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刺绣的起源
史传黄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就是说，古代原始人类早懂得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开始时将颜色涂在身上，称“彰身”；再进一步刺在身上，称“文身”；后来就画在衣服上，再发展成绣在服装上。《尚书》说虞舜的衣服有五彩花色，上衣六种花纹，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下裳六种花纹，为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共十二种花纹，称十二章。这里至少有两种是刺绣的（指黼黻）。周代《礼记·祭义篇》中说“古代天子诸侯都有公室养蚕。蚕熟，献茧缫丝，把它们染成红、绿、玄、黄等色，以为“黼黻文章”（即用不同色彩的丝线，在礼服上刺绣成各种图案）。据《辞海》，“黼（音辅）”字解释为在古代礼服上绣半黑半白的花纹；“黻”字解释为在古代礼服上绣半青半黑的花纹。至于“文章”，用青、红两色线绣称之为“文”，用红、白两色线绣称之为“章”。总之一句话，刺绣发源很早，古已有之。
关于刺绣的文献记载创于虞舜，考古出土遗物目前发现仅到商周。原始刺绣用途，本为装饰衣服以表征地位尊卑，具有政治辅助工具的作用；后来始逐渐扩充为美化生活的装饰物，并且普及民间。至于刺绣具备的艺术性，随着发展阶段变化，呈现不同的特色。
早期的刺绣遗物显示，周代尚属简单粗糙；战国渐趋工致；汉代开始展露艺术之美。 因为经济繁荣，百业兴盛，丝织造业尤称发达；又当社会富豪崛起，形成新消费阶层，刺绣供需应运而兴，不仅已成民间崇尚广用的服饰，制作也迈向专业化，尤其技艺突飞猛进。从出土实物看，绣工精巧，图案多样，呈现繁美缛丽的景象，堪称为这项民族工艺奠定优秀的传统。
此后，刺绣继续发展，在提供衣饰器用方面，不断扩张生活使用范围和层面。此外，其间刺绣还曾担负过服务宗教的任务，时在魏晋至隋唐。此一期间，佛教鼎盛，信徒为示虔诚，选择代表尊荣与费时耗工的刺绣，作为绘制供养佛像方式，谓为绣佛，至唐盛极一时。这类绣佛钜幅伟构，至今犹有流存英国、日本博物馆中，作品绣法严整精工，色彩瑰丽雄奇，动人心魄，诚为古绣特殊成就之一。
唐代刺绣发展另一成就，便是绣法上的推陈出新。唐前一直流行唯一“锁绣”法，至此发明了“平针绣”，也就是通行至今的绣法。这种绣法因为针法多变化，刺绣者更能发挥创作自由与艺术表现，很快取代“锁绣”而风行，于是带来刺绣发展史上的另一崭新时代。
宋代是我国刺绣发达臻至高峰的时期，无论产品质量均属空前，特别是在开创纯审美的艺术绣方面，更堪称绝后。宋绣能发展出如此成就，原因有：一、“平针绣”法富变化，钻研发明出许多新针法；二、改良工具和材料，使用精制钢针和发细丝线；叁、结合书画艺术，以名人作品为题材，追求绘画趣致和境界。这种纯艺术性的刺绣作品，针法紧密工巧，线色丰富调和，形象写真生动，赢得后世广泛赞美颂扬。
明代是我国手工艺极度发达的时代，承继宋代优良基础的刺绣，顺应时代热烈风气，继续蓬勃昌盛，而且更上层楼。明代刺绣也表现了多项特色：一是用途方面，广用流行社会各阶层，制作无所不有，与后来的清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刺绣流行风气最盛的时期；二是绣艺方面，一般实用绣作，品质普遍提高，材料改进精良，技巧娴熟洗练，而且趋向迥异宋代的繁缛华丽的风尚；艺术绣作，承袭宋绣优秀传统下，能够推陈出新有新发明，特别是明代已经出现以刺绣专业鸣世的家族和个人，如有名的“露香园”绣，为上海顾家所创，发明绘画刺绣结合的“绣画”，作品风靡至清不歇；这种刺绣家纷然崛起广受社会推崇的风气，也以明末清初最盛。叁是衍生其它绣类方面，刺绣原本仅以丝线为材料，明代开始有人尝试利用别的素材，于是有透绣、发绣、纸绣、贴绒绣、戳纱绣、平金绣等出现，大大扩张了刺绣艺术的范畴。
清代刺绣的发展，大致上承续着上述明绣的情形，整个二百馀年间，维持兴盛不坠而外，也有两点值得视为突出成就的：一是地方性绣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着名的有苏绣、粤绣、蜀绣、湘绣、京绣、鲁绣等，各自树立自我特色，形成争奇斗妍的局面；二是晚清吸收外国日本刺绣长处，甚至融和西洋绘画观点入绣，前者为沈寿首创的“美术绣”，后者则有江苏杨守玉发明的“乱针绣”，为传统绣注入新血和新面目。
如今尽管时代不断地向前推进，中国台湾地区人民的生活已由农业走向工业型态，这种美好的、固有的、能代表传统文化的刺绣技艺，在历炼后仍然流传下来。它融合了绘画、书法的精髓，将素材藉着多彩、亮丽的丝线以浑熟灵巧的技术气韵，生动的显现出中华文化的特色。不少身怀绝艺的刺绣专家，在中国台湾一直默默地以一针一线，细心地绣出各种美丽的绣件，正意味着传统艺术的保存、延续和发扬。
中国的“四大名绣”
刺绣作为一个地域广泛的手工艺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我国除了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这”四大名绣“外，还有京绣、鲁绣、汴绣、瓯绣、杭绣、汉绣、闽绣等地方名绣，我国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彝、傣、布依、哈萨克、瑶、苗、土家、景颇、侗、白、壮、蒙古、藏等也都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刺绣。
四大名绣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它的产生除了本身的艺术特点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绣品商业化的结果。由于市场需求和刺绣产地的不同，刺绣工艺品作为一种商品开始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中国中部湖南省的”湘绣“，中国西部四川省的”蜀绣“，产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粤绣“和产于中国东部江苏省的”苏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湘绣
