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成
袍哥的人员构成非常复杂，按照袍哥会的规定，各事其事者，包括江湖上的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各色人等，只要他们“身家清、己事明”（父母无禁止入会之人，本人无社会纠葛未办，无下脚未清），都有加入袍哥的资格。
（一）、惊门（《江湖通用切口摘要》称“巾门”）
惊门，多是看相、算命、测字等迷信活动行为者，又分平惊、柳惊、壳壳惊、嘴子惊、盘盘惊、咣咣惊、海子惊、朵朵惊、带子惊、花花惊、带带惊、帕帕惊、奶奶惊等十三种。
平惊：摆摊子算命之人，又叫“张张子”；
柳惊：算命又看相之人，叫“柳庄相法”，署名“相命同参”；
壳壳惊：占卜文王卦之人，取灵于龟壳，又叫“查惊”；
嘴子惊：提雀笼，手敲三才板算命之人；
盘盘惊：看相端盘盘，人有灾祸，便和盘指出，预为躲避，分“草盘盘”和“清盘盘”，“草盘盘”用谷草比作占卜人的骨节，“清盘盘”只是清谈；
咣咣惊：弹三弦及月琴为人看相之人，又叫“蟒子惊”；
海子惊：拉胡琴摸骨相之人，多是瞎子，又叫“手扪惊”；
朵朵惊：测字之人；
带子惊：隔夜为人修写书信之人，又叫“袖笼惊”。
以上为男子九惊。汉留初无妇女，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有妇女参加了，又增添了女子四惊。
花花惊：又叫“抽花书”或“抽彩头”，先用灾祸福祥编成诗句，下乡让无知妇女抽；
带带惊：抽花书代拴魂烧胎之人；
帕帕惊：抽花书代观水碗看查头之人；奶奶惊：抽花书代卖各类丸药之人。
（二）、培门
培门多是卖假药之人，又叫“四平摊子”，分文四平、武四平、内四平、外四平、棍棍霜、马马霜等。
文四平：设摊卖膏、丸、丹、散等药，顺带临时看病之人；
武四平：设棚厂摆刀枪等兵器，再卖打药之人；
内四平：摊子上摆各种补药，或卖药膳粥、药酒、药饮料之人；
外四平：针灸按摩或画符咒神水之人；
棍棍霜：在空坝子扯棚势，卖艺卖药之人；
马马霜：卖假药得手后，马上溜走之人。
（三）、飘门
飘门，江湖上称“飘叶子”，分用资本和不用资本两类。
用资本的“飘叶子”：用名人字画或其他实物，投其所好，送上人手，并称：此物为他人之物，因有要事需要出门，暂寄于此，若贪此物者，到了舍不得之时，或不小心损伤了，或遗失了，或时间久远了，将此物卖了之时，“飘叶子”来索要了，并称“多少多少钱”，你便只有花大钱赔偿；
不用资本的“飘叶子”：如写俚俗不堪的字条多张，或言会亲不遇，或言同乡同道同门，或言闯学堂进工厂等等困难，请求帮助，以此骗钱的人。
（四）、猜门
猜门多为借赌博为名骗钱的人，又叫“测门”，有证虎、开宝、摇宝、诗迷、花宝、估杯等。
除证虎为文人游戏外，其余均要下赌注，猜中之人获利不多，猜不中，全注赔尽。
（五）、风门
风门，又叫“又风”，风顺则进，风逆则止。又有“风流”之意，多指女色。常用一有姿色的青年妇女，在偏僻地方路口独坐，如遇衰年老成之人，便作安闲态度，似临近探亲，人们不疑；若遇青年男子独行，便作仓皇之色，再将随身包袱或箱笼让人看见，内有金银首饰值钱之物。若青年男子动问，便含泪而言：自己种种苦处，逃离夫家，孤身一人难行，以财以色勾动男子心火；若男子不问则主动以悲苦状问路，并告以私逃，勾动男子心。若男子动心，将人物带入家中，不久，便有许多人来到。大骂青年女子败坏门风，当其见了青年男子，便说：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况且男子也不错，便勉强应允新婚事，但是，男家虽然富足，住处却太简陋，不如女家奢华，要夫妇及家人收拾到女家生活。夫妇搬去后，不久，男子家产连同房屋全部被卖了。
或者丈人、丈母娘常来，并将本钱给女婿（青年男子）让其做绸缎生意等。交易中，丈人暗将某中麻醉药给女婿吃下，再暗将绸缎弄坏，使女婿与对方争论直至动手厮打，忽然女婿倒地而亡，便哭诉并揪住对方不放，对方见出了人命，只得出大价银钱息事。然后，再以寡妇身份，卖尽家产而离去。
还有与官府交往，说自己朝廷中有人，可帮官家升官或保住官位，以此取利。或假冒王公大员微服寻访，而又暗将消息透露给官府，官府便争相接纳、馈赠。如：清嘉庆年间，广东省所谓“成亲王奉旨南海查访”，一次就获“馈赠”黄金白银一百多万两。
（六）、火门
火门是指羽士烧丹炼汞。如：探得某人特富且贪婪，便先让一相士为其面相，说此相极好，不久就有大富贵。数日后，富翁遇一举止高雅又面熟之人，高雅之人熟视良久，做惊讶态，说：多年不见，君有大福，我有一技术，立即可得万金，却因有术无命，想找一个有福有命之人共谋之。富翁问：有什么技术？高雅之人便将其带入一雅室，雅室中有一美貌妇人。谈话间，美妇人捧茶倒水，秋波频送，富翁不禁销魂。雅士让美妇人出去，才密告富翁：炼“九转还丹”，能于火中生莲，用世间金银投入冶炼，可一化十、十化百。富翁不信，雅士将其带入邻室，令美妇人搬来炉火在室中。雅士将金银和药投入炉中，生火冶炼。富翁认真观看。良久，雅士说：“火候到了！”开炉一看，十倍金银于眼前。雅士说：“金银少，功效少；金银多，则功效就多。”富翁大喜，请雅士与美妇人到府冶炼。雅士矜持不去；富翁再三相请，雅士再三嘱咐：“要保密，若泄露了秘密，炼‘九转还丹’就不灵了！”富翁发财心切，将家中金银全部拿出交予雅士。雅士说：“冶炼之术全凭阴阳调和，我二人属纯阳，您家中的妇女又不懂炼丹之道，幸我小妾在，可令她看守炉灶，你我二人轮流守护，大功可成。
几天中，美妇人不断挑逗富翁，富翁心猿意马，但见雅士在旁，不敢胡来。几天后，雅士说：“金银多而药料少，冶炼可能效果差，得去添买药料，您去买吧！”富翁一则要守候炉中金银，二则不认识药料，三则不舍身边美妇人。于是，只有雅士去买。临行，雅士再三与美妇人和富翁说：“仙家妙用，重在清洁，如若秽亵，大丹必坏。”雅士去后，美妇人用种种难以拒绝的手段，富翁再也忍俊不住了，二人苟合。几天后雅士回来，观看炉火大惊：“炉火变色，大丹已经坏了，你二人干了些啥？”二人惊慌，美妇人实言相告，雅士大怒，欲杀美妇人。美妇人相富翁求救。富翁跪地求情，并说大丹坏了自己负全责。雅士愤怒以极，大骂富翁既坏了自己仙术，又秽乱了自己爱妾，拖着美妇人扬长而去。
其实，在冶炼过程中，雅士趁富翁几次轮流休息，已将金银搬运空了。
（七）、爵门
爵，官爵。有冒充官宦行骗的，有“卖官”行骗的，有替官诈骗的。如清同治年间，有一记名（候补）提督，运大量金银入都，想补实缺。得人介绍，来了一位贵人，说：自己是皇帝亲信，实缺易得，但要赏谢多少，给皇帝的金银你自己送入内务府。一天半夜，有内监来招，提督跟随，走了许多路，见宫女太监无数。来人说：“皇帝已临偏殿。”提督慌忙跟进觐见，山呼已毕，俯伏听训。皇帝温语有加，嘱咐要勤练兵爱惜百姓，不负简任。提督唯唯听命。后由内监手执宫灯送回旅馆，提督便把带来的金银交给同来的内务大臣，内务大臣还给开了收据。提督便在旅馆中等候佳音，可等了几年，也没有一点消息。
（八）、耀门
耀，荣耀。行此骗术的人多居于城市，行动阔绰，称富贾巨绅。若探知某人有若干财产，先投其所好与其交往。若好嫖，则美女如云；若好酒，则有名酒佳酿；若有病，则有名医名药，给你吃了药后，浑身轻松（药是鸦片一类）。然后编排你赌博，先让你赢若干，然后渐渐用手段，将你金银赢光。
（九）、僧道门
