气被压了下去。随后，后周军队转败为胜，击溃了北汉军队。

    高平之战，是中原政权由乱而定、转弱为强的开端，颇为后世史学家称道。这场关系到后周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使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的赏识。周世宗感到，赵匡胤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智勇双全、具有战略眼光的将才。于是，他破格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虞候，并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

    赵匡胤掌握了一定的兵权后，开始整顿军队。他从其他军队中挑选出一批勇士，替换掉禁军中的老弱残疾者，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殿前司诸军，大大提高了禁军的战斗力。

    在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未雨绸缪，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他将自己的生死之交罗彦环、郭廷斌、田重进、潘美、石守信、张琼、王彦升等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中任领军，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与其他的中高级将领密切来往，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等结拜为兄弟。这样，赵匡胤在军中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势力网，为以后的称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殿前都虞候这一职务在后周并不是禁军的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以及四五位正副都指挥使都居于其上。但是，赵匡胤控制、结交了禁军中的一大批中级以下的少壮派将领，在指挥禁军作战方面远比这些将领的上司们得心应手。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派兵攻打后蜀，毫无胜利迹象。赵匡胤向周世宗请战，周世宗考虑到他官职低微，怕派他去不能服众，后来见局势越来越危急，于是改派他前往观察战局，相机行事。赵匡胤来到前线后，及时调整了禁军布署，结果一举夺得了后蜀的秦、风、成、阶（在今甘肃成县、武都等地）四个州的大片领土，赢得了周世宗以及朝廷上下的一片赞扬。

    从显德三年（956年）到显德五年（957年），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三次进攻，赵匡胤战绩突出。制服南唐以后，周世宗论功行赏，赵匡胤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这时，赵匡胤不仅注重在军队中结交武将，也开始结交文人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期间成为他的心腹幕僚的。除此之外，他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诗书的草莽武夫作风，开始翻阅史书。攻打南唐时，他曾在敌人手中收集到了数千卷史书，令专人携带，供他随时阅读。周世宗对赵匡胤的这些变化颇感惊讶，向其询问。他回答说：“我受皇上信任，常感力不从心，所以要多学多闻，增加见识，以不辜负皇帝的重托。”世宗听后，不但不起疑心，反而大加赞赏。

    赵匡胤在拓展势力范围的同时，还注意打击敌对势力，除掉异己分子。比如，他逼死了与他对立的宰相王朴，借助周世宗杀害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等。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周世宗因病去世，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这时的赵匡胤，掌握军政大权已有6年之久，威望极高，基本上达到了“一声令下，余者皆从”的程度。眼下后周这种“主少国疑”的局面，自然为野心勃勃的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提供了极好的机缘。不过，赵匡胤比较稳重，在周世宗去世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抓紧时间整顿部队，在朝中广泛安插自己的亲信。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上下正在庆贺新年。赵匡胤派人假传情报：北汉、契丹联兵南下，攻打后周。宰相范质、王溥借小皇帝之名，令赵匡胤统率禁军北上抵御。

    正月初二，赵匡胤领兵出城。当大部队行至离国都开封40里的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时，天色已晚，赵匡胤令军队在此驻扎。

    大军扎营之后，士卒们无所事事，便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有人说：“皇上年幼，我们冒死为国抵御外敌，又有谁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又有人说：“军队出发时，京城里的不少人都在谈论要改朝换代，点检就要做天子了，这是上天的安排。我们不如迎合天意、民意，就立他做天子吧。”士卒的这些话也把一些将领们的情绪煽动了起来，纷纷要求拥立赵匡胤。一直在幕后观望的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见此情景，心中大喜，他走到将士们中间说：“改朝换代，虽说是上天有命，实则是在人心。只有万众一心，才能共保富贵。”众将士激情昂扬，颇有些迫不及待。赵匡胤的幕僚赵普见时机成熟，派人连夜返回京城通知赵匡胤的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准备，以便策应。此时的赵匡胤心情同样非常激动，在帐中思考着如何应付即将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众将领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地围在赵匡胤的帅帐四周，齐声高喊：“诸将无主，愿立点检做天子！”一遍又一遍，不绝于耳。越匡胤披衣起床，刚打开帐门就见一位将领手拿象征皇权的黄袍。这位将领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后，门外的将士齐刷刷地跪在地上，一边向赵匡胤磕头一边高呼：“万岁，万岁！”

    赵匡胤缓步走到众将领面前，神色凝重地宣布：“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能够听从于我则可，否则，我不能为你们的新主。”众人齐声高喊：“我们一定听从您的指挥！”接着，赵匡胤先是发布军纪，严戒任何人抢劫公私财物，严禁杀害后周君臣和黎民百姓；接着派亲信潘美启程，向执掌朝政的宰相范质等人通报情况。待一切安排停当后，他率军回京师开封。早已等候在京城的石守信，率部打开城门，欢迎新主的到来。军队列队而入，井然有序，街道两旁的店铺照常营业，所到之处一派祥和，丝毫看不出改朝换代带来的混乱局面。

    后周君臣见大势已去，只好宣读匆匆草拟的“禅位制书”，将皇位让给了赵匡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赵匡胤正式宣布定国号为宋，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

    感化融矛盾 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初建大宋王朝时，并不能让人人信服。特别是后周朝廷中的老臣，还没来得及选择就成了新天子的臣民，难免愤愤不平。另外，五代时期是一个军阀混战、势力角逐的年代，怀有帝王野心的本来就大有人在，而周世宗去世后出现的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无疑又刺激了这种野心。特别是手握军权的人，在陈桥兵变之前，也想采取赵匡胤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帝王梦。赵匡胤的捷足先登使他们失去了一次机会，但并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与赵普等人认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暂时笼络住后周旧臣，然后再寻找缓解局势的方法。为此，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并在重大决策上征询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基本上消除了戒备、不安的心理，并很快成为新王朝的积极拥护者。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宋太祖毫不留情地处理了朝中欺凌旧臣的权贵们。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时兵变入城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便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要见宰相之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全家惊恐不安。他让王溥摆酒为他宵夜，并乘机敲诈了一大笔银子。宋太祖知道此事后，立即将王彦升贬为唐州刺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后周旧臣都能被笼络、被“感化”。特别是那些自己也抱着帝王野心而又握有一定兵权、拥有一定地盘的大藩镇，宋太祖的这种优待笼络的政策就较难奏效。

    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昭义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李筠是周朝宿将，自称与周世宗情同兄弟，以昭义节度使驻守潞州八年，领有泽、潞、邢、洛、卫等州，跨有河东、河北两个富庶的地区，是当时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地方藩镇。五月，后周太祖的外甥、驻守扬州的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也举兵反宋。这一南一北二李的反叛，看似气焰嚣张，却很少有支持者。宋太祖看准了这一点后，毫不手软地率领大军向二李发起猛烈进攻。同月，宋太祖亲自率军北上，过黄河，上太行，大败李筠主力部队于长平；六月，攻占了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经过短暂休整，宋太祖于同年十月亲率大军南下，征服了扬州的李重进。

    “二李之乱”平息后，宋太祖仍然不能高枕无忧。不久，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随着与后周旧臣矛盾的解决，宋太祖与拥立他当皇帝的新贵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作为一名军人，宋太祖亲自参加过拥立后周太祖郭威的行动，深知兵权对于皇帝宝座的重要性。现在，他结盟的义社十兄弟以及其他曾同他一起冲锋陷阵的兄弟们，威望并不比他低且又拥有重兵，使他感到了潜在的威胁。他想收缴兵权，又有些不忍心，毕竟这些人曾与他同甘共苦过，为他赴汤蹈火过。宋太祖举棋不定，去找赵普商量。赵普说：“他们本人是不会背叛您的。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具备您这样统御天下的才能。但万一他们手下的人要拥立他们，也就由不得他们本人了。”赵普的一番话，终使他痛下了决心。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宋太祖召来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设便宴招待他们。酒过三巡，太祖以亲切而忧虑的语气说：“没有你们的拥戴，我不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做皇帝也太难了，真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睡不安稳啊。”

    石守信等忙问：“有什么难事，让您睡不安稳呢？”

    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

    宋太祖话音刚落，石守信等惊慌不已，赶紧跪下说：“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呢？现在天命已定，我们哪个还敢有半点异心呢？”

    宋太祖说：“那也未必。即使你们无异心，你们手下的人难道也没有吗？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当皇帝怕也不行了。”

    石守信等人一听此话，吓得不知所措，赶紧叩头，请宋太祖给他们指出一条路来。

    宋太祖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那些追求大富大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些金钱，除了供自己吃喝玩乐外，也使子孙们过上好日子。我想你们也不会不这样想吧？既然这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回去当个地方官，买些好田地，给子孙们创立个永远的基业，快快活活地过完一辈子呢？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上下相安，两无猜忌，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听后无言以对，只得叩头谢恩。第二天，石守信等功臣将领纷纷称病请罢兵权。宋太祖非常高兴，对他们安抚一番后，当即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外地担任有名无实的节度使。

    为了进一步“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还表示要和他们结为亲戚。不久，赵匡胤把他的妹妹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赵匡胤的这些措施不仅使石守信等人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也避免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历史悲剧的重演。

    这就是历史上被传为趣谈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解除禁军将领军权后并不安心，因为他感到这种禁军军事制度仍然是一块能够产生新生实力人物的土壤，必须加以改良，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隐患。因此，宋太祖在解除禁军将领军职的时候，顺便撤销了一些重要职务。比如，他在任命慕容延钊为节度使时，撤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在解除石守信等军职时，又撤销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经过一番改制后，禁军中形成了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分立”制度。它们之间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权力的过分集中，使那些武将们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脱下龙袍换战袍 南方刚定与世辞

    安定国内后，曾为沙场战将的宋太祖并没有收起甲胄和刀戟。因为他的抱负不限于目前这个小小的国家，他要创造出秦始皇那般统一天下的伟业。

    当时，在割据政权并存的中国大地上，还有一个远在北方的辽国。辽和宋是当时两个国力最强、最具备统一中国条件的政权。与辽国相比，宋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不如辽国。宋朝建国时，辽已立国四十余年，幅员辽阔，“城郭相望，田野益辟”，经济实力远比饱受五代战乱之害、尚未得以恢复的宋强大；军事上，宋初只有禁军19万，且以步兵为主，而辽有军队50万，且以擅长骑射的骑兵为主。如果在两国交界的燕山以南、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交战，辽军在数量上和兵种上都处于有利地位。若正面交手，宋军必败无疑。并且，除了辽以外，北有北汉，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荆南等小国。要想统一全国，必须将它们一个个拿下。

    宋太祖征求了丞相赵朴的建议，决定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待平定南方、实力雄厚后，再举兵北上，完成统一大业。

    宋太祖征伐的第一个目标是由高继冲盘踞并统领的荆南。荆南主要位于今天的湖北一带，不但“仓廪充实”、“五谷丰登”，而且“东距建康”，“西达巴蜀”，是连接南唐和后蜀的战略要地，也是宋太祖西征南下的要冲。荆南兵力不强，民困于暴敛，不难攻取。尽管如此，宋太祖还是想师出有名。

    建隆三年（962年），割据湖南的周行逢病死，由11岁的儿子周保权袭位。诸大将不服，纷纷起来反对。周保权一面派兵抵抗，一面向宋朝求援。宋太祖当即派兵，借假道荆南、援助周保权的名义，一箭双雕，灭掉了这两个割据政权，取得了统一中国的首次胜利。

    平定了荆、湖以后，“水陆皆可趋蜀”。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太祖以后蜀欲勾结北汉伐宋为由，派大将王全斌、曹彬分兵两路，仅用了66天的时间，就消灭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后蜀。

    宋太祖在南征时，念念不忘恢复后唐旧疆，平定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在攻灭后蜀后，曾两次出兵讨伐北汉，但均因契丹（辽国）的增援而未成功。此志未遂，宋太祖便把平定江南诸国所得到的金帛运回汴京，建立了专门的库房，准备贮满500万之后，向契丹赎回燕云十六州；或以此为军费，建立更强大的军队，打败契丹，夺回失地。

    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调兵越过五岭，灭掉了定都番禺的南汉。这时，江南的大部分割据政权已被平定，只剩下定都金陵的南唐和定都杭州的吴越了。此时的南唐，处于三面受敌的窘势之中。迫于压力，南唐中主李景在位时已主动要求取消国号，并放弃了皇帝的称号而改称“江南国主”。但是，宋太祖仍不善罢甘休，派重兵围困南唐。只会吟风弄月的南唐李后主对宋朝的进攻不知所措，就派大臣去问宋太祖为何要讨伐江南？宋太祖笑而答道：“江南无罪。只不过天下应为一家。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开宝八年（975年），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南唐自此灭亡。

    灭掉了南唐后，南方只剩下吴越一国。宋太祖没有急于出兵，因为他对频繁的战争也非常厌倦。开宝九年（976年）春，宋太祖召吴越王（在灭掉南唐以前，吴越政权已上表称臣，接受宋朝官职，不再称帝）钱俶入朝，表示见面之后即发归，决不食言，钱俶诚惶诚恐地携带妻子北上。此时，吴越上下一片惊慌，均认为此去凶多吉少。为了祈求神明保佑钱王平安无事，臣僚们在西湖边宝石山上建造了“保俶塔”。钱俶进京后，宋太祖并没有难为他，如约将其放回，只是临走时赐给他一个黄包，让他途中拆看。钱俶打开黄包看后才知道，这些全都是宋朝臣僚们要求捉留他的章疏，使得他对宋太祖既感激又恐惧。不过，宋太祖没有看到吴越向宋朝献地的那一天。

    同年十月，宋太祖去世，其第赵匡义即位。赵匡义即位后，吴越王自愿将吴越的土地献给宋朝。至此，南方得到统一。

    宋太宗赵炅——功大于过的宋朝二代君王

    兢兢业业 文武兼备

    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出生。长大后，赵匡义开始跟随其兄赵匡胤出征。在他22岁的时候，赵匡胤建立大宋。为了避讳，赵匡义更名为“光义”。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暴死，赵匡义即皇帝位，于同年十二月改元太平兴国，随后更名为“炅”。

    太宗即位后，就开始兢兢业业地工作。他派人对各地官吏进行考察，大力罢免为政懈怠懒惰者。太宗对戎事特别关注，每次罢朝后都会亲自检阅禁兵，后又令人建筑进武台，然后与文武大臣一同登台观看士卒表演。检阅过程中，士卒按号令列阵，南北绵延二十里，甚为雄壮。在太宗的经营下，宋朝的军事实力迅猛增强。太宗曾兴奋地说：“此朕煖邸时所服者也。”

    在文化遗产的保留上，太宗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太祖刚建国时，朝中三馆所藏书卷仅有一万二千多卷。等到削平诸国后，太祖将蜀、江南等地的大量图籍收入宫中，共获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多卷。同时，太祖还下诏鼓励各地献书。经过一番搜集后，宫中图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太宗去三馆巡视时，觉得三馆狭窄，对左右说：“此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邪！”于是诏令有司另外再修建三馆。新三馆竣工后，太宗赐名“崇文院”，并将旧馆中的书卷全部搬往其中，多达八万卷。

    在财用方面，太宗将左藏北库划为内藏库。之所以要这么做，他对左右解释说：“朕另置内库，是考虑到负责财务的大臣不能节约，一旦超支又要向百姓多征收赋税。”

    在治理国内事务的同时，太宗还想完成太祖统一天下的遗愿。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太宗问枢密使曹彬：“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北汉京师，代指北汉）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曹彬回答道：“世宗时，史超败于石岭关，人情震恐，故师从。太祖顿兵甘草地中，军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垒不可近也。”太宗又问如今是否可以举兵，曹彬回答：“国家兵甲精锐，人心欣戴，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太宗遂决定攻城。

    交战时，太宗身披甲胄，亲犯矢石指挥军队。左右有人劝谏，太宗说：“将士争先恐后地在刀箭下为朕效命，朕岂能坐观！”诸军听后更加勇猛，都冒死登城。不过，由于太原城异常坚固，宋军还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将其攻下。

    骄傲自大 教训惨痛

    尽管平定了北汉，但宋兵已经感到了匮乏。当时，北汉国主刘继元已经投降，诸军都希望太宗能够犒赏士卒。太宗见北汉已平，只要灭掉辽国就能完成统一大业，于是决定继续兴兵，先取回后晋高祖石敬瑭划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诸将虽然不愿意，但不敢发言。唯有殿前都虞候崔翰上奏：“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于是不待班师回朝，太宗下令直接从太原发兵。

    开始时，战事还比较顺利，宋军先后攻克了易州和涿州。此时的太宗已经有些飘飘然，根本没有考虑到粮饷、军队的战斗力等问题，竟下令继续向北进发，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附近）击退辽援军。天很快黑了下来，燕京（今北京）城外的辽军合兵后继续前来攻打宋军，城内的辽军也大开城门迎战。宋军腹背受敌，顿时溃不成军。太宗独自骑驴向南逃窜，好不容易才逃过此劫。此战过后，太宗心有余悸，暂时不再攻伐辽国。但是，太宗仍然有统一天下的志向。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国国君辽景宗病死，年龄尚幼的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景宗即位后，萧皇后被尊为太后，开始摄政。圣宗即位时，辽国国内“主少国疑，宗室拥重兵，内外震恐”。宋太宗见有机可乘，于雍熙三年（986年）发兵攻辽。

    宋军分兵北上，东路以大将曹彬为帅，西路以潘美、杨业为帅，一齐发兵。萧太后收到边关战报后竟临危不乱，从容部署军队。她命驻扎南京（幽州）的耶律休哥抵挡东路的曹彬，命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率兵抵挡西路的潘美和杨业，然后自己身着戎装，披挂上阵，率儿子圣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萧太后纵观全局后，毅然决定以主力对付宋东路大军。在涿州与曹彬相遇后，她摆出进攻的姿态却不出兵，只在夜间派小部分骑兵骚扰曹彬的大营。与此同时，她派耶律休哥深入曹彬背后，截断其粮道和军需供应，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曹彬被围，水源被断，宋军军心不稳。萧太后见时机已到，遂下令猛攻，在涿州西南大败曹彬，并乘胜追至易州东的沙河，吓得惊魂未定的宋军抢渡逃窜，踩踏溺死者大半。

    同时，奉命攻打西路军的耶律斜轸竟然连败潘杨大军。潘美为逃脱败军之罪，欲将罪名转嫁到杨业头上。他命杨业进攻朔州，并假惺惺地表示将在城南陈家谷以接应。杨业明知此举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却也无奈，只得负气出击，结果中了埋伏，只得败退。潘美闻讯后，立即撤退。杨继业孤军奋战，自中午一直打到暮夜时分，退至陈家谷口时又不见援兵。他见寡不敌众，命将士各寻生路，然而众将士皆非贪生怕死之辈，誓与他同生共死。最后，杨业所率将士全部壮烈殉难。坐骑中箭后，他翻落马下，被辽将萧挞览、耶律奚底等擒获。杨业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自北汉至大宋王朝，满门忠烈。他受命镇守边关，威震敌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人称“杨无敌”。当年雁门关大捷，枪挑大辽国驸马萧多罗，何等凛凛威风。可叹此一战，既遭计中伏，又缺少支援，一代名将成为阶下囚。杨继业凄苦悲凉之心，万念俱焚。绝食三日，壮烈殉国。

    杨业的死，对宋王朝的刺激尤其深刻。宋王朝从此放弃了收复幽云的打算，幽云之地的烽火暂告平息。

    无为而治 勤政爱民

    燕京之战后，太宗暂时不再征讨，而是忙于治理内部，保证了国内的安定繁荣。太宗亲自审决案件，能够从微隐处发现冤情。在他的感召下，国内很少出现冤情。太宗曾对赵普说：“朕每读书，发现古代帝王多妄自尊大，这样以来，谁敢犯颜言事！如果不放下架子来纳取良言，就是自蔽聪明。有些帝王以自己的喜怒来进行赏罚，这样如何能得民心！”又曾对近臣说：“朕每读《老子》时，一读到‘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再三思索，以此为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但终要用文德来创造治世。朕每退朝都不忘看书，就是想以古鉴今，尽量不犯错误。”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览阅了福建的版籍后对宰相说：“陈洪进统治漳、泉二州时，赋税过重，百姓难以生存。朝廷免除了那里的赋税后，那里的百姓都对朕感恩戴德，朕一想到此事就会感到高兴。”又曾对赵普说：“以前朝廷有几百种赋敛形式，朕要将其全部废除。再过几年，朕还要尽减百姓租税。爱卿记住朕说的这些话。”赵普说：“陛下爱民之意发自天心，只要能力行，就是天下的大幸！”

    太宗喜欢读书，诏令史馆纂修《太平总类》，并令其每天呈上三卷。有人建议：“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太宗则说：“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遍读。”不久，将此书改名为《太平御览》。

    雍熙元年（984年）五月，太宗去城南巡视百姓收麦，并赐钱给割麦者。回朝后，太宗在玉津园观鱼时对近臣说：“朕观五代以来，帝王开始时都很勤俭，晚年便会忘掉创业的艰难，导致国家覆亡。在人上者，当以此为戒。”

    太宗于雍熙三年（986年）再遭败绩后彻底打消了攻伐的念头，开始一心一意地治国安邦。在此期间，太宗重用贤臣、罚不避亲、体恤百姓、勤俭持国，值得后人称赞。

    端拱元年（988年）五月，太宗在崇文院内设置密阁，并从三馆中抽出万余卷书存放其中。他对臣子说：“人君应当淡然无欲，不能在众人面前露出嗜好，否则身边就会有奸佞之人。朕无其它爱好，只是喜欢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此而已。”

    开封尹许王赵元僖因受到御史中丞的弹劾而感到不平，于是向太宗奏请：“臣是天子之子，因冒犯中丞被审，希望能得到宽恕。”太宗说：“这是朝廷的仪制，谁敢违反！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你身为开封府尹，怎可不依法受惩？”

    端拱二年（989年），右正言直史馆王禹偁上奏：“备边之策，在外任其人而内修其德耳。在外者，一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二曰侦逻边事，罢用小臣。小臣虽有爱君之名而无爱君之实，边疆涂炭而不尽奏，边民哀苦而不尽言……三曰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四曰边人自相攻击，中国之利也……五曰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在内者，在省官吏，慎选举，信用大臣，禁止游惰。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务田农，则人力强而边用实矣。若军运劳于外，游惰耗于内，人力日削，边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灾，则寇不在外而在内也。惟陛下熟计之。”太帝阅览后深加叹赏，宰相赵普对其也非常器重。

    同年，自三月至五月都没有下雨。太宗颁布了一些赦免措施后，竟然下起了雨。太宗遂对侍臣说：“为君当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天和。如后唐庄宗畋游经旬，大伤苗稼，及还，乃降敕蠲放租税，此甚不君也。”枢密副使张宏：“庄宗不独如此，尤惑音乐，乐籍中获典郡者数人。”太宗：“人君节俭为宗，仁恕为念。朕在南府，音律粗亦经心，今非朝会，未尝张乐；鹰犬之娱，素所不好也。”

    淳化元年（990年），太宗令左藏库毁掉所有储藏的金银器皿。有司建议：“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太宗拒绝：“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太宗本性节俭，退朝后常穿平民衣服，也很少增添给用。

    淳化二年（991年），并州上报说有四百多名契丹人内附。太宗遂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淳化三年（992年），太师赵普去世。太宗闻后悲悼，对近臣说：“普事先帝与朕，最为故旧。向与朕尝不足，众人所知；朕君临以来，每待以殊礼，普亦倾竭自效，真社稷之臣也。”随后废朝五日，以尽哀悼。

    至道三年（997年），太宗去世，终年58岁。

    宋真宗赵恒——有帝王之缘、无帝王只能的平庸天子

    文治出色 武略平庸

    开宝元年（968年）十二月二日，太宗第三子赵恒出生。赵恒幼时聪睿，与诸王嬉戏时喜欢摆阵并自称元帅。太祖赵匡胤非常疼爱他，曾抚摸着他的头问他：“天子好作否？”答道：“由天命耳。”

    赵恒初名为“德昌”，于兴国八年（983年）被授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同时被封为韩王，随后改名“太平元休”。端拱元年（988年），赵恒被改封为襄王，改名“元侃”；淳化五年（994年）九月，进封为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尹；至道元年（995年）八月，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太宗病逝，28岁的赵恒即皇帝位，是为宋真宗。

    真宗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获取民心的措施：罢黜奸臣李昌龄、王继恩、胡旦、潘阆等人；放归长期被幽闭于宫中的嫔御；诏令天下不准再献珍禽异兽及各种祥瑞等。

    有了这样的开明国君，寇准、曹利用、吕端、王钦若等前朝旧臣也纷纷尽心尽力。刑部郎中、知杨州王禹煖上疏五事，一是“谨防边，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是“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沙汰僧尼，使民无耗”，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煖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

    为了方便询问各地政务，真宗还将全国分为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十五路。

    在朝中大臣的辅佐下，真宗减免租税、严格选拔官吏、肃清朝中奸党。在治国的过程中，真宗令人修纂《太宗实录》，并常常阅读《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向祖父和父亲学习治国经验。

    在处理政务上，真宗做得不错；但在处理军务上，真宗却没有多大能耐。真宗即位后，辽朝仿佛摸到了宋朝的软肋，于是开始侵扰宋朝边境，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萧太后以大将萧挞凛、萧观音奴为先锋，率大军20万，倾全国兵力南征。辽军避重就轻，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澶州的对岸，就是北宋的都城——开封汴梁。战报传到宋廷，朝野上下一片惊慌，宰相寇准建议真宗御驾亲征。

    鉴于宋太宗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一直有畏辽如虎的心理，听到寇准的话后立即要回内宫。翌日，朝中争执不下。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真宗亲征，甚至还力劝真宗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堂堂副宰相级别的中枢重臣竟公然主张不战而逃，宋人对辽国的畏惧程度可见一斑。寇准大怒，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宋真宗领兵亲征：“皇上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通力合作、同仇敌忾，辽军自可退去。若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若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宋真宗虽不情愿，但受形势所逼，遂同意亲征。真宗在寇准陪伴下出现在两军阵前，宋朝士兵高呼“万岁”，声传数十里。

    萧太后见宋军斗志昂扬，再加上先锋官萧挞凛在察看地形时被宋军伏弩射死，感觉到此战不利，遂要与宋军议和。宋真宗本来就对亲征三心二意，终日提心吊胆，见萧太后同意议和，便急忙派曹利用前去磋商。萧太后见宋使前来，故意吊宋廷的胃口，提出要宋朝退出后周柴荣时收复的关南之地，曹利用当即回绝，并回去复命。这期间，宋辽之间的摩擦不断，互有胜负。萧太后见天气逐渐转冷，担心旷日持久会生变异，于是开始了第二次谈判。宋真宗告诉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就是多献100万金帛也无所谓。

    萧太后见曹利用二番前来，又旧话重提。曹利用说：“这些都是前朝旧帐，我朝不知。若是每年赠些金帛佐济军需，还可商议。太后所说割地之请，我万不敢向皇上奏闻！”辽政事舍人高正始抢上一步厉声对曹利用喝道：“我太后陛下此次统兵南下，就是要收复故地，若只得金帛而归，实愧对我大辽国民！”曹利用不慌不忙地反唇相讥：“听起来你似乎是为大辽国民着想。若依你所言，这关南之地一日不得，干戈便一日不止。如此连兵结衅，竟是利在何处？”曹利用此番话语，也正是向萧太后陈说利害，萧太后又岂能不知！她见此情形，便同意按曹利用所说，答应议和。双方经过激烈的交涉和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尊萧太后为叔母；以白沟河为国界，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

    澶渊之盟后，宋辽各自罢兵。从此，宋辽双方进入了百余年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萧太后在第二年下令在双方边境开设榷场进行贸易，加强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宋辽双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乃至民族融合都有积极意义。

    粉饰太平 自欺欺人

    随着战事的平息，真宗开始渐渐腐败，最突出的是听信奸臣之言，采用自欺欺人的方法来粉饰太平。

    王钦若与寇准一向不合，见其因平息战乱有功受宠而心生恨意。景德三年（1006年）的一天，寇准在真宗会朝时先行告退。真宗目送寇准离开，王钦若乘机进言：“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真宗：“然。”王钦若：“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真宗愕然，王钦若解释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何耻如之！”见真宗有不悦之色，王钦若继续说道：“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此后，真宗渐渐疏远寇准，更加亲近王钦若。不久，寇准被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参知政事王旦被擢升为工部尚书、平章事。

    自从听了王钦若的那番话后，真宗常常怏怏不乐。一日，他问尚书左丞钦若该如何为国雪耻。王钦若知道真宗没有心思举兵，于是故意说只要夺回燕云十六州就可以洗刷耻辱。真宗立即找借口：“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王钦若遂建议真宗封禅，以此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然而，要想封禅，必须要等到天降祥瑞。王钦若知道真宗会考虑到这一点，于是建议采用人为的方式得到天瑞，说得真宗有些心动。

    很快，真宗决定采用王钦若之意。不过，要想保证封禅的顺利进行，必须要征得宰相王旦的同意。为此，真宗召其入宫赴宴。宴毕，真宗赐给他一壶酒并说道：“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发现酒壶中装满了珍珠。此后，王旦对封禅一事不再持有异议。

    此后，真宗顺应民意，不断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行封禅之事。真宗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太平梦中“只愿长睡不愿醒”，结果将战后本可以用来增强国力的大好时光白白浪费掉，为宋朝的繁荣富强增添了更多阻力。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二十日，55岁的真宗去世。

    宋神宗赵顼——有心强国、无为而终

    苦心孤诣 推行新法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英宗长子赵顼生于濮王宫。同年八月，赵顼被赐名仲针。随后，赵顼经过三次升迁成为右千牛卫将军。嘉祐八年（1063年），16岁的赵顼入居庆宁宫侍奉英宗。英宗即位后，授予他安州观察使之职，并封他为光国公。赵顼天性勤学好问，以致废寝忘食，英宗曾遣内侍去劝止。同年九月，他被加为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顼。治平元年（1064年），赵顼进封为颍王，十二月被立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逝，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神宗。

    神宗是位胸有大志的青年君王，刚刚坐上皇帝宝座的他就决心改变北宋王朝积弱不振的局面。神宗痛定思痛，觉得唯有改革才能重振朝纲、富裕百姓。

    王安石做了翰林学士后，神宗常与他言及政治。他曾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事后奏书说：“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政，止虐刑，废强横之煖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王安石所言面面俱到，指出了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深深触动了神宗的心弦。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令其具体实施变法。王安石首先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总机构。变法以理财为中心，对政治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此后，一场继“庆历新政”后的革新运动轰轰烈烈地全面铺展开来。

    王安石充分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果敢，对那些企图阻止变法的人毫不手软，坚决驳斥甚至外贬。同时，他把一些政治地位较低、资历较浅而又赞成新法且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集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成为了变法派的中坚力量。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纷纷自求外任或隐退，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纷纷被升迁。面对如此频繁的人事调动，苏轼十分不满，为曾巩、欧阳修鸣不平。

    熙宁四年，苏轼借机向神宗进言，劝他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将苏轼降为事务繁杂的开封府推官，“以多事困之”。

    王安石虽然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有用人不当的地方，使得一些奸诈之徒乘机爬了上来，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这些小人打着变法的幌子，疯狂迫害反对变法的正直官吏，苏轼就是被迫害致死。另外，变法的彻底性危及到皇族的利益，而新法又非尽善尽美，从而使反对变法的人有了借口。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本人遭到了诬陷和迫害。经过两次罢相后，王安石不再参与政治。

    但变法并没有结束，失去了王安石这个得力助手的神宗苦心孤诣，继续坚持着王安石的变法路线，并且不断完善新法。在王安石和神宗的努力下，宋朝的社会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不过，神宗在支持王安石的时候，并没有对其言听计从。对于有能力而又坚决反对变法的大臣，神宗虽然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但却能庇护他们。比如，王安石多次弹劾司马光，神宗不为所动，仍然对其非常器重。后来，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主动出击 壮志未遂

    熙宁元年（1068年），前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呈《平戎策》三篇，陈述了收复边疆的策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再以威令制服河湟，然后便可对西夏用兵。神宗大喜，以其为夏管句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在王韶的劝导下，青唐城最大的蕃部俞龙珂于熙宁四年（1071年）率领所属的12万人口内附宋朝。俞龙珂归朝后奏请；“臣平生听说包中丞（包拯）是朝廷忠臣，乞赐姓包氏。”神宗遂赐其姓包，并为之取名为顺。

    熙宁五年（1072年），因功擢升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的王韶引兵攻打渭源羌人，先后攻破蒙罗角、乞神平、抹耳水巴族等部，并最终收复了河州。收复河州后，王韶又攻克宕州，并继续向洮州进发。等到王韶攻入岷州后，叠、洮二州的羌酋立即前往军中投降。这次战争，宋军经过了54天，行程达1800里，收复五州，斩首数千级，获得的牛羊马匹数以万计。

    有了这次巨大的胜利后，神宗的斗志被激发了出来，准备攻打西夏。西夏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建国，至此已经有整整40年的历史。

    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初议西讨时，知枢密院孙固进谏：“举兵易，解祸难。”不过，神宗心意已决。孙固继续劝谏，问神宗将征伐重任委托给谁，神宗说是李宪。孙固反问道：“伐国大事，而使宦官为之，士大夫孰肯为用？”神宗不悦。不久，孙固又进谏：“今举重兵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后来，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也劝神宗不要举兵西伐，神宗仍然不听。果然不出孙固的预测，宋军因内部不和谐而导致大败，死伤无数。

    然而，神宗并不甘心，仍然想灭掉西夏。元丰五年（1082年），徐禧、沈括等人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永乐坝、长城岭、背冈川、布娘堡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不料，西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引兵来攻，徐禧与诸将士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

