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的兴起和辽的灭亡
由于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昏暴，使得北宋辖境之内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这班昏愦糊涂的统治者们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竟打算发动一场战争。他们知道在辽国的东北方有一个女真族崛兴起来，建立了金国，和辽国作战，连续打败辽的大军，占领辽的领土。他们料想，辽国必然招架不住了，如果趁这机会和女真族联合起来，从南北双方夹攻辽国，辽国必然灭亡，这样便可把石敬瑭割归辽国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一齐收复。而在赢得这次战功之后，也就可以提高对国内人民的镇压的威望。
有了这样的估计和意图之后，这班荒唐鬼果然就这样办了。他们在1118到1120这几年内曾几次派人由海道到金国去，商议和金人夹攻辽国的事。就在1120年，紧接在宋金双方订立了夹攻辽国的盟约之后，宋江和方腊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相继在黄河下游和浙水沿岸爆发了。
到1122年春间，南北两支起义军全已被镇压下去，北宋政府便出动了二十万以上的军队，并且把刚被击溃的散在北方各地的农民武装也一齐收编进去，开赴攻打辽国燕京的前线。
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把算盘打错了。首先是对敌我力量的估计全都大错：辽国的兵力在对金作战时虽是每战必败，到迎击北宋的军队时，只出动了原来驻守燕京的一部分兵力，在1122年却两次大败宋军。在吃了两次败仗之后，北宋的皇帝和将相全都放弃了攻取燕京的念头，便暗中派人去请金人由居庸关进军，攻打燕京。金人在进入居庸关后，竟是毫不费力地把燕京攻占了。
到燕京被金人攻占之后，辽国在事实上便已灭亡，它的全部境土已全为金人所占领了。
2宋金的交涉，金兵的南侵
北宋自建国以来就处在辽国的威逼之下，到这时，辽国是灭亡了，代之而兴的金国，比之辽国却更为落后，对北宋说来，是一个更难和平相处的国家。这是因为建立了金国的女真族，这时候还处在奴隶制社会的低级阶段，即家长奴隶制的阶段，掠夺和杀伐乃是它的习性之故。
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不知道赶紧去聚集力量从事卫国保民，却妄想与虎谋皮，和金人提出交涉：北宋前此出兵未能夺取到的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要金国一一交割给北宋。
金国的统治者在最初还没有摸清北宋军政力量的虚实，所以当北宋提出如上的要求时，便以北宋每年交付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铜钱一百万贯为代价，把燕京及其附近六个州的地方让归北宋所有。由于双方交涉时使命往返的频繁，没有多久，金人对北宋的文恬武嬉的情况就全已洞悉了，到1125年冬，金人便从现今的河北省和山西省两路出兵，要去攻打北宋的首都开封了。
赵佶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之后，不敢亲自担当抵抗敌人的工作，便急忙传位给他的儿子赵桓（死后称为钦宗）。
西路的金兵，受到山西人民和北宋驻守太原军队的牵制，长时期不能前进，只有东路金兵在1126年春渡河包围了开封，并向北宋政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北宋政府偿付金人极大数量的军费，二是要北宋政府把太原、中山（今河北省定县）、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三镇和这三镇所辖境土全部割让给金国。
当金兵南下的消息传到各地的时候，不但驻守陕西的军队因接到北宋政府的命令而急急前去救援开封，各地的乡兵和人民也自动组织起来向开封集中。这些军队陆续到达开封城下，也陆续给予敌人一些打击。金兵这次是长驱直入的，黄河北岸的一些重要城镇还都是宋兵驻守着，他们也很可能出而阻截住金兵的归路。女真统帅既怀着这样的顾虑，开封城外的侵略军又受到宋方人民军队和政府军队的打击，他们便在暗地里考虑尽早从开封撤退的事了。那般昏庸而又怯懦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这一形势却又是缺乏正确估计的，已经是金兵撤退的前夕了，他们却答应了金人的赔款割地的全部要求！
北宋政府虽然要把河北、河东（今山西省）等三镇的土地和人民出卖给金国，这三镇的人民却不甘心落入女真族的奴役之下。因而，女真侵略军在北归之后，并不能凭靠北宋政府的卖国约言而劫取到三镇的土地和人民。这就只有再向北宋的卖国政府加强军事的压力。而西路金兵也已于这年九月把太原攻陷，于是，就在1126年的冬天，东西两路金兵又一齐南下，攻破开封，把北宋的新皇帝和老皇帝一齐扣押在兵营当中，通过宋廷大臣中的一些败类，尽量把各个府库中的以及官户民户的金银币帛加以搜刮。1127年的四月，挈带着这两个赵姓皇帝和几千名皇亲贵族，盘载着几千车金银财货，北归金国了。
3大地主们往南逃，广大人民在斗争
在金国的侵略兵马南下的时候，首先遭受到它的焚杀劫掠的惨祸的，是河东、河北的人民。豪绅大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都纷纷逃奔，迁徙到暂时还没有战祸的地方，有的更远远地迁徙到江淮流域的一些州县中去避难。大量的劳动人民却留恋着自己的乡土，不但不肯迁徙到别的地方去，而且要出死力保卫自己的家乡，不使它被女真兵马所蹂躏，所占据。他们自动地结合起来，靠山的到山中结寨，靠水的到水旁结寨，千方百计地给予女真兵马一次一次的打击。单就在河东地区的活动来说，不但能够长期地把西路金兵牵制在太原城下，有一次且几乎包抄了西路金兵统帅粘罕的大营。
黄河北岸的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和磁州（今河北省磁县）一带，也出现了无数支忠义民兵的组织。他们分别邀击女真兵马，碰到北宋政府派往金国去商谈丧权辱国条件的使臣，也一律截留，或者简直就把这样的卖国使臣杀掉。例如，在磁州的民兵查明王云的出使是要去出卖祖国的，因而激起了义愤，立即宣布了他的罪状，杀掉了他①。
被围在开封城内的赵桓，也常常听到河东、河北忠义民兵打击女真侵略者的一些消息②。从赵姓皇室的立场看来，这样的一些消息是使他们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其所以可喜，是金国兵马在受到各地忠义民兵的打击之后可能即解开封之围而去；其所以可惧，是这些忠义民兵很可能在打击金国侵略者的过程当中日益壮大起来，果真如此，则在打退金国兵马之后，赵姓皇室的统治权也未必不被推翻。为求赵姓统治权之不致因此而失坠，赵桓便派人缒城而出，送一封蜡丸密信给当时正在相州的他的九弟——康王赵构，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把河东、河北以及其他各地的忠义民兵和政府军队都放在他的统帅之下，要他去救援开封。
赵构的怯懦是不亚于赵姓皇室中的任何一人的。他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之后，并不敢把打击侵略者的领导责任承担起来，还照旧躲躲闪闪地转徙于黄河以北的地区。直到女真侵略者颠覆了北宋的政权，俘虏了赵佶、赵桓以及赵姓皇亲贵族和朝廷大臣男女共几千人，撤离开封北归之后，赵构才绕道到河南的应天府去登上皇帝之位，而对于广大人民所属望于他的，抗拒敌人和卫国保民的工作，却依然是不敢承担起来。他所日夜考虑的，只是如何能尽早从敌人兵马威胁下的中原之地逃脱开，如何能尽早逃向东南的繁华城市去尽情享乐一番，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到1127年十月，赵构便带领着他新组成的小朝廷的全班人马逃向扬州去了。
校勘记
①此据《宗泽遗事》，见《宗忠简公集》卷七。
②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夹注中所引赵甡之《遗史》和洪迈的奏疏。
4女真侵略者扑灭河北、山东的忠义民兵
赵构从应天府更向东南逃跑，这表明，他是情愿把黄河以北的土地和人民奉送给敌人了，然而这时黄河北岸忠义民兵对敌人的斗争却正在剧烈展开。敌人抽调河北的壮丁去当兵，要河北的汉族人民都薙发垂辫，改穿女真人的服装，又常常捕捉大量的劳动人民到东北或西北境外去出卖或换易马匹。每有一次这类的罪行和罪恶命令，便使得河北人民抗敌斗争的情绪更为激化一番，投入斗争中的人数也在成千成万地增多着①。在太行山的东麓，先后曾形成了好几支声势极为壮大的队伍。例如，在庆源府（今河北省赵县）的五马山有马扩和一个冒牌的信王赵榛等人领导下的上十万人的一支，在共城县（今河南省辉县）有王彦领导下的将近十万人的一支。协助地方官吏坚守州县城的更是所在皆是。
宋廷的南迁既等于表示情愿放弃黄河以北的土地和人民，女真侵略者便也进一步想把河北、山东之地攫为己有，遂把全副军事力量集中在这一区域，向各处的忠义民兵进行其残酷的扫荡工作。
金国的兵马首先向太行山麓那些忠义民兵的营寨进发。民兵营寨的人数虽已愈聚愈多，然而枪仗和器甲却是非常短缺的，粮食、衣物和金钱的来源也全不充畅。在组织、领导和物资的接济等方面，全急需宋廷的最高统治者们作通盘的筹措和大力的支援，各营寨的首领们也接连不断地向宋廷呼吁，然而宋廷的君臣却是些毫无良心的极端自私自利之徒，他们只是担心到：如果是真的信王赵榛被民兵们拥戴起来，则在稍有成功之后，必将成为赵构的皇位的争夺者，因而对于这些艰苦抗战的人民武装，宁愿其尽快被敌人扑灭，对于他们的呼吁遂都置若罔闻。因此，几个声势最为雄壮的民兵营寨，在1128年内便相继被侵略者的大军所击破。
在太行山麓的忠义民兵营寨被击破之后，金国酋帅粘罕、挞懒等人便合兵去攻打河北和山东的一些重要州城和县城。
从五马山寨撤退了的马扩，这时正在山东馆陶县境聚集义兵，挞懒的兵马在攻陷冀州之后立即移师到博州（今山东省聊城县），乘马扩率军进驻清平县城尚未安定之际，便去加以袭击，再一次把马扩的军队打败。
在这同时，粘罕又亲自领兵去包围濮州。濮州是个小郡，粘罕初到即有轻视之意。驻守濮州的将官姚端知其如此，便乘其不备，于夜间率众去偷袭粘罕的军营，粘罕赤足而逃，险些儿被姚端所俘获②。粘罕老羞成怒，便更用力围攻。城中军民在坚守了一个多月之后，精疲力竭，终于被金人攻陷了。由于怀恨姚端的夜袭，金人在城破之后，对于城中的居民，不分“少长良贱”，大肆屠杀，对于城中的房舍，也放火一律烧光③。
当金兵去围攻澶州的时候，也遭受到城中军民的顽强抵抗。到攻陷之后，也把城中居民悉数屠杀，连一个婴儿也没有留下。十几年后有人从外乡回到澶州，在全城之中竞找不到一户旧有的居民④。
此后西起相州，北至沧州，中经大名府，东经东平而至济南、淄州、青州、潍州等地，在1129年内先后全都陷入金人手中。
在攻陷东平府后，金国兵马的主力便指向宋廷所在的扬州。1129年春初即攻下徐州，长驱而南。赵构于二月初从扬州仓皇渡江，逃往杭州。在此以后，淮水以北的各个州县，包括开封和应天府在内，或则经由金人的攻打，或则出于宋方守臣的自动放弃，都已相继被金兵占据。因而也就在1129这一年内，宋国和金国在事实上已等于是划淮为界了。
校勘记
①据张汇的《金虏节要），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
②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八，建炎二年十月十二日记事。
③同上书卷一一九，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记事。
④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九，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记事。
12世纪中叶宋金两国间的斗争
1从伪齐傀儡政权的出现到它的被取消
金国在1122年刚把辽的全部境土吞并，在1127年的年初又把北宋灭亡，其后又以不满两年的工夫而伸展其势力直到淮水北岸。这一系列的军事进展，实在是过于快了一些。从金国的统治者看来，也觉得他们的政治力量还远远落在军事实力之后。如果就把北起松花江、南达淮水北岸的这一广大地区都放在这一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这是连金国的统治者也有茫然无从措手之感的。而何况，中原以及华北地区的汉族人民还到处在从事武装反抗，军马铁蹄的扫荡既还不能镇压得住，想从事政治上的统治，自然更感棘手。
既有这样一些顾虑，金国的统治者便在1130年册立宋方降臣刘豫为齐国皇帝，把陕西、淮北、山东和河北（大名以南）之地都划归这一傀儡政权去统治。他们希望采用这种间接统治的办法，一方面可使这一区域的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斗争稍稍缓和一些，另一方面可使伪齐政权编成一支力量不太强大的汉族军队去抵制南宋，则金国的全部军事和政治力量，便都可用在加强对直接统治区域内的各族人民的镇压工作上去了。
在此后的几年之内，在杭州安顿下来的南宋政权的军政实力逐渐加强，抗战派人物的主张，在极大多数具有民族意识的士大夫和各阶层民户的支持之下，迫使南宋政府不能不勉强服从。一遇到南宋军队积极抗战，伪齐傀儡政权自问非其本身力量所能招架得住，便急忙向金国乞求出兵为援，这使得金国统治者颇感到一些厌烦。而在对于伪齐境内人民的勒索方面，傀儡们虽已竭尽其敲剥的能事，却也始终不能满足其女真主子们的贪欲。1137年，金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政变，挞懒一派人代替粘罕掌握了大权。几年以来，在对山东民户的搜刮方面，伪齐和挞懒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的，在挞懒掌握了金朝的大权之后，便明令废掉刘豫，并且把伪齐政权取消了。
2岳飞的抗金斗争，赵构、秦桧的对金投降
挞懒一派不但废掉了伪齐政权，还想进一步从政治上对南宋作诱降之计。在伪齐政权既废之后，金国向南宋提议，如果南宋肯作金的藩属，像前此伪齐之对于金国那样，则金国情愿把河南和陕西之地“赐还”给南宋。南宋这时正是卖国贼秦桧独揽大权的时候，在此以前他和赵构一直苦于要投降而不可得，现既得到金方的这等提议，他们当然要不顾一切地应承下来。却不料，当双方正在办理“交割”手续之际，金国又发生了政变，挞懒一派被推翻，兀术一派继起当权。于是，金和南宋前此所谈条件也全被推翻，而且在1140年春夏间，兀术又带领兵马大举南侵了。
南侵的金军首先在顺昌（今安徽省阜阳县）城下被宋将刘锜打得大败，紧接着便是岳飞由鄂州（今湖北省武昌）进军北上抗金，在郾城和颍昌（今河南省许昌县）几次打败了兀术的主力，而岳家军的先锋部队且更北上而克复了郑州，西上而克复了洛阳。河东、河北境内的忠义民兵也在敌后大为活跃起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要迎接岳家军渡河北上，直捣幽、燕。
正当岳家军节节胜利，使得兀术已经惊惶战栗、准备从河南撤师北返的时候，秦桧和赵构竟也同样地惊惶战栗起来了。他们害怕岳飞在战场上建立了大功，不受朝廷的制驭；他们又害怕河东、河北境内的忠义民兵在和岳家军合力战斗中壮大起来，成为南宋政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便从各个战线上把宋军撤回，使得岳家军深陷在敌军从正侧两面夹击的情况当中，处在如不班师便要丧师的情境之下，岳家军终于不能不放弃它的所有战果而撤回到鄂州去了。
1141年赵构和秦桧几次派人到兀术的军营中去进行卖国的谈判，无耻地向敌人表示态度说，如果对方不再以兵戎来临，肯让南宋小朝廷在东南半壁存在下去，不论对方索取任何代价，都是在所不惜的。于是，到这一年的冬季，双方便订立了“盟约”：南宋向金国世世称臣，并且把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县西南）以北之地，一齐划作金国的属地了。
3屯田军进驻中原，完颜亮迁都燕京
金国在1130年就已经侵占了淮水北岸以及陕西五路之地，然而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始终是此扑彼起，使女真统治者在这一区域不能顺利进行其统治，而且南宋的军事实力也在日益坚强壮大之中，随时都有进军中原的可能。因此，在当时，对于究应采取什么方式对华北以至中原地带进行其控制和统治的问题，金国的统治者一直还是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之中。也因此，金国的首都一直还是放在僻远的会宁府（故址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之白城），他们长时期不敢考虑到迁都的事。
在南宋政府的卖国集团正式把淮北和陕西地区出卖给金国之后，金国的统治者便把迁都华北的问题放在议程之上了。
作为迁都的先决条件，是先要把华北以至淮北的社会秩序搞得“安定”一些。在“盟约”订立前后，金国便开始实行一种用屯田军驻防的办法。屯田军以女真族人为主要组成人员，也包括奚、契丹等族的人员在内。他们从东北迁徙到大河南北，在各地的村落之间建筑堡垒，群居其内。为数如在几十户以上，便设置百户长，如在几百户以上便设置干户长，以相统辖。堡垒棋布星列，屯田军户便也和汉族百姓杂处。这一举措的意图是：把汉族人民全放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使汉族人民不可能起而“图谋不轨”。每个屯田军人都是挈带全家同行的，在到了驻防地区之后，由政府计其户口，收夺当地的上好民田分配给他们。
到1149年完颜亮杀掉金熙宗而自即帝位之后，更迫不及待地派遣人员去增广燕京的旧城，营建了一些殿廷和宫室，到1153年便明令宣布以燕京为首都了。
4女真侵略者掠夺华北农田和
欺压华北人民的罪行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便大量地把女真族人编成屯田军，一批接连一批地向华北和中原地带移徙。从燕京以南到淮、陇以北，单是设置千户府的地方已有一百三十多处，单是屯田军的人数（不包括其家口）已有五六万人之多了。
在把屯田军大量内徙的同时，金政府更派出了大量的官员到各个准备安置屯田军的地方，名义上是去检查“官田”、“荒闲牧地”、“逃绝户地”和僧尼道士所占有的土地，把这样一些土地分授给屯田军。事实上，这般官员所到之处，并不真去检查什么“官田”、“牧田”、“荒田”之类，而是专门挑选大片的最肥沃的土地，不问其原来归谁所有，都强行收夺，整片地拨归屯田军。不但地面上原有的汉人坟墓井灶之类全都由他们任意铲毁，连汉人所养的牛马杂畜和所有的农作工具或家具之类，也被他们任意掠夺。原业主缴验凭证或提出交涉，概不受理。即使某地区所拨土地过多，在分配给屯田户以后还有剩余，也绝不再把剩余土地归还原来的业主。
女真族的贵族和权要之家，也凭借其政治力量在这些地区大肆侵夺，有一家而占地八百顷的，有全家每口人平均占地三十顷的。
不论是女真贵族或屯田军，对于所霸占的土地，不但不亲去耕种，连耕耘收获的事也根本不去注意。他们有的把土地交给自己的奴隶去耕种，但绝大多数则是强制租佃给当地的汉人去耕种，而令其缴纳租课，有的甚至令其预缴两三年的租课。
女真侵略者这样一些罪恶的掠夺行为，使得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汉人，除掉极少数甘愿作女真统治者的帮凶和奴才而外，不论哪一阶层，都对这般侵略者怀有深切的仇恨。因而，不但原来忠义民兵的山水寨中总是此仆彼起、相连不断地聚结着一些武装反抗力量，而且随时随地，特别是每逢女真侵略者向当地汉人加派一些兵役、徭役或无名苛敛的时候，总激使汉族人民爆发一些规模大小不同的反抗女真统治的斗争。
