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雄

    1

    他们说起卞江负伤的经过，简直就像是一部现代武侠大片。他们说那天迷雾笼罩了森林，清晨时分的阳光用一缕缕金色的丝线，斜斜地织成一张网，覆盖在进入国境的秘密小道上方。潜伏部队指挥员用红外线望远镜发现三名贩毒分子正在接近国境线之后下达命令：待目标完全进入包围圈之后突然行动。

    贩毒分子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无所知。三名毒贩背着竹篓东张西望地进入到了包围圈的中心位置。指挥员下达了抓捕的命令，卞江第一个站了起来，他的位置正对着毒贩，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超过20米。

    卞江喊了一嗓子：“站住，我们是边防武警，依据法律对你们实施检查……”

    事实上卞江没有机会说出这么长一段话，也许他刚刚喊出“站住”两个字，对方的枪就响了。

    “啪”的一声枪响，子弹准确地击中卞江的胸口，他一仰头，就倒了下去。

    让毒贩和战友们都没有想到的是，后背刚刚触到地面，卞江一个鲤鱼打挺，猝然站起来了，他的两只眼睛像手中的枪口一样，恶狠狠地盯着毒贩。

    毒贩吓得目瞪口呆，仿佛白日里见了鬼，又像是遇上了传说中的机械战警，他本能地试图再次对准卞江开枪。

    卞江和战友们不会再给他开枪的机会了。

    包括卞江在内，一共开了三枪，分别击中了毒贩的两条腿和持枪的右手。

    另外两名毒贩吓得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战友们是强行将三名毒贩拖离现场的，据说三名毒贩都尿了裤子，其中一名甚至大便失禁，臭不可闻。

    就在持枪的毒贩被击倒在地，另两名毒贩膝头一软跪下去的时候，“哇”的一声，卞江吐出了一口鲜血。

    纵然卞江穿着防弹背心，在如此近的距离上被子弹击中前胸，无异于被一柄大铁锤重击胸口，因此，他断了三根肋骨。

    卞江的英雄行为很快被报告上级机关，他也被迅速转送到省城的部队总医院进行治疗。

    宣传处领导安排我到医院去采访他：“把细节弄清楚，尽可能地多掌握些情况，好好写篇通讯……这种面对敌人的枪口无所畏惧的英雄战士，正是我们需要的好典型……”

    领导不知道，其实我跟卞江很熟悉，我们是朋友。

    四年前，我从军校毕业，按规定分配到基层一线单位工作。我去的第一个单位叫“和平边防工作站”，那时候，卞江是和平站特勤班的班长。

    一年后，我调离和平站，到了支队机关，一年前，又被借用到总队机关舞文弄墨搞新闻报道。我离开和平站不久，卞江因为军事素质过硬，也调离了和平站，去了刚刚组建的特勤大队。算起来，我们差不多有三年没有见面了。

    正好，有些事情，现在可以问他了。

    2

    我穿着迷彩作训服，背着迷彩作战背囊。我像一麻袋花里胡哨的土豆，被胡乱从县城通往和平乡的中巴车里扔出来，孤零零地站在乡村公路边。中巴车卷起滚滚黄尘，渐渐消失，黄尘久久不散。

    我徒步行进了大约45分钟，和平边防工作站的营区出现在我的眼前。白色的小院坐落在莽莽苍苍的林海之中，营门前的岗台上站着一个兵，身穿迷彩服，头戴迷彩钢盔，身着迷彩防弹背心，脚蹬高腰作战皮鞋。夕阳照到横跨在哨兵胸前的95式自动步枪上，像一只金光闪闪的小虫，沿着枪身爬上枪刺，停留在那里，忽闪着翅膀。

    我的心头一热，长途旅行以及负重行军的疲惫一扫而光，我向营门小跑过去。

    哨兵向我行持枪礼，我举手回礼，哨兵威严地拦住了我。

    我说：“见习排长刘威巍奉命前来报到。”

    哨兵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

    一进营区就听见兵们喊“打”的洪亮声音，原来是战士们正在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卞江就是站在队列前组织训练的那个班长，他对我的出现视而不见，一丝不苟地喊着口令。

    然后我就看到了蔡斯文，我的站长。

    蔡斯文身上的迷彩服敞着怀，透出贴身的大红背心。他坐在一把藤条编成的圈椅上，像个悠闲的农家老头。通过他肩头的军衔，我判断出他应该是这个边防站的领导，但他仿佛与那些正在虎虎生威地出拳、踢腿，把“打”声喊得震天响的兵们是无关的。蔡斯文抱着一根硕大的，边地常见的水烟筒，对着暖黄的夕阳，咕嘟咕嘟地抽着烟。他的整个面部笼罩在烟雾中，衬着他身后白色的营房，营房后面苍翠的青山，青山之上洁净的蓝天，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散淡和宁静。一时间，战士喊“打”的声音也恍惚起来，宛若逐渐变得缓慢的梦境，虚幻而飘浮。

