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风后遗症除了手脚不便，更麻烦的是不敢耗脑筋。我恐怕再难有新作了。杨晓升念旧情，整理出版我之前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令我感动，却也不敢妄称属于自己的文学新成果。
人要知足。我更应该知足。2001年，我43岁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一口气出版了约40部长篇和大量中短篇小说，自封“高产作家”，当不脸红。起初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十年后，居然混成“一级作家”，并担任深圳作协副主席，成为“作家中的作家”，还不知足吗？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是“高产作家”。我当时在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有一次院里搞科技成果展览，我一个人在各类冶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超过全院2000名工程师发表论文的总和，当即获得“高产作家”的雅号。1991年下海来特区后，一心奔大老板，离“作家”自然渐行渐远。2001年任高管的上市公司退市，我几乎走投无路。尝试自己创业，文人做生意好比秀才造反，只能是花钱买教训。万般无奈之下，想起自己的“雅号”，遂尝试写小说，果真成了正经的“高产作家”。因此我相信写作是有天赋的。青少年时期，我在二胡上下了那么大功夫，每天练习7小时，结果，连正式文艺团体都没混进去；下海来深圳后，一心想当大老板，奋斗10年，连小老板都没当好；而写小说，我感觉自己并没费什么力气，至少没有像拉二胡或奔大老板那么费力气，就成了“高产作家”，没有天赋，怎么解释？
“天赋”来源三个方面：遗传、生活和机缘。
我父亲是位老“作家”，写了一辈子小说，直到2000年去世，若不是只读过4年私塾加上生不逢时，他一定也是“高产作家”。母亲虽不识字，但很会讲故事，任何一个平常事件，到了母亲嘴里，就变得生动有趣，很抓人。我的写作天赋，主要来自于父母。
我的生活经历更比同龄人丰富。小学转了五次学；大学分别在中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了三个不同的专业；当过工、农、兵和科技人员；下海之后，跳槽无数，分别在深圳、广州、海口和武汉给大老板当助手或自己尝试当小老板；特别是我碰巧给中国第一代上市公司金田集团董事局主席黄汉青和中国民营担保第一人中科智的张锴雍当过助手。因此，我虽然不是学金融的，却仍然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具爆发力的金融小说作家。”
至于机缘，其实是“人缘”。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不断遇到贵人。第一次投稿，遇上《芳草》的杜治洪，他恰好做过企业，喜欢金融题材，不仅接受我的电子投稿，而且当即发表，一下子坚定了我创作的信心；《人民文学》的杨妮，破例连续两期发表我两部中篇小说，让我进一步相信自己是这块料，遂决定以写作为生；当时我连基层作协会员都不是，上不了鲁院，自己掏钱读鲁院的函授，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辅导老师杨桂峰，她不仅在《啄木鸟》发表我的中短篇小说，还将我引荐给他们主编孟林老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百花文艺的王俊石，是第一个鼓励我写长篇小说的人，还在他负责的《小说月报·原创版》上大量发表我的长篇和中短篇小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张立红，先后出版我五部长篇小说，其中《高位出局》获得2007年畅销书第一名，使我“一举成名”；著名出版家臧永清，无论在春风文艺出版社，还是在现代出版社或中信出版社，都积极出版我的小说；同乡简宁（叶流传），一次出版我四部长篇小说，让我的小说进了商务印书馆并被图书馆收藏；还有《北京文学》的张颐雯、《清明》的苗秀侠、《长江文艺》的俞向午、《中国作家》的李双丽、《广州文艺》的路龙威，等等等等，都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遇到的贵人。最后我必须说到杨晓升。他是潮州人。我之前的老板黄汉青就是潮州人。我担任副主席的深圳新阶联班子成员大多数是潮州人。我还是深圳潮汕文化研究会会长蔡文川的顾问。关于潮州人，我自认为很了解，我对他们的整体印象是务实，做人大方、敢于冒险、善于经营、不出卖朋友，等等。但是，杨晓升却比“整体印象”简单，简单到只有两个字——厚道。大家想想，我都“废”了，他还主动帮我出版集子，不是很厚道吗？
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成为作家。倘若父亲能看到我出版这么多小说，他该多高兴啊！前些天，我艰辛移步梧桐山脚，为父亲烧了一堆纸钱。梧桐山和马鞍山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毕竟都是“山”，我相信“山连着山”。如今，每当我散步梧桐山下，看到那块痕迹，就仿佛看到了父亲，看到了我的故乡和亲人。
丁力
2015年11月于深圳畔山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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