这就是说，在残暴落后的女真侵略者统治下的华北和中原地区之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经完全交织在一起，而且已在日益汹涌激剧之中了。
5完颜亮的南侵，华北人民群起反抗金的统治
完颜亮迁都燕京的用意，不只是要加强对于华北和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镇压力量，而且还要继续对南宋进行军事的侵略，希图把南宋政权根本消灭。因此，在他迁都燕京之后，即又着手经营开封，而且签发中原的壮丁，征调民间所有的马匹，并把军队向黄河以南集中，从种种方面为其军事侵略进行具体的准备。1161年夏，完颜亮认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便把金政府再由燕京迁到开封。到这年九月，便以号称六十万的兵马，分为四路，大举南犯了。
由于完颜亮在出兵之前对华北和中原汉族人民的勒索更加苛扰，遂致在他出兵的同时，在潼关以东和淮水以北的反金武装也风起云涌，有的攻占城镇，有的保聚于山泽之间。只要有几十人凑拢在一起，便必然要设法给予女真侵略者以打击。
这时驻守大名府的女真屯田军万余人，在千户长完颜福寿的统领之下逃回辽东去了。接着，在大名地区之内，有一个人名叫王友直，起来号召群众对女真统治者进行武装反抗，起事不久便聚众十多万人。
在海州，这时有魏胜领导的起义，在胶东，有开赵领导的起义，每人所领导的群众也都是十多万人。
济南府有一个名叫耿京的农民，在女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不能生活，也在这时结合了李铁枪等六七人共同起事，在聚集了几十人后便攻占了莱芜和泰安两个县城。其后起义军的人数飞跃发展，在极短时期内，便发展到二十万人以上，成为当时各地起义军声势最大的一支，连大名府的王友直也派人前来，表示愿受耿京的节制①。
耿京是出身于陇亩之中的，在他起事之后，虽然大量的劳动人民都极其踊跃地前来参加，但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却还在彷徨观望，不肯参加到起义军中去受这个农民首领的领导②。
然而，毕竟还有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是并不如此的。这个青年不但自身投归耿京的军营当中，而且还带来他所纠合的两千多人；不但在投身耿京军营期内有过极英勇的表现，而且在此后四十多年的民族斗争战线上还有过不少次英明而勇敢的表现；不但在此后的一些军事斗争和行政措施上表现了他的卓越的天才，而且在诗歌文学的创作方面也同样有突破前人的划时代的成就，并且以爱国词人著称于当代和后代。
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名字叫辛弃疾，号叫幼安。
校勘记
①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九，绍兴三十二年一月十八日记事。
②此据辛弃疾《美芹十论》中的《详战》第十。
起义以前的辛弃疾
1少年英俊
北宋时候，在山东济南城郊，有一个名叫四风闸的地方①。四风闸有一家姓辛的住户，是在很久以前就已定居在这里的。当北宋政权被女真侵略者所颠覆的时候，这辛姓人家的户主名叫辛赞，是一个已经在科场中取得了功名的人。因为家中人口多、资财不甚充裕，一直到刘豫投降了金人、济南沦陷在金人手中时，辛赞还依旧住在济南，没有考虑挈家迁徙的事。又由于辛赞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地主阶级中人，为这众多家口的温饱之计，需要去营取升斗之禄，因而在山东和中原地区相继沦陷后的某些年代当中，辛赞且还先后做过谯县和开封等地的地方守令②。
辛弃疾是辛赞的孙子，是在1140年的五月十一日诞生在济南的。当辛赞在亳州的谯县做县令时，辛弃疾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也跟随辛赞在谯县任所。亳州有一个名叫刘瞻的人，长于作田园诗，在当地颇负一些时名，辛赞便叫辛弃疾去拜他为师，受业于他③。
刘瞻的门生为数很多，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表现得最为聪明颖悟和记诵敏速的，却只有辛弃疾和党怀英两人。党怀英比辛弃疾大七岁，但他们两人同学之后不久，亳州的读书界便已认为辛、党两人的才华不相上下，因而在把“辛党”相提并称了。
少年的辛、党虽则有同等的才名，但在以后，不论在志气和节操、事功和业绩等方面，两人却都截然不同；二十岁以后的辛弃疾便英勇地投身于反抗女真侵略者的民族战场上去，在长期的斗争锻炼当中，遂以爱国志士、爱国词人、英雄豪杰而著称于时；而党怀英却混进金国的统治集团中去，虽然也是以写字写得好、文章作得好而驰名，却只是心甘情愿地对残暴的女真统治者做一些帮忙、帮闲以至帮凶的工作了。
校勘记
①田雯《古欢堂诗集》卷三，《济南分题十六首》，其第九题为《四风阐访辛稼轩旧居》。
②见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③此据元好问编《中州集》卷二《刘内翰瞻小传》及卷三《党承旨怀英小传》。
2两次燕京之行
辛赞在沦陷地区做官，自己也认识到这对祖国、对同胞是一件犯罪的事情，因而心中始终在作着反正的打算。他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时机：能对准女真侵略者的要害而给予它一些打击，能对祖国有所报效。
辛赞每逢闲暇的时候，常常带领辛弃疾和另外的一些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说明哪些地方曾经作过战场，哪些地方可作起事的凭借，等等。这些事，给予辛弃疾的印象异常深刻。
金主完颜亮于迁都燕京之后，也仿照唐宋两代的科举制度，定为每三年举行一次进士科的考试。1157年，辛弃疾已经十八岁了，由于在学业上有了一定的造就，应乡试中选，便被送到燕京去应试。
对于辛弃疾之获得去燕京的机会，辛赞也是非常高兴的。高兴的原因，不在于他孙子的此行有获得科名的可能，而是因为，辛弃疾可以借此深入到河朔之地，深入到女真的政治中心，仔细窥察女真侵略者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局势。因此，在辛弃疾启行之前，辛赞特别向他提出了一些应当注意之点，要他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才算不虚此行。
辛弃疾受到他祖父的指教之后，凡他所经过的地方，首先注意其山川形势和官府仓库等等的所在。到燕京后，他首先刺探女真统治者内部自相矛盾的情况、政潮的起伏和部队的调动等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已完成了辛赞所交付给他的那些任务。只是在科场当中，辛弃疾却没有得到胜利。这不但不使祖孙二人感到失望，恰恰相反，这倒等于替辛弃疾准备了再去燕京的借口。在1160年，又正是金政府考试进士的一年，辛弃疾便第二次作燕京之行。在燕京，在沿途，辛弃疾对前次所注意的一些事项又作了一番更深入的考察。
1161年金主亮匆忙迁都到开封，并大量调动人马，征集粮饷，举兵南犯。这使得中原和华北地区整个陷于纷扰不宁的情况之中。辛赞所长久等待的起事反正的机会果然到来了，然而辛赞却不幸在这年之前已经去世。在他长期培养教导之下的辛弃疾，这年正是二十二岁，文才和武略都能胜人一筹，打击敌人、报效祖国的责任，他英勇地担当了起来。就在这年，他组织了两千多人的一支队伍，在济南以南的山区起义了。起义军中的“掌书记”
1追擒叛徒义端和尚
山东的郓州，也叫东平府，也叫天平军，西境濒临梁山泊，东境傍泰山之麓，是山东地区的一个军事要地。耿京所领导的起义军日益壮大起来之后，又进而攻占了兖州和郓州，便自己取了一个名号，叫做“天平军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辛弃疾起义以后，就率众投归耿京。因为他是起义军中仅有的一个负有文名的人，耿京便委任他掌管全军的书檄文告一类的工作，职名叫做“掌书记”。
在济南附近，还有一个名叫义端的和尚，也在这时集合了一千多人，自树一帜，起而反金。义端是和辛弃疾有过一些过从关系的，辛弃疾归入耿京军营之后便去劝说义端，使他也来隶属于耿京。然而没有好久，义端忽然又从起义军营中逃跑了，并且从辛弃疾处偷走了耿京的节度使印（因为印信是归“掌书记”保管的）。既然是窃印而逃，当然是要奔向金人的军营，要向他们立“献印”之功了。义端是经辛弃疾拉拢到起义军中来的，而印记又是从辛弃疾处偷窃去的，耿京在知道义端窃印潜逃的事情之后，大怒之下，立即要以军法从事，要把辛弃疾杀掉。辛弃疾向耿京要求说：
请你给我三天的限期，到期如不能把义端擒获，我情愿就死。
估计义端是要逃往女真军营去出卖起义军中的虚实的，辛弃疾便向着那一方紧追下去，果然把义端追获了。义端央求辛弃疾说：
你的长相像青兕，你的力气能杀人，求你不要杀我。
辛弃疾不听这些废话，当场斫掉他的头，提还军营交与耿京。这事件，表明辛弃疾是一个“下马能够草檄”、“上马能够杀贼”的文武全才的人，这就使他格外得到了耿京的器重。
2决策南向”①
金主亮在1161年九月亲率大兵南犯，宋高宗赵构听说之后极为惊惶，马上又打算逃往海中去避难，后以主战派的劝说，才勉强亲到建康去督师。
金兵的主力想从采石渡江，遭到宋兵的迎击，未能得逞，便转往扬州。这时金的辽阳留守完颜雍已自立为帝，进据燕京；而在中原地区起义的民军声势日益壮大，如泗州、陈州、顺昌、邓州等地全已被起义民军所占领，前线上金兵的斗志大为动摇。这时完颜亮却下了紧急命令，限大军三日内必须渡江。这道命令激起了内部的叛变，军士们杀死了完颜亮，派人去与南宋议和，大军撤离扬州北归。
从1141年赵构、秦桧与金人签订了丧权条约之后，南宋政府的统治集团只是在自行摧毁其国防力量，销铄其士气和民心，二十年来从未做过抗战的打算和准备。故对这次金兵的南下，虽也仓猝应战，自问却无必胜把握，因而，能得到金军内讧而自动撤离的结果，已算莫大之幸，再也不能利用金国的混乱局势，和黄河南北的起义民兵紧密配合，作进一步的反攻之计。而金国方面，则在完颜雍进据燕京之后，立即着手于中原和山东地区的“安定”工作：一方面下令大赦，说是“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企图借此分化山水寨中的忠义军，使其自行瓦解②；另一方面则调集大兵，要把继续反抗的忠义军各个击破。
耿京所领导的是起义军中声势最大的一支，当然更是女真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目标。义军的人数虽是不少，然而编成未久，缺乏训练，如果独力来抗拒久征惯战的女真铁骑，那是一定要遭遇到困难和危险的。因此，辛弃疾向耿京献计说，应当归附南宋政府，以便在它的节制下，和南宋官军遥相配合；一旦如在山东实在无法立足，即可将全军调往南宋辖境之内，改编为南宋政府的正规军。
耿京同意这一建议，便由辛弃疾起草了一封章表，并送往附近义军首领王世隆、张安国等人处，他们同意后也都在章表上签了名。接着，耿京便派遣起义军中的诸军都提领贾瑞为代表，去与南宋政府接洽。贾瑞是蔡州人，是在耿京起义之初便率众来归的，在起义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耿京。然而贾瑞是个不识字的人，也不懂得拜会皇帝和将相大臣时应有的一些仪节，他害怕到南宋行朝之后，皇帝或宰相有所询问而不能对答，因而提议要加派一个文人和他同去。义军中的文人既只有辛弃疾一人，耿京就派遣辛弃疾与贾瑞同行。另外还有十来个随从人员。
1162年的正月中旬，贾瑞、辛弃疾等人经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县）到达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不但会见了将相大臣，而且被皇帝赵构“即日引见”。贾、辛两人向赵构面诵奏章，说明了要归附宋廷的意愿，并报告了山东地区的军事现况。一切所要接洽的事全都顺利完成，宋廷授予耿京以“检校少保”的官衔，并正式任命他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瑞、辛弃疾诸人也都分别给以官衔，使他们仍回山东去向耿京传达朝廷的意旨。
校勘记
①《宋史·辛弃疾传》中语。
②见章颖《南渡四将传》中之《魏胜传》。
3缚取叛徒张安国
完颜雍做了金国的皇帝，在完颜亮被杀于扬州之后，他向南宋重申和议，依旧维持1141年所订的和约。对于中原和华北地区，他首先从“安定”社会秩序着手，部分地除去完颜亮晚年所行的一些苛暴政令，尽量诱使各地劳动人民各还本乡本业，企图借此缓和这一广大地区正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颜雍的这些政策并没有施行得很久，在几年之后便完全改变了。但在推行之初，却立即部分地收到了他所预期的一些效果：忠义民军当中的大量农民都要离营还乡，继续耕种他们的小块土地去了。极少数的首领们因为经受不住金政府的威逼和利诱，竟也动摇起来，打算变节投降了。
曾经在归附宋廷的章表上签了名的张安国，本也是山东地区一小支起义军的首领，是在耿京节制之下的。在贾瑞和辛弃疾既已“奉表”南下之后，他却和金人勾搭起来，金人许以重赏，许以官位，要他把耿京杀害掉。张安国联络了耿京部属中的一个动摇分子邵进，竟在很短的时日内对耿京下了毒手。起义军经此事变便大部溃散，未溃散的一部分便被张、邵等人劫持着去投降了金人。接着，金人便用张安国去做济州（今山东省钜野县）的知州。
贾瑞和辛弃疾等人经由楚州回到海州（今江苏省东海县东北），在那里才得到耿京为张安国所杀的消息。辛弃疾和当地军将李宝、王世隆等人商议，非把叛徒张安国捉获治罪不可。王世隆也愿意和辛弃疾同往，遂即约集了忠义军人马全福等共五十人，骑马径向济州奔去。他们到达济州，立即要与张安国会面，其时张安国正与部属酣饮，猜不透他们的来意何在，便出而相见。辛、王两人连忙把张安国缚置马上，声言要他出郊议事，并向济州的驻军宣称，南宋的十万大兵立即到来了，劝告大家从速起义。驻军中有很多人原是耿京的旧部，所以当场便有上万的士兵起而反正。辛、王等人便率领这上万的人马渡河而南，向着淮泗地区直驰，渴不暇饮，饥不暇食，一直到渡过淮水才得休息①。
张安国先被押送到建康，后又送往杭州，在那里审明了他的变诈反复罪状，便把他绑赴刑场斩首。
在此以后，辛弃疾被南宋政府派往江阴军做签判去了。
校勘记
①以上皆参据章颖撰《南渡四将传》中之《魏胜传》、洪迈的《稼轩记》和《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兴至今人物》。
南归后的最初十年
1宋兵在符离的溃败
赵构在做了三十五六年的皇帝之后，感到有些厌倦了，便在1162年的夏季传位给他的过继儿子赵眘（死后被追尊为孝宗）。
赵眘即位以后，改变了赵构在位期内对金的屈服政策，要以武力去恢复中原，起用主战派的张浚为枢密使，把用兵的事情完全委任给他。张浚是一个书生，言大而夸，将略实非所长。1163年夏，张浚用李显忠和邵宏渊为正副主帅，渡淮而北，分别占领了灵璧县（今安徽省灵璧县）、虹县（今安徽省泗县）、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宿州（今安徽省宿县）诸城。刚有了这些小小的进展，李显忠和邵宏渊二人及其部队之间却已发生了摩擦，士兵因犒赏不均而失去斗志，将佐之间也不再能上下相辖，及金方大兵开来，宋军在符离（在今安徽省宿县）地方乃不战自溃。士兵和丁夫等十三万人皆掉臂南奔，蹂践饥困，死亡无数，器甲资粮也全部丢弃，以致若干年来所积储的军需物品扫地无余。
主战派的人物在符离兵败之后陆续被排斥出南宋政府，主和派的人物和议论又在南宋政府中抬了头。
2御戎十论”（即“美芹十论”）
主战派的张浚等人在符离溃败之后相继离开了南宋政府的时候，也正是辛弃疾在江阴任签判已经期满之日。紧接在他卸任之后，南宋政府究竟曾否又授予他新的职任，我们现时无从查知。但不论南宋政府对辛弃疾如何不加重视，而辛弃疾之热切地关怀着祖国的命运，要在这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贡献其个人的智能以谋拯救，却是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变的。在宋廷又陷入低沉气氛中时，他又挺身出而独抒所见，对宋金对立形势和军事斗争的前途作了详细而具体的分析，写成论文十篇，统名之为《御戎十论》或《美芹十论》，于1165年送呈宋廷，要以此来重新唤起和提高宋廷君臣们的战斗情绪和胜利信念。
论文的前三篇，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以为它不但不可怕，而且还有“离合之衅”可乘。原因是：由于女真统治者把辖境扩张得太大，在中原地区又尽量施行其种族压迫政策，以致辖境之内矛盾重重。故地广财丰不但对其作战实力无所补益，反而因矛盾之加强而更削弱其军事力量。例如，就其军队编制而言，其在中原所签发的汉军，“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槌剥之酷”，怨愤所积，一遇战事发生，当然要反戈相向。对塞外契丹诸族丁壮，金人也都是以极苛酷的办法加以驱遣，“诛胁酋长，破灭资产”，迫令从役；他们远在塞外，既难于调集，在被强迫从命之后，不待抵达前线便全已中道逃窜了。故其军队数量虽多，却也有不少溃败因素存在着。再则在女真屯田军大量内徙之后，霸占中原人民的田产牲畜，迫令当地人民从事于征战、运输、营筑之役，遇有诉讼则必是女真胜诉而汉人枉屈。在日久天长，怨已深、痛已巨、怒已盈之后，各地汉人便“相挺以兴”，从事于反抗斗争，其后虽大都不免于溃散，但被压迫的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却仍是不甘心顺服的。就敌人说，这是他们辖境内的一种衅隙；就南宋说，这却正可作为恢复中原的凭借。
论文的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其实力，从事于作战的准备，以便能抓紧时机完成恢复大业等事提出了意见，并作了具体的规划。首先，他以为必须破除士大夫间的一种谬见：“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必须把这种谬见彻底破除，然后才可以有信心，才可以谈自治。在自治方面，他主张应先做迁都金陵的准备，并且停止对金人交纳岁币。这样对内既可以“作三军之气”，对外也可以“破敌人之心”，造成一种进取的气势，“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之民也将有所恃而勇于起为内应。其次，他主张把从北方来归的军民安置在两淮，家给百亩，并给以室庐、器具、种粮和杂畜，分为保伍，加以训练，无事时是力田的农民，有事时便成了抗敌的兵将。这样在淮南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便可大大加强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主张要主动地“出兵以攻人”，而不要被动地“坐而待人之攻”；要进而战于敌人之地，不要退而战于自己之地。但主动地进攻却也应该避免“浪战”，因而他更具体地指出，出兵攻金应先从“其形易、其势重”的山东入手。根据辛弃疾的认识和估计是：山东的民气是劲勇的，金国在山东的军事布置是比较简略的，而其地又距离燕京甚近。兵出山东，山东之民必叛金而为宋军内应，如是则山东指日可下，山东既被攻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进攻幽燕也便有可能了。
