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畸变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完备的标本，借助于它，我可以在此更全面地展示一下这种畸变的一丝一缕。
Ⅰ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
不言而喻，维系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政治观在整个维系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不问可知，尽管象其他封建军阀一样，蒋介石严格地说来并不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然而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军阀和名义上的全国统治者，他必须对如何统治作出回答，因为他身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他的前辈所处的那种封闭环境中的封建岁月，他不得不面对开放的世界和变化了的中国。
在政治意义上，麻烦的是蒋介石一身而兼具的双重身份。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传人，他与他的武化前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别，但他一向乐道的却是以叛逆传统为主要特征的政治集团的继承人的头衔。在前者的立足点上，他舍独裁而无他法，在后者的高帽之下，他非有假托而不能行。
1、国家论
国家理论是任何政治观的核心成份，蒋介石的国家理论是由“国家有机体说”与他杜撰的“灵魂国家说”揉合而成的杂碎。
在蒋介石看来，国家就象一种有机体，而且是象人一样的高级生物，五官俱备，四肢一全，这种高级生物存在的原因和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有灵魂。所谓“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能叫做一个人，全靠有灵魂，换句话说，就是有精神，有感觉，有灵明思想，能动作行为，否则这个人就只有一个躯壳，一个死的尸首，不能叫做一个活的人了，所以有灵魂就有生命，就叫做人；一旦失掉了灵魂，便马上失掉生命，这个人就是死了。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既然是一个有机体，一定也是有一个灵魂的。”我们知道，人的大脑机能、神经机能是无法与大脑和神经系统分开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如果把人的感觉与思维功能当作灵魂而硬从产生它们的物质实体中分离，也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有机体了。事实上对人而言，器官与功能无所谓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人既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又是自己活动的产物，形而上学地将所谓灵魂割裂出来，赋予它决定性、本源性的意义，无非是一种唯心论的灵魂至上主义，这种说法在文学上可能会有点意义，但在科学意义上却是毫无道理的。
既然作为有机体的国家，除去灵魂之后变得毫无意义，那么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没有什么谈论价值了，国家实际上等于一种精神和意识范畴的事物，将国家缩小，就是个人的心，将个人的心放大，就是国家。万物皆备于我心，何况国家乎？
本来，孔德的国家有机体说，不过是将社会的各种不同行业，各个阶层，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比附为生物的各来系统和器官。而我们可爱的蒋大人却仅仅抄来了这种学说的名目，而塞进去王阳明心学的国货。这样一来，所谓国家灵魂乃至个人的心或者灵魂（这里，蒋介石把心和灵魂看成一回事）也就等于国家的本身，取代或者象征国家本身。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这个国家的国魂不是别的，就是三民主义。如果仅仅止于此，读者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最容易同三民主义发生联想的是林肯而不是孔子。但怪就怪在，三民主义在蒋某人手里居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从“三”到“四”的变化，一变变成了“四维”主义（礼、义、廉，耻）。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三民主义从形式到内容的西方民主思想的渊源，可他却偏偏从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述中抓住只言片语，硬派给三民主义一个儒家的祖宗，跟他宝贝的理论家一起，非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道德。
灵魂国家意在招魂，魂归何处，在兹国粹。
话说到这儿，结论已是不言自明了，用不着太费心思，沿着三纲五常寻上去，我们自可以找到“朕即国家”的归宿。
2、政党论
政党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一方面是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体现者，一方面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组成部分存在。中国不存在产生欧化政党的社会机制，孙中山的国民党，只能算作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种半近代化政党，其会党与士大夫宗派的气息始终没能消除，而到了蒋介石手里，国民党就进一步退化成为其军事集团进行组织强化的一种物化的工具。
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实现统治目标，长治久安，就非得有团体有组织不行。因为中国的四万万老百姓实在是太“自私自利”，彻头彻尾的一盘散沙，根本不配合他蒋某人的统治，“只管自己，不管国家，不管我们民族”，“完全没有觉悟，所以非得”“先联合有觉悟，有知识，有决心，有血性，有能力的份子，组织一个团体”不行。“这个组织是什么？就是一个党”。
具体地说来，蒋介石的政党论是由“前三合一”和“后三合一”两套理论构成的。“前三合一”就是：党军合一，党国合一，党教合一：“后三合一”就是：党的身份君亲师三者合一。
党军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国民党的组织渗入军队的编制，通过党的特务网络化及将领党员化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使党、军合为一体。二是国民党自身的军队化，根本取消党的民主，使全党象军队一般视服从为天职。党国合一也有两层含义，一为党是网家和民族的中心，是国家的统治者。二是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为党即是为国，党也就等于国，忠党而后才能爱国。所谓党教合一，就是说党员对于党就应该象教徒对待宗教一样，所谓“宗教信徒对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一定竭诚服膺，刻苦修习，真实奉行，无间生死。革命党员要成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和革命领袖的信徒，也一定要如宗教信徒之于宗教信仰一样，精诚热烈，笃信笃行，身心全体归向，始终贯彻到底”。党员之于党，就应该象教徒之于所信之教。
其次，党要“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还有第三面，那就是以君王的资格进行压榨、盘剥和管制，即所谓蒋某人所津津乐道的：“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整整比过去皇帝倡导的君师合一多了一个，凑成“君亲师”三合一。
如此说来，中国只许有一个党存在，那就是蒋记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倒颇有自知之明：“如果允许各种主义，各个党派，在国里活动，我们真正的革命党——国民党就一定要失败”！所以，共产党和其他反蒋党派不必说了，就是不痛不痒，小骂大帮忙的党也有碍事之嫌，往往要扫除干净，因为国民党实在是太娇嫩了，多一个人来抢饭，也许它就要饿死。
作为这样一个党，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信仰，要笃信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可以存在也应该存在的主义，其他的种种“杂念”统统要清除干净，统一信仰才能统一意志，统一意志才能统一行动；第二要有领袖，因为鸟无头不飞，党不能群龙无首。第三，是“历史”。这一条乍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不要紧，蒋介石解释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气节，要始终如一。”说白了就是要党员们多跟他蒋某人干几年，有一点“历史”。
对于这样的党，军人是首先而且必须成为党员的，因为军人带兵，有兵权，不入党就有可能成为“个人的工具，做个人的走狗”（当然这里的“个人”是绝对不包括蒋介石的）。成为党员就有了组织的约束，想要不听招呼，就没那么容易，因为还有“许多革命的种子，种在士兵里，使他们来监视我们官长的行动，不准官长有象陈炯明这种叛逆行为。”国民党在军队里的组织，就是明明白白锦衣卫和东西厂，有了这样的特务网和监视网，至少在嫡系武力中，想用从前的方法，拿个人的伎俩以遂其领袖之欲望，拿着团体派别去迷惑他的部下是相当．困难了，老军阀尾大不掉，自身分裂的毛病，在蒋介石看来是轻多了。
其次，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应该入党。因为这些人最危险，如果不肯入我彀中，才能愈大，知识愈多，其危险性也就愈大，而使国家社会也受他很大的影响，那就非去之而后已不可。反过来，从功名利禄上说，如果不加人国民党，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才力，也都同没有一样，而国民党的人即使是酒囊饭袋也照样会有高官可坐，骏马可骑。无能与腐败虽然会降低效率，却能增加集团的稳定。
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政党论，无非是利用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借用近代政治的形式，行封建帝王自固的老术，合思想强化、组织网罗、特务控制为一体，推陈出新。无论是党军、党国乃至党教的名目，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所不可想象的，纯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条件下的一种畸变。
5、法纪论
与蒋介石政治观的其他概论一样，蒋介石所谓的“法纪”，也绝非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与纪律。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和纪律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般准则，它们不仅规定了行为的禁区，具有约束效应，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权利，予以人的社会活动的自由。而蒋介石的法纪，只有单一的绳索功能，除了让人服从和驯良之外，还是驯良和服从。
蒋介石的法纪论可以分为军纪论（纪律论）和命令论两个部分。
纪律是什么？蒋介石直言不讳：“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这就叫做纪律。”而纪律的“纪”，就是中国占为己有之，历代皇帝视为命根子的“纪纲”。所谓“纪纲二个字，粗浅地解说，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纪纲”。在此，蒋介石又一次过了复古之瘾，纪律不仅是只管悟空不管唐僧的紧箍咒，而且一下子就跳到了道德领域，变成风马牛不相及的“三纲五常”。当然，我们不能怪蒋老先生发昏热，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西方人，犯不着按近代西方法律范畴来讨论问题，平心而论，从封建主义的视角审视起来，封建王朝的所谓“法”，实实在在足以维护“三纲五常”为目的，所以说军纪或者纪律就是纪纲，虽然有穿凿之嫌，倒也不失封建法论的内在精神。
所以说，蒋介石认为：军纪的主要意义，决不仅是用法律来维持秩序，是要用纪纲的精神来作军纪的基础，因为军纪的效用尤在能够移风易俗，涤荡人心，使懦夫立，顽大廉，就是古人所说的赴汤蹈火、冒死犯难在所不辞的一种精神，这都是从军纪的效用发生的结果，鉴于军纪要有如此神奇的效用，产生这样的玩命精神，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军纪还要具备三种要素“一、人格的影响，二、情分的交感，三、一致的精神。”到此，军纪已经从那些冷冰冰的条文大踏步地迈入了心理、情感领域，蒋介石已经不是在谈军纪，而是在谈玄、谈精神、谈道德、谈传统道德了。所谓军纪变成了传统人格，传统情感与传统精神的混合体。
如果按西方社会的观念，道德仪仪是法律的某种补充的话，那么中国传统观念里则恰恰相反，法律仅仅是道德的补充和延伸。人们会为伦常道义而犯法，也会因道德因素而开释。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将法律与道德混同起来，甚至习惯于用道德来取代法律。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纪律，已经不是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是不折不扣的道德纪律和精神纪律。
蒋介石的纪律论是赤裸裸的传统道德、纲常伦理的鼓吹，而他的命令论则是他自我神化的变种。
“命令”，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里，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政府行政文告、文件和军队下达任务和决定的一种形式。但是到了蒋介石那里，命令这种原本的含义马上变了味，作为古今脸皮最厚的“小学（即文字学）大师”，他的胡解才能在“命令”这个词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看来，“所谓‘命令’者，乃指与我们各个人以及整个军队和国家的生命相关的‘令’。”因为“命令的命字与生命的命字相同。”由于这种当然而又充足的理由，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命令和我们的生命既有如此重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是真能保重自己的生命，真要发展自己的生命的人，就不能不格外尊重命令，服从命令”。以至于“凡属上官的命令，尤其是最高统帅的命令，一接到手，就视为自己的命根一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有人就此得出蒋介石爱惜下属的生命，能设身处地从他们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印象，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部下的生命，特别是普通士兵的生命，在蒋介石的价值天平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份量。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他不惜以成千上万士兵的血肉铺路，内战内行的蒋介石，不仅是被战火波及的无辜人民和对方死难者的屠夫，也是自己部下伤亡士兵的祸手。在对中国红军的围剿中，他甚至三番五次下令将所有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一律枪决，其残忍程度，足以令人发指。
蒋介石把部下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扯到一起，目的在于维护和发扬他军阀集团的生命，乃至于他个人的生命，因为“军队的生命和成败休戚的整个性的维系，全在于服从命令”。按他的逻辑，士兵“要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上官的生命，全军的生命就是统帅的生命”。所以说尽管服从命令就等于保重了自己的生命，但要是真的由于遵命把命丢了，也是活该倒楣的事，“生命为轻，命令为重”，说到底小兵们的性命还是不值几文。命令的“命”字在他蒋某人的字典里原来是与他集团和他个人的生命的“命”字相同。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所谓“最高统帅的命令”，以至于后来把他的命令神化到了类似于皇帝的圣旨，部下接到他的手谕竞要象“接旨”一般的虔诚和恭敬。因为保住他和他的集团的命，就意味着要其他军阀的命，完全听“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意味反抗地方军阀的命令。服从命令不是为了别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战场上的指挥通畅，而是为了“尊君”。为了方便起见，我还是让蒋介石自己来结束他的命令论吧：“管子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又说：‘明君察于治民之体，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王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命令，我们要奠国家于磐石之安，要服从领袖；但是服从领袖，就是要服从领袖的命令”。