    我定了定神，走到他跟前，立正站好，敬了军礼，重复了前来报到一类的话语。

    他吹散笼罩在自己头顶的烟雾，“哼哼”几声，大声叫来司务长领我去宿舍。

    这个时候，卞江正在组织战士们进行配套对打训练，他叫出一个兵，示范一个抱摔动作。我注意到他干净利落地将“配手”摔倒在地，却没有忘记在“配手”倒地时，用脚背垫住“配手”的后脑。卞江的这个动作让我心中突然一暖。军校毕业考核时，我的射击和格斗都是全优，不觉有些技痒，有种跟这个班长较量一把的冲动。回头一想，还是不要轻易与这些老兵叫板，他们有的是办法收拾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学生官。

    往宿舍去的路上，我问司务长，刚才抽烟筒的那个领导是谁。司务长仿佛有些不高兴似的回答道：“站长，蔡站长，这里的老大！”

    我又问正在带兵训练的那个班长是谁。司务长的情绪似乎更为败坏，他说：“卞江，一班长，天是老大，他是老二。”

    按规定，我被安排住进了班宿舍，是一班。

    为了体现对班长的尊重，我主动选了一个屋角的床位，我想卞江会明白我的低调：在这个群体里，我无非是个新兵。

    训练结束了，卞江和兵们回到宿舍。

    我有些紧张。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主动和卞江打招呼。

    卞江却先冲我开口说话了：“你就是新来的排长么？”

    我连说：“是，是，见习的。”

    卞江“嗯”了一声：“你睡哪里？”

    我赶忙指了指自己的铺位。

    卞江盯着我的床位沉默了三秒钟，自言自语一般：“这怎么行？”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是命令两个兵，把我的被盖移到了进门的第一个床——那个床，原本是卞江睡的。顺序后延，卞江的床铺变成了进门后的第二个，而原来睡进门第二个床位的那个兵，被他安排睡到了屋角。

    待兵们都散去之后，卞江对我说：“这个屋子里，你的职务最高，你应该睡第一个床。你放心排长，我这个班长懂规矩，我的兵也都懂规矩。”

    第一次打交道，我对卞江充满了好感。

    那天开晚饭的时候，蔡斯文叫文书给我拿了一套碗筷，在干部吃饭的那张桌子给我加了个座。通信员替我打好了饭，吃完以后，虽然我再三推辞，通信员仍然坚持把我的碗拿去洗了。

    我一下子就有了“干部”的感觉。

    我注意到，卞江虽然是个班长，和他的兵们一桌吃饭，同样有人主动给他打饭，给他洗碗。

    我想着司务长的话，明白了他是个“兵头”。

    3

    卞江真是个好兵。

    见习排长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战士开展军事训练以及组织各种劳动。我刚从军校毕业，不太懂这些。卞江不动声色，都替我干了。我反而闲了下来，到站一星期，几乎有些无所事事。

    和平边防工作站对面的境外，就是被称做“金三角”的毒品种植地，缉毒成了边防站的工作重点之一。缉毒容易出成绩，也容易立功，除了蔡站长之外的其他几个站领导，比较热衷于破毒品案件，不太管兵的事情。

    蔡对破毒品案似乎没什么兴趣，他就像营区这个大院的“庄主”，成天都待在营区里，要么到菜地里转转，更多的时候，就抱着水烟筒，坐在院子里，晒着很好的太阳，抽烟。

    日子就这样在卞江的口令声和蔡斯文咕嘟咕嘟抽水烟筒的声音里一天一天地过着。

    有一天，接到边防派出所的电话，说是在国境线上发现了一具尸体，是被枪打死的。他们要去勘察现场，请我们出动特勤班为他们提供护卫。

    蔡斯文带着我，让卞江点了5个兵，我们一行8个人，乘了一辆“依维柯”运兵车，和派出所的同志们会合后，匆匆赶往国境线。

    派出所的同志介绍情况：尸体是老百姓发现后报案的。他们估计要么是毒品交易中的“黑吃黑”，要么是一言不合，拔枪相向，打死了一个。其他的贩毒分子退到境外去了。派出所的同志语气沉重地说，近来，“枪毒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毒品案子办起来，风险是越来越大了，一不小心，怕是会伤到我们自己人。

    很快就到了现场。

    卞江率全副武装的特勤队员先下车，迅速站位，形成警戒之势。我跟了蔡站长，随派出所的同志去看尸体。

    一看到那具尸体，我就抽了一口凉气。坦率地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被枪打死的人。此地天气炎热，死的时间不长，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一团团的苍蝇围着尸体嗡嗡盘旋……我受不了那股子气味，差一点就呕吐，赶紧走到一边。蔡站长和派出所的同志却看得很认真，尽管他们的眉头皱得很紧。

    我只好又走到他们身边，低声说：“典型的一枪毙命，从入弹口和出弹口的创面判断，应该是AK47……从弹着点的轨迹来看，子弹应该是从那个方向……”我指着境外的方向，沿着我手指的方向，我赫然看到一个小山包，那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了。

    蔡斯文一伸手就把我的手摁了下来，低声喝骂道：“不要指！”

    蔡斯文大声叫卞江。卞江跑过来，蔡斯文叫他拿望远镜给我。

    我按着蔡斯文的指点，举起望远镜来望那个小山包。我看到小山包顶上有一些树，树叶间，有几个闪闪发光的亮点。蔡斯文也拿过望远镜去看了一回，一边看，一边说：“知道吗？那是瞄准镜的反光，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境外贩毒武装的狙击手正用枪口指着我们！”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4