在这十篇论文写成之后，为要向皇帝递送，辛弃疾又写了一篇进书的札子。在札子当中，他概括地指出，自从对金作战以来，宋方一直陷于被动，也一直不曾有意争取主动，而这就是历次战争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从秦桧实行其丧权降敌的讲“和”政策以来的二十多年之内，对国防实力和士气民心都尽力加以摧毁和压抑，其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更是异常酷烈的。和这个相比照，辛弃疾便又提出，由于张浚之竭力主张而发动的1163年的对金战役，虽然是“胜不虑败，事非十全”、最后且以在符离地方的溃败结果而告结束的，但这次终还是宋方争取了主动，终还表现了一些“生气”，终还使得二十几年以来的萎靡疲塌气势得到了一次振奋和刺激。因而，是不应当为了这一战役的小小挫败而即改变甚或放弃恢复中原的根本大计的。根本大计既须着着进行，他在这十篇论文中所指陈和建议的一切便也应当受到皇帝和当国的将相大臣们的采择。
这时正在符离溃败之后不久，所以辛弃疾的这番议沦，不但是当时主和派的人物所不敢设想，即在当时主战派的人物当中，也同样不敢再对战争前途作这样明确的估计和判断。这也就充分表明，不论在如何困难的局势之下，这个年轻人对于抗金斗争的胜利信念是丝毫也不会动摇的。
3歌词创作活动的开始
1168年，辛弃疾被南宋政府派做建康府的通判。
建康是南宋在长江下游的重要战略据点，在这里既设有行宫留守，也设有军马钱粮总领所。当辛弃疾到建康就任时，行宫留守是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是叶衡，他们在当时都算是很显赫的人物。此外，这时在建康任江东路的监司等职的，还有赵彦端、韩元吉、严焕和丘崈等人，也都是士大夫中很有才名①的。
负荷一路军民财赋重任的大官员既都聚集在建康，一个做通判的人物便显得渺小不足道，在商洽一路军政大计时，不论就“官守”或就“言责”来说，全都是没有他的份儿的。因此，这个闲散职务所实际安排在辛弃疾身上的，便只是参与大官员们的游从宴会、酬答唱和，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帮闲工作。然而这却给予辛弃疾一个发抒其歌词创作才能的机会。在这里，他开始了诗歌创作活动，也确定了在此后永远以此名家的长短句的写作方向。
而且就在这类游从酬唱的活动当中，辛弃疾也是随时随地都不忘记提出他的打击敌人、恢复中原和复仇雪耻的愿望的。例如他在为赵彦端祝寿的《水调歌头》一词中有句云：
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
在史正志的宴席上所赋《满江红》一词有句云：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
登建康赏心亭而写与史正志的《念奴娇》词中有句云：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
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
在另一次登建康赏心亭所赋《水龙吟》词中有句云：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这样一些慷慨激昂的词句，使得这个不满三十岁的辛弃疾，在一些已经享有文名的士大夫集团当中也显露出头角来了。
校勘记
①以上皆参据《景定建康志》。
4作“九议”上宰相虞允文
任建康通判未满三年，在1170年辛弃疾因人推荐而被皇帝赵眘召见于延和殿。赵眘问了他一些什么，他答了一些什么，现在我们全都无法考知了，旧史记载这事只说“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看来他这次向皇帝所奏陈的，大约还是他前此在《御戎十论》中所已经提出的那些。
召对之后，辛弃疾被调进南宋政府做司农寺的主簿。
这时候，虞允文正在做南宋政府的宰相。辛弃疾投归南宋之后，他的志节、干才和言论风采，曾得到南宋王朝许多文武大臣，特别是有志于恢复旧物的几个人，例如叶衡、王淮、虞允文等人的赏识。然而其中最受到辛弃疾的敬重的是虞允文。虞允文不仅有志于恢复，而且是在抗金战争中建立过功勋，在采石打败过金主亮的侵略军队的人。在当时一般高级官员当中，他是一个比较有朝气、敢任责、敢做事的人。从南宋政府一次关于用兵恢复的会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虞允文的意见和刘珙等人的意见是如何尖锐地对立的：
乾道年间的某一天，宋孝宗赵眘召集了宰辅大臣们商讨恢复之计，做“同知枢密院事”的刘珙首先发言说：
复仇雪耻诚今日之先务。然非内修政事，有十年之功，
臣恐未易可动也。
做“知枢密院事”的虞允文起而驳斥说：
机会之来，间不容发，奈何拘此旷日弥久之计？
且汉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数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谓十年修政之功哉！
刘珙又说道：
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测之危而无所顾；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轻重之势岂两君比哉？①
正是因为虞允文所抱持的是这样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所以他才成了辛弃疾最为崇敬的人。辛弃疾把实现其打击金人、恢复故物的强烈愿望，主要都寄托在虞允文的身上。当虞允文做了南宋宰相之日，辛弃疾就向他陈述了有关“恢复大计”的九项建议（《九议》），而在全文的前言部分，他首先给予虞允文的主张以大力支持，而对刘珙的意见的危害性，也大力予以揭发。他说道：
搢绅之论，党同伐异，一唱群和……于是乎为国生事之说起焉，孤注一掷之喻出焉，曰“吾爱君，吾不为利”，曰“守成、创业不同，帝王、匹夫异事”。天下未尝战也，彼之说大胜矣；使天下果战，战而又少负焉，则天下之事将一归乎彼之说，谋者逐，勇者废，天下又将以兵为讳矣。
《九议》中所谈的主要问题是要求确立恢复的规模。其中的一些具体建议是：
一、对敌的斗争应当“无欲速”，应当“知所先后”，并且必须“能任败”。也就是说，必须有远虑和成算，谋虑既定，不应以小胜小败而辄有改变。他认为“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和“论战者欲明日而亟斗”，以及一遇挫折便改变成算的做法，都是只能坏事的。
二、应当尽量利用敌方的弱点而扩大其内部的矛盾：在金国的朝廷之上，“华夷并用而不相安”，在女真皇族本身，又是“嫡庶交争而不相下”，而其戍守中原州郡的军队，大都是女真以外的一些塞北部族中人，他们被强制征调而来，“其心亦甚怨而不平”。既有这许多弱点，便应当本着“兵法以诈立”和“善为兵者阴谋”的原则，尽量地派遣间谍，使用诈术，“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党与交攻”，“内变外乱”；并要示之以怯而骄其气，然后攻其不备，使其穷于应付，这样便等于在交战之前先已取得胜算了。
三、为求国家的财力足以供应旷日持久的用兵之费，在未战之先必须“惜费用”和“宽民力”，把一切与恢复之事不相干的费用和工役全都节省减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使用在恢复工作上，到十分必要时再取之于民，这样便不致弄到“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的地步了。
四、打击敌人，恢复国土，是为国家、为生民的一件巨大工作，决不是属于皇帝和宰相的私人事件，因而他们万不应当只为私人利害打算而避开这一任务。
此外，他前此在《御戎十论》中所已经提出过的最重要的两事，也在这里再一次提出，那就是：
五、士大夫间所存在的“东南地薄兵脆”、“不足以争衡中原”的成见，必须加以清除和纠正。
六、恢复国土的路线，应由沭阳出兵山东，由山东而趋河朔，进而围困燕京便是十分可能的事了。
《九议》写成之后，辛弃疾又在文前的引言中，向虞允文提出保证说：如果采纳他所建议的一切而不能致胜，或者不采纳他的建议而竟能致胜，他都甘心“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
尽管辛弃疾对于《九议》中所条陈的意见具有如何坚强的自信，却没有受到虞允文的重视。虞允文曾经给他书面的回答与否虽不可知，但在他所条陈的各事当中，并无任何一事被虞允文采择施行，却是一件极明白的事实。
校勘记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朱文公文集》卷九七《刘珙行状》。
5上疏论严守淮南的必要和可能
1141年宋金的“和约”中规定双方以淮水中流为界，在此以后，江北和淮南地带便成了南宋北部的“极边”。当赵构在位期内，南宋政府即一直是卖国集团当权，因而，不是在这一“极边”加强其军事防卫实力，却反而把它看作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带，一心只是要靠长江天险作为天然的屏障。
由于宋廷不把淮水作为一道必须严守的防线，淮南地区便经常成为宋金双方交战的场所，经常遭受金军人马的蹂躏和践踏，这地区的人民便也愈来愈多地向外地逃亡，遂致农田大量荒芜，民户疏疏落落。以12世纪60年代的淮南和前一世纪相比，单就社会上的富实景况来说，也已经大相悬殊了。
辛弃疾曾几次往返于淮南东西两路之地，这一地区的民物萧条和防守力量过分薄弱的情况，他都看得十分清楚。他以为这等于南宋自愿把淮南之地供作战场，而这却是他绝对不以为然的。在宋兵失败于符离以后，在从1167到1170的四年之内，南宋政府曾经把淮南东路的扬州、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楚州和淮南西路的和州、庐州的城垣重加修筑①，这表明宋廷已经注意到淮南地区的防务的重要性了，而在如何充实淮南地区的兵民防守力量方面却还不见有任何措施。在司农主簿任上的辛弃疾，在向宰相虞允文提出《九议》而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之后，便又接连两次向宋廷上疏②，强调说明淮南之地的战略地位。
在头一封奏疏中，辛弃疾提出，要想求得长江流域的安全，必须严守淮南。他又提议说，应当把淮南地带划分为东、西、中三部，每部各选择一处建为军事重镇，使其左提右挈，且战且守。
在第二封奏疏中，辛弃疾提出，守淮必须依靠民兵。因为，淮南之必须以重兵防守是肯定的，但以淮南民物萧条的现状而论，如果在那里屯驻大量的正规军，则“财用之所资给，衣食之所办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因而，最妥善的办法是：把淮南当地民户中的壮丁十万人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在没有战事的时候，仍使其各居本土，营治生业；遇有紧急情况，即由各军镇将官分别调集，把“老弱、妻子、牛畜、资粮聚之城内”，对壮丁们则授以器甲，令于本地区各险要地方分据营寨，“与虏骑互相出没，彼进吾退，彼退吾进，不与之战，务在夺其心而耗其气”。这样便可牵制敌人的极大力量。正规军出乘其后，不论要战要守全可主动地加以抉择，而淮南人民也可以不致流离奔窜，专以逃避敌人为事了。
这两封奏疏相继提出之后，在南宋的朝廷上依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注意。
校勘记
①见辑本《宋会要稿·方域门》卷九。
②辛弃疾在这两封奏疏中均提到重修扬州、楚州等城的事，故知其上疏时间必在1170年后。旧来编次辛文的人，如明代的唐顺之和清代的辛启泰，都以为此二疏是1163年内进呈的，是把年次先后搞错了。
在滁州知州任上
1当时的滁州
淮南的滁州（今安徽省滁县），介居于淮西军事重镇庐州和淮东军事重镇楚州、扬州之间。滁州城的西北有清流山，山上的清流关当众山之缺口，扼江、淮之冲途，是五代晚年赵匡胤大破南唐军队之地。其东境的瓦梁堰，就是三国时候吴人筑垒以拒魏兵的地方。到女真侵略兵马侵扰南宋时，也常常先用精兵出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攻破滁州，然后淮东之兵方敢入寇；在其退兵之际，也每每把屯驻在滁州的兵最后撤退。
由于滁州的战略地位是这样的重要，所以在1171年内，辛弃疾上疏给皇帝赵眘强调提出防守淮南的重要性时，就曾以古人常用的常山之蛇的典故为比喻，以为淮东是蛇首，淮西是蛇尾，淮中是蛇身，因而建议应在淮中建立军镇，且应使其事权较高，得以节制东西二镇。淮中军镇应设置何地，在辛弃疾的奏疏中虽未明白指出，但就其全疏文义推考，知道他是主张把它设置在滁州的。
然而在南宋一般当国者的心目中，早已把滁州认作荒僻的“极边”，认为是弃之不足惜的地方，因而没有人肯把辛弃疾的建议认真地加以考虑。在南宋一般官绅士大夫们的心目中，也同样没有人和辛弃疾具有相同的见地，他们只是把滁州当作敌骑随时可以到来的地方，是最缺乏安全保障的地方，因而没有人肯活动那地方的官缺。谁被派做那里的地方官，谁便认为自己倒了霉。
就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在1172年春间，辛弃疾被派做滁州的知州了。显然用不着说明，南宋政府之所以把辛弃疾派往滁州，并不是因为他在几年前曾经条陈过滁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几年来表现出具有用兵守边之才，特地派他去发挥他的才具，实现他的计划的。
然而辛弃疾欣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务。他仍然带着他个人的抱负，要到这一个被人人鄙弃的地方去找一个施展的机会。
2多方面的兴建工作
在1161年和1163年宋金的两次战争中，滁州所受的战祸都是很厉害的，历任的地方官并没有在兴复工作上有所努力。从1168到1171这四年之内，滁州又相继遭到水旱之灾。因此，当辛弃疾到滁州去就任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景象是：城郭已荡然成墟，民户则编茅织苇、寄居于瓦砾之场，没有修建得像样的房子，每次刮起大风来，住在苇棚茅舍中的人民都惴惴然不能自安。市上没有商贩，居民也都养不起鸡豚，到处都是这样的荒凉萧条景象①。
把这残破之局加以兴复，使这种荒凉萧条景象改观，不正是地方官吏的无可推卸之责吗？辛弃疾在到任之后，立即把这一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辛弃疾首先从减轻这地区民户的负担着手。滁州在近十年内虽然相连不断地遭受到兵祸和天灾，但政府对这地区居民的租赋，却和承平年代、承平地区一样的征收。居民如在本年内无力如数缴纳，便把所欠数目并入下一年的租赋内合并督催。辛弃疾到任之初，检查了一下州民欠缴租赋的账簿，为钱共五千八百贯，他便上疏给南宋政府，请求把这笔欠款全数豁免。经他再三陈请，才得到南宋政府的批准②。
辛弃疾到任之初的滁州，其景象虽是萧条的，这年的天时，却从开春以来便风调雨顺，是一种丰年之兆。他在这里所看到的劳动人民，都是勤于治生的，都是乐于服田力穑而在农事之外别无所慕的。然而这地方的居民数目，与战乱之前相较，却只有十分之四的光景，因而荒地也还大量地存在着。辛弃疾遂以种种方法把流亡到别地的民户加以招徕，使其各回本乡本业。当其返乡之始，并贷之以钱，使其修建房舍，得以安居下去。对于从金国境内逃出、流散在淮南各地区的民户，便依照古代屯田的办法，分拨给他们一些土地、农具、杂畜、种粮，使其向滁州集中，平时耕垦，农闲则对壮丁加以教练，编组为民兵③。
为了恢复市区的繁荣，辛弃疾也设法招诱商人到滁州去营业。减免商贩们应向政府缴纳的税额十分之七。商贩们都闻风而来，因此，在短期之内，征得的商税数目就与日俱增了。辛弃疾利用这一宗越来越多的税收去烧造砖瓦，采伐木材，征雇工匠，在旧日颓废不治的市区建造邸店和客舍，使商贩们各有定处，过境商旅也都有暂时的归宿。他把这一新建市场命名为繁雄馆。行商坐贾既都各得其所，商贾们便纷纷由四方各地向滁州迁徙了④。
在繁雄馆的上坡，又修建了一座楼，取名叫奠枕楼，是供当地居民在闲暇时候登临赏览之用的。
1172年秋，辛弃疾到滁州任上还不过半年时光，流亡的农户大量地归来了，屯田民兵已在开始其农作和操练的事了，夏麦秋禾都得到了丰收，市区中店铺林立，小商贩也繁伙活跃起来，半年前的荒陋之气已经一洗而空了⑤。
初次做地方官的辛弃疾，在别人意存鄙弃而不屑就的荒僻的滁州，凭靠他的孜孜不倦的奋发有为精神，在半年之内便获得了这样的斐然的政绩。
校勘记
①见崔敦礼《宫教集》中的《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和周孚《铅刀编》中的《滁州奠枕楼记》。
②据周孚《铅刀编》卷一九，《代辛滁州谢免上供钱启》。
③据周孚《铅刀编》中的《滁州奠枕楼记》及《宋史·辛弃疾传》。
④据崔敦礼和周孚的两篇《奠枕楼记》。
⑤见崔敦礼《宫教集》中的《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
扑灭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
1贩卖私茶的行帮是怎样产生的
自从第七、八世纪以来，饮茶已成为中国南北各地各阶层人群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茶树的栽种和茶叶的销行，也都日益繁多。在第八世纪的末年，唐政府为了开辟其税源，便开始向种茶的农户、特别是向卖茶的商人抽取茶税。北宋一代更试行过种种办法，企图增多茶税收入的数目。北宋末年蔡京当国之日，政府每年所收得的茶税达四百多万贯。
中国的产茶之地，主要是在淮水以南和长江流域的各地方。所以，在宋廷偏安于东南之后，虽已失掉了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而产茶之地却都还在南宋政府的统治区域之内，因而南宋政府每年所征收的茶税数目，仍然能维持北宋末年所达到的最高数字。
统治阶级把贩卖茶叶的税率一天天加重，茶叶的售价便也随之一天天地提高。于是，自从征收茶税以来，人们苦于茶价之贵，便有一种贩运私茶的行业随之而兴。每到茶叶长成之后，贩运私茶的人便向茶农去大量批买，偷关漏税，运往各地，以远低于正式茶商的售价出卖给各地的住户。
私茶盛行，势必影响政府茶税的收入，故在北宋时候便有“盗贩私茶者抵罪”的规定。到南宋时候，政府对于茶税的仰赖更切，对于贩运私茶的禁令遂也更加严厉。各地方的关津镇戍，对于担运茶叶的行人也都要特别加以检查。为了对抗政府的这些禁制，贩运私茶的人便成群结伙，而且挟持兵仗，在防守力量薄弱的一些关津镇戍之地，依然可以通行无阻。在遇到武装干涉的时候，他们便进行武装反抗。
南宋境内的私茶贩运者，不但向南宋境内各地民户销售其私茶，且还大量地运向淮水以北金国境内去出卖。因为中原和华北沦陷地区的汉人既大都有饮茶的习惯，而女真统治者也同样有此嗜好，所以在金国境内也是“上下竞啜，市井茶肆相属”①。北地既不产茶，宋金两国之间有时虽也建立通商关系，但茶叶的销售量远不能满足北国的需要。南宋境内的私茶商贩便利用此一缺隙，冒犯着南宋的禁令，把茶叶运至淮北去卖②，所得利息且远较在南宋境内出卖为多。到60年代之后，不论是正式的或走私的茶商，为贪图更大的利入，便都不止贩运茶叶，而进一步以驮运茶叶为名，成批地私贩耕牛和马匹到淮北去卖与敌国③。这就是对祖国人民和社会生产事业的一桩犯罪行为。
校勘记
①见《金史·食赁志》。
②参据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王师心墓志铭》。
③参据《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九，《畜产门》淳熙年中的敕令申明，和辑本《宋会要稿》，第一六六册，《刑法门》卷二《禁约类》。
