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许多矿冶技术曾在世界遥遥领先，而有关我国古代这方面技术的记载以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得最为完备最为系统。不过，这本书也是仅限于作者个人的见闻和经历，所以里面的内容都很简略，不可能全面反映我国古代在矿冶技术上的成就。实际上，我国古代的矿冶技术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近二三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距离湖北大冶县城3千米的铜绿山上发现了一处2000多年前的古铜矿遗址，该时期相当于我国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铜绿山，据《大冶县志》记载：“山顶高平，巨石对峙，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上，故名。”其奇特的地貌和遍地盛开的莹蓝色铜墙铁壁草吸引着历代矿工来这里开发铜矿资源。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已经发掘的古铜矿中生产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
在这个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用来支护井壁的圆木，采矿用的铜斧、铜锛、铜凿，木槌、木铲、铁锤、铁锄以及运载工具的藤篓、木钩、麻绳等，另外还发现了少量陶罐等生活用具。
在距离开采地不远的东北坡，考古工作者们又发现了古代炼铜遗址。“共发掘出了外形、结构基本相同的炼铜炉九座，炼铜炉上还设有炉基、炉缸和工作台。炉基用沙石、黏土等细细夯筑而成，台基内还设有风沟，炉缸在发掘出来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据鉴定，为高岭土等耐火材料筑成。炉身经历千年都已坍塌，工作台用黏土、矿石垒筑在炉侧，台面高于炉缸底部。”
在这些炼铜炉内残留着数量不等的炉渣，而附近的渣坑中的炉渣堆积竟高达1米多，据有关专家粗略估计，此矿区遗存的炉渣至少在40万吨以上！对这些炉渣中的含铜量进行测验的结果更是让有关专家大跌眼镜！因为在三号炉西侧发掘出的粗铜其含铜量为93%以上，而炉渣的含铜量仅为0.7%。对大冶湖边出土的铜锭进行铜含量测定，竟为91.86%。谁能想到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代，提炼铜的技术已发展到如此高超的地步！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采冶炼技术已如此发达，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金属的认识更为久远。事实也是如此，古代奇书《山海经》就已经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战国以前矿业开发的情况，书中曾经明确提出当时的产矿地有167处，其中有铜矿52处。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如《管子·地数》记载道：“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从这两组数据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出这时矿冶业发展得多么迅速！
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采矿遗址。在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冶铜业，而瑞昌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使我国采铜历史往前推进了数百年。
瑞昌古铜矿遗址面积约1平方千米，采矿区约有二十多立方米。发掘出竖井53口，平巷6条，斜巷3条，露采坑一处，木溜槽一处。
由于这个采矿遗址开采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经历了好几个时期，所幸的是其地层叠压关系清晰，出土的遗物比较多，对其中的一件木制滑车进行测定，结果为商代中期的遗物，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商代我国已经有了较发达的采矿业。除此之外，遗物中还有“陶制的鬲、罐、豆、盆、纺轮等，木制的滑车、锨、铲、水槽、瓢等，竹制的筐、盘、签等，铜制的斧、凿、锛等”。
其中出土的木溜槽也同样改写了我国冶炼技术的历史。这个木溜槽长3.5米，据有关专家鉴定，为分节水冲法选矿用的一种原始装置。而这种分节水冲法人们一直以为产生于宋代，在这之前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记载，而瑞昌铜岭选矿槽的发现，把我国的这种选矿技术往前推了2000年！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国铜的开采与冶炼技术最早出现在商代，那么，以后还会有新的考古发现推翻这个结论吗？由于考古本身的随机性，谁也不能保证。
