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要转达西索夫斯基先生，”我对他的同伴说，“他对我实在太过奖了。”
“你对他实在太过奖了，”她告诉他。这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浅色眼珠，宽阔的颧骨，深色皮肤，梳着朴实的分头——一张因心烦意乱而显得有趣的脸。她静静地坐在我沙发的边沿上，太阳穴处有一根青筋凸起，看起来很危险。穿着一身黑衣服，就像哈姆雷特王子。她那条宛如丧服的黑色天鹅绒裙子在臀部的位置有相当严重的磨损。她擦着气味浓烈的香水，丝袜抽丝了，神经几近崩溃。
男人显得年轻一些，也许比她小十岁：身板厚实，个子矮小结实，鼻子狭小，却有一张宽阔的脸，看上去像个拳击手，拥有让人害怕的能力。我能看到他放低眉毛，破门而入的样子。但他那头略长的头发却让他看上去十分英俊，厚重光滑的头发，发色几乎像东方人一样深沉、发亮。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衣服的材质有些微微发亮，上衣在腋下的开口很高，因此肩膀部位有些皱褶。裤子紧紧贴着强壮得不成比例的下半身——就像一个穿着长裤的足球运动员。他脚上那双尖尖的白色皮鞋需要好好修理一下；他的白色衬衫显然已经穿旧，最上面的纽扣没有系上。看上去有点像浪荡子，有点像匪徒，又有点像特权在握的翩翩少年。那位女士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口音，可是西索夫斯基的英文听上去只是略有瑕疵，并且他说话的态度相当自信——元音发得犹如优雅的牛津大学生一样，只是略有些古怪——偶尔的几个句法错误在我听来却透露着一丝狡猾的意味，像是一场讽刺的游戏，用来提醒他的美国主人自己毕竟只是个难民，初来乍到没多久，却已能如此流利迷人地掌握当地的语言。尽管表面上他对我十分尊重，我却认定他是一个强硬的人，一匹因愤怒而获得力量的种马。
“让他跟我谈谈他的书，”我对她说。“书名叫什么？”
但他仍然继续谈论我的作品。“你的作品是我从罗马来到加拿大以后买的第一本书。我听说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慨。在你善意地答应接见我之后，我特意去了趟图书馆，想看看美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你的作品的。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有兴趣，因为我的作品在捷克也被人们痛骂。”
“是怎样的痛骂？”
“拜托了，”他说，“我不希望比较我们两人的作品。你的作品是天才之作，而我的则一无是处。我研究卡夫卡的时候，发现其作品的命运根本就在卡夫卡研究专家们的手中，这让我觉得比他作品中约瑟夫·K的命运更荒诞可笑。我觉得你也蒙受了相同的不公。这种中伤和诽谤让人以为其中的荒谬属于你的作品，就像卡夫卡研究者们的愚蠢属于卡夫卡一样。甚至就像我写的那小破书被禁，也会造成类似的特点一样，完全不是我的本意。”
“为什么会被禁呢，你的作品？”
“你身上所必须背负的愚蠢远重于禁令。”
“不对。”
“恐怕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大师。你开始贬低自己职业的意义。你开始相信没有什么文学文化是重要的。你的立场存在感在明显地减弱。这真是令人遗憾，因为事实上，你写了一部杰作。”
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他到底喜欢我作品的哪一点。也许他并不是真心喜欢。也许他根本没读过。他这种坚持透露出某种微妙的意味。这个潦倒的流浪汉不会仅仅因为同情一个美国人的成功而改变初衷。
他想要什么？
“但其实是你，”我提醒他，“是你被剥夺了继续从事自己职业的权利。不管受到怎样的诽谤，我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异乎寻常的——回报。从上东区[1]的一场演讲，到帮助可敬的杀人犯保释出狱，应有尽有。这就是此地诽谤和丑闻带来的力量。被严酷惩罚的人是你。禁止你写书，禁止你出版，把你从祖国赶走——有什么能比这更恼人更愚蠢？我很高兴你对我的作品做出高度评价，但用不着说什么‘亲爱的大师’体现你的礼貌，我亲爱的朋友。是什么让你写出那么一本争议不断的书？”
女人开口了：“兹德内克，告诉他。”
“告诉什么？”他说。“对他们来说，一次讥笑比彻底的意识形态狂热更难以接受。我一笑置之。他们是理论家。我痛恨理论家。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冒犯。这也让我产生了疑虑。”
我让他解释一下他疑虑什么。
“一九六七年我在布拉格发表了一篇无伤大雅的讽刺之作。一九六八年，俄国人[2]造访了布拉格[3]，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没什么好说的了。让我颇感兴趣的是，我在图书馆读到了那些针对你作品的愚蠢评论。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愚蠢，而是其中根本没有一篇能称得上富有洞见。一个人在美国读到这样的东西，自然会对未来，对整个世界，对所有的一切深感恐惧。”