    回来的路上，蔡斯文第一次夸奖了我。说我单从弹着点就能判断出射手的位置，而且尸体都腐烂成那样了，还能看出是AK47打死的，说明我书念得不错。他要我准备准备，第二天给战士们讲一课，就讲AK47的杀伤力，特别需要强调被子弹击中后的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他说境外贩毒武装用的自动步枪，大都是这种枪型。

    我心里有些犯嘀咕，晚上躺到床上，兵们呼噜震天之后，我知道卞江还没有睡着，轻轻叫了声“卞班长”，他“嗯”了一声。我就说了自己的疑惑：片面强调AK47的杀伤力，会不会增加战士们对这种枪的恐惧感？卞江又哼了一声，说：“老蔡这个人，挺怕死的。”末了，他说：“睡吧，他叫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讲。哼，这个人……”

    私下里，站里的干部战士都把蔡斯文叫做“老蔡”。一方面，蔡斯文的确年纪大了，快40岁了还是个正营职干部，升迁显然无望；另一方面，蔡斯文是初中毕业入伍，在这帮80后、90后的战士们眼中“老土”得厉害，再加上他成天抱个水烟筒，更是老气横秋的样子。干部战士都明白，蔡站长这种人，也就再混一两年，混足二十年军龄，退出现役罢了。官兵们表面上很尊重他，心里却不把他当回事，在卞江这样的，军事业务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兵心里，甚至有些可怜他。

    这段时间，我和卞江的关系空前良好，不仅是因为我们床挨床，熄灯后可以说几句心里话，还因为我们年龄相差无几，我高中毕业上了军校，他高中毕业参军入伍。我军校毕业当了排长，他参军两年后改了士官。更因为搞训练的时候，要么是卞江喊口令，我来做示范，要么是我喊口令，卞江做示范，我们的军事素质都不错，算是英雄惜英雄吧。

    第二天，蔡斯文把部队集合到了学习室，听我讲课。

    现在部队的学习条件很好了，学习室里有投影仪，我一边讲，一边用投影仪放各种尸体图片给大家看：

    按照射击学理，AK47射出的子弹在100米距离上能射穿6毫米厚的钢板，15厘米厚的砖墙，30厘米厚的土层和40厘米厚的木板。

    在100米的距离上射入人体，会在正面射入点留下一个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洞，之后弹头以每秒570米的速度穿出人体，震波形成的出弹口直径有可能达到12厘米以上。如果击中头部，子弹将掀飞三分之二的头盖骨。如果弹头击穿了人体的动脉，在心脏泵血约每秒80毫升的强大压力下，血液可以喷射到10米以外。如果是在房间里，血迹会喷向四壁和天花板，还会夹杂一些被弹头带出的人体组织的残渣。

    一个成年人，躯体中大约有4000毫升的新鲜血液。如果AK47的子弹没有击中人体要害，而只是击中躯体或四肢，在中弹后的数分钟里，出血量很快将达到800毫升以上，人体的心、脑等组织随即出现严重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10秒，就会出现心律失常，脑供血不足3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脑损伤，一个几分钟之前还活蹦乱跳、有说有笑的人就死了。

    当人体失去了这些血液之后，首先失去的是知觉，随后瞳孔放大，全身肌肉开始松弛——包括尿道括约肌和肛门括约肌，从而直接导致大小便失禁，这意味着中弹者除了倒在血污之中，还将浸泡在自己的排泄物之中。

    接下来，中弹者的身体开始逐渐变凉，这个时候，原本富于弹性的躯体摸起来竟然与案板上明码标价的猪肉极为相似。血液流干之后，创口中开始渗出近乎透明的体液。由于失血，中弹者的皮肤将逐渐呈现出青黄色，褐色的出血点开始出现。然后人体开始奇怪地膨胀浮肿，肤色渐渐变为深棕色。

    创口开始散发出强烈的异味，开始它只是一种新鲜内脏的腥气，之后渐渐变为一种强烈刺激人的嗅觉神经的恶臭。苍蝇开始在尸体上产下它白色的幼卵，然后孵化、生长……

    如果子弹击中身穿防弹背心的人体，至少也相当于一只8磅的大锤重击人的躯干，中弹者会猝然摔倒，肋骨可能骨折，同时由于头部的惯性、颈部承受力的脆弱和头部神经被压迫，将直接导致中弹者昏厥。如果击中头盔，即使没有被击穿，变形的头盔也会夹碎人的颅骨，或者折断颈椎。

    ……

    这是我上军校时，射击教员讲课用的多媒体课件，老师跟我关系好，我软磨硬泡，把课件拷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这次由我来主讲，结结巴巴，讲出了一身大汗。为了确保投影机的效果，学习室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黑暗中，台下一双双眼眼闪闪发亮。讲完之后，一名战士拉开了窗帘，橘黄色的阳光猝然如流水般涌进室内，我发现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是惨白的。

    我和卞江对了一个眼神，他冲我冷笑，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接下来组织讨论，卞江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被子弹击中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管是什么子弹。所以，只要我手中有枪，我一定会抢在对手开枪之前，让对手去体会子弹的滋味，我可不想体会被子弹打中的感觉，不管是不是穿着防弹背心。”