僧、道，出家人。吸收僧道的原因：清时秘密结社，大都在深山古寺中，既方便又隐秘；且梁山泊有“花和尚”鲁智深，“一清道人”公孙胜，“行者”武松；袍哥祖师陈近南在白鹤洞出家，称“白鹤道人”；僧道出家人常云游四方，人不生疑，便于侦探和发展会员，也便于联络。
（十）、隶门
隶，隶役。即衙门中小吏员。吸收小吏的原因：在公门中，信息必然先得，便于种种准备；梁山泊中有许多小吏出身的人，如宋江、李逵、乐和、杨雄、蔡福、蔡庆、戴宗等。
（十一）、卒门
卒，兵卒。吸收兵卒的原因：人员集中便于行动；手中有武器，身上有武艺，便于打仗起事；若遇军队围剿，可从中便宜行事，如：反戈或通消息。
（十二）、戏、解、幻、听门
戏：表演戏法（魔术），泛指江湖上的各种游戏，戏曲，有票友（业余爱好者）和演员两种；
解：江湖上卖打药的；
幻：虚幻，如“降乩”、“扶鸾”（值一沙盘，操作者手持木棍，忽然说仙人附体，手和木棍抖动游走，沙盘上便出现字迹恰是人们——雇主想要知道的事）、“放阴”（操作者焚香禀烛，口中念念有词，忽然倒下，口中说自己是某某神仙或雇主已死去的亲人，说出雇主所关心的事和话，并出一些主意）等迷幻骗人的；
听：指卖艺，如弹琵琶、打扬琴、唱道情、说相声、吹芦管、唱小曲等等。
从初期袍哥的构成人员看，大多属于啯噜子，他们大多无正当职业，四处游荡，以各种江湖手段找钱谋生。到了清末、民国年间，体力劳动者如农民工人士兵大量加入，成为了袍哥的重要构成人员。正因为袍哥是下层民众特别是游民团结互助的自发组织，其复杂的成份则使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便于联系各方面的力量。四川俗话说：“袍哥能结万人缘”，“上齐红顶子，下齐讨口子”，“千里不要柴和米，万里不要点油灯”，充分说明了袍哥组成人员的广泛性。初期哥老会的基本群众主要是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裁撤后流散在社会上的军人、外省入川的移民、和四处流浪的无业游民，经常流动的挑夫、水手、船工、商贩和下层衙役等。中后期则以农民为主，军人、士绅、团练等也广泛参加。前期领导者多为游民中的豪侠善斗者，烟帮、马帮、盐帮、船帮中的护送和押运人员多为其骨干力量，后期的领导者以地方豪强、军阀为主。由于一开始打上流氓无产者的烙印，容易形成巨大的社会势力，在四川而言，确实发展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恃力群体。
由于带有反主流社会的性质，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其初期的活动主要是秘密进行了的，拟加入的成员有一定的条件。所谓“身家清，己事明”，在当时指的是家庭、父母及自身是否投降清廷，曾作奸细，有无纠葛未办。由于当时存在清政府对袍哥严厉禁止的客观条件（与满清有特定关系的人群，如官吏狱卒直接为统治者服务，裁缝、理发师也为推行满的发型及服装出过力）以及袍哥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从事下贱职业的人群及其子女，如娼家、巫人等），故规定了清政府的官吏和狱卒、汉奸、理发师（待诏）、裁缝、娼家、巫人、端公、小偷等不能加入袍哥。故有“忘人戏子吹鼓手，修脚剃头下九流，身家不清不要走，己事不明快回头，要想入流不能够，除非二世把胎投。”之说。
随着时代的变迁，“身家清，己事明”的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后，袍哥的活动完全公开化，秘密山头、香堂也转化为显赫一时的公口、码头。其成员也由早期的基层群众向上层转化，有的甚至与官绅勾结，插手基层政权，干预地方事务。袍哥队伍中的部分有识之士逐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相当部分龙头大爷逐渐变成军阀、官僚、地方的帮凶，有的甚至沦为社会的渣滓。
四川究竟有多少袍哥组织，实际有多少人参加，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变迁，各个时期数量有所不同，不能作确切的统计。
1949年，成都的袍哥公口连同分社、支社约计一千多个。重庆的袍哥公口在抗日战争前夕共有三百多道公口，约六七万人。1941年，雅安县的袍哥人数达10084人。什邡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14个乡镇设立袍哥公口40个，约计8400人（占全县成年男子的14%）。彭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全县20个乡场有袍哥码头33个，另外县政府的监狱内还有半个码头。以灌县金马乡为例，民国初年，该县与毗邻的崇宁县桂花、丰乐、庆兴三个乡联合成立哥老会组织，取名“通山会”，总公口设在丰乐乡的三圣寺。其分支有金马乡的金鼎山、桂花乡的桂湖水、丰乐乡的丰裕香、庆兴乡的庆兴堂。40年代末期，金马乡已单独成立总公口，下设五个码头。全乡17793人中有袍哥将近3000人。崇庆县36个乡镇有袍哥组织34个辖163个分社270个支社。温江县的袍哥组织有52个公口，56个支社，成员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二三千人不等。川南夹江县1949年全县90个公堂私会，拥有成员28462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0%。县参议会的议长、议员、乡镇保长、乡民代表多数组成或控制有公口。川东的开县，清末只有袍哥堂口5个，均发源于古汉公。辛亥革命便发展到15个，民国三年袁世凯下令解散袍哥组织，全县取缔袍哥公口234处。民国十八年，范绍增驻防开县，支持袍哥组织复活，袍哥组织得到很大发展。
川南重镇宜宾，拥有长江航运之便，陆路接云南、贵州等地，哥老会历来盛行。宜宾“清同治年间（1862-1874）县人王霭廷在外参加哥老组织-金华山。回县后秘密建立真戎山。此后又与同仁成立八社：北下正公、东平公、金振同、古叙仁、天正公、启明公、丽明公、古兴仁，后称‘老八家’。光绪末（1908）哥老会经府县默许而公开活动。于是又陆续建立了映星潭、萃戎贤、天正合、富荣公、协和祥、蜀南公、联蜀公、天金明、同仁福、宣寿和、聚星公、武陵公等共12家。后来，12家与老八家又联合组成‘大同会’，称‘仁字汉流’。此外，又成立有义字的从善公、清铭公、叙明公；礼字的兰林公、福胜公；智字的河镇公。此六家又联合成立‘六合会’。哥老会内部有人提出‘合仁义为一堂’，另组成‘仁义同’，与汉流平行，称为‘会事’。再后会事又派衍出‘集’字叙荣乐、合叙同、文孝合、普庆永、集叙贤、福来祥、孝义园，以及‘德’字德叙公等8家。至此，宜宾哥老会就有汉流的‘大同会’、‘六合会’，与‘会事’的‘和平会’，共34家。至民国三十年（1941）叙永乐分支组织达到100个，遍及省内及云南、西康、湖北等省。合叙同发展到省内南溪、江安、高县、筠连、庆符、犍为、乐山、眉山、彭山、新津、双流、成都、潼川、洪雅、夹江等县、市及西康省雅安一带。规模不大的德叙公，也发展到武汉、上海等城市。映星潭也在汉口船民中建立了‘码头’。当时，县内成年男子除‘身家不清，己事不明’者，及轿夫、剃头匠、私生子、戏子等被排斥外，城镇参加者约（占成年男子的）90%，乡村参加者约70%。”