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向来以历史悠久，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品类繁多而闻名海内外。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湘绣制品，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墓葬出土的一件丝织品，它所使用的针法与现代湘绣所差无几，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湘绣工艺就已经产生了。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湘绣逐渐将国画传统特点引入其中，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至清末民初（20世纪初期），湘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甚至超越了苏绣，在中国刺绣业中独占鳌头。新中国成立后，湘绣工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致力创新，使湘绣工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湘绣主要以纯丝、硬缎、软缎、透明纱、尼纶等为原料，配以各色的丝线、绒线绣制而成。它以中国画为神，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达到构图严谨，形象逼真，色彩鲜明，质感强烈，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绣品中既有名贵的欣赏艺术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
蜀绣
蜀绣也称”川绣“，它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蜀绣的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蜀绣之名就已誉满天下，汉朝政府还在成都专门设置了”锦官“进行管理。汉以后至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蜀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刺激了蜀绣业的飞速发展。到了宋代（公元960～1279年），蜀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清朝（公元1644～1911年）中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业，当时各县官府均设”劝工局“以鼓励蜀绣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品种日益增多。
蜀绣起源于川西民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独特风格。蜀绣作品的选材丰富，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鱼虫、人物肖像等。针法包括12大类共122种，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绣品的种类繁多，包括被面、枕套、衣、鞋和画屏等，既有巨幅条屏，又有袖珍小件，是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的精美艺术品。
粤绣
粤绣也称“广绣。”它是出产于广东省广州、潮州、汕头、中山、番禺、顺德一带刺绣品的总称。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广东南海县一位名叫卢媚娘的少女曾在一块一尺左右的绢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粤绣从此名扬天下。宋元时期（公元10～14世纪），广州港的繁荣促进了粤绣工艺的飞速发展，粤绣品开始输出国外。明代（公元1368～1644年），广州的刺绣艺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各色丝绒线刺绣，并创造性地使用动物的尾羽缠绒作线，使绣品更加自然生动。到清代的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6年），第一个粤绣行业组织”粤绣行“在广州成立，当时从事刺绣的艺人众多，粤绣在工艺和针法上都得以不断发展完善。1915年后，粤绣作品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等国际赛会上多次获得大奖。
粤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民族民间艺术的影响，在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绣品主要取材于龙凤、花鸟等，图案构图饱满、均齐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在针法上具有”针步均匀、纹理分明、处处见针、针针整齐“的特点。在种类上粤绣可分为绒绣、线绣、金银线绣三类，品种包括戏服、厅堂装饰、联帐、采眉、挂屏和各种日用绣品等。
苏绣
