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喜讯令这一对伉俪教授颇感意外。他们都满六十了，且多病，但比他们年纪大身体更不好的大有人在，却没有召回。他们发现从各个方向射来的目光中，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情绪，有质疑也有羡慕，有祝贺也有讥讽。
在江南大学，他们应属于名教授之列。杜尚师供职于历史系，对于战国春秋史尤独领风骚，他的《孔子世系源流考》《楚灭庸国大事年表》，都是名重一时的著作。何一芬则任教于中文系，主讲唐诗、宋词，一上讲台，声调甜美，论析精辟；她还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选本和注释本。
他们当然都出自书香门第，两家是世交，两人又是中学、大学的同窗，名义上是父母包办，其实是自由恋爱，虽然没有孩子，几十年却是情深意笃。在傍晚的校园，两人并肩款款而行，真如画中人物，往往成为男生女生心目中最美的风景。
何一芬在诗词上功夫很深，抒情遣兴，锦口绣心，时有新作。不过，她从不拿去发表，也不公之于众，只是“乞正”于夫君。有些诗句，往往得到杜尚师的击节赞赏，如《与尚师登岳阳楼》中的“人来吴楚雁声里，诗在水天龙气中”；《湘潭昭山即景》中的“残碑补壁苔犹绿，独树当关叶早红”……高兴了，杜尚师也会和上一首两首，不过会自谦地说：“才情不敌夫人。”
杜尚师主攻史学，但颇好中医的针灸，研之甚深。家中备有银针，时时在身上的穴位试扎，体会针感的微妙。他常为多病的何一芬扎针治病，对外却绝对守口如瓶。他曾对妻子说：“如果哪一天我觉得没有必要活着了，我可以用银针扎于天灵盖旁的一个穴位，拔针后，可以从容地在半个时辰之内‘自闭’而死。”何一芬用手捂住他的嘴巴，泪水便下来了。杜尚师说：“此不过戏语罢了，何必当真。”
。回到江南大学后，校“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找他们认真地谈了话：杜尚师安排进了校“云水怒革命大批判小组”，撰写有分量的“批林批孔”文章，然后放到全国大报上去发表；何一芬白天做些轻微的劳动，业余帮助老杜查找资料，编制不放在革命大批判小组。
说是“小组”，规模并不小，有三十多个人，除杜尚师年长外，全是各系抽调的年轻教师，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每天的任务是：集体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的雄文四卷，宣读中央重要文件和最新指示，讨论大批判文章的题目和提纲，分头完成分配下来的写作任务。
“革命大批判小组”设在校办公大楼的第五层，中间是一个大会议室，四周是一个一个的办公室，有门有窗，自成格局。开会了，走出办公室便是会议室；散会了，各回各的办公室，关起门来不受干扰。其他的人都是两人或三人一间办公室，杜尚师却是独分一间，为的是体现党对老知识分子的特别照顾。这使杜尚师多少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慨，在不开会的时候，他独自一人端坐在办公桌前看书读文件，目光却是散乱的，心思飞得很远很远。他仿佛听到了孔老夫子讲学杏坛传来的清亮之音，听到牛车咯咚咯咚碾过列国土地的厚浊之声……两千多年过去了，谁料中华文化有此大劫！杜尚师的双眼模糊了，趁着没人，赶快用袖口揩去泪水。
只有回到家里，杜尚师的心才真正轻松下来。门窗紧闭，布帘低垂，和何一芬在书房里悄悄地交谈。
门外飘着柔白的雪花，天地一白。
何一芬忽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花笺纸，说：“下午我写了一首七律《冬日呈尚师》，你看看。”
杜尚师接过来，细细地看：
玉屑霏霏宇宙昏，金猴破毁水晶宫？
人蒙口罩模糊脸，车走风雷批判声。
治史最称司马笔，论诗还具岁寒心。
相携雪霁看梅去，香满衣襟骨也清。
看完了，杜尚师没有做声。诗真是写得有血有泪，起句就好，大雪乱飞，天昏地暗，是孙猴子打碎了水晶宫，其实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胡作非为！他划根火柴，把花笺纸烧了。“一芬，此类诗不可再作，你要保护好自己。”
“嗯。”何一芬孩子似的点了点头。
“我可能有几天不能回家。”
“为什么？”
“从明日起，小组全体人员工作、吃、住都在办公室，由我执笔写《孔子的罪恶家世和反动思想体系》，提纲是集体拟定的。你说，这不是欺师灭祖吗？这样的狗屁文章，怎么写？”
“能推就推，能敷衍就敷衍。”
“恐怕是难。”
夜渐渐地深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何一芬刚刚打扫完一长截人行道，便有人来通知她快去办公大楼，杜尚师突然死在办公室里了，手里还握着一支钢笔，稿纸上刚写下题目的头两个字“孔子”……何一芬身子一软，像片落叶一样飘跌在地上。
她醒过来后，被搀扶着走进了杜尚师的那间办公室。老杜伏在办公桌上，似乎在熟睡，手里握着支钢笔，稿纸上果然只有“孔子”两个字。她马上意识到：丈夫绝不是因病而猝死的，只可能是在无人时用银针扎头顶之穴位“自闭而死”，可那根银针他藏在什么地方呢？她不能问也不能说，只是大声地痛哭起来。
学院为杜尚师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悼词上含糊地说他是“于工作中突发疾病而逝”，然后火化了，葬入了梅岭公墓。
半个月后，何一芬领回了杜尚师抽屉里的遗物。《毛泽东选集》四卷、《马、恩、列、斯、毛论阶级斗争》一本、《批林批孔资料汇编》五本，还有两个空白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一支铅笔。
夜深人静，何一芬仔细地检点遗物。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中间，她发现了深深塞入装订处的一根银针，再使劲掰开，出现了四个很小的铅笔字：义无再辱。
她明白了，丈夫对这样的写作任务，只能以死而全其气节。却又不能堂而皇之地去死，便用一种非常手段结束生命，以免连累家人。
何一芬想起“相携雪霁看梅去”的诗句，不由得心如刀割。本欲也一死了之，细思忖却万万不能。假如有一天世道清明，只有她才能为丈夫讨回一个公道。她小心地把丈夫的遗物收藏起来。
粉碎“四人帮”后，一切开始走上正规，平反冤假错案，甄别是非功过。衰老的何一芬，向校领导面呈了丈夫的所有遗物。那根银针和“义无再辱”四个字，为杜尚师的晚节作出了有力的佐证，组织上重新写出了鉴定书。
一个冬日，何一芬因病逝世。她的遗书上只有两行字：
葬我于“梅岭公墓”杜尚师之侧。
我要与他“相携雪霁看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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