    此后，神宗一蹶不振，忧愤成疾。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年仅38岁。

    宋徽宗赵佶——重文轻武，客死他乡

    勤奋好学 擅长书画

    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出生，这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据史料记载，赵佶在做皇帝之前，是一个多才多艺且好学上进的皇子。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追逐声色犬马，唯独他每日潜心研究书法、丹青、图史、射御等，在朝廷内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病死。哲宗死后，向太后与几位朝廷重臣经商讨后，决定立哲宗同父异母的弟弟赵佶继位。赵佶之所以能即位，主要得力于向太后的支持。

    向太后是神宗皇后，河内（今天河南沁阳）人。她是真宗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因知书达理、端庄贤惠而被选入宫立为皇后。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宋哲宗即位后，向太后在朝中的威望不减。

    哲宗死后，在朝宰相章惇主张立简王似（宋神宗第十三子，与哲宗同为神宗朱德妃所生），向太后以“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为由，反对章惇。章惇又提出若按长幼，应立申王，向太后以“申王病，不可立”为由，反驳章惇，并认为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于是坚决主张由赵佶即位。章惇则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君临天下的皇帝。不过，章惇在朝中并不能一手遮天。向太后在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人的支持下，还是立了赵佶。

    宋徽宗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却是一个合格的艺术家。

    在书法上，宋徽宗独创了独步天下的瘦金体书法，为后世留下了《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作品。宋徽宗在绘画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称其为大师毫不过分。《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翠竹双雀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瑞鹤图》（藏于辽宁博物馆）、《柳鸦图》、《四禽图》（藏于上海博物馆）、《雪江归棹图》等都是他的作品。

    宠信贼臣 民不聊生

    宋徽宗即位之前就爱好书画，即位之后更是痴迷。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其中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一万余件钟鼎，全是商周秦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仅端砚就有3000余方。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为了使自己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宋徽宗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37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

    人一旦有了偏好，就容易被人控制和利用，更何况是当朝皇帝。宋徽宗醉心于书法和绘画，一些奸臣自然会投其所好，从中获利。也正因为如此，朝中奸臣当道，朝纲腐败不堪。

    当时，蔡京、朱勔、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并称为“六贼”。其中，以蔡京为最。蔡京满腹才华，但人品却不佳。他是一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神宗时，他积极支持新法；司马光废除新法时，他又积极响应；哲宗上台后，恢复新法，他同样积极响应。向太后看清了他这个“变色龙”的真面目，将其赶出朝廷。不料，徽宗即位后，竟重新起用蔡京。原因有二：其一，蔡京写得一手好字，能够与徽宗同乐；第二，蔡京既有才华又会察言观色，常能引经据典为徽宗开脱，甚讨徽宗欢喜。《听琴图》是宋徽宗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的描绘技法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有两个主要人物，弹琴者他本人，而听琴者则是大奸臣蔡京。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大概是艺术家与生俱来的天性所致，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其实，赏玩石头倒无可厚非，可一旦皇帝的爱好与奸臣的逢迎结合后，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以蔡京、童贯、梁师为首的几大奸臣抓住徽宗的癖好，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花石纲”运动，把南宋引上了灭亡的道路。当时，成批运送的货物被称作“纲”。用大批船只向京城运送奇花异石，遂被称为“花石纲”。据史料记载，向朝廷进贡花石的现象并不普遍，而且数量有限。可宋徽宗见到奇石便赞赏不已，给进贡者加官晋爵，从而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热潮。

    政和年间，安徽灵璧县进贡一块巨石，高、宽均两丈有余，用特制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因石头太大，在拆了城门后才被运进城。徽宗大喜，亲笔御题“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石上。不久，太湖鼋山采得一奇石。此石玲珑剔透，巧夺天工，长4丈、宽2丈。另有一树，据说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亲自栽种，名曰公桧。为了把这两个“尤物”运抵汴梁，特造了两艘大船，花费了八千贯钱（相当于当时200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宣和五年（1123年），太湖采得一奇石。该石被运抵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给搬运奇石的船夫每人一只金碗。朱煖的四个奴仆被封官，而他本人则被提升为“威远军节度使”。另外，宋徽宗竟荒唐地把这块大石头封为盘固侯。

    为了搜寻奇花异石，各地的贪官污吏挖空了心思。不管哪一家有了好东西，就会有恶奴直入其门，在器物上标上皇家记号，指定其为御用之物，要求主人妥善保管。等到发运时，主人被迫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将其请出。据史书记载，“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原因是：不管是什么东西，一旦被选中就成了“御用之物”，如果保护不好就犯下了“大不敬”的罪名。在封建社会，“大不敬”属于“十大恶”之一，是要满门抄斩的。

    后来，“花石纲”几乎无所不包，据饲料记载，有“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

    “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

    宋徽宗还有一个嗜好，即“微服潜行”——偷偷溜出皇宫去逛妓院。虽然宫中佳丽三千，但青楼粉佳对他更有吸引力。特别是自从见到京师名妓李师师后，他简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地步，将后宫佳丽尽抛脑后，闹得满城风雨。

    玩火自焚 国破家亡

    朝纲的腐败激起了正直之士的愤怒，国内开始出现各种起义运动。宣和二年（1120年），睦州青溪的平民方腊举兵叛乱。同年十一月，方腊自称为“圣公”，建元永乐。不到半月的时间，方腊聚众至数万，并很快攻陷青溪县。十二月，方腊又攻陷了睦州，杀官兵千人，占据了寿昌、分水、桐庐、遂安、休宁等县。

    同月，方腊又攻陷歙州，占据了婺源、绩溪、祁门、黟、富阳、新城等县，并于数月后攻陷了杭州。起义军每到一处，俘获官吏后“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积怨”。

    当时朝廷正在商议聚兵北伐，王黼封锁了起义军的消息，使得起义军得到更加迅猛的扩张，国内东南部大震。后来，徽宗得到淮南发运使陈遘的上疏后才暂罢北伐之议，并以谭稹为两浙制置使，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征讨。

    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方腊先后攻陷了婺州和衢州。二月，淮南的宋江仅带着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不过，宋江很快因寡不敌众而向朝廷投降。

    三月，童贯、谭稹前锋军水陆并进，攻打方腊，并最终将其擒获。叛乱虽然由此被平息，但给宋朝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

    徽宗虽然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才能，但却患有好大喜功的毛病。在国力不断虚耗的同时，徽宗又要履行与金朝联合攻打辽朝的约定。身为堂堂一国之君，徽宗竟然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随着辽朝的没落，金朝为北宋敲响了丧钟。

    宣和七年（1125年），金朝铁骑踏入大宋，直逼汴京，宋军一触即溃。

    宋徽宗见时局难以收拾，发布罪己诏，罢各地花石纲，并将帝位禅让给儿子赵桓，即北宋皇朝的第九位皇帝——宋钦宗。宋钦宗即位后，改年号为靖康。北宋军民顽强抵抗，暂时将金人赶出国门。

    靖康元年（1126年）冬，金人再次攻打宋朝，并迅速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金人废为庶人。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人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全部押送北方。汴梁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由于这件事发生在靖康年间，故称“靖康之变”。

    据说在押送途中，徽宗听说国内财宝被金人洗劫一空后毫不在乎，但在听说皇家藏书也被掳掠后不禁仰天长叹。到达金国都城后，金国皇帝命徽宗、钦宗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尔后，徽宗被金帝辱封为昏德侯，关押于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囚禁。被囚期间，赵佶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凄凉凄苦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在9年的囚禁生活后，54岁的徽宗客死于五国城。死前，这位可称作天才艺术家的皇帝曾写过一首怀念故国与往昔岁月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此词格调悲怆，真情毕露，可能是徽宗所写的最好的一首词：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带着家国梦想、浪漫情怀客死他乡，为后人留下无数感慨和惋惜。或许，这就是艺术家做帝王要付出的代价吧。

    宋钦宗赵桓——临危受命难挽狂澜

    临危受命 替罪羔羊

    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徽宗刚刚登基就喜得贵子，取名为亶。赵亶刚出生就被封为韩国公，次年六月被进封为京兆郡王。崇宁元年（1102年）二月，赵亶更名为烜，于十一月又更名为桓。大观二年（1108年）正月，赵桓被进封为定王；政和三年（1113年）正月，被加任太保；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被立为皇太子。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徽宗任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徽宗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让赵桓即位，以便自己东逃。给事中直学士院吴敏知道徽宗的心思后上奏说：“以臣计之，今京师闻金大入，人情震动，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以三种人共守，一国必破。”徽宗无计可施，问吴敏该怎么办。吴敏说：“陛下定计巡幸，万一守者不固，则行者必不达。”徽宗正为此事担忧，吴敏又说道：“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专用其人，则守必固；守固，则行者达矣。”见徽宗有所心动，吴敏遂向徽宗推荐了太常少卿李纲。

    李纲见了徽宗后，献上御戎五策：“正己以收人心，听言以收士用，蓄财谷以足军储，审号令以尊国势，施惠泽以弭民怨”。同时，他对吴敏说：“敌势猖獗，如果不传位于太子，不足以招来天下豪杰。”吴敏提出令赵桓监国，李纲反对：“肃宗建号之义，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主上聪明仁恕，公言万一得行，将见金人悔祸，宗社底宁，天下受其赐。”

    徽宗虽然昏庸，但在关键时刻倒还精明，敢于任用贤臣。很快，徽宗令吴敏起草禅位诏书，令李纲辅佐赵桓，并以宇文虚中为保和殿大学士、河北东路宣谕使。宇文虚中原是童贯的参议官，曾上书说朝廷以王黼为主帅会造成纳侮自焚的祸害，遭到了王黼的厌恨。后来，他又数次上奏防边策略，王黼公报私仇，将其奏文全部扣押。金兵南下后，宇文虚中随童贯还朝，并劝徽宗颁布罪己诏书来感动人心，得到徽宗的赞成。此时，被委以重任的宇文虚中立即召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道率领本路兵与其会于郑州、洛阳，以便外援河阳、内卫京城。

    二十三日，徽宗下诏内禅，16岁的赵桓在福宁殿即位。

    去留不定 反复无常

    钦宗赵桓即位后，立即诏令武泰军节度使何灌率兵二万与内封侍梁方平同守浚州河桥。军士皆心惊胆战，上马后便两手紧紧捉住马鞍不敢放手。

    太学生陈东等上书，乞请诛杀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煖六贼：“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煖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国，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危如丝发。此六贼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太常少卿李纲也上奏说：“陛下履位之初，当上应天心、下顺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钦宗没有表态，将此事搁置一旁。同时，为了能够保住大宋江山，他只好倚重李纲。第二天，他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令其负责指挥作战。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宗弼先取汤阴，后攻浚州。当时内侍梁方平屯兵于黄河北岸，见敌骑突然抵达，不战而溃。南岸的守桥者望见金人旗帜后烧断桥缆，使得金兵不能渡河。梁方平军逃跑后，何灌军也望风溃散。至此，黄河以南已无守军。

    钦宗无奈，只得下诏亲征，以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以兵部侍郎李纲、知开封府聂山为参谋官。随后，钦宗以吴敏为知枢密院事，以吏部尚书李棁同知枢密院事。为了安抚人心，钦宗下诏将朱煖放归田里，贬王黼为崇信军节度使，并赐李彦死。此时的钦宗已经显得手忙脚乱，不久又以兵部侍郎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李棁为副职，以聂山为随军转运使。

    当时钦宗受朝中宰相所诱，有出京之意。李纲听说后力谏：“闻诸道路，宰执欲奉陛下出狩避敌，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随后，李纲又提出如何坚守城池的方案。李纲据理力争，徽宗哑口无言，不好再提出京一事，遂问李纲谁可担当重任。李纲进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富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太宰白时中厉声问道：“李纲莫能出战否？”李纲答道：“陛下不以臣为懦，傥使治军，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钦宗遂任命他为右丞，然后再与诸宰相商讨去留之计。李纲借古喻今，力陈不能离京的原因：“唐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贼手，累年后仅能复之，范祖禹谓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云集，敌骑必不能久留。舍此而去，如龙脱于渊，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虽臣等留守，何补于事！宗庙朝廷，且将丘墟，愿陛下审思之。”钦帝有心悔改，而内侍王孝竭却在旁边奏道：“中宫、国公已行，陛下岂可留此！”钦宗脸色大变，下榻说：“卿等毋执，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

    不过，此时的钦宗已经六神无主，求生的欲望使他变得反复无常。次日，他又要出京。李纲入朝拜见时，见“禁卫擐甲，乘舆服御皆已陈列，六宫煖被将升车”后厉声对禁卫吼道：“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大呼：“愿以死守！”随后，李纲与殿帅王宗煖等入见钦宗，力劝道：“陛下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六军之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敌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钦宗有所感悟，下命止行。李纲遂传旨左右：上意已定，敢复有言去者斩！禁卫闻后皆拜伏呼万岁。”

    钦宗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煖为副职；罢免太宰兼门下侍郎白时中，令李邦彦取而代之；以张邦昌代李邦彦少宰兼中书侍郎之职，以赵野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王孝迪为中书侍郎、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

    数日后，金人渡过黄河，钦宗遣使督促诸路勤王率兵入援。太学生陈东又上书：“臣窃知上皇已幸亳社（位于今安徽境内），蔡京、朱煖父子及童贯等统兵二万从行。臣深虑此数贼遂引上皇迤逦南渡，万一变生，实可寒心。盖东南之地，沃壤数千里，其监司、州县官，率皆数贼门生，一时奸雄豪强及市井恶少，无不附之……臣窃恐数贼南渡之后，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群恶响应，离间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难言者。望速追数贼，悉正典刑；别选忠信可委之人，扈从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庙。”钦宗赞成。

    梁方平焚桥遁逃后，金人不得渡河，于是用能载数人的小舟渡河，一共用了五天时间才将骑兵运到河对岸，步兵还没有渡河。金监军渡河后对宋降将沈琯说：“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宁河，我辈岂得渡哉？”不知沈琯听到这句话后，心中是何等滋味！

    很快，金人抵达城下，要钦宗派遣亲王、宰相到军前议和。钦宗环顾诸宰执，诸宰执皆沉默不言。李纲请行，钦宗不许，而派李棁前去议和。李纲认为：“敌气太锐，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则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李棁柔懦，恐误国事。”又说：“敌人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若朝廷震惧，一切与之，彼知中国无人，益肆凯觎，忧未已也。”李纲深谋远虑，吐尽肺腑之言，而钦宗一意孤行，令人扼腕叹息！

    钦宗本想以每年向金朝献金币三五百万两、以银币三五百万两犒军、以金一万两和酒果赐给宗望来换得和平，不料，这些根本不能满足金人的欲望。经过一番商议后，金兵副元帅翰不离提出了如下议和条件：第一，宋向金献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绸缎100万匹；第二，宋帝尊称金帝为伯父；第三，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金人如此霸道，李纲力争：“犒师金币，其数太多，虽竭天下之财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其实十馀郡地塘泺险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国……”」又言：“金人所须，宰执欲一切许之，不过欲脱一时之祸，它日付之何人？陛下愿更审处，恐后悔无及。”钦宗不听，派人前去与金人交涉。

    李纲将发往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的诏书暂时扣下，等到诸勤王集兵后再作商议。靖康元年正月，勤王兵集，秦凤经略使种师道也率兵赶来。金人孤军深入宋境，见宋朝各路兵马纷纷聚集，遂向北稍作迁移，开始构筑防御工事。

    李纲上奏：“勤王之师渐集，兵家忌分，非节制归一不能济，愿敕师道、平仲两将听臣节制。”钦帝又不听，并另置宣抚使，由种师道管理。当天，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在福宁殿商议如何用兵。李纲奏道：“金人张大其势，然兵实不过六万，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馀万，固已数倍之矣。彼以孤军入重地，犹虎豹自投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郡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待其粮尽力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北归，中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得到钦宗的赞同。在军民的英勇抵抗下，金人暂时北退。

    求和破国 客死他乡

    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金人攻破太原府。钦宗不愿意再战，将主战的李纲罢免后便与金人讲和。金人佯装同意，继续攻城掠地，宋军诸将皆不出兵。御史中丞吕好亟请集合沧、滑、邢、相四地的戍卒来守住要塞，并将诸勤王之师列于畿邑以卫京城，钦宗毫不理睬。金人攻破真定、进攻中山时，京师内外才开始震骇。

    金监军宗望遣使来议割地，要以黄河为界，钦帝勉强同意。金使要求令北宋亲信大臣前去谈判，一向主和的门下侍郎耿南仲、开封府尹聂昌先后找理由搪塞。尚书右丞陈过庭站出来说：“主忧臣辱，愿效死！”钦宗感动，挥泪叹息，遂迁怒于耿、聂二人，遣耿南仲前往河北的宗望军，聂昌前往河北的宗翰军。聂昌说：“两河之人，忠义勇劲，万一为所执，死不瞑目矣。”行至绛州后，当地人“抉其目而脔之”。在这期间，老将种师道阵亡。

    很快，金人攻破京师，要求割河北之地，并向宋朝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钦宗对其言听计从，尽力照办。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抗金名将宗泽仍在继续作战。自大名至开德，他与金人先后十三战，屡战屡胜，并劝康王檄诸道兵会于京城，使北道总管赵野、两河宣抚范讷、知兴仁府曾煖合兵入援。赵、范、曾三人都认为宗泽猖狂，对其置之不理。宗泽遂孤军深入，在卫南大败金兵后又向东进发。金兵越来越多，宗泽部将王孝忠战死。宗泽下令：“今日进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遂放手一搏，无不以一挡百，斩杀数千。金人大败，退却数十里。宗泽料定金兵一定会再来，遂迁营移兵。金人本想乘夜偷袭，不料仅得空营，此后对宗泽有所忌惮，不敢再出兵。宗泽出敌不意，遣兵过河袭击，又大败金兵。尽管宗泽及众多正义之士仍在为国拼搏，但由于昏君的存在，北宋始终难以拯救。

    二月，金朝国主下诏废钦宗与太上皇为庶人。随后，钦宗与太上皇（徽宗）被金人带往金朝。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钦宗客死异乡。

    宋高宗赵构——南宋王朝的建立者

    贪生怕死 主张议和

    大观二年（1108年）五月，徽宗第九子赵构出生。同年八月，赵构担任建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被封为蜀国公，后又先后被封为广平郡王、康王。金兵抵达汴京后，在议和时曾要求以他为质，后又因其不是亲王而将其放归。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钦宗又令其在军前议和。赵构宁死不赴，遂留在相州。同年闰十二月，钦宗以他为兵马大元帅。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钦宗被金人北迁。不久，赵构前往临安（今浙江临安），百官上表劝进。五月，赵构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

    高宗和其父兄一样，害怕和金兵打仗。他所重用的大臣汪伯颜、黄潜善二人也是主张屈膝议和之人。南宋朝廷刚刚建立，宋高宗就急不可耐地向金朝求和，以割让河东、河北州郡为条件。送与金朝。

    老将宗泽在滑州保卫战中采取了“联合抗金”的策略，与各地义军联合击退了金兵的南犯。为了再次迎战金军，宗泽在开封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并且招募了大批兵马。高宗考虑到宗泽的兵力日趋强盛，身为前朝重臣的他一旦迎回徽、钦两位皇帝，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于是任命郭仲苟为东京副留守，用他来监视宗泽。怀有满腔报国热忱的宗泽对高宗的做法感到不满，但敢怒而不敢言，不久便一病不起，后因背上毒疮发作身亡。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不久便将宗泽采取的抗敌措施一一废除，而且还刻意打击义军将领。就这样，宗泽费尽心血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在一月之内被销毁得无影无踪。

    不久，金国再次南犯。金统军大将粘罕率金兵连克开封、大名、相州、沧州等地后，直逼扬州。高宗仓惶而逃，在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的护送下落足杭州。

    昏庸的高宗不但没有吸取这次落败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宠信腐败无能的王渊、康履等人。苗傅、刘正彦等人见高宗无意收复河北，一气之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暴动中，他们趁机杀死了无能的王渊，后又带兵直闯宫中，杀了百余名宦官。他们对高宗说：“陛下赏罚不明，战士们为国流血流汗，不见奖赏，而宦官逆臣不见为国做事，却得以厚赏。宦官王渊遇敌不战，抢先逃走，其同党内侍康履，更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样的人居然得到重用，如何服众将士？现我二人已将王渊斩首，唯有康履仍在陛下身边，为谢三军，请陛下将其立斩。”高宗见行事不妙，只得斩康履而求自保。随后，苗、刘二人逼迫高宗退位。高宗无奈，借隧太后手诏禅位皇太子，并由隧太后垂帘听政。后来，在宰相朱胜非的策划下，高宗才得以复位。

    高宗刚刚复位，就遇到了从金国返还的北宋御史中丞秦桧。靖康之变中，奸臣秦桧也被金国迁徙，在金世宗弟弟挞懒处为奴。秦桧之所以能够回到金国，是因为金人想用他做内应。

    秦桧声称自己是从金国逃出来的，尽管受到了种种猜疑，但还是在朝中大臣的拥护下取得了高宗的信任。秦桧向高宗介绍了徽、钦二帝在金国的情况，并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大喜道：“秦桧南归，使朕闻之二帝、母后消息，且桧忠实，与其一谈，朕高兴得夜不能寐，真乃天赐朕一良臣也。”不久，高宗令宰相范宗尹封其为礼部尚书。

    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秦桧被升为参政知事（副宰相）。此后，他伺机除掉范宗尹。不久，宰相范宗尹建议废除徽宗崇宁年间兴起的滥赏恶习。秦桧先是附和，见朝中大臣不满后立即以“宰相之意恐动摇民心”为由，向高宗进谏。高宗思虑再三，罢免了范宗尹。范宗尹被罢免后，秦桧被提升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后来，秦桧的“河北之人归金，中原之人归刘豫”的建议遭到了大臣士民的公开反抗。高宗以专主和议、植党专权的罪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

    迫害岳飞 苟且偷生

    绍兴五年（1135年），金主粘罕死，其弟挞懒得势。挞懒恃兵威胁南宋，宋高宗无奈，只好重新起用秦桧为相，让他主持议和。秦桧见高宗议和态度明朗，不顾群臣反对，与高宗二人强行推行了议和政策。转年，金国突然发生政变。议和国书墨迹未干，挞懒死于政敌金兀术之手。金兀术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为理由，处死了挞懒。随后，金兀术率大军南下。

    抗金名将岳飞与刘锜相互配合，击败金军数次。金兵精锐死伤过半，金兀术的女婿也在混战中被杀。高宗并没有因岳飞抗金的胜利而打消高宗向金人妥协的念头，反倒担心岳飞会不会给他失而复得的皇位造成威胁。因为每当他想到苗傅、刘正彦两位将军的叛乱时就心有余悸，深恐武将难以控制。

    正当岳飞准备大举进攻之际，秦桧以高宗的名义命令其“择日班师，不可轻进”。岳飞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执意进攻，在朱仙镇大败金兀术后准备乘胜追击。秦桧顿时慌了手脚，竟在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岳飞无奈，只得仰天长叹，痛惜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高宗在秦桧的唆使下，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以论功行赏之名行明升暗降、削夺兵权之实。

    金兀术闻讯大喜，立即卷土重来，威胁南宋割让淮河以北的土地，并处死抗金将领。得此消息后，秦桧开始精心组织安排，准备杀掉岳飞等人。秦桧一面通过诬陷将岳飞打入大牢，一面代表南宋同金兀术签订了“和约”：两国以淮水为界，割让唐、邓二州与陕西诸地；每年进贡银两、绢匹各25万；北方人流寓江南者，任其归回旧地。这就是宋金对峙史上的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约》。随后，秦桧再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处死了岳飞、张宪、岳云等人，并将岳飞的亲朋故旧杀戮流放。因被罢职而赋闲在家的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岳飞有何罪时，秦桧竟以“莫须有（也许有）”作答。

    此后，秦桧权倾朝野，高宗对其非常倚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逝。百姓本以为高宗摆脱了秦桧的蛊惑，能够在贤臣的劝进下为大宋洗刷耻辱，不料高宗转而倚重同样主张议和的大臣，以便能够继续稳坐皇位。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国主完颜亮举兵南下。幸好朝中还有骁勇善战的武将，遏制了金兵的攻势。高宗见想做个安稳皇帝如此困难，索性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自己退为太上皇。过了二十多年的舒服日子后，高宗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病逝，终年80岁。

    宋恭帝赵隰——饱经磨难、客死异国的南宋末代君王

    幼年即位 灾难重重

    咸淳七年（1271年）九月，度宗第二子赵隰出生。咸淳九年（1273年），赵隰被封为嘉国公。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度宗去世。度宗有三个儿子：长子赵昰（7岁）、次子赵隰、幼子赵昺（3岁）。众人欲立长，而贾似道主张立嫡。就这样，4岁的赵xian即皇帝位。由于年幼，皇太后临朝听政。

    恭帝赵隰七月即位，八月便下起大雨。天目山崩溃，大水猛泻，安吉、临安、余杭等地的百姓溺死众多。九月，元左丞相河南行省巴延在襄阳会师，然后分兵三路向临安进发。宋朝唯有孤儿寡母，却要面对这祸不单行的岁月。

    尽管南宋不乏血气男儿，但元军势重，一路过关斩将，并不断逼近长江北岸。为了阻止元军渡江，淮西制置使夏贵将万艘战舰分置于要塞，令都统制王达守阳逻堡、令京湖宣抚使朱禩孙以游击军扼守中流。由于防守严密，元军不得进。巴延技高一筹，利用声东击西之计骗过夏贵，结果攻克汉阳。汉阳失守，鄂州守将只得投降。巴延令部将阿尔哈雅以四万人守住鄂州，自率大军与阿珠东下临安。阿尔哈雅戍守鄂州时禁止将士侵掠居民，从而安抚了民心。

    鄂州沦陷后，朝廷大惧。群臣纷纷上疏，要求师相亲征。贾似道迫于社会舆论，遂亲自在都督府坐镇，同时以孙虎臣总统诸军，令黄万石等人参议军事。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元兵先后占领了黄州、义城、蕲州、江州、安庆等地。

    起初，南宋降将刘整本想乘宋军全力抵挡从襄阳东下的元朝大军的时机直接攻打南宋京师临安城，遭到元军统帅巴延的拒绝。此后，刘整率领骑兵攻打无为城，久久不能功克。这时候，他听到了南宋降将吕文焕攻入鄂州的消息，顿时失声说：“首帅束我，使我成功后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忧愤成疾，死在无为城下。

    刘整本是南宋勇将，因遭到排挤才投靠元军。贾似道以前之所以不敢出师，就是害怕此人。听说刘整死后，贾似道大喜：“吾得天助矣！”于是上表请求出师。得到批准后，贾似道从诸路军中抽调出十三万精兵出征，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同时，贾似道、孙虎臣的妻妾都在军中。不久，大军抵达芜湖。二月，夏贵引兵来会，并拿出一张纸条交给贾似道。贾似道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随后点了点头。就连全军统帅都认为宋朝大势已去，不愿意为国捐躯，宋朝焉有不灭之理！

    此后，贾似道遣还元俘，并派人送给巴延荔子和黄柑，表示愿意向元军称臣并年年献币。巴延传话给贾似道：“未渡江时，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并向其索要答复。贾似道惜命如金，没有作答。

    元军攻打池州时，知州王起宗逃跑，通判赵卯发临时管理州事。他令人修缮城壁、聚集粮草，打算全力固守。见元军渐渐逼近，都统张林屡劝赵卯发投降。赵卯发义愤填膺，怒视张林，张林不敢复言。随后，张林奉命率兵巡江，偷偷遣人与元军议和，同时假装助赵卯发坚守，从而控制了守军。赵卯发深知城不可守，于是置酒与亲友诀别，并对其妻雍氏说：“城将破，吾守臣，不当去，汝先出走。”雍氏虽为女流，却有男儿的气魄：“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赵卯发笑道：“此非妇人女子所能也。”雍氏针锋相对：“吾请先君死。”第二天，赵卯发将家资散发给弟侄，并将仆婢全部遣散。第二天早上，赵卯发起床后在纸上写道：“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然后与雍氏一同在从容堂自缢。

    池州告急，贾似道立即令宁武军节度使孙虎臣率领七万精税屯兵于池州之东，并令夏贵率领2500艘战舰横亘江面。夏贵在鄂州一战失利，担心贾似道获得战绩后自己难脱罪名，又担心孙虎臣刚刚被提升就超过自己，遂毫无斗志。不料，孙虎臣在其先锋将姜才刚要与元军接战时便跳上了其妾所乘的舟船。有人大呼“步帅遁矣”，军中顿时大乱。夏贵不战而逃，向贾似道大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惊慌失措，立即鸣金收军。元军乘乱攻击，众多宋军或被杀死，军资器械尽失。

    夏贵的目的达到了，宋军却遭到了如此大的损失。随后，贾似道听取了他的建议，独与孙虎臣撑船奔还扬州招募士卒。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各地勤王和各州将领虽握有重兵，但都按兵不动。当元军攻占饶州时，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率兵援助，并将饶州夺回。

    江淮招讨使汪立信听说贾似道军大溃、江、汉守臣望风降遁后叹道：“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于是置酒与宾僚诀别，并将家事嘱托给儿子。当晚，他在院中慷慨悲歌，反复地握拳、抚案，抚案、握拳。此后，汪立信三日不言不语，接着扼喉而死。

    为了保护临安城，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招募郡中豪杰、山蛮等万人前去援助。其友劝道：“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馀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馀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文天祥生性豪放，此时倾尽家资以作军费。每当与宾客、僚佐言及时事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临危受命，欲赶往湖南上任。当时，湖北诸郡皆被元军攻占，其友劝止。李芾说：“吾岂拙于谋身哉？第以世受国恩，虽废弃中，犹思所以报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许国矣！”

    大势不存 被迫离乡

    在贾似道出征期间，朝中的陈宜中逐渐专权用事。陈宜中以前虽然受到过贾似道的提拔，但并不念及昔日恩情，见贾似道失踪后便开始弹劾贾似道及其亲信。后来，贾似道自己上表自劾，并声称受夏贵、孙虎臣误导，威望渐衰，同年被杀。

    同月，沿江制置大使兼建康行宫留守赵溍、知宁国府赵与可、知降兴府吴益弃城而逃，建康都统徐王荣、知太平州孟之溍、知和州王善、知无为军刘权、知涟州孙嗣武相继投降，右丞相章鉴闻风而逃。

    三月，巴延攻入建康，一边分兵驻守建康、扬州，一边令人断绝淮南对宋军前线的支援。右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檄召诸路军马，得兵十七万五千人。元兵越逼越近，临安进入全面警戒状态。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两浙转运副使许自、同知枢密院曾渊子、右正言季可、左司谏潘文卿、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人都纷纷外逃，“朝中为之萧然”。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二人竟找人弹劾自己以便能够离京，不待奏章呈上便迫不及待地出关。太皇太后听说后，在朝堂宣榜：“我朝三百馀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并转二资，其负国弃予者，御史台觉察以闻。”然而时局已乱，太皇太后的三言两语并不能让这些习惯于养尊处优的朝臣回心转意。

    四月，文天祥率兵抵达吉州。江西制置副使黄万石担心其声望高出自己，遂进言说文天祥的军队都是乌合之众，朝廷遂令其屯于隆兴府。同月，江陵、峡、归、复、澧、郢、鼎、辰、常德、沅、随、均、靖、房等州先后投降。由于天气转热，战争告一段落。

    八月，战火复燃。在张世杰、刘师勇、文天祥等将领的奋勇作战下，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不过，这些胜利只是暂时的。九月，元兵进入泰州，孙虎臣自杀。不久，吕城失陷，扬州都统姜投降，常州形势更加危急。

    十月，常州告急，朝廷派张全率兵二千前去援助，知平江府文天祥也派部将尹玉、麻士龙、朱华三人率兵三千增援。尹玉、麻士龙、朱华全力以赴，张全竟隔岸观火。结果，尹玉、麻士龙、朱华全部阵亡，其部将皆死，无一人投降。文天祥悲愤交集，要斩张全警众，陈宜中不许。不久，元军攻取了江西十一座城池，江西制置使黄万石出逃。

    巴延到了常州后合兵围城，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刘师勇力战固守。见招降无用，巴延大怒，派人逼迫城外的南宋居民搬运土石筑垒。这些居民把土石运来后，巴延将他们与土石浇筑在一起，然后日夜攻城。元军攻城越急，守军志气越坚。两日后，城破，姚訔阵亡。陈炤、王安节誓死不屈，继续与元军展开巷战。有人对陈炤说：“城北东门未合，可走。”陈炤拒绝：“去此一步，非死所矣！”中午时，陈炤死。巴延尽屠城内居民，王安节因不屈被杀。刘师勇仅带着八骑突围，向平江逃奔。

    陈宜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遮掩，最终落得个捉襟见肘的后果。当初，他曾数次与巴延议和，结果巴延派来的使者都被大宋军民所杀，由此惹怒了巴延。见宋军节节败退，陈宜中派柳岳前去与元军修好。柳岳在无锡见到巴延后，哭着说道：“嗣君幼冲，在衰绖之中，自古礼不伐丧。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尔。”巴延说：“汝国执戮我行人，故我兴师……汝国得天下于小儿（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天下），亦失之于小儿，天道如此，尚何多言！”柳岳返还后，陈宜中又遣他与宗正少卿陆秀夫、侍郎吕师孟等人一同出使元军，恳求向元朝称侄纳币；如果元朝不同意，称侄孙也可。然而，巴延并不同意。陈宜中无奈，于是奏请太皇太后奉表求封为元朝小国，太皇太后只得同意。

    随后，巴延在临安北关会师。文天祥、张世杰请求使三宫退至海上，然后由他们率众背城一战。陈宜中不同意，征得太皇太后的同意后令监察御史杨应奎向巴延呈上传国宝玺。张世杰、刘师勇等人见朝廷不战而降，遂各自引兵离去。随后，张世杰忧愤不已，纵酒而死。二月，恭帝与太皇太后一起被押往元朝。