“对未来，甚至对整个世界怀有恐惧，这我理解。但是对‘所有的一切’也抱有疑惧？对一个受到愚蠢评论的作家表示同情，会为你带来一个终生的朋友，西索夫斯基，但是既然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希望能听听你所谓的疑虑。”
“把你的疑虑告诉他，兹德内克！”
“我怎么告诉？说实话，我根本不相信我这所谓的疑虑。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疑虑。只是我觉得我应该有疑虑。”
“为什么？”我问。
“我还记得布拉格被侵入之前的时光，”他说。“我向你发誓，有关你作品的任何一条评论都不可能在六十年代的布拉格发表——水准实在太低了。尽管事实上根据简单的概念来看，我们是斯大林式的国家，而美国是个学术自由的国家。”
“兹德内克，他不是想听关于这些评论的话——他希望听听你的疑虑！”
“冷静一点，”他安抚她。
“这个人在问你问题。”
“我正在回答呢。”
“那就快回答。赶紧回答。他早就告诉你你已经对他太过奖了！”意大利，加拿大，现在又是纽约——她厌倦了四处漂泊，而现在也开始厌倦他了。在男人说话的时候，她有时会闭上眼睛，抚摸着太阳穴处凸起的青筋——仿佛记起了又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西索夫斯基惬意地喝着我的威士忌，她却连一杯茶也不肯喝。她只想早点离开，也许就想这样一路奔回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很可能只身一人。
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趁着她还没有尖叫——问那位绅士：“虽然你的书被禁了，但你还是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吗？”
“可以。但如果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怕就得逆来顺受了。我不能写作，不能在公共场合演讲，要见朋友必须先接受当局的质问。要想做点事，做任何事，都会危及自己的幸福，以及老婆、孩子和父母的幸福。我在那里有个妻子。我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已经被剥夺了太多东西了。你必须选择屈服，因为你意识到一切你都无能为力。没有人抵抗我们国家的苏俄化。虽然每个人都痛恨祖国被占领，但就长远而言，这并非是人们放弃抵抗的托辞。你们美国人考虑问题，都是以一两年时间为计；而俄国人的思维是以世纪为单位。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们会长期存在下去，时间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内心深深地了解这点，而且他们是对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国家的人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命运。已经八年了。只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继续受到迫害，只有写作和思考受到压制；其他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甚至满意于自己对俄国人的恨意，大部分人的生活过的都比以前要好。就谦卑这一条，就足以要求我们对他们听之任之了。你在嚷嚷着说自己的作品无法发表的同时总会扪心自问，是否这只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我并非像你这样的天才。人们大可以去读穆齐尔[4]、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内森·祖克曼，凭什么来读我的作品呢？我的作品之所以引起愤慨，不只是因为那是篇讽刺文，还因为一九六七年我发表的时候还只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新的一代。代表着未来。但这未来的一代和俄国人相处融洽得比任何人都好。让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用我的几本小书去惹俄国人的麻烦——何必呢？为什么一定要我再写本书呢？”
“这可不是索尔仁尼琴[5]的观点。”