    听了这话，蔡斯文脸色铁青。

    后来我才知道，新兵训练的时候，有限的几发子弹，就把卞江训练成了神枪手。新训结束，分配到和平站之后，卞江成天缠着蔡斯文搞实弹射击训练，被蔡斯文痛斥：“什么不好玩？想玩枪？实弹射击是那么好组织的吗？弄不好，是要伤人死人的。”

    据说，卞江从特勤班战士当上副班长、班长，两年时间，蔡斯文竟然没有让他们打过一发实弹。为此，卞江曾恨恨地说：“还他妈的特勤班呢，十天半月碰一次枪，子弹都不让打一发，要真打起来，必死无疑。”

    这话传到了蔡斯文的耳朵里，蔡斯文又一次把卞江骂得狗血喷头，据说当蔡斯文问候卞江老母的时候，卞江急眼了，大吼：“有理说理，你骂我娘算什么道理！你就是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我看你就不是共产党！”老蔡气得飞扑过去，打算踢上卞江一脚，被别的干部死死拉住。老蔡一怒之下，宣布对卞江执行“行政看管”——通俗地说，就是关了禁闭。放出来之后，老蔡却没有进一步“收拾”卞江，还让卞江当他的一班长。

    5

    司务长是第一个说老蔡“疯”了的人。

    司务长说，老蔡要早知道送礼，早干团长了，何必等到今天？明明知道自己超了年龄，这时候去送礼，顶个屁用。

    那年大早，本地最有名的药物“三七”价格暴涨，蔡斯文指示司务长，给他弄点上好的野生“三七”，他要到支队机关走动走动。

    司务长不是可怜老蔡“醒悟”得太晚，而是心疼钱。这笔老蔡用于“走动”的开销，他怎么做账？又怎么“抹平”？和平边防工作站就那么一亩三分地，盖了大棚，出点当地罕见的反季蔬菜，弄到乡街子上换几个钱，算是站上的“农副业收入”，过节时加个菜，上级领导来了，小馆子里吃顿饭，过年时聚餐上几瓶酒，也就是勉强收支平衡。站上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突然多出来上千块钱的开销，他哪里去找钱？

    况且边地淳朴，干部想要升迁、家属想要随军等等，不是不送礼，可开销要站里“安排’，这还是头一回。

    这头一回，还出在从来不送礼不走关系的老蔡身上！

    连我这个站里最小的“干部”，司务长的牢骚都发到了，我想，站里的每一个干部，都知道了老蔡拿公款买“三七”送礼的事情。

    我有些惴惴不安。老蔡虽然不是我心目中的好站长，好军人，但我总觉得，老蔡人不坏。

    很快，就连卞江也知道了老蔡拿公家的钱买“三七”到支队送礼的事情——其实，作为“兵头”，卞江恐怕比我更早知道这件事。但我不说，他也不说，卞江是个好兵，不在背后议论干部的短长，更何况是站长。

    夜里熄灯之后，兵们照例开始呼噜与磨牙齐唱，梦话与屁响共鸣之后，我跟卞江说了这事。

    卞江和我一样，对老蔡此举大惑不解。卞红最后的结论是，老蔡这人，文化低，觉悟慢，恐怕真是有人一语点醒了他，说是想升迁必送礼也未尝不可能。卞江说了一件事，他刚到和平站的时候，老蔡总是把他的名字念成“卡江”，纠正了好几次，老蔡改过来了，可面子上挂不住，好长一段时间，总叫他“小卞”，听起来就跟“小便”似的，明摆着报复。不说老蔡心眼小，至少是“脑袋搭铁”，就是脑子里少根弦的意思。

    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毕竟山高皇帝远，老蔡是站长，站里他说了算。

    一个月后，站里开来了一辆130小货车，挂的是支队的车牌。老蔡一看见小货车，立即扔了水烟筒站起来，兴奋得两眼发光，招呼兵们赶紧下货。

    支队的车送来了防弹背心和钢盔。

    防弹背心和钢盔站里不是没有，特勤班的战士基本能保障。这批防弹背心和钢盔一到，站里干部战士，人手一套。

    很快就知道了老蔡到支队“走动”的真相：他去找了分管后勤的副支队长，又找了后勤处长，再找了军需科长，分别送了“三七”，就一句话，和平站的防弹背心和钢盔，必须保证人手一套，而且要快。领导们很奇怪：防弹背心和钢盔又不是饼干、罐头，要那么多干什么？而且防弹背心和钢盔历来是按比例配发，不需要人手一套，老蔡你是“脑袋搭铁”了吧？老蔡说不出理由。领导们都知道他文化低，也就原谅了他。不知道是收了老蔡的“三七”还是被老蔡缠不过，支队首长一声令下，看看仓库里还有没有防弹背心和钢盔，老蔡要，就按和平站的人头，一人一套发下去！

    接下来，说老蔡“疯”了的人就不止司务长一个人了。大家都说老蔡“疯”了，如果我不是刚刚到站的军校生，我也想说老蔡“疯”了，我是不敢。

    卞江也不说，他是愤怒得不屑于说了。

    他在想办法。

    老蔡命令：全站官兵，每天一起床，就把防弹背心穿上，钢盔戴上，出操、吃饭、训练，都必须穿好防弹背心，戴好钢盔。老蔡让我们把自己的防弹背心和钢盔，都写上名字，睡觉的时候，就搁在床头柜上。