    元至治三年（1323年），年过半百的恭帝因思念故土作诗一首，结果被元人看作谋反之辞，遂含冤被杀。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漠中的契丹英雄

    以武力威 建国契丹

    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出生。契丹是一个悠久的部落，虽然历经数朝，屡受磨难，仍然顽强地在大漠中生存了下来。随着岁月的延续，耶律氏逐渐成为了契丹部中的统治阶级。

    随着年龄的增长，耶律阿保机逐渐成长成为一个骁勇善战、满腹谋略的杰出将领，威望逐日增长。后被推举为契丹王。起初，契丹共有八部，每部都设有大人。八位大人约定，从他们八人中推举一人为王，每三年推选一次。咸通末年，习尔为王，契丹部开始强大。钦德为王后，乘中原时有变故不断入寇。耶律阿保机为王后，尤为雄勇，将五姓奚、七姓室韦、达靼咸全部收复。三年过后，耶律阿保机不愿意让位，遭到其他七部大人的攻击。耶律阿保机迫不得已，只得退位，不过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后魏时的滑盐县，今河北承德县南），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得到其他七部的允许。

    当时，大唐岌岌可危，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在保存实力的同时不断扩大实力。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对契丹人了解得非常透彻，经常偷袭契丹。每逢霜降，刘仁恭就会派人焚烧塞下野草，使得契丹的马匹被饿死。契丹人无奈，常用良马贿赂他，以便能够买到牧地。邪律阿保机对其恨之入骨，总想报仇雪恨。

    古汉城既适合种植五谷，又有盐池之利。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耶律阿保机以其为根据地，先后击灭七部，建立了契丹国。接着，他又北侵室韦、女真，西取突阙故地，并灭掉了奚部，使东北诸夷畏服。

    同年，称帝后的后梁太祖朱温开始兴兵讨伐不愿归附后梁的各地藩镇。四月，北路行军都统李思安率兵抵达刘仁恭的根据地幽州城。刘仁恭为人骄奢贪暴，常担心幽州城不牢固，于是在大安山构筑新馆。李思安来攻时，他正在大安山。其子刘守光先登城拒守，后又出兵苦战，终于将李思安击退。刘守光因与其父刘仁恭的小妾私通而与刘仁恭产生隔阂，击败李思安后便自称节度使，并令部将攻打大安山，后将刘仁恭囚禁在别室里。

    五月，耶律阿保机派人与朱温修好。之前，他曾与晋王李克用约为兄弟，并表示要在这年冬天合击后梁。李克用见耶律阿保机负约，遂与其为敌。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死，其子李存勖承袭晋王封号。

    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刘守光在幽州建大燕国。在其受册之日，耶律阿保机发兵攻陷大燕平州。乾化二年（912年）十一月，晋王李存勖攻入幽州城，刘守光携妻带子而逃。在此期间，北燕军民因刘守光残虐而多归附契丹。刘守光被围困后，耶律阿保机乘机大肆抢掠大燕北边的士民，使契丹变得更为强大。

    后梁贞明元年（915年）八月，耶律阿保机率百万大军（实为三十万）攻掠晋地。后来遭到晋大同防御使李存璋的顽强抵抗后撤兵北归。不过，契丹通过此次战役扩大了疆土。

    贞明二年（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建元神册，是为辽太祖。

    攻城略地 问鼎中原

    述律皇后谙熟权变，并且勇冠女流。太祖曾出外攻打党项人，留述律皇后守其营帐。当时，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来攻，述律皇后勒兵静待，结果大破二室韦，此后威名遍播诸夷。

    刘守光无路可走，派参军韩延徽向契丹求援。韩延徽见到太祖后不行拜礼，太祖逼他到野外牧马。述律皇后对太祖说：“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太祖于是召韩延徽交谈，发现他很有谋略，遂以其为谋主。在韩延徽的辅助下，太祖仿照汉例建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等，并允许汉人婚配，同时鼓励汉人开荒种田。此后，汉人安居乐业，很少从契丹外逃。

    辽神册二年（917年）二月，新州守将晋王李存勖之弟威塞军防御使李存矩因不体恤将士而导致军内发生兵变，寿州刺史卢文进被迫率众投奔契丹。三月，契丹兵以卢文进为向导，向新州进发，新州刺史弃城而逃。晋王部将卢龙节度使周德威率领大军前来夺城，太祖立即引兵来救，将周德威军击退。

    太祖乘胜进围幽州，毡车毡帐漫山遍野。当时晋王李存勖正在与梁军抗衡，遂派猛将李嗣源、阎宝率军赶往营救。七月，又派猛将李存审率兵增援。在晋军的内外夹击下，太祖大败而归。

    辽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晋王李存勖攻打镇州。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直为了牵制李存勖，使其子王郁贿赂太祖。王郁见镇州告急，遂劝太祖发兵：“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太祖同意，欲率全军南下。述律皇后谏道：“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山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太祖不听，于次月发兵攻打幽州，结果多日不克。后又有晋王来助，契丹大败。次年正月，天下大雪，契丹人马无食，死伤众多。太祖举手指天，对卢文进说：“天未令我至此。”遂引兵北归。在以后的两年里，太祖经常侵扰晋地，不过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天赞二年（923年），晋王消灭后梁、建立后唐。

    当时，东北诸夷都隶属契丹，惟有渤海不服。太祖本想攻打中原，但担心受到渤海牵制，遂于天赞三年（924年）七月举兵攻打渤海辽东，同时令部将秃馁、卢文进以营、平等州为据点侵扰燕地。九月，太祖无功而返。

    天显元年（926年）五月，太祖攻打击女真及勃海，担心后唐乘虚偷袭，于是派人与后唐修好。随后，太祖攻打勃海，攻克夫馀城，更其名为东丹国。不久，后唐供奉官姚坤来报宗李存勖被乱兵所杀。太祖恸哭道：“我朝定儿（朋友）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后又对姚坤说：“今天子闻洛阳有急，何不救？”姚坤说地远不能及。又说：“闻吾儿（李存勖）专好声色游畋，不恤军民，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亡矣。”又说：“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急，于今天子（后唐明宗李嗣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姚坤答道：“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太祖怒，将其囚禁十余天，然后又召见他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姚坤不从，太祖又将其囚禁。

    七月，太祖在夫馀城突然病逝，终年55岁。

    西夏景宗李元昊——能建国、不善治国的党项枭雄

    不甘居下 图谋自立

    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党项羌人李元昊出生。羌族原本是一个东邻匈奴的游牧民族，后来在汉人的逼迫下向西南迁移。历经数朝后，羌人的一个分支落脚于夏州，这便是党项羌人。

    随着时间的延续，党项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唐朝初年，党项土地横亘三千里，细封氏、拓跋氏、米擒氏、往利氏、野辞氏等皆为党项大姓。唐太宗时，党项向唐朝称臣。随后，拓跋氏在党项中声望日增。唐朝末年，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平乱有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被赐姓李氏。此后，李氏一直在党项部中处于首领位置。自唐末至宋初，李氏一直担任着中原历朝封任的定难节度使之职。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定难节度使李克煖去世，其子李继筠袭职。次年，李继筠死，其弟李继捧袭位。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夏州留后李继捧入宋朝献上银、夏、绥、宥四州。自唐末李思恭以来，夏州从未亲入朝中原。因此，宋太宗非常高兴。不过，李继捧的举动引起了其族弟李继迁的不满。李继迁有勇有谋，擅长团结民众。但由于实力不足，遂变得反复无常，时而向宋朝投降，时而又侵扰宋朝边境，成为了宋太宗的一块心病。同时，辽朝也在想方设法拉拢他。李继迁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始终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向其中一方称臣。在这个过程中，李继捧权势日衰，而李继迁却步步高升。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去世，其子真宗即位。同年年底，真宗将夏、绥、银、宥、静五州赐封给李继迁。咸平三年（1000年）十一月，李继迁之子、李元昊之父李德明被真宗封为朔方节度使。咸平六年（1003年）五月，李继迁在攻打西蕃后因箭伤去世。李继迁一死，李德明又成了宋、辽双方争夺的对象。不过，李德明最终臣服于宋朝。

    在父亲李德明的抚养下，李元昊渐渐成熟。李德明有三个老婆，分别是卫慕氏、咩迷氏和屈怀氏。其中，卫慕氏生李元昊。在羌语中，“嵬”代表着珍惜，而“理”代表着富贵。李元昊的小名叫作“嵬理”，可见李德明对他的重视程度。李元昊虽然性格凶狠、猜忌心重，但却通晓浮屠和蕃、汉文字。他数次劝谏李德明不要向中原称臣，李德明告戒他说：“吾久用兵，终无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宋天子恩，不可负也。”李元昊却说：“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明道元年（1032年）正月，李德明战死，30岁的李元昊被宋仁宗封为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使、西平王。李元昊袭封后，开始谋划叛乱。同年，他瞒着宋朝建元显道，西夏国由此建立。

    穷兵黩武 立足西夏

    西夏显道三年（1034年）十月，景宗仿照宋朝制度设置了官僚机构，并且制定了秃发令。景宗自己先剔光头发，然后令国人照做，凡三日之内不秃发者都要被杀。每次举兵前，景宗都会先与各部酋长一同狩猎，然后下马环坐并生吃猎物，同时听取各人见解，然后择善而从。

    不过，景宗并不能够百战百胜，有时候甚至会败得很惨。显道四年（1035年），景宗遣部将苏奴儿率领二万五千士卒攻打北宋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嘉勒斯赉，结果死亡殆尽。同时，景宗自攻猫牛城，见一月不克遂诈称议和。城门开启后，景宗大肆杀戮。随后，景宗又攻打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等城池，嘉勒斯赉部将安子罗以十万大军绝其归路。景宗昼夜连战二百多日，虽然打败了安子罗，但其麾下将士溺死、饥死者过半。

    显道五年（1036年），景宗自制了十二卷蕃书，在国内推广蕃文。同年，景宗夺取了瓜州、沙州和肃州（今甘肃境内），基本控制了河西地区。为了防止嘉勒斯赉乘其入侵中原之际袭击后方，景宗先举兵收复了兰州诸羌，并在瓦川会筑城防守。至显道六年（1037年），西夏占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等州。景宗设置了十八处监军司，以便防备宋、辽和自守。

    显道七年（1038年）十月，景宗筑坛受册，正式称帝，并派人告知宋仁宗。西夏显道八年（1039年）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去李元昊的官爵，在国内募人擒拿他。宋仁宗许诺，如果有人能够献上李元昊的头颅，此人将被封为定难节度使。此后，景宗转守为攻，公开向宋朝宣战。

    显道九年（1040年）春，景宗攻打金明寨，当时防守此寨的是拥兵近十万的被称为“铁壁相公”的李士彬。景宗先派人与李士彬暗通，李士彬将来人杀掉。接着，景宗又派人去诈降，李士彬告诉知延州范雍，请求将这些人迁徙到南方去。范雍认为强迫敌人顺从自己不如让敌人心甘情愿地投靠自己，于是用金帛赏赐给这些“降民”，并将其分编各寨。景宗见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又令将士每次与李士彬相遇时都不战而逃并高呼：“吾士卒闻铁壁相公，胆坠于地。”在景宗的安排下，李士彬日益自傲，再加上惯用严刑统御将士，招致了众多将士的怨愤。同时，景宗又暗中收买了一部分李士彬各部将帅，李士彬竟毫无察觉。有了这番精心准备后，景宗率领骑兵猛攻金明寨。范雍闻讯后令李士彬分兵守卫三十六寨，李士彬之子李怀宝建议聚兵抵御才是上策，但李士彬不听。在西夏兵的里应外合下，李怀宝战死。

    接着，景宗乘胜移兵攻打军事要地延州。围攻七日后，损失两位大将，又赶上天下大雪，景宗遂班师返还。同年五月，景宗先后攻克塞门寨和安远寨。

    显道十年（1041年），景宗再次举兵，以诱敌深入之计大败宋军，斩杀了北宋环庆副部署任福、泾原驻泊都监桑怿、泾原都监武英、行营都监王珪、参军事耿傅等诸多勇将。

    由于不断征战，西夏国内民生凋敝，本想与北宋议和，但难以启齿。当时，北宋考虑到国家利益，对西夏也有所妥协。显道十三年（1044年）十二月，景宗被北宋册封为夏国国主。

    景宗是一个敢于挑战的人，在情况还未变得无法挽救的时候总是毫不妥协。虽然辽国一直在不断拉拢他，他却毫不在意，数次援助辽国边境的党项叛党，使得辽国损失了萧普达、张佛怒等征讨将领。显道十三年（1044年）夏，辽国国主亲率大军征讨西夏。景宗见辽国势盛难敌，于是上表谢罪，并表示要为辽国收复叛党。见景宗为辽收复了党项三部，辽国国主欲班师回朝。北院枢密使、先锋军统帅萧惠劝道：“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辽主醒悟，立即督促各路兵士攻袭西夏。西夏兵士虽已有防备，但无法抵御辽军攻势。幸运的是西风忽起，辽军军士睁不开眼，遂大溃，自相蹂践而死者不计其数，驸马萧呼敦被西夏擒获，辽国国主侥幸逃脱。此后，景宗将萧呼敦送回辽国，与辽国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

    随着战争的平息，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从此形成。在以后的几年里，景宗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征讨，只是就国界问题与辽宋展开了交涉。不幸的是，景宗没有死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而是死在没有刀光剑影的家中。景宗有七个老婆，分别是米母氏、索氏、都罗氏、咩迷氏、雅尔氏、耶律氏和玛伊克氏。其中，米母氏生下一子，景宗因小儿貌似他人而杀掉米母氏母子；索氏、都罗氏早死；咩迷氏因其子阿理欲谋杀景宗而被沉入河中，咩迷氏也被杀。雅尔氏才貌双全，生有宁明、宁令格、薛埋三子，其中宁明、薛埋二人早死。玛伊克氏姿色颇佳，景宗原本将其许配给太子宁令格，后又将其据为己有。宁令格异常愤怒，遂起杀心，仓促之下割了景宗的鼻子后逃跑，结果被杀。不久，46岁的景宗因鼻伤创而死。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白山黑水间的女真英雄

    能征善战 不卑不亢

    辽咸雍四年（1068年）七月一日，金朝的建立者完颜阿骨打出生。谈到完颜阿骨打，要从其祖先说起。

    完颜阿骨打的祖先是靺鞨氏，其本号为勿吉。北魏皇族改姓元氏时，勿吉有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七部。隋朝时，这七部被统称为靺鞨。唐初，仅有黑水靺鞨和栗末靺鞨，其他五部销声匿迹。粟末靺鞨刚开始依附高丽国，姓大氏。唐将李绩攻破高丽后，粟末靺鞨退保东牟山，后在渤海称王，相传十余世，拥有五京、十五府和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在肃慎地居住，东临大海、南接高丽，也依附高丽，曾以十五万兵力援助高丽抵御唐太宗。唐玄宗开元年间，黑水靺鞨入唐朝觐见。唐玄宗在其地设置黑水府，以其部长为都督、刺史，并设置长史进行监督。唐玄宗还赐都督姓李氏，名献诚，充任黑水经略使。其后，随着渤海粟末靺鞨的强盛，黑水靺鞨遂转而依附渤海，不再向唐朝进贡。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之地，粟末靺鞨遂附属于契丹。在渤海之南者被列入契丹籍，被称为“熟女真”；在渤海之北者没有被列入契丹籍，被称为“生女真”。生女真所处的地域与混同江、长白山相互交杂，由于混同江又被称为黑龙江，从而有了“白山黑水”的称呼。

    后来，粟末靺鞨中一位名叫函普的长者带着部落中的一部分人迁移到契丹完颜部居住，后又与完颜部人通婚，成为了完颜部人。函普作了完颜部首领后，完颜部更加强大。函普共有乌鲁、跋海、绥可、石鲁、乌古乃五个儿子。其中，乌古乃是完颜阿骨打的祖父。当时，契丹已经改国号为辽，乌古乃做了辽国节度使。按照生女真的习俗，儿子年长后要与父母分居。乌古乃有九个儿子，其元配唐括氏先后生了劾者、劾里钵、劾孙、颇剌淑、盈歌五个儿子。到了分居的时候，乌古乃说：“劾者柔和，可治家务。劾里钵有器量智识，何事不成。劾孙亦柔善人耳。”于是命劾者与劾里钵同居，劾孙与颇剌淑同居。辽咸雍十年（1074年），劾里钵袭节度使之位。此时的完颜阿骨打已经7岁。

    完颜阿骨打是劾里钵的第二子，据说在其出生前，五色云气屡次出现在辽国东方，有二千斛煖仓那么大，辽道宗司天孔致和私下对人说：“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幼时的阿骨打比同龄小孩的力气要大出许多，并且举止端重，得到劾里钵的宠爱。10岁的时候，阿骨打开始喜欢弓矢，并且很快成为高手。一天，辽使劾里钵府中闲坐，见他手持弓矢，便让他射鸟，结果三发全中。辽使顿时精神矍然，大呼道：“奇男子也！”又一天，劾里钵带阿骨打外出赴宴。劾里钵在外散步时，看见南方有一个高高的土山，顿时兴致大起，令众人比试箭术，看谁能射到土山那里。结果，众人都不能射那么远，唯有阿骨打不同，竟超出土山三百二十步。随着年龄的增长，阿骨打逐渐成为了一名战场骁将，更加受到劾里钵的器重。

    劾里钵死后，颇剌淑袭位。临死前，劾里钵摸着阿骨打对颇剌淑说：“乌雅束（阿骨打兄长）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颇剌淑也非常器重阿骨打，常令他跟随左右。阿骨打远出而归，颇剌淑一定会亲自出门迎接。

    颇剌淑死后，乌雅束于辽乾统三年（1103年）奉辽国之命袭节度使。乌雅束袭位后的第七年，部落欠收，盗贼四起。欢都等将首领欲加大惩处力度，将为盗者全部杀死。太祖说：“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遂以征税三倍来抑制为盗者。民间多有欠租，即使卖妻子也不能偿还。阿骨打又为他们出头，下令道：“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人皆听从其令，闻者皆感激泣零。同年十月，乌雅束梦见自己在驱赶野狼，屡射不中，而阿骨打却能射中。第二天，乌雅束以此梦问于僚佐，僚佐都回答说：“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同月，乌雅束去世，阿骨打袭其位。

    由于没有向辽国报丧，辽国派使者前来问罪。太祖反问辽使：“有丧不能吊，而乃以为罪乎？”不久，辽使复来，在乌雅束的殡所看中了送葬的马匹，想将其据为己有。阿骨打恼怒，要杀辽使，后来被劝止。此后，阿骨打不再听从辽命。

    起初，与完颜部作对的纥石烈部人阿疏逃奔辽朝。阿骨打以此为由，数次派人前往辽朝索要。派出去的人回来都说辽主如何骄肆废弛，阿骨打闻后，立即召官僚耆旧商议伐辽之事，下令防备冲要，修建城堡，修缮戎器等。辽统军司听到完颜部备军的消息后，派遣使者来询问，阿骨打回答道：“设险自守，又何问哉！”辽国再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又答道：“我小国也，事大国不敢废礼。大国德泽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无望乎？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此后，辽国也开始防备。

    与辽对抗 建立金朝

    阿骨打派人侦察到辽国火速集兵的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阿骨打进军江州。数日后，阿骨打汇合了二千五百人。举兵前，他申告天地：“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疏，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十月，阿骨打攻克江州。初战告捷，士气大增。

    十一月，辽都统萧糺里、副都统挞不野率领步骑十万在鸭子河北列兵，阿骨打亲自率领部众迎敌。还未抵达鸭子河天就黑了，阿骨打令部众就地休息。正要入睡时，阿骨打感到有人在他的头上拍了三下，惊醒后说了一句“神明警我也”，接着令部众鸣鼓举火出发。黎明时，阿骨打抵达鸭子河，正遇到辽兵破坏冰道。阿骨打立即令人将辽兵击走，使得大军能够登岸。当时，阿骨打拥有三千七百甲士，而抵达鸭子河的只有三分之一，根本难以与辽军抗衡。然而，双方正要交锋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尘埃蔽天。阿骨打率领部众乘风势猛击辽兵，打得辽兵溃散，获得了大量俘虏和车马。

    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阿骨打即皇帝位。他向群臣说道：“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定国号为“大金”，建元收国。

    建国后，金太祖穿上战袍继续征战。辽主派遣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谢佛留率领骑兵二十万、步卒七万戍守边疆。面对如此庞大的军队，太祖镇定自若，毫无忧色。在金太祖的指挥下，辽步卒全军覆没。金太祖将缴获的数千耕具分发给诸军，以便屯田自给。

    收国元年（1115年）八月，太祖亲征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抵达混同江时，金兵无舟渡河。太祖派一人在前面带路，并令此人沿着他马鞭所指的方向前进。诸军紧随，水深竟然只达马腹。天眷二年（1140年），金熙宗把黄龙府改名为济州，将金军改称利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九月，金兵攻克黄龙府。辽主惊慌，于十一月自率大军七十万抵达驼门。辽附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剌等率领骑兵五万、步兵四十万抵达斡邻泺。太祖与诸将商议策略，诸将都认为辽兵号称七十万，而金兵远道而来、人马疲乏，应该避开辽军锋芒，就地筑起深沟高垒来以静制动，得到了太祖的同意。数日后，辽国出现内乱，辽主西还。诸将说：“今辽主既还，可乘怠追击之。”太祖说：“敌来不迎战，去而追之，欲以此为勇邪？”诸将都感到惭愧。太祖见状又说道：“诚欲追敌，约赍（带着恨意）以往，无事煖馈（不需要携带军粮）。若破敌，何求不得。”众将士顿时精神抖擞，而此时金兵只有二万。太祖告诫诸将：“彼众我寡，兵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结果，金兵以少胜多，大破辽军，获得了大量的舆辇帟幄、兵械军资、宝物马牛等。

    太祖不仅善于征伐，而且善于安抚。收国二年（1116年）正月，太祖下诏：“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己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如此以来，依附金朝者更多。

    辽国见金兵难以抵挡，遂假意向金国求和。太祖并不吃这一套，并于四月再次御驾亲征辽国。金兵势如破竹，直逼辽国京师上京。随后，太祖向当地官民下诏说：“辽主失道，上下同怨。朕兴兵以来，所过城邑负固不服者即攻拔之，降者抚恤之，汝等必闻之矣。今尔国和好之事，反覆见欺，朕不欲天下生灵久罹涂炭，遂决策进讨。比遣宗雄等相继招谕，尚不听从。今若攻之，则城破矣！重以吊伐之义，不欲残民，故开示明诏，谕以祸福，其审图之。”随后，太祖本想继续前进，群臣劝道：“地远时暑，军马罢乏，若深入敌境，粮馈乏绝，恐有后艰。”太祖这才止步。

    随后，太祖先后攻克了上京（今吉林宁安县东南）、中京（今河北省平泉县东北）和西京（今山西大同）。天辅六年（1122年）六月，太祖与宋朝合兵攻打辽国，于同年十二月平定燕京（今北京）。虽然太祖在有生之年没能彻底消灭辽朝，但却使得辽朝再无还击之力，完成了其父劾里钵的遗愿。

    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56岁的太祖病逝。

    元太祖铁木真——神州大地上的一代天骄

    历经磨难 称霸四方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铁木真出生于一个存在已久的贵族家庭。在他的家族中，早从六世祖海都开始，不断有领袖人物出现，维持着整个家族的尊贵和兴旺。他的父亲也速该姓孛儿只斤，是蒙古族的乞颜部首领，享有拔都（指勇士）的荣誉称号。铁木真出生时，其父也速该打败了塔塔儿部，并将该部首领铁木真生擒。为了表示对这次战争的纪念，他用此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起名。

    铁木真的童年生活一直是幸福而美满的，但当他9岁的时候，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年，与乞颜部有仇的塔塔儿人见始终不能战胜勇猛的也速该，于是投毒害死了他。铁木真的父亲死后，乞颜部群龙无首，在一些叛离者的带动下，整个部顿时如一盘散沙，不久便分崩离析。从此，铁木真的母亲带着他们一家人过起了艰苦的生活。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靠挖野菜和渔猎度日。另外，他们还要躲避与乞颜部有仇的部的追杀。13岁的时候，铁木真被一个部落活捉，幸好他本人聪明机智，乘天黑逃了出来。

    艰苦岁月磨练了铁木真，使他变得勇敢而刚毅。他下定决心，要像父亲那样骄傲地活着。为了方便拉队伍，他决定先找到后台。不久，铁木真依附了父亲的至交脱里，称其为义父，得到了脱里的收留。脱里是克烈部首领，而克烈部是当时蒙古高原上最为强大的部。在脱里的影响下，铁木真没有花费多少工夫就将父亲也速该的旧部召集起来。不仅如此，铁木真还善于与其他部的首领建立友好关系。比如，他与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结为安答（指兄弟）。

    铁木真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面筹划着夺回被蔑儿乞部抢走的妻子。待时机成熟后，他征得脱里和札木合的同意，借用他们的兵力突袭了蔑儿乞部，击溃了该部，将被俘的妻子夺回。从此后，铁木真声名远播，成为蒙古高原上另一支霸气十足的秃鹰。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铁木真毅然脱离克烈部，带领本部兵马移至营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游，大张旗鼓地扩张势力。众多蒙古部众闻风而动，纷纷来投。

    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盟友札木合因铁木真的扩张而心生忌恨，决定灭掉铁木真。他召集了13部联军，合兵30万，浩浩荡荡向铁木真杀来。铁木真将3万军队分成13翼迎敌，这就是蒙古史上有名的“十三翼之战”。由于兵力悬殊，处于劣势的铁木真战败。不过，札木合嗜杀成性，虐杀战俘，他的一些部众因不满他的行为而倒戈相向，投靠了铁木真。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铁木真作战中损失的兵力不仅得到了弥补，而且实力比以往壮大了许多。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金章宗承安元年），与铁木真有杀父之仇兼乞颜部宿敌的塔塔儿部入侵金朝，兵败后逃亡。受金朝丞相完颜襄之约，铁木真和脱里毅然率兵出击，凯旋而归。铁木真立下战功，被金朝封为“札兀惕忽里”。不久，铁木真与脱里再次强强联手，将正在会盟的11部联军击溃。

    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金章宗泰和元年），铁木真率军狠击札木合，击败了扎木合组织的联盟军。次年，铁木真遭到乃蛮联军的袭击后退至金朝边境，然后后发制人，在阔亦田（今哈拉哈河上游）一带大破敌军，并乘胜重创塔塔儿部。

    随着实力的增强，铁木真的实力渐渐赶上了脱里。与铁木真曾经的盟友札木合一样，脱里将铁木真视为敌人，于1203年突袭铁木真。铁木真被脱里打败，逃至班朱尼河（今呼伦湖西南）。为鼓舞士气，他与从者同饮浊水，立下同渡患难的誓言，后整顿残部，以牙还牙，乘夜突袭脱里，击溃脱里大军，脱里在只身逃亡中遭乃蛮部杀害，昔日最为强大的克烈部从此消失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此后的几年里，铁木真先后吞并了蒙古族五大部（克烈、塔塔儿、蔑儿乞、乃蛮和蒙古五部）。

    1206年，铁木真召集各地将领，于斡难河（今鄂嫩河）召开大会。在大会中，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铁木真宣布正式建国，是为“大蒙古国”。

    威猛无敌 所向披靡

    铁木真建国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如建立千户制、扩充护卫军、创立了蒙古文等等。但与他的武功比起来，这些要逊色得多。

    铁木真的第一个攻打目标是西夏。1205年，铁木真曾率军攻打西夏边境，攻破了力吉里寨和经落思城，抢掠了很多人口和牲畜。

    成吉思汗二年（1207年），铁木真再次入侵西夏，因西夏国右厢诸军的强烈抵抗而退回。成吉思汗四年（1209年），铁木真第三次发兵，对西夏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西夏军不敌蒙古军，西夏襄宗李安全被迫投降言和。此后，西夏国向蒙古国称臣，按年进贡。

    在这期间，深受西辽欺凌的一些西辽属国纷纷投奔蒙古国，如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高昌（今吐鲁番地区）、海押立和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等。

    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铁木真见金朝国内外矛盾复杂、国主完颜永济平庸无能，于是御驾亲征，统率大军攻金。蒙古军士气旺盛，所向披靡，先后占领了金朝的乌沙堡、乌月营、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抚州、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等。金朝为守野狐岭，在该地布下了30万金兵。然而，在铁木真的猛烈进攻下，金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精锐尽失，“死者蔽野塞川”，最后退至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与此同时，由铁木真之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的另一路蒙古军同样势不可挡，先后抢占了金朝的净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东胜（今托克托）、武州（今山西五寨北）、朔州等地，战功显赫。次年，铁木真号令继续进军，又攻取了宣德（今河北宣化）、德兴（今河北涿鹿）等地。攻打西京（今山西大同）时，铁木真不幸被流矢射伤，遂班师而还。

    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铁木真重新整顿军队，再次攻金。蒙古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居庸关，随后兵分三路，对居庸关进行包夹。在包夹过程中，蒙古军对金朝大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次年春，蒙古军从三面包围中都（今北京），要求金朝向蒙古称臣。此时，金朝元帅胡沙虎已弑完颜永济，将完颜珣推上皇位，是为金宣宗。金宣宗向蒙古军进献了巨额财物和许多童男童女，并献上了女歧国公主（完颜永济的妻子）。铁木真见金朝停战求和，于是撤出居庸关。同年五月，金宣宗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铁木真再围中都（今北京），又抢占了金朝的一些地盘。第三年五月，蒙古军占领中都，将城中大量珠宝绸缎运走。

    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年）春，铁木真安排好镇守任务后，率领大军撤回漠北。次年，铁木真抽调大军，继续伐金。这次，他双管齐下，一面令大军进攻，一面招诱金朝的地方武装势力，取得了显著效果。经过11年的长期征讨，截至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7年），除山西太原、平阳等地，金朝的其他地方已被蒙古尽收囊中。

    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年），铁木真开始调兵讨伐西北各部，先后平定了秃麻、斡亦剌、乌斯、撼合纳、康合思、秃巴思、不里牙惕、客失的迷、帖良古、失必儿等部，基本上统一了西北地区。

    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年），铁木真任哲别为将，率军征讨西辽。西辽人民对当时的统治者屈出律充满愤怒，在他兵败逃亡时将其捕获并交给了蒙古军。从此，西辽划入了蒙古国的版图。

    蒙古国吞并西辽后，与花剌子模（中亚古国，位于阿姆河下游）接壤。十一世纪中叶，该国向塞尔柱帝国称臣；1141年，塞尔柱帝国被西辽军打败，花剌子模国转而臣服于西辽。后来，花剌子模国乘塞尔柱帝国虚弱之时不断扩张，并于十二世纪末灭掉该国。吞并塞尔柱帝国后，花剌子模国继续扩张，直至波斯西部。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于1200年继位后，用了近11年的时间将花剌子模国变成了穆斯林世界里的王者。1215年，花剌子模国与蒙古国开始进行友好往来，互通贸易。1218年，蒙古国的商队抵达该国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东部的齐穆耳）时，讹答剌城长官谋财害命，将商队成员统统杀害，仅有一名骆驼夫逃返。铁木真从这名骆驼夫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派遣使者向花剌子模沙摩诃讨个公道。不料，花剌子模沙摩诃不但毫无诚意，反而杀掉三名使者中的一位，把另两位使者剃须后逐出花剌子模国。

    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夏，铁木真统领20万蒙古精骑兵开往花剌子模国境。铁木真分兵四路，向花剌子模国展开了全面进攻。蒙古军势如破竹，花剌子模军节节败退。花剌子模沙摩诃四处逃窜，最后藏身于宽田吉思海（今里海）附近某个岛屿，于次年年底病死。花剌子模沙摩诃死后，其子札兰丁即位。

    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秋，铁木真令幼子拖雷为先锋，率军渡过阿姆河作战。拖雷渡河后，攻克了呼罗珊地区的诸城，随后又攻陷了马鲁、你沙不儿、也里等城池；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兄弟另率一军，激战数月后将玉龙杰赤攻克；成吉思汗自率一军，沿着阿姆河征讨，将阿姆河沿岸诸城一一攻陷。其后，花剌子模沙札兰丁虽然组织了猛烈的反攻，但最终不敌蒙古军，被迫退至申河（今印度河）。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冬，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彻底被打垮，遂逃入印度。次年春，铁木真一边平定被攻克诸城的叛乱，一边继续扩大战果，到秋天时返回西域，设置好镇守官后启程返回。成吉思汗二十年（1225年）春，铁木真抵达蒙古。在此期间，铁木真令速不台、哲别二人继续率军挺进，攻打波斯中西部的诸城。此后，他们率领的蒙古军先后经过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打耳班（今格鲁吉亚巴库西北部的捷尔本特）、太和岭（高加索山），阿速（高加索北麓部落）、钦察（里海至黑海之北的部落）、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共和国日丹诺夫市北）、勒河（伏尔加河）、里海、咸海等地。

    在铁木真西征期间，西夏见蒙古大军久出未归，遂与金朝结盟，欲合力对抗蒙古国。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待蒙古军调养完毕，铁木真再次出兵，决定彻底灭掉西夏。蒙古军勇猛无比，连克数城，于同年年底消灭了西夏军主力。次年七月，铁木真不待灭掉西夏而病故。随后，蒙古军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攻破中兴府，西夏国主李煖投降后被杀，西夏从此灭亡。

    元太宗窝阔台——元朝推向繁荣的有功之君

    消灭金朝 威慑四方

    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第三子窝阔台出生。在铁木真的教导下，窝阔台与他的兄长一样，从小学习骑射本领。随着年龄的增长，窝阔台开始跟随父亲作战。在成吉思汗讨伐金朝、平定西域的过程中，卓沁、察罕台、窝阔台、拖雷兄弟四人皆上阵杀敌。不过，要数窝阔台的战绩最为辉煌。