蒋介石的法纪论，即使从外表上看，也不过是封建的纪纲，野蛮的军纪和临时性的命令的混合体，其精神实质则是不要法律和蔑视法律，他所提到的法，仅仅是刑法，是多少代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的治民之法，真正的法律精神，在他的论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赤裸裸皇权意志的外溢——人民基本法律权利的践踏和统治者的随心所欲，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军阀就意味着无法无天，军阀统治就意味着草菅人命，巧取豪夺。
4、自由论
自由是最令蒋介石不舒服的字眼之一。对西于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人权等的口号，蒋介石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全面文化输入为特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感，责怪这场运动招来的欧风美雨“毒害”了一般青年，腐蚀了社会风气，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性自由这种东西，它已经使许许多多愚鲁可爱的青年变得不安分起来，在他看来，“青年的个性应当是良知，不能发展其兽性”，因此，“五四运动的目标是完全的失误，它抛弃了中国固有道德，反而引进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然而，蒋介石毕竟顶着三民主义的招牌，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许，而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有关民主、 自由、平等，孙先生诸多论述，言之凿凿，所以蒋介石尽管有一肚皮不愿意，也不好公开骂娘。无奈之际，只好绞尽脑汁在概念上打主意，用看上去好象十分正当的所谓团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来取代和否认真正的“自由”。
蒋介石认为：“在政治哲学上有‘小我’与‘大我’之称，小我指个人，大我指由数万万或数千万小我合成的国家，而国家又是一切团体的统一的组织。”既然个人是国家的组合分子，“那自然只有国家的自由，而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的生命，而没有个人的生命。”所以“有些人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卢梭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中国国家还没有自由，还没有平等，所以所有中国人首先要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而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又全系于国民党，所以归根结蒂要争团体（国民党）的自由。在团体之内，个人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团体，“只有团体的自由，不能再有个人的自由”。
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对外还没有争得平等自由，它的国民就活该当王朝的奴隶，带着镣铐生活，天经地义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一些人生来当老爷，一些人注定当奴隶，事实上，任何社会群体，小至家庭火到国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离开了个体的自由，也就无所谓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相反，什么叫做国家的自由？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着奴役被奴役，束缚被束缚，那么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是自由的，这个国家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以国家和团体的自由，来取代个人自由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借群体名义施行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借口。这一点，蒋介石自己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作为国家和团体的一员，个人除了服从性之外不应有其他的表现性，“有服从性的人，才能够做真正的党员！不能有这个服从性的人，就是党的败类”。服从谁呢？答案是明确的：“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总百言之，只能有治人者的自由，而没有治于人者的自由，只能有蒋某人的自、由（生杀予夺），而没有其他成员的自由，结果谁的自由也不存在，只有一个专制的“帝王”高高在上。在蒋家天下，不但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国民党党员动辄获罪、毫无人身保障和行动自由，就是其他军阀集团的高级成员也逃不脱被监视的命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民惟需奴性。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同时代的许多传统主义者甚至某些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对西方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解往往走人了同一种东方文化的误区。就拿自由为例，首先，蒋介石对自由作了无政府主义的解释，认为“现在一般人所谓的自由，其意义就是‘随便’，不但言论随便行动‘随便’，生动‘随便’，甚至逾越范围，随便侵犯他人。”其次，他认为自由就是自私自利，发展私欲，发展人的动物性、兽性。其三，他认为自由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以为一旦强调了由自，人们就会无法无天，放纵恣肆，“强凌弱，众暴寡”。
为什么蒋介石以及一代中国人会走入这种荒唐的文化误区？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由于蒋介石独裁统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他有意无意地无视自由的真正含义，随意曲解，属于某种出于情感因素而导致的认知失误。另一种解释可以归之为文化因素。 自由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泊来品，中国人听说自由自严复始，他在翻译《自由论》时，于累累汉字之中竟找不出一个与Liberty相对应的词，几道老先生踌躇再三，只好杜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自繇”应付了事。从严几道到蒋介石，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而文化背景巨大差异所造成的隔膜与陌生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消除，群性文化积淀所造就的文化定式，使人们容易以东方的观照来审视西方的事物，所以说，对自由的曲解，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复古的传统主义者来说，也是自然的。蒋介石曾非常真诚地说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讨论民主政治最透彻、最精辟的一部书，比卢梭的《民约论》的价值要高得多。而我们知道，如果说《明夷待访录》有些什么“民主”思想的话，那仅仅是些与孟子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民主思想在黄宗羲那里虽说阐发得相当激进，但其精神却是连皇帝（除了朱元璋）也能接受的陈年老酿。
5、领袖论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所有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造就一群循规蹈矩，盲目服从的臣民和一个威灵赫赫耸入云端的领袖。
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帮闲们，为使王权宝座下的垫脚石稳些再稳些，煞费苦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活生生把一个个肉头肉脑的皇帝打扮成了半人半神怪。有的说帝王受命于天，有的说皇帝是真龙天子，到了董仲舒手里，干脆造出一套“天人相通”的鬼话，以人事比附于天，好让老百姓相信，他们生来就活该有个皇帝骑在他们的脖子上。
蒋介石对自己的统帅地位也有类似的说明。首先，在他看来，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受命于“天”的，不过他的这个天不是指老天爷，因为那样除了穷乡僻壤的愚乡人谁也唬不住。蒋介石借以吓人的“天”是孙中山所倡、在民众中颇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尽管蒋介石早就把三民主义变成了四维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物，然而三民主义的字样却成了他才下口头又上笔端的一缕情思，时时处处不忘以三民主义的大旗包裹自己，刻意突出他所谓“总理忠实信徒”和三民主义传人的身份。他还此地无银似地解释说：“我决不是为我私人，或希望大家来拥护我个人，而是希望大家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共同一致的跟着我统帅，为国家为民族来努力奋斗。’他有意给别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之所以成为领袖，就是因为他是主义的传人和化身的结果，用他心腹大将陈诚的话来说就是：领袖（指蒋介石，笔者注）代表了整个三民主义，文化、思想与信仰，只有领袖才能解释三民主义，“如果反对领袖，无异反对主义，即是革命的罪人”。
其次，他也是“天之骄子”。蒋介石与他的“文胆”及帮闲们特意渲染的中心题目之一，就是把蒋介石说成是孙中山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据说在1928年7月他与冯、阎、李等人同往西山碧云寺谒孙中山灵，老先生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别人似乎觉得他真象个嫡子了才算罢休。对早年随孙中山蒙难永丰舰的一段经历，一有机会，他就会搬出来炫耀一番，以显示他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甚至到了让人感到肉麻的地步：“当时我就是认定，如果总理不幸死了，而没有我蒋介石一个人和他同死，那么我们中华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和整个中华民族，从此以后，便没有人格！”非但如此，他还时常对部下讲孙中山如何看重他，如何培养他，教导他，暗示他早就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当年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的关系比附为天象，而蒋介石则把所谓领袖与部下的关系比喻成人的各种器官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各级官长是各该所部的首脑，各个官兵就是所属上官的耳目手足。耳目手足要由首脑来自由指挥。”又说，“总之，上官和统帅就是我们的头，如果不信仰上官，尤其对统帅有一点不信仰，就等于自己砍自己的头！不要自己的头！”自然，人没有头是不行的，而蒋介石就相当于每个人的头，要想保住你的头，就得以“服从领袖为天职”。可惜的是部下们始终不象他那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害得“蒋统帅”总是怨气十足：“现在我们的军队，对于主义和统帅，尤其是对于信仰统帅一点，可以说完全没有注意到，甚至绝对不提起，以致一般官兵的精神没有共同的寄托处所，因此军队就好象是一盘散沙。”
对于王权的内涵，传统理论规定的是“君师合一”，落实到施政方针上就是政教合一，统治与教化并行，对于所谓“领袖”的内涵，蒋介石接过传统理论而又有所添加，即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五尊天地君亲师，他老先生占了三位。作之君即为人主宰，作之师是为予人教诲，建立师生这种半封建的关系（蒋有当军校校长的瘾）。可是凭什么做人家父母呢？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无论父母怎样打骂，却没有子女从父母身边逃跑的，所以为要在集团中培养出家庭气氛和家族情感，就非得设法作之亲不可，君亲师三合一，部下的精神就全都寄托在他——领袖身上了。
蒋介石的领袖论，不过是新时代的君王论。
6、军队论
自人类出现职业军人起，军队就成了专门从事战争这种特殊职业的一种社会群体。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军队自然是政治的工具。在封建时代，军队是封建主私人利益的执行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军队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卫士，而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他们手中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切，既是财产、资本，也是工具和寄托，甚至等于他们的宗族和所有社会关系。这一点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完全在自己的军队里面，不注意自己的军队，就是不要自己的生命。”即使对蒋介石这样的全国统治者来说，军队也是他集团的主要成份，也是他维系的主要对象，他的所有维系理论，无论是伦理观、社会观还是教育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军队所发，相形之下，他关于军队自身属性的理论，就显得有些干瘪和枯燥。下面，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成军队的性质，功能和目的三大方面来谈。
第一，关于军队的性质，蒋介石从来都堂而皇之地认为军队应该是党（国民党）的军队、主义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因为党、主义甚至国家的化身都是他蒋介石，所以军队就是他私人的军队，而且全国的军队都应该党化、主义化，最终变成他蒋记的私人化。各个地方军阀的军队在“中国国民党及其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出来之后，”就应该乖乖地统一到他的名下，“若想拿个人的势力来做自己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就是完全的梦想。”“现在国家的军队，都是在一个主义下的军队，一个主义下的军队，大家精神应当团结，意志应当统一，国家才有强盛的希望”。说得更露骨一点：“国家的军队，如果有了派别，内部即不统一，无论表面上如何粉饰，终不能做对外的大事”。大道理堂堂皇皇，为主义为国家，但无非是让其他的军阀把军队统统交出来，统一在一个抽象的大帽子之下，实际上都化为蒋某人的囊中物。党化、主义化、国家化，无非是吞并人家的借口，事实上，就是在他下野之际，他的嫡系军队也是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的。抗战胜利后，诸中间党派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费尽了口舌，耗光了心血，始终没得到一个要领。军阀的军队，的的确确是大观园中贾宝玉项下的通灵宝玉。
第二，关于军队的功能，蒋介石直言不讳：“军队就是维持秩序，振作纲纪的最有效的工具。”也就是说，军队的功能就在于镇压人民各种形式的不满和反抗，震慑和平衡各种势力，维持蒋介石个人独裁、专制、军事化的统治秩序，以振作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上下有序的封建纲纪。虽然蒋介石有时也把他的军队萎缩了的对外功能提上几句，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只能化为乌有。事实上，对每个军阀而言，相互间的内战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就是他们军队最实际的功能，以至当这种军队一旦用于抵御外侮时，竟显得那样的虚弱和力不从心。
第三，关于军队的目的。蒋介石认为军队的目的在于“行仁”，在于实现三民主义，“仁”的含义，依蒋氏的说法，即包含“三民主义中心要点”的一种统摄所有的儒家德目的德性。所实现的三民主义，也并非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而是在全国推行蒋记三民主义的信仰。所以在蒋介石的思想里，军队的目的和它的功能紧密相连，后者维持秩序，前者推行教化，两者加起来就巩固了蒋天下。有的时候，蒋介石觉得军队不应该有什么目的可言，只管按着领袖的命令去执行便是，因为“我们有了最高尚、伟大、完善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今后的责任就是照着来实行，用不着再有一点怀疑，再来多研究什么理论！”只管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麻木到了跟手中的枪一般，无知无识无情感意志，领袖指哪打哪，这才是蒋介石理想的工具。
