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不，上电梯，他碰了你一下，“sorry”；你碰了他一下，他也会“sorry”。中国人到外国去，若是三人行，走在马路上，势必一字排开，作闲庭信步状。可外国人走路，两腿捣腾的频率，比中国人快得多，蹬蹬蹬，发现这三位眼睛不够用的中国大爷，正在摄政大道上东张西望，挡住他的去路。他应该生气，要是我，我就会不开心。但是，绕过去之后，这位洋人为自己的强行超越，还是要说一声“sorry”。
这叫礼貌。古代的中国，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但现代的夷人，却比中国人肯说“sorry”。
说“sorry”，和认错，是两回事，但一个人，连抱歉的意思都没有，指望他承认错误，就更谈不到了。认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虽然，谁都有犯错的可能，但是，认识到错了，向那个由于你的错误决策，错误判断，以及莫明其妙的原因，而吃了苦头，受到冤枉，挨到惩罚，乃至万劫不复的人，说一声对不起，却往往不容易做到。
中国人之很少抱歉，很少认错，因为中国人很缺乏悔过意识。所以，现在很多文人在写回忆录，没有一个人写忏悔录，都在想法美化自己，或者膨化自己，或者努力一笔勾掉自己所做过的狗皮倒灶的事情，给自己那支没少整人的爪子戴上白手套，以为大家都得了健忘症。
另外，不肯抱歉和不肯认错的重要原因，往好里说，关乎面子问题。中国人，面子很要紧，面子上挂不住，比失眠，比消化不良，比走路不小心跌一交，还要严重。身份越高，权势越大，资格越老，年纪越长的人，越在意面子。因为他们已经正确惯了，而一贯正确的以上四类人物，也越不懂得认错。他们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只有风让草低头，哪有草让风认错的道理。尤其要这些大人物，老人家，向那些身份比自己低、权势比自己小，资格比自己浅，年纪比自己轻的人认错，谈何容易，也太没有面子了吧！
所以，他们通常不肯认错，即使迫不得已，承认错了，也要留一条尾巴，无论如何，要给对方派些不是，或二一添作五，或三一三十一。我错，你也有错，正因为你错，才害我犯了错，想方设法，找寻理由给自己台阶下。
能够认错，能够向由于决策上的错，判断上的错，听信了谗言的错，一时感情冲动的错，而招致误解，受到冤枉，忍受屈辱，饱尝痛苦的对方，说一声你没有错，错的是我。这种光明磊落的胸襟，真诚坦率的态度，有错必纠的精神，知耻近乎勇的表现，其实，更令人尊敬。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向在整风运动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同志，摘下帽子，鞠过一躬，表示道歉。一位领袖，都能有这种“过则勿惮改”的精神，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肯认错呢？
最近读到一部《寄园所寄》笔记小说，其中有一则主考官向考生认错的故事，实在是值得后人好好学习的。
旧时的读书人都得由乡试、省试、殿试，一级一级考上去，才能获得一个官职，这就叫做科举取士。在考的过程中，一篇八股文，最为重要，必须做得起承转合，严丝合缝，引经据典，滴水不漏，才具备了考中的可能。但能不能取中，很大程度上决定在主考大人。如果，这位大人心情好，就有门了。如果，还比较赏识中意，说不定前三甲就有望了。如果他那天不高兴，挑出来疵病，考生就可能有麻烦了。
《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范进，所以一直名落孙山，被那杀猪的老丈人耻笑，就是主考大人嫌他文字悖谬的缘故，从二十多岁，考到五十多岁，总是铩羽而归。后来终于考中了，就是主考官反复看了好几遍他的考卷，最后看出了他八股文的好处，才榜上有名的。《寄园所寄》里所说的这个徐存斋，不知为明翰林，还是清翰林，一介书生，不到三十岁，就进了翰林院当编修，朝廷派他到浙江来主持通考，可想而知，该是何等的年少气盛了。
阅卷中间，发现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颜若孔之卓”这个典，他眉头一皱，拿起笔来，划了个黑杠，批上两个字：“杜撰”。然后，“置四等”，等于是不及格。等着“发落”后，卷铺盖回家。凡有主考的不佳评语，考生照例要到堂上“领责”，也就是去受训斥。这位士子捧着卷子上去，一看这位年轻的主考大人，满面愠色，吓得不知该如何应对？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申辩：“大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杨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
