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之文化

    1.唐代茶文化

    从《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我们可知，在唐代茶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饮茶是由寺庙僧人开始的。僧人参禅务于不寐，同时品茶又有助于参禅，通过品茶悟得“茶禅一味”。而当文士在其内在的佛心禅思的驱动下，在与僧人交往参禅悟道的过程中也品得了茶味时，他们便会写下这种感受，用自己的诗文对茶进行赞美和歌咏。纵观整个唐代茶诗，其中不乏有赞茶诗和咏茶诗的名作，这其中更表现了文士的爱茶之趣、煮茶之趣和饮茶之趣。

    诗僧皎然赞茶时说“此物清高世莫知”，茶在文士中的地位更是被拟人化，提高到了一位谦谦君子的高度。“洁性不可污”的茶在文士的笔下得到了全方位的赞扬与肯定，文士的参与也成为茶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杜牧在诗《题茶山》中赞茶“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文士爱茶，同样在尝茶后要从各个方面来赞茶，文士首先接触的是茶的本味，也就是在尝茶的过程中首先开始喜欢上茶及茶的品质。所以文士在诗歌中一般会首先从茶味的赞咏中来表达自己的爱茶之趣，在诗歌中文士会极度赞咏茶之本味和功效。最终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对茶味进行赞咏，从而获得一种文士的雅趣。其次，在尝得茶之本味并对茶味进行赞咏后，文士便由尝茶转而开始亲自种茶，其中也有对茶树的喜爱之情，通过种茶来体现自己的爱茶之趣。再次，茶有优劣之分，文士往往都喜欢名茶，而水对茶味之香也有重要的作用。陆羽就很重视水对茶的作用，他在《茶经·五之煮》中提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因此文士在赞咏名茶时也对水进行赞咏。最后，茶具也是品茗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士也通过对茶具的赞咏来体现自己的爱茶雅趣。

    纵观中国的饮茶历史，我们知道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而从茶艺方面来说，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依唐代历史发展而言，中唐前是中国茶道的“酝酿期”，中唐以后，饮茶成风，比屋连饮。肃宗、代宗时期，陆羽著《茶经》，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而后又经皎然、常伯熊等人的实践、润色，形成了“煎茶道”，虽然煎茶道是后来的茶道形式的一种，但是在唐代有煮茶之说，亦有煎茶之论。由于煎茶成为茶道形式，所以在此我们主要以煎茶之说为主，但也有必要介绍一下煮茶之法。

    《茶经·六之饮》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茶类不同，其饮用的方式自然也不相同。不过众所周知，唐代最盛行的还是饼茶，其饮用方式是煮茶法，即烹茶。因为是饼茶，所以具体步骤是先将茶饼烘烤去掉水分，后磨碎筛成粉末，再放到锅里煮成茶汤饮用。关于煮茶的详细记载见于《茶经·五之煮》：“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则水合量……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这是陆羽在记载具体煮茶的步骤，煮茶过程要注意三沸。也就是水刚烧开时，水面出现像鱼眼一样大小的水珠并微微发出响声，称之为一沸，此时要加入一勺盐调味。当锅边水泡如涌泉连珠时称为二沸，此时要舀出一瓢水用。再用竹在锅中心搅打使开水呈旋涡状，然后将茶粉从旋涡中心倒进去。一会儿锅中茶水“腾波鼓浪”时称为三沸，此时要将刚才舀出来的那瓢水再倒入锅里，茶汤就算煮好了，将它舀进茶碗里便可奉客饮用。