“他愿意这样做就做吧。我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再出版一本充满讥笑的作品？我这样和他们作对，让自己和认识的人陷入险境，到底是想证明什么？但是很不幸，正如我对不计后果的追慕虚名不以为然，我对逆来顺受则更为怀疑。不是为了别人——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必须做的——而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我也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或者说这也只是因为虚荣心？”
“完全正确——我陷入了彻底的疑惑之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我待在那里，是的，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至少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从中获得某种力量。在那里我至少可以当个捷克人——但我无法当个作家。而在西方，我可以当作家，却无法做个捷克人。在这里，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我只是一个作家而已。我不再拥有其他能赋予生命意义的事物——祖国，母语，朋友，家庭，回忆，诸如此类——在这里，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才是一切。但我唯一能够创造的文学是关于那里的生活，而只有在那里才能让我的文字获得我期待的效果。”
“那么，比禁令更为沉重的是由此而引发的疑虑？”
“在我心里引发的疑虑。只有我。伊娃没有疑虑。她只有仇恨。”
伊娃很惊讶。“我恨什么？”
“恨所有背叛了你的人，”他对她说。“恨所有抛弃了你的人。你憎恨他们，巴望他们全部死掉。”
“我甚至都不再想他们了。”
“你希望他们都在地狱里受苦。”
“我已经彻底忘记他们了。”
“我想和你谈谈伊娃·卡莉诺娃，”他对我说。“说这种事太过粗俗，不过如果不让你知道，那也太荒谬了。我竟然让伊娃像没事人一样坐在这里，还让你耐着性子听我滔滔不绝地讲我的疑虑，本人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很乐意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这里，”她说。“这没有必要。”
“伊娃，”他开始向我介绍，“是布拉格扮演契诃夫戏剧人物的伟大演员。不信你可以到布拉格去问问。没有人会质疑这点，甚至连当局都不会。自她之后，就再也没人能演尼娜[6]，伊琳娜[7]，或玛莎[8]。”
“我并不想要这些，”她说。
“伊娃在布拉格搭市内电车的时候，大家还是会鼓掌。自从她十八岁起，布拉格的人民就一直深爱着她。”
“这么说他们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在我的墙上写‘犹太人的婊子’？因为他们深爱着我？别蠢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很快她就会重返舞台的，”他向我保证。
“要想在美国演戏，你必须会讲一口不会让别人头痛的英文。”
“伊娃，坐下。”
但是她的演艺生涯已经结束了。她没法坐下。
“假如你讲的英文没人听得懂，你就不能登上舞台！没有人会雇你这么做。我再也不想演什么戏了——我已经受够了当一个假人。我厌倦了天天模仿那些感人的伊琳娜、尼娜、玛莎，还有萨沙。这迷惑了我自己，也让别人感到困惑。我们这些人一开始就太会幻想。我们读了太多书，我们情感太丰富，我们太爱做梦——我们所想要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很高兴我的成功到此为止。一个人不论怎样都能成功，并不是只有演戏一条路。演戏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只会让自己变成自大狂。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当一个干实实在在工作的普通人。现在我卖衣服——比起那些愚蠢感人的契诃夫戏剧女演员，衣服才是人们更加需要的！”
“但是，”我忍不住问，“到底什么才是契诃夫戏剧女演员所需要的？”
“去经历别人那有如戏剧一般的生活，而不是在戏剧中体验本应属于别人的生活！她们应该抛弃她们的自私以及感情还有她们的外表和艺术！”她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至少我已经抛弃了。”