安县20个乡镇先后建立堂口18个，加入哥老会的人数最多时达三万余人。建国前夕，尚有一万八千人。
1939年从原四川省西部地区分建西康省（1955年撤销西康省重新并入四川省）。1949年前，四川省先后设置成都、重庆、自贡3市，及18个行政督察区，共134县。西康省有5个行政督察区，共33县、2个设治局、1个实验区。川康两省当时合计167县，人口约5730万人。根据上述各地对哥老会成员人数的推算，估计全川袍哥总人数最多时约300万人。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辛亥革命后，四川的袍哥又迅速分化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
清水袍哥多由当地有权有钱有势的官僚士绅掌握。即所谓的“官带皮”，亦称“绅带袍”。这些人有一定的声望，平时能在大众面前说几句漂亮话，袍哥兄弟伙认为他们能够主持一定的公道，一般比较拥戴他们。清水袍哥多属仁字公口，基成员多为居住在城镇、农村从事正当职业，或暂无职业但不惹是生非的本地人，经人引进，公口承认即可参加。还有人为了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地位，保住家业，用钱买大爷来当，有为此而破产的。
浑水袍哥则是那些打家劫舍、“关圈拉肥”等土匪行为的袍哥组织，大多属于义字公口。他们继承了啯噜的匪性，“始乎赌博，卒乎窃抢”，并“以盗窃为武差事，赌博为文差事”。浑水袍哥实际上是土匪袍哥。农村乡镇上的袍哥大多白天为清水，晚上化妆后就成了浑水；在本地是清水，到了外地就成了浑水。许多浑水袍哥异地打抢烧杀，但一般不抢掠家乡人，这便是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岩鹰不打窝下食。”因此他们在家乡往往还有一些好名声。
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之间一般井水不犯河水，但也有相互利用、相互渗透、互为转化的一面。
二、分布
哥老会的存在和发展以四川为主体，其他地方的哥老会也蔚为大观，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的遣散是哥老会扩散的主要原因。同治十年（1871）益阳之役后，哥老会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
哥老会不仅流行于湘军营中，也流行于其他军营，如楚军、淮军，随后又经过军营的流动换防而带到全国各地，并散布于民间。
山西的哥老会起于咸丰初年，后来山西绿营和豫军中的遣散归乡者成为其主要成分。山西哥老会在发展过程中注意了纪律问题，规定对乡里、亲友的保护政策，受到群众的欢迎。
淮军建立后，安徽哥老会得到发展壮大，于1891年和1900年发动了两次起义。
新疆、陕西哥老会的发展与左宗棠的军队有关。同治年间，左宗棠进军新疆，陕西、新疆、青海、宁夏各地都留有军队，其部下有不少哥老会成员留了下来，成为哥老会在西北发展的主要原因。以陕南、新疆和田地区为多，大都是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船夫和无业游民中发展会员。
民国前，哥老会在宁夏已有发展，左宗棠率领的楚军镇压了马化龙起义后，楚军官兵在宁夏各地落户，楚军中原有的哥老会成员散入民间，随之在宁夏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川内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发展了哥老会组织。1908年，川西袍哥张捷先曾深入川西北藏羌族地区发展袍哥。清末二十三世瓦寺土司索代庚便是汶
川、理县哥老会首领，曾“率士兵六百余，出三江口游击，与清兵转战郫、灌道上。”民国二十六年（1937）灌县西华公袍哥申价屏曾在少数民族杂居的懋功县成立西华公分支码头，当地舵把子为杨跃如，其中有藏族、回族等人士参加。四川藏族、彝族聚集区都有袍哥活动的痕迹，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就有“咕噜坝”、“咕噜沟”等地名。有的少数民族袍哥在反清王统治及反军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 袍哥的堂口
袍哥的组织制度也是摹拟传统的家族制度，通过歃血拜盟、血盟誓约的形式结拜异姓兄弟，虚构血缘关系特征的家族制而形成的。由于哥老会是在啯噜子的胚胎上，接受了天地会和白莲教的影响演变而成的，在组织制度的创设上也打上了三者深刻的烙印。
天地会的原始山堂是仿照《水浒传》梁山忠义堂的组织加以改进而成的。其组织的秘密名称一律规定为“某某山”、“某某水”、“某某堂”、“某某香”。这种山堂水香的秘密名称，称为四柱。除四柱外，还各自规定内外口号。白莲教的五旗制度是其便于领兵作战的组织制度，也演变为哥老会的五堂。四川袍哥的组织名称各地不一，初期通称为“公”或“堂”，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订有“结社自由”，遂改称“社”或“公社”，其办公场所，俗称“码头”。在同一城镇和乡镇有若干“公社”、“分社”及“支社”，但均各自独立活动，一般无隶属关系，更无跨地区的领导，到了后期，虽然成立了袍哥的联合体，但都有名无实。
四川袍哥开立山堂最早的有：方安澜的蓬莱山，郭禹钦的华严山，李云九的青城山，郭永泰的荩忠山，彭立山的回龙山，彭焕如的飞龙山，颜鼎章的大峨山，胡文翰的九成山，张联弟的华阳山，李煜华的巍峰山，黄华成的大宝山等。辛亥革命后，袍哥组织迅速发展，纷纷开山设堂。广汉侯少煊、郫县钟次方、灌县董松如、绵竹赵竹三、什邡马昆山、简阳刘惠安、大邑刘文彩、威远周兴武、潼南陈南平、大足王公辅、荣昌张烈武、江津周化成、合江夏之时、合川杨作兰等都建立了在当地有名的堂口。
四川哥老会分为五个堂口，即仁、义、礼、智、信。堂口有班辈之分。四川的袍哥堂口很多，但大的堂口基本是按照仁义礼智信来排定。民间说法是：“仁字操面子，义字操银子，礼字操刀子。”也有“仁字堂口，一绅二粮；义字堂口，买卖客商；礼字堂口，不偷就抢。”的说法。
袍哥间不许串字，仁字俗称“缎带子”，串义字叫“摔岩”；义字俗称“二杆子”，串仁字叫“翻山挂炮”。
袍哥的组织分为十牌即十杆旗。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威德福至宣”，又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松柏一支梅”。但一般都只有前五个字即：“仁义礼智信”前五旗，后五旗一般不存在。参加仁字号袍哥的人，以士绅为其主要成份，这是民国初年情况。在清朝时，士绅均瞧不起袍哥，袍哥也认为士绅是站在官府方面的，怕被出卖，所以不让他们参加袍哥组织。参加义、礼字号，以商人为主要成份，人数较多，并以义字号最盛。其他各字号的成份较为复杂，包括士农工商兵各阶层都有。就地域而言，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仁字号居多；以重庆为中心川东地区，义字号居多。哥老会各个字号之间互争高下，以致同一地区的袍哥组织相互争斗。有时，同一个地区的袍哥各个公口，由有声望的人为首，联合起来组成大联合形式的“会口”，又称“合会”，用以相互联系，协调行动，调处纠纷。如辛亥革命期间，新津县袍哥首领侯宝斋发起组织的“九成团体”，就是大型的“合会”。民国期间，这种大联合的组织越来越多，如“合叙同”、“荥宾合”等等。这些联合起来的袍哥组织，在组织管理上又是相互独立的。