我国人工冶铁开始于什么时候也同样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地质学家章鸿钊认为是在春秋战国之间。历史学家范文澜力主东周时期已经有了铁器，并从古体铁字的一种写法推测东方的夷族最早掌握了炼铁技术。而另一历史学家李亚农则认为早在西周就已经有铁器了，赞成这一观点的还有郭沫若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驰名中外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的遗迹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串原始的项链，这些项链是用红线把一颗颗青鱼上眼骨穿起来制作而成的。让人奇异的是，线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线是用赤铁矿粉染成的！在十多万年前，人类就已懂得利用金属铁锈做“染料”，这究竟是偶然的利用，还是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呢？
放眼世界，人类掌握冶炼技术的年代更扑朔迷离。据说，在苏联的瓦什卡河岸上发现了一块稀有金属的人造合金，制造年代为距今10万年前！在秘鲁高原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铂制装饰品，要知道，熔化铂必须要有1800℃的高温熔炉！
这些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有志于此的人可以去进一步探索。
2、 司母戊鼎之谜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之一，也是到今天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它的存在和发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它的发现和出土无不充满神奇色彩，再加上它特定的发现时期，使本来就具有很大价值的司母戊大方鼎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1939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时局的混乱加剧了盗墓风气的盛行，身居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的村民自然不会忘记位于殷墟之旁的这块风水宝地，村民们开始有组织地在夜间盗掘古墓。
3月的某个深夜，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里，距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处，随着村民的铁锹的脆响，华丽雄伟的青铜之冠、国之重宝——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了。
村民们忙碌了一夜，但因为鼎太大、太重而实在无法搬动，他们不甘心整夜提心吊胆地忙碌却无功而返，于是一个私掘者取来锯子，将大鼎的一只鼎耳锯下，然后又将大鼎重新掩埋。事后他们相约谁也不准说出此事。
后来，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人闻知此事，想花重金购买却没有得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被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但当年被盗墓的村民偷偷锯下的一只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下落不明，这也成为司母戊大方鼎的永远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有一只鼎耳就是后来补铸上去的。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司母戊大方鼎又被运到北京展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
司母戊鼎总重875千克，高达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为此鼎大得足够做马槽，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马槽鼎”。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鼎身各处皆有饰纹，而且各部分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的长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口中含人头，鼎耳侧是鱼纹纹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很有特色，在三道弦纹之上各饰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堪称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关于鼎身腹内的“司母戊”铭文也存在着种种猜测，首先，关于它的名字，专家就有争议。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然而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当释读为‘后母戊’。但由于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广泛宣传，目前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等名称更为有名。