    简单的煮茶过程在陆羽的笔下被描绘得如此的艺术化，煮茶也成为了一项艺术。“诗必有所本，本于自然；亦必有所创，创为艺术。自然与艺术结合，结果乃在实际的人生世相之上，另建立一个宇宙，正犹如织丝缕为锦绣，凿顽石为雕刻，非全是空中楼阁，亦非全是依样画葫芦。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鲜有趣。”也正因为煮茶过程是如此的艺术化，乃至文士在品茶的时候往往也是以亲自煮茶为一种艺术享受。同时由于场景的迥异可以给文士不同的艺术享受，因此他们在室内、庭院煮茶；甚至躬身于山林泉边、松下江畔的自然环境中来亲自煎茶，并且在煮（煎）茶的过程中充分领略煮（煎）茶带来的精神享受，倾听水煮沸的声音和观赏煮（煎）茶而起的茶沫，进而用自己的诗歌来艺术化。这些都是文士雅意情趣的表现，反映了他们所追求的一种文人意趣。

    饮茶对于一般百姓来说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对文士来说则是其休闲生活的一部分。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所庇者屋，屋精极；所著者衣，衣精极；所饱者饮食，食与酒皆精极。”这也就是说，人们对衣食住行都要讲究精极的情趣，显然陆羽认为饮茶的过程也应该是有情趣的，也要讲究精神享受。投身于自然环境中来饮茶对于文士来说往往是偶尔为之，大部分文士还是在庭院屋内的人文环境中饮茶。酒醒之后、案牍之余，文士为解乏，清神便会在日常生活中独坐窗前屋下静心品茶，独自品饮茶中香味，享受午后片刻的安宁，这其中不乏有一种享受生活、追求雅静的意趣。

    2.宋代茶文化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我国历来就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宋代茶文化兴盛，茶成为宋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以茶待客、以茶为媒等茶礼茶俗自宋代开始流行起来。同时，茶作为一种题材，广泛地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诗歌自不必说，在词、赋、序、论等各种文体中，均能见到关于茶的记叙或论述。

    宋代在赢得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后，在经济方面得以持续发展，其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甚至超越了唐代。坊市制度被打破，商业大都市形成，商业活动活跃，商品意识不仅在社会中滋生蔓延，更渗透到文化领域，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东京梦华录》里这样描绘当时的大都会东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在北宋词人柳永笔下杭州是这样一番繁华景象：“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周邦彦笔下的元宵节时大都会的热闹繁华景象更是非同寻常：“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从这些侧面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盛，城市的发达。

    茶肆、茶坊、茶店在宋代大城市极为常见，是城市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鼓汤，暑天兼卖梅花酒。”除茶肆、茶坊这些固定的饮茶店铺外，还有一些流动的摊贩，诸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更有提茶瓶之人，毎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以上反映了宋代民间饮茶的风尚。两宋时，由于饮茶风气的兴盛，百姓庶民对茶叶的需求不断扩大，客观上刺激了茶叶商品生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自开国君主太祖开始，历任君王无不爱茶、嗜茶，宋徽宗赵佶更是点茶斗茶的行家里手，徽宗不仅热衷于参与茶事活动还亲自撰书，其《大观茶论》一书对宋代点茶之法做了详细的论述，与蔡襄的《茶录》共同描绘出了宋代点茶法的全貌。宋代帝王对茶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贡茶和赐茶来体现。我国古代贡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方官员自下而上选送的，称为土贡；另一种是由朝廷指定生产的，称贡焙。两宋时由于皇帝嗜茶，佞臣为投其所好“争新买宠”，挖空心思创制新的贡品茶，这一劳民伤财的做法虽为人们所诟病，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宋代茶业的发展。贡茶的惯例在北宋建国初沿袭下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北苑官焙茶园。北苑茶兴于唐，盛于宋，历经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在我国茶叶史上影响巨大，特别是在宋代，北苑贡茶穷极精巧，其团茶加工工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北宋太平兴国初年，朝廷派遣使臣在北苑刻制有龙凤图案的模型，制成龙凤团茶，专供皇帝皇后饮用。蔡襄在任福州转福建路转运使时，添创了小龙团茶。蔡襄之后，宋代贡茶开始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小龙团之后，密云龙、瑞云祥龙、龙团胜雪……茶叶越来越细嫩，茶饼越来越小巧，茶饼上的图案越来越精致。宋代不仅贡茶的质量不断提高，北苑官焙茶园的贡茶量也持续增加。据《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然龙焙初兴，贡数殊少，累增至元符，以片计者一万八千，视初已加数倍，而犹未盛。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奇矣。”宋代贡茶数量较多，因此帝王手中掌握着大量质量上等的茶叶，宋代帝王为表皇恩浩荡及爱才惜才之情，常将贡茶赐予文人士大夫、军士武将或僧侣庶民。《七宝茶》载：“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对宋代士人来说，能够得到皇帝赏赐的茶无疑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茶叶由于宋代帝王的推崇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宋代茶文化经过帝王的推波助澜进一步精细化、艺术化、理论化，使得茶不仅是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更是文人士大夫诗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