2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的起事
1175年四月，一批贩私茶的商人在湖北的荆南地方起事了。这一伙商人共有四百来人，结成一支武装队伍，共同推举赖文政做首领①，从荆南向湖南进发，沿途连续把驻守在这一地区的南宋官军打败了几次。
这支茶商军是以什么缘由武装暴动起来的，起事之初曾经提出过什么口号，我们现在全不知道。想来，这些茶商也许只是为在贩运私茶途程中受到当地镇戍兵的阻遏而激成暴动的；若果如此，也许根本就没有政治目的，因而也就不曾提出过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口号来的。这支茶商军从起事到被消灭，其人数一直不曾更加扩大，从这一事实看来，上面的推测之词应是符合于事实的。
南宋政府在知道茶商军起事消息的时候，茶商军已经穿过湖南而进入江南西路境内，遂赶紧下令给鄂州和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县）两地的驻军，要他们相机收捕：能讨则讨，可招则招②。但在这两地的驻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的时候，茶商军早已通过了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县）和赣州（今江西省赣县），越过大庾岭而进入广东了。广东的提点刑狱林光朝不等朝廷的命令，便调集了当地的“摧锋军”迎头拦击，茶商军吃了败仗③，便又折回江西，回旋于安福、永新、萍乡诸县之内，出没于禾山和高峰诸山之间，屡次打败赣、吉诸地的乡兵。到南宋政府派遣一路的兵马总管贾和仲率领上万的兵丁前来攻讨时，贾和仲轻敌冒进，在进入山区溪谷之后也被茶商军打得大败④。
贾和仲在失败后被南宋政府撤职，江西路的安抚使汪大猷也因“玩寇”而受到降官的处分，南宋政府对于负责去剿讨茶商军的人员必须另作考虑了。
六月十二日，南宋政府把它所考虑的结果宣布出来：任命辛弃疾去做江南西路的提点刑狱公事，要他“节制诸军，讨捕茶寇”。
校勘记
①应当注意，这一支起事的队伍，只是几百名贩私茶的商人行帮组成的，其中并没有茶农。
②据《宋史·孝宗本纪》淳熙二年四月五日记事。
③见辑本《宋会要稿》第一七八册，《兵门·捕贼类》下。
④参据楼钥《攻娩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状》和彭龟年《止堂文集》卷一一《论解彦祥败茶寇之功书》。
3辛弃疾把茶商军扑灭了
辛弃疾是在1174年春间离开滁州的，离滁后又到建康留守叶衡幕中做了几个月的参议官。到秋冬之交，叶衡入朝为相，辛弃疾也因叶衡的推荐而被皇帝赵眘召见，召见后便被留在杭州做仓部郎官。到接受了江西提点刑狱这一新的职务为止，辛弃疾在仓部郎官任上为时仅半年有余。
1175年的秋初，辛弃疾便到赣州去就任。
到任之后，辛弃疾首先调集了大量的赣州、吉州以及湖南郴州（今郴县）、桂阳军（今桂阳县）等地的乡兵和弓手，把其中的老弱不堪作战的一律简汰，只把壮而有勇的留下，分别发往各个阵地①。又征调安福、永新诸县的土豪彭道等人②，因其熟悉乡土地理，便令其各率所部乡丁，深入山中去搜索。
辛弃疾整天这样的“从事于兵车羽檄之间”，“略无少暇”。经过若干天的部署之后，各冲要之地都已分兵扼守起来，山谷深邃之处也都有乡兵攻进去了，此外还有一些备用的军队，每逢茶商军要转移阵地时便起而截击或尾追。茶商军原自以为善于在溪谷险阻之地奔驰往返，而竹丛树林密布之地既为官军的弓矢所不能及，也非荷戈被甲的官军便于驰逐列阵，所以才选定这样的山溪之地作长久居停之所；但在辛弃疾的多方面的军事布置之下，茶商军所要依恃的条件既全已不足依恃，于是以前的优势全成过去，日益陷入极恶劣的处境当中了③。
既已把茶商军陷入于劣势当中，辛弃疾便要乘机进行招诱工作。他在九月里选派兴国县尉黄倬亲到茶商军的营垒中，劝说赖文政接受官方的招安。赖文政看到茶商军斗争的前途已很少希望，便亲身到辛弃疾处投降④。
赖文政投降之后，被辛弃疾押解到江州杀掉了。
茶商军的残部，一部分被编入鄂州都统制皇甫倜的部队当中，另一部分被遣送回家。
闰九月的下旬，皇帝赵眘和宰辅大臣们共同会商奖惩在收捕茶商军过程中立功和失职的人员，赵眘特别向大臣们说道：“辛弃疾捕‘寇’有方，当议优与职名，以示激劝。”会商的结果决定，辛弃疾还留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但依照皇帝的指示，给他加上了一个职名：秘阁修撰⑤。
在此以后，辛弃疾才得以从事于“审问囚徒、详复案牍”、“巡视州县”、“刺举官吏”等类的真正属于提刑职分之内的工作。
南宋初年，兀术带大兵南犯时，江淮间的居民曾大量地向江西境内的吉州、赣州等地流移，南宋行朝也派兵护送一部分皇室亲眷向赣州逃避。金兵很快就冲进吉州境内，当地百姓和新近流移来的避难者们全都大道其殃。皇室亲眷那时刚到达泰和县，上万的护送兵听到金兵袭来的风声立即溃散，到附近各地去作土匪，打家劫舍，成为赣吉一带居民经久难除的大患。当辛弃疾巡视这一带时，上距那次事变虽已近四十年，而那疮痍却还到处可见。今后如仍不主动地对敌人展开积极的斗争，不但前此的仇耻难得报复，且也难保不再遭受同样的灾难。然而，他一次次有关恢复大计的建议却都被宋廷君相置若罔闻；而政府对他本人的调遣使用，也全不考虑他自己的志愿和特长之所在。他在一次经行万安县造口镇时，触景伤怀，万感交集，便在崖壁上写下了一首《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校勘记
①见《朱子语类》卷一一○，《论兵》篇。
②见彭龟年《论解彦祥败茶寇之功书》。
③据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三四，《孙逢辰墓志铭》。
④据争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江茶》条。
⑤在宋代，官名和实职是完全分离的，因而，每一个较高级的文官，大都同时具有三种头衔：第一种统称为“官”，凡什么郎、什么大夫以及侍郎、尚书之类都是。这种“官”名只是一种虚衔，只是作为叙级、分等、定薪俸之用，而不是实际有所职掌的。例如，谏议无言责，而吏、户、礼等部的尚书、侍郎也全不到这些部中去办事。第二种统称为“职”或“贴职”，凡秘阁修撰、右文殿修撰以及龙图阁学士、显谟阁学士之类都是。这种“职”也只是一种清高的虚衔，并非实际有所职掌。例如某殿某阁的学士全不是真在某殿某阁担任什么工作的。第三种统称为“差遣”，凡外官中的知州、知县以至安抚使、提点刑狱、转运使、提举常平等，朝官中的三司使副、枢密使副之类，都是。只有这第三种才是要实际去负责，去供职的。例如辛弃疾做江西提刑，这是他的“差遣”，所以必须去实际担任提点刑狱的工作；而他的本官是宣教郎，新加的职名是秘阁修撰，则全无实职。
一个认真负责、奋发
有为的封疆大吏
1“二年历遍楚山川”①
1176年的秋冬之际，辛弃疾由江西提点刑狱改为京西路的转运判官，他立即到襄阳去就职。
1177年春，南宋政府又改派辛弃疾知江陵府（今湖北省江陵县），兼荆湖北路的安抚使。到这年冬季，江陵驻军中的统制官率逢原纵容其部曲殴打当地的百姓，辛弃疾上疏论奏此事，说明被殴打的百姓毫无罪过，全然是军人的胡行，因而建议应该对这些横行的军人和统制官率逢原加以惩处。然而率逢原在朝廷上是有有力人物在支持着的，因此在辛弃疾的奏章送达南宋朝廷之后，不但其中的建议未被采纳，反而被南宋政府以帅守与驻军不能协同为理由，把辛弃疾调作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县）的知府兼江南西路的安抚使了②。
在江西安抚使任上也没有多久，在1178年的暮春，辛弃疾又被召往杭州去做大理少卿去了。
每一地方，每一官位，都是这样的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这在辛弃疾本人也深深地感觉到转徙频繁之苦，因而，当他被召为大理少卿，要离南昌而往杭州去的时候，他禁不住要把他的感慨写入歌词中去：
聚散匆匆不偶然，
二年历遍楚山川。
但将痛饮酬风月，
莫放离歌入管弦！
——《鹧鸪天》
虽是如此，辛弃疾每到一个地方之后，也并不是先存着“五日京兆”之心的；相反的，他对于一个地方长吏的职分内事，不论是应兴之利或应革之弊，总都是尽心力而为之的。对于所部官吏中之贤明精干的，他都及时加以荐举；对于其中之贪污无能的，也都及时加以论劾。
校勘记
①辛弃疾《鹧鸪天》词中句。
②参据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二三《程大昌神道碑》和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二四《缴奏率逢原除都统制状》。
2一道申诉民间疾苦的奏章
辛弃疾生长在沦陷区域，成年之后起义抗金，嗣即投归南宋。对于这样的一些人，南宋的统治阶级当中通称之为“归正人”。在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当中，绝大部分是生长在南方或者很早就随从宋廷南渡的人，他们对于这般归正人是不免有些歧视的。而辛弃疾这个归正人，却能以自己的事功受到了皇帝赵眘的赏识，成了一个“方面大吏”，而他又是那样的刚方而不避权要，这就更使得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对他嫉恨，感到难以容忍。辛弃疾几年来之所以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不能久于其职，之所以“二年历遍楚山川”，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辛弃疾的这种生性难得改变，他已经游遍了的楚地山川便也还要他再去重游：1178年的下半年，辛弃疾从大理少卿任上被调作荆湖北路的转运副使；到次年三月，又被改作荆湖南路的转运副使了。
从1165年以来，在湖南地区曾经连续爆发过好几次武装暴动的事件。例如，在1165年，政府强制派销乳香，程限急促，便激使郴州宜章县吏黄谷和射士李金聚合了当地上万的峒民起而反抗，曾一度攻占了桂阳军城①。1167年，湖南境内的溪峒诸族中人曾在姚明敖领导下武装起事。1175年起事于湖北的茶商军，也曾在湖南各地活动过。1179年初，因为地方政府推行“和籴”工作失当，又激成以连州的李晞和郴州的陈峒为首的暴动，他们以林菁深阻的山区为根据地，曾四出攻占过连州的阳山县城、道州的江华县城、桂阳军的蓝山临武两县城②。同年夏，广西陆川的李接又因赋敛太重而聚众起事。这些事件，每一次都曾使南宋的统治阶级感到惊惶失措。辛弃疾重到两湖地区任职之后，想要借这些事件使南宋政府很好地注意到两湖农民的疾苦。他由湖北转往湖南之后，立即上疏给皇帝赵眘，对当时当地农民的疾苦所在，作了如下的分析：
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
臣一一按察，所谓诛之则不可胜诛。臣试为陛下言其略：
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
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又有已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
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
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者；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
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
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
然此特官府聚敛之弊尔。流弊之极又有甚者：
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
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
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
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
且近年以来，年谷屡丰，粒米狼戾，而盗贼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
校勘记
①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市舶司本息》条。
②参据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四，《王佐墓志铭》和杨万里《诚斋集》卷八九，《千虑策·民政》上。
3整顿湖南乡社，建置湖南飞虎军
在1179年秋季，南宋政府又把辛弃疾由湖南转运副使改为潭州的知州，并兼任荆湖南路的安抚使。
辛弃疾是一个来自北国的人，他曾同金国兵马交战过，自问在行师用兵方面也颇有一日之长，因而在南归之后，曾不止一次地向南宋的皇帝和当国大臣陈献过抗击敌人、复仇雪耻的用兵方略。他一直希望能够置身于民族斗争的最前线，而南宋政府却偏偏只让他回旋于隔离战场很远的地区。安抚使虽然已算是“方面大吏”，而和他本人的志愿却始终是不相吻合的。
但既然担任了一路的帅守之职，也就必须努力把这一路的事情办好。
1179年湖南的秋收不好，次年春季可能发生饥荒。辛弃疾在1180年初便请得朝廷的同意，动用本路各州官仓的米谷，募工浚筑陂塘，因以赈济。这样，既可使官米真正为贫苦的劳动人民所食用，而陂塘修成之后也有利于农作。
在辛弃疾担任湖南路安抚使以前，发生于湖南地区的好几次武装暴动，虽然先后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如何能使这类事件不致再起，如何使湖南境内各族人民都能相安无事，如何把湖南境内的封建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却还是摆在身当湖南一路最高事任的安抚使面前的重要课题。新近接受了安抚使任务的辛弃疾，觉得必须从这类课题上考虑他应该致力的工作。
湖南地区之内，从潭州以至郴州、连州、道州、桂阳军等地，旧来全都有一种名为“乡社”的武装组织，有的叫做“弹压社”，有的叫做“缉捕社”。组织在社内的民户数目，少的有二三百家，多的达五六百家，其统领人物则都是一乡的豪酋。存在于深山穷谷之中的这样的一些乡社，事实上就是各地土豪劣绅用以欺压乡民的一种机构。湖南各州县政府当推行政令时，也时常因为遭受到这类乡社的抗拒而致不能贯彻，这些乡社有时甚至起而武装反抗，公然与南宋政府为敌。从70年代以来，到湖南做地方长吏的曾有好几个人提出了整编甚至解散乡社的意见，他们的着眼点，只是因为乡社是贯彻政令的一种阻力之故。辛弃疾现在是湖南一路的最高长官，当然也和他们具有同样的感觉。而在此以外，从辛弃疾《论盗贼疏》中的论点看来，他还很清楚地认识到这般豪酋对各地农民欺凌压榨的罪恶。因而，要把这些乡社完全解散，在辛弃疾更应是完全赞同的吧，然而事实竟不尽然。当时，辛弃疾大概还存在着一种顾虑：生怕解散之令行不通，反而会激使这般豪酋群起反抗。所以他向南宋政府提出的，是一项折衷的意见：按照各乡社和豪酋平素表现的好坏，分别作不同的处理，坏的乡社即予取消，好的仍旧存留。存留的乡社也一律化大为小，使大者不过五十家，小者减半。并把这些乡社一律隶属于各县的巡尉，放在各县令的直接统领支配之下，所有兵器也都由县政府检查管理。在南宋政府同意了辛弃疾这一建议之后，湖南地区的乡社便都依照这一原则进行了一番整顿①。
南宋的军队，不论是朝廷上直辖的部队或是地方上的部队，其风习和纪律全已败坏不堪，这在辛弃疾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湖南地区的地方部队，和其他地方的完全一样：节制和统帅等事权不统一，大部分的士兵被统兵将校私自占用，搬运土木，营建第舍，更甚的则统兵将校出资使为商贾，或负贩于各地，或坐列于市区②。士兵们也只有被某一将校占为私有，然后才能奔走公门，饱食暖衣，生活上有个着落。然而因此也就无所谓教骑习战，操练技勇；也就谈不到部队中应有的规矩和纪律。于是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干脆不成其为武装部队了。
既然要防范武装暴动事件之再起，要使湖南一路内各族人民都能相安无事，在地方政府之下没有一支可以起镇压作用的军队是不行的。为此，辛弃疾便在1180年向南宋朝廷建议，要依照广东路摧锋军、福建路左翼军的先例，创立一军，以湖南飞虎军为名，遥隶于南宋政府的枢密院和侍卫步军司，就近则专听湖南安抚使的节制和调度。南宋政府批准了他的建议，而且下诏给他，“委以规画”。
辛弃疾早已有成算在胸了。在接到批准的诏令之后，立即着手进行各项具体工作：首先，利用五代十国期内割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所建营垒的故基，建造新的营房。其次，招募步兵二千人，马兵五百人。并派人前往广西产马之地，以五万贯钱买回战马五百匹，并且还请准南宋政府下令给广西的经略安抚使司，要从那里每年代买战马三十匹，送湖南飞虎军中供补充之用。
在进行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种种的困难。首先是在建造营房的工作上。辛弃疾限期要把飞虎营栅在一个月内修成，而当时却正是秋季，也正是湖南地区的雨季，秋雨连绵，使得所需要的上二十万片的瓦无法烧造。辛弃疾当机立断，决定出钱购买。他下令给长沙城内外的居民，要每家供送二十片瓦，且限于两日之内如数送到营房基地，送到之后立即付与瓦价一百文。所需要的瓦片在两天之内果然凑足了③。此外，所需要的石块，数量也很大。辛弃疾不役使当地居民去采办，而是调发当地的囚徒罪犯们到长沙城北的驼嘴山去开凿：按照各人所犯罪情的轻重，规定其所应供送的石块数目，作为赎罪的代价。石块也在很短的期限内如数凑足了④。
辛弃疾创置飞虎军的计划虽已得到南宋政府的批准，但在枢密院中却还有人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要从种种方面加以阻挠。辛弃疾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一事实，所以才那样急迫地要限期完成各项工作。他不但在两天之内筹措了二十万片屋瓦，就连一切建置费用，数目虽以钜万计，也都是立即筹好。这一情况传到杭州之后，朝廷中的反对者找到最好的借口了，遂一方面在皇帝面前劾奏辛弃疾聚敛民财，另一方面便由枢密院降下“御前金字牌”，要辛弃疾把这项建置工作立即停止。辛弃疾在接到这道金字牌之后，并不立即停止工作，反而把命令收藏起来，还是若无其事一般，督责监办人员必须照原来的限期把工作搞完，违期者要以违犯军法治罪。到一切工作全已依照限期完成之后，辛弃疾才上章开陈一切经营过程、费用来历，并把飞虎营栅绘图缴进。这等于把反对者所硬栽的“聚敛”罪名加以洗白，皇帝赵眘遂也释然于怀了。
在招募士兵的过程中，辛弃疾也定出了很严格的选拔标准，因而所选的都是壮健勇武的人。此后在器械的制造和士兵的操练诸方面，辛弃疾也尽心尽力地去做。因此，在很短时期，飞虎军的素质便成为沿江各地方军队中之最上等的，不但湖南一路赖之以安，而且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之内，飞虎军一直是沿长江的一支雄壮的国防力量，被金人称为虎儿军，且颇为金人所畏惮。
校勘记
①以上皆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湖南乡社》条。