另外，对于司母戊大方鼎属商朝哪个时期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这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这也是大多数人认可的解释，其中的“司”解释为职司、官司、典司；第二种观点认为，“司母戊’是一个氏族的名称；第三种观点则把“司”释为祠，“祠”则是祭祀的意思。后来还有把“司”解释作王后的“后”字的。“母戊”是谁呢？根据最早的推测，“母戊”一般被认为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铸鼎者则为文丁。卜辞记载了文丁的配偶为妣癸，而武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武乙的配偶。还有一种意见称，“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配偶或祖甲的配偶，因此铸鼎者可能为祖庚、祖甲、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
司母戊大方鼎最为神秘也最难让人猜测的是它是如何铸造的。司母戊大方鼎表明商朝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标志着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出现第一个高峰。但是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仍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据推测，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过程是这样的。在商代，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埚，它的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趣称它为“将军盔”。据科学估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千克。假使铸造一个中小型的铜器，只需用一个坩埚就可以了。但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七十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意味着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如此浩大的工程该如何施工呢？有人认为勤劳智慧的奴隶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战略，先分别铸好鼎耳、鼎足、鼎身，然后再把铸好的各个部分合铸在一起。经过奴隶们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终于铸成了司母戊鼎。但这种猜测没有得到相关科技的论证。直到今天，在发达的科技面前，始终没有人能再现铸鼎的情况。
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非常之高，而围绕它的种种迷雾也增添了它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司母戊大方鼎之谜的解开，有待考古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3、 古阴阳鱼洗盆之谜
在浙江杭州博物馆内，收藏有一个青铜喷水震盆，此即“阴阳鱼洗盆”。震盆有双耳，大小如脸盆，盆底绘有四条鱼，鱼与鱼间刻有四条清晰的《易经》河图抛物线。只要在盆内加一半水，然后用手轻摩双耳，盆中刹那间就会波浪翻滚，汹涌澎湃，然后涌出四股二尺许高的喷泉，并发出易经中念震卦六爻的音响。
这件中国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喷水震盆在美国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各大报纸都作了详尽报道，有的标题赫然称之为：《超级现代的中国古代科学》、《难得的中国“易经”》、《神奇的物理超导现象》等等。神奇的青铜喷水震盆，其貌及大小如一炒菜锅，但底为扁平，左右各有一把柄，盆底刻有四条鲤鱼，鱼与鱼之间刻有四条清晰的《易经》河图抛物线。
中外记者、教授、科学家及多年从事《易经》研究的权威们聚集在美国纽约一家高等学府的实验室内，用惊人的眼光观看千载难逢的神话般的宝物。根据《易经》记栽，倒半盆清水进去，按要求两手轻轻摩擦盆的两个把柄，奇迹就会出现：盆里的清水骤然波浪翻滚，汹涌澎湃，紧接着四股水柱像剑一样不停地向上喷射，约两尺多高。在四股水柱向上喷射和降落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的奇景，而且还奇妙地发出念震卦六驳时的古代音乐，与《史记》中所描绘的黄钟之音一致。两手少许摩擦的热量，导致如此神奇的超导能量，这种不可思议的物理效应使中外科学家深为震惊。他们说：“这真是神话般的现实、白日的梦。”
美国、日本的物理学家曾用各种现代科学仪器反复检测查看，试图找出导热、传感、推动及喷射发音的构造原理，皆不得要领。