    这可是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和平边防工作站啊！防弹背心前后各一块钢板，超过10公斤；钢盔轻点，也有3公斤。这套装备披挂起来，要不是当兵的，别说跑步，走路都困难，别说训练，站着不动，汗水也像河水一样往鞋子里淌，更不用说还得全副武装吃饭上厕所，卞江发牢骚：“就跟站着拉屎，还不许弄到大腿上一样麻烦。”

    老蔡不穿这套装备，他仍然披个迷彩服，敞着怀，露出衬里的大红背心，抱着他的水烟筒，坐在橘黄色的阳光下，咕嘟咕嘟抽他的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像一群笨拙的、被强行穿上了外套和皮鞋的企鹅一般，咔嚓咔嚓地走来走去。

    6

    卞江在琢磨。

    卞江心疼他的兵。

    出汗多，体力自然就虚弱；硬邦邦地顶着钢盔，捆着10公斤的防弹背心吃饭，吃得就少，兵的体力就更虚弱。

    夜里睡觉，班宿舍里哀声一片；夜深时，少了磨牙与呼噜声，却有兵在梦里哭出声来。

    卞江请求随同司务长去乡街上买菜。他的理由是，天气太热，兵们吃不下饭，他得去弄点酸酸辣辣的调料，给兵们开开胃。

    老蔡手一挥，去吧！

    驾驶员、司务长、卞江戴着钢盔，穿了防弹背心，足蹬高靿儿皮鞋，登上了站里买菜专用的“长城”皮卡车。

    卞江回来之后，兵们就露出了笑容。

    那天晚饭，兵们把菜汤喝得呼噜呼噜直响。

    我有些纳闷，本想夜里睡下后，问问卞江使了什么招。可我被老蔡的钢盔和防弹背心折磨惨了，“卸甲归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等到我打算跟卞江说话的时候，我正在做梦，梦见自己在河里游泳，水真好啊，凉快极了，我轻快得像一条长了翅膀的鱼。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出操，我发现情况不对了。

    蔡斯文站长很少见地戴上钢盔，穿上了防弹背心和大皮鞋，大清早就站在指挥位置上。

    那天我值班，我向站长报告：“部队集合完毕，准备出操，请指示，见习排长刘威巍。”

    他说：“讲两句。”

    蔡咔嚓咔嚓地走到队列前，大声说：“讲两句！”

    队列“啪”的一声立正。

    蔡说：“稍息！”

    队列“刷”的一声，稍息。

    蔡说：“一班长卞江！”

    我突然发现，蔡的中气十足，营房后面的青山竟然传来“江……江……江……”的回音。

    卞江立正答：“到！”

    蔡说：“出列！”

    卞江干净利落地跨前一步，出列。

    蔡说：“向前一步走！”

    卞江向前一步。

    蔡再下令：“向前一步走！”

    卞江又向前一步。

    蔡还下令：“向前一步走！”

    卞江右腿踢出，以标准的正步姿势，向前一步。

    脚落地，群山回应。

    蔡斯文和卞江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了。

    我们都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突然间，我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在营区的大树上做巢的喜鹊妈妈不合时宜地“喳喳”叫了两声。

    蔡斯文突然挥拳，狠狠地打在卞江的胸口稍下，横膈膜的位置。

    我想，糟了，卞江穿的是防弹背心，胸口可是一块钢板啊，蔡斯文的手指非骨折了不可。

    却是卞江一弯腰，勾头，差点一头栽倒在蔡斯文的怀里。

    卞江晃了几晃，站直了，腰板挺得像标杆！

    蔡斯文再次挥拳，猛烈击打卞江的胸口。

    我感到自己窒息了。

    每一拳，卞江都几乎被击倒，但每一次，卞江都顽强地挺立。我站在卞江的后方，看不见他的脸，但我想，他的两只眼睛，一定像枪口一般，直勾勾地盯着蔡斯文。

    后来我想，如果卞江早点倒下，蔡也许会罢手。恰恰是卞江决不屈服的姿态，让老蔡恼羞成怒。

    老蔡一只手抓住卞江的肩膀，另一只手撕开了卞江的防弹背心。

    原本应该塞上钢板的地方，是被老蔡击打成了碎末的泡沫板碎片。

    我永远无法忘记老蔡那一声苍狼般的呼喊：“撕开！都给我撕开！”

    结论一目了然：一班的战士，防弹背心前胸后背，原来应该塞着两块钢板的地方，塞的却是剪裁得刚刚好的泡沫板。

    除一班战士外，还有司务长和“长城”皮卡车的驾驶员，也用泡沫板替换了钢板。

    这就是卞江头天去“买菜”的杰作了。

    蔡斯文咆哮如雷：“把他架起来！”

    他指的当然是卞江。

    几个兵迟疑片刻之后，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卞江的胳膊。

    “给我朝死里打！”

    老蔡真的疯了！

    没有人服从命令。

    我全身都在哆嗦。我听说过基层部队的领导会“打”兵，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

    “没人动手是不是！你！”

    蔡斯文右手的食指点着的竟然是我的鼻尖。

    我踌躇着。

    “刘威巍，出列！”

    我本能地一步跨前。

    “打他！听见没有！打他！”