蒋介石的军队论，概括起来只有一个意思：军队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从事维持反动秩序的杀人机器。这是他蒋氏高悬于集团殿堂上的达摩克勒斯之剑。
Ⅱ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
军阀集团的维系，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所有军阀集团都具有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体这双重性质，作为前者，集团需要政治行为、组织诸方面的思考；作为后者，社会次级群体的功能、作用及规模等方面的内容也不可避免进入维系问题的视野。他们要涉足家庭、社团、乡政，甚至还要提出社会人生目标的规划，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全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身份的军阀来说，尤其如此。这里所论述的，就是蒋介石从维系这个视角，对社会人生的基本理论和编织社会控制网络的设想。
1、社群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群性至上的社会，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心安理得地把自我编织在群体网络之中，湮没在群体的海洋之内。传统社会特有的社会化过程，成了某种单向的泯灭个性和自我意识的过程。各种地缘和血缘群体在中国社会历史中起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隆是惊人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群性弥漫的文化氛围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所属文化的烙印，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前面一节已经讨论过了蒋介石对个性解放的嫌恶，对自由意识的反感，与此相应，我们可以找到他对群性的崇尚，对团体的迷恋。
对于凝结超血缘、地缘团体的问题，军阀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贯穿和强化个人联系，将固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放大、融汇于团体之中。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也并无二致，我们已经在总论部分论述过了，蒋介石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超血缘，地缘社会活动团体的团体精神，他要制造维护和发扬这种精神。如果单从外观上看，蒋介石的社群理论与西方近代社会学社团理论是有某些近似之处的，然而，西方社会发达的次级社会群体是建立在一个个有自主性的个体基础之上的，其团体精神也是有利于个体自由发展，有活力的精神。蒋介石的团体，则不仅极度地泯灭个性，而且还将传统的家族、乡人、师门等一整套中世纪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融入其中，所强调的团体精神，也是一种传统精神的变种。
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石，是一种貌似正大、堂皇的绝对集体主义。他认为，个人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群体，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是民族生命所遗传的一分子，是整个民族生命延续的一分子，乃是整个民族生命长流的一点”，所以“只有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充实整个民族的生命，使我们五千年来祖宗遗留下来的民族光荣历史，得以继续保持；我们子孙未来的光荣历史，得以不断的发展，这才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真正意义。”且不说这种说法仅仅是传统家族中心主义的翻版，不过将家族替换成了民族；也且不说这种理论背后含义不过是要人们把生命奉献给所谓体现民族利益的他的党和军队；仅就这种貌似有理的理论本身我们就能找出某些非常残酷十分违反人性的东西。
首先，这种理论把人的整体与人的个体对立起来，把个体变成了与整体相异的东西；其次，这种理论认为个体自身毫无价值而言，个体只有绝对地、无限度地为整体牺牲才有意义，只有把个体“渺小的短促的生命”贡献给无限绵延的巨大整体，个体的生命才具有价值。
事实上，人的整体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抽掉了个体的价值，所谓整体的价值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无视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是脱离了实在内涵的空壳，而实际上化为少数所谓整体代表者的私利，要求个体为整体无限制牺牲，不过是假借整体名义施行暴政的托词，在这种堂而皇之的托词下，每个人的牺牲都是随机的。无限制的，只要在整体的名义下就可以对每个人每个家庭作随意，甚至是毫无道理的侵害和剥夺，因为即使有天大的冤情，也不过是为整体牺牲的一种形式而已。纵使奉行这种理论的领袖人物品格高尚也是有害的，更何况，许许多多随机奉出的生命真正变成了“牺牲”，被放在某些人的祭坛上，而那些领袖却会在整体利益的借口下保全自己的一切。所以说这种理论是让人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貌似祭坛的餐桌上，供大人先生们咀嚼的广告。
以上，仅仅是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个理论的本身。
什么叫做社会群体？这是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凡是多数人依某种共同意识而结合的都叫‘群”’，这种定义，事实上把社会群体限定在政治和思想团体的范围，显然，原本意义上的“群”范围还要大得多。蒋介石的这种限定，把他的社会观纳入了团体维系的轨道。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蒋介石认定：“只要是一个人，一定是社会的人，一定是过互助合作的社会生活，一定是过规过劝善的团体生活。”三个“一定”加起来，真是武断的可以，“互助合作”地为“蒋总裁”服务；“规过劝善”以保“忠心赤胆”，对蒋介石来说，社会团体就意味着统治的牢笼，凡是不合乎这一规定的，即使是真正的“规过劝善”的团体，空想性的“互助合作”团体也免不了横遭猜忌和打击。举国之内，政治性的“团体”只有国民党一家可以独存，连国家主义这类小骂大帮忙的党派早先也无立足之地，甚至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如改组派也难逃被飨以毛瑟的命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各社会、各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党的纪律是最严的，大家都要服从三民主义，和党的一切章程；军队的组织是最细密的，命令发出后，不能错一分时间”。于是乎，蒋介石从行囊里拿出了形形色色的党化、军队化的团体和组织：在一般老百姓是连坐连保的保甲，在青年是各种名目的服务团，在军人不仅有黄埔系而且还有由庐山训练搞成的“军官团”，甚至在国民党内还要搞一个以绝对服从他为宗旨的党中之党“复兴社”，从而“将我们全国一切个人的生活都能纳之于整个集体生活之中，一切个人的行动，都能归向于整个群众运动之下，由生活的集结一体，来造成千万精神意志的共同一致，由行动的合群联系，来造成组织力量的统一集中。”
然而，即使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进社会团体，也并不能确保每个人对首领的忠诚；即使是每个成员都效忠于首领，对于团体的目标实现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团体只要行动，就必须解决协调问题，行动的最佳状态往往伴随着团体精神的养成，这种精神是团体效率的保证，为一般现代社会团体或多或少具有，蒋介石对西方民族的这种团体精神和行动效率是颇为羡慕的，他不止一次地感叹中国人散漫，疏懒，办事拖沓，甚至夸张地认为英国人“只要有三个人到了一个地方，就可以成立一个类似政府的自治体，其中有领导，有纪律，有服从，分工合作，休戚相关，时时刻刻在想方法，来应付他周围的环境，巩固自己的力量，抵制团体以外的各种人与事；而在组织里面的人，又互相宣传，互相推许，一方面在使人人对他们各组员佩服，一方面还要使人人对他们大家敬畏。”这种动机使蒋介石意识到，仅仅加强团体成员与他个人的直线联系是不够的，团体成员还要有“爱群的德性，合群的能力与利群的思想”。但是，中国人却生性疏懒，不守秩序，又好意气之争，所以，就非有“群育”不砥什么叫“群育”呢？蒋介石认为：“所谓‘群育’者，则指改善多数相处之道，亦即谋群的共同生活之改进，与集体意志的实现与发扬之谓”。群育的内容大致有两条，第一条是培养家族气氛，比如蒋介石就反复地对军官学校的学生这样讲：“你们要把学校当做家庭，要把官长当作你们的家长父兄，要把自己看作家庭的子弟，要决心把自己看作一个小孩，不要以为自己是二十余岁的学生，已知道许多事情。”第二条是以特殊的精神与物质标志使某种团体的成员产生特殊的荣耀感，从而增强团体成员对该团体的依恋。如对黄埔生及军官团学员发“中正剑”及蒋本人签字的照片，及反复宣称黄埔生是革命的骨干，“我们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凡是我们的同学，都要一致团结，在纯粹的国民党的指导下，为革命努力。”他还特别强调：“黄埔的某期某期的名称，本是时间上的一种标识，并非划定了什么界线”，所以要保持黄埔系统的整体意识。
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群育，以实现所谓“就人与人之关系的极力改进，以求增进此群的合力，使群的生存，得以永远并且进步无已”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背后，恰恰站着蒋介石本人。“群育的目的，就是要发挥组织的力量，如何才能发挥出组织的力量呢？第一要有一个领袖，做全群的信仰中心。第二要有一个纪律，做全群的行动规范，所以信仰领袖，遵守纪律，就是群育的主旨。”绕了一圈，所有的亲爱精诚，家族气氛无非是要服务于信仰领袖，奴才们的和谐不过是为了多为主人干点事。
当然，这样的“群育”是培养不出什么团体精神的，正如海外学者陈志让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阀的军队中始终没有类似于西方军队的军官团精神。所有的，仅仅是封建道德气息和帮会气氛。蒋介石一方面羡慕西方的团体精神，甚至以效颦之举大搞“军官团”，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制造派别和矛盾以收相互牵制之利的传统权术。他不知道，纵横捭阖的权术恰恰是团体精神的克星。然而，在蒋介石那里，这种鼠猫同笼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从蒋介石的整个思想脉络来看，倒也合乎逻辑：出于功利的冲动而拿来，在“中国化”或者“儒化”的过程中变质，最终却将这种变了质的泊来品放在与它根本不相容的环境里。这种悲剧的三步曲，并不仅仅发生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2、乡政论
蒋介石的乡政论，是由保甲制度和相应的政策所谓“教、养、卫、管”四大要务组成，也是他的所谓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这种政策与制度的实施，构成了蒋介石统治的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的一页。
保甲制度是萌芽于商鞅变法的封建统治的治民老术，中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正式有了名目。多少年来，“王道”来了它就忍气吞声，“霸道”临世它便神气活现，其军事化、强制性的特点，历来为强横的独裁者所青睐。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不象一般地方军阀那么短视，仅仅把地方乡政机构作为艘刮的工具，也没有阎锡山那么谨慎，有保甲之实而避用保甲之名。他从来不掩饰其对传统政治、哲学、文化的喜好，即使这种有乖“仁政”的“蛮霸之术”也照抄不误，保甲制度自1932年8月开始从鄂豫皖推行，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完结，持续十七年之久，为最能反映蒋介石政权特色的一项社会制度。
保甲之制，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把所有的人民，不分职业、地位、性别、年龄，一律编组起来，即便和尚老道也不能幸免，每五户“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私隐匪，各户应负连坐之责。”①（《剿匪区内各县编编查保甲户条例》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的施行，在农村乡以下的社区平添了一大批“监督、教诫、看管、处罚、督率”人民的政府爪牙。保甲长均由按所谓“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的原则，选择忠实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所谓“正绅”及爪牙充任，再加上户长的设置，实际上使他的统治实现了与封建宗法势力的最大限度的渗透。而恶毒的联保连坐法，迫使人民相互猜忌，相互监视与告发，从而使劳动农民本来存在着的淳良和睦之风荡然无存，在困苦中挣扎的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和难堪。保甲制度不仅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名义上把冠冕堂皇地载之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国民基本的言论、行动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代之以近乎监狱狱规的保甲条例，人民的一举一动，婚丧嫁娶，探亲访友甚至吃喝拉撒都在别人监视之内，甚至要呈报具结，广大的农村无形之中变成了一座监狱。
保甲制度的施行，为蒋政权编织了一套搜刮敛财的税收网，使蒋的财政机器变得空前的致密和深入，保甲网络中的人民被迫负上了奇重的经济负担，源源不断地付出人、财、物的代价，以填补因围剿红军而耗竭的蒋介石的金库，一饱四大家族的贪欲。把持保甲的土豪劣绅凭借手中的权力，恣肆妄为，借机中饱，更加剧了农村的破产。
保甲制度的施行，也是蒋介石推行所谓“民众军事化”、“社会军事化”的一部分。蒋介石说：“所谓军事化，并不一定要戴起军帽，穿著军服，才算军事化，军事化完全重在组织精神，而不重在组织的表面形式。”又说：“现在实行保甲制度，下有户长、甲长、保长、区长，上有县长、专员；如此层层节制，已和军队组织差不多，”差点什么呢？差点武装化的精神，于是蒋介石遂将各县的地主武装概加整理扩充，及各县民团一律改为保安队，划一编制和指挥，每县设一团，区、乡设大队、小队，由政府发给武器，派军事教官进行训练，从官佐到士兵一律具联保切结，除保安队外，各保甲还须将辖内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队，以供军队夫役和保安队的预备队使用，并由保甲长督率，协助辑捕“共匪”，这样，又将农村变成了一座大兵营。
在实行保甲制度的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社会整治的四字施政方针：“教、养、卫、管”，认为这四个字是“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根本要务。”
何谓“教”？蒋介石认为：教之要义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一句话，教就是教化。不但要用保甲制度将人民箍起来，还要让人心悦诚服，俯首贴耳让大人老爷们牵着鼻子走。
何谓“养”？千万不要以为养就是与民休息养生，蒋介石所谓的“养”意味一种生活秩序。“养之要义为食、衣、住、行四项基本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就是所谓从“食衣住行做起”达到“礼义廉耻”。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老百姓吃饭穿衣睡觉走路乃至剪指甲都不成个样子，非得从头教起不可，如果全国老百姓一举手一措足全都整齐划一，一模一式，象机器人一般，那么看起来是多么的舒畅和惬意。许多统治者都有某种整齐癖和划一癖。社会出现一点点的不协调，一点点出格之事就感到浑身难受，蒋介石就是其中之最，他恨不得全国四万万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他也真的推广过蓝阴丹士林布中山装），吃饭一个时间一种姿式，据说如此一来，离礼义廉耻就不远了。
后来，蒋介石的“养”又有所变化，认为“养”就是经济，第一要“力求收支平衡，提高法币信用”；第二要老百姓“发挥苦干精神，努力生产建设”。也就是说，“养”意味着由人民来养他们这些老爷。
何谓“卫”？卫就是保卫，其核心内容就是“保甲与壮丁训练之实施，”而且“卫之要义，为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团结精神，共同一致。”所以“卫”不是保卫与卫护老百姓，而是要“卫”住国民党的统治，不但要“共同一致”地防止其他力量来摧垮它，还要“严守纪律，服从命令？阻止内部的离析与瓦解。