民国年间，四川各地比较出名的公口有：蓬安县有仁字袍哥“咸安公”、义字袍哥“德兴聚”、礼字袍哥“福源公”、智字袍哥“智云公”、信字袍哥“信咸公”；遂宁的仁字袍哥“永和公社”；汶川县仁字袍哥“西昌公”、“西乐公”；灌县的“九华公”、“西茂公”、“西胜公”；龙泉驿仁字袍哥“武圣会”、义字袍哥“全义公”；邛崃县的“文武公”、“文蔚社”、“志诚公”、“信义社”、“明远社”；彭山县“仁和公”、“辅仁社”、“三义团”；大邑县的“公益协进社”、“鹤山总社”、“屏华社”；金堂县的“万缘山”、“飞龙山”、“人和公”、“仁寿公”；温江县的“四合公”、“忠义公”、“三合社”、“怀义公”；双流县的“辅汉公”、“七贤会”；崇庆县的“唐安总社”；郫县的“仁术公”、“文明公”、“德义公”、“清远公”、“久合公”；射洪县的“芝兰公”、“聚贤会”；平武县的“松龙山”、“大义山”、“金旗山”、“铁旗山”；梓潼县的“东南山”、“大同公”；安县的“西昌公社”、“成城公社”；三台县的“肇林公”、“信义公”、“兴仁公”、“协义公”、“集义公”、“复兴公”；旺苍县的“友仁社”、“德胜社”、“复兴社”；渠县的“安全公”、“荣升公”；青川县的“聚义山”、“仁寿公”；南部县的“隆汉公社”、“云汉公社”；巴中县的“翊汉社”、“聚英公”；阆中县的“保汉公”、“聚义公”、“扶汉公”、南充县的“益诚社”、“新联社”；广元县的“谦益公”、“立德公”、“福兴公”；蓬溪县的“普庆会”、“怀仁会”；广汉县的“广益公”、“正谊社”、“和群公”、“向阳公”；犍为县的“印清公”、“永汉公”；小金县的“西华公”；宣汉县的“同兴永”、“信义公”；道孚县的“道垣公”、“强义公”；马尔康县的“康义社”、“西河公”；巴塘县的“西圣公”、“崇德公”；沙湾的“公生仁”、“廉生义”、“礼兴公”；井研县的“忠汉仁社”、“忠汉义社”；五通桥的“青正公”、“四青公”、“仁通公”；沐川县的“德叙公”、“三合公”；马边的“龙骧社”、“正林公”；峨边的“仁怀公”、“义兴公”；丹棱县的“仁让公”、“齐益公”；宝兴县的“友谊公”、“齐圣公”、“六合公”、“两河公”；汉源的“孝全公”、“富同春公”；荥经县的“荥义公”、“全义公”、“云鹤社”；名山的“汉兴公”、“明义公”、“定汉公”、“合义公”；泸定的“泸阳公”、“永定公”、“清和公”；仁寿县的“四明公”、“全和公”；中江县的“永汉公”、“沛然公”、“伍城公”、“扶汉社”；石棉县的“同心公”、“美全公”；江油的“合济公”、“广益公”、“众志社”、“精诚社”；芦山县的“荧宾合”、“全义社”、“国光社”、“进同社”；沐川县的“德叙公”、“三合公”、“三民社”；天全县的“叙荣乐”、“荧宾合”；雅安的“全雅公”、“万同公”、“澄清社”等等。
第三节 袍哥的内部组织结构
按照天地会秘籍《海底》传承下来的一些会内组织章程，经过改造，根据《汉留史》和《汉留全史》的记载，四川哥老会各堂口下设内八堂和外八堂。
一、内八堂
内八堂为“龙、盟、香、佐、陪、刑、执、礼”。它是哥老会公口的领导核心，主持开山堂、做方首、发会票等重大的会务。大公口按常例可设十二位大爷，分别担任：
香长：堂口最高负责人，即山主。
总座：又称舵把子、龙头，是日常事务负责人。
正印：又称副舵把子，副龙头，协办堂口事务。座堂：为内八堂首席执事，掌人事升迁。
盟证：堂口盟誓的监察者。
陪堂：掌堂口经济。
元堂：掌堂口的印章、印信。
执堂：管堂口内部事务。
副堂：管交际、迎宾。
礼堂：管司仪。
刑堂：管执法。
新一：协办堂口临时指派的事务，递补以上正职的空缺，亦称“通城幺满”。
以上除香长、盟证、总座、正印外，其余八部，分掌八堂事务。其职位由总座提名，通过香长任命。
二、外八堂
外八堂是由内八堂领导下的组织机构，它有十个序列，称为十牌（也叫“十排”、“十步”）。但因为袍哥避忌四牌、七牌，故实际上只有八排：
行一，牌把大爷。分山主或社长。升到这一步，称为“出山”。当大爷的要入会时间长，从“幺大”一步一步升上去。如果有功，也可以越级上升。还有一种有权有势的人，或是捐了大钱的人，虽然是初入会，却可以马上当大爷，这叫做“一步升天”。大爷是以资格而论，在一个公口内，有多少定多少，不受数目限制。《海底》说：“嗨大爷要效那昭烈刘姓，汉天子拜皇叔认为宗亲。”
行二，圣贤二爷。设一人，推选品端学粹、谨言慎行的人担任。有时分管提调，有时仅为受人尊敬的闲散位置，他唯一的职务是在开会时敬神，由关二爷传承而来。《海底》说：“嗨二爷要效那圣贤一样，在曹营保皇嫂一片热肠。”
行三，桓侯三爷，管钱粮、人事，故内部称为“当家”。上承舵把子的旨意，下督率管事办理事务。设二人，推选恩威并具、品学兼优的担任。《海底》说：“嗨三爷要效那翼德张姓，长坂坡吓退百万雄兵。”
行五，即管事，有承行、执行、红旗、黑旗、迎宾等各类管事，分掌承上启下、执法讯问、办理交际、调处纷争等职。是公口的关键性人物，上辅拜兄，下管拜弟，内管开山设堂、人事调迁、功过赏罚，外管迎宾赴会、访友、解决纠纷、协调地方关系等。故有“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之说。《海底》说：“嗨五爷要效那单氏雄信，为朋友日用黄金夜用斗银。”
行六，称巡风、护律，又叫蓝旗，负责侦察放哨及资格审查，还负责掌握书册、香规、仪注，帮助管事办理会中事务。《海底》说：“嗨六排要效浪里白条张顺，在刘唐请医生四海标名。”
行八，称纪纲，负责纪律检查。会中有触犯纪律的，经拜兄弟认为应受刑罚的，由其执行。《海底》说：“嗨八排莫学那罗成德性，不上三十二，一命归阴。”
行九，称挂牌，栽培新进，提升调补，登记会内兄弟排名。上四牌挂金牌，下四牌挂银牌，受处分的挂黑牌。《海底》说：“嗨九排要效那九寨巴姓，巴九寨咱兄弟讲过人情。”
行十，称营门，率领大小老幺充当护卫执事，听候指派差遣，负责传达。《海底》说：“嗨十排要效那石秀人品，翠屏山报兄仇才算有能。”
（另一说，袍哥的排行实际无二、四、七、八、九。二是不敢僭越关羽；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出了叛徒，或说是瓦岗罗成，行七、八、九是杨家将八姐九妹之称。）
这是正规大山堂的组织结构。民国年间，袍哥开设的小山堂，许多都没有这样的结构，而是将香长、总座、行一集中为一人，俗称“龙头大爷”或“龙头舵爷”，将盟证、礼堂、行二集中为一人，陪堂、行三集中为一人。其余内堂的人员几乎不设。另外，无论大小堂口，外八堂均不设四、七两排。不设的理由，在第二章第五节有关袍哥的前期传说中作了说明，由此可以看出，袍哥非常重视内部团结，对背叛行为决不能原谅。
第五节 袍哥的权力构成