    老蔡丧心病狂一般，右手食指哆嗦着，几乎戳到了卞江的鼻子上。

    我突然就有了主意。

    我响亮地回答：“是！”

    然后我走到卞江身前，挥拳，朝他的胸口猛击。

    我看到卞江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我拳头的分量。

    我当然能够做到收发自如。

    带着风声的拳头，落到卞江的胸口却是轻描淡写。卞江是聪明人，他明白我的意思，一头伏到了我的肩上。

    我压低声音：“班长，你就服个软，跟老蔡认个错吧。他疯了！”

    卞江听了这话，却猝然一挺腰板，站直了。他什么也不说，两个眼睛像枪口一般，瞪着我。

    我叹了口气。

    卞江又一次被关了禁闭。

    从禁闭室里放出来的那天夜里，趴在床上，不等兵们闭眼，卞江像头被猎人下的套子套住，不得不咬断了爪子才能脱身的孤狼一般，撕心裂肺地狂吼：“我要告他！告他！贪生怕死，打骂士兵！我要告他——告他——”

    7

    边地的生活总是一如既往，天高云淡，阳光暖黄。兵们依然成天喊着“一二三四”，跑步，打拳，种地，吃饭，睡觉。

    气氛却是沉闷了许多。

    卞江从禁闭室里放出来之后，还是做他的一班长。

    老蔡仿佛明白了“率先垂范”的道理，跟卞江赌气一般，每天一起床，也就硬邦邦地穿上防弹背心，戴上钢盔。阳光很好的黄昏，蔡斯文站长仍然坐在他的藤椅上，抽他的水烟筒。因为穿了防弹背心，他弯不下腰去，只能把水烟筒端起来，凑到嘴边去吸。这样水烟筒里的水位便有了变化，不小心，会把溶解了尼古丁的烟筒水吸到嘴巴里，呛得老蔡连连咳嗽，一个劲地不知道骂谁的娘。

    其实钢盔和防弹背心穿戴习惯了，也就像近视眼习惯了眼镜，瘸子习惯了拐杖。有一次，首长到部队突击检查，发现和平站的兵居然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在大棚里种菜，感慨万千，走的时候大大地表扬了老蔡一通。支队陪同视察的领导说：老蔡，这回你时来运转了。

    于是兵们中间就有了一些传说：老蔡是聪明人，知道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所以送礼都要搞来钢盔和防弹背心；也有人说，老蔡憨人憨福，这么大的领导都高兴了，团长看来是当定了。

    卞江始终沉着脸，发了狠地组织兵们搞训练。其间他探了一次家，带回来两瓶酒。夜深人静，兵们都睡下后，他叫通信员开了储藏室的门，拿出来一瓶，开了，跟我说：“排长，喝一口。”

    我们俩就坐在班宿舍门前的水泥地上，就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

    卞江问我：“你说，枪重要，还是防弹背心重要？”

    我说：“都重要吧！”

    卞江沉默了好一会儿，又问我：“进攻重要，还是防御重要？”

    我已经有了点酒意，我说：“那就要看指挥官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话是这么说，可要看什么状况……”

    卞江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明白。”

    我说：“我也不明白。”

    我们都傻乎乎地笑了。

    莫名其妙，我只记得，那晚的月色很好，宛如银盔银甲，披在我和卞江的身上。

    8

    突然就有了线索，派出所的同志说，是个大案子。支队司令部业务部门来了领导，统一协调边防派出所和边防工作站办案。

    “控制下交付”是召开案情分析会那天晚上，我学会的一个新名词。

    情报显示：在我国政府的严厉打压下，境外的毒品出手越来越困难。这就像炒股票，熬不住了是要割肉的。境外的毒枭过来谈了，愿意低价出手，这边的老板也同意，愿意现钱收货。

    问题的关键在于，情报显示，这边收货的内地老板，以及当地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手里都有枪。

    交易时，我们的人必须抵近，确保人赃俱获。那是不能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去的。

    不知道卞江怎么就知道了案情。“嗬嗬”冷笑几声，他写了血书，要求穿便服去“抵近”。

    老蔡把我叫出来，让我换便服，我以为是让我去打仗，紧张地问：“要不要带枪？”

    老蔡说：“屁话。我来了几个朋友，不是要办案子吗？我不能多喝，你陪我的朋友多喝点。”

    我刹那间沮丧无比。

    陪人喝酒啊。

    喝太多了，就在寨子里一户村民家中，自酿的米酒，一杯接一杯，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弄回到边防站我的床上的。

    我醒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时间”。

    宿舍里空无一人。我挣扎着爬起来，我看到床头柜上搁着一只玻璃杯，杯子里有大约三分之二杯清水，我端起来一口喝了。

    我摇摇晃晃走到院子里，明亮的阳光差点让我生理性地流下泪来。我看到战士们兴高采烈，他们在点数一些黄色的、砖块样的物品，足足有几十块，我想，那是海洛因。

    我困得厉害，有人扶住了我。

    我侧了侧脸，看到的是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的卞江。

    我说：“班长，我要去睡了。”

    我听见卞江的声音：“你的酒量真是不行。”

    我听见老蔡的声音：“让他睡吧！”