何谓“管”？管就是“法度完密，部勒整齐”，且“管理一切，统治一切”。其实四字方针加上这个“管”字完全是蛇足之笔，所有的“教，养、卫”贯穿的精神就是一个管字，把老百姓从头到脚，从言到行，甚至于想什么，做什么梦，都管得水泄不通喘息几难，真真切切地“管理一切，统治一切。”
蒋介石推行强制管制式的社会整治方针的同时，也正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猖獗之日，不仅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发出一片鼓吹法西斯的喧嚣，就是蒋介石本人也按捺不住对德意法西斯的仰慕之情，他认为：在德意两国，由于法西斯“革命”的结果。“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遵守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推而至于忠于国家和民族，克尽国民的责任，事事物物，都合乎‘礼义廉耻’因此不仅他们国内的敌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切外国人见了这种情形，也不得不肃然起敬，望向生畏。”硬派德国、意大利人合乎“礼义廉耻”。固然滑稽，但蒋介石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取经之心却是真诚的，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鼓吹中，从囚笼式的社会措施中，人们不难嗅出其中法西斯主义的气味，看出这位传统主义者“向西方学习”的苦心孤诣。当然，恰恰是这种传统主义者身份的缘故，他所感兴趣的，更多的是法西斯主义社会政策恐怖性的秩序效果，学习后在中国实行的，却是中国古以有之的保甲制度和浸透武化内涵的卫教合一政策。这种法西斯与中国传统霸道结合生出的怪胎，虽然在恐怖高压之下能收到一时的震慑效果，但就长期的社会治理而言却无疑是饮鸩止渴，这样一种社会政策无疑是慢性自杀政策，保甲制度使清末以来兴起的武化豪绅跋扈统治合法化，宗法网络与行政网络在非正常的武力背景下高度结合，导致社会财富或集中于官僚资本，或耗于内战。或中饱于官吏和劣绅，不仅使农村中的新型生产关系无从发展反而加剧了贫困化、破产化，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这种法西斯统治激起的普遍不满情绪，构成了蒋介石苦心建立的社会“礼治”与“秩序”最终瓦解的社会背景。
3、宗教观
蒋介石狂热地鼓吹传统文化，同时又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这也许又是传统政治文化畸变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然而综观蒋介石的一生，应该说他对于宗教，尤其是他信奉的基督教，仍然是一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儒家观念，传统人格中功利性的宗教取向，左右了他的整个宗教观。
据说，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笃信佛教，而且颇通佛理，对蒋介石童年影响最大的蒋母，也是一个天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蒋的挚友戴季陶，也是一个精于佛学的好佛之士，蒋自己早年也曾研习佛经，在失意的时候甚至动过出家当和尚的念头。应该说，佛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中，儒家的伦理信条，可以说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佛教思想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仅仅从蒋对王阳明的崇拜之中可以间接地得到某些反映，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佛老之学一向为传统士大夫归隐的退路，而始终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蒋介石自然没有可能分心于此。
后来，出于政治利益，以与宋家攀亲为契机，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尽管受了洗礼，读了圣经，可基督教主义对他思想的影响比之于四书五经仍有天壤之别。
然而，既是军阀，既是统治者，对宗教这种具有强烈的麻痹和维系功能的社会现象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蒋介石作为后来者，也作为一个深通中国文化的统治者，他深知佛教的疲软，道教的落后，和下层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与隔膜。所以他不象冯玉祥和唐生智，更不象刘湘，直接把宗教当成笼入的网罩，蒋介石有一个主义，虽然是有名无实、偷天换日的主义，还有一个庞杂变质却是孙中山遗下的党，所以说，宗教只能算作蒋介石维系意识拼盘上的一点佐料。
蒋介石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以功利动机为起始的。为了与孙中山攀上亲和与欧化的中国人阶层牵上瓜葛，蒋几费周章于1927年10月与宋美龄订婚并宣布改奉基督教。其后扭捏了三年之久，终于在一次功利原因之下，正式受洗成了基督徒。在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中，记载了宋家好友江长川牧师有关蒋介石领洗的一段回忆：“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对中央政府间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固使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使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而后，江牧师从美国回来，遂被邀为蒋介石主持了洗礼。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遇险是真，但却并非靠了上帝的保佑降下大雪得以幸免。这种说法，无非是蒋介石和他的左右造出来的神话，与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帝王历险得神保佑的神话一样，无非是说明他蒋介石受命于天，有神相助，只不过这回的神换了国籍而已。蒋介石这种领洗的原因，虽然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也蒙住了江牧师，但却很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宗教的观念：有用才信。
在蒋介石看来，基督教至少有两样好处，第一是可以要大家学习儒家面孔而且党化的耶稣的形象和精神。蒋介石认为，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也是社会革命的导师，还是宗教革命的导师。“耶稣因为要尽他这个救人、救世的天职，所以他立定坚韧不拔的志愿，屹然不动的信仰，抱定杀身成仁的精神，不惜‘牺牲’一切，发扬他大无畏的精神，奋斗到底，虽到了十字架上，受尽无上的痛苦，他仍旧是处之如常，毫无难色，尤其是他对于主义与职务之忠诚，和对他亲友与同志之宽恕，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忠恕精神，尤为难能可贵。”什么“对主义与职务之忠诚”，什么“对亲友与同志之宽恕”，还有什么坚定的信仰，成仁的精神，这哪里说的是耶稣，明明在颂扬一位他手下并不存在的所谓忠勇之士。基督世界伟大无上的救主就这样被易容为他蒋某人的部下，一个尽忠于主义，尽忠于党，尽忠于他领袖的楷模。
基督教的第二种好处是可以借此培养“信仰心”。蒋介石一直迫不急待地要人们信仰他，尽管使尽了手腕，费尽了口舌，但始终成效不大，所以他想借基督教达到这一目的。在蒋介石统治下，在官方场合，基督教一直很吃香。蒋介石认为：“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对其革命主义，不能无宗教式之信仰，否则无论大小事业，皆无所成就。”又说：“我们整个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而其中蒋介石所期待的“信仰心”，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亦就是最大的力量，这实在是我们克服一切罪恶的主要活力。耶稣基督说：“你们只要有如芥子一样的信心，你们的力量就可以移山倒海”。当然，基督教强调人的信仰心不假，因它的教义之一就是人因信（上帝、耶稣）而得救，后来经路德的阐述，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因信称义”。然而，在这里，蒋介石却作了一点小小的偷换和含混，基督教的信仰心是让人信上帝，信救主耶稣，蒋介石却借宗教建立对他个人的信仰，而且还要绝对无条件地虔诚。据说，只要“能用基督教的信仰的目光去观察世界，那么我们所见的混乱与黑暗的现象，立时可显现为光明了”。无论是迭吃败仗还是一粒大米用成捆的钞标去换，统统不要紧，只要信仰他蒋某人坚定不移，“立时可显现为光明”的。他简直成了百求百应的观世音或《新约》里那个到哪儿哪里出现奇迹的耶稣。
或许是耶稣离中国太远了，或是上帝厌倦了蒋介石那副现拜现得利的势利面孔，所以虽然蒋介石后来“修道读经，靡日或间”，信教之心愈老弥笃，但终归没有什么神迹来挽救他和他的集团没落的命运。
Ⅲ 蒋介石的维系教育观
蒋介石的教育观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涉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军队教育甚至家庭教育。然而其精髓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依附道德的培养。他认为军队教育要以四维为中心原则，大骂现时的学校教育是亡国的教育，因为“不知道中国民族固有德性、智能和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他们不务实际，专求时髦的学问，将许多外国的学说搬了进来。”他甚至认为康熙时的“圣谕广训”那种充斥腐朽封建说教的东西，仍可以作为当今国民教育即社会教育的“适宜的准则”。所以说。蒋介石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教化，道德的教化。通过道德的灌输和内修，达到奴才的道德境界。
1、修身论
自董仲舒独尊儒术，历代皇帝都把教化视为保命的救符，看得很重，然而只有理学的出现，教化才算真正的深入。一方面平话与戏曲的流行，使忠臣义子成为老百姓的口碑，另一方面儒教从禅宗借来的功夫——道德的内修与解悟，则使人们全身心都成了礼教的奴隶。
在蒋介石看来，教育首要的意义和内容在修身，他认为“古人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一般普通国民修身的格言？’修身对老百姓而言，就是要修成规规矩矩的木头人。
修身的前提在于性善，只有认定人性本源是善的，才有修的可能，因此许许多多封建统治者和军阀都是性善论者，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认为“人类的天性无不是善的，无论那一个人的本心，都是向善，愿意做好人的。”然而，他们又不是真正的性善论者，尤其是处于秩序紊乱、道德论丧时代的军阀，从他们嘴里说出的“人之初性本善”更不太可能是由衷之言。他们所谓的性善，无非是想让人们相信，每个人，即使是激烈反对他们的人，都是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忠臣和顺民，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忠顺和善良的，就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内蕴。所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服从他不过意味着服从你自己，服从你的本性，服从你自己的人格罢了。经如此这般的转折，忠孝仁义这种利他道德，变成了利己道德。从军阀的本意，或许以为这样一来更易为人所接受。
由性善论的前提出发，蒋介石几乎一丝不错地踏着二程和朱熹的脚印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归宿：“所贵乎教育者，就先要使他能启发其天性，培养其善念，使能摒除一切声、色、货、利、骄、奢、淫、逸等后天与环境的习染，做一个本色的人，纯洁的人，亦即真正的人。”而实现这种归宿，完成人性复归的途径，就是四书上的“大学之道”，因为“一部大学，就是孔子所讲为学做事，成德立业的科学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开展的系统理论，实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学的遗教”，而大学之道“其中最重要的，最高深的，便是大学上的几句话：“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蒋介石还说：“我们要完成革命，就要先懂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先要知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方法，而止于至善的方法，更须体会‘知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效用。”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格致诚正的梯阶，依次达到知定静安的境界，最终止于至善，实现依附道德的最佳情境。所谓大学之道总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修身。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格致诚正修养治平的最要紧的道理就是修养，如果自己不能修身，对于党国不忠实，对于上官不精诚，对于部下不亲爱，这样的人，仅是想自私自利，就是不能修身的人；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革命治国的！所以大学里讲的政治哲学基础，讲到后来，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就是从本身做起”。
所以，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频繁的纪念周，有没完没了的静默自省，军人每天都要反省什么：对主义之忠诚，对党国之负责，对统帅之信仰，对上官之服从。蒋介石还要求他的部下们树立自己修身建德的楷模；近世除总理外，以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顾亭林诸氏最足崇敬。应注意各人著作，无须注重各人所处时代背景与人格”。其实最为蒋介石佩服的还是曾国藩，不仅因为此老讨平了太平天国，能给蒋介石某些启迪，关键的是曾国藩的所谓修身功夫，足以为麾下高级将领效法，曾国藩“切实做到了中庸所说的‘戒慎乎其所不靓，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微乎微，故君子慎独也’的儿句话。我们细察曾文正的一生，可以说很得力于这种慎独的功夫；他无论什么事情，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都要问得自己的良心过，惟恐有亏于心，所以他在‘礼以养心’的箴言内，曾云：‘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此可知他的成就，全在于能克已，在于能自反。”
从老百姓的“非礼勿动，”到高级将领的“慎独”，修身之道可谓齐备了。
2、两教论
要大家三省五省地“修身，”不但一般人没有这分耐心，恐怕连蒋介石的亲信也未必有这份“格致诚正”的闲情。所以尽管蒋某人喊破了嗓子，尽管都会在做“纪念周”时装样子，都会象念经一般背诵“总理遗嘱”，但真正修身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所以蒋介石觉得非来点外在的“教”与“育”不可，由此生出了拆字游戏一般的“两教论”。蒋介石认为，教育实际上应包含教与育这双重内涵，教是指教训，应该以灌输“礼义廉耻为中心”；育指保育，应以“食衣住行为基本”，也就是说要象保姆那样，从衣食住行教起，使之达到合乎礼义廉耻的目的。
关于“教训”，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作指导，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三民主义，也就是礼义廉耻的“四维”，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我们现在没有君，当然谈不上‘忠君’，但是我们是以党治国，党就是国家一个最高的组织，也就是国家一切权力与全国国民的信仰和精神之所归宿。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口号，是为救国复兴的根本精神，和今后一切教育的主旨，就是‘忠党爱国’。接着，好象怕别人不明，他又说：“在团长（蒋介石时兼庐山训练团的团长）现在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不仅是你们的最高上官，同时又是你们亲切的师长，如果我是忠党爱国，大公无私，当然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军人应该服从我”。一切教育的主旨，中心思想，就是忠蒋的思想。