1986年10月，科学家们用当今世界上最精密的计算机、绘图仪以及紫外线透视、扫描，将青铜喷水震盆准确无误地描画在一张图纸上，然后选拔最优秀的铸造工精工制作。于是，一只青铜喷水震盆的“挛生兄弟”在美国诞生了。很可惜，它没有喷水，发音功能也显呆板。一位物理学家说：不知它的集成构造原理，即使仿造一万次也不会成功。要想弄懂它，让它为人类服务，至少得将中国的《易经》这部伟大的科学著作弄懂。
面对中国古代科技创造的这一奇迹，现代科学只好“望盆兴叹”，把它当作不解之谜。
古人又是根据什么原理制成的青铜鱼洗盆呢？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竟仿造不了一只古代人制作的青铜器？
类似于青铜喷水震盆的涌泉水柱，被称为孤立波和孤子现象。和一般的水波不同的是，孤波在行进过程中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而孤立波的存在正是非线性现象。
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盛赞中国古代科学集成铸造技术的伟大成就。他们认为青铜喷水震盆已成当今世界之谜，因为它已超出现代科学范畴，就如同飞碟之谜一样让人不可思议。
4、 出土宝剑锋利依旧之谜
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荆州市附近的望山一号楚国贵族墓中，出土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考古人员在墓主人身体的左手边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鞘内的名贵青铜剑。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经研究人员考证，此剑即为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诸侯国一百四十多个。涌现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春秋五霸”以及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春秋晚期的著名军事霸主。
春秋时期，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不断改进和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武器，各国都拥有一批铸造青铜剑的能工巧匠。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由于近海，陆地上水网纵横，不利于车战，因此步战及近战利器——青铜剑便成为兵器中之翘楚。
春秋晚期，吴、越两国涌现出诸如欧冶子、干将、莫邪等当时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铸剑能手。吴、越铸造的名贵青铜剑，坚韧锋利无比，威披天下，声震各诸候国。这些名剑被载入史册典籍《吼山勾践石刻像》，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其无论铸造工艺还是实战价值，均堪称中国宝剑铸造史上辉煌的巅峰。
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就能铸造出这样好的宝剑，怎能不叫人惊叹呢！
经过分析，人们知道这些宝剑都是用青铜制造的，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纯铜很软，锡也是软性金属，但是把铜和锡两种金属以不同比例熔炼后，就能制得比纯铜和锡具有更优异性能的合金——青铜。
青铜是我国从商代以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用来制造各种铜器的主要材料，在历史上叫作“青铜时代”。北京颐和园里的青灰色大铜牛和历史博物馆里那只875公斤重、四尺多高的“司母戊”大鼎都是用青铜铸造的。当铜中掺入锡制成青铜后，熔点可降低到900℃左右，易于熔炼、铸造。
青铜还有一个特性是冷胀热缩，这叫“反常膨胀”。因此青铜在铸造时，能渗透膨胀到模型的各个细微角落，使铸件的轮廓清楚，线条优美。更重要的是，铜制成青铜后，硬度与强度大大提高，耐磨性能也更好。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冶炼青铜的实践，在世界上第一次向人们指出了合金成分与合金性能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古书《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有古代配制青铜的“六齐”规则。“六齐”规则讲的是如何将铜与锡以不同的比例熔炼，从而引起青铜性能的差异，用来制成各种器具，如钟鼎、斧、戈戟等等。古代工匠灵活运用“六齐”规则，在铸剑时考虑到剑身较长，要受到扭、压、砍各种受力因素，所以采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铸造，使它具有良好的韧性。对于剑的刃部，主要考虑锋利，工匠就采用含锡量较高、强度较大的青铜铸造。宝剑分两次浇铸，然后将剑身与剑刃复合成一体。这样制成的宝剑，刚柔兼具，可砍可刺，剑刃锋利，剑身坚韧，浑为一体。
青铜宝剑为什么能历经两千多年而毫不锈蚀呢？目前所知还不多。据推测，勾践的宝剑用硫及硫化物处理过，提高了防锈性能。秦始皇的宝剑似乎用铬酸盐进行过氧化处理，在剑身上有一薄层氧化层，这层氧化层起到保护剑身的作用。这种氧化处理，在国外也仅仅是近十几年才开始应用的一项新技术。我国古代工匠在两千多年前是怎样发现和应用这项技术的呢？这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我们去破解。