“伊娃，跟他讲讲你的那些犹太恶魔们。他是研究犹太恶魔的美国权威。祖克曼先生，她被犹太恶魔追求。伊娃，你必须跟他说说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你离开丈夫以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伊娃之前嫁的人在美国是无人知晓的，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却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他是一个深受喜爱的演艺界名人。你每个礼拜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他一唱摩拉维亚[9]民歌，那些老太婆就会掉眼泪。他一用那可怕的声音说话，年轻女孩就为之狂热。自动点唱机里有他，收音机里也有他，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他那号称是热血吉卜赛人的可怕声音。如果你是这种人的妻子，你什么都不用担忧。你可以在国家剧院里出演各种女主角。你可以住很大的房子。你可以随意出国旅行。如果你是这种男人的妻子，他们就不会来骚扰你。”
“他也没骚扰你，”她说，“兹德内克，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我不想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捷克故事里出演一个充满讽刺意义的捷克人。所有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他们都会耸耸肩膀然后说：‘纯粹的帅克[10]，纯粹的卡夫卡。’我已经受够了这两个人。”
“跟我说说你的犹太恶魔，”我说。
“我没有什么犹太恶魔，”她回答道，同时恼怒地看了一眼西索夫斯基。
“伊娃爱上了一位波拉克先生，还为了他和丈夫离婚。现在，如果你是波拉克先生的情人，”西索夫斯基说，“他们就不会让你舒坦地过日子了。这位波拉克先生有很多情人，而他们可没有放过其中任何一个。伊娃·卡莉诺娃本来嫁给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荣誉艺术家，但她却抛弃他，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特工来往，对方同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人民的敌人。所以他们才会在剧院的外墙上写‘犹太人的婊子’，还写诗寄给她大骂她不道德，还给那位波拉克先生的画像上添了一个巨大的犹太人鼻子。所以他们才会给文化部写信谴责她，要求她从此不准上台演出。所以她才应招晋见文化部副部长。伊娃离开像彼得·卡利纳这样伟大的荣誉艺术家和无聊、敏感的自大狂，选择了一个像帕维尔·波拉克那样寄生虫一般的犹太人，她这样做比犹太人好不了多少。”
“拜托，”伊娃忍不住反驳，“别再说这陈年往事了。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自己被禁的书，为了让民主回归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多人在受苦——他们为了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人性、对俄国人的痛恨而受苦，而在这可怕的故事里，我竟然还在为爱情备受煎熬！”
“‘你知道吗，’我们开明的文化部副部长这么对她说，‘你知道吗，卡莉诺娃夫人，’”西索夫斯基继续说道，“‘我们的同胞有一半人相信你是真正的骨子里的犹太人？’伊娃告诉他，用非常冷冰冰的语气——当伊娃没有生气也没有被吓坏的时候，她可以是个非常冷冰冰、非常美丽又非常聪明的女性——她冷冰冰地说，‘我亲爱的副部长大人，十六世纪时我的家族在波希米亚被当成新教徒而遭到迫害。’但这并没有阻止他——这点他早就知道了。他说：‘告诉我——为什么你在年仅十九岁的时候就在舞台上扮演犹太人安妮·弗兰克？’伊娃回答，‘我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我是从十个年轻的女演员中被选中。她们之中任何一个都宁可抛弃一切也要获得这个角色。’‘年轻的女演员，’他问，‘还是年轻的女犹太人？’”
“我求你了，兹德内克，我实在听不得自己的荒谬事！我听不下去你这荒谬的故事！我已经彻底厌倦了听我们的故事，我已经彻底厌倦了拥有这样的故事！那是欧洲，这是美国！一想到我曾经是那个女人，我就会恐惧得颤抖！”
“‘年轻的女演员，’他问，‘还是年轻的女犹太人？’伊娃说，‘这有什么区别？其中有些人可能是犹太人，我想。但我不是。’‘那好吧，’他又对伊娃说，‘如果你不是，至少也是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舞台上持续两年扮演犹太人？’伊娃回答，‘我只不过是扮演了契诃夫戏剧《伊万诺夫》里的犹太女人，我只不过是扮演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犹太女人。’但这无法让他信服。伊娃竟然能在契诃夫的戏剧里扮演犹太人，而他的戏剧里鲜少有犹太人，除非仔细寻找，因此，这点在副部长眼中并没有让她的立场有所增强。