其次，关于“教训”的形式，蒋介石认为第一步进行宣传，搞精神讲话，因为“宣传就是教育，我们以后要造就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都不能不从宣传人手。”要随时随地“讲演我们党的主义，政府的命令，和现在的时局情形，使他们明白党的主义，革命的意义。”而且，还要特别注意所谓宣传的神秘性，也就是说，在宣传某个人物的时候，用各种方法来提高他的信誉与声望，“说得他如同一个神仙一样”，当然，这个人物自然非他蒋介石莫属，也就是说宣传要达到神化蒋介石的目的。
第二步要在潜移默化上下功夫。蒋介石不无神秘地说：“中国政治学家常用‘潜移默化’四个字，这四个字固然也有很大的毛病，但在政治上稍有手腕的人，无论对部下或对上官，总是选择机会，适用时机，可以讲话的时候便讲话，不可以讲话的时候就不讲，他这样的行动和态度，却可以使得上官和部下在无形中间，不用讲话，不动声色，而使他们的习惯改变过来”。蒋介石所谓的“潜移默化”实际上就是耍政治手腕和权术，显然，这样的教育或者宣传无疑意味着欺骗。
第三步是要用教育者的人格进行感化。蒋介石说：“拿我们的人格来感化每一个部下，使部下的心和我们做长官的心感通融结，而成为一体，这决不是多发几块钱，多施一点惠，或放宽一点，随便可以收买得到的。”人格感化，就意味着教训别人的人首先以身作则，各级官长要以身作则，率先作忠于蒋介石的表率，实践礼义廉耻，这样做会使整个集团更加牢固。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稳了兵自然会稳。
关于“保育”，蒋介石的意思是象保姆带小孩一样，从吃饭穿衣带起、教起，把受教对象育成成人——合乎统治需要的人。蒋介石为什么会对保姆的行当发生了兴趣，一连叠声地嚷起什么“保育”来了呢？这是因为他不知怎么一来就有了一个不是发现的发现：“你看普通人无论父母怎么骂，怎么打，儿女那里有怨恨他的父母，或是离开他的父母而自己先逃的？这是什么原因？没有旁的，就是因为父母生了儿女以后，教他吃饭，教他穿衣，教他如何走路，教他一切的言行，因此儿女与父母除先天的血统关系以外，更因后天的养育，而发生了一种固结不解的感情。”原来“育”有利于维系。所以当官的不但要教，而且要从生活方面进行养育和保育，从吃饭穿衣甚至叠被铺床教起，务必使老百姓和普通士兵规规矩矩地走路，规规矩矩地说话，规规矩矩地做一切事情，完成“从实际的基本生活，即食、衣、住、行几项起，实践礼、义、廉、耻，做一个完全的人”的过程。蒋介石大张旗鼓张罗了许多年的“新生活”运动，从教育的角度说，就是一种“从食衣住行达到礼义廉耻的保育运动”。蒋介石想通过这种“保育”，把他的道德教化渗入于社会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之中，使日常行为与道德行为发生直接联系。贯道德准则于日常行为之中。
然而，尽管蒋介石几乎把道德灌输与培养视为与教育的同义语，但他的政府和军队却在厉行着另一种的“人格感化”，忠于个人往往和腐化和贪婪相关连，品德的清廉却往往为统治者放心不下，封建体系的维系规律，就是这样演出着自己的二律背反。
人为地设计一种板核程序化的生活模式令老百姓遵行，到不失为独裁者的一种美妙玄想，然而无论花多大气力去教育，这种努力在本来就千差万别并带有巨大惯性的社会生活中除了化为泡影外，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煞有介事的“新生活运动”，就如冯玉祥鄙夷的那样：“只不过多添一种官样文章而已”。①（《冯玉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3、武化论
军国主义在多事多难的近代中国，是以一代精英的弃文习武，一代风气的重武轻文开始，以几代军阀肆虐为终结的，影响深远波及甚广的社会思潮。它最初的信奉者，多半为在列强凌辱下矢志雪耻的爱国志士，然而，思潮的演进却远离了信奉者的初旨，除了导致中国大地刀兵纵横和暴虐的，军人专制外，留下的只是国愈弱、耻愈深的残局。
蒋介石当年也曾是千万个投笔从戎，幻想军事救国的热血青年之一，为学得一点可怜的军事知识，而日复一日地爬冰卧雪，刷洗马匹，忍受老兵的虐待和军官的责骂。也曾真诚地相信日本的武士道和普鲁士的尚武精神，能使中国由弱转强。然而，当他真的拥有权力，可以在全国推行所谓“军国民教育”，提倡“铁血”精神的时候，他所推行和提倡的，已经和当年的初衷有了天壤之别，内容与形式均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国主义的武化教育，成为蒋介石强化反动统治，严格对军队控制，造就无头脑的战争机器的反动措施之一。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尽管对西方民主思潮颇有反感，但对西方世界残暴和非人道的思想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无一不是蒋介石着目的对象，他认为中国民族有三大弱点：“第一，不肯守秩序，守法律，而且对内没有服从性，不肯听党的命令；第二，光是消极的抵制，而无积极作为的能力，亦不肯积极的进行；第三，就是怕外国人”。所以就得加强一点军事化教育，培养组织和服从气质，以西方极权主义精神来改善中国国民素质。当然，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毕竟是道学面孔的蒋介石，即使他喜爱的“西学”也要中国化，儒家化一下才能从他嘴角冒出来。
正象历代统治者总是不断给孔子变换“行头”一样，蒋介石扮出了一个军国主义面目的孔子，硬把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发明权派给孔子。他认为：“我们今后一切的教育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我们救国民教育。亦就是‘军国民教育’。”进一步，“什么叫军国民教育呢？照从前德国俾士麦宰相说的，所谓‘铁与血’为军国民教育的精神；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古来军国民教育不仅是‘铁与血’，还是重在‘武德’与‘武艺’，这才是完全的军国民教育。”蒋介石认为，这种完全的军国民教育就是孔子的“六艺教育”，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按蒋介石的诠释：“礼即处事 ，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是礼义廉耻之礼，是合乎义理之礼；乐指音乐，具体地说指国歌，党歌的演唱；射指射击，也含有锻炼精神养性的意思；御，古代指驾车，今天为开汽车；书指书写；数即计算。六艺教育即这六项技能的培养，因而蒋介石断言，“所以我说孔子的教育，完全是文武合一，才德兼修的军国民教育。”还说：“我们中国从前的教育，有六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无论那个人，从小到老，没有不是在这‘六艺’上用功，以求精进。现在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干部，要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我以为还是要注意这六件事”。在这里，我们不能怪蒋介石削足适履地把孔夫子硬塞进“军国民教育”这只鞋里，也用不着与他争辩孔子的六艺教育原本就是一种贵族教育，根本扯不到“无论那个人”更谈不上“从小到老”。蒋介石在所谓“军国民教育”中强调的是“武德”，把孔子扯进来也就是要强调“武德”。武德之中“礼”当先，因为“无论孔子讲六艺，与管子倡四维，都以礼为首，可见礼是为学与做人的第一要件，亦即基本教育之中心，至于书数之学术，还在最后，乃为技艺之末。”礼就是秩序，武化的目的，就要国人都象军队那样听令守礼。武德的精神为“严”字，蒋介石说：“因为‘严’字是维持军队本身生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普通人要想做成一个正正堂堂的人，也不能离开‘严’字，无论个人的言行举止，无论处世接物或统带部下，都不能不整肃严明。否则，遇事苟且糊涂，或宽假姑息，结果便不免于纷乱，以至于败亡。”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由“严”而致“礼”的武化教育，就是为了免于“纷乱”而“败亡”。
Ⅳ 蒋介石的维系伦理观
中国传统政治是伦理型政治，谈政治涉及伦理，谈伦理又关联政治，五伦之中，政治关系的君臣与伦理关系的父子掺合在一起，君臣之忠与父子之孝也成了一义的两面，道德的说教往往淹没了政治的意图，统治者们花在道德体系的建设与修补的气力常常比用在施政上的大得多。以传统文化嫡传自居的蒋介石，自然也跳不出这个窠臼，他认定：“政治条件虽然包含着军事、经济、文化的种种，但政治的基础，实在是建筑在伦理上面，这样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亦最为完善的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作为政治理论基础的伦理观是一副什么样子。
1、结构论
以君臣父子为主干的封建伦理关系，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依据，伦理关系的排列结构，本身就蕴含着纲常礼教的指向。中国传统伦理理论中的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亦称五伦）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概念，它既包含了传统伦理的道德符号，仁义礼智信，又是一种搭接政治与伦理关系的伦序。这个伦序和附着其上的道德符号，多少年来，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地震水灾，始终作为一种超稳定的内在社会结构留存下来。
作为近代一系列欧化过程的一个转折，辛亥革命打散了这个古老长寿的伦序，引入的欧化政体再也没了王权的位置，虽然在此后的38年里，不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老百姓的心理亡，事实上的“皇帝”并没消失，甚至还正正经经地演过两次“皇帝”闹剧，然而“君”的名份连同这个名份上的光晕却永远地在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了。大大小小强梁的土皇帝，在抄“家谱”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会感到某种莫名的缺憾，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愚蠢的，就妄想用再温帝王梦的行动来填补它；聪明的，往往在“君臣”的词义上作文章。我们曾提到过吴佩孚的妙作，然而，跟蒋介石比起来，吴的努力只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
伦理是什么？蒋介石认为，伦理“照中国文字的本义说：‘伦’就是类，‘理’就是纹理；引伸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条理。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这中间包括分子对群体的关系，分子与分子间相互的关系，亦即是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应当怎么样，阐明他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定行为的标准”。好一个冗长罗嗦的定义！简单点说，不过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行为标准罢了。关键是这个标准住哪里，这关系列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架构伦理的结构。蒋介石对发霉的故纸堆一向有不懈的兴趣，不要嫌物色旧，蒋介石说：“人凡古朽，它的伦理很多，并且有许多古词，今门看之，不免带有封建意味，但其中关于政治伦理一般的原则，是不会变的”。又说“你们去读这些书时，一定看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名词很多，一般唯物论者就专门从这些字眼上来批评，殊不知道现在的书，许多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所以天下之至理，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垂诸百世而不变。”
四海皆准百世不变的天下至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或曰五常）。也就是中国传统伦理和蒋介石伦理的基本结构。蒋介石认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精要在于五达道——这就是五伦；实在是阐明人生个人对于其他份子的正当关系而课以积极责任的教条，也可以说是规定群己关系的标准。”
首先，“五论中的君臣关系，表面上看，现在似已过去不适用，但实际在解释上不可拘泥于一义”。按蒋的意思，“君”的含义是可以含混一点的，“不外是所尊敬所寄托的意思”或“乃是指居统率地位的人而言”。如果叫起真来，拿到台面上去，就可以说君臣关系“就是国民对国家（国民是臣，国家是君）或公务员对国民（公务员是臣，国民是君）的关系。”然而国家的象征是他蒋介石，国民的代表也是他蒋介石，所以实际上，按他蒋介石的道理，国民和“公务员”（各级官吏和部将）都是他的臣，都“应当贯彻以忠的精神”，甚至“象欧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璧那样普照于天下。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①（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虽然有一点小小的转折，君臣天系还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了，关键在于“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
其次，“至于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关系，虽不必如宗法时代那样规定的呆板，但家齐为国治之本，在责任观念上并没有今古的不问”，特别是“子弟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责任，和你们在国家的地位与责任，虽有范围广狭之不同，其中道理并无二致。”虽说到了“民国”时代，但子弟也只好听命于父权，妇女也只好俯首于夫权，满足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因为“未有不孝于家而能忠于国者”，故尔“女子与小人”就只好委屈一点喽。
五伦的前四伦都刻板地依着古训，到第五伦，蒋介石突然“宽松”起来：“朋友一伦则应推而广之为对同志、对同胞的关系，而应贯以信义仁爱和平的精神，竭力尽互助、互信、生死、患难与共的本份。”五伦中朋友一伦，实际上是乡土意以往典籍文化中的投影，它没有服从义务，也较少等级色彩，对蒋介石来说，这一伦可以用来协调集团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群育”的某种精神。
理顺封建伦理结构，是蒋介石所谓“伦理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把原有的传统伦理结构关系进行一番保存精神，改换名词的修补与重组，蒋记依附道德理论就可以依此陡升了。
2、四维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一句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格言，终蒋之世，他的著述、演讲、文告乃至家书，至少一半以上都带有“四维”字样。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原来就是因为有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就是所谓人性，如果丧失了这个人性，不能实实在在做到礼义廉耻，那就是所谓衣冠禽兽，与一般禽兽没有分别，”四维不张，非但国将不国，而且人将不人了，真是非同小可。
“四维”的说法见之于《管子》，《管子》所谓的礼义廉耻四维，与儒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的后四德不同，不是一种纯伦理范畴的德行，而主要是四种统治效应，着眼点在利；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张四维关键在从民之四欲，佚民，富民，安民，育民。而蒋介石嘴里的四维，则完全是一种道学化的四维，他一反管子之道以为：“盖有‘礼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仓廪不实，可以人力实之。”他的四维，其实是“四德”，是某种统摄兼容所有儒家儒行的“简单明切”的概括。蒋介石认为：“其实无论‘礼义廉耻’，无论‘孝弟忠信’，无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是‘智信仁勇严’，虽然德目之多寡，与文字之标示各不相同，而其所指之真实意义，都是互相包涵，互相关连，可以彼此发明，贯通一致的”。“四维”不过是蒋介石最感兴趣的道德符号而已，因为“维”的说法实在是形象极了，蒋介石也许就是想用这种无形的“维”，把他的党国“维”住。
“礼”为四维之首，也是蒋介石最在乎的一种德行。在他看来，“这礼义廉耻四字，古人安排的前后次序，不是随便的，其所以要讲礼，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礼节，决不会有义气，没有义气的人，更不会有廉耻。”而且“‘礼义廉耻’的四维，是以礼为首要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也是以‘礼’为中心”。“礼”是什么？蒋介石有一番洋洋洒洒的论述：
照我的见解，所谓“礼”其实就是“信”，“信”包含“诚实-准确-信义”诸义。先讲“诚”字，古人真心诚意，首先要做检察身、心的功夫，所谓居敬存诚，实际只是一件事。而居敬的功夫，始于个人生活以及动止仪容，不论群居独处，必使一切皆合于礼，礼主于敬，由敬而至于诚，然后方见得金石为开的至诚。守礼的人，必定是俯仰无愧，诚笃不欺。这是从个人修省方面讲，再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切伦理制度来说； 所谓“礼仪”“礼节”和“礼法”，实行时必须有‘诚实’的心思。准确的仪式和丝毫不能苟且的节度。所以我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因此我们亦可洗礼是共守的轨范，也是信义的基础。世界上断没有重礼的人而不信于朋友或不重视其然诺的。所以讲“礼”的人一定有“信义”，有“信义”的人一定能守礼。