一、权力的来源：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宗法社会，权力的来源与授予一般是采取君权神授的方式。作为秘密帮会组织之一哥老会的权力来源主要是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因起意与首倡结会而被推为会首。这是在会党组织创建初期，确立“大哥”地位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这一点，在记载清初破获的各个会党组织的文献中，大多用“以”、“推”二字来介绍会内大哥地位的取得，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第二，凭借个人的名望与便利而被推为会首。四川同盟会员佘竞成、陕西的同盟会员钱定三，都是因为当时的威望，入会后便成为哥老会的首领——龙头大爷或舵把子。第三，自称会首。这是会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没有明确的组织制度时，会党组织的成员又自行纠人结会，另立会党名目时所常见的一种方法。第四，按会内规章制度晋升会首。这是秘密会党的组织制度确立与完善后，所遵循的一种最基本的获取会内职衔的方式。如哥老会中的正龙头死后，其职位便由副龙头接任。外八堂表现好的成员也可以进入内八堂。内八堂之外还设有一个“通城幺满”的职位，袍哥谓之“小老幺”，洪门谓之“小老大”。普通会员有功者晋升此职后，可以平步入五堂。既入五堂，亦可以自开山堂。因此，他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会党中职衔的高低，主要按照入会时间的长短、个人能力的强弱以及功劳的大小来决定。
二、权力的运行：
秘密会党的会首在其组织中都拥有“无上的权威”，都处于与传统中国宗法等级制结构相类似的金字塔权力体系的最上端。身处底层的广大会员只能对其绝对地服从，来不得半点私心杂念。秘密会党的会首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长兄也就是宗法制中的嫡长子。在家长制统治下，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力，而长兄并非天伦意义上的家长，他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毕竟是一种横向的兄弟关系而非纵向的父子关系，因此，他在代家长行使自己的权力时，是会受到一定约束的。这种约束就表现在他必须严格遵守家长的遗制，而不能任意地创造新的家规。他可以按已有的家规处罚家庭的任何成员，但这种处罚绝对不是“随心所欲”。
家长可以任意支配家庭的财产，而长兄则绝对不能把其他兄弟的财产据为己有。有一套非常周密和严厉的规章制度，不仅规范着普通会众的言行，对会内的领导阶层也同样行之有效。秘密会党的领导阶层不仅要遵守普通会众所必须遵守的规制，同时还要严格遵守与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相对应的条款。秘密会党中的会首只不过是在维持着其权力机制的运行。会党首领维护会党组织正常运行的作用，在哥老会主持仪式执行家法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哥老会执行家法时一般要开香堂，届时各位龙头老大分列两旁，龙头大哥首先高声喝唱“开山令”，其中即有“不是愚下言语陡，大哥将令不自由”之句，它把会党首领在团体规则面前身不由己的状况一语道破。也正是因为秘密会党的首领实质上只是拥有维护会党组织正常运行的权力，因此，他们对会内已有的规章制度不能像民间教门的教首那样随心所欲地进行更改，他们在执行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也不得不秉章办事，以确保其在会内的威望和地位。
三、权力的继承：
秘密会党的首领传承基本上没有直系血亲关系。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因为会党是通过异姓结拜的方式结成，很难父子相承。二是由于会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决定了其成员的基本素质。同时，秘密会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深知他们自身的处境，不愿意把他们的亲人轻易拉入到这种动辄有性命之忧的危险中来。
第六节 袍哥的内外活动形式
哥老会组织在其内部，以摩拟家族形式存在，对会众采取家长式管理，几乎无事不管。在外部，由于其传统的流民江湖气息，干了不少坏事。
哥老会在组织内部，打着维护忠义的招牌，以排难解纷、教育化贤、扶危济困来笼络人心，其基本做法：
一是排忧解难。如遇哥老会内人与人、邻居与邻居之间发生口角纠纷，请哥老会大爷出面调解，便到茶馆评理，理屈者责令开茶钱。如果双方理由各有曲直，地位相当，彼此倔强都不认输，舵把子则拿出绝招，把双方的理由讲清楚，然后自认对兄弟伙的帮助不够管教无方，以“不看僧面看佛面”结论，自己把茶钱开了，并说：“把今天的事情丢罢了，今后和好如初，不许再提。梁山兄弟不打不亲，袍哥理不讲不明，理明气散，哪里说哪里丢，哪里讲明哪里休。今后若双方再提此事，就是不给我面子。”这样评理，双方不伤和气，很能平息事端，又得人心。
二是教愚化贤。凡兄弟不和、儿子不孝顺父母的事情，由红旗管事先对双方进行劝说调解。如再不听开导，则由舵把子出面，召集当事双方，首先把儿子“矮起”（跪下）讲话，讲明不孝父母是大逆不道，责令儿子向老人磕头请罪。较重者，要向众人磕“转转头”，再不悔改者，把袍哥“搁了”，改了再行恢复。
三是扶危济困。哥老会本着“仁义”二字，也做一些对兄弟伙有益的事情，如集资协助兄弟伙渡经济难关，给没有职业的兄弟伙介绍当学徒、店员、下苦力等工作，以解决生活出路。
帮办红白喜事是哥老会的基本活动，也很能收买人心。在旧社会，不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都要办得热闹体面。有钱人家死了老人办丧事，首先请知客（帮忙）酒，要把办丧事场面的大小，告诉管事五哥，即吩咐每天派兄弟伙轮流值班，接待客人，不论烟茶酒饭，围鼓、玩友、开奠、送葬等，都要安排得周密细致。贫困的兄弟伙死了老人，首先向本堂口的执事大爷、三爷、五爷磕头拜孝，说明衣、衾、棺、椁无钱办理，请求帮助解决。公口的舵把子通知管事五哥，拖人情单子，找兄弟伙凑人情，并招呼兄弟伙送情、帮忙，不吃酒饭。有的公口制备有若干套孝衣，兄弟伙穿起来送葬，显得风光气派，使人称赞羡慕。因此在旧社会凡子弟成人，当家理事，出门经商或四海宦游，都愿意参加哥老会。所以四川流行一句话，叫做“有一皆公口，无人不袍哥。”
本堂口的大爷或有声望的会众，遇有婚、丧、喜、寿，本堂口的兄弟伙，必须送礼。喜庆叫“传礼信”，逢丧叫“凑烧香钱”。新入会的成员，第一次向拜兄拜年，必送腊膀冰糖等高贵礼品，叫做“仪注”。哥老会组织在本地区亲朋故旧多，一般不干坏事。他们叫“兔子为吃窝边草，岩鹰不打窝下食”。为了得到故土人们的称颂，往往还要倡办一些慈善事业，如慈善会，孝义会等。遇到天灾人祸，寒冬年节，都要发放钱财衣米，救济贫病老弱孤寡，度过灾荒。即使作恶多端的浑水袍哥如罗江县大井铺的肖化龙，其抢劫行径都在茂县、汶川、松藩等远方进行，或者抢劫外地来的客商，所以过往客商称“走遍天下路，难过大井铺”，但肖化龙从不抢劫本地百姓，而且对乡邻还常施小恩小惠，在当地博得好名声。对于这类善事，不论字号公口，均积极支持，甚至抽专人办理。