    我挣扎着问：“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听见一片笑声宛如鸽子冲天而起。

    天黑了。

    酒醒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老蔡那天领我去喝酒的人家，就是案子里的“中间人”。大家都喝醉之后，老蔡他们偷出“中间人”和“内地老板”的枪，卸了撞针，又放回到“中间人”和“内地老板”的枕头底下。

    交易的时候，身穿防弹背心，头戴钢盔的卞江第一个破门而入，直接把95式自动步枪的枪口顶到了毒贩的脑门上。

    毒贩拔枪对准卞江就扣动了扳机。

    枪当然没有响。

    毒贩被押下去之后，老蔡飞起一脚踢到卞江的屁股上——这次他很聪明，知道卞江的防弹背心里塞的是真钢板，他不用拳头，用的是脚。

    老蔡骂道：“找死啊你！别以为你穿着防弹衣戴着钢盔就没事了，他要是一枪打到你脸上，你不照样死得硬翘翘的！”

    这次卞江没有和老蔡急眼，而是“嘿嘿”地傻笑了一通。

    后来我问卞江：“你知道老蔡他们在毒贩的枪上动了手脚吗？”

    卞江摇头。

    我急了：“那你还往上冲？要真是像老蔡说的那样，一枪打到你脸上，就算不死，至少打瞎你的狗眼毁了你的尊容！”

    卞江微微一笑：“我会给他开枪的机会吗？”

    我擂了他一拳：“那对方明明把枪掏出来了，还对准你抠了扳机，你为什么不开枪？”

    卞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是我不开枪，是老蔡一把摁住了我的枪。”

    我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哦”了一声。

    因为舍生忘死地喝酒，在自己醉倒的同时也灌醉了毒贩，案子结了以后，他们给我立了一个三等功。

    9

    这个毒品案子办得很漂亮。

    枪毒合流，我们不仅实现了“控制下交付”，而且就在毒贩进行交易的一瞬间实施了抓捕，人赃俱获，毒品、赃款，一个都没有少。

    毒品是精制海洛因，整整10公斤。更重要的是精心策划，提前对毒贩的枪动了手脚，从而使得我方无一伤亡。

    部队上上下下都很高兴，总队业务部门把这个案子确定为“精品案件”，总队、支队来了好几个参谋，一个一个地找我们谈话，说是要把这个案子写进教材。老蔡立了二等功，和平边防工作站特勤班立了集体三等功。

    大家都说，老蔡的团长这回是真的当定了。

    转眼就到了年底，一纸公文下来，老蔡被安排转业。

    老蔡转业的命令是和其他几十人的名字写在一起的，没有任何理由。

    那几天，大家看卞江的眼神便有些怪怪的。

    卞江也低了头走路，仿佛不敢跟任何一个人交换眼神。

    照例办了一桌酒，送送老蔡。

    那天晚上，全站官兵排着队，一个一个地向老蔡敬酒，老蔡来者不拒，顶多是说：“等一会儿，让我抽口烟。”

    那天晚上，大家都没穿防弹背心，没戴钢盔。

    喝酒开始之前，卞江就说：“今天晚上，我站岗吧！”

    老蔡一挥手，说：“你站吧！”

    老蔡不吃菜，只喝酒。喝酒的间隙里，抱起水烟筒，咕嘟咕嘟地吸烟。

    老蔡喝了那么多酒，却没有一点醉态——我疑心他是趁着抽水烟筒的工夫，把喝到嘴里的酒吐到水烟筒子里去了——据说，这是某些基层领导“千杯不醉”的秘诀。我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给老蔡换了一回烟筒水。我把老蔡的水烟筒拿到食堂外的水龙头下，把水烟筒里的水倒出来，我仔细地嗅了嗅水的气味，没有酒味，只有烟味。我叹了一口气，老蔡真是海量。

    后来，我又喝多了，跑到食堂外面去吐。

    我吐得一脸都是泪水。

    然后我就看见了卞江，他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足蹬作战皮靴，腰板如标枪一般挺直，站在营区大门口的岗台上。横抱在他怀里的95式自动步枪上了枪刺。

    我真的有些醉了。我看到卞江的身上或者是脸上跳动着萤火虫一般的亮光。我不知道，那几朵星光般的光亮，是跳荡在95式步枪的枪刺上，还是跳荡在卞江的眼睛里。

    第二天，老蔡要离开和平边防工作站了。按惯例，是派站里买菜专用的“长城”皮卡车送的。老蔡却不让车送，他的行李不多，一个背包，一个箱子，他点了名，叫卞江送他。两个人步行到乡街子上去搭乡村班车。

    太阳升到营院里的大榕树顶上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营门。老蔡穿的是摘去了肩章的迷彩服，敞着怀，露出贴身的大红背心。卞江全副武装，戴了钢盔，穿了防弹背心和高靿儿皮鞋，右肩上倒背着95式自动步枪。卞江背着老蔡的背包，左手拎着老蔡的箱子，右手拎着老蔡的水烟筒，看起来，就像是拎着一支火箭筒。

    两个人就那样一前一后地走出了营门。哨兵行持枪礼，老蔡简单地挥了挥手，卞江把老蔡的水烟筒搁到地上，挥起右手，干净利落地回了一个举手礼。然后他拎着老蔡的水烟筒，迈步走出了营门。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有些紧张。