这一通穿凿附会的强拉硬扯，实在让人们如坠入十里雾中，不知道“礼”到底变成了什么，然而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蒋介石这种随心所欲的论理作风，只要硬着头皮，按蒋某人不是道理的道理，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点关于“礼”的含义的线索。
其一，“礼”包含有“处事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的意思，所谓礼节是也；其二，礼必有礼的形式，礼的仪程，所谓礼仪是也；其三，礼意味着社会的秩序，等级差序的和谐，即礼法是也。用蒋介石的比喻就是，士兵见了官长要敬礼，这属于态度和规矩，敬礼的标准和程式，属于礼的形式，敬礼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军队上下秩序的稳定。“社会、国家无礼，便要成为无秩序，无组织的腐败社会和纷乱的国家。”所以“对一切礼仪节度，必须妥慎小心，不可稍有紊乱疏忽”。要以所谓“金石为开的至诚”精神贯穿“礼”的始终，“做到无论饮食起居，言语举止，无时无地不是有规矩、守秩序，每天十十四小时的生活，无不在礼中。如果我们有一时一刻不小守礼，家庭、学校、军队，乃至社会，国家就要乱起来。”如果不小心睡觉做了个荒唐梦，或者蹬翻了被子，行违“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无不在礼中”的教诲，那也真说不定“家庭、学校、军队、乃至社会国家”会乱将起来。
“礼”可算作蒋介石道德库中的第一宝，“何者为礼，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上，克敦伦纪。”只要礼行天下，包管万事如意。
“义”足什么？蒋介石先说：“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后来又说：“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也曾说：“‘礼义廉耻’的‘义’，就址‘智仁勇’的‘仁’”。这三者恰好显示出蒋介石“义”的界说的三个层面。其一，“古人说：‘义者，宜也，行而宜之谓义’”有宜的行为就是义。其二，什么叫有宜的行为呢？就是所谓“舍己利他”和“献身为公”的行为。其三，利他献身的动机来源于“仁”，“群体是靠互助来维系的。互助的行为就是“义”，而互助的动机则是发乎“仁”。世上通行的名词所谓义勇、义侠和义务，无不是指牺牲自己以利他，而利他之心是由仁发生的。在一片“利他”“为公”“献身”“牺牲”的高尚润藻中，我们不要忘了“义”这种德目所附丽的伦理骨架，在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伦理结构中，“义”既不可能是下层民众热衷的信义，也不可能是江湖之徒崇尚的侠义，只能是所谓的“君臣大义”。蒋介石要人们所“利”的“他”和为之牺牲的“公”，只能是他自己和他的集团。
“廉”是蒋介石认为最不容易解释的一种德目。按他的意思，“廉”的主要含义不是廉洁和清廉，而是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智”。他认为：“‘廉’字在我国文字上，最初的用法是‘堂廉’的廉字，其意义为‘侧隅’，我们更常常看到有‘砥砺廉隅’的一句话，这里所说的‘廉’，最初是指堂之侧边，引伸起来便是‘棱角’，作动词用便是‘明察’，后来的用法，则包括棱角分明，界限清晰，公私厘然，邪正有别诸种意思。”这一连串的字义考据，引出的结论就是：“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辨别什么？辨邪：辨是作，合乎礼义者为是，反乎礼义者为非。
文字是表征人类文明的符号，随着文明的进化，符号也随之流动，一词一字总要有旧义死去新义再生，这是文字学起码的常识。蒋介石放着明明白白的今义不用，非要咬文嚼字去卖弄学问，自然是他老先生嗜痂有瘾，好古成癖，确也说明他所提倡的“廉”，并不住于为政与为人的清廉，而是要人们具有所谓的明辨之智，以免认错了效忠对象，进而“辨别是非，力排谬说”，抵制共产主义和一切不合蒋介石胃口的“谬说”。
最后，“耻”是什么？蒋介石认为这个德目的意思格外明白：“‘耻’就是‘勇’，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因为有耻的人一定有‘耻不若人’的觉悟，一定有刻苦奋斗的勇气，一定有牺牲敢死的决心！”所以说，强调“耻”，知耻，就是要人们为他和他的集团卖命；“耻不若人”地争先向前，剿灭共产主义和一切异己势力，凡是被红军俘虏生还的人，尽属于不知耻之列，统统要飨以毛瑟，“耻”变成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催命符。
对“礼义廉耻”的提侣，是蒋介石刻意对付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教化与“救时”药方。经过庐山训练的有组织灌输“新生活”运动的鼓噪，一时甚嚣尘上。然而，这么发霉的陈方古药治不了他的病入膏肓之躯，过份的道德鼓吹与鼓吹者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反而导致与倡导者初衷相反的效果。
3、气节论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一种普适性的道德圭臬。那么气节则是针对军人尤其是将领的道德要求。
蒋介石对气节的强调与四维差不多，他认为：“军人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有气节，没有气节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禽兽！”当然，没有气节就意味着“变节”投向他人，这对于军事集团来说，确是致命之伤，无怪乎蒋老先生一张口就大骂“禽兽”，“因为气节之重要如此，所以古人头可断，骨可碎，而此志不可夺；所以胡文忠讲：‘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即将领以气节为主，而以志向来率领一切行动，这些道理，不仅各官长要知道，就是一般士兵也要知道。”
气节之气为忠义之气，蒋介石一再宣扬：他的力量，“并不系于武器的多少，而在乎精神的强弱，人格的高低；在乎我们有没有一股忠义之气，能够同生共死！”对于部下来说．发扬忠义之气就是要与上司共生死，而他蒋介石当年上永丰舰就是为了与领袖同死，而“激扬忠义，发扬正气”，因为“要晓得上官一分的耻辱，就是我们部下十分的耻辱；上官一分的危难，就是我们部下十分的责任！”所以他蒋介石才“觉得领袖统帅蒙难被困，是我部下最大的耻辱，如果我们是有良心的血性的部下，至少要都与领袖上官去同生死。”由此观之，蒋介石所谓的忠义之气，实际上是传统封建道德“主危臣死”说教和封建帮会“同生共死”义气的混合，前者为臣属的单向责任感，后者为大致对等的道义交换，两者的畸形结合，反映了蒋介石自身素质的复杂性。
与忠义之气相应，蒋介石的“节”也是忠贞之节，知耻之节，他非常推崇朱熹的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凡是跟了他的人，都要以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精神，严守节操。在他看来，胡林翼所谓“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止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之语，成为军人唯一之宝鉴。守节，第一要附“得”其人，就要跟对丁人，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跟着他蒋介石；第二要坚定不移，不得中道换主人；第三，打起仗来要不成功便成仁，“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蒋介石之所以卖力地鼓吹气节，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的军队士气之低，叛降之众，尤其是在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时，雪崩式的“变节”常常使其穷于招架。尽管蒋介石的集团既有“主义”又有党，但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军队依旧弥散着“苟安偷生，得饷谋生”的习气，比其他军阀也好不了多少，这种军阀先天的痼疾，救助于“气节”自然也难以奏效。
Ⅴ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
政治哲学理论，是蒋介石维系意识的理论根基，蒋介石对他的部下曾说过：“你们如果要革命，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失败、困难、疑怨、毁谤的时候，要都不致于动摇的话，那就要确定你们革命的人生观，而要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就先要有革命哲学来做基础，有革命哲学的基础，才能心意安定，临难不苟，至死不变的来革命，如果革命党员没有哲学的基础，遇到危险困难失败或疑谤从集的时候，你就会随时可以灰心，随时变节，甚至朝秦暮楚，随时可以使得革命的人格堕落，所以我们不怕革命失败，也不怕环境险恶，只怕自己把握不住，凡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没有哲学基础做我们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的缘故”。如果我们恰如其份地把上述言论中的“革命”理解为“跟着蒋介石干”，那么可以说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叫维系哲学，维系哲学理论的用途、目的。这种哲学是一种使人能自我把握得住，进而让蒋介石也把握得住的意识根底。
1、心意论
几乎所有稍通文墨的军阀都对王守仁的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冯玉祥如此，吴佩孚如此，阎锡山如此，接至连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刘湘也会摆几本《王文成公全书》装样。当然其中不乏附庸风雅的装懂者，然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军阀的哲学观，都或多少地有王学（或称刚明学）的影子。蒋介石也是一个阳明学的热心者，据他自己讲，他十八岁时，最爱读的三本书中就有王守仁的《传习录》。
蒋介石最得王学心传的是他的“心意哲学观”。这是一种讨论人的形神关系的基本限制在人的世界的体用哲学观点。
首先，蒋介石把人的世界分为精神与物质两大块，前者包括人的思维能力，建构认知框架的能力，甚至于人之所以为活物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感知世界，采取行动，完全由人的精神世界所决定。人的物质世界完全是受精神世界支配的被动体，他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之间，自然有一种向上的，为他的活动。这活动是起于心意，而著于事物，一天二十四点钟，我们的心意没有一时一刻不与事物接触，我们要认识事物，就不能离开心意——就是精神。一个人离开了心意，没有精神，便成了一个死的躯壳，一个人成了一个死的躯壳，那还有什么作用，更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所以一个人有心意就有活动，而活动必须要是向上的为他的活动，从这向上的为他的活动，造成一种事业，就完成了一个人。”蒋介石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人的精神世界事实上与物质世界是不可分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的精神能力，本身就是物质的产物，人的思维功能和认识功能也是在内部与外部物质世界的参予下实现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其物体载体——形骸器官的完好与损坏（死亡），而不是相反。蒋介石在这里制造的是一种精神决定论，这种理论至少在人的世界里承认精神是第一位的，是这个世界的本体。
其次，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在精神世界诸因素中，意志是决定性的。这里，他将意志说成是“意会”，实际上是指行为动机，也就是人的行为意志。他认为：“如果离开了意念，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心理起一个叛变念头，就立刻可成为反革命。又如我们晓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国大纲所定的原则去做，但是为了权利一念的蔽惑，或为投机取巧之计，来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放弃总理所定的原则， 只争个人权利，不管党国存亡与革命的成败，这就是由心意便牵累到事物。”照这种说法，人的感知、情绪、思维推理诸因素都受人的行为动机所支配，甚至为人的理性功能所认可的行为，只要一念忽动，就可以完全推翻，人完全为非理性的意志所左右。
其实人采取某种行为的动机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成人来说，它既可为人的认知结构、价值体系所决定，也可能为某些瞬时性的外界刺激所激发，甚至可能是人的意识所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冲动所导致。然而对于人的重大和长期性行为而言，其行动意志是受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因素制约的，感性领域的意志，并不可能脱离人的理性功能。蒋介石所谓“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兴，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偶发性的冲动，在所谓“善行”方面，既不可能持久，当然更不能有什么大的效果。
其三，蒋介石认为意志的源泉在于人的良知和私欲，良知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善，私欲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恶。他认为：“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但每个人的“良知”又都被私欲包围着，要使良知发扬出来，就非得“革心”不可，“革命要从自己的心理，自己的精神革起来”，只要将一切私欲革除干净，所有行为动机自然都出自于良知，而良知又意味着蕴含四维和五常八德的天理，“只要我们自己一旦闻道，觉悟过来，就可以反身则诚，将这个天理发挥出来，将一切固有的德性实践起来，就可以恢复我们的灵魂，”自然不会“只争个人权利”，不听蒋介石的招呼；自然不会“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对蒋某人不利；更不会“起一个叛变的念头”而成为“反革命”。
其四，由良知所发的意志，不仅是一切“向上行为”的本源，而且是世界万事万物得以存在的本源，这意志就叫做“诚”，一种持久性的行为动机。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决心，“决心是什么呢？就是择善固执，就是古语所说的‘诚’”。而“有了诚，就只知道有公，不知道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去做，做到成功为止。”一句话“力行，就是诚之表现，”这里，意志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一旦沾惹上了它，就会象服了什么药物和患了什么病症一般为它所左右，不能自己。
为什么作为良知发出的意志竟会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因为这种意志乃是宇宙法则，天下至理，“诚者，天道也。”所以“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诚”不仅能决定人的世界的一切，而且能决定宇宙的一切，因人的心就等同于宇宙世界，而人心又由意志来主宰。“一切事物，都要靠我们心坎中的一个‘诚’字，然后事物才能发生，才能成功；否则必至一切属空虚，万物化为乌有。”大至天体运行，小如蜉蜉游生，如果“善”的意志不存，则尽属子虚乌有，至此蒋介石比王阳明走得更远，从心的本体跃进到意的本体，人的世界取代了物的世界。虽然在其中可以多少窥出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痕迹，而更多的是接近迷信、接近神学，从他所谓“善”的意志笼盖一切、决定一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
2、力行论
蒋介石堪称哲学上的怪物，有时候，他比王阳明走得还远，不仅把客观事物当成人的主观映象，甚至视为意志的弥散，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面目；有时，他也承认客观事物的实在性，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中间，终日因缘接触，都离不了事物。在心与物微妙的关系中间，承认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事实上、客观上来决定。蒋介石曾作过一联谶语式的对于：“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并说这就是他的“革命哲学”。其中“事物”与“心意”并论，点出了他哲学观上二元论的表征；而“研几”与“穷理”齐说（“几”与“理”同为规律之意）则道出了他熔朱熹王阳明为一炉的主客观唯心论混杂的认识论实质。