5、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指南车
有人认为黄帝是指南车的发明者。相传在4000多年前，黄帝同蚩尤在涿鹿大战，黄帝打了败仗，因为蚩尤能作大雾，使黄帝的队伍迷失了方向。因此黄帝组织人力，研究创造了指南车，于是，再和蚩尤作战就取得了胜利。还有一个传说是西周初，居住在偏远南部的越裳氏派使臣来朝贺周天子，周天子怕他们回去时迷路，就造了辆指南车送他们。上述传说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思考，真的有指南车吗？它是什么形状的？
有一个叫马钧的人，生活在三国时期，是一个著名的机械制造家，他能做许多奇特的机械。
他改进了提花机，使它操作方便而且省时，还能织出复杂精美的图案；他还创造出了龙骨水车，这个水车结构精巧，运转省力，为灌溉提供了连续不断的水源；他甚至还改进发明了兵器，据说，马钧改进了当时诸葛亮使用的一种“连弩”，让它在连续射箭的基础上再提高五倍的效率；他试制成一种很厉害的攻城武器，叫“轮转式发石机”，能连续发射砖石，射程几百步；他还创造了“变幻百端”的“水转百戏”，这是一组木偶，利用机械传动装置，机关一开，各个木偶能够各自做着不同的动作，像是一台戏，机关一停，便马上停止运转……
由此可见，马钧有杰出的机械设计才能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后来马钧在魏明帝的支持下，根据有关传说潜心研究指南车的造法。不久，马钧真的造出来一辆机械的、能指定方向的车子。他把齿轮传动机装在车上，车走起来时，车上木人会自动指示方向。这种车子不同于利用磁铁造的指南针。
现在已看不到马钧造指南车的具体方法了，而且当时人们也并没有使用指南车，只是作为陈设而束之高阁。西晋末，这辆指南车就下落不明了，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千古之谜。
后秦时，皇帝姚兴又让令狐生造了一辆指南车，可惜那辆指南车在后秦灭亡时作为战利品被运到了建康。由于年久失修，机件散落，指南功能也就丧失了。
60年后的齐王萧道成忽然想起这个奇宝来，他让当时的著名学者祖冲之再研制一辆指南车，祖冲之便闭门钻研。又过了几百年，北宋中期的燕肃和吴德仁都制造过式样不同的指南车。
指南车制造困难，比较笨重，实用价值不高。但古时人们对指南车的不断探索与研究，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辛勤劳动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正是由于几代人不断地辛勤研究，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制作技术，才有我们今天指南针的问世。
6、 中国酿酒的始祖是谁
我国的酒文化十分悠远，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便发明和生产了酒。远古人在劳动中发现了发酵的果类和谷物带有一种味道甘美的浆液，可以取而饮之，他们将这种味道称为酒味。从此，我们的祖先通过实践认识了果类和谷物是怎样被发酵而变得甜美的，最终摸索出了酿酒的技术，制作成了各种酒。
1987年底，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各种陶制的酒器。一种密封保存完整的商代古酒在河南省被发掘，这酒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据专家测定，这种具有浓郁香气的酒是专用于祭祀祖先的。这说明当时已有种类繁多的酒，酒也已成为专卖商品，难怪《诗经·商颂》里就有“既载清酤”的描写。
商代出土的象形字中就有“酒”字，说明酒在商代已有很大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古人是在商以前的2000—3000年前才开始发明酒的。
因此，不管按哪种说法，出生在周朝的杜康只能是个酿酒者或酿酒技术革新者，而并不是发明酒的始祖。即便是夏朝人仪狄（传说大禹曾饮过他酿造的酒），也不是酒的始祖。
还有学者认为酒的起始是在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时期，那时生产力发展了，粮食和果品逐渐有了剩余，人们就把它们储蓄起来，在存放过程中自然发酵而成为酒。先人们根据这个原理，再反复实践，才有了人工酿酒。
杜康生活的周代，出现了酒曲，这在酿造史上无疑是个飞跃，这也是世界化学史上的伟大创举。
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内，发现过两种曲酿酒，一开启密封完好的酒壶盖，一时间酒香四溢，据说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杜康”，意即好酒。此外“杜康”还应理解成品种名称。曹操说的“惟有杜康”，也是泛指好酒之意。
《说文解字》上却说酒为“吉凶所造”，这里的吉凶不是说吉凶这个人造酒，而是说酒造吉凶。夏禹就曾主张禁酒，并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果然，历代帝王中许多嗜酒如命，甚至有人因酒精中毒而死去。商纣王也是过着“以酒为池”的荒淫生活，最后导致国破自焚。
周代吸取了教训，颁发了禁酒令，因而酿酒集中在作坊中，开始专行专卖，而不是像以前分散在每家，每户均可自行酿酒。酿酒技术也从家庭女主人的手中走向专业化，从而杜康之类的名师才得以崛起。
我国古代典籍《周礼》也对酿酒过程中各个阶段作了详细区分，说明其产物名称，这体现了我国酿酒技术逐步走向专业化。
7、 中国古代针灸有科学依据吗