②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六，沈介《论备敌之策》。其余皆见《宋史·辛弃疾传》。
③参据《宋史》本传和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临事之智》条。
④见洪迈《夷坚志》支戊卷八，《湘乡祥兆》条。
4在隆兴府举办荒政
不使地方长吏久于其任，这是宋代最高统治者的“防微杜渐”的政策之一。辛弃疾在就任湖南安抚使的一年之内，便在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上表现出他的卓越的才干，有了卓然的政绩。这样，是否应当让他在湖南多搞几年，使他在军政民政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呢？这在南宋政府是绝不作这样的考虑的。就在1180年的冬季，宋廷又把辛弃疾的“贴职”改换为“右文殿修撰”，再一次派他去做隆兴府的知府兼江南西路的安抚使了。
隆兴府境内在1180年遭到很严重的旱灾，粮米收获极少。辛弃疾的前任张子颜在卸任之前已在开始举办救荒的工作。在这次改派辛弃疾为隆兴知府的诏命当中，“任责荒政”也是被特别提出的任务之一。
辛弃疾到任之后，立即在隆兴府及其所属各县镇的大街要道上张贴文榜，榜上只有八个大字！
闭粜者配，强籴者斩。
前面的一句，是强制一切囤积粮米的人家必须在这时尽数粜卖出来，否则便要受到流配的处分；后面的一句，是禁止一切缺粮人家向囤粮之户强行劫夺。紧接着，辛弃疾又把隆兴府的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召集在一起，要他们共同保举一些精明能干的人物，把隆兴府官库中所存官钱和银器分别借支给他们作为本钱，令其四出籴买粮食，限一月之内贩运到隆兴府境内粜卖，粜卖后照原借数目偿还官本，不取利息。在一月之内，果然有大批的粮食从各路运载而来，境内的粮价大落，在数量上也足够供应当地民食的需要了。
邻境的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县）这年也同样遭逢灾荒，信州的知州谢源明向隆兴府商借粮米以事救助，隆兴府的官员们都表示反对，辛弃疾却认为救灾恤民应当不分畛域，便把用官钱籴买来的一部分粮米，用船只送往信州。
这样一些救济措施，使得遭遇那样严重灾荒的隆兴府的民户，能安然渡过到第二年的夏收季节，其间既未发生大量的饿死和流亡事件，社会秩序也未起大的波动。到1181年的秋初，辛弃疾便因此受到南宋政府的奖励，他的宫阶又进了一级，由前此的宣教郎改为奉议郎了。
几年以来，辛弃疾都是“身膺一面之寄”，独当一方的事任。他的作风，勇往直前，果决立断，既不肯多作无谓的顾虑而致缩手缩脚，也尽量使幕僚和部属得以发挥其赞襄帮助的作用。这种作风，赢得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喝彩，却也增长了另一部分士大夫对他的忌刻之心。很多捕风捉影的诽言谤语被制造出来，以致陆九渊直接写信给他①，加以告诫；而南宋政府的台官王蔺便摭拾了这许多风言风语，特别是摭拾了有关辛弃疾创置湖南飞虎军的一些传闻，在1181年的腊月初对辛弃疾提出弹劾。王蔺在弹章当中，说辛弃疾“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②，说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辛弃疾没有因为枢密院的有意阻挠而停止修盖飞虎营栅的事，被弹章中说成是“凭陵上司”；辛弃疾和居官于南宋政府的旧友们有些书信和财物的往来，被弹章中说成是“缔结同类”、“方广赂遗”③。
不容辛弃疾有任何分辩，南宋政府把弹章中所举述的一切都认作辛弃疾实有的罪行了。在王蔺提出这道弹章的不久以前，南宋政府刚发表了一道新的命令，调辛弃疾去做两浙西路的提点刑狱公事，紧接在王蔺的弹章之后，不但立即明令把辛弃疾的新任罢免，而且连“右文殿修撰”的贴职也一并削夺了。
校勘记
①陆九渊《象山集》卷五，《与辛幼安书》。
②见辑本《宋会要稿》第一○一册，《职官门·黜降官类》卷八。
③见崔敦诗《西垣类稿》卷二，《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信州十年的闲退生涯
1“带湖买得新风月”①
江南西路东境的上饶郡，地居信江之滨，故亦名信州。闽浙间的交通、杭州和南昌间的交通，都取道于此。郡境内“灵山连延，秀拔森耸，与怀玉诸峰巉然相映带。其物产丰美，土壤平衍”②，因而一般由北方南渡的官绅人家乐于寓居其地。在12世纪的80年代，寓居在上饶城内和近郊的这等人家便达百户以上③。
辛弃疾曾三度宦游于江西地区，不知是在哪一年内，他曾到过上饶。辛弃疾在投归南宋之后，虽然早已娶妻生子，却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居处。他决定在此地买块地皮，建造他的家园。
在上饶城北一里许的地方，有一个狭长形的湖泊，湖水清澈可爱，滨湖有旷土一片，平坦宽敞，举目遥望也可以揽取灵山的胜景。辛弃疾对这一小区域的自然景物很感觉满意，便把这片地买了下来，而且替这湖泊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带湖。
1181年，辛弃疾派人到上饶的带湖之滨去着手经营修建。他自己作了规划，绘成图样，并限定在一定的时日完成：在较高的地方建造房屋，把低下的地方辟为稻田，花径竹扉，池塘茅亭，应有尽有。房屋共有好几十间，主要的则是一座楼和面临着稻田的一排平房。登楼可以远眺灵山，遂取名为集山楼，后又更名为雪楼。稻田共不过十弓之地，却最为辛弃疾所看重④。因为，辛弃疾是一个出生于华北平原的人，对北方农村中经济生活情况十分熟悉，在他南归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极为突出的印象，是南方商业资本的发展远过于北地，南方的农民之转业为商贩者也远较北地为多。辛弃疾对于这种“舍本逐末”的趋向是不以为然的，他强调主张：“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他之所以要在这一新建的家园中特辟稻田一区，正是表示他对于农事的极端重视的。因而，对于这一座面临稻田的平房，他特地取名为“稼轩”，并且从此就以“稼轩”作为自己的别号。
事情竟是这样的凑巧，当上述一些营建工作已按照设计而次第完成之日，也正是辛弃疾因王蔺的弹劾而受到“落职罢新任”的处分之时。
在此以前，辛弃疾听说“带湖新居将成”，而自己却还在江西安抚使任上，官身不得自由，不能前去享受一番家居野趣，因而写成一首《沁园春》词，说道：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
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
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绘哉。
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东冈更葺茅斋。
好都把轩窗临水开。
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
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
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王蔺的弹章替辛弃疾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不必再沉吟、徘徊了。在接到罢官的命令之后，辛弃疾只有回到上饶的带湖新居去了。
校勘记
①辛弃疾《菩萨蛮》词中句。
②见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两贤堂记》。
③见洪迈《稼轩记》。
④以上皆据洪迈《稼轩记》。
2心情上的矛盾
从辛弃疾的率众投归南宋，到他的罢官闲居上饶，其间整整是二十年。率众南归的事件，以及南归以后向宋廷君相所提出的建议和主张，样样都足以表明，辛弃疾不但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而且有勇武、有机智、有用兵韬略，是一个具有文武全材的人物。虽然南宋政府一直不把他安排在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上，使他得以展其长才，而只是使他回旋在地方守令和监司、帅臣等类的职位上，但他每到一处，都是尽心力而为之。二十年的仕宦过程，也足以说明，随时随地他都是打算要建立一番功业的。
由于辛弃疾在志节方面和事功方面有这种种表现，所以在辛弃疾三十二三岁以后，一些相知较深的朋辈，已经把他称作“伟人”①，比作周瑜和谢安，并且认为，南宋对金的政策如一旦改而采取积极的攻势，恢复中原的大业是可以由辛弃疾去担当、去完成的。②
这样一个怀着满腔忠愤之气，一心要投身于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上，要为保卫祖国而竭尽其智能勇武的人，不但在二十年的仕宦过程中始终未遂其志，而在矢忠矢勇、奋发有为地供职二十年之后，竟又从地方行政领域中被摈斥出来，任凭他有什么出众的才具和雄伟的抱负，也都没有用武之地和实现的可能了。很难设想，辛弃疾对于宋廷所给予他的这种投闲置散的处分，会坦然地接受下来，而不在胸中激起更大的愤懑和恼恨的。虽是如此，他在受到罢免官职的处分之后，却只有遵依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③的古训，力求做一个“伏枥之骥”，并把古代的达者庄周和陶渊明等人作为他行己涉世的榜样。
胸怀中燃烧着炎炎的烈火，表面上却必须装扮成一个淡泊冷静、不关心时事和世局的人，这就是在退居上饶之后的辛弃疾心情上的苦闷和矛盾之所在。
校勘记
①见崔敦礼《富教集》卷六的《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
②见洪迈《稼轩记》。
③这是《论语》中所载孔子的话。
3借歌词为“陶写之具”①
在辛弃疾闲居信州的时期，寓居在信州的一些学士大夫，有不少是和辛弃疾气味投合的人。其过从较多的有以下诸人：
一、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是辛弃疾早年游宦建康时的旧相识，他原籍开封，南渡后徙家信州，这时因年老退休，也在家中闲居。他的学问和文学，在当时都负有盛名。他在仕宦期内，对兴建学校的事极为注意，“所在吏民怀思”，因而也颇有政声②。二、汤邦彦，字朝美，镇江人，因为出使金国“有辱使命”，受到南宋政府的处分，先被谪往新州，后送信州编管。汤邦彦也是一个被当时称许为“议论英发”、“以身许国”的人③。三、陈德明，字光宗，曾在仁和县做过知县，因在任上有“赃污不法”行为，被贬到信州居住。四、赵善扛，字文鼎，是赵宋宗室。五、徐安国，字衡仲。六、杨民瞻。七、晁楚老。以上都是家住信州而负有诗文才名的人。
此外，在这一时期先后被派到信州做知州的人，例如郑汝谐、王自中和洪样等人，和辛弃疾的情谊也都很好。和郑汝谐（字舜举）初次会面，辛弃疾就很称赞他的才干，向人说道：“此老胸中有百万兵。”④王自中字道夫，在少年时便自负不凡，遇事总不肯附和流俗之见，因而总是所如不合⑤，而辛弃疾却很赏识他的这种英俊之气。
辛弃疾和上述这些人互相过从，有时也结伴遨游于信州境内的山林溪谷和景物名胜之地。就形迹上说，是在留连光景，赏玩风物，而在辛弃疾的脑子里，却经常萦系着有关国政和时局、有关国计和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他一直想要献身、而始终无缘献身的、对女真侵略者展开斗争的问题。不论是花晨月夕，不论是登高涉远，当前的景物都会触动他的这种情怀。他只有借歌词为陶写之具，把这种情怀发抒出来。于是，或则“闲中书石”，或则“兴来写地”，或在宾朋嬉笑之中，或在醉墨淋漓之际，辛弃疾都在大放厥“词”⑥。他在这一长时期心情上的矛盾也都在这些歌词中表露了出来。
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虽是面临着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的严重关头，但他们仍旧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烂的生活当中。一般飘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玩弄些虚玄的概念。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弃疾一向就感到痛心和憎恶。在闲退以前，他曾经不断地在歌词中对这等现象给予泼辣尖锐的批评和讽刺，甚至对于当朝的皇帝，他也曾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词句加以嘲讽过。闲居信州之后，他这种愤慨更有加无已，于是借为韩元吉祝寿的机会，他写了一首《水龙吟》，很露骨地把西晋的王衍取作南宋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人物的替身而痛加指斥了一番：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南宋的一般“骚人墨客”，只把一些离愁别恨作为抒写的主题，而整个民族所遭遇到的严重灾难和深仇大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竟占不到多少地位，甚至于完全不占地位。辛弃疾对于这等反常现象，也在歌词中加以指摘和质问：
今古恨，几千般，
只应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
——《鹧鸪天》
他自己，虽被南宋政府投置闲散之地，虽然有时也常常开解自己，说些什么：
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
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
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
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
——《水调歌头》
而他的真情实况，却是殷切地系念着国家民族兴亡的大问题：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
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
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丑奴儿》
因而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参预南宋政府的军政大计的人，他总是首先把收拾山河、整顿乾坤的使命向他们提出。例如，在为韩元吉祝寿的《水龙吟》词中，他说道：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在郑汝谐被皇帝赵眘召见的时候，辛弃疾也鼓励他说：
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
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
——《满江红》
对于新被任命做江西路安抚使的施师点，辛弃疾的临别赠言是：
贱子亲再拜：西北有神州！
——《水调歌头》
当辛弃疾宦游各地的时候，他能注意到各地农户的生活，常为这般农户进行一些兴利除害的实际措施，并且常代他们对于横暴的统治集团和剥削阶级提出控诉；现在，他被排挤在政途以外，既无官守，也无言责了，但对于一些做州县长吏的朋友，他总是劝勉他们能够做体察民隐、去民疾苦的好官吏。例如，当郑如密被派做衡州的知州时，辛弃疾赋词相送，其中有几句是：
文字起骚雅，刀剑化耕蚕。
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
英信君门万里，但使民歌“五袴”，归诏凤凰衔。
——《水调歌头》
如果某一朋友在某州某县任上真有一些好的政绩，他便要加以歌颂。例如，在信州守王桂发离职时，他赋词相送，说道：
我辈情钟休问，父老田头说尹，泪落独怜渠。
秋水见毛发，千尺定无鱼。
——《水调歌头》
在信州通判黄某去职时，他也赋词相送，说道：
往年堂前路，路上人夸通判雨。
去年拄杖过瓢泉，县吏垂头民笑语。
——《玉楼春》
而一般农村人家的丰收或歉敛，愁眉或笑脸，也是赋闲的辛弃疾所常要注意的：
父老争言雨水匀，
眉头不似去年颦。
殷勤谢却甑中尘。
——《浣溪沙》
对于自身之被弃置不用，而且一经弃置即长时期不再被起用，辛弃疾一直是存在着愤愤不平之感的，因而，尽管在很多的歌词中表示要学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要学他的爱酒、赏花、赋诗、抚琴，要与鸥鹭渔蓑为伴，不再关心世务了；然而在另外的一些歌词当中，却又禁不住常常用一些讽刺或牢骚语句表示其愤慨。可以断言，这后一种才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例如，他知道自身之所以被当政者所排斥，其原因之一，在于自己不肯对当政者随声附和地奉承和迎合。他在词中写道：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
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
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
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⑦。
——《千年调》
对于自己之壮志难伸、被人随意摆布，他写道：
还自笑，人今老。
空有恨，萦怀抱。
记江湖十载，厌持旌纛。
濩落我材无所用，易除殆类无根潦！
——《满江红》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鹧鸪天》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鹧鸪天》
然而人生岁月有几，难道就永远不再使他有为国家、为民族、为生民而效命的机会了吗？他对此又实在感到不能忍耐：
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
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
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
——《水调歌头》
老去浑身无着处，天教只住山林！
百年光景百年心。
更欢须叹息，无病也呻吟！
——《临江仙》
校勘记
①范开《稼轩词序》中语。
②参据《景定建康志》和黄舁《花庵词选》，《韩元吉小传》。
③参据辑本《宋会要稿》第九十册《国信使门》和刘宰《漫塘文集》卷一九《颐堂集序》。
④见《青田县志·人物志》。
⑤见《宋史·王自中传》。
⑥以上皆据《稼轩词》甲集中范开的序文。
⑦椐《唐会要》说，“奏吉了”是林邑国所产的一种鸟，能学人言，胜于鹦鹉。
4陈亮的来访
南宋立国以来，在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长期统治下，对外则始终奉行卖国降敌的政策，对内则滥施其专制淫威，一方面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一方面又对于志在恢复国土、报仇雪耻的士气和民心尽量加以摧残压抑。其结果，由于这个政权的日益腐朽无能，致使整个民族和国家面临危急存亡的关头。