蒋介石所谓的“力行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
“力行哲学”来源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用‘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来阐明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
何谓“行”？在蒋介石的意中，“行”绝不仅仅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实践”，出于对文字学的嗜好，他首先告诉我们：行不是动。他认为，如果考察“行”的本义，我们就会发现“行”和“动”是有区别的，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单音字，所以一切名词多半是两个字连起来，所以日常说的“行动”，“实际这只是‘行’字”，“‘动’”并不就是‘行’，而‘行’则可包括某种的‘动’在内。行是经常的，动是临时的：行是必然的，动是偶然的；行是自发的，动则多半是他发的；行是应乎天理顺乎人情的，动是激于外力偶然突发的”。这里，我们不要嫌这种“昏热”的对仗多了一些，因为它毕竟告诉我们所谓“行”的某些哲学属性。“行”合乎道德规范，顺乎自然法则，源于“善”的意志，具有永恒性和必然性。
“行”是人生的日常活动，蒋介石认为：“我们经常生活的寝息食作，都可以包括于行的范围以内。”这里，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样，把人出于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视为“行”，似孙中山的“行”具有实践的意义，认为这类吃饭穿衣的“行”是“不知而行”的盲行，而蒋介石则主要把日常行为视为体验良知的入门，所谓“中国哲学入门应从洒扫、应对、进退教起，从饮食起居入手。”
“‘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与生俱来，“人生在孩提时，一出世就能啼笑饮食，稍为长大了，就知道视听言行，等到长成以后无分智愚，总是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换一句话说就是合乎人生的需要。这种种都是‘行’的表现，亦就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这里，蒋介石把人的动物本能与人的所谓“向上欲”都视为人的天性，视为“行”，“行”也就是良知良能的流露。
“行”是人生有目的性的现实活动，蒋介石虽然有时把人的吃饭睡觉，儿童的啼哭笑闹都视为“行”，但是他反复强调的却是“真正的行”要“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而且有‘反之于心而安’的自觉，它必然是正轨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继续不辍的”。他的意思，“行”就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在正轨上规规矩矩地“实干、硬干、苦干、快干”，即所谓力行。这种“行”并不具有认识世界、了悟真理的功能，仅仅属于经验论的感性经验的范畴，因为人只要在“先知先觉”预定的正轨上老老实实一丝不差地“行”就是了。
“‘行’就是人生”，因为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间，没有一天可脱离“行”的范围，可以说人是在“行”的中间成长，由“行”的中间而充实丁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圣贤英杰，革命志士，因为能有目的有决心的去行，所以能达到他们的志愿完成最高尚的人格，由行而充实、提高、完成人格，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行”就是致良知，而致良知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以行就是人生。
“行”包含着“知”，蒋介石认为，“通常往往将‘行动’二字和‘思维’相对立，或是和‘言论’相对于，其实广义的讲，所谓‘思维’和‘言论’，只是‘行’的过程，原是包括在‘行’的范围以内，而并不是列于‘行’以外的。”把思维活动也列为“行”的一种形式，无非是抄王阳明“知行合一”，用“意识化”了的“行”取代了王阳明那无所不包的“知”而已。
“行”包含着道德，蒋介石认为，行是无所不善的，“不仅要把力行二字，当做成功的因素，而且要把这两个字，做为道德标准，凡能够力行的人，才配做革命党员，才有革命的人格。“行”在这里是做为一种功利道德存在的，这种道德要求人们，除了听话守规矩外，还必须为集团卖命实干，这就是力行哲学背后的现实动机。
“行”包含着道德意志，蒋介石多次强调“笃行”，“力行”就是诚，反过来说，力行也可以说就是道德意志“诚”的弥散过程。所以“行”也可以说是宇宙法则，“所谓行，又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因为宇宙间最显著的现象，亦即是宇宙万象所由构成的就无过于天体运行。”“宇宙与人生，无时而不在行进之中。”
综合起来，结论是：蒋介石所谓的“行”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具体的行为，更没有特定的界说，是一种由人所产生，同时独立于人之外的肆行无忌的怪物。它是道德体验的过程，又是道德意志的弥散；它是超出人之外的宇宙法则，又是人的经验感知和具体活动：它意味着实践，也意味着感觉和思维，它明明把宇宙万物所有“活动”的现象全包括在内，却义明确地声明：行不是动，道德家的梦呓与阴阳家的谶记相互穿插；唯灵论的物具表象和经验论的感知经验并行不悖。在世界上，也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随心所欲，逻辑混乱的哲学了。
然而，蒋介行并没有发昏热，也根本不是一个妄想型的哲学家，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行论”，才能把内向的依附道德的体验与外向的为集团发展的具体行为结合起来，才能用王阳明的知行观偷换与王阳明性质完全相反的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而在哲学领域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虽然带有知行二元论的偏颇，然而他以“行先知后”和“行以致知”为核心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却强调了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实践的目的出发，说明了理性认识的决定性意义和认识过程的艰辛（知难），充满了唯物主义实践—一认识的精神，虽然存在否定后知后觉认识的必要性，和割裂认识与实践的不当，但是通观他的哲学观，却是知行并重，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实践的目的住于获取“真知”。也就是说他的知与行，是指的认识与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恰恰与孙中山的知行观相反，知行合一，其实是以知取代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阳明所谓的知不含有认识的意义，所谓的行也不包含有实践的意义。蒋介石一方面用王阳明阉割了孙中山的哲学原意，把孙中山意为实践的“行”偷换成王阳明的“知”，把“行”变成“致良知”的过程，变成一种主观道德的参验，自我道德根性的解悟。另一方面，把“行”当成了专为后知后觉们准备的“苦工”。如果说，孙中山由于知行二元论所导致的“知难”前提，作出了为了节省功夫和气力，后知后觉可以不必自己去“知”，只要跟着先知先觉们去“行”就可以了的结论，那么，到了蒋介石那里，所谓“一般同志”“知”的权利即认识事物的权利就完全被抹掉了。纵有所谓的“知”，也只是道德的内省和实用技术的熟习。如蒋的一位理论家所说，力行哲学的所谓“知”，“乃人生伦理之知，经世实学之知可见可闻之知，可行可为之知，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知，理非穷索冥想之知；故其知有止，止于善，止于行。非善弗知；非行费知，知其所当知，行其所当行”，无非是孔夫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循规蹈矩地去干，“知其当知，行其当行”否则就是“冥行”，“妄行”以至于“暴行”，“只是发于人欲的冲动或邪说的煽动”。所以，所谓“力行哲学”就是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要服从不得怀疑，只准卖命不得思索的奴隶哲学。
认识相实践又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用一个取代另一个意味着这个中介的全体消失。蒋介石恰是用—个取代另一个，在替代过程中抽掉这个中介的内涵，形成一种功利性极强的重在道德解悟和盲目苦行的实用哲学，这种哲学名符其实可以称为维系哲学，尽锋有孙中山的门面和王阳明的内核，它毕竟是一种既非孙也非王的东西。从哲学的根本意义上讲，它不过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
Ⅵ 蒋介石的维系文化观
蒋介石的一生是在文化冲突的旋涡中度过的一生。他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最大冲击，也体验到了传统文化衰落的最大悲哀。长期的军人生涯和曾国藩的影响，造就了他道学家冷峻的面孔、不羁的个性与对陆王心学的喜好，酿成了他自负的狂人气质。传统文化赋予他最多的是儒学气味，最少的是老庄风骨。在他身上，自大与自卑，崇实与尚虚，理想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两两对立而又和谐共存。历史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折腾了几个正反题的轮回：否定、肯定、再否定，民族文化的反思也在几十年的蹒跚之中深化到了一个相当的层次：思想意识。
然而，当历史的反思进入到这一层次时候，原来的思考却又会重新困扰着人们：振兴实业与改良精神的因果之争，先后之争，变成了那个古老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理难题。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唯智论的幽灵一直游荡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许多人对思想意识决定的预设深感兴趣，相信人的精神可以化为最终赶上，超过西方列强的物质力量，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精神的改造上，或寄情古代道德的复归，或着眼于西方精神的引入，在鸡先蛋先的争论中，不明而然地作出了习惯中性的结论。
蒋介石也是一个执拗的唯智论者，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依恋于传统道德的魅力，自负于民族的悠久历史。虽然，他清醒地感觉到东西方民族物质文明的优劣，国民素质的高下，但却牵强地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归咎于文化上无自信和道德的败坏，习俗的不良，他的文化观基本格调是复古和向后的，基本情感是自负与自卑的混杂，其内在动机则是为他架构集团道德提供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因此，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样一种文化观决定了他整个维系意识的大体走向。
1、本体论
多少年来，中国人，尤其是汉族士大夫们，固执着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一直坚信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之源泉，为人类文化之正宗，这种自我本位意识经过多少代的积淀，已经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形成固结不解的文化情结。
近代，这种文化上的自尊遭到了有力的挑战和嘲弄，悠久的文化传统既挡不住接二连三的精神屈辱，更挽不回源源被掠走的财富，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国土的割裂与沦亡。五千年根基的中国文化，无论物化形态还是精神内核都在新一代的“外夷”面前显得那么乏力和萎靡。
然而，这样一种尴尬而又严酷的现实，并没能冲融某些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自我本体情结，他们找出了种种托词和各式各样的解释，以消除这种尴尬所造成的心理失衡。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有时竟会被自己的臆造所感动，似乎真诚地相信了自己编出的“精神胜利式”的借口。在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那些看起来文化水准并不很高，文化素养并不甚深的军阀，他们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缠绵的恋人。当然，无可否认，在近代场景反复出现的复古和文化自负现象，不免纠葛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出于文化本位的冲动的爱国热忱，在思想上虽然落伍，但在民族情感上却无可厚非。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即便是某些军阀也会面临贯穿于近代始终的一大难题：在“学习西方”和“民族主义”的两难之境把握平衡。
蒋介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者、也是一个不那么太好的道学型的民族主义者，关键是：他是一个封建军阀，一个力图结束军阀历史的最后的军阀，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政府的代表。角色的规定，决定他有恢复民族自信义务的压力，蒋介石对付这种压力的措施主要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即为传统文化的难堪寻找开脱的托词。同时，为了他的统治需要，也是为了使他的集团道德有所附丽。他需要祭起传统的旗帜。这种托词和旗帜无疑适合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文化中心主义的心态，反映了某种普遍的文化意向。
托词之一：文化中衰说。
蒋介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价值也是资格最老的文化，可以作为今后世界大同的文化基础。然而，这样一种优秀的文化却在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了。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精华和灵魂的“孔子之道，至汉儒而支离，至宋儒而空虚”，既支离又空虚，结果便名存实亡，“中绝”了。到了明代王阳明那里虽然小小的复兴了一下子，却又为中国人自己所忽视和歪曲，反而让日本人偷了去。文化的精华既然中绝了，别的自然也就跟着完蛋，所以“中国固有文化的力量渐渐丧失，渐渐消灭”，以至于象戴季陶说的那样，国家和民族“乱于群胡，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清，在满清统治下二百多年，更一转而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①（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基础》，此话为蒋介石多次引证。）所以，中国文化近代的尴尬，并非是传统文化的无能和乏力，而是因为祖传的宝贝失传的缘故，而三民主义恰是继承了已经“中绝”了的道统，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今后只要信仰“三民主义”，中国固有文化力量自然又会恢复起来。
托词之二：文化精华他适说。
激于中日甲午战争中，败给蕞尔岛夷的奇耻大辱，一大批中国人纷纷东渡日本去探究日本强盛的奥秘。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探究得出的结论是出人意料的。他们认为，日本的强盛并不在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学习和效法，也不在于自身的近代化变革，而是得力于王阳明的哲学，由于这种学说的风靡。蒋介石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传统文化之所以在近代显得那么不中用，中国文化之所以会那么逊色，只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传宝贝不重视，使这种文化的精华，儒道中的心学让别人偷了人，结果别人发达起来，而我们反倒一贫如洗。窃贼中赃证俱全的是日本，因为他们提倡武士道，喊忠君爱国，书店里摆着《传习录》，学界大谈阳明学。明明白白地可以定案，因为连一些日本人自己也“供认不讳”。至于欧美各国，虽然一时拿不出什么它们偷了我们祖传家宝的确证，但是，从他们国人的行为看，也象是得力于我们的儒道，因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都跟我们的古人一般“统统合乎礼、义、廉、耻，不合廉耻的饭他们小吃，不合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①（在蒋的习惯用语中“外国人”一般指欧美人。）由蒋介石这两项奇妙的托词，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中国文化之所以最优秀，最有价值，就是因为中国有所谓固有的伦理道德，也就是由孔孟体现的儒家道统。其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达是由于这个道统的作用。而今天的衰落恰是由于这个道统的失传。西方（至少日本）的发达是将这个道统偷去了的缘故。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神秘的文化本体，这可以从古代中国的昌盛和近代日本的暴发上得到中外两方面的例证。传统儒家经典，《礼记》，不仅是我们古代的精神指南，而且“亦就是现在各国国民生活教育的最新的教材。”
