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孤贫，怀大志。隋末参加李密义军，后随李密投唐。太宗时官拜谏议大夫，常召入内室询以政事得失。其知无不言，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曾任秘书监、门下省侍中，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死后赠司空，谥文贞。奉诏总撰《五代史》。其散文常用偶句，但词旨剀切，气势雄峻，无典故堆砌之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俱著录《魏徵集》20卷，已佚。著有《魏郑公诗集》、《魏郑公文集》等。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以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鉴赏】

    贞观十一年（637），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徵，写下了这篇给唐太宗的奏疏。魏徵为人刚直，勇于诤谏，曾先后陈事二百余次，本篇即是其中之一。文中鲜明地提出欲“国之安”，“必积其德义”的主张，提示唐太宗牢记隋亡之教训，应以十条注意事项为行为准则治理朝政，达到“固其根本”，“垂拱而治”之目的。由于此疏主旨鲜明，说理透彻，遂成历代谏书中之佳作。

    这篇奏疏，是魏徵通察时政利弊而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唐灭隋之初，对隋朝腐败覆亡的历史教训具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实行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有利国计民生的有益措施。唐太宗即位之后，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发展迅速，贞观中期（627—649），唐朝国力强盛，农商发达，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被史书誉称为“贞观之治”。就在这歌舞升平之中，唐太宗逐渐骄傲腐化起来，国力已现衰退迹象。魏徵忧国忧民，多次上疏吁请唐太宗严肃对待，重视这个问题。

    文章开篇明义，毫不含糊地提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张，必须做到随时“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这是本疏的核心精神之所在。为阐明这个深刻的道理，能够充分引起唐太宗的高度重视，魏徵首先设置了两个形象性、哲理性很强的比喻：“求木之长者，心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因为“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常识性真理。然后引出本意：人君治国富民的“根本”与“泉源”，正在于实行“德义”。全文组成三个对仗工整的排比句，结构严密，一气呵成，逻辑严密，斩钉截铁地将自己的主张推到了必须重视的思想高度。接着，魏徵使用反诘：如此显要的道理，连“下愚”的自己都能深刻领会，“而况于明哲乎”？语言谦恭，却藏着锋芒，在针对性很强的鲜明对比中，自然而然地加重了奏疏主旨的分量。

    接着，魏徵为论述自己主张的正确性，提出了有力的佐证，以一个“凡”字，囊括历史的教训，颇具说服力地提出江山“取之易守之难”的警策，提醒唐太宗：民心所向，是巩固朝政统治的核心。纵观历史，以实例说明，历代帝王之所以“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得志之后不能居安思危，不但做不到“竭诚以待下”，反而“纵情以傲物”，终致失去民心，导致了“载舟覆舟”的厄运。魏徵语重心长地规劝唐太宗要“深慎”，充分认识“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这一至理名言的深刻含义，注意谦虚谨慎，力戒奢浮，去争取民心。魏徵克尽职守，反复开导，可谓至忠至诚了。这里，魏徵将君与民的抽象关系，用舟与水的关系一比，形象明白，不难令人深信不疑。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积其德义”，达到“安人”的目的呢？魏徵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十思”的具体做法。作为人君，需做到知足知止，谦冲自牧，慎始敬终，虚心纳下，正身黜恶，赏罚公正，知人善任等，几个方面涉及到贤明君主应具备的几方面基本素质。魏徵强调：只要人君能做到这“十思”，就能够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德，信者效其忠”，从而使文武得以并用，国家即可长治久安了。

    魏徵此疏提出的观点与做法，显然对君王革弊兴利，施行仁政，保持国富民强的盛世局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思想深度与敏锐的眼光，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就是今天，对我们也不无启发。

    本文是呈递皇帝的谏疏，亦带有一定的批评意味，所以不但要有勇气，也需讲究技巧，这样自己的主张才可能使唐太宗接受。魏徵写疏时讲求句式整齐，排比对偶再加长短句穿插，读来气脉连贯极富美感。特别是设喻明理成了本文的一大特征，乃是先秦诸子散文传统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展。设喻明理，贵在“巧”字，刘勰所谓“喻巧而理至”（《文心雕龙·论说》），正是说这个道理。刘勰又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文心雕龙·比兴》），更是切中要害。魏徵此疏一开篇的设喻就十分巧妙，他将树木的茂盛与国家的兴亡，江河的流长与国运的久远，木之根本与国之根本，流之泉源与国之泉源联系起来，相“切”得十分精当。以下行文，又层层推理，内联紧密，一喻三叠，反入正出；“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以明本意，使文章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在统一中富于变化，暗引经典，不露痕迹，语势充足，行文酣畅，具有不容辩驳的说服力，足见魏徵这个“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的谏官，不但胆识过人，而且文采出众，所以他的谏言多被唐太宗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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