处在这种危险局势之下，学术思想界中一部分人士，为想救亡图存，便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想从“古圣先贤”的一些著述当中，寻找可以“医国”、“救世”、“振济时艰”的方案和途径出来。
宋孝宗赵眘在位期内，在距离南宋首都杭州最近的两浙东路，正有一批学人同时并起。其中较为重要的，在金华有吕祖谦和唐仲友，在永嘉有郑伯熊和薛季宣，在瑞安有陈傅良，在浦江有倪朴，在永康有陈亮。他们的乡里既壤地相接，声气易于相通，在研治学问的途径上遂大致有一个共同的趋向，那便是：自经史百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以至舆地边疆、水利农田等等，他们全都要“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①。
陈亮在浙东这一批学人当中是较为后起的一个，但他对于治学的宗旨却提得格外明确：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他都要兼蓄并包，而不是像当时一般理学家那样，只把修身养性等事的内省工夫认作真学问，而把此外的一切都鄙视为粗疏的东西。他反对空谈仁义道德等所谓“王化”而不去讲求理财用兵等最切实际的学问。他直截了当地标举出他的治学和治世的宗旨，是要“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在1178年春间，陈亮向皇帝赵眘呈献了一道奏章，主张迁都建康，励志复仇。在奏章的后半，他对于当代的儒生和官僚们提出了厂严厉的指斥：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
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②。
当陈亮这次住在杭州上书的时候，辛弃疾也正由江西安抚使被调到杭州去做大理少卿。经由吕祖谦的介绍，辛、陈成为相识。两人的主张和议论既有很多的共同之点，在相识之后就成了极投契的朋友，时常聚首相谈，每一次且都谈得十分畅快。
在这年春间，陈亮一连几次上书给孝宗皇帝，却始终没有受到重视，因而怀着满腔的愤慨离开了杭州。在此后的几年之内，辛弃疾先是宦游各地，继之是退隐上饶，两人再无缘会面。然而陈亮在这时期却不断遭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他几次去参加进士考试，全都落第了；由于他平常好说些牢骚愤激语言，得罪了乡里中的一些人，在1184年被人告发有“置毒害人”的罪行，竟被逮捕系狱，做了近百天的囚犯才被开释。
辛弃疾对于这样—个落拓不羁、怀才不遇的友人，正如杜甫对于李白—样，也有一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冷才”的爱惜情怀③。在他知道陈亮的某些不幸遭遇的时候，特地“赋壮词以寄之”，加以鼓励，也加以安慰：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
生活上的困顿，思想上的苦闷，也都使得陈亮时常想念到志同道合的辛弃疾，时常打算跑到信州去向辛弃疾痛快地倾吐一番，聊事排遣。然而因为人事的牵扰，总不得如愿以偿。直到1188年的冬季，陈亮才实现了这一愿望而来到信州。
这时候，辛弃疾又已在铅山县东北境和上饶地界相接的期思渡旁营建了一所新居，他就在这所新居接待这位远道来访的朋友。
新居的附近有一池泉水，池形如臼，清澈见底。辛弃疾也把它买归己有，并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瓢泉④。
距新居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山脉是从福建境内蜿蜒而来的。绵亘凡百余里，这里的主峰名叫鹅湖，是铅山境内最负盛名的山。山下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名叫鹅湖寺。寺前十里苍松，参天蔽日，把这所寺院衬托得格外深邃幽静。在1175年，南宋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刘清之、陆九龄、九渊兄弟等，曾聚会在这所寺院中，讲论过太极、无极等哲学问题，成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这座寺院的名字也随之而更加响亮起来了。
当陈亮到达铅山的时候，辛弃疾正患着小病，高兴这客人的到来，小病便算不得什么。主客两人，有时一同酌瓢泉而共饮，有时便同去鹅湖寺中漫步。高谈阔论，话题总是围绕在一些国事和世局的问题上面。
两个人几年以来各都有其抑郁情怀，在此时此地，才都痛痛快快地得到了抒发的机会。
陈亮在由浙东出发之前，也曾写信给在武夷山中闲居的朱熹，约他到赣闽交界处的紫溪地方相候。辛陈两人按照约定的时日前去紫溪，朱熹却并未应约而来。
陈亮在铅山一共停留了十天，才告别东归。然而辛弃疾却还有恋恋难舍之情，在陈亮既行之第二日，辛弃疾又赶紧追去，打算再和陈亮在途中盘桓些时日，或者最好能把陈亮牵挽回来。追到名叫鹭鹚林的地方，由于雪深泥滑，再也前进不得了，辛弃疾才怅然停止下来，独自就饮于路旁的方村。晚问投宿于泉湖吴姓人家的四望楼，半夜听到邻近悲鸣的笛声，不能成眠，想到日来游处甚欢的嘉客，便作成《贺新郎》词一首：
把酒长亭说。
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
要破帽，多添华发。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
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
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
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
问谁使，君来愁绝。
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
长夜笛，莫吹裂！
及陈亮有和作寄来之后，辛弃疾又用前韵赋词以答：
老大那堪说。
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
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搂头飞雪。
笑富贵，千钧如发。
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
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
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
正目断，关河路绝。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
校勘记
①以上皆参据黄宗羲《宋元学案》。
②见《龙川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③辛弃疾的《祭陈同甫文》中有“人皆欲杀，我独怜才”句。
④此据《铅山县志》。
5异军特起的稼轩词
自从1181年冬季辛弃疾从江西安抚使任上被撤下来，到1192年春季辛弃疾之再被起用，这中间，他在上饶闲居整整是十年之久。在这段长时期的闲退生涯当中，辛弃疾经常用歌词作为“陶写之具”，用来抒写他的感慨，发表他的议论，用以咏物写景，也用以说理和叙事。因而在这一时期，辛弃疾所写作的歌词，就数量而论，非常繁富；就形式而论，其题材是广阔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就内容而论，有的是“清而丽，婉而妩媚”，而主要的一部分则是“悲歌慷慨”，“奋发激越”。每有一首寓意高远的作品写成，很快便被传布出去，“脍炙于士林之口”。在1188年，辛弃疾的第一本词集由他的门人范开编订印行。于是这一个“平生塞北江南”、一心要“经纶事业”、要“股肱王室”、要完成“杀敌…‘平戎”大业的人物，从此却专被人们以词人相称呼、相看待了。（在1181年洪迈所作的《稼轩记》中还把辛氏称作“辛侯”，还不是专以文人学士看待他的。但从这年以后，在任何人的口头和文字当中，“辛侯”的称谓永远也不再见了。）
辛弃疾在这一时期的繁富的作品，不但替他奠定了词人的地位，且在正宗词家的“风情婉娈”和“剪红刻翠”作风以外，“别立一宗”。这就是说，由于辛弃疾的作品充满了壮健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真正中国人民的意愿和苦闷，充满了生动真切的现实社会内容，遂使这些作品具有极其洪亮的声响和充沛富足的感染力量，因而成为当时一般具有爱国思想的文士们咏物抒怀时争相模拟的榜样。在他的朋辈当中，例如陈亮、刘过、丘崈和杨炎正等人，就都是在他的影响之下而写出了许多篇慷慨激昂的歌词的。在辛氏身后，他的这些作品仍旧起着一种振聋发聩、鼓舞战斗情绪的作用，所以也还继续不断地有一些应该归属于辛派的歌词产生出来。
由于辛弃疾惯于在歌词中寄感慨、发议论，故从南宋时起即有人把他的词称为“词论”，以为过于豪迈，不是词家的本色。但在南宋也有另一派文人替辛弃疾辩解。例如南宋末年的陈模，在其所著《怀古录》中就说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不足以启人意。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也哉。”我们完全同意这后一种意见。正是因为辛弃疾能够脱落蹊径，不主故常，才使他能够把词的领域加以开拓，能够异军突起，“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①的。
而何况，就稼轩的全部歌词来看，其中写得“情致缠绵、词意婉约”、符合于词家之所谓正宗作风的，为数也还是很多的。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是“咏春”的《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阕），后来的论词的人说什么“此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实则属于这一类的单纯抒情之作，还有很多首可以和此曲相提并论。这类作品又确切地说明了：所谓正宗词人的长技，在以豪放著名的辛弃疾的笔下，不但并不短缺，且竟是较之别人更能优为之的。
辛弃疾虽是在戎马仓皇之中成长起来的，他阅读的书籍却很广博，记忆力也很强。特别在退居带湖之滨以后，他更经常“驰骋百家，搜罗万象”②，因而胸中有万卷之富。所以在写作歌词的时候，他能够把经史百家中的文旬和掌故随心如意地运用在行间笔下，因而使用典故之多，便也成为《稼轩词》中很突出的另一特点。
校勘记
①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条。
②据刘宰《漫塘文集》卷一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启》。陆游的《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中也有“万卷邺候书插架”句。
从“起废为监司”
到再被废黜
1任福建提点刑狱一年
在带湖之滨闲住了整整十年之久的辛弃疾，在1191年的冬季忽又被宋廷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
1192年，辛弃疾五十三岁，他在这年春初到福州去就职视事。
到官之后，对于提点刑狱司的属官们，辛弃疾很严格地要求他们奉公守法，对于辖区内的州县守令的治行和政绩，他也很认真地加以考察。他这样的雷厉风行，又惹得许多州县守令都对他心怀怨尤，到后来，连做福建路安抚使的林枅对他也闹起意见来，遇事总不肯和衷共济了。
当时负有“一代儒宗”威望的朱熹，这一年没有任何官职，正在建阳闲居。辛弃庭有时因为按行所部而绕到建阳去和朱熹会谈，有时和他书信往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些关于处理福建政务的意见。
这年九月，林枅死了，辛弃疾便以提点刑狱兼摄安抚使职，直到这年的年终。
辛弃疾在这一年内的措施，我们现时能够查知的并不很多，其中关系较为重大的，是他关于在福建路内推行“经界”和改变盐法的建议。
所谓“经界”，是清查地亩所有权和均平赋役负担的意思。宋朝对于豪强大地主之兼并土地，一贯采取纵容不干涉的政策，豪强大地主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因此，土地集中在他们手中之后，赋税徭役的负担却多半还留在原业主的身上。一方面是“有产而无税”，另—方面是“产去而税存”。土地的占有量和赋役负担的轻重完全不相符合，这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在两宋尤其突出。当时在福建路的地区之内，这一现象也同样十分严重。
12世纪的40年代之内，经由李椿年的建议，南宋政府曾在某些地区推行过“经界”法令，其推行的时间和范围都很有限，在福建路的部分地区之内就没有推行过。因而福建各地，特别是汀州内六县，像赵汝愚在一篇奏章中所说，上述的那一流弊，是还在日益严重化的：
有税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税。比岁诸县逃亡者众，有司窘于调度，不肯为之从实倚阁（延缓），遂将逃亡税赋均及见存邻保。邻保又去，则辗转及之贫弱之民，横被追扰。其间却有豪猾之家，不纳租赋。一强者为之倡首，则群弱者从而附之。至有一乡一村公然不肯纳常赋者。
县道无如之何，遂将上项最难催理去处，径拨与诸寨，以为寨兵衣粮，令自催纳。其寨兵催官物者，至皆被甲持刃，遍下乡村。此（按指寨兵）既饥寒切身，彼方固拒不纳，互相仇怨，职此之由①。
在1190年朱熹做漳州守时曾向南宋政府建议，应当在福建路的漳、泉、汀诸州内推行“经界”之法，由于受到寓公豪右的反对，这建议并未被采纳②。所以在辛弃疾到福建去担任提点刑狱的时候，这几州的赋役不均的情况还和赵汝愚奏章中所述完全一样。
福建一路的食盐，在南宋一代，上四州（即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以实行官运官销的时候为多③；下四州（即漳州、泉州、兴化军、福州）则以实行“钞法”之时为多，其法是由盐商认缴若干税款，即由政府发给他一张运销许可证，允许他贩运包销若干数量的食盐，在实行官运官销办法的上四州内，曾经发生了不少弊端，这在赵汝愚论述汀州内弊政的奏章中也有很详尽的叙述：
又本州地势最高，去海绝远。祖宗旧法系以运盐了办岁计。近岁诸县缺少本钱，官吏苟简，所运盐纲尽不及祖额④。其运盐船户复大为奸弊，多以灰土杂之，其盐已甚恶矣。却有奸民就近私贩广盐入界，比之官盐不致杂恶，其价复贱，常争数倍，致官盐发泄不行，遂有配抑（即按人口强制派销，当时叫做“口食盐”⑤）之患。上下减刻，其弊尤多。故强悍者皆拒而不受，其贫弱易制者则抑配无时。
又每盐纲内例有转运司增盐，通判厅经总制盐，诸县已难敷卖，而本州复有自运岁额盐，又分令诸县变卖。故有转运司盐、有本州盐、有通判厅盐、有本县盐。或以委令丞，或以委巡尉。文书旁午，杂然并出。其民诚不胜其扰矣。
闻每有欠户入县，则诸厅吏卒擒捕纷然，致百姓有终身不敢望县门者。故宁以死抗拒官司，而官亦无如之何也。
官运官销既产生了这许多弊端，在福建路内做地方官的某些比较明白事理的人，便时常提出改变盐法的意见。然而大多数州县官吏却只求目前经费足用，对于民间所遭受的损害全不考虑，因而总是不愿对盐法有任何改变⑥。当辛弃疾去做福建提点刑狱的时候，福建的上四州还是维持着官运官销的办法。
辛弃疾到任以后，经过大半年的巡视，知道上述两事为各地民户、特别是为汀州内的民户招致了深重的祸害。到1192年秋，在他代理福建安抚使的时期，他便上书给南宋政府，主张在汀州诸县之内，为解决头一个问题应该推行“经界”，为解决后一个问题应该改行钞法。理由是：
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漳、泉、汀三州皆未经界，漳、泉民颇不乐行，独汀州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请也。且其言曰：“苟经界之行，其间条目，官府所虑谓将害民者，官不必虑也，吾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经界为上。
其次莫若行钞盐。钞盐利害，前帅臣赵汝愚论奏甚详，臣不复重陈。独议者以向来漕臣（陈）岘固尝建议施行，寻即废罢，朝廷又询征广西更改盐法之弊，重于开陈。其实不然。广西变法，无人买钞，因缘欺罔。福建钞法才四阅月，客人买钞几登递年所卖全额之数。止缘变法之初，四州客钞辄令通行，而汀州最远，汀民未及搬贩而三州之贩盐已番钞入汀，侵夺其额。汀钞发泄以致少缓。官吏取以借口，破坏其法。今日之议，正欲行之汀之一州，奈何因噎而废食耶。故日钞盐次之⑦。
在1193年委派辛弃疾去做福建安抚使的制词当中，有“比居外台（指福建提点刑狱），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等语⑧，可见辛弃疾在任福建提点刑狱这一年内，对于解除当地民间疾苦的建议必不止有关“经界”和盐法二事，可惜现时都已无从考知了。
校勘记
①赵汝愚《论汀赣盗贼利害奏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九，《弭盗门》。
②据王懋竑编《朱子年谱》卷四，绍熙元年记事。
③此据郑兴裔《与周侍郎必大书》，见《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
④祖额即是最初规定的数目。
⑤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福建盐》条。
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福建盐》条。
⑦以上这段引文，见《开庆临汀志》。此志久无传本，现仅存《永乐大典》第七八九五卷内。
⑧见楼钥《攻媿集》卷三六，《太府卿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制》。
2论奏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布置
1192年的腊月辛弃疾被召入朝。次年的正月初他从福州启行。在行程当中，他曾到建阳去和朱熹会晤，到杭州后，陈亮也特地跑来和他相会。
这时期内，辛弃疾所着重考虑的，依然是如何加强国防线上军事实力的问题。当他被皇帝赵惇召见时，他只就这一问题提供了几点意见。他强调提出，必须把长江上游江陵府、鄂州一带的军事备御力量加强，使敌人不可能由上流而下，使下游的江浙可得借以为重。他的具体建议是：
自江以北，取襄阳诸郡合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势不分，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
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楼舰相望，东西联亘，可前可后，专任鄂渚之责。
在奏章的末尾，他又向皇帝特别致意，希望他能“安居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
这番议论并没有受到皇帝和大臣的重视。在奏对之后，辛弃疾被留在南宋行朝做太府少卿。为期仅满半年，宋廷又把辛弃疾的职名提升为集英殿修撰，改派他去做福州的知州兼福建路的安抚使了。