传说中的神医扁鹊能用针灸治病，千百年来人们对此广有探究。神秘的针灸医术起源于何时呢？这有一个传说：远古时一位打猎的人鼻子上中了一箭，可这一刺却治好了猎人长久未愈的头痛病。
这个传说看似神奇，但并非毫无道理，这种医术的起源似乎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因为在不同地方的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了大量用来戳皮肤的石制尖锐工具。
针灸学在秦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3年春，在四川省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发掘的二号西汉木椁大墓后室中，出土了一件涂有黑色漆的小型木质人体模型，上面有一些针灸的经脉直行路径，但没有文字和经穴位置的标记，只用红色的漆线来表示这些路径，在木色烘托下格外清晰分明。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标有经脉的木质人体模型。
后来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帛书《经脉》。书中论述了人体内十一经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的古灸经。这也是有关医学理论基础的经脉学的古文献。另外，中国古代医学还有一部宝典是《黄帝内经》，它是春秋战国及西汉时期不少古代医学家的宝贵经验的总结，积累了各时代的医学成就。其中介绍九种不同的针，按用途来分，九针可分大针、长针、毫针、圆针、锋针等类型，各针从3厘米到24厘米长短不等。书中编有医治各种病痛和疾病方式的365个穴道，并为之一一命名。书中指出金针虽然价格昂贵，但因其有刺激身体的功能，所以医治某些疾病格外有效。而银针则有显著的镇静作用。河北汉代中山王刘胜墓出土有4根金针、5根银针，能识别的有金质毫针、锋针和银质圆针，而有的则因残破不能识别针型。
中国历代还有许多帝王对生理学，特别是对神经系统有着浓厚的兴趣。
据称，公元1世纪时，王莽在医生和御用屠夫的协助下曾切开一名敌对者的尸体，用竹签来研究人体神经系统。无独有偶，1000年后，宋徽宗雇了一个画家，画出肢解后的一名罪犯的人体器官。在徽宗之前，宋仁宗叫工匠打造了一个铜人，铜人身上显示出人体的整个神经系统。这个铜人还被用作医官院学针灸的学生学习和考试的指导实物。据记载，凡针灸科学生考试，须先在铜人体外涂蜡，把水灌到体内，要求被考查者向指定的穴位进针，下针准确，则蜡破水出，这成为检验学生的好手段。宋仁宗有一次因病昏迷，御医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找到一位民间医生来进行针灸。这个医生用针刺进了仁宗脑后一个不知名的穴位，刚一出针，宋仁宗就苏醒过来，睁开双眼，连声称赞“好惺惺！”夸其医术高明。“惺惺”在当时就是高明的意思，“惺惺穴”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在古书中，类似这种创新的例子很多。治疗全身麻痹、妇人难产、小儿脐风、腹痛、心口痛、头痛、风湿、五官科等病甚至是起死回生，针灸均能做到。
针灸医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医学的贡献，但它究竟为何有这么多功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8、 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宫廷宦者蔡伦。
据传，蔡伦从小就对造纸很感兴趣，他经常看着竹子的内膜发呆，心里想道，要是字写在这薄薄的竹膜上，不是比写在竹简上要方便得多吗？于是他就用竹膜试验，但是经过很多次失败之后，他意识到竹膜太薄，根本无法写字，于是他想到要加进一些与竹膜一样质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坚韧，他开始尝试用一些棉、麻试验。在千百次的试验之后，他成功了。
正史中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宋代范哗的《后汉书》里。
《后汉书·蔡伦传》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蔽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来的教科书都沿用此说。
然而，许多考古发现证实，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蔡伦。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学会了造纸。
在比《后汉书》更早的东汉宫修国史《东观汉记·蔡伦传》中记载：“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
原书只说蔡伦主管（即“典”）少府所属尚方造纸，根本没有蔡伦发明纸的意思。
蔡伦于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后因卷入宫廷内讧而服毒自杀。所谓蔡侯纸其实是出于尚方内众工匠之手，而绝非身为尚方令的蔡伦所亲制。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丈弼于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西汉麻纸。但是，此纸没有经科学鉴定便毁于1937年的战火之中。