    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夏，铁木真在围攻西夏的过程中病逝，拖雷临时监国。三年后，耶律楚材召集诸王宣读太祖铁木真的遗诏，请立窝阔台。见诸王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对拖雷说：“此社稷大计，若不早定，恐生它变。”不久，拖雷与诸王在和林（今外蒙古库伦西南）东奎腾阿喇勒奉迎窝阔台即大汗位。窝阔台即位后，是为元太宗。

    窝阔台即位后，立即开始执行成吉思汗未完成的遗愿，继续征讨四方、攻城略地，为元朝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太宗元年（1229年）九月，金朝使者带着财物前往蒙古国参加成吉思汗的丧礼，窝阔台说：“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间，吾岂能忘也！煖何为哉！”同年年底，窝阔台出兵攻打金朝庆阳（今甘肃境内）。

    太宗二年（1230年）春，蒙古大军在大昌原与金军交战。金军前锋将领完颜彝身先士卒、奋勇作战，使得金军士气倍增。结果，八千蒙古兵竟被四百金骑兵击破。在与蒙古交战的二十年中，这是金军唯一的战绩。金军统帅伊喇布哈见庆阳之围被解，志气骄满，并告知蒙古作战将领：“我已准备军马，能战则来。”窝阔台大怒，遂派遣其皇弟拖雷讨伐金国。

    伊喇布哈统军无方且贪图小利，曾为了抢夺少量财物而令士兵在一日内猛行两百里，使得人马俱疲。完颜彝甚为担忧，曾私下对同列说：“副枢以大将为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国家数年所积，一旦必为是人确除尽矣。”布哈从旁人口中得知完颜彝对他的不满后，在一次酒会上乘行酒之际问完颜彝：“汝曾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尽坏，信有之乎？”完颜彝喝完酒后缓缓答道：“有之。”伊喇布哈见他毫无惧色，于是开玩笑说：“有过当面论，无后言也。”尽管如此，伊喇布哈毫无悔改之意。

    攻克金国京兆城后，窝阔台派人出使金国，以便视探该国国情。使者返朝后将金国的地理状况、民生兴衰等一一告知窝阔台。窝阔台大喜：“我得金于汝手中矣！”

    太宗三年（1231年）正月，蒙古军围攻金朝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四月，攻陷该城。随后，蒙古军一路摧枯拉朽，金兵节节败退。金兵之所以会败得如此迅速，其实与金朝的官吏制度有关。自金宣宗完颜珣开始，朝廷多以内侍为耳目，用来伺察百官，朝中如此，军中亦如此，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军中，这些内侍被称作“监战”。他们虽有将帅之实权，却无将帅之才能。作战常常要因地制宜、灵活应变，但在他们的牵制下，部将难以随机应变。而且，每次遇敌时，他们都会先逃。因此，金军作战多有丧败，金国灭亡的命运与其有着直接联系。

    九月，拖雷攻破饶风关，并将逼近汴京（今河南开封县）。诸宰相都说：“北军冒万里之险，历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劳苦已极。为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斛，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矣。”金哀宗叹息说：“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养军士。今敌至不能迎战，徒欲自保京城，虽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负吾民可也。”遂分兵攻守。

    当时，完颜哈达、伊喇布哈奉命率兵入邓州。在蒙古兵欲渡汉水时，完颜哈达、伊喇布哈与诸将商议：“由光化截汉与战，及纵之渡而后战，熟愈？”张惠、阿达茂等部将都说：“截汉便。纵之渡，则我腹空虚，为我所溃。”伊喇布哈刚愎自用、自高自大，于是尽放蒙古军渡河。

    蒙古军刚上岸就袭击金军，结果被金军击退。完颜哈达说：“彼众号三万，而辎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吾乘其却而摧之，必胜矣。”伊喇布哈则说：“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遂下令追逐蒙古军。第二天，蒙古兵突然消失。正当完颜哈达、伊喇布哈要入邓州取用军粮时，蒙古军发动突然袭击，抢掠辎重后再次隐去。

    完颜哈达、伊喇布哈二人掩饰败绩，上报大捷。正当百官相互称贺时，蒙古游骑再次突袭，俘获甚多。至太宗四年（1232年）春，蒙古军先后经略金国商、汝、虢、洛、许、嵩、陕、亳、睢、郑、陈、颍、寿、永等州。窝阔台乘胜追击，金军将士伤亡惨重。

    同年，窝阔台与宋军联合攻打金朝。太宗六年（1234年），金哀宗在蔡州传位于完颜承麟，完颜承麟泣拜不受。金哀宗说：“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朕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煖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嗣不绝，此朕志也。”

    不久，蔡州城南门被宋军攻破，金哀宗在幽兰轩自缢。完颜仲德得知后对将士说：“吾君已崩，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遂跳河自尽。将士都说：“相公殉国，吾辈独不能耶？”随后，完颜仲德率领的五百多将士全部尾随而死。

    当时，金末帝完颜承麟退保子城，听闻金哀宗死讯后对众人说：“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谥曰哀。”祭奠还未结束，蔡州被蒙、宋两国联军攻破。随后，金末帝被乱兵所杀，金朝灭亡。

    至太宗六年（1234年）七月，蒙古军已经征服了西夏、中原、高丽、回鹘诸国。此后，窝阔台虽然没有御驾亲征，但仍然遣兵远征近讨。无论是攻打匈牙利、波兰，还是征讨南宋，都卓有成效。

    重用能臣 创造治平

    在运用武力扩大疆土、增强国力的同时，窝阔台同时忙于治理国内。太宗在位期间，“性宽恕，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境内富庶，旅不赉粮，时称治平”。太宗之所以受到这么高的评价，与耶律楚材的尽心尽力是分不开的。

    铁木真征讨西域时，国内府库连斗粟尺帛的储备都没有。群臣都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杀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力排众议：“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并建议：“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馀万石。”铁木真说：“诚如卿言，则国用有馀矣。”太宗二年（1230年），耶律楚材开始在国内实施课税、酒税制度，“息十取一，杂税二十取一”，大大增加了国内的财用。为了如期收受税息，窝阔才于同年十一月设置了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十路征收课税使。而且，窝阔台采用耶律楚材的建议，开始任用士人。耶律楚材并乘机进说周孔之学，以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不可以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说服了窝阔台。

    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蒙古国才开始设立中书省，耶律楚材任中书令之职。由于课税征收顺利，窝阔台将中书省印授给他，并将大小事情统统委托给他。当时，钮祜禄重山、镇海受到耶律楚材的举荐，位居左、右丞相，朝中权贵遂不得志。皇叔乌珍在燕京路长官舒穆噜咸得卜的唆使下上奏说“楚材用南朝旧人，恐有异志，不宜重用因诬构百端”，想置耶律楚材于死地。镇海、重山等人开始感到恐惧，埋怨耶律楚材：“何为强更张？必有今日事。”耶律楚材正色道：“立即廷以来，每事皆吾自为，诸公何预焉！若果获罪，吾自当之。”窝阔台查清事实后，将舒穆噜咸得卜交给耶律楚材处治。耶律楚材拒绝道：“此人倨傲，故易招谤。今方有事南方，它日治之未晚也。”后来，窝阔台私下对近侍说：“楚材不校私仇，真宽厚长者，汝曹当效之。”

    太宗七年（1235年）六月，窝阔台兵分三路：皇子库端、库春等入侵蜀汉、江淮等地；皇子库裕克、侄莽赉扣讨伐西域；唐古娄库齐讨伐高丽。同时，窝阔台下令蒙古人每甲（户口编制单位，每二十户为一甲）中征调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户每户一人南征、一人征高丽。起初，有人建议派遣回回人征讨江南、汉人征讨西域，认为这样可以起到制御作用。耶律楚材反对说：“「不可。中原、西域，相去辽远，未致敌境，人马疲乏，兼水土异宜，疾疫将生。宜各从其便。”窝阔台采纳其议。

    太宗八年（1236年）四月，群臣商议以丁为户，耶律楚材认为不可。众人都说：“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之政？”耶律楚材辩道：“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得到窝阔台的认可。

    当窝阔台要将各州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时，耶律楚材建议：“裂土分民，易以生隙。不如多与金帛，足以为恩。”窝阔台说已经许下承诺，不好更改。耶律楚材说：“若置官吏，必自诏命，除恒赋外，不令私自征敛，差可久矣。”

    在赋税方面，耶律楚材进行了一番改革，“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受赐贵戚、功臣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亩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以为永额。”群臣都认为赋税太轻，耶律楚材则说：“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将来必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

    太宗十年（1238年）六月，窝阔台近臣诬陷耶律楚材庇护逃军。窝阔台怒，将耶律楚材逮捕，随后又命人将其释放。耶律楚材不肯松绑：“臣备位公辅，国政所属。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覆，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为！”窝阔台说：“朕虽为帝，宁无过举耶？”于是用温言安慰他。随后，耶律楚材奏陈时务十策，分别是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和制漕运，窝阔台下令一一实施。

    窝阔台晚年开始纵情酒色、贪于游猎。见窝阔台嗜酒如命，耶律楚材拿着已经生锈的酒槽铁盖进言：“煖蘖（酒）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此后，窝阔台每日只饮三盅。

    由于钟情享乐，窝阔台有增加税收之意。起初，每年征收五十万两；收复河南地区后，增至一百十万两。太宗十一年（1239年），回回部人温都尔哈玛尔奏请将税收增至二百二十万两。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虽取五百万两亦可得。不过严设法禁，阴夺民利耳。”并“反复争论，声色俱厉，言与涕俱”。窝阔台不再采纳耶律楚材的治国方略，竟开口说道：“尔欲搏斗耶？”又说：“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耶律楚材见难以制止，退出后叹道：“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太宗十三年（1241年）二月，窝阔台病重，不久得到缓和。十一月，窝阔台要出猎，耶律楚材劝阻。窝阔台左右都说：“不骑射，何以为乐？”四日后，窝阔台一行还至乌特古呼兰山。当天，温都尔哈玛尔向窝阔台进酒，窝阔台满心欢喜，一直饮至深夜。第二天，窝阔台去世，时年56岁。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的蒙古英雄

    广纳幕僚 羽翼渐丰

    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拖雷第四子、宪宗蒙哥之弟忽必烈出生。拖雷之兄太宗窝阔台在位时很注重利用人才资源，忽必烈以藩王的身份与蒙古国中的汉官交往，对汉族的人文历史、国土风情颇为了解，为他建立元朝、完成统一大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太宗去世后，蒙古国诸王相互讨伐，国内大乱。先后有太宗皇后临朝称制（1242年～1245年）、太宗长子定宗库裕克即大汗位（1246年～1248年）、定宗皇后（1249年～1250年）临朝称制。直到宪宗蒙哥被推上大汗位（1251年），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经过一番经营，忽必烈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幕僚，如赵璧、董文用、窦默、姚枢、王鹗、刘侃等人。其中，窦默擅长三纲、五常，认为帝王之道在于“正心、诚意”。姚枢著有《治道书》，将治国、天平下分为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等八目。另外，姚枢还列出了三十条消除社会弊端的策略救时之弊，深受忽必烈赏识。王鹗为金朝左右司郎中，金朝灭亡后被蒙古军俘获，忽必烈将其迎入府中。此人谙熟《孝经》、《书》、《易》，对齐家、治国之道颇有研究。忽必烈经常与他交谈到深夜才作罢，并对他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邢台人刘侃在年少时曾担任令史之职，经常郁郁不乐。一天，他投笔叹道；“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其志，安能汩没为刀笔吏乎！”此后，他先是归隐山林，后又出家为僧，更名子聪。忽必烈早就听说此人博学多才，并最终将其留在煖邸。子聪手不释卷，对《易》尤其精通，而且还旁通天文、律、算、三式等学问，谈论天下事时如同数手指般清晰明了。

    忽必烈不仅善于从幕僚那里吸取治国经验，而且善于将各种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定宗二年（1247年），忽必烈得到邢州封地。邢州地处要冲，各种赋役层出不穷，百姓难以忍受。在僧子聪的举荐下，忽必烈任命张文谦为王府书记，负责治理当地。张文谦建议：“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盍择人往治之！”遂选用了乌托、刘肃、李简三人。在他们的同心协力下，百姓安居乐业，户数增至十倍。此后，忽必烈更加注重儒士的才能。

    张德辉同样是当时的贤者，忽必烈同样将其纳为幕僚。忽必烈与他讨论儒学与治国：“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张德辉答道：“圣人与天地相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辽事臣未周知，金秀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馀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忽必烈赞成他的观点，并顺势问道：“祖宗法度具在，而未尽设施者甚多，将如之何？”张德辉指着银煖比喻道：“创业之主，如制此器，精选白金，良匠规而成之，畀后人传之无穷，当求谨厚者司掌，乃永为宝用。否则不惟缺坏，亦恐有窃而去之者矣。”忽必烈沉默良久后说道：“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问：“农家作苦，何衣食之不赡？”对：“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者也。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者输之官，馀粗恶者将以仰事俯育，而亲民之吏，复横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此后，在张德辉的举荐下，魏煖、元裕、李冶等二十多位汉人贤才聚拢在忽必烈麾下。

    宪宗即位后对忽必烈非常倚重，令其总治汉南。忽必烈很高兴，于是设宴祝贺。宴席中，群臣庆贺不止，唯有姚枢沉默不语，忽必烈在宴后向其询问缘由。姚枢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如汉地者乎？王若尽有之，则天子何为！异时必悔而见夺。不若但持兵权，凡事付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恍然大悟。

    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采纳姚枢的建议向宪宗恳请在与宋朝接壤的河南地区设立经略司，随后“以孟克、史天泽、杨淮中、赵璧为使，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战，退则耕屯”，有效治理了河南地区。

    宪宗三年（1253年）春，忽必烈在宪宗大封同姓时得到关中封地。随后，他采用以汉治汉的方式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和经济基础。同年九月，忽必烈参加了南征大理的战争。攻克大理后，忽必烈班师北还。

    心机过人 建立元朝

    宪宗六年（1256年），宪宗打算修建宫室。忽必烈的幕僚僧子聪精于天文和地理，受宪宗委托营造宫室一事。三年后，宫室建成，取名为“开平府”，不久又被称为上都。同时，燕京被称为中都。

    忽必烈在汉地深得人心，遭到了宪宗的猜疑。忽必烈主动澄清事实，及时消除了暗藏的危险。宪宗八年（1258年），宪宗决定南侵。当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忽必烈奉命攻取鄂州。出发前，僧子聪、张文谦嘱咐他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将这些肺腑之言牢记心中，并传令诸将不准妄杀、焚人室庐和放还所获牲口。

    宪宗九年（1259年）夏，宪宗在合州（今广东海康县）城下病逝。忽必烈得到消息后没有立即北归，而是继续南下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县）。当时，阿里不哥已经在为称汗做准备。郝经建议他“以社稷为念，与宋议和，令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率轻骑而归，直造燕都”，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同。随后，忽必烈扬言要直逼临安，宋朝急忙遣使议和。忽必烈顺水推舟，很快与宋朝达成协议。忽必烈返回燕京后并没有急于赶往和林，而是先控制了阿里不哥的军队，从而架空了阿里不哥。

    1260年3月，忽必烈一改以往即大汗位的旧制，在开平称帝。次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任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同时，巴崇、廉希宪、商挺、赵良弼、钮祜禄纳哈、张启元等人都得到重用。

    自太祖以来，蒙古官制非常笼统。忽必烈即位后令僧子聪、许衡二人设定内外官制，从而有了总管政务的中书省、掌握兵权的枢密院和行使黜陟的御史台。其次，监、寺、院、司、卫、府、行省、行台、宣慰、廉访、路、府、州、县等均设立完备，“官有常职，位有常员，食有常禄”。

    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蒙古开始有年号。接着，忽必烈设立了燕京、益都、济南、河南、北京、平阳、太原等共十路宣抚使来督促农业的发展。同年，忽必烈御驾亲征，将阿里不哥赶出了和林。尽管后来阿里不哥继续与他作对，但已经不能对他产生任何威胁。

    此后，忽必烈一边攻打宋朝，一边建设自己的国家。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下诏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取《易》中的“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开始大规模地攻打宋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朝灭亡，忽必烈统一中国的大业终于实现。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元朝的农业、手工业、外交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突破。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80岁的忽必烈病逝。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难挽大厦将倾的元朝末代君王

    饱受劫难 少年称帝

    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出生。明宗是武宗的长子，武宗死后，明宗之弟仁宗继承皇位。仁宗死后，其嫡子英宗即位。至治三年（1323年）九月，英宗因推行新政被杀。英宗死后的5年时间内，先后有泰定帝、天顺帝、文宗即位，皇权争斗的残酷可见一斑。

    天历二年（1329年），明宗在武宗旧部的支持下前往上都即皇帝位，结果在途中被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燕铁木儿毒死，10岁的妥欢贴睦尔成为了孤儿。明宗死后，文宗复位，改元至顺。至顺元年（1330年）四月，14岁的妥欢贴睦尔被迁徙至高丽；次年，被迁徙至广西静江（今桂林）。至顺三年（1332年）五月，文宗病逝，明宗次子、7岁的宁宗即位。不料，宁宗即位不到两个月病逝。

    自文宗复辟始，燕帖木儿手握大权。宁宗死后，燕帖木儿建议文宗皇后立文宗之子燕帖古思为皇帝。文宗皇后认为燕帖古思尚幼，建议迎立13岁的妥欢贴睦尔。至顺四年（1333年）二月，燕帖木儿在迎接妥欢贴睦尔的时候与妥欢贴睦尔并马而行。当时，燕帖木儿在马上举鞭指画，告诉妥欢贴睦尔国家多难和朝中遣使奉迎他的原因，妥欢贴睦尔默不作声。燕帖木儿无法探得他的深浅，于是感到害怕，担心他做了皇帝后会追究明宗被毒杀的案子。为此，燕帖木儿反对立妥欢贴睦尔为皇帝。两个月后，燕帖木儿因荒淫无度而死，14岁的妥ju贴睦尔顺利即位。

    矛盾重重 手忙脚乱

    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命巴延为太师、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同时以萨敦为太傅、左丞相。此后，他深居宫中，将政务全部交由宰相处理。

    顺帝即位后，先有关中、河南地区发生水灾，两淮地区发生旱灾；后又有徽州、秦州、凤州相继发生山崩。除了要处理这些灾情外，顺帝还要面对朝内的权力争斗和国内有待兴起的百业，难免会力不从心。然而，朝中权臣却趁火打劫，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至顺四年（1333年）十月，元朝改元元统。元统二年（1334年），国内先后又出现白毛雨、山崩、蝗灾、水灾等事件。当时有民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尽管灾情与灭国的预兆没有根本的联系，但元朝在不久的将来还是破灭了。

    为了能够治理好国家，顺帝对巴延、萨敦二人更加器重，分别封他们为秦王、荣王，并且诏令他们统管百官和庶政。随着巴延的坐大，燕铁木儿之子唐其势愤愤不平：“天下，吾家之天下，巴延何人而位吾上！”元统三年（1335年），萨敦病逝，巴延开始独揽朝政。再加上巴延严厉打击燕铁木儿家族中的不法分子，唐其势怒不可遏。后来，他索性与叔父造反，打算另立新主。结果计划泄漏，燕铁木儿的势力被铲除殆尽。顺帝本来就对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燕铁木儿充满恨意，正好借这个机会报仇，以至于燕铁木儿的女儿、当时的皇后也难保性命。唐其势被擒时，紧拽着殿槛不肯出门。其弟塔喇海急忙之中躲在皇后座下，皇后用衣服掩蔽他。巴延令人将其拽出斩杀，并将皇后擒下。皇后向顺帝呼救，顺帝说道：“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同年七月，皇后被鸩杀。此后，顺帝以巴延为中书右丞相，不再设置左丞相之职。

    在顺帝的宠爱下，巴延集权力与荣耀于一身，渐渐变得飞扬跋扈。他虽然知道停办科举不合理，仍然我行我素，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在以后的几年里，顺帝下诏为其立碑，赐给他“元德上辅功臣”的称号，同时赐给他七宝玉书和龙虎金符。巴延并不满足，在党同伐异、扩张权势的过程中竟然开始构陷诸王，并且在顺帝未允许的情况下随意处置王室成员，渐渐引起了顺帝的不满。

    巴延将其侄子脱脱视为心腹，将其安排在顺帝旁边做宿卫，以便监视顺帝的举动。当时，天下人只知道巴延而不知道顺帝，脱脱感到害怕，于是私下对其父满济勒噶台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得到了父亲的同意。后来，在脱脱的计划下，顺帝终于控制住了巴延。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巴延被罢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巴延在上任途中病死。

    巴延刚死，顺帝开始为其父明宗翻案。他下诏废掉文宗庙主，将文宗皇后迁出皇宫，将文宗之子燕帖古思流放到高丽。不久，太后去世，燕帖古思在流放途中遇害。

    在大局面前，顺帝表现得手足无措；在私事面前，他睚眦必报。如果没有像脱脱这样的忠臣为其排忧解难，他这个既没有大局观又没有大胸怀的皇帝或许会让元朝灭亡得更加迅速！

    不辨忠奸 断送河山

    在惩处巴延一事上，脱脱立下首功，顺帝任命他为右丞相。此后，脱脱针对巴延执掌朝政时的一些弊端进行改革，史称“更化”。

    脱脱刚上任就恢复了科举制度，一方面为元朝提供了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汉族知识分子与朝廷的矛盾。接着，他通过平反冤案、减免赋税徭役、推广儒学、整顿吏治等措施使元朝出现了久违的和谐局面。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总裁下，《辽史》、《金史》、《宋史》历经两年的时间，于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编纂完毕。

    至正三年（1343年）十二月，顺帝罢免了帖木儿不花的中书左丞相之职，由翰林学士别儿怯不花继任。脱脱与别儿怯不花有隙，不愿意与其共事，以生病为由数次请求辞职。直到他推荐阿鲁图为右丞相后，顺帝才批准了他。

    阿鲁图上任后任用一人为刑部尚书，有人为难他说：“此人柔软，于刑部非所宜。”阿鲁图反驳道；“选刽子邪？若选刽子，须用强壮人，尚书详谳刑狱，不枉人坏法，即是好官，何用强壮者为！”别儿怯不花心术不正，想谋害脱脱，遭到了阿鲁图的反对。此后，别儿怯不花怀恨在心，暗中勾结御史弹劾阿鲁图。阿鲁图的姻党都感到气愤，建议他在顺帝面前辨明是非，他却说自己是开国四杰博尔济的世裔，如今御史弹劾他，他应当离去，因为御史是世祖设置的，如果与御史抗衡，就是与世祖抗衡。

    阿鲁图被罢后，别儿怯不花担任右丞相，铁木儿塔识担任左丞相。接着，铁木儿塔识死于上任途中，别儿怯不花因失职被罢免，中书左丞相多尔济升为右丞相，平章政事泰费音担任左丞相。泰费音上任后，开始为脱脱伸冤。别儿怯不花为右丞相时，顺帝在他的蛊惑下将脱脱父子迁往西域。别儿怯不花被罢后，顺帝接受朝臣的请求才将脱脱父子召回甘肃。结果，脱脱的父亲在返程中病逝。在泰费音的恳求下，脱脱带着父亲的灵柩回京安葬。

    脱脱回京后的两年时间内，顺帝先后罢免了多尔济和泰费音，重任他为右丞相。不过，此时元朝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各地起义事件起伏不断。脱脱一面镇压各地起义，一面采取策略缓解社会矛盾，结果却因方法不当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脱脱因刚直不阿得罪了顺帝身边的宠臣哈麻兄弟，结果受诬陷被罢黜，后又被毒死。脱脱失势，曾跟随他东征西战的元军将士毫无斗志，很快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此后，元朝朝政更加混乱。顺帝根本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也根本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于是及时行乐，不问政事。尽管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顺帝在上都被攻破之际北逃，元朝从此灭亡。明洪武三年（1370年），顺帝病逝。

    明太祖朱元璋——明朝布衣开国帝王

    饱受贫寒 借梯登高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其父为求生计，辗转几番后，在濠州（今安徽凤阳）长住下来。为了能吃上一口饭，朱元璋给地主放牛。与同龄人比起来，幼年时的他既聪明又有胆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敢于与地主唱反调，最后被地主赶回了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元璋在小伙伴的心目中树立了威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国内瘟疫盛行。朱元璋的父母兄长因感染上瘟疫而先后死去，朱元璋成了一名孤儿。为了保住性命，他削发为僧，在当地的皇觉寺熬日子。然而没过多久，当地闹起了饥荒。朱元璋开始四处流浪，以乞讨为生。至正八年（1348年），朱元璋回到寺庙，在空无一人的寺庙里做起了住持。

    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以至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朱元璋深受反元思潮的影响，大有跃跃欲试之激情。

    至正十二年（1352年），郭子兴自称节制元帅，在濠州举起了义旗。朱元璋顺应时势，立即赶往郭子兴处投靠。守城将士误以为他是元军奸细，把他绑去见郭子兴。身强力壮、气度不凡的朱元璋往那儿一站，就把郭子兴吸引住了，遂让他做帐下亲兵。朱元璋没有辜负郭子兴，不仅苦练武艺，听从指挥，而且处事沉稳，计虑周详，能独当一面。郭子兴把他当作知己，时常把他叫到内宅议事，信宠有加。

    郭子兴身边有个养女，她是郭子兴的老友马公的独生女。马公夫妇死后，郭氏夫妇收养了他们的女儿。马姑娘勤劳贤惠，深得郭氏夫妇的喜爱，将其视为己出。此时，马姑娘已是待嫁的年龄，郭氏夫妇决心把她嫁给一个有出息的人，以了却自己及死去的老友的心事。朱元璋的到来使郭子兴眼前一亮，郭夫人也很喜爱朱元璋。征得了马姑娘的同意后，郭子兴夫妇择日给他们成了亲。马姑娘与朱元璋结婚后，对朱元璋的事业很有帮助，后来成为了明朝的开国皇后。

    出身低微的朱元璋虽然投军时间不长，但却能与大帅的养女结亲，自然是身价百倍。人们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官兵们也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他为朱公子。不过，朱元璋的好运却惹恼了郭子兴的二位公子。这郭氏二兄弟，心胸狭窄，嫉妒心强，见突然出现的朱元璋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竟高到可以与自己称兄道弟的地步，心里很不舒畅。于是，他们三天两头到父亲郭子兴面前搬弄是非，说朱元璋表里不一，想夺兵权。起初，郭子兴对此不以为然，还斥责他们胡说八道；久而久之，不免对朱元璋起了疑心。

    一天，郭子兴把朱元璋关进了禁闭室。郭氏二兄弟见阴谋得逞，又商量着如何将朱元璋置于死地。幸亏马姑娘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并告知了郭夫人。郭夫人立即找来郭子兴和两位公子，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逼着他们说出实情。两位公子老实交待，郭子兴听后自觉惭愧，此后更加厚待朱元璋。

    不久，起义军里又发生了内讧事件。当初，郭子兴与等一起举事，倒也能协同作战，相安无事。然而取得胜利后，在立名号、排座次的问题上，各方均不相让，相互猜疑。当时，元帅郭子兴与歃血为盟的副帅孙德崖因意见不和发生了冲突。孙遂设下圈套，将郭子兴骗到家中，想秘密处死他后自立为帅。朱元璋出征归来，闻讯后立即带兵追到孙家，拔剑而指：“敌人逼近城下，副帅不去杀敌，却要谋杀主帅，这是什么道理？”遂指挥兵士砍断锁链，救出郭子兴。有此救命之恩，郭子兴对朱元璋更加宠信和厚待了。

    果断决策 自树旗帜

    从上次的内讧事件上，朱元璋对时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郭子兴、孙德崖、俞某、鲁某、潘等人都不能成大事，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还得靠自己。于是，朱元璋说服郭子兴，单身回家乡招募新兵。

    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朱元璋回到久别的故乡，在十几天内拉起了一支七百多人的队伍。郭子兴喜出望外，当即升任朱元璋为镇抚，并把这七百多人的精壮部队交给他率领。这是朱元璋独自带领的第一支队伍。朱元璋握有兵权后，再也不愿待在多事的濠州。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初一，朱元璋得到郭子兴的允许后，从军中精心挑选了24名士兵，将其他士兵留给了郭子兴，随后便离开濠州向南奔向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东）。这24人分别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他们曾经都是受尽苦难的穷苦庄稼汉，后来都成了朱元璋打江山的骨干。其中，除3人封公外，其余21人皆封侯（其中，耿再成和花云在开国前战死，公与侯为追封），全都成了名垂青史的开国功臣。

    南下定远后，朱元璋智取驴牌寨，收编了3000多人的地主武装，拥有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武装部队。

    这时，定远县同其他混乱地区一样，兵匪如蝗，军寨林立，有的是游兵团聚，有的是财主结寨自保。收降这些散兵游勇，是壮大势力的途径。朱元璋看准了这一点，凭着自己手中的3000人马，说降了盘踞豁鼻山的秦把头，得部众800人，又乘胜夜袭拥兵数万余众的义兵元帅缨大亨。缨大亨从睡梦中惊醒后慌忙迎战，因摸不清对方虚实而伤亡惨重，只好率领剩下的两万多人投降。收编了这支人马后，朱元璋的队伍更加雄壮，顿时威名大震，四方归附。

    冯国用、冯国胜兄弟见朱元璋如日中天，于是邀请他共商大计。冯氏兄弟是两个20岁上下的青年，靠着祖上留下的一些产业，习弄刀箭，攻读兵书，钻研攻防计略，结交天下豪杰，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武全才。元末群雄并起，他们也拉起了队伍。得知朱元璋智取驴牌寨、义说秦把头、夜袭缨大亨后，他们很是佩服，有投靠朱元璋之意。朱元璋见冯家兄弟举止得体，温文尔雅，早已猜到他们是读书人，便向他们请教取天下的大计。冯国用回答：“书生有六字相告。”朱元璋洗耳恭听，冯国用说：“‘有德昌，有势强。’建康（今南京）虎踞龙蟠，帝王之都，拔而取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听到这番议论后，朱元璋顿开茅塞。自打从军以来，朱元璋接触的都是些莽汉，还没有听见过这样清晰明白、高瞻远瞩的谈话，第一次感到了读书人的高明。此后，他将冯氏兄弟留在了身边，作为他的幕中参谋，为他出谋划策。

    同年，朱元璋得到了两个栋梁之才：李善长和刘基。有了二人的辅助，朱元璋更是如虎添翼，坚定了统一天下的决心。

    1355年，韩林儿在起义军领袖刘福通的拥护下在亳州称帝，号小明王，定国号为大宋，改元龙凤。就在这一年，郭子兴去世。朱元璋统率了他的部队后，又被韩林儿封为左副元帅。随后，朱元璋挥师渡江，破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克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朱元璋占领了集庆（今江苏南京），将其改为应天府。有了应天府这个根据地，再加上刘神通的北伐军这个北方屏障，朱元璋便可以大肆扩张势力范围了。

    在当时，要想顺利扩张领土，必须要兼并其他势力集团。其中，能对朱元璋构成威胁的两大势力主要是陈友谅和张士诚。朱元璋采取了刘基的建议，先攻打野心勃勃的陈友谅，然后再对付相对保守的张士诚。

    龙凤二年（1356年），陈友谅率军欲取池州（今安徽贵池），朱元璋设计斩杀陈军万余，生擒三千，使得陈友谅难以前行。后陈友谅挟徐寿辉进攻太平，攻占了采石，随后杀死徐寿辉自称皇帝，定国号大汉，改年号大义。陈友谅弑君称帝后，派人约张士诚一起进军应天。当时，陈友谅拥有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和江海整等一百多艘大舰和数百条战舸，水师力量是朱元璋的十倍。面对危急形势，朱元璋与刘基商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集中兵力向东北和西线出击，并与刘基一起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设伏歼敌的作战方案。陈友谅果然中计，汉军伤亡严重，并有二万人被俘，巨舰和战舸尽被朱元璋缴获，主力尽失。

    朱元璋从降将张志雄口中得知安庆守将此次倾巢而出，内部空虚，派元帅徐达攻占了安庆（今安徽怀宁县）。不久，朱元璋部将胡大海夺占了信州（今四川奉节县东北）。袁州守将因陈友谅杀害原首领徐寿辉深感不满，献城投降。另外，徐寿辉的其他部下也因不满陈友谅的行为而与之断绝了关系。

    同年七月，陈友谅卷土重来，命张定边夺回了安庆，并派重兵把守。朱元璋暂时放弃安庆，率军攻取了陈友谅的老巢江州（今湖北旧武昌府及江西省地）。夺取江州后，朱元璋乘胜追击，相继攻克了南康（今江西星子）、东流（位于今安徽芜湖境内）、蕲州（今湖北蕲春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抚州（今江西临川县）等地。接着，建昌（今江西南城）守将王溥向朱元璋投降，并派人招降了南丰州（今江西南丰县）、临川等八个县城。就连陈友谅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也派人向朱元璋请降，得到了朱元璋的同意。

    龙凤三年（1357年）正月，朱元璋亲往龙兴受降，并将龙兴路改为洪都府。不久，苦安、龙泉的守将也前来归附。至此，江西各州县和湖北东南一带全都纳入了朱元璋的管辖范围。

    同年四月，邓愈率军入皖南，将徽州名儒朱升推荐给朱元璋。朱元璋接受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在应天积极推行。

    同年十月，常遇春夺取了原属徐寿辉的池州后，与陈友谅发生了冲突。双方为了争夺池州，展开了拉锯战。为了确保应天安全，朱元璋决定攻取安庆。他利用反间计除掉了汉军中英勇善战、威望甚高的安庆守将赵普胜，但仍然没有攻克安庆。