‘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伊娃向他解释，‘……这些只是角色。就算有一半的国人认为我是犹太人，也不能改变我不是的事实。他们曾经还说过我有一半吉卜赛血统；也许还有很多人仍然相信这点，就因为我和彼得一起拍过那部荒谬的电影。但是，副部长大人，’伊娃说，‘每个人都知道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我绝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个女演员。’他纠正了她。‘一个女演员，卡莉诺娃夫人，一个喜欢扮演犹太人并且扮演得惟妙惟肖的女演员——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一切。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像你这样出色地扮演犹太人。’‘那就算这也是真的又怎样？难道在这个国家这也算犯罪？’这时候伊娃已经忍不住开始大喊，并且开始哭泣。她全身颤抖。这让副部长对她的态度突然好转，当然了，比之前要好一点。他给了她一些白兰地让她平静下来，接着对她解释说自己并没有在谈论法律问题，甚至也不是在为他自己说话。他说自己在一九五六年看到伊娃扮演的小安妮·弗兰克时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他在那次演出中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一点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这番话让伊娃彻底失去了理智。‘那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她问。‘人民的感情，’他回答。‘伟大的捷克人民的感情。抛弃彼得·卡利纳这样一个伟大的荣誉艺术家，却甘愿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情妇，这已经够伤害大家感情的了，而对人民来说，你长期在舞台上扮演犹太女人却更让人无法原谅。’‘这毫无道理，’伊娃对他说。‘不可能是这样的。捷克人民热爱安妮·弗兰克，他们热爱扮演她的我！’这时他从文件夹里取出所有被冒犯的戏院观众写来的伪造信件——伪造的，正如写在剧院外墙上的字一样。这件事就这样结案了。伊娃被国家剧院开除。副部长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因此四处吹嘘他是如何处置波拉克的婊子，让那个傲慢的犹太混蛋知道是谁在掌管这个国家。他坚信这件事会传到莫斯科，俄国人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奖励他的残忍和反犹太行为。他们有这类金质勋章。但没想到的是，他却丢掉了饭碗。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听说他在宗教文学的出版社当助理编辑。因为捷克人的确热爱安妮·弗兰克——还因为高层的某些人想摆脱这个愚蠢的副部长——他因为处置伊娃·卡莉诺娃不当而被解了职。当然了，对伊娃来说，与其让副部长被革职，还不如让她自己回到国家剧院继续当女主角的好。但是我们的司法系统还没有那么先进。它只擅长处罚，不擅长复职。”
“他们什么都不擅长，”伊娃说。“关键是我自己太懦弱。我太愚蠢，无法抵抗他们的欺负！我哭泣，我颤抖，我崩溃。我自作自受。在这个世上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咬牙坚持！他们真应该把我的头砍下来。那才叫正义！”
“而现在，”西索夫斯基继续说，“她又和另一个犹太人在一起了。以她这个年纪。现在伊娃这个人已经彻底地毁了。”
她终于爆发了，激动地用捷克语质问他，而他则用英文回答。“今天是星期天，”他说，“你一个人在家里能做些什么？喝杯酒吧，伊娃兹卡。来点威士忌。要学会享受生活。”
她再度用捷克语向他求情，又或许是苛责，又或许是责骂自己。而男人则再度用英文温柔地回答：“我了解。但是祖克曼很感兴趣。”
“我要走了！”她转头对我说——“我必须走了！”然后从客厅跑了出去。
“喔，但是我要待着……”他嘟囔着喝干了杯子里的酒。我还没来得及站起来送她出去，大门就已经被重重地关上了。
“既然你很好奇，我就告诉你吧，”在我给他倒酒的时候，西索夫斯基说，“她说她要回家，然后我问她在家里她能做些什么，而她回答说，‘我对你的思想感到厌烦，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厌烦，我对这些无聊的故事烦透了！’”
“她想听一个新的故事。”
“她想要的是听一个新的男人说故事。她今天很生气，是因为她说我带她来这里只是为了让你见见她。那我能怎么办呢——把她单独留在我们的房间里，好让她上吊自杀？在星期天？现在在纽约，不论我们去哪里见到了男人，她都会指责我。‘这个男人是做什么用的？’她问。有好多次场面还很戏剧化，她把我说成是个拉皮条的。我之所以是皮条客，是因为她想离开我却又害怕离开我，因为在纽约她一无所是，孤身一人。”