而在社会上，哥老会的活动则是另一番景象：
一是从事违法勾当方面。泸州某些舵把子参与贩毒贩枪的犯罪活动，已是众所周知。泸州是滇、黔鸦片运输通道，外地烟贩来泸州，通过袍哥把烟买好，由泸州舵把子招呼，兄弟伙武装护送出境。而滇、黔烟贩来泸卖烟后，多要买回枪支弹药到边区再换鸦片。因此，一部分军人、团阀、袍哥舵把子便勾结在一起，卖烟买枪业应运而生，形成一个黑道团伙。如庆顺东舵把子兼团阀肖镇南就是通过兰田坝朱大爷把烟运送进城，又把肖的枪弹运到兰田交给烟贩子。1946年，任毕节保安司令的王大爷，借追拿卷款潜逃的毕节县长之机，率亲兵一排，汽车三辆，将车停于泸州城内十字口某商号前，士兵每人枪支一长一短，被盖卷两三个，内藏烟土，王通过袍哥把烟土全部卖出，士兵手中的手枪也卖了不少。
二是参加社会活动。1906年，泸州佘庆公舵把子佘英，赴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孙中山委以西南大都督，要佘回川“对会党晓以大义，为种族效命”。1948年，四川第七区专员（驻泸州）罗国熙竞选国大代表，由泸州袍哥出面，邀请重庆仁字袍哥田得胜、义字袍哥冯什竹及夏斗枢、杨绍堂、张开祺等各堂社舵把子来泸。在大慈路中山纪念堂召开泸州袍哥各堂各社执事人员大会，罗以美酒佳肴待袍哥。罗在席间说：“我要竞选国大代表，我没有后台，如果说有，那就是袍哥，希望各位拜兄投我一票。”在袍哥的支持下，罗后来果然当选为国大代表。袍哥确是社会上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势力集团。
民国建立以后，四川袍哥势力大大发展，其成员极为复杂，出现职业袍哥、半职业袍哥和普通袍哥之分。职业袍哥一般不从事生产劳动，专门搞袍哥活动，依靠袍哥组织吃饭。半职业袍哥，虽有一定行业，但其行业或经营方法具有不正当性质，必须依靠袍哥活动来配合，才能维持生活。而普通袍哥则有一定的正当职业或工作，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加入袍哥组织，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求得保障，而不一定搞袍哥活动。职业袍哥、半职业袍哥，一般都属于社会上的游民阶层，普通袍哥则依其职业决定其成份。
在重庆袍哥码头，各堂各公口，从执事大爷当家管事到幺满十排，都有不少职业袍哥和半职业袍哥。著名仁字大爷田得胜、方茂山，义字大爷冯什竹，礼字大爷吕正明、何占云等，都是不事生产，称为“光棍”的职业袍哥。著名仁字大爷唐绍武、石孝先，义字大爷李祝三、杨光宜等，则是兼搞工商业的半职业袍哥。至于著名工商界人士如刘航琛、李奎安、杨晓波、范仲渠、蔡鹤年和吴人初等教育界人士嗨袍哥，或因社会经济活动，或因一定的政治目的，像这样的人就很多了。这些人因其身份、地位的不同，在社会上做事的范围及涉及的方面也有不同。
职业袍哥的日常生活都是坐茶馆。袍哥的公口一般都在茶馆内，茶馆成了袍哥组织的办公室、会客室、交易所和休息、娱乐、赌博等的场所。职业袍哥大爷每天定时坐在自己的公口一二个茶馆内，与兄弟伙碰头听取消息，商量办法，指挥一切活动。所谓“一个老鸦守一个摊”，是一般例规。一个职业袍哥大爷，或者当家管事，身后经常跟着几个兄弟伙。如袍哥大爷田得胜好摆威风，跟随的人有时多至十几个。这种“随侍拜兄”的小职业袍哥，多是一些流氓阿非，专门为拜兄出力跑腿，打探消息，看守赌场，是大职业袍哥的耳目爪牙。职业袍哥一般没有多的恒产，如有，也要拿出来操漂亮花销，否则，就是“狗大爷”，嗨不开。如职业袍哥冯什竹曾经当过多年军需处长、江津征收局长，开过“四风会”大餐馆。他搞来的钱，都拿来让袍哥花销了。后来他搞职业袍哥。找钱维持他那种挥霍无度的生活，袍哥中人都说应该。
第七节 袍哥活动的经费来源
任何组织开展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来源作为保证，袍哥组织也不例外。袍哥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底金。又叫码头钱，实际上就是会费。由新加入的袍哥缴纳，一般为四至八元（相当于银元价值）不等。如新入社的人经济特别困难或年龄未满十岁者，可酌情减免。
二捐款。捐款又分自由捐款、政治捐款和特别捐款三种。新提升的有钱袍哥自愿向公口捐一定数目的款项称谓自由捐款，有的也凭钱财来买位，可一步登天超拔为三爷、大爷；政治捐款是有头面的袍哥为竞选镇长、县长、议员以及各种代表等职位拉选票而向堂口捐款，捐款的数目一般都很大；某人出事，经袍哥摆平，出事人除了向出力的袍哥酬谢外，还要向堂口交一笔钱，数目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和事情的大小而定，称为“特别捐款”。
三份金。也就是聚餐费。每年办会时，规定每个袍哥向公口缴纳一定金额作会餐的费用。
四生息、经商所得。公口组织有了一定的资金后，多存入钱庄、银行生息。也可以将部分资金拿出来做生意，其利润作为本公口的收入。如四川袍哥普遍经营茶馆以取得收入。
五为别人调解纠纷，排解困难所收的感谢费。
另外，袍哥还通过大摆赌博、抽头吃利，经营烟毒、囤积粮油等获取不正当收入，更有偷盗和抢劫而来的收入。
就袍哥的收入而言，有的比较干净和正当。而有的收入则是依靠暴力和垄断而获取的非法收入，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袍哥取得这些收入后，其经费由当家三爷负责掌管。其开支主要是接待宾朋、酒宴、购买必要的物品、接济困难、日常会议、活动经费、部分医药费用以及掩埋死亡袍哥和发放抚恤金等。年终团年会上，当家钱粮须向全公口袍哥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接受监督。
职业袍哥的生活，一般是靠以下各种活动方法来维持：
一发展袍哥组织，引进有钱有势的兄弟。这种兄弟，明里暗中对于拜兄都有好处，或者听命出力，或者报效钱财。这种兄弟越多，袍哥大爷的办法越广，神通越大，不愁没有生活来源。
二为人排难解纷，有时还要寻找机会挑起矛盾扩大纠纷，然后出面为之排解，以取得报酬。不管袍哥与“空子”或袍哥与袍哥之间发生大小纠纷，如果双方或一方是有财产的人，那就是职业袍哥的目标。他们首先设法加以挑拨扩大，然后出面调解，使当事双方或一方感激，甘心献出报酬。重庆袍哥的这种事例非常之多，田得胜尤其爱搞这种事。
三包庇违法、包揽词讼、钻营门路、贿赂说情，以取报酬。奸商走私犯案，富家诉讼，托袍哥大爷运用袍哥关系，向军警司法人员说项求情，使赃物发还，或诉讼获胜。当事人感激，甘心酬谢。如重庆义字袍哥大爷杨少宣为九龙号老板杨某、罗某私运大批钞票被扣押案，以袍哥义字总社为名，向重庆市长杨森讲情，
结果全都发还。杨罗感谢，杨森则假意不受，后来罗以代搭干股经商获利为名几次送杨森金条。