    看情形势 谋定后动

    龙凤八年（1362年）二月，朱元璋返回应天。他指出：“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取友谅，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

    正值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南一决雌雄之际，江北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逆转，红巾军连连失利，形势非常危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朱元璋不得不停止与陈友谅的战事，将精力投向江北。

    当时，刘福通领导的北伐军发生内乱。元军统帅察罕帖木儿抓住这一时机，率军攻下汴梁，刘福通只得保护小明王退守安丰。此后，义军失去多处郡县。

    汴梁失守，山东大部分失陷，这使得朱元璋的北方屏障全线崩溃。朱元璋很清楚，自己在江南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全靠大宋红巾军在北方做掩护。如今局势急变，一旦安庆失守，他就会受到元军的直接进攻。朱元璋认为，凭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元军主力交锋，于是与察罕帖木儿通好“结援”，想以此稳住对方。

    元顺帝得知朱元璋有意和察罕帖木儿通好，决定招降朱元璋。他授予朱元璋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职衔，并派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等前往传达诏令。不久，察罕帖木儿遇刺，其外甥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随后，扩廓帖木儿与元朝另一大将军孛罗帖木儿为争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朱元璋见元军暂时不会南下，而且张昶一行已经到达应天，朱元璋被扣留在元朝的使臣也被送回了应天，于是不再向元朝称臣。

    同年十月，扩廓帖木儿攻克益都（今山东寿光县西北），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孤立。次年二月，张士诚派兵十万助元攻大宋，刘福通率军拼死保卫，不得已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认为安丰失守，应天就失去屏障，于是不顾众人阻拦，亲自出征，命徐达、常遇春为前锋，率军急赴安丰。朱元璋到达安丰时，刘福通已经阵亡。他率军击败元军，为安丰解了围。朱元璋将小明王迎至滁州，为他建造官殿，厚加供养，并用自己的心腹替换掉了小明王的侍从。至此，大宋政权已名存实亡。

    龙凤九年（1363年）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在滁州（今安徽滁县）下谕，封赠朱元璋三代：曾祖父朱九四为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母侯氏为吴国夫人；其父朱五四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母亲陈氏为吴国夫人。从小明王的封赠中不难看出，此时的朱元璋应是大宋政权中书右丞相了。

    四月，陈友谅亲率水陆大军六十万，携带大小家眷及文武百官，顺江而下，直逼洪都（今江西南昌县）。

    洪都位于赣江下游，北接与长江相通的鄱阳湖，西南紧靠赣江，是防御陈友谅的重要据点。陈友谅前番可以夺取此城，完全是借涨潮之时，从船上攀墙而入。朱元璋夺取洪都后，将原城墙拆除，后移三十步筑墙，并特命亲侄子朱文正统领虎将赵德胜、邓愈以及其他诸将镇守洪都。

    四月二十三日，陈友谅率军抵达洪都城下，见城墙远离江面，战船无法靠近，下令用云梯攻城。如此以来，人多的优势便发挥不出来。朱文正利用这一优势率众将奋力抵抗，整整守了八十五天，从士气上压倒了陈友谅，并为朱元璋赢得了反攻时间，为消灭汉军创造了难得的战机。

    七月初六，朱元璋率舟师二十万，统领徐达、常遇春等诸勇将及儒士刘基、陶安、朱升等增援洪都。七月中旬，朱元璋的部队在没有任何阻拦的情况下到达鄱阳湖北口。陈友谅撤洪都之围，转兵东出鄱阳湖。

    七月二十日，两军水师在康郎山（今江西鄱阳湖内廉山）开战。经过近四十天的激战，陈友谅粮草已绝，被困鄱阳湖。八月二十六日，他亲率百余艘战舰突围，与朱元璋在湖口展开生死搏斗。激战中，陈友谅想察看一下外面的战况，谁知刚把头伸出窗外，竟被敦莫一箭射中头部，当场毙命。主帅一死，汉军溃不能战，纷纷投降。

    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正式登上皇位，定国号大明，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同时，他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任命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至此，一个出身农家、横笛牛背的牧童，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汉高祖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布衣皇帝。

    以威立法 不徇私情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开始着手巩固政权。他翻阅历史，发现汉、唐两朝的祸乱都是宦官所为，意识到必须严厉限制宦官的活动。

    一次，朱元璋和几位知己大臣讨论如何防止宦官为害天子后代。朱元璋说：“这种人虽然在宫廷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只能让他们洒水扫地，奔走效劳，而且人数也不能过多。驾驭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知法守法。同时，也不能让他们建立功劳，否则就难于管束了。”

    朱元璋说完后，刘基接话：“陛下吸取历史教训、对宦官严加约束的想法十分可贵，这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但臣以为，陛下的子孙没有经过创业艰难的磨炼，未必能理解陛下的良苦用心。如果能够定下条规，令后世永远遵守，那么各种事情就好办多了。”

    朱元璋听后深表赞同，随即与大臣商讨订下了限制宦官的几条“家法”。

    第一、宦官都不能够读书识字。这样就可以防止其中的奸诈狡猾之徒祸乱政治。

    第二、不许宦官兼外朝的文武职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官品级不许过四品。这样可以使他们永远处于中下级官吏之列，无法掌握大权。

    第三、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宦官有公文往来。如此一来，防止了宦官与外朝相互勾结、内外串通情况的出现。

    朱元璋还觉得不够，又让人铸一块铁牌立在宫中，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朱元璋立法后，并不是把它当作形式，而是严格执行。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一个跟随朱元璋多年的宦官，倚仗自己久侍内廷，有功于朱元璋，便在朱元璋面前言及政事。朱元璋听后大怒，当天就将这个宦官遣返回家，不再录用。朱元璋还就此事教育群臣说：“这些人整天跟随左右，他们的小忠小信，虽然可以取悦君心，但时间久了，就会弄权干政。我所以要遣返这个宦官，就是为了让其他人有个借鉴，避免重蹈覆辙。”

    朱元璋统治的几十年里，当朝的宦官皆小心守法，谨慎行事，这与朱元璋制定的法律制度是分不开的。

    朱元璋不仅对宦官有严格限制，而且对外戚干政的限制也很严格。

    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朱元璋令翰林学士朱升编写《女诫》一书。他告诉臣下说：“要治天下就应以治家为先，而正家的途径应从严格夫妇之间的界限开始。从历史上看，历代不明之君，对后妃恩宠有加，是造成她们骄恣犯法、上下无序的主要原因。而明君却能防患于未然，使她们不会得逞。你们修纂《女诫》，应将古代贤慧后妃的事迹整理出来，也好让后代子孙效仿她们。”

    《女诫》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的事情，宫门之外的事一律不能干预；宫人不许和外边通信，犯者处死；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须选配良家女子，有私进女子的不许接受；外戚只给以高爵厚禄、做地主，不许参与政事等等。一旦有人触犯法制，便要遭受惩罚。

    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朱元璋亲自发布一道圣旨，将自己的女婿欧阳伦处死。

    欧阳伦是朱元璋的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官封驸马都尉，是地道的皇亲国戚。一直以来，欧阳伦倚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婿，经常违法乱纪。最典型的是，他在西北地区从事私茶贩卖，横征暴敛，牟取私利。

    欧阳伦运用手中的权力，每年都要派亲信押运从江浙和四川一带巧取豪夺来的大批茶叶，由陕西一带出境。陕西边境上的各级官吏畏惧他的权势，大开方便之门。后来，欧阳伦私欲膨胀，竟强令陕西一带的地方政府拨出人力来为他运送私茶。

    明朝初年，为加强对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卫和作战能力，明政府派兵戍边。当时，戍边部队所用的马匹主要来自西北游牧民族聚居的地区。这些游牧民族以肉类和奶类为主食，离不开茶叶，但西北地区并不产茶，这就给中原商人制造了赚钱的机会。他们经常偷运私茶到西北地区换取马匹、皮革、金银，再把这些内地极缺的货物运回，从中牟取暴利。

    茶叶走私泛滥造成了茶价降低和马价的大幅度提高，严重地影响了明政府控制的茶、马贸易。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朱元璋发布禁令，严禁私自贩运茶叶，违者一律处死。

    不料，欧阳伦视禁令如儿戏，依然我行我素。同年四月，欧阳伦强迫陕西地方政府从民间征集几十辆大车，满载私茶赶往西北。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赶至兰州河桥时，河桥巡检司的一个小官吏挡住去路。遭到一顿毒打后，桥吏义愤填膺，直接向朱元璋上了一份紧急边报，列举了欧阳伦多年来大规模走私茶叶、欺压地方官吏、多次打伤巡察官吏的事实。

    朱元璋见自己的女婿竟然无视国家法度，十分震怒。毫不犹豫地拿笔做了批示：欧阳伦身为皇亲国戚，竟目无国法，触犯禁令，骚扰地方，殴打官吏，赐死。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兰州河桥吏不避权贵、严格执法、勇于报告的行为给予了嘉奖。六月，在朱元璋派出的专使监视下，欧阳伦被处以死刑。

    在历史上，宦官和外戚干政往往是王朝政治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开朝皇帝的朱元璋能吸取历史教训，严明约束宦官和外戚的法制，并严格执行既定的法制，并不是任何一个皇帝都能做到的。

    兢兢业业 劳碌一生

    朱元璋在即位后的第二天就告诉身边侍臣说：“你们知道创业之初是怎样的困难，但不知道守成将会更加困难。”第三天，他在奉天殿内外大宴群臣时，又专门讲了保持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身担天下国家之重，不可顷刻忘却警畏。”朱元璋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登基以后，凌晨就开始批阅奏章，然后接见大臣，一直忙到深夜。

    元末明初是一个漫长的战争年代，人们转徙流离，或死于饥荒，或亡于战火，到处都呈现着荒凉。同时，元政权垮台后，蒙古贵族虽退居漠北，但仍然保存有一定的势力，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随时准备卷土重来，严重威胁着明朝边疆的安全。在明王朝内部，伴随着新政权的确立，统治集团之间因争权夺利产生的矛盾与日俱增。这一切，都危及着新王朝的统治。

    面对严酷的现实，朱元璋决心在幅员广阔的大明帝国内建立起一套权力高度集中、运转自如的统治政权。于是，他首先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旧制，以建立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制。

    洪武初年的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的建制，仍然设立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在实践中，朱元璋逐渐感到，现行的政治体制潜伏着十分严重的危机。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掌管中书省的丞相统率百官，对政务有专决权力，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容易造成大权旁落。行中书省统管一省军政、民政、财政大权，形成了枝强干弱、地方跋扈的局面。

    朱元璋把行中书省改为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布政司和行中书省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行中书省是中书省的分出机构，布政司则是皇室的派出机构。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布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使臣，负责宣传、执行朝廷的政令，秉承朝廷的意旨。同时，朱元璋在地方设置了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这三个机构合称“三司”，彼此互不统辖，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都直接听命于朝廷的指挥。

    实现了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之后，朱元璋又开始集中精力改革中央政府机构。中书省在中央各机构中位置最重要，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又负有统率百官之责，容易激起相权与君权间的矛盾。明初的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徐达，因与朱元璋一同打江山，遇事时必请示朱元璋，得到朱元璋的首肯后才执行，与朱元璋能够和睦相处。

    但是，相位传至胡惟庸时就不同了。洪武六年（1373年），定远人胡惟庸被晋升为中书省丞相。他是朱元璋建国的第一号功臣李善长的亲戚，深得朱氏的宠信，于是在朝中结党营私，组成了一个淮人官僚集团。他独揽大权，独断专行，对官员升降、生杀之事皆自作主张。刘基曾对朱元璋说：“胡惟庸是一头难驯的小犊，将来会愤辕而破犁。”朱元璋念及李善长，又从内心里欣赏胡惟庸，就没有采纳刘基的意见。这样一来，胡惟庸更是有恃无恐，妄图与朱元璋分庭抗礼，终于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阴谋叛乱。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胡惟庸抄家灭族，并乘机下令废除中书省，声称今后永不再设丞相一职。同时，他提高了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的命令。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裁。

    朱元璋在继废中书、罢丞相之后，对中央监察、审判机构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中央的监察机关在明初为御使台，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贪污舞弊、变乱祖制的，都要随时检举弹劾。这实际上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朱元璋即位时，中央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的卫所军队。他认为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时就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另外，他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任免之权。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将由皇帝决定。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兵部发出调兵命令后，都督府长官才可奉命出为将帅，调军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要交还帅印。这样一来，军权也集中到了皇帝手里。

    经过这番改革，朱元璋把全国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自己手中。他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子孙后代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妄加改变。

    这样一来，朱元璋的皇权确实强化了，但政务也随之繁重起来。过去，政务有丞相协助；现在，他独揽大权，事无巨细，一切事情都要亲自处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殿等殿阁大学士，帮助自己阅读奏章、处理起草文书等。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

    明成祖朱棣——文武兼备的篡位之君

    心有异志 篡位称帝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出生。朱棣出生时，朱元璋正忙于与陈友谅作战，无暇顾及他。朱棣七岁时，朱元璋终于吞并了各方势力，在称帝前才给他取了名字。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被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21岁的朱棣去了朱元璋封给他的藩镇。朱棣容貌奇伟，并且长有漂亮的胡子。他智勇双全，胸怀大略，能够以诚待人、用人不疑。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与晋王一起征讨乃儿不花。晋王因胆怯不敢前进，而他却倍道兼行，俘获了全部敌军。朱元璋大喜，每逢出征时都令他统率诸将，并令他节制边境兵马。由于表现出色，朱棣威名大振。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煖（其父皇太子朱标早逝）即位，是为惠帝。遗诏中要求诸王不准前往京师。朱棣本想从北平赶来奔丧，闻听遗诏后未发。当时诸王拥有重兵，常做违法乱纪之事。惠帝与近臣齐泰、黄子澄商议，打算依次废掉诸王。由于畏惧燕王朱棣的强大实力，于是先从与朱棣交好的周王朱煖身上开刀，想以此来治朱棣的罪。很快，国内告讦四起，湘、代、齐、岷四王都因罪被废。朱棣意识到了危险，于是装出一副精神失常的样子，侥幸没有被废。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朱棣的藩镇发生事变。惠帝下诏责怪他，并派人前往其府邸召其入朝，朱棣以病重为由回绝。见惠帝要置自己于死地，朱棣立即与僧道衍密谋，决定先发制人。七月，朱棣设伏兵杀掉了负责守卫王宫的布政使张煖后立即上书指明齐泰、黄子澄二人为奸臣，并以《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为由举兵。随后，朱棣自设官属，称其师为“靖难”。

    当时，都督宋忠奉惠帝之命以三万边兵屯守开平，与分别屯守临清和山海关的都督徐凯和耿煖形成犄角之势，共同防备朱棣。在张煖、谢贵密谋擒拿朱棣的同时，宋忠已经率兵赶往北平。不料，还未抵达北平，朱棣大军已经攻占了居庸关。宋忠无奈，只好退守怀来。朱棣考虑到宋忠一定会竭力夺回居庸关，于是率领八千精兵，轻装兼道赶至怀来。当时，宋忠为了让来自北平的一些将士奋力作战，于是对他们谎称：“（你们的）家属并为燕屠灭，盍努力复仇报国恩。”朱棣查知此事后，急忙以这些将士的家人为前锋，以此打乱了宋忠的计划。这些将士见到自己的家人后大喜：“我家固亡（无）恙，宋总兵欺我。”随后便毫无斗志。接着，朱棣率军大破宋忠军队，宋忠被杀。首次大战告捷，朱棣声势大振，临近的守军先后变节，纷纷向其投降。

    惠帝见开平防线已经被攻破，立即以65岁的元功宿将耿炳文为大将军，令其与副将军李坚、宁忠率军十三万北伐朱棣。八月，耿炳文军抵达真定，分营驻守滹沱河南北。当时，都督徐凯驻军河间，潘忠、杨松驻守煖州，另有先锋九千人驻守雄县。中秋之日，朱棣乘敌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进行偷袭，歼灭了耿炳文的九千先锋军。随后，朱棣在水中设伏兵，将前来救援的潘忠、杨松擒获。接着，朱棣从降将口中得知耿炳文军的虚实，采用奇袭大败敌军。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的耿炳文处变不惊，立即下令退守真定城。朱棣虽然给耿炳文造成重创，但耿炳文仍然有十万大军。再加上耿炳文擅长守城，擅长野战的燕骑兵要想攻破城池谈何容易。朱棣深知这一点，围城三日后便撤兵。惠帝本可以借助耿炳文来对付朱棣，然而此时的他急于求成，竟然在此关键时刻以赵括式的李景隆替换耿炳文，使得朱棣喜出望外。

    李景隆只会纸上谈兵，结果屡战屡败，燕兵壮大得极为迅猛。惠帝见燕兵屡屡取胜，遂心生畏惧，通过罢免谋臣的措施希望朱棣罢战息兵。然而此时的朱棣毫无收手的念头，并于建文二年（1400年）在白沟河大败李景隆的60万大军。此后，朱棣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经过长达三年的征战，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彻底击败惠帝的军队，并在奉天殿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文治出色 暴虐毕露

    成祖即位后，采取了减免租税、诛杀奸臣、奖赏忠臣、恢复诸王爵号、复用前朝被斥官员等措施来安定内外，并于次年改元永乐。

    在文治方面，成祖表现出色。自永乐元年（1403年）始，包罗百科、规模宏大的巨著《永乐大典》历经四年半的时间终于问世，直至今天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自永乐三年（1405年）始，“三保太监”郑和先后六下西洋，促进了明朝与海外数十个国家的友好往来，同时促进了中国航海业的发展。另外，自永乐十五年（1417年）始，成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北平修建皇宫，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于此。

    成祖因出色的文治名垂史册的同时，因暴虐而给他原本完美的形象染上了污点。

    惠帝谋臣黄子澄、齐泰二人力主削藩，成祖对他们非常愤恨。称帝后，他以磔邢处死了黄子澄，并将其族人全部斩杀，将其姻党全部迁外戍边。齐泰身为同谋，同样难脱干系，被成祖杀掉。

    成祖发兵北平时，姚广孝恳求他放过侍讲学士方孝孺：“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答应了他，并履行了承诺。称帝前，成祖令其至起草诏书。方孝孺悲恸不已，放声大哭，响彻殿陛。成祖安慰道：“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问道：“成王安在？”成祖回答：“彼自焚死。”方孝孺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回答：“国赖长君。”方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再答：“此朕家事。”随后，成祖环顾了左右的授笔札，并说道：“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将笔扔在地上，边哭边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大怒，将其处以磔刑。

    御史大夫景清为人倜傥且崇尚大节，因才华出众而受到成祖宠爱。成祖攻破南京后杀害了众多大臣，景清对其行为感到不满，遂与方孝孺等人密谋殉国之事。一日早朝，景清身穿绯衣怀刃而入。成祖对其早有防范，早朝上又见唯独他一人身穿绯衣，于是疑心更重，结果从他身上搜出了凶器。成祖诘责景清，景清愤愤而起道：“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大怒，同样将其磔杀。不仅如此，成祖还向其家族乡邻问罪，被称为“瓜蔓抄”，很多无辜百姓含冤而死。

    在即位后的十几年中，成祖几乎没有停止过杀戮。与此同时，成祖也在积极防御蒙古部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在第五次亲征漠北的途中病逝，享年65岁。

    明宣宗朱瞻基——英年早逝的太平天子

    天性聪慧 顺利登基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仁宗长子朱瞻基出生。朱瞻基出生前的那天晚上，其祖父成祖梦见太祖对他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满月后，成祖看着朱瞻基说：“儿英气溢面，符吾梦矣。”长大后，朱瞻基酷爱读书，从而具备了杰出的智慧和学识。

    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远征沙漠之地，命朱瞻基留守北京。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13岁的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此后，成祖无论是巡幸还是征讨，都将他带在身边。学士胡广等人曾奉命到军中为朱瞻基讲论经史，发现他是个奇才，数次对仁宗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仁宗即皇帝位后，立他为皇太子。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南京屡次发生地震，仁宗令朱瞻基前往居守。五月，仁宗身体不适，将其召还。六月，仁宗病逝，28岁的朱瞻基奉遗诏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宣德元年。

    平叛立威 创造盛世

    宣宗即位后就遇到了麻烦，然而智慧与经验并存的他却能当机立断，成功平定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在国内树立了威信，为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汉王朱高煦是成祖朱棣第二子，也就是宣宗的伯父。此人生性凶悍，厌恶学习，并且言词轻佻，太祖朱元璋对其有不满情绪。太祖去世后，惠帝即位。惠帝即位不久，成祖起兵叛乱。朱高煦虽然个性顽劣，但却骁勇善战，在随成祖征战期间屡立战功，并数次为成祖解围，从而得到了成祖的褒奖。朱高煦因此非常自负，恃功骄恣，多有不法行为。

    成祖即皇帝位后，令朱高煦率兵前往开平防备边疆。朝中商议立储之事时，与朱高煦交好的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等人提议以朱高煦为嫡。成祖考虑到仁宗为人仁贤且为太祖所立，而朱高煦过失颇多，最终于永乐二年（1404年）立仁宗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以云南为其封国。朱高煦满腹牢骚：“我何罪！斥万里。”见其不愿意动身去封国，成祖也不再勉强。随后，朱高煦开始在朝中培植势力。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成祖为其改封青州，朱高煦仍然不愿意离京。成祖对其产生了怀疑，下敕道：“既受煖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然而朱高煦置若罔闻，继续待在宫中。不仅如此，他还私自从宫中各卫中挑选健士，并募兵三千，不受兵部节制。朱高煦目无法纪，纵使手下大肆劫掠，并且僭用乘舆器物。成祖听说后大怒，要将他废为庶人，幸亏有仁宗为其求情。不久，他被贬至乐安。仁宗一向仁厚，即位后对朱高煦更加厚待。然而朱高煦并不领情，一心想夺权篡位。

    仁宗死后，朱高煦本想在途中拦截从南京赶来奔丧的宣宗，因准备不及时而未能得逞。随后他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处处为国为民着想，骗得了宣宗的信任。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举起了反旗。宣宗经过查实后，开始与群臣商议平叛之事。英国公张辅奏道：“高煦素懦，愿假臣兵二万，擒献阙下。”宣宗拒绝说：“卿诚足擒贼，顾朕初即位，小人或怀二心，不亲行，不足安反侧。”遂御驾亲征。途中，宣宗向从臣询问朱高煦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有人说朱高煦会先取济南作为巢窟，有人说他会引兵南下，宣宗却说道：“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闻大军至，亦不暇攻。护卫军家乐安，必内顾，不肯径趋南京。高煦外夸诈，内实怯，临事狐疑不能断。今敢反者，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不能亲征耳。今闻朕行，已胆落，敢出战乎？至即擒矣。”接着，宣宗采用怀柔政策招降朱高煦及其部众。见朱高煦不降，宣宗仍然按兵不动，再次敕谕朱高煦。朱高煦见兵临城下，并且城中很多人要将他执献给宣宗，遂出城请罪。很快，其余党全部落网。

    当时，成祖第三子、宣宗叔父赵王朱高燧也有反意。宣宗擒拿高煦返京途中，前来迎驾的尚书陈山说：“赵王与高煦共谋逆久矣，宜移兵彰德，擒赵王。否则赵王反侧不自安，异日复劳圣虑。”宣宗犹豫不决。后来，尚书陈山、蹇义、夏原吉再次请求擒拿赵王，宣宗仍然不忍心：“先帝友爱二叔甚。汉王自绝于天，朕不敢赦。赵王反形未著，朕不忍负先帝也。”后来，宣宗兵不血刃，使得赵王主动交出兵权，彻底解除了藩镇对其皇位的威胁。

    消除皇位威胁后，宣宗开始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他重用贤臣，唯才是举，使得吏治清明，国运昌盛。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乐于被其所用。在这几位股肱之臣的相互配合下，明朝很快迎来了一个盛世。另外，宣宗本人以仁治国，处处为民着想，受到了国民的爱戴。

    宣德九年（1434年）冬，宣宗一病不起；次年年初，38岁的宣宗病逝。

    明英宗朱祁镇——好大喜功、无才无德的短命天子

    年幼无知 宦官当道

    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长子朱祁镇出生。四个月后，朱祁镇便被立为皇太子。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驾崩，9岁的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次年为正统元年。英宗的即位，成为了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由于英宗年幼无知，朝中大权仍掌握在太皇太后和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累朝元老重臣手中。然而，明朝并没有太平。太祖时，中官不得干预朝政。成祖即位后，破坏了明朝祖制，中官逐渐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但一旦犯法就会被处以极刑。英宗即位后，中官王振逐渐坐大。由于他曾经在东宫伺候过英宗，再加上他的狡黠，很快受到了英宗的宠信。他诱导英宗用重刑来统御朝臣，以防大臣欺蔽皇帝的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中不断有人被下狱，王振乘机招揽权力。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当时杨荣已死，杨士奇因家事而退隐不出，杨溥年老多病，而新阁臣马愉、曹鼐权势轻微。在这种情况下，王振变得飞扬跋扈，难以控制。他大兴土木、挑起战火、公报私仇、欺下瞒上，然而此时的英宗对其却不断褒美。英宗不分黑白，混淆是非，最终玩火自焚，尝尽苦果。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因在贸易中削减蒙古马价一事引起了蒙古首领也先的不满。随后，也先大举入寇明朝。英宗不顾众臣劝谏，在王振的唆使下御驾亲征。土木堡一战，王振被乱军所杀，而英宗则成为了阶下囚。

    虽得复辟 但无功绩

    英宗被俘后，其弟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是为代宗。代宗即位后，英宗被尊为太上皇。景泰元年（1450年），廷臣朝毕后相互道贺，唯有鸿胪寺卿杨善流涕道：“上皇在何所，而我曹自相贺乎！”在杨善的巧妙斡旋下，英宗才被放归。

    英宗回到明朝后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在南宫度过了七年的幽禁岁月。景泰八年（1457年），石亨乘代宗病重之际与张煖、曹吉祥等人迎立英宗。英宗复辟成功后，石亨因功受赏，其家族被加官进爵者多达五十余人。另外，还有四千多人因此次“夺门”之功而得到官职。在这种趋势下，两京大臣被斥逐殆尽。石亨权倾朝野，大肆党同伐异，很快掌握了朝中大权。英宗虽然对其渐生恨意，但却不知所措。

    天顺三年（1459年）秋，石亨的侄子石彪想谋求镇守大同的职位。石亨认为如此以来有助于自己扩大权势，遂令千户杨斌等人一起奏保此事。英宗对扬斌等人严加拷问，查得实情后将石彪下狱。很快，石亨也被牵连进来，并最终被禁止参与朝政。同时，通过石亨得到官位的人全部被罢黜，朝中顿时变得清明起来。然而，不待英宗睡个安稳觉，曹吉祥又发动了政变。

    曹吉祥先是依附王振，后来与石亨交好，因帮助英宗复辟有功而与石亨权势相当，被人们并称为“曹石”。石亨、石彪叔侄二人死后，曹吉祥感受到了威胁，索性举兵叛乱，最后同样难逃死罪。

    在王振、石亨、曹吉祥的先后掌权下，明朝国运日益衰弱。忙于维护皇权的英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来关心民生，在碌碌无为中于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去世，时年38岁。

    明世宗朱厚熜——治国无能、善于享乐的昏庸之君

    因私忘公 亲佞斥贤

    正德元年（1506年），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孝宗朱祐樘之弟、武宗朱厚照之叔父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出生。亲王朱祐杬不仅“嗜诗书，绝珍玩，不畜女乐，非公宴不设牲醴”，而且爱民如子，深受孝宗器重。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祐杬去世，其世子14岁的朱厚熜袭其亲王爵位，拥有了作为亲王的诸多特权。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朱厚照病逝。武宗虽然风流不羁，但却无子嗣。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首辅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不得不将选择皇位继承人作为重中之重。群臣商议立储时，杨廷和拿出《皇明祖训》以示众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朱祐杬）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等人一致赞同。很快，中官捧着遗诏和太后懿旨向群臣宣谕迎立朱厚熜为皇太子。

    武宗在位时，有两处玩乐的地方：豹房和宣府。除了乐妓、和尚、稀世珍宝外，武宗还在这两处收养了很多义子。这些义子在武宗的庇护和宠爱下，权势发展得极为迅速。此时的杨廷和临危受命，尽心竭力地正本清源。他用遗诏抽调各营士兵分守皇城四门、京城九门以及南北要害，同时用遗命解散在宣府组建的威武营团练，并通过赏赐将武宗义子、边将江彬调入宫中入卫的边兵全部遣归各镇。解除了这些军事势力后，杨廷和又将哈密、土鲁番等各地贡使遣送还国，将豹房中的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等违反明朝祖制的种种现象统统罢遣，释放南京被逮的囚犯，放归各地进献的女子，停修京城中可以缓解的工务，将宣府行宫中的所有金宝收入内库，朝中内外顿时充满了喜悦的气象。拥有重兵的平虏伯江彬知道天下人都对他不满，遂心不自安。其党羽都督佥事李琮尤为人狠毒狡黠，劝江彬寻找时机聚集家众谋反，一旦失败就向北方塞外逃奔，江彬犹豫不决。杨廷和毫不手软，与同官蒋冕、毛纪和司礼中官温祥合谋除掉了江彬。可以说，如果没有杨廷和的鞠躬尽瘁，就没有朱厚熜的皇帝生涯。

    杨廷和在总揽朝政近四十日之后，16岁的朱厚熜入京师即皇帝位，是为世宗。杨廷和功不可没，被加封为左柱国。此后，杨廷和继续对明朝政府忠心耿耿。有人认为杨廷和太过专权，但杨廷和认为世宗虽然正值冲年，但生性英明敏锐，于是无论针对何事都会据理力争，没有担心会引起世宗的猜忌。当时，钱宁、江彬这两位最受武宗宠爱的义子虽然被诛杀，但下狱的张锐、张忠、于经等人迟迟未被处决。杨廷和与一些大臣进言：“不诛此曹，则国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庙之灵不安，万姓之心不服，祸乱之机未息，太平之治未臻。”世宗遂将这些乱臣贼子的资产全部没收。此后，杨廷和上疏陈请“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其言辞中肯切实，都被批准。

    世宗虽然年幼，但并不是一个愿意妥协的人。按照礼制，世宗要想即皇帝位，必须过继给孝宗。这样以来，他就要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叔父、叔母。在这个问题上，世宗与朝中大臣发生了持续的争执。世宗先是妥协，接着便公开与朝臣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父母尊称中先是去掉了“叔”字，被称为“兴献帝”和“兴国太后”。世宗并不满足，于嘉靖元年（1522年）冬要尊其父母为“兴献皇帝”和“兴国皇太后”，杨廷和、毛澄等人极力反对。特别是毛澄，干脆辞去礼部尚书之职。

    在这期间，朝廷内部出现了两个对立派，一派以杨廷和、毛澄为首，一派以张璁、桂萼为首。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世宗与杨廷和一派达成妥协：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加称“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这场风波本该过去，但心术不正的张璁、桂萼等人为了彻底挤垮杨廷和派，再次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矛盾。此时，毛澄、杨廷和等人要么去世，要么离京，张璁、桂萼的上疏使得世宗喜上眉梢。同年七月，朝中宣谕去掉世宗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九月，下诏尊称孝宗为“皇伯考”，称献皇帝为“皇考”。为了维护明朝礼制，士大夫纷纷反对，要么辞职，要么跪哭太祖和孝宗，不过并没有改变世宗的念头。很多正直官员要么被处死，要么被革职，要么被贬谪到边疆，张璁、桂萼等人迅速在朝中得势。

    昏聩无能 国运不济

    虽然明朝在天顺年间曾出现衰落景象，但后来在孝宗的英明治理下出现了中兴盛世。武宗即位后虽然迷恋酒色，时有荒诞不经的举动，但却能够以大局为重，仍然维持着明朝的兴旺与安稳。世宗从先祖手中接过来的是一片大好河山，但经过他近半个世纪的折腾后，明朝的兴盛已经毫无踪迹，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局面。

    尽管杨廷和殚精竭虑，但刻薄寡恩的世宗丝毫不懂得感激和珍惜。随着忠臣的被疏远，大明王朝充满着黑暗和腐败。张璁因议礼得势，严嵩因青词受宠。在这类“人才”的治理下，要想有一个清明的政治从何说起！另外，世宗崇尚道教，道士邵元节、陶仲文因此受宠。在世宗对健身、长生的渴望下，无数的民间女子被选入宫中作为炼丹的原料。然而，世宗采用斋蘸、丹药以及房中术等方法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在嘉靖四十（1565年）染上重病。次年冬初，世宗病逝。

    明思宗朱由俭——煤山遗恨的明朝末代君王

    不堪重负 国破家亡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光宗朱常洛第五子、熹宗朱由校之弟朱由俭出生。天启二年（1622年），13岁的朱由俭被熹宗封为信王。天启六年（1626年），朱由俭前往信王府邸居住。次年八月，比朱由俭仅大5岁的熹宗病逝。熹宗临死前没有子嗣，兄弟也只剩下朱由俭一人。如此以来，熹宗便将他视为唯一的继承人。朱由俭在良师的指导下不仅有着端正的品行，而且擅长书法、弹琴等，在朝臣中的口碑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朱由俭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帝宝座。朱由俭即位后，是为思宗。

    光宗的悲惨命运和熹宗的英年早逝在给思宗带来创伤的同时，也使他养成了谨慎和警惕的习惯。谨慎和警惕使他成功铲除了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体现出了他的英明果敢。

    天启年间，魏忠贤逐渐专权。至天启六年（1626年），朝内朝外大权由魏忠贤一人独揽。内廷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等三十多位宦官是他的死党，外廷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五虎”）五位文官为他出谋划策，还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彪”）为其铲除异党。另外，“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都是为他卖命的。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他遍置死党。