这两种托词，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式的破落世家子弟的心态：一面在感慨祖宗昔日的阔绰，或自我安慰，或假词色骄人；一面在嫉妒他人的发达是偷了我家的宝贝，从而反衬出自家昔日荣光和今日的“世家”作派。
凡中国人说到中国固有或由中国人发明的某种东西被外国人搞去并光大时候，总是有几分愤愤的，同时又有几分慰藉——毕竟外国人还要靠我们中国人嘛。
既然祖宗传上的道统被证明有无上的法力，蒋介石得出了西方科技+东方精神=现代国家的等式。蒋介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固然优秀，但中国的传统道德则是黄发碧眼儿们所不能企及的，所以“我们要做现代的人，要树现代的国家，当然是要学科学的，当然是要研究物质以求征服自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有了很好的科学和物质，譬如有了顶好的枪炮，而没有运用科学支配物质的东西，不能顾到我国固有的能力和精神，这就会害了我们的圈家和民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科学支配物质，一方面尤其要发扬我们固有的优美的德性、智能和民族精神”。除了科学技术和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而外，所有的精神。智能、德性都是中国的“优美”而且“优美”得足以“运用科学支配物质”，但不知西方那些并不怎么优美的精神、智能和德性为什么居然会“运用”和“支配”出让中国人不得不学习的物质文明，而中国那些了不起和“优美”的东西倒反而一无所成呢？这种问题，蒋介石不能也根本没想过回答，因为他并不是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进行总体设计。透过他那个等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东西：一是西方的枪炮和造枪炮的技术，二是传统的、固有的德性。前者可以助他攻城夺地，后者可以帮他维系人心。
事实上，我们从蒋介石一生的作为看，他对外部文明系统的“软件部分”也并非一概地拒斥，他不仅号召学习日本人用冷水洗脸的习俗，认为“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炮枪，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而且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德意法西斯主义都显出极大的热忱。他所要排拒的，恰恰是西方之所以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尊重个性、民主、自由、法治等思想及相应的道德习俗，所要排斥的是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文化因素是与他的集团性质，他的统治形式和他的文化根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和敌对的。一旦东方精神优秀这种神话破灭，他还会有外国的思想不合乎中国国情这样一种看起来似乎很正当的理由，来排拒他所要排拒的东西，认为“中国人不想中国的性质，不想中国情形，不知中国固有的思想在那里，只是好高鹜远，见异思迁，看见人家新学问拿来，不管能用不能用，便在高唱入云，这样，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外国的东西除了飞机大炮，其他的不论再新再好，到中国也不适用，而且作为中国人，不用中国的“国货”，不把什么“固有道德”、“固有思想”拱之若神，顶礼膜拜，那简直是忘本、大逆不道，要开除出国籍，不算是个中国人。按蒋介石的逻辑，“作了中国人，一定要以中国之魂作自己的灵魂，以中国之国家的生命作自己的生命，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反之，如果我们作了中国人，思想不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情感不是中国人的情感，品性也不是中国人的品性，满脑子装的都是由外面搬进来的不三不四，非中非外的东西，如此名目上、皮相上虽然为中国人，而事实上不晓得他已作了那一国人精神的奴隶，这种国民于国家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一腔对“外面搬进来的东西”的深恶痛绝，比之于顶戴花翎、后拖辫子、迂腐的满清大臣并无二致。在他看来，中国人只有把脑子里的东西一概国货化（亦即儒学化），才能保住中国这个文化本体的纯正性，否则就是以“夷变夏”的本末倒置，所以凡是脑袋里装了外国思想的人，都是外国人的精神奴隶，简直有“汉奸”的嫌疑。蒋介石的这种逻辑比起“用外国货就是二毛子”这种义和团定式，并没有多大本质的区别，两者的根源，都是同一种文化本位的潜意识。
蒋介石的文化观与其他军阀相比，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也可以说由于理论的系统，言论的丰富，蒋介石可以视作军阀文化观的代表，其精髓无非是文化本体意识基础上的“中体西用”。然而，尽管既愚腐又酸臭，军阀并不等于腐儒和学究，他们对“西化”进程不遗余力的阻止，固执地坚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其根本动机无非是因为“一般青年所以浪漫，不能就范围，就是由于看不起我们中国的文化，看不起我们中国自己罢了。”反过来，要想使青年乃至国民“就范围”，就非得使传统文化重现价值，重新树立传统文化的权威，并使外来思想根绝不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坚持的文化本位主义，固然充盈了功利主义的动机，显现出传统主义者意识深处的胆怯和空虚，另一方面不能说不体现了某种传统性的执拗和坚韧。深入骨髓的理学家是迂腐的，但在民族冲突中往往固执不动，较少变节，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对传统文化的真情实感。道学式的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导致虚伪，导致腐败和无能，但也可以通向无法化解的执拗，通向叶名琛式的对外范式，在民族冲突之中尤其如此。这也许可以说明一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行为差异，基于道学家的传统人格，蒋介石更乐于采用的是“叶名琛范式”，而非“石敬塘标本”。
2、复归论
如果说在文化的空间场上，中同文化是世界中心，那么在文化的时间场上，只有二千年前的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文化精髓。现代的人只有追溯以往，整理旧籍，才能找回失去的民族荣誉，复兴民族的文化。蒋介石的文化复归论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化观的第二种内蕴——以复兴儒学为表征的文化复古主义。
这种复古主义的首先表现是“习古”。既然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是在遥远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的法宝，所以，要想再现昔日的荣光就必须向后寻觅。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不是因为历史的负担太重，而恰恰是国民的数典忘祖。他认为，“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能保存中国国家的历史，不能宝贵我们国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们这种人便不成其为一个国民，”每个中国人都有挖掘三坟五典，背诵《资治通鉴》，苦读四书五经，效行二十四孝的义务，不整理国故、保全国粹，国怎么还叫国，人怎么还算是人？而尤其可怕的是“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的事情都不满意，关于国内讲孝弟忠信这些事，以为统是腐败的旧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我们革命当不去讲他。”这种思想该是多么的糊涂！要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孙中山就是封建道统的传人，一长串儒家圣贤之后的集大成的“圣哲”。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集古今的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所以，学习三民主义，就是了解儒家文化的精义，反过来。研习孔孟之道也就可以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之，按蒋介石复古主义逻辑，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国故”，个个尽力于保存“国粹”，那么中国也就有救了，不，应该说他的集团有救了。
所以，蒋介石不惜再一次在全国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强行规定四书五经为军人的必读书，反复宣扬《大学》和《中庸》是世界上科学的科学，最要紧的学问，不惜以身作法，号令部下读经，说什么他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到四十岁才知道经书对国家和政治的重要，甚至危言耸听地强调：“我们要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如果我们放弃不去研究这种固有的东西，则个人固不能修身立世，就是国家和民族亦必定会灭亡的，”他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为军官们讲经，详尽剖解《大学》和《中庸》，他还号召部下向湘军的将领曾、左、胡诸位学习，学习他们所谓“保卫文化，扶持名教”的精神，学习他们“刚心一德，都以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道统）继承与护卫之战士自任”的意志，尤其要象曾、左、胡那样具有很高的封建道德素质的修养，渊博的儒家传统学问，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将领如李秀成、石达开诸人“无论在军事方面，在政治力面，他们的本领和曾、左一般人比起来，都在伯仲之间，但就学问道德和保卫文化、扶持伦理的精神方丽比起来，洪扬那方面就远不如当时一般湘军的将领。”因此蒋介石认为“曾、左等能打平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习古之魅力和效用，在此显现，所以国民党要想扑火共产主义，剿灭红军，就必须拥有象湘军诸将那样的学问，掌握儒学典籍。在蒋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局面与当年太平天国差不多，所谓名教和道统都面临着危机。“中国所有的文化道德均有受其打破的形势”，要保卫“文化”，首先高级将就得将自身变成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尊孔读经的过程，内化依附道德，谙熟传统的统治术。
复古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袭古”。蒋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现实的中国人不能象古人那样的生活，具备古人的道德水准，以至于“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锁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善国民的自身素质，就非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以古人为标准，向古人看齐，在所谓“食衣住行”上体现“礼义廉耻”。子弟要象古人那样忠孝齐备；家长要象古人那样慈悌俱全；军人要象古人那样“智仁勇”；学生要象古人那样懂规矩；妇女也要象古人那样守妇德“致力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总之，人人都学了古人，我们的文化自可以光大，民族也可以复兴。在这种以袭古为表征的“新生活”运动期间，各种仿古的行为规范贴满大街小巷，各路“服务团”上街“指导”行人的举止，一时甚嚣尘上。据蒋介石说，“新生活的所谓‘新’，和现在一般人所谓的‘摩登’或‘时髦’是绝对不同的”，实际上是一种袭古拟古的行为复归运动。
“习古”意在经典，“袭古”着眼于仿行，两者的前提是一个，就是对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化设想，对传统道德模式夸张性歌颂。这种过火的美古、颂古举动并不仅仅在于发思古之幽情，其真实意图无非是借美化古人勾勒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行为，既不可能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真的复兴儒学，过度的赞誉和过度的贬损一样，对传统文化本身都意味着一种悲哀。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的浪潮，其原因固然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冲击，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某种逆反心理的因素。但更有所谓“官方倡导”的前提。当然，一个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出现短暂的复古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可能涌现以复古为旗帜的真正的文化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蒋介石倡导的这次文化复古运动，虽然卷入者不乏真挚的学者，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贡献了不少成果，然而，这股浪潮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却无疑是一种反动，它并不具备真正民族复兴的含义，得益者只是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客。对亡灵的膜拜、古籍的推崇，不过意在开拓一种驯良政治的文化环境，造就忠孝节义的拟古良民。
蒋介石以复古型的文化观为底色，以伦理性、功利实用性的哲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包括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的庞大的维系意识体系。
与近代前一批的军阀所不同的是，蒋介石集团的发迹起始于一个半近代化的政党和一个显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义：而蒋介石多半的政治生涯又是以全国的统治者的面目出现。他的集团虽然在形式上包容了所有地方军阀，在意识上也留下了前代的沉渣，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央性军阀，自身的规律不期而然地要驱使它向传统文治过渡，尽管这个过程由于时代的缘故并没能实现，但他的维系意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集团，变成一种不太正常的统治意识，其集团的政治行为也缺少那种在其他军阀身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感和临时感。
正因为上述的原由，蒋介石的维系意识在某些特征上很接近于传统的常态统治者。除了加强军事集团内部的各种联系外，开始在全国推行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与道德秩序的强化。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阀，一个来不及也不可能变成皇帝的最后的军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在大陆溃败前夕。他屡次责骂他的部下都变成了军阀：腐败、无能、自私。其实他自己也难逃此劫。军阀的本性终究使他把枪杆子、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不但阉割孙中山遗下的党，而且阉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没能认真进行每一代中国政权都厉行的经济建设，反而因军事行动而摧残了微弱的中国工商业。满心指望的道德秩序也只能建立在刺刀尖上。结论是自然的，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蒋介石集团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欧美之路，完成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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