“她不能返回布拉格吗？”
“她在这里当不成伊娃·卡莉诺娃也比回去当不成伊娃·卡莉诺娃要好得多。在布拉格，要是让她看见他们让谁去演阿卡蒂娜夫人[11]，她一定会失去理智的。”
“但她在这里卖衣服也是失去理智啊。”
“不，”他说。“问题不是卖衣服，而是星期天。对流亡者来说，每周的星期天不好过。”
“他们为什么放你们两个走？”
“最新的政策是让那些想离开的人离开。那些不想离开的人就必须保持沉默。而那些既不愿意离开又不肯保持沉默的人，就只好进监狱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西索夫斯基，你竟然是个犹太人。”
“我长得像我的母亲，她不是犹太人。我父亲是。他不仅是个犹太人，而且和你一样，是一个描写犹太人的犹太人；和你一样，一生都沉迷在和犹太人有关的事情上。他写了数以百计关于犹太人的故事，只是一篇都没有发表。我父亲是个内向的人。他在我们地方小镇的高中教数学。写作只是他的兴趣爱好而已。你懂意第绪语吗？”
“我是一个说英语的犹太人。”
“我父亲的小说都是用意第绪语写的。为了读这些小说，我自学了意第绪语，但我不会说。我也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他于一九四一年去世。早在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之前，一个纳粹就到我们家里把他打死了。”
“为什么是他？”
“既然伊娃不在这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又一个无聊的欧洲故事。是她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我们镇里有个盖世太保军官，非常爱下国际象棋。在捷克被占领以后，他发现我父亲是本地下棋高手，于是每天晚上都请父亲上他家去。我父亲非常害怕和人交往，甚至害怕见自己的学生。但是因为他相信只要他对军官应对有礼，我母亲和我哥哥就会得到保护，于是每当军官叫他，他都乖乖地去。他们的确得到了保护。镇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赶到了犹太人居住区。对别人家来说，情况日渐恶化，但我的家并非如此。一年多里都没有人去骚扰他们。我父亲无法再在学校教书了，但他却被允许当家庭教师来挣钱养家。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就离开犹太人居住区，去和盖世太保军官下棋。哎，但是驻扎在镇上的还有另一个盖世太保军官。他有一个犹太牙医，此人处在他的保护之下。这名牙医会帮他修补所有的牙齿，而他的家庭也无人骚扰，同时他也被允许可以继续行医。某个星期天，也许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星期天，两个盖世太保一起出去喝酒，结果喝醉了，就像——多谢你的热情好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喝得好畅快。他们发生了争吵。他们彼此都是好朋友，因此这一定是次很激烈的争吵，因为那个和我父亲下棋的军官怒气冲冲地来到牙医的家里，把那牙医从床上叫起来，射杀了他。这让另一个纳粹军官怒不可遏，所以第二天早上他来到我们家，打死了我的父亲，还有我哥哥，当时他只有八岁。当他被带到德国司令官面前时，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解释说，‘他杀了我的犹太人，所以我也杀了他的。’‘那你为什么连孩子也一起杀了？’‘这说明他妈的我有多生气，先生。’他们被训斥了一顿，被警告不能再犯。仅此而已。但即使是那样的训斥也是很难得的。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法律禁止在家里甚至在街上射杀犹太人。”
“你的母亲呢？”
“我母亲藏在一个农场里。两个月以后我在那里出生。我和我母亲长得都不像父亲。我哥哥也不像。但他短暂的一生是个悲剧。我和母亲两个人活了下来。”
“为什么你父亲娶了一个雅利安妻子，却要用意第绪语写小说？为什么不用捷克语写？他在课堂上一定是用捷克语教书的。”
“捷克语是捷克人写作时用的。他娶了我母亲，但他从没有自认为是个真正的捷克人。一个娶了犹太女人的犹太人在家里会忘记自己是个犹太人。但一个娶了我母亲这样的雅利安人的犹太人，却一看到她的脸就会记起自己是谁。”
“他从没有用德语写东西吗？”