    通过对中国茶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宋代茶文化兴盛的表现及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宋代茶文化发展的独特之处，即宫廷茶文化和市民茶文化的兴盛，宫廷茶文化使得宋代茶业经济更加繁盛，茶叶更加精细尊贵，市民茶文化则主要把饮茶作为社会交际、增进感情的方式，而连接宫廷与市民两极，真正引领宋代茶文化潮流的则是文人士大夫，他们对茶文化的贡献在于真正将茶与艺术、茶与人生结合起来，并在品茗中渗透着宋代士大夫的意识。

    3.禅茶文化

    吴言生教授指导的《中国禅茶文化的渊源及流变》一文，较为详尽地向我们阐释了禅茶文化由始而兴的发展过程，是较为详细的一篇介绍。而我们回过头来看茶在中国的发展史，饮茶之风得以盛行，确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佛教僧人坐禅、饮茶，以茶参禅，并最终将茶引入了参禅开悟的精神领域。茶不仅是僧人解渴提神的饮品，还成为其日常修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禅则赋予了茶更为深刻的禅理含义。如果说茶神陆羽《茶经》的问世令茶由饮而艺，禅与茶的融合则更进一步，令茶由艺而道，最终茶禅一味，形成了禅茶文化。原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姚公骞先生有一段话与此暗合：“有禅风之兴，方有茶风之盛，加上诗人骚客士大夫辈的赏会品评推波助澜，才把中国的茶文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盖禅门空寂，而空寂过度，则违反生理自然规律，令人不耐，遂不得不借茶提神，破其岑寂；而世途烦嚣，诗人士大夫久处其间，则又不耐其扰，遂亦不得不往游禅林，借茶求静，暂解尘网。一个要静极求醒，寂中得趣；一个要闹极思静，忙里偷闲。两个看来颇为矛盾的心理要求，却在饮茶一道上，互相统一了起来，彼此的心理上都得到了平衡，也都得到了满足，于是乎茶文化便由此而更加兴盛起来。”

    关于佛教僧侣饮茶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到晋代时期。据记载，东晋僧人单道开，敦煌人，俗姓孟。少怀隐遁之志，诵经四十余万言。仅食柏实、松脂、细石子等物，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山居行道，不食谷物，不畏寒暑，昼夜不卧。一日能行七百里。寿百余岁。有人认为，“茶苏”是茶和紫苏调制的饮料，能够起到提神少睡的作用。这条记载说明，佛教僧人打坐之时已开始用茶。单道开饮茶，是与其他药物同时服用，是与道家服饮之术相类似的，可见当时的佛教还是受道教药石观念影响。但单道开打坐昼夜不眠，因此其饮茶除了养生保健，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提神破睡，此时，茶在坐禅中的功效已开始被认识。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某些寺院中，已经开始种植茶叶。晋代另一位高僧慧远，就曾以东林寺自种的庐山云雾茶款待诗人陶渊明和隐士刘程之，并且话茶吟诗，叙史谈经，通宵达旦，引为乐事。