在人们心目中，领导是不会出错的，而主考官尤其不会出错，皇帝把他派来主考，他出错，岂不是说明皇帝也有了错吗？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威严，即使为了皇上的英明正确，也不能认错。但这位年纪轻轻的徐存斋先生，却颇有一点肯于道歉，敢于认错的作风，连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然后，“改置一等”。
如果换了我坐在那张主考官的位置上，我保证做不到他那样虚怀若谷。也许和这位考生打个官腔，好吧，我再研究研究，也许找他个别谈话一次，私下了结，也无不可，面子总是要保全的。其实，“文革”期间被押上台批斗，唾骂自己为人类所不齿的狗屎堆，前面提到的四类大人物，谁没低头认罪过？但不是在那种被喷气式的状态下，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不行，用上海话形容，那就很“坍台”的了。对这位年轻翰林，我服了。他的行径，可算是中国科举史上的一次特例。
读了以后，真是感到惭愧呢！
文艺复兴时的巨匠达·芬奇，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他曾经在一次艺术家的聚会上，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对雕刻家大放厥词。他说：“雕刻是机械呆板的工作，因为它需要的智力比绘画少。雕刻是卖苦力的活，从事雕刻这一行业的人，每天收工时，从头到脚，都是粉尘，就像泥瓦匠和油漆工一样肮脏不堪。”
这当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而且，那位雕刻大师米开朗基罗也在场。
“文人相轻”，虽然这句话出自中国，大概外国同行，也免不了会有这种人性上的弱点。喜欢说自己的好，喜欢说别人的不好，喜欢听有人说自己的好，更喜欢听有人说别人的不好。有的作家，或者，有的艺术家，觉得还不够劲，索性组织一个合唱团，给自己大唱颂歌，干脆拼凑一个啦啦队，给自己加油打气。或者雇几个跳梁小丑，无耻文人，把除这位明公以外的一切同行，从死去的到健在的，从有名的到无名的，统统粪土一番，糟蹋一够，于是，他得到大快活。
达·芬奇说完了，很开心地回到寓所，倒头就睡觉了。那个米开朗基罗睡不着，你老兄不就是认为自己在绘画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天才吗？鄙人要略逊一筹吗？好，我要证明我并不弱于你，于是，他接受了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的任务。用了四年功夫，将这幅工程浩大的作品画完。由于长时间仰脸作画的缘故，当他走下脚手架时，看任何书面的东西，都得抬起头来，颈椎都变形了。
对这幅震惊世界的巨型油画，拉斐尔赞叹备至：“天啊！米开朗基罗是用与上帝一样杰出的天赋，创造这个艺术世界的。”达·芬奇在看了这幅杰作以后，走到米开朗基罗的面前，对他说：“我对雕刻家的那些不逊之言，激怒了你，我为我以往的那种卑劣行为，向你道歉。”
米开朗基罗说：“艺术家必须互相原谅彼此的过错。”
只要能够真诚地，而不是伪善地，深刻地，而不是应付地认错，对方即使还不肯原谅，至少，那一刻，你的心得到了一份平静。假如，想办法减轻一点自己的责任，想办法将过错转嫁出去，想办法遮掩弥补，偏又欲盖弥彰，想办法抵赖、逃遁、推卸、躲避，却又弄得手忙脚乱……那永无宁日的纷扰，决不会因为你脸皮厚，你忘性好，你麻木不仁，你装腔作势，你给自己涂脂抹粉，你以为用手可以捂住别人的嘴，就会离你而去的。
这大概也是我所熟知的文坛上，至今还没有见到卢梭式《忏悔录》的缘故。
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它像一名老会计员那样，账面上借方和贷方的不平衡，早早晚晚，总要在决算中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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