“我们不是苏台德德意志[12]人，你瞧，而且我们也不是布拉格犹太人。当然，因为意第绪语的关系，德语对他来说比捷克语更为熟悉。他坚持让我哥哥好好学习德语。他自己则读莱辛、赫尔德[13]、歌德、还有席勒的作品，但他自己的父亲甚至都不是一个城里的犹太人，而是在农场里度过了一生，是个村庄里的小店店主。这样的犹太人，他们对捷克人说捷克语，在家里却只说意第绪语。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我父亲的小说里了：通篇都是讲无家可归。有一个故事的题目叫‘母语’。一共只有三页，说的是一个犹太小男孩说起德语来像在背书，说起捷克语来没有当地的风味，说意第绪语却只能和比他还单纯的人交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卡夫卡的无家可归，比起我父亲的无家可归感来说，简直不值一提。卡夫卡体内至少流着十九世纪的血液——所有那些布拉格犹太人都是这样。卡夫卡起码属于文学，而我父亲则不属于任何东西。如果父亲还活着，我可能会对他怀有强烈的敌意。我一定会想，‘这个男人那么孤独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他总是那么悲伤那么离群？他应该参加革命——那样他就不会坐在那里把头埋在手里，苦闷地思索他到底应该属于哪里。’”
“全世界的儿子都以对父亲的宽宏大量而闻名。”
“当我来到纽约写信给你的时候，我跟伊娃说，‘我和这位伟人是亲戚。’我满脑子都是我父亲和他的小说。自打我们从欧洲来这里之后，我已经看了五十本有关犹太人的美国长篇小说。在布拉格时我对这惊人的现象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原来影响如此深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父亲变得很反常。就算他有发表小说的意愿，又能拿去哪里发表呢？就算他真的出版了全部两百篇小说，也不会有人关注——不会有人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但如果是在美国，我父亲很可能会成为一位名作家。如果他在我出生前就能移民到此，如果他能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来到纽约，他一定会被某个伯乐相中，一定会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了。如果是这样，他现在的身份应该远不只是又一个被谋杀的犹太人而已。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想起过我的父亲，但现在每一分钟我都在想他会怎样理解我现在所看到的美国。我想知道美国究竟能造就怎样的他。他要是活到现在，应该有七十二岁了。我现在对这位本可以成为最伟大的犹太作家的人无比着迷。”
“他的小说写得有那么好？”
“我没在夸张他的出色之处。他是个深邃、杰出的作家。”
“风格像谁？肖洛姆·阿莱汉姆[14]？伊萨克·巴别尔[15]？”
“我只能告诉你他的风格简洁古朴，充满自我意识，完全是他自己的风格。他可以激情洋溢，可以华丽绚烂，可以满腹珠玑——他可以是任何样子。不，这不是意第绪语版的肖洛姆·阿莱汉姆。这是意第绪语版的福楼拜。他最后的作品是关于纳粹和犹太人的十个小故事，这是我读过的对不幸人生最悲戚凄楚的评点。这些故事讲述的是让他每晚去下棋的纳粹军官一家。讲述他常到他们家去，逗得他们一家人乐开了花。他称这些故事为‘下棋的故事’。”
“这些小说下落如何？”
“在布拉格，和我的书放在一起。但这些书都在我妻子那里。而我的妻子显然已经不再喜欢我了。因为我，她变成了一个酒鬼。因为我，我女儿变得行为疯狂，并且因为我，她不得不和她阿姨住在一起。还是因为我，警察也不肯放过我的妻子。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我父亲的小说了。我母亲曾经让我妻子把这些小说还给她，结果我妻子却向她详细描述了我的不忠。她把我所有情人的照片都拿给我母亲看，还都是没穿衣服的。很不幸，这些东西我也全都留在我的书堆里了。”
“她会把你父亲的小说毁掉吗？”
“不，不。她不可能这么做。奥尔佳自己也是个作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她因三件事而广为人知：一是她的写作，二是她的酒量，三是到处向人展示她的私处。你会喜欢奥尔佳的。她曾经是个大美人，有一双非常漂亮的长腿，还有一对灰色的猫眼，她的作品曾经也是那么漂亮。她有着最温顺的性格，只跟我一个人对着干。只要别的男人提出什么要求，她都会满足的。而且她会做得很好。如果你能去布拉格，你一定会遇见奥尔佳，而她也一定会爱上你，她甚至会把我父亲的小说给你，如果你的战术运用得当的话。她喜欢谈情说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一个美国作家，一个名声显赫、魅力十足的美国天才，只要不是厚颜无耻地行使他的美国式纯真——如果他想要我父亲的手稿，奥尔佳一定会给他的，我敢保证这一点。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早地与她上床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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