    南北朝时，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关于佛教僧人饮茶的记载也多了起来。但就饮茶在佛教禅定中的作用而言，仍无多大改变。《续名僧传》中记载：“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至上京，年七十九。”这条记载说明了僧人饮茶而得长寿，反映僧人将茶作为养生保健的饮品。《广博物志》中的昙济道人也是一位著名的高僧，在八公山东山寺住的时间很长。八公山又名北山，是古代名茶“寿州黄芽”的产地。南朝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到八公山东山寺去拜访昙济，喝了寺里的茶，赞之为甘露。可见，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流传发展，僧人饮茶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

    发展到唐代，佛法禅意在中国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可和传播，与之相伴随的是，坐禅饮茶也成为佛教僧人必修的一门功课，可谓是茶可助禅风，而禅可助茶情，禅与茶在唐代达到了一种融合。在《封氏闻见记》的《饮茶》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盛唐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的降魔禅师在教化弟子之时，鼓励弟子们饮茶，从而在佛门中进一步推动了饮茶风气的形成。可以说从唐代开始，佛教僧人们已经将茶看做禅修悟道的必备之物，饮茶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寺院每日的例行习惯。佛寺中设茶堂，供禅僧品茶论佛、招待施主。佛寺中还安排专人负责管理佛前献茶、众中供茶和来客飨茶。在法堂设有茶鼓，在祭祖时献茶汤，或是举行茶礼时击鼓，众僧闻鼓则集众行礼。《西湖春日》记载：“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

    不仅如此，随着佛家对饮茶重视程度的发展，饮茶逐渐演变为禅宗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唐代百丈山（在今江西奉新）怀海禅师曾制定“百丈清规”，其间对禅寺的布局、僧堂的造法，僧人坐卧起居、长幼次序、饮食坐禅和行事等各种礼法都做了严肃、明确的规范。元朝至元二年，百丈禅师的第十八代法孙东阳德辉禅师在顺宗皇帝的圣旨下重修清规，纂成《敕修百丈清规》，其中对禅寺里的生活行动做了种种规定。茶礼在《敕修百丈清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且种类繁多，形成了独特的禅院茶道。禅门清规还把日常饮茶和待客方法都加以规范，在《禅苑清规》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清规中对如何出入寮堂，如何问讯，坐姿如何，以及主客座位、点茶、喝茶、收盏、谢茶……规定都十分详细。吃茶的人要排队依次入场，吃茶前后行礼，整个茶礼过程中不得发出声音，秩序井然，气氛庄严。可见，寺院中的茶事是礼仪繁复且庄严的，甚至可以说不啻一种严格的禅修。明代乐纯的《雪庵清史》开列了居士每日必须做的事，其中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等。把煮茗放到功课的第二位，足以看出禅门对茶的崇尚。

    更进一步的是，佛教的僧人们深化了饮茶的意境，将佛家禅学的精神与茶道合二为一。茶之“洁净”与“冲淡”的特性，表现出一种安逸淡泊之心，以及面对一切名利、纷乱杂扰，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从而保持一种平静无虞的心境，摆脱烦恼挂碍，达到与佛教禅法相通的境界。这种禅茶之通，距离“明心见性”进而“顿悟成佛”也就相去不远了。于此，唐代僧人皎然可谓是先行之人。皎然与家喻户晓的茶神陆羽可以说是不相伯仲的，甚至可以说更伟大、更飘逸。

    皎然出身在一个中道衰落的贵族家庭，自幼便出家为僧，佛教禅法、诗书才情皆斐然。不仅如此，皎然于茶更是深有研究，他与陆羽交谊甚厚，时常坐而共饮，吟诗和词。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茶诗中的名篇：“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既为除昏沉睡意，更为得天地空灵之清爽。“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禅家认为“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自己心神清静便是通佛之心了，饮茶为“清我神”，与坐禅的意念是相通的。“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故意去破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静心”、“自悟”是禅宗主旨。皎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茶道中。所谓道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得道，即看破本质。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心灵宁静、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