到1957年，人们又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的一个砖瓦厂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墓中有一个用麻布包着的铜镜，还有一叠古纸，共88片，最大的有100平方厘米大小，最小的只有12平方厘米，平均厚0.139毫米，稍厚于现在的新闻纸，是用麻纤维做成的。
到了1973年和1974年，又有两片西汉纸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被发现了，一片有400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纤维制作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另一片有103.5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线混合制成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建平年间。
到了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天水发现了一张西汉天水地区的纸画地图。该地图出土时被放在死者胸部上面，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光滑平整，是用细墨线条绘制的。
这张纸大约有14平方厘米，出土时已非常残破，但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西汉时期就已掌握了造纸技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明。
从1990年到199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现了24片汉代麻纸，其中4块书写有字。这些纸和1500多件有确切纪年的简牍同时发现，其年代当是西汉宣帝到哀帝时期。这说明西汉不仅有纸，而且开始用纸来进行书写。
上面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东汉蔡伦。远在西汉，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术。
蔡伦的贡献是改进了造纸术，使造纸业的发展更进一步。也因为他在造纸术方面的改进，使得后来的史书将其列为造纸术的发明者。
这同时反映出，造纸术在蔡伦改进之后技术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书写也较以前更为方便了。
9、 中国古代“透光镜”之谜
汉代时，封建经济空前繁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非常强盛。农业生产发展迅速，铁器广泛应用，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金属铸造工艺不断进步。正当许多青铜日用品逐渐被漆器和陶瓷器取代的时候，铜镜的制造却获得了重要发展。铜镜成为汉代铜铸制品中最多的产品。
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面铜镜，就是当时一种非常流行的镜型。此镜直径12.1厘米，圆形，内区有同心圆及八曲连弧纹，外圈刻着文字。此镜边缘宽阔，铭文两边各有锯齿纹样。
不同时期流行的铜镜也是有差别的，西汉前期和中期流行草叶纹镜，到武帝和昭帝时，草叶纹镜的地位渐渐为星云纹镜和连弧纹日光镜所取代。星云纹镜钮座呈圆形，不见草叶纹镜上的大方格，而且上面也不会有任何铭文。带座的大乳钉布于四方，其间安排若干小乳钉，乳钉高低错落，像星云一般灿灿，铜镜因此得名。连弧纹日光镜的内区有一圆连弧纹，镜缘上的连弧纹则被略去，代之以稍宽的平缘。外区中有一圈醒目的非隶非篆的铭文带，铭文开头大都有“见日之光”四字，铜镜也因此得名。连弧纹昭明镜图案与日光镜其实区别并不大，只是铭文较繁，可以看作是连弧纹日光镜的繁体。不过这件连弧纹昭明铜镜却因其新奇的透光效果而为人所关注。
铜镜的透光效果就是指将镜面对着日光和其他光源时，在墙背上可以映出镜背的纹饰和铭文。
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对铜镜的透光效应以及透光现象的成因作过深入的研究。《太平广记》记载，隋朝的王度得到一面古镜，发现将镜面对准日光，镜背上的图案竟然会在日影中出现。宋代周密在其《云烟过眼录》中提到，如果把透光镜对准日光，可以看到纤毫无损的镜背影像。
此外，像宋代的沈括、元代的吾丘衍、明代的方以智和何孟春、清代的郑复光等，他们也都对铜镜的透光效应作过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也相继作了不少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见解，这些见解也都被后人继承下来。
目前多数学者经过研究认为铜镜的透光效果是由于镜体厚薄不一造成的，由于镜面各部分出现了与镜背图纹的凹凸不平和曲率差异而形成。
但这种曲率差异是怎样产生的呢？学者们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有的认为是通过快速冷却方法加工出来的，有的认为是在铸造研磨时产生各种压力后形成的，有的认为是在铜镜加工过程中刮磨不均形成的，有的认为是铜镜在铸造过程中冷却速度不同形成的。
尽管关于铜镜的透光效果的看法还存在着不少分歧，但它却是研究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重要资料，对我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