3任福建安抚使一年
福州滨海，经常有“海盗”出没为患，因而那里养着数量较多的军队。
在宋廷南渡以后，原在洛阳居住的赵姓皇族的一支也南迁到福州居住。他们的食粮和生活费用以及日常用品，全由福州地方政府供应。在南迁之初，这一支宗室的男女老幼共不满二百人，每年须由福州供给三万贯的费用，其后人口繁衍，费用也不止此数了。①
为了供应这两项费用，每年都需要很大数量的金钱和谷物。福建多山，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少，而人口却较稠密，收成稍有不好，当地的出产便不够用，需要到邻境去籴买。福建地方政府既负担了那样繁重的开支，一遇到需要大量籴买粮食的情形，便格外感到棘手。
辛弃疾在担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兼摄福建安抚使的时期，对于上述情况已很清楚，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曾深思熟虑过。他以为，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负有一路安全总责任的福建安抚使，如果不从全盘筹划，不尽量节省浮费，积储足够数量的钱谷，一遇缓急便将无法支应。因而在这次重回福州之后，对于一路百姓，他务为清静不扰之计，以求避免发生任何事故；开支则尽量加以撙节，并设置一所“备安库”，把撙节下来的数目全部储存在库内。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库中所存数目便已满五十万贯。这一年福建地区的年景很好，预计到秋收之后，谷价下降，动用这五十万贯现款，可以籴买两万石的粮食，便足够供给宗室和军队的粮饷，可称有备无患了。
编制军队、训练军队，以及行师用兵的韬略，本都是辛弃疾之所长，而在福建，为了防御“海盗”和境内可能发生的事故，也有加强军事防守力量的必要。因而在动用备安库中存款籴买粮食的计划之外，辛弃疾还打算打造一万副铠甲，招募强壮，把军额扩充到一万人，严加训练，使它也能成为像湖南飞虎军那样雄壮的一支武装力量。
然而，刚到了秋收季节，收籴的工作刚在开始，制铠甲、招军队的工作还没有进行，南宋朝廷上的谏官黄艾对辛弃疾提出弹劾了。弹章中所举辛弃疾的罪状是：“残酷贪饕，奸赃狼藉。”②依然不容许被弹劾者作任何分辩，辛弃疾的福州守和福建安抚使的官职全被罢免，南宋朝廷只给他一个挂名的差事：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在宋代，凡是主管某某地方的某某宫观之类的差使，都是为了顾全罢官人的体面而设的一些闲散差使，有了主管某宫某观的名义的，也并不要亲到某宫某观去供职，而只是住在家中坐领干薪③。所以，辛弃疾在罢免了福建帅任之后，在这年的八月便又回到江西上饶的带湖之滨去了。
校勘记
①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大宗正司两外宗废置》条。
②见辑本《宋会要稿》一○二册，《职官门·黜降官类》卷一○。
③据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六，“蒙恩再领冲佑观”后的《拜敕口号》诗中有自注说，“祠俸钱粟絮帛，岁计千缗有畸”。这也应当是辛弃疾此后几年中每年所能得到的“祠禄”之数。又是整整八年的闲退生涯
1“使世相忘却自难”①
宋孝宗赵眘在1189年让位给他的儿子赵惇（光宗）。赵惇的李后是一个悍妒无知的女人，由于几次语言之间的误会，她对赵眘怀着很大的仇恨心情。赵惇完全受制于李后，因而在赵眘既经让位而退居重华宫做太上皇时，赵惇竟不肯到重华宫去和他见面。到1194年夏，赵眘病重，极想一见他的儿子而亦不可得。赵眘既死，赵惇竟假称有病，根本不肯成服居丧。在朝大臣赵汝愚等人便要趁这时机使赵惇退位而拥立皇子赵扩为新皇帝。这时候宋高宗的吴后还没有死，赵汝愚等人希望能由她出面做主，来实现这一政变，便委托韩侂胄到宫内去商得了吴后的同意，用她的名义立赵扩为皇帝，尊赵惇为太上皇帝。
韩侂胄是赵扩妻韩氏的叔父，既是外戚，而在赵扩继承皇位的事件中又有“定策之功”，在赵扩即位之后，韩侂胄立即成了最得宠信的人物。进退大臣，更易言官，他全可以任意而为，并且一概由他假借皇帝的名义用“内批”作处分，不通过中书省用正式的手续办理。
朱熹在这时正被赵汝愚引进朝廷做侍讲，他看到韩侂胄这样玩弄皇帝的威权，便在皇帝面前弹劾他“擅权害政”等罪状。然而在这时的大臣和言官当中，已被韩侂胄安插了很多党羽，他们的势力已远在赵汝愚、朱熹一派之上，因而，朱熹的弹劾不但没有生效，到1194年的十月，反而被韩侂胄用“内批”罢免了侍讲的官职。到下一年的二月，韩党的言官李沐和谢深甫先后奏论赵汝愚“以同姓而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遂首先免去赵汝愚的相位，稍后又把他斥逐到永州（在今湖南零陵县）去。赵氏前往贬所，刚到衡阳便病死在船上了。
辛弃疾的卸除闽帅之任，正是在新皇帝的即位之初。他在回到带湖之滨赋闲之后，和南宋朝廷上这些政潮的起伏，当然是不会有任何干系的。然而，赵汝愚和朱熹两人，都和他有较深的友谊，每当韩侂胄和他的党羽想对他们的政敌加以倾陷和打击时，便也不免常常联想到辛弃疾。因此，在1194年的九月下旬，御史中丞谢深甫便又对辛弃疾提出了弹劾，说他“交结时相（指赵汝愚），敢为贪酷，虽已黜责，未快公论”。遂又明令把辛氏的职名降了等，由“集英殿修撰”降充“秘阁修撰”②了。
1195年十月，新的御史中丞何澹再一次对辛弃疾提出弹劾，说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于是，“秘阁修撰”的职名又被削夺了。
1196年九月，宋廷的言官中又有人对辛弃疾提出弹劾，说他“赃污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简（即弹章），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于是，“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的空名义也被削夺了③。辛弃疾平生所获得的各种职名，到此时几乎已被削夺干净了。
不知是什么缘由，到1198年，宋廷忽然又恢复了辛弃疾的“集英殿修撰”之职，而且恢复了他的那个挂名的差事，要他依然“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这在辛弃疾本人也觉得莫名其所以然。在拜命之后，他便写成《鹧鸪天》一首：
老退何曾说著官？
今朝放罪上恩宽！
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缀文书旧殿班。
扶病脚，洗衰颜。
快从老病借衣冠。
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
校勘记
①辛弃疾《鹧鸪天》词中句。
②见辑本《宋会要稿》第一○二册，《职官门·黜降官类》卷一○。
③同上。
2移居铅山县的期思市
几年前，辛弃疾在上饶闲居期内，曾经特地访泉于铅山县的期思市，把那里的瓢泉连同泉旁的几间房屋买归己有。此后便常常到那里去住些曰子。当他要到福建去做提点刑狱的时候，还特意到那里去和一些朋友相聚话别。
这次辛弃疾再被废黜，回到上饶不久，便又到期思，在那里着手建造一些房子。到1195年春才把计划中的屋宇全部修造成功。新屋落成不过一年光景，辛弃疾在带湖旁的那一所住宅不幸失火，其中的主要房屋全被烧毁①。辛弃疾的一家从此便迁徙到期思市上这所新建的房屋去住了。
在铅山的闲散生涯，大致和前此闲住在带湖之滨的那几年一样，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和一些学士大夫游山逛水、饮酒赋诗中消磨掉的。因而在这一时期所写作的歌词，为数也很不少。就其词题中所涉及的，知道在这时和辛弃疾过从最密、唱和最多的有以下几个人：
一、傅为栋，字岩叟。他是铅山县的一个富翁，但在“为富不仁”的人群当中，他还算是一个良心未尽泯灭的人。每当灾荒年份，一般豪强大地主或则乘时抬高粮价，或则闭仓不粜，傅岩叟在这样的时候常常自动捐出一些金钱和粮食，赈济饥民，且倡导乡里富民也都这样做。他在科场中未能得志，因而没有进入仕宦之途，后来也就绝意于仕宦。因为他是富翁，所以他的家园中景物极好：夏天则池清荷净，冬天则竹深梅香。他经常在家中接待宾客，饮酒赋诗。而辛弃疾便是常常被他接待的客人之一。②
二、赵蕃，字昌父，玉山县人。他曾在外地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就闲住在家中。他的诗在当时很负盛名，朱熹、杨万里等人都很称赞他。他为人淡泊自守，因而他的诗也是恬淡而富有逸趣，被人称为有陶渊明的风格。③
三、徐文卿，字斯远，也是玉山县人。他和赵昌父的为人相似：“视荣利如土梗”，“有物外不移之好，负山林沉痼之疾”。④
四、吴绍古，字子似，是陆九渊的学生。当辛弃疾移居铅山的时候，他正做铅山县尉。他有史才，也有文才。在铅山任上时他不断地和辛弃疾过从唱和，离开铅山之后，仍然不断地和辛弃疾互相寄送一些诗词。⑤
五、赵茂中。六、赵晋臣。两人都是赵宋的宗室，寓居铅山，都曾考进士及第。他们虽是宗室，却并不恃势凌人，所以和当地的居民处得很好。赵茂中且还出款创置了一个“兼济仓”，谷贱时收籴，谷贵时减价出粜。⑥
校勘记
①见袁桷《清容居士集·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及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七《诗境集序》。
②此据陈文蔚《克斋文集·傅讲书生祠记》。
③据刘宰《漫塘文集·章泉赵先生墓表》及《宋史·赵蕃传》。
④据叶适《水心文集·徐斯远文集序》。
⑤据《铅山县志》的《名宦志》和《安仁县志》的《人物志》。
⑥据徐元杰《楳埜集·嘉遯赵公赞》。
3“庆元党禁”和朱熹之死
赵汝愚、朱熹等人先后被排斥出南宋政府，南宋政府内的派系斗争却并不是到此就告结束。韩侂胄一派人物在掌权之后，唯恐赵、朱一派还有复起的可能，故在赵汝愚已死之后，也还不断地采用种种的名义和手段给赵朱一派人物以严重的打击。
朱熹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和程颢、程颐等人的学问，大力提倡理学和道学，号召一切研究学问的人都要去做一些“修身养性”和“正心诚意”等类的“内省工夫”，他也因此成了理学和道学界的大宗师。由于从南宋立国以来，最高统治集团长期奉行对金屈服投降的政策，对于民族意识和士气民心不但不加以鼓舞，使其集中在反抗侵略者的目标上，反而唯恐国人的民族意识昂扬了，士气民心高涨了，以致不得顺遂其对金屈服投降的阴谋，所以一直在大力地加以压制和摧残，必使其趋于消沉萎靡而后已。一般读书人处在这等情况下，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便只好走向朱熹等人所指出的道路，权且把身心寄托在道德性命等类的问题上，这样就使得“道学家”的队伍一天大于一天了。
韩侂胄一派认为朱熹一派并不是专心从事于义理之学的研究和身心的修养工夫，而只是借这幌子团集徒众以从事于政治活动的。因而，他们要集中力量打击这个道学家的队伍。他们替道学家另取了一个名目，叫做“伪学”，说他们在研究学问的伪装之下，实际是要进行其在政治上的阴谋活动的。朱熹被他们称作“伪学之魁”，说他“以匹夫而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图为不轨”。他们借用政治上的力量下令禁止伪学，并且明白规定：凡是诸路州郡的监司帅守们保荐官员，必须在保荐书中证明被保荐者不是伪学逆党；各地在举行乡试的时候，每个参加考试的举子也必须先期填写“家状”，确证自己“不是伪学”。到1197年冬，又宣布了一个“伪学逆党”的名单，包括赵汝愚、朱熹、周必大及叶适、吕祖谦、蔡幼学等共五十九人，把他们都算做政治罪犯，借以限制他们的活动。因为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赵扩的庆元年代中的，所以被称为“庆元党禁”。①
在这期间，赋闲家居的辛弃疾，虽则为和赵、朱诸人的关系而一再受到“落职”、“罢宫观”的处分，但他和朱熹却依旧维持着深厚的交谊。朱熹认为辛弃疾是当代很难得的人物，同时却又认为如果辛弃疾“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②。因而不论在晤谈或通信时，朱熹总是劝勉辛弃疾要“克己复礼，夙兴夜寐”③；辛弃疾对朱熹的学行也越来越佩服，当1194年冬朱熹在武夷山中修成了“武夷精舍”时，辛弃疾前去观览，写成《棹歌》十首，其中曾有“山中有客帝王师”等句，在《寿朱晦翁》一诗中更用“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等句对朱熹加以称颂。1198年辛弃疾恢复了“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的名义之后，依照规定虽然并不需要亲往寺观去供职，他却不顾伪学之禁正如何严厉，常常借这名义跑往武夷山中去和朱熹会面④。
1200年三月，朱熹病死在武夷山中。南宋政府得悉之后，立即有言官上章，说“四方伪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欲送伪师朱熹之葬。……会聚之间，必无美意，若非妄谈世人之短长，则是谬议时政之得失”⑤。随即下诏禁止人们到武夷山去会葬。朱熹的门生和故旧中果然有些人因此不敢前去了。
辛弃疾在听到朱熹逝世的消息时，立即赋词哀悼：
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
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
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感皇恩》
“子云、《玄经》”一句，用以喻朱熹注释儒家经传的各种著述，“江河”一句则是隐括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大意，用以反讽攻击道学的韩侂胄集团，同时也寄寓了自己的若干隐痛在内。
而且，不管韩侂胄所下的禁令如何严厉，辛弃疾又作了一篇哀悼朱熹的祭文，并且亲自跑到武夷山去祭吊他。祭文的全文现时已不存在了，传下来的只有其中的几句：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从上述辛弃疾的一些行事，我们又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遇事他具有正义感，而且敢于把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自己的正义感，而且敢于以自己的行动表示出对于当权者们凶横淫威的抗议。
校勘记
①参据《两朝纲目备要》卷五各条及沧洲樵叟《庆元党禁》。
②朱熹《笞杜叔高书》中语，见《朱文公文集》卷六○。
③据《宋史·辛弃疾传》和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六，《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
④据朱熹所作《稼轩谱序》。此序不见《朱文公文集》，在辛启泰编的《稼轩年谱》中曾从序中摘引数句，亦未录全文。
⑤见《两朝纲目备要》卷六，（三月甲子朱熹卒》条。
晚年的用舍行藏
1起帅浙东
1203年，辛弃疾六十四岁。这年六月，宋廷起用他去做两浙东路的安抚使。对于辛弃疾这次的再被起用，朱熹的门生黄榦在写给辛弃疾的一封信中曾有一段适当的描述：“明公以果毅之资，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尽其才。一旦有警，拔起于山谷之间，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①这说明，他这次的确是为国事、为苍生而再起的。
南宋国境内的农户，单是南宋政府加派在他们身上的有名和无名的科敛已经严重非常，而各地的豪强和贪官污吏还在“因缘为奸”，对他们公然进行敲诈和压榨。对于这等情况，辛弃疾在到任何一地做地方官时都曾有所论奏，都曾提出制止这等情况的建议。但是，在当时那种封建经济体系之下，这样的一些建议当然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的。何况这些建议，大多数未被南宋政府认真地考虑，未被采纳施行。
这就是说，当辛弃疾到浙东去做帅守时，浙东地方的贪官污吏和豪绅地主们鱼肉乡民的情况，还是和他前此在湖南、福建等地所见完全一样。因而，他这次到任不久，便写给南宋政府一道奏章，论述“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②奏章的全文没有流传下来，传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两事：一事是关于“折变”③的，他举述了各地方“输纳岁计有余，又为折变，高估趣（催）纳”的弊端。另一事是关于地方官枉法向民户多要“斗面米”和多收钱货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往时有一个大吏在某处做郡守四年，向民户多取了斗面米六十万斛，钱百万余贯，都贮存在另外的谷仓和钱库当中。后来把这六十万斛粮米交出，却假称是用那百多万贯钱籴买来的，于是这一大笔现款便装进了这个大吏的私囊了。对于这样的一些害民之事，辛弃疾在奏章的结尾说，希望南宋政府通令朝内的言官和各路的提点刑狱“察劾无赦”。
辛弃疾在浙东做帅，为时不满半年。在这期间，曾有一批贩盐私商起事，立即被他“销弭”下去了。这一事件的原委，当时的公私史册中全没有记载下来。在浙东任上他另外还做过一些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
校勘记
①黄榦《勉斋集》卷四，《与辛稼轩侍郎书》。
②见《文献通考·田赋考》五。
③宋代民户纳税，通常是以每亩一斗为率，交纳谷物。政府有时需要钱帛，即要民户改纳钱帛，叫做“折变”。在以谷物折合钱帛时。总是把谷价估得很高。例如时价每斗五十文，却硬要民户交纳一百文之类。
2金国的情况
12世纪的中叶，在金国北部边境外的蒙古族，其势力已经日益强大起来。在兀术临死的遗言当中，便特别提到蒙古族的军事实力对金国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认为这是很值得忧虑的一件事①。
12世纪末叶，金章宗完颜璟即位之后，在金国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在日益尖锐，女真贵族之间的内讧也正日甚一日，因此，对于蒙古的侵逼，更是难以招架得住。蒙古兵马每次打来，金军总都被它打败。南宋政府中人对这些事颇有所闻，也都在希望金国的势力能因此而衰弱下去，南宋方面便可乘机把某些失陷的土地收复回来。1200年夏，宋廷派遣赵善义往金国去庆贺完颜璟生辰，在归途中因为下车地点问题和金国臣僚发生了争执，在气忿之下，他竟向金臣说道：“你国方为蒙古所扰，还来和我争论这事，莫待要我朝起兵和蒙古夹攻吗？”②赵善义回到南宋之后，虽因这次失言而免官，但他的这几句话却实在说出了南宋政府某些当权人物的心事。
华北的汉族人民和女真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女真侵略势力伸进到华北地区之后就不曾间断过，而到第十二三世纪之交，则更发展到极其剧烈的程度。