    思宗对魏忠贤的恶行了如指掌，魏忠贤渐渐感到了危险。杨所修、杨维垣、陆澄原、钱元悫、史躬盛见新主刚立，不愿意继续韬光养晦，将矛头指向了魏忠贤及其党羽。思宗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并没有作出任何举动。接着，一位名叫钱嘉徵的贡生弹劾魏忠贤，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煖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和通关节。思宗收到上疏后召来魏忠贤，然后令内侍阅读。魏忠贤非常害怕，向其赌友、原信王府内的太监徐应元求救。思宗得知此事后，将徐应元罢黜。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思宗将魏忠贤贬至凤阳。思宗见其虽然被贬仍然大有排场，不待其赶往凤阳就下令逮治他。魏忠贤闻讯后惶恐不已，结果畏罪自缢。除掉魏忠贤后，思宗又下诏笞杀了熹宗的乳母客氏这个不安分且歹毒的女人。

    崇祯二年（1629年），思宗命令大学士韩煖等人了结阉党逆案，魏忠贤党的残余势力很快被剿灭。然而，就在这一年，山海关外的满洲人开始进攻明朝。此时的思宗没有因谨慎和警惕化解危机，反而因过度谨慎和警惕而犯了猜疑的毛病。满洲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利用反间计使得思宗错杀了令满洲人感到畏惧、战功赫赫的袁崇焕，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正在思宗为抵抗满洲人忙得焦头烂额时，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延安府米脂人李自成率领当地饥民起义，于崇祯九年（1636年）被推为闯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建国大顺。此后，天顺军继续攻打明军，很快逼近明都北平。

    思宗拒绝投降，李自成下达全面进攻的命令，天顺军于当晚攻破广宁门（广安门）。接着，德胜门、阜成门、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均被攻破。思宗知道大势已去，匆忙来到煤山（今景山）上俯瞰，见整个北京城已经是“烽火彻天”，顿时觉得王朝末日来临。徘徊许久后，他回到乾清宫，然后秘密招来太子、永王、定王这三个儿子，嘱咐一番后命人保护他们秘密外逃。不久，皇后与他诀别后自缢。他几近崩溃，用宝剑杀死幼女昭仁公主，并砍伤了长女乐安公主。

    三月十九日凌晨，思宗“鸣钟集百官，无至者”。心腹太监王承恩劝崇祯乘天不明逃出京城，怎奈各城门均有天顺军把守。思宗带着沉重的心情重返皇城，在煤山自缢。思宗之死，宣告明朝彻底灭亡。

    清太祖努尔哈赤——靠13副盔甲起兵的女真英雄

    步步为营 统一女真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奠基人清太祖。

    努尔哈赤是隶属女真族的建州支部左卫部人，他的家族生活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一带，是建州部中的贵族世家。

    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在元朝末年曾担任万户府万户之职，直至元朝灭亡。元朝灭亡后，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在明朝建立后三十余年的时间内，猛哥帖木尔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永乐三年（1405年），猛哥帖木尔接受了明成祖朱棣的招抚，被明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因立下功绩被升为右都督，于宣德八年（1433）遇刺身亡。猛哥帖木尔死后，他的儿子，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先后担任指挥使、右都督之职，后因多次劫掠辽东人畜触怒了明朝朝廷，遭到斩杀。董山死后，他的儿子和孙子先后袭其职位，继续掌管建州左卫。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篇古是五世祖董山的第三子，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三世祖福满的第四子。

    在觉昌安以前，努尔哈赤的家族一直都比较显赫。到了觉昌安时期，努尔哈赤的家族渐渐开始没落。与祖辈相比，觉昌安的官职要低得多，他在明朝担任明都指挥使一职，同时是建州左卫支部的一个小小的酋长。

    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有三个妻子，喜塔喇氏是他的生母。幼年时候的努尔哈赤过着幸福的生活，总是无忧无虑。努尔哈赤10岁的时候，生母喜塔喇氏不幸逝世，失去了母亲的宠爱和照顾，努尔哈赤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为了能够养活自己，它必须要用自己的双手挣钱。在这段时期内，努尔哈赤尝尽了苦头。他挖过人参，采过蘑菇和松子，摘过榛子，然后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卖掉。当时他常去的集市是抚顺马市，那里的汉人比较多。在与汉人交往的过程中，努尔哈赤不仅能够说汉语，而且还能够认识一些汉字。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生活了几个年头。

    明万历元年（157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见自己势单力薄，官低位卑，于是依附了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15岁的努尔哈赤也随家人前往。王杲有“强酋”之称，由于树大招风，再加上他多次侵扰明朝边境，很快遭到了明朝的围剿。明朝大军赶来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为求自保，主动给明军引路，从而加速了王杲部的灭亡。

    在明军围剿王杲期间，努尔哈赤遇到了明军统帅李成梁。他的聪明乖巧给李成梁留下了好印象，随后做了李成梁的书童。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努尔哈赤从小勤习武、学骑射，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在后来的随军作战中，努尔哈赤的能力得到凸显，深受李成梁的赏识。不过，努尔哈赤并不愿意一直待在军中。

    明万历五年（1577年），努尔哈赤回家成亲，终于脱离了李成梁的军队。在以后的几年里，努尔哈赤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经过这段时间的闯荡，他对女真各部落和中原地区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为以后统一女真、逐鹿中原埋好了伏笔。

    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死后，他的舅舅阿台逃生后开始积蓄力量，以便为父报仇。经过数年的蓄势后，阿台成为了古勒城城主，屡犯明朝边境。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朝再次派大军讨伐，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本想再次替明军出力，不料竟被误杀。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成为了一个25岁的小伙子。面对强大的明朝，努尔哈赤是没有能力为祖父和父亲报仇的。为了能够获得暂时的慰藉，他将祖父和父亲被杀的责任推加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身上，上奏称明兵是在其指使下杀害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希望驻守边境的明朝大臣帮他上传奏章。努尔哈赤的这种做法不免有些天真，因为此时的尼堪外兰除了是图伦城的城主外，还在明朝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一职。明朝边臣不仅没有理会努尔哈赤，还要在建州为尼堪外兰建立一个“满洲国”，立他为国主。努尔哈赤此时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纷纷归附了尼堪外兰，甚至包括他的亲人和族人。

    努尔哈赤并没有妥协，面对尼堪外兰的招抚，他更是怒不可遏。他拾起祖父和父亲遗留的十三副铠甲，带领数十名部众，怀着仇恨和怒火冲向图伦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努尔哈赤虽然势单力薄，但他矢志不移，终于攻破了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跑，最后逃至鹅尔浑。随后，努尔哈赤攻下了兆佳城、马儿墩寨，击败界凡、萨尔浒、东佳、巴尔达四路联军，不久又征服了浑河部的播一混寨和哲陈部的托漠河城。这时，努尔哈赤打听到了仇人尼堪外兰的下落，将其斩杀。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的东南部修建赫图阿拉城，自立为王。称王后，努尔哈赤一方面制定各种礼仪来显示王者的尊贵，一方面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来保证后方的稳固和安定。次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哲陈部。随后，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部先后被努尔哈赤吞并或消灭。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努尔哈赤几乎统一了女真各部。

    改制称帝 壮志未酬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努尔哈赤以“女真国建州卫”的身份自居，十年后又自称为建州王或建州国汗。

    当时，女真族人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在向女真各部发布政令时，要用蒙古文书写，然后再翻译成女真语言。文字与语言的不统一不仅给女真族内部的交往带来麻烦，而且影响到女真族与明朝和朝鲜的交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努尔哈赤派人创建了文字，这就是以后的满文。文字的发明促进了女真内部以及女真与外部之间的交流沟通，为努尔哈赤的统治提供了便利。

    在军队编制上，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是在原有黄、白、红、蓝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四旗而形成的。

    八旗的编制单位有旗、甲喇和牛录。其中，每牛录有300人，每甲喇有5牛录，每旗有5甲喇。每牛录中设立7位将领：1位额真、2位代子和4位章京。每甲喇中设1位额真，每旗中设2位额真：1位固山额真和2位梅勒额真。

    八旗制度建立后，在努尔哈赤统治下的所有的女真人、蒙古人和汉人都必须加入各旗，服从统一管理。所有人必须使用女真族创建的语言文字，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法规，后来的清朝男子留辫子的现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除了统一语言和管理外，努尔哈赤还非常注意发展女真族人的经济。他因地制宜，在管辖范围内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此外，他还鼓励本族人与汉族人进行贸易上的往来，换取女真人需要的生活用品。

    在努尔哈赤的统治下，女真族发展得极为迅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58岁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召开女真族部落大会，宣布建国“后金”，建元天命，努尔哈赤本人被尊为“覆育列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即大汗位后，封了四个贝勒：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弟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和第八子皇太极。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选任了五大臣：费英东、何和里、额亦都、安费扬和扈尔汉。努尔哈赤死后，他们成为了后金的政权核心。

    天命三年（1618年）春，努尔哈赤认为攻打明朝的时机已到，遂整顿军队，向抚顺进发。在发兵前，努尔哈赤在众将士面前宣读了女真族对明朝的“七大恨”，以此来激起将士对明朝的仇视和与明朝作战到底的斗志。努尔哈赤列举的“七大恨”包括：其一，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与明朝毫无瓜葛，结果竟无缘无故被明人杀害；其二，明朝本与他有约在先，双方各守其界互不干涉，但明朝违约背誓，在他与叶赫争斗时“遣兵出边”，支援叶赫部；其三，明人越界抢夺女真财物，他依照盟约捕杀，明朝混淆事实，反而诬陷他擅杀，并将女真使臣扣押，逼他斩杀本部人10名；其四，叶赫本将其女许配给他和他的儿子，在明朝的支持下竟将其女“转嫁蒙古”；其五，明朝派兵驱逐本属他部统管土地上的女真人，使得他们不能种田、收获；其六，他依照天意去征讨叶赫，明朝皇帝却不辨是非，听信叶赫谗言，通过书函辱骂他；其七，明朝逼他交出已被他吞并的哈达地区，不料却成为了叶赫的地盘。

    同年四月，努尔哈赤采用里应外合之计轻松攻占抚顺，并将引兵来救的明辽东总兵张承胤所率部众全部歼灭，收获颇丰。随后，努尔哈赤将已降的抚顺守将李永芳提拔为副将，并将孙女嫁给他，然后令其继续统管抚顺。

    努尔哈赤的进攻震惊了沉睡中的明朝，明廷立即四处调兵准备讨伐建州。为了鼓励将士斗志，明廷用重金和授官来赏赐有军功者。在这段时间内，努尔哈赤继续攻城略地，先后攻下十余堡并智取了清河城。此时，明朝并没有立即反击，而是与努尔哈赤言和，由于不能接受努尔哈赤提出的条件，遂罢和宣战。

    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明廷集兵十万，备齐粮草辎重后便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推进。努尔哈赤闻讯后并没有被明军的强大攻势所吓倒，立即谋划应敌策略，最终在仅仅5天的时间内击溃明军。由于敌众我寡，努尔哈赤将各屯寨的士卒都集中起来统一作战。布置好南路和东路的防御工作后，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攻打从西向进军的明军主力杜松部。努尔哈赤知道浑河下游是明军必经之路，于是令人在浑河上游堵塞河流，然后在浑河下游的山林深处设下埋伏，静待杜松部的到来。杜松率军至此后，令士卒渡水过河。明军大多入水后，后金军决堤放水，明军淹死者不计其数。明军刚窘迫上岸，山林中的后金伏兵一跃而起，杀得明军手足无措，杜松在混战中被杀。随后，在努尔哈赤的灵活指挥下，后金军又击溃了明军的北路军和东路军。与明军协同作战的朝鲜军元帅姜弘立见后金军锐不可当，索性投靠了后金。努尔哈赤领导的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便是清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次战役中，明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上至总兵、道臣，下至千总、把总，共损失官员三百余人；损失士卒多达四万五千余人，马骡、骆驼，火器、枪炮等皆数以万计。与此同时，后金的实力得到大大增强，已经具备了与明廷抗衡的能力。不仅如此，双方在斗志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后金军愈战愈勇，而明军则士气低落，毫无斗志。

    随后，后金军势如破竹，一路摧枯拉朽，先后攻克了开原、铁岭等地，一步步吞噬着明朝的版图。努尔哈赤每攻克一处后，立即通过各种有力措施进行安抚，以保证后方根据地的稳固。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有意与建州西的蒙古和交好，以便集中精力攻打明廷。

    早在努尔哈赤致力于统治女真各部时，明朝便开始用重金收买蒙古，欲与蒙古对努尔哈赤进行前后夹击。在这期间，努尔哈赤不断通过和亲的方式来促进双方的结盟。然而，蒙古各部经不起财物的诱惑，逐渐与后金对立，不时对后金采取偷袭行动。萨尔浒之战后，明朝更加注重运用蒙古的势力来对抗后金。努尔哈赤攻占铁岭后，擒获了援助明军的众多蒙古首领。这些首领多是蒙古部中的贝勒、台吉，是蒙古部的权力核心。努尔哈赤对他们非常优待，然后通过一些手段与蒙古结成了作战联盟。

    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开始采用明朝的官僚制度封官授爵。这样以来，八旗军以前的官职发生了转变，固山额真改称总兵，梅勒额真改称副将，甲喇额真改称参将、游击，牛录额真则改称备御。努尔哈赤还规定，这些官职可以世代沿袭，更加加强了各级军官为后金效力的决心。除了改革观疗制度外，努尔哈赤还推行了很多其它有利于后金发展的措施，如亲自审理诉讼案件、派人煮盐等。

    九月，后金皇族内部发生纠纷。硕讬贝勒和斋桑古贝勒打算投靠明朝，努尔哈赤察觉后立即派军阻拦，将他们二人拘禁。努尔哈赤后来了解到这两位贝勒只是因为分别对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心生厌恨遂口不择言，根本没有反叛之心。经过一番调查后，努尔哈赤认为代善责无旁贷，遂取消了大贝勒代善的太子身份，然后设立了八位和硕额真，要求这八位和硕额真共同执政，一旦其中有人扰乱政务，其它额真共同征讨，严惩不贷。缓和了皇族内部的矛盾后，努尔哈赤又着手缓和身为奴隶主的八旗人和身为奴隶的阿哈人之间的矛盾，令各家主不要再虐待阿哈，供给他们必须的生活用品，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经过各方面的调整后，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春再次向明廷宣战。沈阳城城郭坚固，陷阱、壕沟、栅栏、火炮等防御工事一应俱全，明守军完全可以固守城池，以逸待劳。然而，沈阳守将因轻敌而出城迎战，被后金军打得落花流水。努尔哈赤攻下沈阳后，不久又用计攻下了辽阳。随后，在努尔哈赤的诱降下，海州、镇江、汤站、长静、三河、威远、草河、平虏、懿路、鞍山等地的军民纷纷来降，辽西地区的绝大部分地区被后金吞并。同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天命七年（1622年），后金军再次出征，激战数日后攻下了辽东重镇广宁。随后，辽东四十多个城的官民纷纷投降。

    以后的几年内，努尔哈赤没有急于扩张，而是忙于治理广袤的辽西、辽东地区和镇压当地的各种反抗势力。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于次年再次引兵伐明。

    后金军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轻松占领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松山、塔山等地，直逼宁远城。宁远城守将袁崇焕誓不投降，借助有利地形与城中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抵抗后金军的凶猛攻势。努尔哈赤首遇强敌，于是全力攻城，后见损失惨重且没有胜利的迹象，遂撤军回师。

    天命十一年（1626年）夏，68岁的努尔哈赤突发痈疽，不久便病逝。

    清太宗皇太极——奠定后世兴旺的英明君主

    宝剑锋从磨砺出 初试牛刀锋芒露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出生。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34岁，生母那拉氏18岁。据清代官书记载，太极音同台吉，台吉前有黄、红等颜色覆盖。另外，汉族把皇位继承人叫作皇太子，发音与“皇太极”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皇太极是一个吉利而显贵的名字。

    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深受努尔哈赤恩宠，幼小的皇太极也由此得到努尔哈赤的疼爱。由于家境条件好，皇太极从小就开始接受文化教育。他天资聪慧，善于独立思考，一学就通。正因为这个阶段的学习，使他后来成为了努尔哈赤军中少有的较通文墨的战将。

    皇太极的少年时代正是父亲努尔哈赤驰骋疆场、征服四方的年代，因年龄尚小，他不能随父作战，只能在家里主持家务。不过，要想把家务事打理妥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努尔哈赤拥有众多的妻妾、子女、奴仆、财产，而且当时家事与国事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楚，两者常相互混杂。面对繁杂的家政，皇太极的天赋表现了出来。在没有父亲指点的情况下，他将一切家务都管主持得井井有条，令努尔哈赤感到非常满意。

    不过，皇太极并非命运的宠儿，在12岁时便失去了母爱。

    叶赫那拉氏从结婚到患病、逝世，她婚前所生活的叶赫部与婚后所处的建州部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古勒山一战中，她的堂兄布斋贝勒战死沙场，遗体被努尔哈赤劈作两段，努尔哈赤将其中一段归还给叶赫部。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双方经常交战。那拉氏病危时，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为了满足她的临终愿望，派人去叶赫迎接其生母，遭到了拒绝。

    母亲死后，皇太极所处的环境顿时变得严峻起来。其一，皇太极忙于政务与征战，无瑕照顾他；其二，他有7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其中有5位是福晋所出，而这5位福晋都是建州人，自然不会照顾他，甚至有可能为难他；其三，他还有4位叔父，各个叔父都有自己的大家庭，都能够对他造成威胁。不过，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倒，而是它当成了一块磨刀石，用它打磨出了独立和顽强的性格。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秋，21岁的皇太极首次随父兄出征作战，并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这次对乌拉部的征伐中，努尔哈赤下令四处焚毁敌军粮草，而不与对方直接对抗短。皇太极对此并不理解，努尔哈赤为他解释说：“要放倒大树，不能直接把它扳倒，必须要用斧子一下一下地砍。对付乌拉部这样的强敌，也应该这样。只有剪掉它的羽翼，渐渐消耗它，最后才能灭掉它。”这一策略果然奏效，努尔哈赤在第二年就吞并了乌拉部。皇太极在这次战争中受益匪浅，在以后独自征战时基本上沿用了他父亲的这种作战策略。

    在努尔哈赤的众多战将中，皇太极的兄长褚英显得非常出色。褚英骁勇无比，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努尔哈赤非常赏识他，曾有意培养他为自己的继位人。然而，褚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心胸狭窄，为人傲慢，拥权自重，常欺凌兄弟和群臣。皇太极等人义愤填膺，把情况如实禀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震怒，将褚英监禁，听说他有篡权意图后，又将其处死。

    褚英失势，为年轻的皇太极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冷静机敏的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逐渐受到重用。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设年号为天命。接着，努尔哈赤从众位子侄中选定皇太极、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佐理国家政务。按照规定，四个人按月轮流负责处理机要事务。在处理军机要务期间，皇太极毫不懈怠，积极参与政务、军事的谋划和决策，成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

    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公开向明朝宣战，准备进兵攻打抚顺。皇太极在此次作战中初露锋芒，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他建议努尔哈赤采用里应外合的策略，预先派军卒扮作马贩混进城内，然后在夜间带领大军攻城。努尔哈赤采用了他的计策，轻松地攻下了抚顺城。

    随后，皇太极的才能得到进一步显现，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性格将政务处理得井然有序，不仅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而且在全军树立了很高的声望。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68岁的努尔哈赤去世。诸兄弟子侄经共同协商，一致推举35岁的皇太极即汗位。

    安抚民心 加强集权

    皇太极即位后，改年号为天聪。当时，局势相当混乱。其一，早在努尔哈赤在位时存在的女真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其二，百姓因连年对外战争承受了繁重的兵役负担，对战争充满了恐惧和厌倦，怨言四起；其三，后金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不稳定，充满了勾心斗角。

    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皇太极没有采取父亲努尔哈赤的高压政策，而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冲破旧法度和传统习惯的约束，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实行了全面改革和调整。

    他强调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安抚民众，因为民是国家的根基。为了缓解女真族与汉族间的对立情绪，他把女真族改为满洲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同时，他又颁布法令，宣布满汉平等，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皇太极在位时，努尔哈赤时期的产物奴隶制庄园仍然存在。皇太极规定每个庄园只能拥有8个农奴，其余的汉人则从庄园移居出去，编为民户。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大批汉人农奴重新获得了人身自由。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对逃跑的汉人采用了严厉的惩治措施，规定无论是逃跑还是谋划逃跑，一旦被逮住，一律处死。皇太极却如此规定：以前有私逃的，或是与明朝暗中来往的，一概不予追究；想逃但未行动的，不予治罪；在逃而被捕的人，处死。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又进一步放宽了“逃人法”，不再对逃跑的汉人治罪，但不允许逃到明朝统治地区的汉人返回。

    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下令解放农奴，使他们成为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户，这对后金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努尔哈赤时，汉官从属满洲大臣，一旦病故，其妻子要在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以此为突破口，优待汉官。他规定，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并分配马匹，同时进行赏赐。皇太极量才录用，对汉官中的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高鸿中等这些富有政治经验和管理才能的人授予高官。另外，他表示对自动归降的汉族地方首领封王。这些措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稳固了皇太极的统治基础，安定了辽东汉族人的心。

    皇太极在选拔人才时听取了汉官的建议，于天聪三年（1629年）首次开科取士，参试人员为满、蒙、汉等各族读书人。另外，皇太极下令为奴人员也可参加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余人。他们通过考试被提拔，不仅获得自由，而且被加以重用。在以后的开科中，皇太极吸收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并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这对巩固其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在汉人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皇太极在每次出征前总要详细申明军纪，坚决杜绝八旗军以往烧杀抢掠的行径。他宣布不得杀害降民，不能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允许奸淫妇女，不准践踏禾苗等等。如果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罚。

    皇太极多次训诫惯于征战掠夺、轻视务农的满族贵族，让他们认清耕织生产的重要性。他一再重申“出兵征伐，目的在于掌握土地、人口，以作为立国的根本，并非只为了贪图财物”。皇太极吸取了努尔哈赤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困扰百姓的教训，特别注意珍惜民力，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耕种。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皇太极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第一，对大牲畜实行保护政策，禁止滥杀牛、马、骡、驴。第二，禁止牲畜践踏农田，一旦牲畜闯入农田损坏庄稼，牲畜主人要赔偿损坏的庄稼，同时被追罚银两。为了使护农法令被有效地贯彻执行，皇太极以身作则。每次行军出猎时，他总是吩咐把自己的营帐扎在野外，即便是隆冬也不例外，唯恐惊扰了百姓或毁坏庄稼。

    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生产较快地摆脱了不景气局面，粮食逐渐达到了可以自给的程度。到1639年时，清国一年在酿酒方面的用粮就达数十万石之多。

    皇太极也非常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在他即汗位之前，后金的手工业尚处在萌芽阶段。布匹、铁器、船只等都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大量的物资必须从明朝、朝鲜等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窘境，皇太极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他大力提倡种植棉花，派遣技艺出众的纺织工匠在境内四处推广纺织技术，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在矿业方面，皇太极鼓励开矿冶炼。冶炼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兵器生产，从天聪五年（1631年）开始，后金已能够成批生产极有威力的“红衣大炮”，增强了对明、朝鲜作战的攻势。

    对外扩张作战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后盾，更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实力。皇太极积极扩编八旗，就是要保持雄厚的军事力量，确保对外战争的胜利。

    努尔哈赤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利器是一支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然而满族人口有限，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减员，造成了兵员匮乏。皇太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把蒙古人和汉人也收编在内，在满族八旗之外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经过皇太极10多年的励精图治，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增强，为进一步扩张和统一天下建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也许是为了互相牵制，努尔哈赤晚年制定了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这种政治制度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后金的发展。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在大多数时候彼此间互相掣肘，降低了办事效率。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军政大事由各旗旗主贝勒商议定夺，汗王不能独自决定。皇太极虽然是汗王，但四大贝勒并坐同受朝贺，从而使他缺乏足够的权力。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从即位开始，就积极筹划如何加强君主集权。

    皇太极即汗位不久，就开设了文馆。文馆的职能有二：其一，翻译汉文典籍，进行文化交融；其二，记录本朝政事，协助皇太极处理往来书信及奏章，还可以参政议政。这是皇太极的重大创举。文馆表面上是办事机构，实际上是国家内阁的雏形。

    皇太极一边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另一边优待四小贝勒，对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兄弟更加优待，从而增强了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没过多久，他向每旗派设一名大臣，并赋予参与国政、稽查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报告；同时，扩大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可以参与议政，每旗再增派三名议政大臣，打破了八旗旗主对国政的控制权。这些举措的实施，初步形成了君主集权的模式。

    天聪三年（1629年），他以政事繁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不过，三大贝勒的实力仍不可小觑。于是，皇太极开始依次削弱他们的权势。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舒尔哈齐之子。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他屡立战功，后金立国时被努尔哈赤封为四大贝勒之一。阿敏因其父亲、兄弟皆死于努尔哈赤之手，在内心深处非常仇视努尔哈赤父子。皇太极即位之初，他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皇太极的条件，被皇太极拒绝了。

    天聪元年（1627年），阿敏奉命攻打朝鲜。朝鲜国王已经遣使请和，而他却执意进兵，提出要在朝鲜屯田耕种，并拉拢获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起留下。他的做法显示出了他的自立王国、“出居外藩”的野心。遭到拥戴皇太极的年轻贝勒们的激烈反对后，阿敏的企图再次落空。

    他心有不甘，常违背旨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含沙射影地攻击皇太极，令皇太极难以容忍。

    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阿敏大肆杀降屠民。皇太极忍无可忍，议得其十六项大罪后，免其死罪，革除其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终身幽禁。

    莽古尔泰英勇善战，为统一女真立有汗马功劳，亦被封为四大贝勒之一。不过此人凶暴蛮横，在诸兄弟中并无很高威望。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后金进攻大凌河。在调动各旗兵问题上，他与皇太极发生激烈争执。皇太极指责他违犯军令，他却抗辩皇太极差遣不公，最后竟恼羞成怒，猛地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

    目睹全过程的大贝勒代善气愤地说：“如此悖乱，简直不如去死！”不久，莽古尔泰因“酒醉后御前露刃”罪被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

    同年，皇太极仿效明朝，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一名贝勒负责各部事务。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扩大。由于形势的需要，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由皇太极直接主政。为了便于管理和监督，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但是，皇太极的改革调整还是有限的，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与汗王并坐受朝贺。代善在诸多压力和暗示下，主动表示退出并贺仪式，皇太极欣然接受。

    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于四月十一日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

    驰骋疆场 锐意扩张

    皇太极即汗位时，后金面临着两种威胁。一种威胁是明显的，即位于后金西方的、已经处于对抗状态中的明朝；一种威胁是潜在的，即对后金多年扩张活动感到不满的位于后金东边的朝鲜和北边的蒙古。为使后金摆脱险恶处境，皇太极经过反复的权衡与思考，决定先解决掉朝鲜和蒙古的威胁，然后再来对付明朝。

    多年来，朝鲜一直是明朝的忠实盟友。后金崛起后，明朝打算利用朝鲜牵制后金。明军毛文龙部驻扎在朝鲜境内，凭借着朝鲜的物质资助，经常骚扰后金。

    天聪元年（1627年）一月，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过鸭绿江，占领平壤。三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定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改国号为清。朝鲜使臣前来称贺，但并不跪拜。皇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国王对清的蔑视，于同年十二月亲自统率清军渡鸭绿江。朝鲜国王李煖见清军难以抵挡，遂逃至南汉山城，皇太极尾随而至。第二年初，李煖不得不请降，向清帝朝贡。

    平定朝鲜后，皇太极开始图取蒙古。

    明清之际，蒙古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为了抵御后金，明朝每年拿出大量钱财，送给漠南蒙古各部。

    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为全蒙古的大汗，并倚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而坚决与后金为敌。林丹汗虽然实力雄厚，但对属下各部的统治却十分残暴，经常恃强凌弱，滥施淫威，向其他各部索取财物，以致挑起诸多争端。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结盟，统大军进攻林丹汗，获得胜利，俘获一万余人。四年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天聪八年（1634年），败逃的林丹汗在青海死去，其部众纷纷逃散。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统军三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失去了蒙古一线的屏障。

    1628年，明天启帝死，崇祯皇帝即位。这时的朝鲜和蒙古已经无力对后金造成威胁，皇太极认为攻击明王朝的时机到了。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明朝国都北平（今北京城）。大军从喜峰口越过长城，攻陷遵化等城，直逼北平。早在皇太极兴兵前，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就上奏说辽东防守坚固，敌军不易通过，而蓟镇一带防务空虚，应当予以重视。朝廷对其奏报置之不理，造成了严重后果。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时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后，急率不足一万的骑兵奔救北平。

    袁崇焕身先士卒，顽强抵御，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京师转危为安。皇太极见强攻不行，于是巧施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袁崇焕。随后，明朝各路兵马来救，被皇太极一一击溃，永平、遵化、迁安等城被皇太极占领。后金捷报连连，随征将领们纷纷建议皇太极一举攻下北平。皇太极则认为尽管集中力量能攻下北平，但明朝国力尚未倾颓，不如整顿军队，从长计议。于是，他在永平、迁安等城处理好防守事宜后，返回沈阳。

    随后，皇太极一面假意求和，一面不断向明进攻，以消耗它的国力。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亲统大军，蹂躏宣府、大同一带；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率军入塞，经延庆，取昌平，逼京师。接着，阿济格统军克房山，破顺义，陷平谷，占密云，围攻明都。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派多尔衮和岳托等人率领清军攻入明朝内地，转战半年，攻克70余处城池，俘虏人畜46万有余。

    皇太极采取的边打边谈的策略很有效，使后金慢慢强健起来。皇太极因势利导，最终抛弃了对明朝议和的幌子，用武力彻底征讨明朝。崇德四年（1639年），松锦大战拉开了帷幕。

    锦州是明军关外防御体系中的坚强堡垒，在其周围分布着松山、杳山、塔山等城，成为了锦州的附翼。皇太极首先对松山发起强攻，明军被围困，明守将祖大寿告急。崇祯帝令洪承畴为总督，率8位总兵、13万步骑前去解锦州之围。洪承畴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战略，清军一度失利。关键时刻，皇太极带病急援，亲临战场指挥。经一系列部署和激战后，清军终于扭转了战局。在最后的10天决战中，明朝13万大军损失殆尽，洪承畴率领1万多残兵败将困守松山城。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城中的明朝副将夏承德降清，清军攻破松山城，洪承畴被俘。接着，锦州守将祖大寿献城出降。历时两年多的松锦战役，以皇太极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另外，努尔哈赤统治期间，黑龙江下游地区已经被统一，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即位后，采用了“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策略，使众多的部落纷纷归附，纳贡称臣。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到崇德七年（1642年）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被纳入了清的版图。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52岁的皇太极撒手人寰。正是由于他的殚精竭虑，清军牢牢控制了明朝关外的局势，为入关埋下了伏笔。

    清世祖福临——第一个入主紫禁城的满清皇帝

    命如其名 福临即位

    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出生。福临之所以能即皇帝位，实际上是两大势力妥协的产物。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为满清定鼎中原做出杰出贡献的皇太极突然逝世，满洲贵族在帝位继承上出现矛盾。满清入关以前，皇位的继承不是由皇帝生前指定，而是由议政大臣在诸皇子中选定。皇太极死后，争夺皇位的主要两股势力是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这两个人的势力不相上下，皇太极以前亲率的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力主拥立肃亲王豪格，而多尔衮及其胞弟豫郡王多铎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誓立多尔衮。

    八月十四日，代善在崇政殿主持会议，召集满清亲贵及重要大臣讨论继承人选。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于当天清晨与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坚决拥立豪格，并命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实际上，鳌拜、索尼等人是以武力威胁多尔衮不得觊觎帝位。

    当时，除了豪格和多尔衮外，还有几股势力：掌管正红、镶红两旗的礼亲王代善父子，掌管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郎，英郡王阿济格和颖郡王阿达礼。其中，代善父子支持豪格，阿济格不支持多尔衮。不过，虽然豪格的竞争力已经在多尔衮之上，但多尔衮并不善罢甘休。

    双方僵持不下，大有兵戎相见之势。幸好有孝庄皇后（皇太极皇后）和济尔哈郎从中极力斡旋，才避免了武力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不得不作出让步，提出自己不当皇帝，但豪格也不能当皇帝。经协商后决定，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和济尔哈郎共同辅政。

    八月二十六日，6岁的福临即位，改年号为顺治元年，是为清世祖。

    顺利入关 问鼎中原

    由于多尔衮手握朝政大权，清世祖在即位的前几年里一直扮演着傀儡皇帝的角色。多尔衮摄政后，立即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强集权。在他的调整下，八旗贝勒不再参与朝政大事的商议和管理，两位摄政王总揽朝中政务。不仅如此，他还削弱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摄政权，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有了足够的权力后，他开始打击豪格势力，不仅肃清了镶黄、正黄两旗的首脑人物，而且找借口加罪于豪格，并将其幽禁。

    虽然多尔衮在内部的权势斗争上有所过失，但他率领清军入关、迁都燕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明朝末年，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在米脂率领饥民起义，然后投靠另一支起义军高迎祥的队伍，号八队闯将。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被俘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已经拥有数十万军队，手下有牛金星、宁献策、李岩等众多谋士。尤其是他采用了李岩“均田免赋”的策略，深得民众拥护，有歌谣为证：“迎闯王，不纳粮”（《明史煖李自成传》）。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以“三年不征，一民不杀”来安抚民众。随后，李自成亲自督师北上，在汝州与明军大战，共歼明军4万余人。大批明军败逃陕西，李自成乘势追击，破潼关、占西安，以得胜之师连克延安、汉中、榆林等重镇。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大顺。随后，他派兵强渡黄河，东进山西，破汾州、太原；而后兵分两路，遣大将刘芳亮率军攻大名（今属河北）、真定（今正定），自己与刘宗敏率军北上，在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境）与明军血战，击杀明总兵周遇吉。稍作休整后，李自成攻克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昌平（今属北京）等地。同年三月十七日，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城下。