    我想，大家都有些紧张。

    那天的阳光依然暖黄，风不大，营院上空的红旗，很长时间，才微微地飘动那么一会儿。

    中午开饭之前，卞江回来了，他是走回来的。

    卞江把枪和装着30发子弹的实弹匣交还给我和主持工作的副站长，我们签字后，枪弹入库。我发觉自己竟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卞江说：“站长上了车，走了。”

    谁都想知道，在营区通往乡街的45分钟山路上，卞江和老蔡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谁都没有问。

    我也没有问。

    现在，我可以问问卞江了。

    10

    我原本打算带两条烟给卞江，仔细想了想，卞江是不抽烟的，何况住在医院里，想抽恐怕也不成。只好买了两盒补品，红红绿绿地拎在手上，连我自己都觉得挺俗气。

    卞江现在是功臣了，享受的简直是师职干部的待遇。单人病房不说，床头柜上还有鲜花。我问谁送的，卞江咧着嘴笑，说是护士小姐天天给换，还有水果。我拉开床头柜，想把我带来的补品塞进去。一拉开柜子，我就愣住了。

    柜子里，摆着一件叠得棱角分明的防弹背心，背心上方，搁着一个钢盔。

    我说：“你怎么把这个带到医院里来了？”

    过了好一会儿，卞江说：“我醒过来的时候，他们把我的钢盔和防弹背心给脱了。我感到一下子轻了许多，就喊着要我的装备。没办法，他们就把背心和钢盔拿过来，搁到担架上，和我躺在一起，他们说我伸手搂住防弹背心的时候就安静了。我是直接被抬上飞机，直接就被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我一直搂住我的装备不放手，他们就把防弹背心和钢盔一块儿送来了。”

    我找了个空隙，把补品塞进去。我说：“他妈的，老蔡又救了你一命！”

    卞江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后来我就问了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

    “你真的给上级写了信，告老蔡打骂士兵？”

    卞江摇头。

    我说：“可我们都以为，是你写了信，告了老蔡，他才被安排转业的。”

    我相信卞江，他说没写信告老蔡，就一定是没有写。老蔡转业，大抵还是因为年龄、文化程度这些原因吧。

    很好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到卞江的脸上。

    又过了好一会儿，卞江说：“还记得吗？我问过你，是进攻重要还是防守重要？”

    我点头。

    卞江说：“大家都在明处的时候，当然是进攻重要，要是你在明处，敌人在暗处，那当然就是防守重要了。”

    我说：“这就是你送老蔡走的那天，老蔡跟你说的话——说实话，那天我们都担心你们在路上打起来。你毕竟是带了枪的，还带了实弹，依你的火暴脾气，要是老蔡动手打你，没准你会冲他开枪的……”

    卞江打断了我：“其实我真盼着他打我一顿，我是绝对不会还手的。我知道，他也以为，是我写了信，告了他，才弄得他转业的。”

    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

    透过窗棂的阳光，落到洁白的床单上。

    卞江送老蔡走的那天，45分钟的山路，两个人走了整整一个小时。其实，他们几乎就没有说话，卞江就像是老蔡的影子，老蔡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老蔡走走停停，看看山，看看路边的花花草草。他甚至让卞江把水烟筒递给他，变魔术一般掏出一瓶矿泉水来，灌上了烟筒水，坐在路边的石头上，静静地抽了一会儿烟。

    全副武装的卞江持枪站立距离他5米开外的地方，这让蔡斯文看起来像个将军。

    抽完烟之后，老蔡招手让卞江过来。

    卞江走到老蔡身边之后，老蔡让他蹲下来。

    因为卞江穿着防弹背心，蹲下去有些困难，但他仍然顺从地蹲下了。

    老蔡把矿泉水瓶子里剩下的水，细心地浇灌到一株小草的根部。阳光照到小草的叶片上，闪闪发亮。

    老蔡对卞江说了那天他们之间唯一的一句话：

    “一颗露水珠珠养活一棵草。懂了么？”

    原载《边疆文学》2010年第8期

    点评

    这是一篇军旅题材的作品，描写和平年代军营的生活和训练。相比于以往同类型题材作品，这篇小说虽然也是“阳光”普照，但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却更人性化、更为丰满和立体。不管是血气方刚的卞江还是老气横秋的站长蔡斯文，都有着明显的优缺点，卞江身上汇聚了一名军人常见的气质：勇敢、刻苦、耿直，小说开头那场惊心动魄的缉毒行动完全托出了他英雄的形象，勇敢而机智，而在平时的训练生活中卞江也是处处体现一个班长的带头作用。与卞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站长蔡斯文，看上去不思进取的蔡斯文实则兢兢业业地维护着边防站这个小团队的和谐与稳定，在自己升迁无望的情况下，他出人意料地花大价钱买“三七”走动关系，引来了大家的嘲笑和误解，而魔鬼般使用防弹背心和钢盔的训练使大家对老站长的抵触进一步加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意义的训练却在危急关头救了大家的命，尤其是因为防弹背心和钢盔事件被老站长严厉处罚过的卞江，在子弹击中胸膛的那一刻一定想起了老站长退伍时说的那句话：“一颗露水珠珠养活一棵草。”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就能挽救他生命。在这一刻，老站长“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光辉精神跃然纸上。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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