四代人买卖烟土、吗啡及一切违禁物品，收取赚项佣金、酬劳费用。义字大爷冯什竹，专在重庆代销代购烟土吗啡，负责保险，以批价接货，零价售出，差额作为佣金，酬劳由人自送，很多烟贩托卖，瘾者托买。警察局长唐毅、稽查处长罗国熙等，都常来他家过瘾。曾任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太太亦向其赎买吗啡。冯什竹一家生活开销巨大，靠此维持。
五摆设红宝、单双、麻将、扑克赌场，聚赌抽头，遇有“毛子”，即弄假骗钱。仁字袍哥大爷卢俊卿擅长赌假钱，在陕西街密设赌场，经常弄假骗钱，甚至使人家破人亡。田得胜某次亦曾赌假被人识破，贻笑袍界。
六借端阳、中秋、过年三节，过生，红白喜事，介绍买卖，代出公片，都有兄弟送贺致酬。越是嗨得开交游广的袍哥大爷，这项收入就越多。
此外，还有运用吹牛、白吃、强借、讹诈等下流手段取得利益的。除一般小职业袍哥经常如此外，著名袍哥大爷也有此行为。方茂山是出名吹牛乱说，田得胜是出名的讹诈白吃。田得胜的一件平常物件都是贵重古董，有人接触就赖污损，要高价赔偿。兄弟伙稍有不合，就拈过拿错，必须请客送礼，才能了事。所居附近茶馆饭店，经常白吃。某次“正伦社”聚会，包席数十桌，吃毕说菜不好，不肯照价付款。遇到他的人，只好自认倒霉。
至于半职业袍哥，则多有一些产业。重庆有两个著名的大旅馆，一个是仁字袍哥唐绍武开的“沙利文”饭店，有十几个袍哥军人、袍哥大爷投资。一个是义字袍哥大爷李祝三开的西南旅馆，有陈兰亭背后支持。这两个地方是袍哥军人、袍哥绅士的高级俱乐部，烟赌嫖娼、吃喝玩乐，无不齐备。尤以“沙利文”更为豪华，一桌酒宴动辄逾千金，一夜豪赌，输赢累万。轮船运来江南螃蟹，飞机载送上海鱼羹，极尽奢华。
第八节 袍哥与茶馆文化
一、茶馆文化
宋元以来，市井生活大大丰富，市民们也纷纷走入公众场所，他们需要交流，需要官府以外的平等对话，为了满足广大人群的广大需求，茶馆便应运而生了。
茶馆是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区域，不分族群、不分思想文化信仰差异的公共空间，任何人都可参与到中间去。
生产劳动之余，人们花几个小钱，在茶馆中坐坐，喝喝茶，聊聊天，天南海北，五马六道畅所欲言，既解除了疲乏，又增长了见闻，的确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大好事，如果再听听戏、小曲，看点魔术、杂耍，用点小吃，那真是普通市民神仙般的生活了。
因此，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都市到集镇，甚至乡村，茶馆比比皆是。而地处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天府之国较为富庶，战争、饥饿对川民干扰也较少，人们相对闲适，茶馆就更多了。
满清时期，中国的茶馆，特别是四川的茶馆达到了鼎盛。以成都为例，宣统元年（1909）年，“成都省城内外街道，据警察之调查，凡516条”，而“成都之茶馆，省城共计454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统计，成都共有茶馆599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一家茶馆，每日去茶馆的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即使经济不景气、百业萧条的时期，茶馆生意仍然看好。
“萧条市井上灯初，取次门停顾客疏，生意数它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到了1941年，成都市政府编制的统计表上，茶馆数量增加到614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虽百业萧条，但成都市内的茶馆仍有500多家。
民国时期，由于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全国茶馆由盛走向衰落，而四川茶馆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有增加，形成“一枝独秀”的现象，这是因为身处内地的盆地中，受战争影响较小，受外来文化冲击较小，加之许多盆地外的人大量涌入，人们都需要一个空间交流。能够容纳如此之多的人，能够让其任意倾吐胸中块垒，只有功能性齐全、结构性复杂的茶馆可以胜任。所以，四川的茶馆更加繁荣。
二、茶馆的功用、
茶馆之所以能存在并发展迅猛，这是因它有着其它公共场所所不具备的功用。
茶馆的功用大体如下：
（一）、平民会客
一般市民住处不怎么宽敞，没有专门的会客空间。客人来了，主人手一挥：“走，口子上吃茶！”茶馆中一坐，有专人服侍，且气氛也较家中闹热，不会简慢客人。
（二）、平民娱乐
古代（包括民国），供人娱乐和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十分有限，茶馆便是市民的“社会俱乐部”。进入茶馆，泡上盖碗茶，然后逗逗鸟，弈弈棋，看看杂耍，听听（或自己唱唱）围鼓、评书、小曲，市民们便在茶馆中尽情地消遣娱乐了。
（三）、民间曲艺演出
清末民初，评书、扬琴、竹琴、清音等民间曲艺没有专门的舞台、戏院，而茶馆中多设有舞台，可供演出；更重要的是，茶馆内有大批无需召集的观、听众。因此，所有民间曲艺基本上都在茶馆内举行。以成都为例，悦来、大观、万春、锦江四家茶馆都有川剧演出，其中成都第一个川剧团体“三庆会”就是在悦来茶馆成立的；著名竹琴艺人贾树三，人称贾瞎子，四十年代在成都红极一时，他定点在锦春楼茶馆演出，与邹麻子的掺茶绝技，司胖子的花生并称“锦春楼三绝”。冯玉祥、巴金、胡愈之、谢添都曾慕名前往听曲，《国民公报》主笔谭创之还为他题联：“唱罢离合悲欢，回首依然贾瞎子；拍开风花雪月，伤心谁问李龟年？”
艺人选中茶馆，因为有演出场所，有众多的听观众；茶馆接纳艺人，是因为可借他们唱红茶馆，找来更多的茶客，相得益彰。
（四）、小商贩营业场所
四川茶馆小商贩多，经营项目特别，如卖烟的有：纸烟、叶子烟、水烟。叶子烟是川中老人爱吸的烟，水烟贩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的烟管连接。小贩代客人上烟、装烟、点火，吸烟人只需要张口就可以吞云吐雾过足烟瘾。掏耳朵的，手持十余种工具，用刮子拨动镊子，发出清脆的声音，在茶桌间走动，招揽生意。卖瓜子、糖果、及各种零食、报纸、针头线脑、各种江湖药物、算命、看相、修脚、剃头、卖风（热天给茶客扇风讨钱）的人随时在茶馆内走动。
（五）、办公
由于茶馆是公众场所，就被大小行帮公会所看重，被当作“办公室”，各行各业有形或无形的“同业工会”，都以茶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松散的组织，同行们常在茶馆聚会，商量问题交换意见，了解行情涨落，原料、产品集散，劳资纠纷动向，大宗交易看货样，小宗买卖现场交易等。以成都为例，春熙路“饮涛”属金银帮，东大街“包馆驿”属棉纱帮，下东大街“闲居茶馆”是纱布业，上东大街“流芳”属丝绸帮，南门火巷子茶馆属米帮，安乐寺茶馆属纸烟帮，提督街“魏家祠茶社”属皮鞋业，商业场的“品香”是枪支、鸦片的交易市场，督院街口的茶馆是全城武术师会聚之所，少城“鹤鸣”、“绿荫阁”是“六腊之战”（待业教师找工作）的场所。总之，七十二行各种团体人群都可在不同的茶馆找到自己的同行，办理自己需办的事情。