    大顺军精神抖擞，士气旺盛，很快攻破了外城。李自成派人入内城劝降，遭到崇祯的拒绝后，立即下达了总攻命令，最终攻破内城，崇祯帝自缢而亡。不久，李自成“登皇极殿（今太和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开始处理政务。

    李自成攻下北京后，积极招抚吴三桂。吴三桂见明朝大势已去，遂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劝降吴三桂后，本该善待其家属、然后立即派嫡系将领率精兵前往山海关镇守才是，但李自成手下的将领或忙于勒索前朝官吏，或沉醉于酒色之中，无暇顾及与此。结果，吴三桂降而复返。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父亲（吴襄）被拘捕，遭拷打追赃；二是从京城逃出的家奴仆人谎报全家被大顺军抄没；三是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霸占。总之，吴三桂誓与李自成血战到底。

    在这期间，多尔衮这个既有军事头脑又有政治头脑的摄政王正密切注意着李自成、崇祯以及吴三桂的举动，等待着发兵的时机。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率大军10万人向山海关进发。此时的吴三桂既失去了后台，在兵力上又不及李自成，遂节节败退。吴三桂眼看支撑不住了，决定引清军入关。多尔衮密令满清将士做好战斗准备，但并不急于出兵。吴三桂虽知多尔衮如此是为了招降，但见大势所趋，只好降清。多尔衮大喜，立即进行了战略部署。

    据史料记载：清军入关后，多尔衮见大顺军从北山至山海关海边排成一字长蛇阵，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右侧，采取重点突破的战术。当时，大风突起，沙尘漫天，清军呼啸而出，犹如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然进行了拼死抵抗，但由于已经同吴三桂军激战了一天一夜，再加上清军的突然袭击，结果大败。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撤回北京城，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在紫禁城武英殿举行登基典礼后，李自成从阜成门向西撤离北京城，退守陕西。两天后，多尔衮由朝阳门进北京城。多尔衮在北京站稳脚跟后，并没有给李自成喘息之机，立即派英亲王阿济格率兵至西安，派豫亲王多铎率兵经河南至潼关，对大顺军形成了钳形攻势。李自成边战边退，在湖北境内遇袭身亡。

    与此同时，在多尔衮的策划下，清朝迁都北京。清世祖虽然没有什么功劳，却成为了第一个入关的清朝皇帝，更印证了他“福临”的名字。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先后攻破扬州、镇江，给以南京为国都的南明政权沉重的打击。同年，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被清政府推翻。尽管清朝政府具备镇压各地起义军的实力，但由于他们血洗扬州城（史称“扬州十日”）、颁布“剃法令”、圈地运动等一系列行为激起了民愤，从而导致了关内各地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

    及早亲政 治国安邦

    顺治七年（1650年）冬，39岁的多尔衮出猎时因不慎而坠马，不久便死去，清世祖的傀儡生涯宣布结束。次年正月，14岁的清世祖开始亲政。

    清世祖亲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多尔衮的势力。虽然多尔衮为清朝立下赫赫战功，但这并不能消除清世祖对他的仇恨。多尔衮飞扬跋扈，尊号由叔父摄政王上升为皇叔父摄政王。娶了清世祖的生母清太宗博尔吉特皇后（孝庄皇后）以后，尊号又升至皇父摄政王，而且手握皇权，其所作所为无异于皇帝。列举了多尔衮的十大罪状后，清世祖将他的家产、爵位、庙享一律削夺，将其党羽一一诛杀。

    清除了多尔衮的势力后，清世祖开始治理朝政。在治理朝政的过程中，他有功有过，可褒可贬。

    在用人方面，清世祖对汉人的任用比清太宗还要开明。清太宗时，汉人可以为官，但永远是副手。清世祖唯才是举，敢于向汉官放权。不仅如此，他还将内阁大学士的汉官由二品改为一品，将六部尚书中的满官由一品改为二品，使同一级别的汉官和满官具有一样的待遇。

    除了重用汉人外，清世祖还敢于重用洋人。清兵入关后，德国传教士为大清修编了《时宪历》，并因此在清朝为官。清世祖与他见了一次面后，便对他产生了好感，经常向他请教各种学问和治国方略。博学多识的汤若望不负众望，尽量将自己知道的东西传授给清世祖，使清世祖受益匪浅。

    在安抚民众方面，清世祖一改明末繁重的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清世祖还鼓励耕种，大面积地开垦土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百姓的安居乐业提供了根本保障。另外，清世祖将多尔衮执政时圈给满洲贵族的土地、清兵霸占的民房纷纷归还给了当地人。

    在军事方面，清世祖没有采用多尔衮大肆杀戮的手段，而是尽量以安抚为主，迫不得已时才采用武力征服。身为西南五省经略的汉人洪承畴对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异常熟悉，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经过六七年的治理后，终于平定了云南、广西、四川、贵州、湖南五省的叛乱，为大清政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治理西南的同时，清世祖也在着手治理东南。当时，郑成功占据着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坚决不接受清朝的招抚，清世祖立即下令用武力征讨。郑成功见部将纷纷降清，知道大势已去，遂挥师向东，渡河收复了台湾并长居于此。至此，清世祖几乎统一了关内。

    在吏治方面，清世祖严明法纪，从中央派出监察御史对各地总督、巡抚等进行严格考核，然后亲自听取汇报。如果监察御史玩忽职守，定当严惩不贷。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僚，清世祖按照情节轻重做出合理的处决，决不姑息放纵。

    在清世祖的治理下，关内的百姓渐渐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对清兵的抵触情绪缓和了许多。

    在治理国家的同时，清世祖却没能享受到幸福的婚姻生活。他前后共有两位皇后：第一个皇后由多尔衮做主，不合他的心意，遂被他废为妃子；第二个皇后刚被立就引起了他的不满，但由于生母干涉，索性凑合着与其过日子。顺治十三年（1656年），也就是重立皇后的第三年，清世祖终于遇到了貌如天仙的董鄂氏，为他沉闷厌烦的感情生活注入了活力。在相见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就册封董鄂氏为“贤妃”。不仅如此，他还因此大赦天下，成为了清史中空前绝后的记录。

    清世祖与董鄂妃二人如胶似漆，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有了爱情的结晶。然而，刚出生的小皇子竟不幸夭折。三年后，董鄂妃也撒手人寰。此后，清世祖便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逐渐心力交瘁，形容枯槁。其生母孝庄太后在皇太极、多尔衮死后开始了寡居生活，遂以自幼受其熏陶的佛教作为精神寄托，以排解心中的寂寞和苦闷。在孝庄太后的影响下，清世祖也开始信奉佛教。

    顺治十八年（1661年），24岁的清世祖病死于养心殿。

    清圣祖玄烨——将满清带到鼎盛一代明君

    亲政即显能 鳌拜败下阵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即1654年4月24日，爱新觉罗煖玄烨出生，他就是未来的康熙帝。玄烨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好学，5岁起开始读书识字，8岁时便能熟读儒家经典，并能够背诵其中一部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24岁的顺治帝病逝。初九，被立为皇储的年仅8岁的玄烨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康熙，是为清圣祖。在清圣祖以前，清太宗即大汗位、清世祖即皇帝位都是由核心人物议定。但清世祖打破了常规，在病危时听取了孝庄太后和义父光禄大夫汤若望的意见后，用遗诏的形式传位于清圣祖。此后，“遗诏制”在大清王朝中正式推行。

    清圣祖即位时才刚刚懂事，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顺治在死前为他安排了四位辅臣，以索尼为首。

    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他就随父归附了后金。其父硕色、其叔希福都在文馆任职，是清的开国元勋。由于政绩卓著，到皇太极时，他已成为心腹之臣，负责办理蒙古事务，日值内院。皇太极去世后，诸王争嗣位，索尼坚持立皇子，阻止了多尔衮谋取帝位的企图。清入关后，多尔衮独揽大权，找借口把他发配到沈阳看护皇太极的陵寝。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索尼才被召回京城，恢复原爵位，并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务。

    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他在努尔哈赤创业初期随父亲归附努尔哈赤，其父苏纳被招为额驸。早年，他是多尔衮的部将，受其重用。多尔衮去世时，他转而揭发多尔衮的谋逆罪，被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并加太子太保。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从皇太极时他就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军功最多，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死后，他受到多尔衮的排挤，在福临亲政后重新受到重用，被授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遏必隆，姓钮祜禄氏，属镶黄旗人。其父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被招为额驸。遏必隆出生在战争年代，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以军功升至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

    辅政大臣都是功勋卓著的元老重臣，代行皇帝的职务，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康熙登基后，他们开始辅政。在最初几年里，他们遵循誓言，同心协力，为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因病去世。这一年，14岁的康熙帝举行亲政大典。鳌拜企图继续把持朝政，遭到苏克萨哈的反对。他怀恨在心，借机诬陷苏克萨哈，要康熙下令灭掉苏克萨哈的门族。康熙本不答应，但受鳌拜所迫，改判苏克萨哈为绞刑。

    这时，四辅臣仅剩遏必隆和鳌拜，而遏必隆又站在鳌拜这边。于是鳌拜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他完全控制了国家军政大权。一面培植死党，一面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无人敢说“不”字。鳌拜的权势直接威胁到了皇帝的绝对权威，引起了康熙帝和孝庄太后的警惕。

    康熙帝从亲政开始，就有意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他每次亲临乾清门听政理事时，总是直接召见满汉大臣，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他也在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

    为稳操胜券，康熙首先迷惑鳌拜。他下令封赏辅臣，授鳌拜为一等公，其二等公爵位由他的儿子那摩佛承袭。后来，康熙又加封鳌拜为太师，加封那摩佛为太子少师。

    随后，康熙召见亲信侍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计议决定后，康熙帝下令挑选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宫做扑击、摔跤等游戏活动，陪他娱乐，以此麻痹鳌拜。不久，康熙以各种名义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外地，准备对鳌拜采取行动。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宣鳌拜进宫。鳌拜毫无防范，被早已埋伏好的这群少年生擒。鳌拜被捕后，康熙马上清剿鳌拜党羽，以鳌拜为首的政治集团迅速瓦解。

    鳌拜犯下三十条大罪，本该受诛，但康熙帝考虑到他为国家建树的功勋，不忍加诛，于是改死刑为拘禁，其子免死，同受监禁。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康熙同样宽大处理，仅仅革去了他的爵位。

    为了稳定大局，康熙帝对鳌拜的党羽没有赶尽杀绝，对班布尔善、鳌拜弟侄等数人均处死，对尔马、阿南达等这些无大恶的人从轻处置。与此同时，他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其原官职及世爵。

    运筹帷幄 根除国患

    顺治初年，东南沿海、两广和云贵政局不稳，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依次封汉官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为平西王、平南王和靖南王，分别镇守云贵、广东和福建。当时，这三王并称“三藩”。

    东南地方安定下来后，清政府统治集团认为，只有让吴、尚、耿等人继续镇抚南方，才能保证那里的长治久安。于是，当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职引退时，顺治帝以南疆未平为由不予批准；尚可喜于顺治十年（1653年）、十二年（1655年）两度申请北归，顺治帝则以广东刚刚安定、许多事务需要处理为由加以挽留。

    顺治帝在建藩初期，为了安抚他们辅弼皇室，赐与他们种种特权，使其得以不断壮大。耿精忠利用海运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所得全部归为己有；尚可喜则在广州私自征收苛捐杂税。与耿、尚二人相比，吴三桂享有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务。康熙元年（1662年），索尼四辅臣又命吴三桂兼辖贵州，总领其境内的一切人事财政，云、贵两省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

    三藩不但把藩镇所得都窃为己有，而且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据户部统计，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全国正赋只有白银一千七百余万两，而云南一省就需要九百万两。为了减轻负担，朝廷曾多次计划裁减三藩军队，但三藩寻找各种借口予以抵制，最终未能实施。

    在兵力上，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八旗汉军十五佐领，绿旗兵六七千，这仅仅是他们的嫡系部队；吴三桂的兵力最强，掌有八旗汉军五十三佐领，甲士万余，绿旗兵万余，还有前、后、左、右抚剿四镇，总计丁口十余万。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吴三桂已经拥有七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三藩掌握重兵，实际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随着三藩势力的日益增长，与清廷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康熙帝亲政之初，就把三藩同河务、漕运列为三件大事，以三藩为最。虽然康熙帝有撤藩的意向，但由于三藩实力强大，不便贸然采取行动。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已经看出朝廷意图的平南王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他上疏朝廷，请求归老辽东，这为久思撤藩的康熙帝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康熙帝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并对他大加赞誉。尚可喜本想回东北养老，让儿子尚之信承袭自己的位置，继续留镇广州，遭到康熙的拒绝后，只好整体迁移。

    吴三桂得到尚可喜被撤藩后，非常震惊。这时他的儿子吴应熊从京师派人驰书给吴三桂，要他依计而行。吴三桂反复思忖后，上疏请求撤藩。不过，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朝廷应该不会撤去他的位置。与此同时，耿精忠也给朝廷上了一份撤藩奏疏。

    康熙帝认为这是难得的机遇，准备一概批准奏疏。但在是否撤吴三桂的问题上，朝臣中产生了不同意见，仅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人支持康熙帝。康熙见意见难以统一，果断决定撤掉吴三桂的藩号，并向吴三桂保证，可使其永保荣誉，共享太平之福。

    吴三桂见康熙帝如此举动，立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并作了一系列准备，如调集人马、断绝邮传、封锁消息等。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迫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同时扣留了康熙的使臣折尔肯，正式起兵反清。为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明朝将军的盔甲，打起了为明王朝报仇雪恨的旗号。

    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廷上下为之震惊。康熙帝从容应对，首先杀死在京的吴应熊，以坚定削藩抗吴的决心，同时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并通知停撤广州与福州的两藩，以孤立吴三桂。接着，他将散布各地的原属吴三桂的官员一律赦免。

    清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吴三桂的前锋已抵长江南岸，与清军隔江对峙。与此同时，多个地方发生了叛乱。康熙十四年（1675年），耿精忠控制了福建、浙江、江西，陕西提督王辅臣控制了四川、陕西、山西、甘肃。在这种形势下，康熙制定了明确的战略方针：清军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与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周旋，待除掉耿精忠、王辅臣两股势力后再集中兵力同吴军决战。

    王辅臣在顺治年间曾反叛过清廷，归降后到吴三桂手下当差。后因对吴三桂不满，他前往陕西任提督。吴三桂反清后，又将其拉拢。根据这一情形，康熙帝认为王辅臣虽是第二次反叛清朝，但叛心不坚，于是专敕慰勉，最终感化了他，使他重新归顺了朝廷。

    继西北招抚成功之后，福建耿精忠也被招抚归降。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后叛的尚之信也被招抚。同年六月，康熙向各地统帅、督抚部署：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如有擒杀贼者，投献军前，或以城池兵马归抚者，仍论功奖赏。

    吴三桂失去支援后，处境孤立，匆忙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建国号为大周。八月，74岁的吴三桂得病暴亡。吴世璠即位后，根本无力统领军队，吴军溃败。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清军攻破昆明城，吴世璠服毒自杀，其党羽四散。

    在吴军已经没有回天之力的情况下，康熙已经有了下一步计划，即收复台湾和肃清国内的沙俄势力。

    1681年春，郑经猝死，台湾岛内局势混乱。郑氏重臣冯锡范杀死郑经长子，把郑经次子（他的女婿）郑克煖推上了王位。康熙认为这是收复台湾的好机会，于是剿抚并用，一边做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一边令福建总督姚启圣派人赴台谈判。郑氏集团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仍然“照朝鲜等外国例，称臣纳贡”。康熙震怒，命郑军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谋划进取台湾事宜”。福建总督姚启圣与施琅和衷共济，保证了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1683年6月14日，熟悉海战的施琅率水师由福建铜山进发，直插郑军的咽喉——澎湖。第二日，水师抵达澎湖西南的猫屿、花屿和草屿等岛屿，夜泊澎湖岛。不料遭飓风袭击，前锋船只被郑军围困，初尝败绩。

    七日后，施琅整顿兵马再次出击，他将水师分成左、中、右三路：左右两翼各率战船50艘，分别攻牛心湾和鸡笼屿，自己率战船136艘为中路，直插娘妈宫，大败郑军。

    澎湖失守后，郑氏集团精锐尽失。康熙在军事进攻的基础上展开了政治攻势，郑克煖于7月5日向清政府上表投诚。8月13日，清军兵不血刃登陆台湾岛。

    与此同时，与沙俄的战争也拉开了帷幕。

    早在明朝末年，沙俄就开始向东方扩张。明崇祯九年（1636年）以后，沙俄政府不断派遣远征军，对我国黑龙江地区进行肆意掠夺，随后不断扩张，一直延续到康熙帝亲政。

    在面对沙俄问题上，康熙帝坚持采取和平外交的方针。从康熙六年（1667年）起，在十余年间，他用满、蒙、俄三种文字致信彼得一世，阐述了清朝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呼吁沙俄停止侵略，但沙俄不予理睬，反而继续扩大侵略活动，不断挑衅，窜至黑龙江中游的精奇里江各处筑室盘踞。

    康熙帝见沙俄如此藐视大清，立即备战，加强东北边防。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帝一方面把宁古塔将军衙门移至吉林市，并增加满洲八旗兵二千人，另一方面开始建造战船，屯积粮草，并营建水师营。

    为了掌握实际情况，康熙帝不畏艰辛，于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从北京出发东巡，经盛京，出柳条边，到吉林的乌拉，登舟巡行松花江。在吉林期间，他还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高级将领，听取了他们对防务的看法和沙俄入侵的最新情况。

    回京后，康熙帝曾同廷臣讨论征剿沙俄事宜，没有得到响应。他力排众议，当即做出反击沙俄的战略决策，并派遣副都统郎坦等人深入雅克萨地区侦察沙俄入侵军的情况。

    同年底，郎坦等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回报康熙帝说，只须发兵三千，便可击败沙俄驻军。康熙帝没有立即下令进攻，而是调取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五百人，并携带大炮，由巴海、萨布素率领至黑龙江。清军至驻地后，进行屯田耕种。康熙帝又令开辟辽河、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水陆联运，保证作战时期的军粮供应。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月二十八日，康熙命令都统彭春、副都统班达尔善统兵三千，水师将领林兴珠率兵五百，分批开赴雅克萨。激战后，沙俄军首领托尔布津投降。

    清军撤离雅克萨后不久，沙俄又派遣侵略军再次返回雅克萨据守。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萨布素奉康熙之命率部攻打雅克萨城。沙俄军损失严重，其头目托尔布津被击毙，且被清军包围在雅克萨城中，至严冬仅剩下一百五十余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九月二十五日，沙俄派人到北京向康熙呈交了沙皇彼得一世的信件。信中表示希望和清政府和谈，请求清军撤围雅克萨。同年冬天，清军撤离雅克萨。

    在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的基础上，双方使臣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尼布楚谈判边界问题。

    康熙帝对规定划界的原则是：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归我国所属。清方代表坚持按照康熙帝的指示谈判，最终与沙俄代表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清政府反击沙俄的侵略，是一场民族自卫的战争，从开始至结束都是在康熙帝筹划和指挥下进行的。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极少数君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外，大多数明智的统治者在军事问题上基本上秉承着以战去战的态度，目的主要在于平息战争。

    说及战争，康熙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到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此言说明了战争的必要性。一旦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国家处于危难，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欲安民生，必除寇虐，必事师旅”将成为必然。

    外治朝政 内修学问

    康熙帝认为：在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康熙帝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保天下太平，他主要采取了惩治贪官污吏、提拔优秀官员、抑制挟私报复之风、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等措施。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刑部会审山西巡抚穆尔赛一案。康熙毫不徇私，在批示中指出：穆身为封疆大吏，犯贪酷之罪，秽迹显著，不用重典，何以示惩，应立即处死。

    汉军正白旗人蔡毓荣任湖广总督，后被授绥远绿旗兵总统。和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彰泰在攻下云南省城昆明时，他将吴三桂家财侵吞归己，并大量馈送贝子及其他大臣。康熙对此事早有所闻，曾对工部官员说：“蔡毓荣军前用兵时，每天销算估计营造等事，多行浮冒侵渔入己，云南军前官员少有不得其财者。”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蔡毓荣被改调兵部侍郎。十二月，云南侍卫纳尔泰等人首告蔡行贿，康熙帝得此证据，传谕将蔡毓荣及其子蔡琳革职拿问。因蔡毓荣行贿范围颇广，牵连甚众，不便一概论处，康熙如此惩办：蔡毓荣从宽免于处斩，籍没家产，著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并发往黑龙江；刑部官员因不能“秉公研讯，律拟失当，显系徇庇”，分别受到革职、降级等处罚。

    据史料记载，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近25年的时间里，康熙帝惩办的总督、巡抚多达26人。各级在任官员见康熙帝毫不徇私，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帝认为，为官之人“德胜于才，始称可贵”。为了选拔好官，他曾多次训谕臣下，要向朝廷多荐举清官。同时，他自己也常表彰清官。据不完全统计，经他亲口称赞的清官就有几十人。

    对于各地官员的实际政绩考察，康熙帝并不是一味看折子。他通过钦差大臣、外官升迁调动、来京朝觐等打听各地官员的表现。

    在康熙帝大力整饬吏治的情况下，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四十年（1701年）中，清廷贪风受到抑制，官场变得比较清明。

    自古以来，官吏因一己之私诬陷诽谤之事层出不穷，以致小人得志、忠良遇害之事常有。康熙对此严加明查，除恶扬善，故能开一朝正直之风。

    康熙末年，江南总督噶礼贪婪而骄横，尤好诬陷他人。当时，苏州知府陈鹏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礼由此怀恨在心，欲置陈鹏年于死地而后快，屡屡未能得逞。康熙觉得陈鹏年很有才学，便将其调到京城编修图书。噶礼仍不肯罢休，密奏康熙说陈鹏年写过一首“游虎兵”的诗，诗中有对康熙怨恨不满之嫌，宜从重整治，并将原诗密封附上。

    康熙仔细阅读陈鹏年的诗后，并没有发现诗中有任何对自己怨恨悖谬之心，再细读噶礼的密奏，看出噶礼完全是深文周纳，挟嫌诬陷。

    于是康熙召集众臣，在朝堂上当众宣布：“噶礼惹是生非，苏州知府陈鹏年稍有一点声誉，他就想方设法加以诬陷，居然密奏陈鹏年的‘虎兵诗中有怨恨悖谬之心’。我细读之后，见诗中根本没有这种意思，这不是诬告，又是什么？凡卑鄙猥琐的小人，其手段伎俩大都是这样的，我岂能受这种小人的欺骗？”康熙说完，将噶礼的密奏和陈鹏年的虎兵诗公布于众，让各位大臣们传阅。噶礼自讨没趣，窘困之极。

    除了管理朝政外，康熙帝也严格要求自己。他认为如果不钻研儒家思想，不通晓“帝王之学”，便不能有效治理天下。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即便是严冬酷暑，他都能坚持不懈地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令将朱熹的灵牌入祀孔庙，让其进入“十哲”之列。他视理学为其制定政策、驾驭群臣、教化百姓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重用了一批理学名儒。比如，他责令理学家李光地编写了《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提倡程朱“存天理灭人欲”和“忠孝节悌”等理学要义。

    对于外来文化，康熙帝也是持积极态度的。对于自明末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对于西洋人，只要不犯法度又精通科技，他都主动加以任用。在这一点上，康熙开创了中国帝王的先河。

    他曾拜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师，向他学习天文和数学。在那段时期内，玄烨学到了天文历算的基础知识，了解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他还曾向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学习过几何、代数、三角等课程。他不仅自己学习，而且还积极组织数学家编写了《律历渊源》和《数理精蕴》，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不仅如此，他还学习过西方医学。

    除此以外，康熙帝对音乐、美术也很感兴趣。根据法国传教士白晋的回忆，康熙帝曾经学习过西洋乐理，并且能够演奏西洋乐器。

    为了更好的学习，他仿效法国科学院，在宫中建立了由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和天文仪器的工匠等人参加的科学院。他兴趣很高，还曾经举办过西方美术作品展览。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与世长辞，结束了辉煌圆满的一生。

    清世宗胤禛——承上启下的有道之君

    隔岸观火 后发制人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圣宗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出生。胤禛为了当上皇帝，颇费了一番周折。

    清圣祖从小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很少因事中断，从而学习了各方面的知识。在如何选择继承人上，他没有像清世祖那样仓促和果断，而是以史为鉴，仔细斟酌。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考虑皇储问题。不过，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清圣祖在有些时候也会感情用事。

    在清圣祖的前六子中，除了皇长子胤煖和皇次子胤礽外，其他四子皆未序齿便夭折。胤礽生母22岁的皇后赫舍里氏难产而亡后，清圣祖为了表示对她的思念，遂将胤礽立为皇储。随着胤礽的渐渐长大，其叔父大学士兼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开始为他培植势力，在朝中拉帮结派。清圣祖认为胤礽有篡权之心，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将其废除。此时的清圣祖已年过半百，而各位皇子也逐渐成年。胤礽被废后，一场皇储之争由此开始。

    当时，在清圣祖的众多儿子中，12个年长的皇子卷入皇储之争中。他们分别是皇长子胤禔、皇次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佑、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四子胤禵（皇六子、皇十一子幼殇）。

    在这12个皇子中，皇八子胤禩内有才德，外有武功，比较出众。皇储被废后，他竟不吸取教训，私下交接朋党。除鄂伦岱、王鸿绪等大臣外，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皇十四子胤禵也纷纷支持胤禩。皇长子胤煖在培植势力时被清圣祖发觉，激起了清圣祖的愤怒。清圣祖不仅削去了胤煖的爵位，而且将他幽禁起来。皇八子胤煖自然也脱不了干系，被痛打一顿。

    清圣祖见一日不立皇储，皇子们就会为此相互争斗，于是又打算立储。不过，他并没有选择众大臣推举的皇八子胤禩，而是复立皇次子胤礽。不过，清圣祖的做法并没有平息皇子间的蓄势和争斗。因为众皇子认为，既然皇储可立可废，就有可能随时发生变故。随后，以皇次子胤煖为核心的集团和以皇八子胤禩为核心的集团开始明争暗斗。清圣祖再次被皇次子胤礽争权夺势的行为所激怒，于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次废掉了他的皇储身份，并用酷刑处决了他的亲信和党羽。

    在这期间，另一股势力开始出现，这就是以皇四子胤禛为核心，以大臣科隆多、年羹尧、皇十三子胤祥等人为辅的集团。在皇次子和皇八子进行争斗的过程中，胤禛没有参与其中，而是静观时势变化。他通常保持中立的态度，既不偏向于皇次子，也不偏向于皇八子，并且深藏不露，因此没有遭到这两大集团的排挤和打击。

    另外，胤禛身边还有一位城府很深的心腹，他就是戴铎。戴铎认为“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由此建议胤禛采取中庸之道，在清圣祖面前要掩露得当，既不要因才大引起清圣祖的猜疑，也不要因无才而使清圣祖不屑一顾。戴铎还认为“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并由此建议胤煖不要与众位皇兄弟争强好胜，而要通过宽容大度的待人方式来对待他们，既可以不引起皇子中强者的忌恨，又可以拉拢皇子中的弱者，在保身的同时还能够团结到一批人。戴铎的建议给了胤禛很大的启发，使他能够妥善处理好与父皇和皇兄弟之间的关系，从而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

    清圣祖驾崩后，胤禛这匹黑马一跃而出，登上了大清皇位，是为清世宗雍正皇帝。清世宗即位后，改元雍正。至于胤煖如何登上皇位，尚无定论，有人说是名正言顺，有人说是矫诏篡位，也有人说是夺权篡位，有待进一步考究。

    尽心改革 突然逝世

    清世宗即位后，首先开始集中皇权。为了避讳，他将其他皇兄皇弟名字中的“胤”字统统改为“允”字。随后，他通过各种方式来对付众多皇子，或削爵，或幽禁，或发配，很快消除了这些皇子对他皇位的威胁。清世宗在位时，清圣祖皇长子胤禔、皇次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佑、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都先后死去。至于是不是为清世宗所害，还有待考证。

    随后，清世宗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改革为清政府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本人也以此著称于清朝诸位皇帝中。

    在中央机构方面，清世宗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设立之前，议政处设有议政大臣，由王公贵族担任，负责管理军务；内阁设有大学士，负责管理政务。并且，议政处逐渐失去实权，权力逐渐向内阁转移。军机处设立之后，内阁的权力又逐渐向军机处转移，军机大臣除了管理军务外，而且分领大学士的权力。另外，军机大臣由皇帝统一指挥。至此，议政处和内阁成为了名存实亡的机构，皇权得到了彻底的集中。

    在奏事方面，清世宗在清圣祖奏折制度的基础上推行了密折制度。在官员人数上，清世宗将有资格具折奏事的官员人数由清圣祖时的百余人增加至千余人；在奏事内容上，清世宗了解的情况比清圣祖更加广泛，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能够使他更加全面而且客观地处理和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朝中大臣专权、欺压其他官吏以致上奏失真，清世宗要求所上奏折一律密封，除他本人外，其他人等不许拆封。批阅完毕后，清世宗又将奏折直接下传至上奏人手中。

    在选储方面，清圣祖吸取了前朝的经验和教训，不再公开选立皇储，而是将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写在传位诏书中，然后将传位诏书束之高阁，置于乾清宫中的“正大光明”匾后，并由专人监管。皇帝去世后，传位诏书方可取下，并按照诏书所写传位。如此以来，皇子们并不知道谁将成为皇位继承人，失去了攻击目标，从而减少了宫廷内的争斗。

    在吏治方面，清世宗针对清圣祖晚年朝中盛行的腐败贪污现象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治理。

    为了防止朝中官员贪污造成国库亏空，清世宗令户部严格落实库存量。一旦登记数量与实际库存量发生出入，立即追究责任，并按照情节轻重给予严厉的处罚。这一措施实行后，国库亏空现象立即得到好转。国库得到充实后，当地方上出现灾情时，中央能够立即调拨国库钱粮去赈济，使灾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温暖。

    清圣祖时，地方官员在征收赋税时常常会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多收一些以中饱私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有人问起时，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弥补征收过程中的损耗，并且将多收的赋税称为“耗羡”。为了防止地方官员继续用这种手段来盘剥百姓，清世宗将耗羡由以往的三四成降至一二成，并且要求各地将耗羡充公。这种政策被称为“耗羡归公”。

    不过，仅靠推行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贪污受贿现象之所以盛行，与清朝以往的低俸禄制度是分不开的。清圣祖时，一些地方官员会因年俸不足而被生活所迫，从而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得额外收入。为此，清世宗做到了正本清源，按照官位高低重新规定俸禄，保证了各级官员的基本生活，使各地的贪污腐败现象得到了明显的好转。这种政策被称为“养廉银”。

    对于知法犯法的官员，清世宗不徇私情，严惩不贷。清世宗登基之初命年羹尧接替允煖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年羹尧才华出众，多年在西北前线为朝廷效力，因平定西藏被加封三等公爵兼太保，后因平乱有功进一等公，外加太傅衔。

    年羹尧居功自傲，开始胡作非为。他不但霸占了蒙古贝勒七信之女、斩杀四品以上官员多人，还让蒙古王公见他时下跪。他的张狂行为终于遭到了群臣的攻讦，其中以内阁、詹翰、九卿、科道合奏年羹尧的罪恶“罄竹难书”最有力度。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行为早有耳闻，只是没有得到真凭实据，如今见其罪证摆在面前便顺水推舟，下令将其革职查办。历时九个月之久的调查，议政王六臣等为其定下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僭越之罪、狂悖之罪、专擅之罪等92条罪状。

    半年后，雍正派兵统领阿尔图，并给年羹尧下诏：“历观史书所注，不法之臣有之。然当苏败露之先，尚皆为守臣节。如尔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氆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愿以尔实心报图，尽诖猜疑，一心任用。尔乃作威作福，植党营私，辜恩负德，于绍果忍为之乎？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安典而服人心？今宽尔磔死，令尔自裁，尔非草木，虽死亦当足也。”

    在前几位清朝皇帝的努力下，清朝东北、东南、北方边境上的民族问题纷纷得到了解决。清世宗在位时，主要在治理西南少数民族上进行了改革。清世宗即位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少数民族的管理模式比较简单，一直是由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土司统一管理。土司管理着一方的所有事务，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土皇帝，并且可以世袭。土司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清朝各种政策的落实和推行，削弱了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力度。为了保证清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直接统治和关内地区的绝对统一，清世宗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设置了府、厅、州、县等行政单位，下设各种非世袭、可流动的官职，土司制度从此消失。这种制度称为“改土归流”。

    在战事方面，清世宗绝不容许大清版图被分化或割让。一旦有人蓄意破坏大清版图，清世宗会毫不留情地动用武力平乱。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率领蒙古和硕特部造反，对青海西宁发动了攻击。清世宗闻讯后，立即派兵镇压，很快将叛乱平定。雍正三年（1725年），西藏地区又发生叛乱。清世宗再次发兵平反，巩固了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雍正十三年（1735年），58岁的清世宗突然驾崩于圆明园。与他的即位一样，他的死亡同样是一个谜，给后人留下了猜想的空间。

    高宗弘历——善治国、会享乐的长寿天子

    功过参半 是非难定

    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世宗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出生于雍亲王府邸。清圣祖对这个皇孙非常钟爱，令他在宫中读书。弘历聪明伶俐，能够过目不忘。后来，弘历又学会了射箭、火器等技能。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世宗秘密写下皇位继承人，并将其缄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额后。雍正十一年（1733年），23岁的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当时准噶尔战役还未完结，再加上黔苗出现兵事，世宗令其总理军机，参决国家大计。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世宗身体不适，在圆明园静养，弘历朝夕谨慎侍奉。数日后，世宗病笃，立即召庄亲王爱新觉罗允禄、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和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入朝，不久驾崩。在众位顾命大臣的辅佐下，弘历奉遗诏即皇帝位，是为清高宗。