    通过对佛教禅意与茶道结合的过程探察，我们发现，形成禅茶文化的过程是逐步推进的过程。晋朝前后的一个阶段，禅与茶的结合，主要在于佛教僧人坐禅、饮茶，此可谓禅茶文化的基石；发展到唐代，茶神陆羽作《茶经》，佛教一些高僧也通过自己的力量推倡饮茶之风，推动了饮茶之风在佛教寺院的发展。而目前可以看到的禅规文献里，也能发现佛教寺院对僧人以茶供佛和点茶等程序、礼仪加以严格规范，并在佛教禅宗中形成了样式繁多、礼仪完备的茶礼。后来饮茶在佛教中不再是简单的饮品，而发展到佛教僧人修习学禅的必要内容之一，可以说到这个阶段，茶与禅的结合开始上升到文化层面。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的第四代传人赵州禅师从谂更是再三称“吃茶去”，不得不令无数求禅之人于此歇下狂心、悟见本性。赵州茶从此成为禅林之著名公案，成为禅人触机开悟之机缘，而茶也因此融入了禅的开悟层面。禅与茶经过漫长的融合历史，完成了最终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禅茶文化。赵州大师继承佛教寺院饮茶的传统并将其进一步提高到参禅悟道的高度，使茶与禅达到了最深刻的碰撞与融合，开启了我国“茶禅一味”的禅茶文化。禅林之后继者对“吃茶去”这一机锋法语的继承和弘扬，使禅茶文化得以不断地完善和流传。据说，宋代圆悟克勤法师曾手书“茶禅一味”送给当时随他学法的日本弟子，后辗转传到被日本称之为“茶道之祖”的村田珠光手中，他把克勤法师的墨宝悬挂于自家的茶厅，终日仰怀禅意，终于悟出“佛法存于茶汤”的道理。从此，“茶禅一味”亦成为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

    （二）茶馆的沿革与分类

    茶文化逐渐兴起的同时，随茶而诞生的茶馆文化也古老而灿烂。从历史上看，茶馆称呼多见于长江流域，两广地区一般称为茶楼，京津之地则多称茶亭。此外，有的地方还称为茶肆、茶坊、茶社、茶寮、茶室等。称呼虽然有别，但形式和内容大抵相同。

    从茶馆的出现到封建王朝清朝为止，可以将茶馆的由来与沿革总结如下：

    中国茶馆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陆羽在《茶经》一书中引用了南北朝时一部神话小说《陵耆老传》中的一个故事：“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弼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这可能是设茶摊、卖茶水的最早方式，也是茶馆的雏形。

    专供喝茶住宿的茶寮可说是古代最早的茶馆，至唐代时才正式形成茶馆，至今也有一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唐代是茶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茶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立，卖茶、饮茶皆十分盛行。当时茶馆名称繁多，茶肆、茶坊、茶楼、茶园、茶室等，但都与旅舍、饭馆结合在一起，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经营的情况。

    宋时城市集镇大兴，在热闹街市，交易通宵不断，这为茶馆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并且开始了独立经营。接洽、交易、清谈、弹唱都可在茶馆见到，以茶进行人际交往的作用开始凸现出来。那时开封潘楼之东有“从行角茶坊”，曹门街有“北山子茶坊”，这类茶坊，不仅饮茶，还营造了一个私人意境，令茶客陶醉。宋代不仅开封茶馆茶坊兴旺，各地大小城镇几乎都有茶肆，《农讲传》《清明上河图》都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那时茶馆的真实情景，宋代的茶馆文化成为市民茶文化的一个突出标志。

    元、明时期的茶馆，与宋代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在茶馆经营买卖方面有较大发展。明末清初，饮茶之风更盛。大江南北的大小城镇都遍布茶馆。《杭州府志》记曰：“明嘉靖二十一年三月，有姓李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效之。旬月之间开五十余所。今则全市大小茶坊八百余所。各茶坊均有说书人，所说皆《水浒》《三国》《岳传》《施云案》等。他县亦多有之。”