三、袍哥与茶馆
由于茶馆是公众场所，又有如此之多的功用，就被袍哥们所看重，他们利用茶馆进行各种活动。
与各袍哥码头的人联络，解决双方的重要事情；聚集各路同党谋划大事；烧香结盟，开山立堂。如：本帮本派内有了矛盾，帮派与帮派之间发生了摩擦，帮派与外界闹出了事端，或社会上其他人之间发生了矛盾而请袍哥出面解决的。如果事态严重涉及到外帮外派的，各派掌门的龙头大爷都要来坐镇主持。正因此，各袍哥码头的办事场所就设在茶馆内，有些茶馆本身就是袍哥所开。
袍哥大爷在地方本来就是一霸，是黑道的“官府”。旧时法律极不完善，一般百姓有纠纷都不愿涉官，相比之下，百姓更信赖这些黑道“官府”。民国年间，这些黑道“官府”又被政府所倚重，他们又身兼政府的官职，解决民事纠纷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
袍哥大爷们（全国各地社会帮会均如此）在茶馆内处理这些民事纠纷。江浙一带把这种在茶馆内处理民事纠纷叫做“吃讲茶”，川西人叫“判公道”，川东人叫“付茶钱”。
冲突双方请来了“码头”上的大爷，再加上保、甲长等有威望的人，一起进茶馆，一人一碗茶入座，堂倌只点茶碗数量，不收茶钱（平常先收茶钱）。讲评完理后，输理的一方付双方的茶钱，同事时，付给袍哥大爷的“礼钱”也在付茶钱时交付明白。
辛亥革命后，各地的袍哥组织都由秘密转入了公开，各街道，各乡镇都划出了一个个势力范围，占据一个范围的便设一个“公口”，而这些“公口”基本上都设在茶馆内，有的茶馆门前直接挂出“某某公口”或“某某社”的招牌。袍哥与茶馆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一般袍哥码头由红旗大管事（袍哥五排）坐堂负责。
袍哥除利用茶馆进行各种活动外，还从茶馆的经营中获得经济收入。旧时由于人们休闲的场所太少，因而茶馆的生意就特好，收入也就十分可观。设若再在茶馆内聚赌抽头，买卖鸦片枪支等，那么，袍哥码头在茶馆中的收入就更大了。
当然，也有许多茶馆不是袍哥公开所开，但茶馆老板为了自保，为了生意不收骚扰，也往往想方设法与袍哥大爷拉上关系，或者干脆交钱交粮加入袍哥，作为“绅夹皮”。
茶馆这个空间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族群，不分区域，不论官绅，贩夫走卒甚至乞丐也可自由出入，所以，它相对不起眼，富于隐蔽性；同时，人员相对集中，每当场期，三乡四里、五马六道的人都云集在茶馆，本码头的袍哥要处理公事，外码头的袍哥要拜码头，无论早晚，都可达到目的这对于袍哥们的活动，较之一般场所更具有方便性。正因为如此，袍哥们大都将“公口”选设在茶馆内。
茶馆给袍哥码头提供了方便、隐蔽性的服务，袍哥码头为茶馆拓宽了生意路，提供了保护，推动了茶馆文化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民国年间，二者的发展都达到了顶峰。
第九节 关于“血酬定律”
“血酬”问题在古籍中很少提到，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江湖生活无法回避的话题。纵观古今中外的恃力型社会，几乎都存在以暴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付出血的代价有多少，应该与获得的财富成正比，这才能调动“以血换酬”的积极性。对于袍哥来说，其实就是一种血酬定律。
所谓“血酬”，是指称那些“用命换来的收入”，或是“为保存生命愿意付出的花费”。也可以理解为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便把“丛林法则”赤裸裸地扔到了文明社会的大街上，让戴着面具的文明人集体变脸。“土匪种地”、“土匪保民”两种奇怪的现象，其实都是追求血酬的最大化。如“匪变官”（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官变匪”（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匪变民”（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民变匪”（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变法改制”（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等等，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袍哥俗称“光棍”，而光棍的理论是“脑袋砍了碗大的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因此，“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了共同一光棍事业（袍哥事业），刀山敢上，火海敢下，而这理论的背后便是令所有光棍心仪的血酬，即使不酬今生，也一定会酬来世，这酬不仅是金钱的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万人称颂敬仰的袍哥义气。
“血酬定律”的元规则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当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这些都有助于理解秘密社会的行为规则，以及农民起义和政权无序更迭的原因。
当然袍哥之间为了利益的分配问题，他们也要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广汉的袍哥大爷侯少煊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说到的广汉土匪袍哥为解决广汉匪患过多无人通行自断财源的问题，土匪们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护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用抽保护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这说明即使在江湖社会里，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人的行为本质始终是利己的，文明和野蛮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文明社会的秩序在丛林里面也可以找到。血腥并不总是存在于屠场，官场中的味道也许更加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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