    在圣祖和世宗的经营下，大清王朝国势日益昌盛，为高宗开创大清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高宗不辞辛劳，通过编修文化典籍、著写诗文、抵御海潮、豁免租税、武力征讨等方式为大清的文化、农业、国土统一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将清王朝推向了鼎盛时期。然而，高宗时期却成了大清由弱而盛和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是因为高宗虽然在文治武功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但与其同时，它的文治武功也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文字狱的不断兴起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穷兵黩武式的征讨耗费了大量财力，皇家园林（颐和园、香山、圆明园、玉泉山、宁寿宫）的修建同样加大了国用的支出；由于执政时间过长（60年），高宗晚年逐渐昏庸，以和煖为代表的贪官污吏逐渐败坏了社会风气；等等。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没想到的是，大清的盛衰会转化得如此迅速。

    吏治腐败 起义四起

    高宗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多太多，难以一一描述。在此着重讲述和煖的发迹，从侧面来反映高宗在位时的统治情况。

    和珅凭借着察言观色、揣测上意、机智灵活而逐渐得势。和珅当政20余年，疯狂敛财，搜刮的财富总价值可达亿两白银。据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的奏折称：“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家人刘全等家产，所有查出和珅家：二两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俱已交广储司收讫，业经奏闻在案。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共八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亦经奏闻在案。臣等自正月初八日起迄今，查得和珅契置取租房计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此外查出和煖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五两，并自栓大车八十辆，每辆银一百二十两，共发出车价银九千六百两，分给各户领办。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统计取租房地共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两五钱二厘，价钱六千一百二十五吊。每年通共取租银四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租钱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七吊九百六十八文。”

    他不但自己贪婪，而且依仗高宗的宠信公开庇护贪官。查找有关史料，乾隆年间的许多贪污大案要案均发生在和珅专权之后，且均以和珅为后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王禀望贪污被告发，负责办案的官员在其家中搜出金银百万两之多。通政司副使钱沣查明勒尔谨、王禀望皆为和珅私党，陕西巡抚毕沅又经常奔走和门，与勒、王两人狼狈为奸，且知情不报。于是，钱沣上奏疏弹劾毕沅。和珅没能保住勒尔谨、王禀望的性命，但却保住了毕沅的性命。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营私舞弊。高宗大怒，命和珅、御史刘墉和钱沣一起去查办。国泰的营私舞弊之事，人人皆知，只是有和珅做后台，没人敢向上反映。此次查办，高宗下旨，负责督办的官员不敢怠慢，和珅怕事情露馅，事先给国泰通风报信，让其早做准备。三人到山东后，马上盘查库府中的银子，一看数目不缺，就要草草收场。钱沣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因为他发现，这里的庄银规格不一，便知有诈。又见和珅如此草率盘库，知其暗中袒护国泰，如果就这样收场，不光是贪官得不到惩处，他自己还要以所劾不实而获罪。因此，他再三请求封库再查。和珅无奈，只好同意封库。第二天，钱沣贴出告示，通知借钱给府库的各商号赶快前来认领，否则银两一律充公。结果各商号纷纷前来领银，原来库银是从商铺暂时借来充数的。国泰贪污库银200万两的内幕终于大白于天下。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和珅竭力营救也未能奏效，国泰、于易简都被高宗下旨处死了。

    高宗中后期，吏治更为腐败，贪污之风更甚，内阁学士尹壮图请旨“密查亏空”。和珅怕尹壮图的“密查亏空”之火会烧到自己头上，于是决定整整他。和珅奏请高宗派户部侍郎庆成和尹壮图同赴各地清查仓库，其目的在于暗中监视和牵制尹壮图。每到一地，郎庆成并不急于盘查，而是先拖延时间，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使其行动受到限制，然后设法给当地官员通风报信。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则赶紧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结果自然查不出任何漏洞。没有查出漏洞，尹壮图的麻烦自然来了，刑部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处尹壮图死刑。最后还是高宗帝免去了他的死罪，这使和珅的气焰更加嚣张。

    另外，他与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长安两人狼狈为奸，广植朋党。福长安的小舅子是个连满语都说不好的无知狂徒，和珅却将其提拔为广信知府；和珅的族孙景安在担任河南巡抚时，不敢与白莲教正面作战，也不敢犯“渎职”之过，总是跟在起义军后头，被人讥为“迎送伯”。和珅的亲家苏陵阿年老无能，却当上了两江总督。接见属员时，他竟厚颜无耻地说：“蒙皇上圣恩，命我这老头子来捞点棺材钱。”和珅竟然将其举荐为大学士。苏陵阿年逾八十，两耳不聪，老眼昏花，连一举一动都需人扶持，被称为“活傀儡”。

    对于不依附自己的人，和珅千方百计地予以迫害打击。就连仁宗的老师朱珪及大学士董浩，和珅也不放过。嘉庆元年，高宗下诏调朱煖来京任大学士，仁宗得知后，写诗给老师表示祝贺。和煖盯上这首诗，把它拿给高宗看，说仁宗早就想“示恩于师傅”。高宗大怒，幸亏董诰在旁解劝：“圣主无过言。”高宗虽未治仁宗和朱煖的罪过，但降朱珪为安徽巡抚，并谕令“不得内召”……

    吏治的腐败和黑暗激化了大清统治阶级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起义军到处“开花”，大清“应接不暇”。乾隆末年如此，嘉庆初年仍然如此。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当阳、孝感等地先后发生暴动；嘉庆二年（1797年），贵州、四川、陕西等地先后出现叛乱。尽管这些武装起义还不足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但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黑暗现状。如果只是一味采取武力镇压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来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疑是天方夜谭。不过，高宗已经驾鹤西去（嘉庆四年春），至于未来的清王朝兴衰与否，就要看他的子孙后代有什么绝招了。

    清仁宗颙琰——心为国的太平天子

    励精图治 难救大局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高宗第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出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30岁的颙琰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36岁的他被策立为皇太子。次年正月，86岁的高宗举行了内禅之礼，颙琰由此登上皇位，是为清仁宗。高宗身体状况良好，虽然退为太上皇，但仍然总揽朝政大权。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高宗去世，已有40岁的仁宗才开始亲政。

    仁宗亲政时，高宗在位时所采取举措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比如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底层人士与清政府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化、尖锐化。针对父亲在位时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仁宗不敢有丝毫懈怠，亲政后立即投入到了繁忙的政务之中。

    嘉庆四年（1799年）二月，仁宗惩治了大学士和珅。当时，给事中王念孙首先站出来揭发和珅的种种罪状。亲政前，仁宗碍于高宗而没有立即审核和珅。仁宗早就不满和珅的贪赃枉法，此时高宗已死，又有朝臣弹劾，遂立即下令有司立案调查。经调查显示，和珅犯下二十条大罪：其一，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二，不待仁宗被封为皇太子的消息宣布，和珅便在初二告知仁宗，以拥戴之功自居；其二，骑马径直进入圆明园左门并过正大光明殿；其三，乘坐椅桥进入大内，乘马车直入神武门；其四，将出宫的女子纳为次妻；其五，任意压搁各路军报，有心欺蔽皇上；其六，见太上皇（高宗）身体不适竟毫无忧戚之色，并谈笑如常；其七，见太上皇病危时批答章奏字迹不清，竟开口说不如撕去重拟；其八，以兼管户部报销之名、行统管户部事务之实；其八，接到贼番肆劫青海的奏折后驳回，隐匿不办；其九，仁宗曾向蒙古王公宣谕说没有出痘（天花病）的人不必来京，他却传令不准已出痘或未出痘的人都不必来京；其十，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他因此人与其弟和琳姻亲遂隐匿不奏；其十一，拉结朋党，肆意擢升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等人；其十二，任意撤去军机处的记名人员；其十三，房屋的构造仿照宁寿宫，装饰酷似圆明园的蓬岛、瑶台；其十四，在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其十五，藏有珍珠手串二百多件，是大内的几倍之多，且所藏的大珍珠大于御用冠顶上的珍珠；其十六，藏有本不该拥有的宝石顶数十件，整块大宝石更是不计其数；其十七，银、衣服的数量超过千万；其十八，房屋夹墙中藏有二万六千多两黄金，私库中藏金六千多两，地窖中埋银三百多万两；其十九，他在通州、蓟州所开当铺、钱店的资本达十多万，与民争利；其二十，家奴刘全的家产多达二十多万，并且有大珍珠、手串等珍宝。

    顿时，朝中内外诸臣都上疏说应该治和煖大逆之罪，仁宗考虑到和煖曾任首辅，不忍心在肆市公开处决他，于是赐他自尽。他曾询问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有人说和珅有不臣之心，你认为呢？”吴熊光答：“凡心怀不轨者，一定会收买人心，而和煖既没有拉拢满人也没有拉拢汉人，即使中怀不轨，又有谁肯听从他呢？”仁宗又问：“那么，惩处他要不要迅速呢？”吴熊光答：“不速治其罪，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于是，仁宗诛杀和煖后便向廷臣宣谕说不追究被和煖荐举及在其家做事的人，望他们悔过自新。诛除和珅后，仁宗将其任职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纷纷加以修整，消除了一些弊端。随后，吏治得到了很大改善。

    除了惩治贪官外，仁宗在土地划分、鼓励农业、减少军费、安抚灾区等方面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不过，尽管仁宗励精图治，但仍然无法保证清政府的现状。随着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的先后发生，仁宗只得将大量精力、财力投入到镇压起义中去。

    早在仁宗即位之初，白莲教因地方官吏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而迅速壮大起来，坚决不向清廷妥协。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白莲教才被彻底镇压下去，清政府因此大伤元气。还未待休养生息，天理教又揭竿而起。仁宗一鼓作气，天理教灭亡。另外，随着外交的发展，鸦片开始进入国内，外国殖民者在从我国国内捞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严重摧残着我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面对内忧外患，仁宗毫不退缩，始终能够勇敢面对，的确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君主。不过，尽管如此，清朝已经暮色沉沉，再也难以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了。嘉庆二十五年（1807年）夏，操劳一生的仁宗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清宣宗旻宁——心为国的太平天子

    大力禁烟 卓有成就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初十，仁宗第二子爱新觉罗？旻宁生于撷芳殿。年幼时候的旻宁非常好学，先后受到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的指导和教育，因此早早为以后治国安邦打下了基础。另外，高宗还从小学习骑射。高宗对这个皇孙非常喜爱，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赐给他黄马褂和花翎。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林清党入宫作乱。旻宁处乱不惊，以长矛杀死两个贼人，导致贼众溃散。仁宗深感欣慰，封他为智亲王，并将他使用的长矛称为“威烈”。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仁宗在狝热河去世，当时旻宁随扈。仁宗病笃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总管等人按照仁宗在嘉庆四年（1799年）写下的御书，立旻宁为皇太子。不久，旻宁奉皇太后懿旨即皇帝位，是为清宣宗。

    宣宗也是一位志向远大的皇帝，即位后便针对社会现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整顿吏治、杜绝买官，提倡节俭、以身作则等。不过，宣宗的这些措施并不能挽救清政府的命运。在外国侵略者的武力挑衅下，宣宗由抗争到妥协，最终抱恨死去。之所以会如此，还要从鸦片讲起。

    早在雍正年间，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性，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抵制鸦片流入国内。但由于军备松弛、官吏唯利是图等原因，使得鸦片在清朝的市场越来越大。在宣宗即位后的前十八年内，运入国内的鸦片数量不断猛增。尽管宣宗心忧如焚，加大了打击力度，但鸦片的巨大利润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住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朝腐败官吏的眼球，使得他们不能自拔，从而使得宣宗的治理难度加大。

    为了能够成功制止鸦片的输入，宣宗开始重用林则徐。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禁烟，中外大臣议论纷纷。政绩昭著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请求严治。他说：“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宣宗深表赞同，先后令林则徐十九次入觐，以便与他商议实施方案。同年，林则徐被授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宜。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林则徐走马上任。当时，广东总督邓廷桢已经严申了禁令，并缉拿了一些烟犯。洋商查顿见清政府加大了禁烟力度，只好先回国退避。林则徐素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是个可用之材，遂令其严整兵备。林则徐以檄文谕告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并将运输鸦片的货船驱逐出境，共聚得二万多箱烟土。林则徐亲自到虎门验收，并将这些害民伤财的烟土在海滨焚烧，一直燃烧了四十多天。接着，林则徐请求制定有关洋商夹带鸦片的罪名，并严厉惩处与洋商勾结的官吏。除了义律外，其他各国的领事都表示奉命行事。

    为了防止外敌入侵，林则徐一边销烟，一边在沿海关口设置炮台，英国商船不敢再肆无忌惮地向清朝运入鸦片。不过，英国人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蓄意挑衅。适逢英人将华民殴打致死，并坚决不交出主犯。林则徐义愤填膺，遂断绝英人的食物来源。七月，义律以索取食物为名，竟用货船载兵进犯九龙山炮台，参将赖恩爵将其击退。宣宗收到奏章后很高兴，并勉励林则徐等人：“既有此举，不可再示柔弱。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有了宣宗的批准，林则徐显得更有底气。九月，义律再次派兵攻打炮台，被关天培击败。十月，义律又侵犯虎门官涌，大清官军兵分五路进攻，结果六战六胜，林则徐由两江总督调补为两广总督。

    瞻前顾后 步步妥协

    在清政府的强力抵御下，英国船队只得暂停在外洋，同时用利益来诱惑海边的奸民继续走私烟土。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林则徐令关天培秘密安装炮械，并雇渔船出洋设伏，在夜间顺风纵火，焚毁了众多匪船，切断了英国的走私线。英国列强为了保证鸦片贸易的顺利进行，迅速集结了大量兵船，决定用武力来征服大清，第一次鸦片战争由此爆发。六月，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并劫掠宁波。林则徐认为自己失职，遂向宣宗请罪，并密奏不可中止军事：“英夷所憾在粤而滋扰於浙，虽变动出於意外，其穷蹙实在意中。惟其虚煖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售其奸；一切不得行，仍必帖耳俯伏。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煖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不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情无厌，得步进步，威不能克，患无已时。他国纷纷效尤，不可不虑。”并请求赶往浙江戴罪立功。

    七月，抵达天津的义律向清总督琦善写了封信，将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全部归咎于林则徐和邓廷桢二人的虎门销烟之事。宣宗见英人有议和的意向，遂有了息事宁人的想法。殊不知，前线作战的官兵已经将无耻的英人击败数次。九月，宣宗下诏：“鸦片流毒内地，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沿海各省纷纷徵调，糜饷劳师，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随后，琦善接替了林则徐的职位，开始与义律协商。不料，义律竟要求大清向其赔偿烟价，同时要求清政府在厦门、福州开埠与其通商。宣宗大怒，遂要求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并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授予林则徐四品卿的头衔，令其奔赴浙江协助防守。

    在与英军相持期间，义律数次遣人向琦善挑战，琦善却尽力阻止，并表示要言和。义律说：“战后再议，未为迟也。”并派人进犯虎门的外沙角和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奋力搏击，壮烈牺牲，炮台失陷。当时，镇守靖远煖台的提督关天培，镇守威远煖台的总兵李廷钰向琦善求援。在剑拔弩张之时，琦善竟不敢公然发兵救助，而是乘夜派出二百人。宣宗大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派御前大臣贝子奕山、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等人前去协助围剿英军。

    宣宗虽然对琦善的行为感到不满，但并没有立即革他的职。之前，义律数次向琦善索要香港，琦善为了解围竟然瞒着宣宗假装同意将香港划给他。外沙角、大角炮台先后失陷后，义律以献出这两处炮台和缴还定海为条件来换取整个香港岛。在琦善的一手操办下，双方达成协议。等到英人占据香港后，琦善才上疏：“地势无可扼，军械无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如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事羁縻。”宣宗更加愤怒，下令对其革职查办。不久，虎门靖远炮台失守，关天培阵亡。奕山等人率兵到了广东后竟一再失利，为了化解广州之围，竟以赔偿英国六百万两的烟价为条件。虽然广州之围被解，但福建、浙江又开始受到英军的侵扰。

    奕山等人谎报军情，使得宣宗错误地认为英军在广州不战而退是因为敬畏大清的威严。宣宗遂不辩忠奸，在将林则徐、邓廷桢发配到伊犁戍边的同时竟赦免了贪生怕死的琦善，并令其奔赴军营效力。另外，为了节约军费，宣宗撤掉了一部分守军。宣宗所作的一切，都是导致鸦片战争以失败而告终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浙江军再次战败，吴淞失守。江宁的耆英、伊里布等人奉宣宗之命与英人和议。海内人士莫不认为，琦善是罢战言和的罪魁祸首。最后，清政府与英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史称《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但清政府已经破败不堪，贪污腐败之风再次兴盛，各地起义也随之而来。此时的宣宗已经心力交瘁，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清江山日益破落。道光三十年（1850年），69岁的宣宗去世。

    清文宗奕詝——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不称职皇帝

    全力平乱 无所成就

    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初九，宣宗第四子爱新觉罗煖奕zhu出生。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宣宗去世，被册立为皇太子的奕zhu即皇帝位，是为清文宗。

    文宗可以称得上是临危受命，但与仁宗、宣宗类似，他并不能扭转乾坤。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先后发生，文宗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早在道光年间，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就开始在国内宣扬和提倡上帝会，并打着人人平等的旗号召集教徒，规模扩展得非常迅速。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洪秀全自称天王，并开始侵扰广东各县。文宗立即令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出兵，并临时任命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领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前去镇压。乌兰泰在象州三战三胜，遂上疏说：“粤西寇众皆乌合，惟东乡僭号设官、易服蓄发有大志，凶悍过群盗，实腹心大患。”接着，清军又击退起义军数次。

    四月，洪秀全进犯桂平新墟。赛尚阿一边增调川兵，一边招募乡勇，共集兵三万，然后分兵守住要隘。洪秀全屡战屡败，后因大雨得以逃脱。

    闰八月，洪秀全向北攻陷永安后，僭号太平天国。洪秀全自为天王，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为天德王；同时，洪秀全还设置丞相、军师共四十八人。当时清兵阵容宏大，起义军感到寡不敌众，有散去之意。在这种情况下，擅长谋略的杨秀清独树一帜，独自建策封王，使得起义军没有走散。此后，起义军兵分数路，不断向南移动。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天德王洪大全被擒杀。同月，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阵亡。三月，南王冯云山中炮而亡。八月，西王萧朝贵在攻打长沙南门时被清兵所杀。洪秀全听到萧朝贵的死讯后立即从郴州赶来督促攻城。十月，起义军攻陷岳州，得到吴三桂曾经储存于此的大量军械，实力大增。

    咸丰三年（1853年）春，文宗以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取代赛尚阿。当时翼王石达开正在攻打武昌，徐广缙不敢进兵，遂在岳州逗留。文宗又更以向荣为钦差大臣，这才使得局势得到缓解。在向荣的猛攻下，石达开放弃武昌，率兵东下，先后攻克黄州、武昌、蕲水等十多个州县。两广总督陆建瀛率领二万余众、一千五百只船上溯，遇到起义军却不战而走，前军全部丧失，陆建瀛狼狈逃还金陵。不久，金陵失陷。

    难挽狂澜 心忧而死

    洪秀全在金陵建立国都，并改金陵为天京。随后，他举行祀典，并大封将卒。另外，他还制定了军制、阵法、旗帜、号令、服饰等各种礼仪制度。洪秀全踌躇满志，俨然一副皇帝的架势。他令人毁掉总督署，然后征发万余劳力修建宫殿，极尽奢华富丽之能事。其中，螭龙、鸟兽、花木等饰物多用黄金雕镂而成。为了能够笼络人心，洪秀全仿效西洋的宗教制度，每日集众演说，宣传自由与平等。为了彻底做到这点，洪秀全修订了六十二条极为惨酷的律法。律法中规定，官军在行军三十里外后才允许掳劫，否则凡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

    伪丞相罗大纲建议：“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当时杨秀清刚刚专政，不愿采纳其议，洪秀全遂遣兵东下。罗大纲无奈，对旁人说：“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

    同年二月，起义军攻陷镇江、扬州。向荣率军自武昌东下，抵达天京后在孝陵卫驻军，被称为“江南大营”。同时，都统琦善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领各路马步兵屯于扬州城外，被称为“江北大营”。三月，向荣击退起义军，进逼金陵。

    随后，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结果以失败告终，向荣战死。咸丰八年（1858年），文宗下令再次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重建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咸丰九年（1859年），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但洪秀全并没有安心，因为江南大营仍然屹立在城外。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咸丰十年（1860年），起义军将领李秀成依计行事，率领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面对日趋紧张的局势，文宗寝食难安。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文宗见安徽、湖北纷纷告急，就接二连三地令曾国藩出兵救援，但曾国藩始终按兵不动。自咸丰二年（1852年）始，曾国藩按照文宗旨意办起了团练。次年，在文宗的许可下，曾国藩主持编制了军队，规模越来越大，湘军很快就组建完毕，但这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根本不能够抵挡气势汹涌的太平军，更不用说消灭他们了。因此，曾国藩在训练士兵时，要求很高。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才开始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起了决定性的意义。

    在镇压起义军的同时，外国列强也开始威胁清政府的统治地位。早在咸丰六年（1856年），在英法列强的蓄意谋划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最终，文宗无法收场，遂委托恭亲王奕煖处理议和事宜，自己逃往热河避乱。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文宗病逝。

    清穆宗载淳——无碌碌无为，死于性病的少年天子

    受制慈禧 华年早逝

    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文宗长子爱新觉罗？载淳生于储秀宫。咸丰十一年（1861年），文宗在病逝前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四位御前大臣和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位军机大臣宣谕册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文宗死后，载淳即皇帝位，是为穆宗。

    穆宗即位后，四位御前大臣和四位军机大臣辅政。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穆宗生母慈禧太后那拉氏和恭亲王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这便是“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圣母皇太后钮祜禄氏和母后皇太后那拉氏（慈禧）和正式开始垂帘听政，恭亲王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的恭亲王主张改革，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洋务运动由此而来。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保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采用阴谋逼迫恭亲王下台，最终独揽大权。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平定，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非常倚重。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曾国藩被授职两江总督，执掌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权。同治元年（1862年），他被加授“协办大学士”头衔。此时，曾国藩已经是大清建朝以来权势最高的外臣。曾国藩并没有辜负清廷对他的期望，最终于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彻底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

    湘军作战长达十年，士气渐衰、积习已深，再加上湘军擅长在山区打游击而不擅长平原作战，曾国藩果断裁减湘军，并迅速组建了淮军。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蒙古王爷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捻匪最初由山东游民组成，经过对光、固、颍、亳、淮、徐等地进行了一系列剽掠后势力大增。其首领共有四人：张总愚、任柱、牛洪和赖文光。

    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份、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万难之中，曾国藩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对捻军穷追不舍，曾国藩得知后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立即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十日，曾国藩北上剿捻。

    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首领牛洪战死，捻军开始分散：任柱、赖文光窜至湖北，张总愚窜至陕西，被称作东西捻。曾国煖剿捻一年有余但没有大成效，朝廷遂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在李鸿章的指挥下，淮军在湖北击败东捻军。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西捻军首领张总愚向北窜至定州。京师大震，下诏削去李鸿章的职务。李鸿章上疏说：“剿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东捻流窜豫东、淮北，所至民筑圩寨，深沟高垒以御之。贼往往不得一饱，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河北平原千里，无险可守。截此则窜彼，迎左则趋右，纵横驰突，无处不流。且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愈众，步贼多改为骑，趋避捷，肆扰尤易。自古办贼，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於官军，但彼骑多而我骑少。今欲绝贼粮、断贼骑，惟有严谕绅民坚筑圩寨。一闻警信，即收粮草牲畜老弱壮丁於内。贼至无所掠食，兵至转可买食。贼虽流而其计渐穷，或可煖期扑灭也。”经过半年的围剿，李鸿章终于平定西捻军。此后，李鸿章成为了清政府的中流砥柱。同治九年（1869年）七月，李鸿章剿平北山土匪。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虽然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在签约过程中认定日本人“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不料，竟被李鸿章言中。三年后，日本出兵侵台。清政府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湾巡阅，并调遣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前去驻守。最终，此次侵台事件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暂告平息。

    同治八年（1869年），穆宗14岁，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放权，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此时的穆宗已经纵情声色而不能自拔，并染上了天花。同治十三年（1874年），穆宗病逝。

    清德宗载湉——有心治国、无力回天的夹板皇帝

    国势日衰 忠臣竭力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醇贤亲王奕枻之子、穆宗之从弟爱新觉罗？载湉出生于太平湖邸第。穆宗因早逝而并无子嗣，慈禧太后遂立载湉为帝。这样以来，她仍然可以凭着皇太后的身份继续把持朝政，而不会因被尊为太皇太后而移交权柄。载湉继位后，是为清德宗。

    德宗即位时仅有4岁，慈禧太后总揽朝中事务。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更多的外交事务，慈禧太后继续倚重李鸿章。

    光绪元年（1875年），台湾发生事变。李鸿章在海防方面提出了建议：“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煖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煖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李鸿章在主持国事期间，能够扛住压力、力排众议，为清政府的统治延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积极组织大清学生研究探讨外国的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等各个方面，先后创办过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开发国内的煤铁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开设医学堂；从国外购进铁甲兵舰，修筑炮台营垒；通商日本，并派人前往驻守；等等。他首开清政府之先河，促进了清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光绪三年（1876年），李鸿章为清政府治理了国内的旱涝灾害；光绪六年（1879年），李鸿章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与巴西签订通商条约。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急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以“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为由，建议清政府暂且不要对法国开战。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朝廷内舆论渐起，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不料，协定墨迹还未干时，法军竟然进攻谅山。英勇爱国的清军同仇敌忾，在广西和台湾战场上大败法军。法军见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便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李鸿章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而且能够自由出入中越边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李鸿章认为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于是建议清政府组建近代化海军，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建设成军。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是亚洲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尽管李鸿章等爱国官员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清廷的腐败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慈禧在修缮颐和园、过生日时大肆挪用海军经费，户部以经费难支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窘境。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引发了中日黄海大战。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北洋舰队不敌日本舰队。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连续激烈交战，都以失败告终。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舰队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清政府见无法战胜日军，于是派李鸿章赴日本议和。出行前，清廷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始终抱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念头，以致于多轮谈判后未达成协议。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在回住处的途中遇刺。由于受到世界舆论的压力，日方在和谈条件上有所收敛。在第四轮谈判后，议和条件基本达成。中国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将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地割让给日本，这就是令国人痛心的《马关条约》。

    此后，国人大骂李鸿章是卖国贼。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李鸿章成了清廷的替罪羊。李鸿章有冤难申，从而更加仇视日本人，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会维护他们的权益，遂解除了李鸿章任职长达25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李鸿章作为清廷特使前往祝贺。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与俄结盟对付日本。

    主持维新 惨遭打击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对西方社会制度由衷赞叹，发出“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的呼声。在李鸿章的呼吁下，戊戌变法在国内兴起。德宗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亲政，对外国侵略者极端蔑视，大有一展宏图之志。这时候，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出现了。康有为积极提倡拒和、迁都、变法，并秘密向德宗上书，得到了德宗的赏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京师成立了保国会。在李端棻、徐致靖、高燮曾等朝臣的反复推荐下，德宗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见到德宗后力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德宗叹道：“奈掣肘何？”康有为答：“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德宗遂重用康有为，并秘密召来侍读杨锐、知府谭嗣同、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等人共同商讨变法之事。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朝中旧臣感到疑惧，于是群起指责康有为，慈禧太后很快介入其中。后来，维持了仅百日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

    慈禧太后本想废掉德宗，结果受到中外人士的指责，两江总督刘坤也认为“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在这种情况下，德宗才侥幸保住了皇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反帝斗争兴起。在慈禧太后及其爪牙的误导下，义和团竟打着灭洋人、杀新党的旗号开始对付洋人。随后，比利时、德意志、日斯巴尼亚、澳大利亚、法兰西、美利坚、英吉利、俄罗斯、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十国派兵入侵。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慈禧携德宗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催其北上主事。此次，李鸿章吸取了《马关条约》事件的教训，行至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也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做替罪羊。怎奈，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抵京收拾残局，李鸿章无奈，一个月后抵京，向八国联军求和。李鸿章、奕煖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国军队纷纷撤还。

    此后，德宗并没有立即心灰意冷，而是在等待时机再次进行变法。然而，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才去世。而此时的德宗身体状况也日益恶化，很快便尾随慈禧太后而去，抱憾终生。

    宣统皇帝溥仪——从皇帝到平民的坎坷一生

    复辟不成反遭罪 静心改造重做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十四日，溥仪出生于清都北京的醇亲王府（又称北府），其父是光绪帝的弟弟载沣。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几乎是在同时患上重病。不久，光绪帝奄奄一息，慈禧太后的身体状况也进一步恶化。由于光绪帝没有后嗣，皇储迟迟没有定下。慈禧太后见光绪帝行将就木，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商议皇储一事。当时，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地位摇摇欲坠。军机大臣考虑到当前的危急形式，建议立年长之人，以便主持大局。不料，慈禧太后听后大怒，力排众议。最后商议决定，将光绪帝的亲侄子溥仪立为皇储，即位后由溥仪的父亲载沣监国。光绪帝当日从大臣口中闻讯后比较满意，于第二天离开了人世。光绪帝死后的第二天，慈禧也撒手人寰。

    十几天后，3岁的溥仪在太和殿即皇帝位，建元宣统，光绪皇后隆裕被尊为“太后”。此后，溥仪在隆裕太后和载沣的辅助下开始治理清王朝。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在湖北武昌起义，并迅速得到全国的响应，清政府的统治地位在这次运动的冲击下动摇。不久，孙中山在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外，会议还决定改用公历纪元法。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这一天是公历1912年1月1日。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迫于当时的反清形势，只得以溥仪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退位诏书》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清朝政府的灭亡，而且意味着统治中国人民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结束。

    溥仪退位后，民国政府并没有继续为难他，不仅没有费掉他的皇帝尊号，而且还允许他继续住在宫中。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溥仪一直在紫禁城内的养心殿闲居。

    1915年12月12日，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劳动果实后称帝。不过，袁世凯的皇帝梦并不长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他竟一命呜呼。

    袁世凯死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这就是“府院之争”的由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势力纷纷萌生野心，与民国政府进行明争暗斗，其中以张勋领导的辫子军最为突出。张勋出生行伍，清政府未亡时曾任江南提督。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后封他为定武上将军。然而，他更加拥护清王朝。之所以要归附民国政府，只是为了保全实力。为了表示自己对清王朝的忠心和辅助溥仪复辟的决心，他在溥仪退位后要求部将一律不准割去辫子，“辫子军”来源于此。

    1917年6月中旬，张勋率领辫子军入京，对外声称调节“府院之争”，实际上是在为复辟作准备。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张勋和其他保皇分子于7月1日将12岁的溥仪推上了皇位。

    溥仪复辟后，迅速按照清政府的官僚制度分封议政大臣、各部尚书、顾问大臣、总督、巡抚等等。冯国璋、黎元洪、段祺瑞等人皆在受封人员内，然而他们拒不受命。同时，各省督军、南苑航空学校、北京公使团纷纷采取了抗议或声讨复辟的行动。

    在武力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保皇派欲使溥仪复辟的梦想仅仅维持了12日。此时的溥仪虽然能够体会到些许做皇帝的滋味，但还来不及寻思便再次被赶下了皇位，又一次回到了养心殿。

    保皇派的失败直接影响着溥仪的命运，溥仪的生活将会变得更糟糕。在冯玉祥的策动下，溥仪于1924年11月5日被民国政府赶出皇宫。溥仪无奈，交出宝玺后被送回他的出生地北府。

    溥仪并不安分，心中的复辟念头越来越强烈。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他摆脱民国政府的监管，逃进了日本公使馆。

    一心想做皇帝的溥仪根本没有想到，他已经成为了日本人手里的一颗棋子，从此将不断受到日本人的摆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何况他想借助有虎狼之心的日本人来达成自己的愿望。

    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和利用溥仪，日本人不久就把溥仪送到了天津。此后，溥仪又安静地度过了七八个年头。他在默默等待着复辟的时机，梦想着做皇帝的威风和高贵。

    1931年9月18日，“九煖一八”事件爆发。就在中国国土被日本人侵占、中国人民惨遭日本人屠杀的同时，被皇位冲昏头脑的溥仪竟然从中看到了复辟的希望。他竟异想天开地认为，一旦民国军队被日本人镇压下去，他就可以做皇帝了。

    在日本人炮火的强烈攻击下，我国的东北三省失陷。日本人为了对我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特意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并用客轮将溥仪从天津接到辽宁。次年8月，溥仪正式在吉林长春开始了伪执政的生涯。

    溥仪虽然成为了皇帝，但不是君临天下的清朝皇帝，而是一个遭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鄙视和唾骂的傀儡皇帝。他的复辟梦想再次破灭，而且为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此，他失去了人生自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唯能够继续的是生命的延续和屈辱的延伸。

    1945年，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中逐渐被彻底压制住。同年8月15日，抵挡不住苏联红军攻势的日本关东军只得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我国的东北撤出。溥仪在逃跑的过程中被苏联红军俘获，他的弟弟、妹夫、侄子后来与他一同被押进伯力收容所（今位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的拘禁生活后，溥仪于1950年被遣送回国，随后在国内接受了10年的改造。1959年，经中国政府特赦，溥仪被释放，成为了一名中国公民。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溥仪的思想渐渐改变，开始积极地面对未来的生活。1960年，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工作，随后又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在1964年加入了中国政协委员会，成为了一名政协委员。

    1967年10月17日，62岁的溥仪因肾癌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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