    清代的茶馆又有了新的发展。到“康乾盛世”之时，清代茶馆呈现出集前代之大成的景观，数量、种类、功能皆蔚为大观。此时的茶馆不仅十分注重环境的选择，并增加了点心的供应。乾隆年间，江南著名的茶肆“鸿福园”“春和园”都在文星阁东首，各据一河之胜。茶客凭栏观水，促膝品茗。茶叶有云雾、龙井、梅片、毛尖等，随客所欲；还供应瓜子、烧饼、春卷、水晶糕等多种茶点，茶客饱享口福。除日常饮茶外，清代还曾举行过四次规模盛大的“千叟宴”。其中“不可一日无茶”的乾隆帝在位最后一年，召集所有在世的老臣三千余人列此盛会，赋诗饮茶。乾隆皇帝还于皇宫禁苑的圆明园内修建了一所皇家茶馆——同乐园茶馆，与民同乐。

    清代戏曲繁盛，茶馆与戏园同为民众常去的地方，好事者将其合二为一。宋元之时已有戏曲艺人在酒楼、茶肆中做场，及至清代才开始在茶馆内专设戏台。包世臣《都剧赋序》记载，嘉庆年间，北京的戏园即有“其开座卖剧者名茶园”的说法。久而久之，茶园、戏园，二园合一，所以旧时戏园往往又称茶园。后世的“戏园”“戏馆”之名即出自“茶园”“茶馆”。所以有人说：“戏曲是茶汁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话更具有权威性：“最早的戏馆统称茶园，是朋友聚会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是附带性质。”“当年的戏馆不卖门票，只收茶钱，听戏的刚进馆子，‘看座的’就忙着过来招呼了，先替他找好座儿，再顺手给他铺上一个蓝布垫子，很快地沏来一壶香片茶，最后才递给他一张也不过两个火柴盒这么大的薄黄纸条，这就是那时的戏单。”茶馆发展至明清，还有一异于前代之处，即茶肆数量起码在某些地区已超过酒楼。茶馆的起步晚了酒楼千年，奋起直追至明清，终得半壁江山。

    清末至民国初年，江、浙一带的评弹书场，大多是茶馆兼营的。建国后政府对茶馆进行了整顿、改造，取缔了过去消极的、不正常的社会性活动，使其成为人民大众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场所。改革开放后，一度消失的茶馆重又复苏，勃发生机。不仅老茶馆、茶楼重放光彩，新型、新潮茶园和茶艺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时期的茶馆无论从形式、内容、经营理念与文化内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也更具活力。现代，在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无论是大路沿线，还是偏僻乡村，几乎都有大小不等的茶馆或茶摊。据不完全统计，仅四川、上海两地就各有茶馆千余家；广东的羊城广州及台湾省的台北，茶馆普及全城；浙江的杭州，近三年内，新落成开张的茶馆就有一百五十余家。在全国范围，一个以品茶为主旋律的茶文化场馆，已经遍地开花。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十二万五千多家茶馆，从业人数达到二百五十多万人，已然成为中国休闲文化产业的一支生力军。茶馆业为各地国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茶馆正以它勃勃生机、姿采纷呈吸引着源源不绝的中外客人，以它无穷魅力展示中国这一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茶馆文化。

    中国茶馆，根据不同情况，有着不同的划分。旧有书茶馆、棋茶馆，还有清茶馆、野茶馆的分类，将在下文介绍北京茶馆时加以介绍。黄建宏博士在《中国茶馆发展研究》中有较为详细的划分，他认为中国茶馆主要有区位茶馆、建筑茶馆、文化茶馆三类。区位茶馆可划分为都市茶馆、景区茶馆、农家茶室、社区茶室、主题茶馆等，建筑茶馆可分为古典式茶馆、乡土式茶馆、欧式茶馆、和式茶馆等，文化茶馆可分为传统文化茶馆、艺能文化茶馆、复合文化茶馆、时尚文化茶馆。在此不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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