在12世纪的后四十年内，金国的统治者依然向华北汉族人民进行其掠夺土地的罪行，大量的肥沃农田都被“籍没入官”，“安置屯田”。但这些屯田军户，本身全都不耕不战，也根本不注意耕耘收获，只是强迫汉族劳动人民为之佃种。屯田军户对于租佃者常常预征两三年的租课，致使租佃者大量逃亡，原来肥沃的土地因此由瘠薄而趋于荒芜，金政府便再向另外的肥沃地区去进行掠夺。而在屯田军户迁移到新占的肥沃地区之后，先前所侵占的那些土地却并不归还给原来的业主，只是任其荒废着③。
华北的广大农业生产区域，经女真侵略者长时期的破坏之后，便到处出现了大片的荒地，到处“草莽弥望，狐兔出没”④，农业生产已经萎缩到极点了。
一批接续一批，汉族人民的产业被女真统治者劫夺去了；一批接续一批，汉族的劳动人民被女真侵略者逼迫到了饥饿线上。到12世纪末年，正当蒙古的势力已使金国感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在太行山以东和以西的广大地区内，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力量也已到处聚结起来。金廷急派兵将前往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县）、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县）等地从事镇压，结果不但“连战皆败”，连统兵的将官也被民军打死了。⑤从此以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贫悴饥疲”的汉族人民相继蜂起，都要向女真侵略者清算“拨地”夺产之仇了。⑥
校勘记
①见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九，金章宗承安元年记事。
②见《两朝纲目备要》卷六，庆元六年六月壬辰“赵善义吴旰使金”条和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金章宗承安五年记事。
③此据《金史·食货志·田制篇》。
④见《大金国志》卷二三，崇庆元年记事。
⑤据《大金国志》卷一九，金章宗承安二年记事。
⑥据《大金国志》卷二一，金章宗泰和五年记事。
3辛弃疾对金国军事情况进行侦察
如何把女真侵略者从中原和华北地区驱逐出去，把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汉族同胞从女真侵略者的统治压榨之下拯救出来，这是时常萦回在辛弃疾脑际的一个问题。即在被南宋政府投闲置散的长时期内，他也同样关心这一问题。
在第12世纪的最后几年，南宋派往金国去做外交使臣的某些人，例如丘崈、钱之望、郑汝谐、许及之、汪义端等人，都和辛弃疾有不同程度的友谊关系，从他们那里，辛弃疾可以了解到金国目前社会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一些紊乱情况，而这正是辛弃疾一向就在期待着的反击女真侵略者的大好机会。在他到绍兴府去就浙东帅任之后，为求更确实地明了敌方内部的虚实，便分别派遣了一些人深入金国去进行侦察工作。山东、河北之地是辛弃疾年轻的时候所曾经行之地，所以在他分派侦察人员之前，能向他们指出敌方某些重要军事据点之所在，要他们到达这些地区之后，把当地的山川等自然形势、官衙和仓库的位置、敌人的兵马数目和将帅姓名以及营寨分布的状况等，描绘记载下来。在他们先后回来，把侦察所得告诉辛弃疾之后，辛弃疾便把敌方的军事布置制为总图，画在面积很小的一段绢上①。从此，敌方军力的大小及其军事动向，都已在辛弃疾的掌握之中了。
恰恰在这时候，即1204年正月初旬，皇帝赵扩召见辛弃疾，要他陈述对付金国的意见。
①据程珌《丙子轮对札子》中所载辛氏自述，见嘉靖本《洺水集》卷一。
4陆放翁的送行诗
以爱国诗人著称于世的陆放翁（陆游），在辛弃疾到绍兴去做浙东帅的时候，他已经是八十岁的老年人了。他的家在绍兴府的鉴湖之旁，四周的景物是很好的，但诗人的房屋却很不好。辛弃疾在到任之后即和他常常来往，看到他的旧房很不像样子，便示意要帮助他修造一座新屋，放翁不肯接受这好意，后来便也没有实行①。
辛弃疾受到召见之命以后，要离开绍兴了，陆放翁特地写了一首长诗送行②。在这首长诗当中，可以看到陆放翁对辛弃疾的评价，也可以看到他对辛弃疾的期待和鼓舞：
稼轩落笔凌鲍谢，退避声名称学稼。
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
功名固是券内事，且葺园庐了婚嫁。
千篇昌谷诗满囊，万卷邺侯书插架。
这八句是说辛弃疾原是一个可以成就伟大功业的人物，却长期被南宋政府置于闲散之地。
忽然起冠东诸侯，黄旗皂纛从天下。
圣朝仄席意未快，尺一东来烦促驾。
这四句是说辛弃疾从赋闲而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不久即又受到入朝的诏命。
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
从这两句可以看出，陆放翁是把辛弃疾看作和管仲、萧何同一流的人物，而南宋政府却始终不使他得以尽其才。像浙东安抚使一类的职位，也仍然是不能使辛弃疾得以展其长才的。
天山挂旆或少须，先挽银河洗嵩华。
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吓。
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
这六句是说：如果南宋政府肯把对敌斗争的任务交付给辛弃疾去执行，则结连中原的忠义民兵，完成恢复中原以及关陕之地的功业是可以致取的。
古来立事戒轻发，往往谗夫出乘罅。
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
这就是全诗的结尾。陆放翁以这四句对辛弃疾加以安慰和劝勉，劝他不要介意前此被韩侂胄及其党羽排挤倾陷的事，那类事原是古今所惯见，不足为怪，不应挂怀的，只一心一意向全民族的深仇大敌去作斗争好了。
校勘记
①陆游有《草堂》诗一首，中有自注云：“辛幼安每欲为筑舍，予辞之，遂止。”
②诗的题目是《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见《剑南诗稿》卷五七。
5论奏金国必乱必亡，愿属
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
韩侂胄在1196年曾经出使金国，对于金国内部某些混乱情况也略有所知。在此以后，他成了南宋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物，但由于他的资历和素行都不孚众望，他在统治集团中的威望遂也不能伴随他的权位而日益提高。然而此后每年每次出使金国的人既都带来一些消息，说金国因遭逢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困难而“兵连祸结，国势日弱”，于是，韩侂胄决定趁此机会对金用兵，树立“盖世功名”，借此把自身的威望大大提高，以长期保持地位和权势。因此，从1203年起，他便开始聚财募卒，厉兵秣马，打造战船，增置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县）骑军和澉浦（今浙江省海盐县南）水军，进行种种准备工作。同时，他又解除“伪学党禁”，以期收揽士大夫；起用一些平素对金主战最力的人物，以求振作气势。辛弃疾在1203年秋间之所以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以及这次之所以被皇帝赵扩召见，便都是和这一总的发展过程有关的。
辛弃疾既是一向主张对金用兵的人，而现时的金国又正是“兵连祸结”，有机可乘，则对于韩侂胄之从事于出兵伐金的准备工作，不论韩侂胄是否别有居心，在辛弃疾总是十分赞成的。然而，战争是双方的事情，要“知彼”也要“知己”，因而，金国的兵连祸结虽是一个可乘之机，而为了真正能够很好地利用这时机给予金国以打击，在南宋方面还必须认真考虑自身实力的强弱与敌国相较究竟如何。
辛弃疾在12世纪60年代内奏进《美芹十论》时，已经说到，南宋的士气和民心，在赵构、秦桧等人长时期的统治之下受到了严重的蹂躏摧残。到这时，距离上《美芹十论》时又已四十年了，这期间南宋当国者基本上既还是奉行对金屈服的政策，在士气民心方面，和四十年前相较便也无甚不同之处。照黄榦这时给辛弃疾的信中所说，其情况是：“国家以仁厚揉驯天下士大夫之气，……秦氏和议又从而销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复有生气矣。语文章者多虚浮，谈道德者多拘滞，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复可得，况敢望其相与冒霜露，犯锋镝，以立不世之大功乎？”①在军队方面，则士兵既都未经训练，将佐也都是未经战阵、不识兵机的一些庸材，和辛弃疾调查所得的敌方的军事实力相较，显然还是没有制胜的把握的②。因此，在辛弃疾看来，南宋政府还必须从事一段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比如说，从目前开始，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工夫，从各方面充实国力，然后才可谈到出兵北伐的事③。
辛弃疾的所见如此，当他面对着皇帝赵扩，要提出自己对于目前应否出兵伐金的意见时，他便直抒所见，首先很确定地论述了金国必乱必亡的种种理由，借以加强皇帝的勇气和信心，然后又陈说必须把对金用兵的任务交付给元老大臣，使其积极从事于武备，“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④
辛弃疾之所以提出必须把用兵任务交付给元老大臣，其言外之意，就是暗示皇帝赵扩不要把这任务交付给那般轻脱寡谋、不能负重致远的人物，亦即由韩侂胄引进到政府中来、且被韩侂胄最信任倚重的那般人物。而同时，辛弃疾也必然是“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包括在这所谓“元老大臣”之列，希望能在这“备兵”“应变”的任务当中分担一些责任的。
韩侂胄和他所引进到南宋政府中的，正是一些狂率轻薄、虚浮夸诞的人物，他们和北宋末年的蔡京、童贯、王黼等是同一流的人物。出兵伐金是他们已经确定了的方针，而且迫不及待地就要见之施行。他们以为这是极易建立的勋业，是唾手可得的功名。其所以还要指使皇帝赵扩召见辛弃疾征询其意见，只是希图能因他的赞同和支持而把社会舆论转移过来，却决然不愿假手于辛弃疾，使即将到手的功名竟为辛弃疾所分受。更何况辛弃疾对于他们的一些急躁冒进的举措还在并不表示赞成呢。
因此，在召见之后，宋廷虽把辛弃疾的职名由集英殿修撰提升为宝谟阁待制，同时却改授他一个“提举佑神观”的空名义，把浙东安抚使的职务给解除了。
到1204年三月，辛弃疾才又被派到镇江去做知府。
校勘记
①黄榦《勉斋集》卷四，《与辛稼轩侍郎书》。
②程珌的《丙子轮对札子》中所记辛弃疾的话，有“虏之士马尚若是，其可易乎”等语。
③袁桷《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见《清容居士集》卷四六）有云：“辛公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阅历之深，老少议论自有不同焉者矣。”
④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条。
6在镇江知府任上
在镇江的士大夫当中，有一个名叫刘宰的人。在十年前，当辛弃疾卸掉福建帅任重回信州闲居时，刘宰也正被派到信州去做考官，两人从此相识，也成了朋友。这次辛弃疾被派为镇江知府之后，刘宰便首先写信给辛弃疾，表示热烈的欢迎。信中有几句是：
奉上密旨，守国要冲。三辅不见汉官仪，今百年矣；诸公第效楚囚泣，谁一洗之？敢因画戟之来，遂贺舆图之复。岂比儿童之拍手，谩夸师帅之得人。
待制（指辛弃疾）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赫然勋名，付之谈笑。……自介圭之入觐，借前著以为筹：究财贷之源流，指山川之险易。金马玉堂之学士，闻所未闻；灞上棘门之将军，立之斯立。①
刘宰的这些话虽然不免有形容稍过之处，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对辛弃疾的评价和期望，那就是：把他当作张良、诸葛亮一流的豪杰人物，期待他能够为南宋朝廷所重用，借以发抒他的长才，完成报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大业。
辛弃疾也确实是以此自任的。因此，尽管在皇帝赵扩召见之后，由于他不肯迎合韩侂胄一派人的意愿，以致没有被安排在统筹军机重务的职位上，也没有被派遣到对敌斗争的最冲要的军事重镇，例如建康等地去负责一路的防务，而只是把他派做镇江的知府，但辛弃疾却不变他的素守，依然坚持他的所见：（一）对女真侵略者必须以武力把它赶出中原和华北；（二）用兵的事却不可草率和操切，须有充分的准备。对于后一意见的坚持，表现在辛弃疾到镇江后所写的一首歌词当中。那时他到北固亭去观赏风物，因为发生了思古的幽情，也有感于自身的经历和目前的时局，遂赋《永遇乐》一首：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从这首词可以明白地看出：辛弃疾对于自己不得置身于对敌斗争的重要职位上，是有些愤愤不平的；对于韩侂胄一派人急于要出兵伐金，是怀抱着很大的忧虑的，认为那将招致和南朝刘宋元嘉中草草出师北伐的同样惨败的结局。
虽有这样的感慨和牢骚，辛弃疾要以武力打击女真侵略者的素志却不因此而稍有改变。所以，在他到镇江就职之后，除了必须处理的一些地方行政事务之外，他还是把主要的心力放在建置一支可以应敌的武装力量上面。他首先定做了一万套军服，预备陆续招募江淮之间的土丁一万名，准备将来渡淮迎敌之用。对于在淮水流域出兵击敌的一些具体事项，他也有所擘划。
他以为，“中国之兵，不战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然而“百年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戮之不为衰止”，所以，虽经符离之败，而事情还是大有可为的。只是南宋政府所募养的官军已不堪使用，只可把他们分布在大江沿岸，摆一摆样子，“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这是因为：“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指淮水）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在和敌人战斗的时候，自然不致像官军那样的怯懦了。
在使用沿边土丁的时候，又万不可使他们和官军混杂在一起，“盖一与之杂，则日渐月染，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岂暇向敌哉”。
沿淮的军事力量的配备，也必须尽可能使其充实壮大。照辛弃疾的意思，应该把“淮之东西分为二屯，每屯必得二万人乃能成军。淮东则于山阳，淮西则于安丰，择依山或阻水之地而为之屯，令其老幼悉归其中，使无反顾之虑，然后新其将帅，严其教阅，使势合而气振”，这样则不待作战便先已使敌人夺气了。②
辛弃疾的这些计划，应当说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因为，其中所规划的事项无不具体可行，只需假以一定的时日，便可以次第实现；然在另一方面，又应当说是完全脱离了实际的，因为，宋廷之对于地方守令，自来是和下棋一样地易置不常，使任何人都不能久于其职，辛弃疾竟作了那样的长远规划，这首先就是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是根本没有付之实施的可能的。更何况，江淮之间的防御和进攻等等的军事职责，韩侂胄一派人压根儿就没有交付给他。
1205年六月，辛弃疾到镇江刚满一年，要设施的事项方在开始，南宋政府也正在下令给内外诸军，使其“密为行军之计”，却又把辛弃疾改派为隆兴府的知府，把他从南宋国境东北部的这一“边面”调开了。
七月初间，辛弃疾还没有离开镇江前往隆兴，宋廷的言官又论奏辛弃疾有“好色，贪财，淫刑，聚敛”③诸罪状，便又改授以“提举冲佑观”的空名，把知隆兴府的新命也撤回了。
就在这年七月内，辛弃疾从镇江直接返回铅山。
校勘记
①见《漫塘文集》卷一五。
②以上皆据程珌的《丙子轮对札子》中所载辛弃疾的自述。
③见辑本《宋会要稿》一○三册，《职官门·黜降官类》卷一二。
7赍志以殁
1206年春，宋廷再起用辛弃疾去做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上疏辞掉了。
这年五月，宋廷正式发布了伐金的诏令，分由淮南东、西路和京西、四川等地出师。在和金兵接触之后，南宋的各路军队都溃败下来。照当时人程珌所记，南宋这次之所以致败及因这次溃败所遭受的损失是：“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程珌在宋兵既败之后，亲到淮水流域察看溃败实况，推寻其失败的缘由，是在于：“所集民兵皆锄犁之人”，“禁旅民兵混而不分”，“兵数单寡，分布不敷”，“军势不张”，“谍候不明”。而这种种，“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①。
到这年腊月，金方对南宋更加强其军事压力，宋方感到实在招架不住了，便由负责督视江淮兵马的丘崈派人到金国的军营中表示求和之意。在这同时，宋廷把辛弃疾的职名晋升为龙图阁待制，派他去做江陵府的知府，并要他先到杭州向皇帝奏陈有关时局的意见。辛弃疾应召先去杭州。这次他向皇帝奏陈了一些什么意见，史书未载，不得而知。只知宋廷在1207年春问，即紧接在辛弃疾奏对之后，又颁发了一道诏命说，“朕念国事之方殷，慨人材之难得，……熟计重轻之所关，莫若挽留而自近。……虽戎阃正资于谋帅，而武部尤急于需贤”②，不再让辛弃疾到江陵去就职，却留他在南宋政府做兵部侍郎了。
在这三四年中，如何对待金国的问题，一直是南宋政府所面对着的最主要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辛弃疾的意见却始终得不到重视。而且对辛弃疾本人，忽而呼之使来，忽而又麾之使去，这表明，韩侂胄一派人一直还不曾有和当代豪贤分任权责、共立功业的廓然大公之心。然而，到他们已把事情弄得糟到不堪收拾，又要采取屈辱降敌办法以求了事的时候，却想以名位利禄把一些过去不与其事的人笼络到政府中来，为他们撑持场面，分谤分咎，庶使他们不致失坠其已得的权位。辛弃疾这次之被留在南宋政府，正是韩侂胄等人那种罪恶意图的具体表现。辛弃疾对这一切是完全了然的，于是，在留他做兵部侍郎的诏命发表之后，他很感慨地向人表示说：“韩侂胄既不肯和辛稼轩共立功业，辛稼轩又怎肯依从韩侂胄的私心以取富贵呢！”③他一再上章力辞新命，终于把它辞掉，又离开杭州回家去了。
辛弃疾回到铅山家中不久，就为疾病所缠扰。
1207年秋间，由于金人提出要索取祸首韩侂胄的脑袋，作为双方进行和议的条件，韩侂胄因此竟要再一次对金人用兵，他又要起用辛弃疾去为他支撑危局了，遂发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并要他立即到杭州去供职奏事④。这诏命送达铅山之日，辛弃疾的病已很沉重，他便赶紧上章请辞⑤。到九月十日，六十八岁的辛弃疾与世长辞了。
校勘记
①见程珌的《丙子轮对札子》。
②见卫泾《后乐集》卷三，《辛弃疾辞免兵部侍郎不允诏》。
③此据谢枋得《叠山集》卷七，《宋辛稼轩先生墓记》。
④此据《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宁宗开禧三年九月己卯记事。
⑤蔡幼学的《育德堂外制集》中有一道《辛弃疾待制致仕》制词，其中有“念熟赞于边筹，俾入承于密旨。胡然抱病，亟此乞身”等句，可见辛弃疾在逝世前对枢密院都承旨的新命曾上书辞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