苏绣是以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苏州刺绣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就有了关于苏绣制作的记载。此后经过历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明代（1368～1644年）时，苏绣已成为苏州地区一项普遍的群众性副业产品，形成了”家家养蚕，户户刺绣“的局面。清代（公元1644～1911年）的苏绣以”精细雅洁“而闻名，当时的苏州更有了”绣市“的誉称。清代中后期，苏绣在绣制技术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新出现了精美的“双面绣”仅苏州一地专门经营刺绣的商家就有65家之多。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由于常年战乱，苏绣业曾一度衰落。新中国成立后，苏绣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后，国家专门设立了苏绣研究所，并开办刺绣训练班。苏绣的针法由原来的18种发展到今天的40余种。
苏绣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地方特色浓郁。绣技具有”平、齐、细、密、和、光、顺、匀“的特点。”平“指绣面平展；”齐“指图案边缘齐整；”细“指用针细巧，绣线精细；”密“指线条排列紧凑，不露针迹；”和“指设色适宜；”光“指光彩夺目，色泽鲜明；”顺“指丝理圆转自如；”匀“指线条精细均匀，疏密一致。在种类上，苏绣作品主要可分为零剪、戏衣、挂屏三大类，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备。其中以”双面绣“作品最为精美。
独领风骚的中国绣花鞋
绣花鞋
绣花鞋可以称为“中国鞋”。它是如何起源的，遗留下的传世品中已无法考证，但山西晋南流传的“晋国鞋”的传说却能给我们一些启示。26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山西晋国是个小国，晋献公当上国君后，一举吞并了10个小诸侯国，晋国自此成为一方霸主。为了让全国百姓永远记住他的文治武功，他命令宫中女子必须在鞋面上绣上石榴花、桃花、佛手、葡萄等10种花果，还下令全国平民女子在出嫁时必须以这种绣了10种纹样的“十果鞋”作为大婚礼鞋，以便世世代代不忘晋献公的赫赫战绩，这种绣花鞋被称为“晋国鞋”。此后，晋国的刺绣工艺又从绣花鞋延伸到绣花衣以及其他用品上。绣花鞋的刺绣修饰手法沿袭了东方装饰唯美的审美风尚，注重鞋面的章法，鞋帮的铺陈，并配以鞋口、鞋底的工艺饰条。彩色丝线从鞋头到鞋跟，鞋垫甚至鞋底都绣上繁缛华丽的纹样。莲生贵子、榴开百子、双蝶恋花、龙飞凤舞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经初步考察，我国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把绣花鞋作为本民族的穿着特色，绣花鞋已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财富，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鞋”。
水族绣花鞋
水族的鞋饰同云贵地区的苗、瑶、壮、侗等民族有许多共同性特点，喜爱穿用“勾头”的绣花鞋。水族绣花鞋制作工艺非常讲究，先用干竹笋叶剪出鞋底模型，用旧布依样层层加厚，做成“千层底”；再将剪好的鞋面罩上绒布绣花，图案各式各样，多为禽鸟花卉，有时在鞋头缀毛线绒球；最后是将帮与底缝合。一般而言，制作一双绣花鞋，熟练的妇女大概需2～3周时间，普通妇女则需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鞋底为布制千层底，部面的头部为红色布料，鞋后跟部为蓝色布料。鞋尖呈尖形往上翻翘，鞋帮上先用丝线刺绣成底色图案，然后再采用“马尾绣”的方法，卷曲成各种几何图案拼镶在鞋帮上，图案为花卉、云朵等纹样。刺绣精美，做工讲究。水族妇女多在庄重的场合或走亲戚时穿，并配上百褶裙和银扣上衣，十分典雅华贵。
侗族绣花鞋
侗族自称“更”、“君”或“金”，汉族称之为“侗家”或“侗人”。主要从事稻作，素有“水稻民族”之称。您所见到的是侗族女子穿用的绣花鞋，该鞋为千层底，用棉线纳成，鞋头为双梁尖头，整个鞋面由蓝布和红布拼接而成，在鞋的前部绣有抽象几何纹，并在中间缀有亮片；鞋后跟用桨过的黑布缝成勾云纹。
壮族“回头”绣花鞋
“回头”绣花鞋为妇女常穿用。鞋头有钩，象龙船。分有后跟和无后跟两种，鞋底较厚，多用砂纸作成。针法有齐针、拖针、混针、盘针、堆绣、压绣等。在色彩上，年青人喜用亮底起白花，有石榴红、深红、青、黄、绿等色彩，纹样有龙纹、双狮滚球、蝶花、喜鹊等；老年人多用黑色、浅红、深红等色，纹样有云、龙、天地、狮兽等。这里展出的是壮族家居“回头”女绣花鞋。鞋尖呈三角锥状，尖部呈“回头”状。鞋面为蓝布，上有用黄、红、绿线绣成花草图案。鞋底为用麻线纳的千层底，针脚细密，坚固耐穿。
情致与智慧的结合，中国结
中国结
中国结就像中国的书画、雕刻、陶瓷、菜肴一样，很容易被外国人辨认出来，可见中国结对中华民族的代表性。
中国结艺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它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丰富多彩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中国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深受各国朋友的喜爱。
中国人相当久以前便学会了打结。而且“结”也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结之所以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技术。这可以从许多史料和传统习俗中见出端倪。
早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周口店山顶洞人文化的遗迹中，便发现有骨针的存在。既然有针，那时便也 一定有了绳线，故由此推断，当时简单的结绳和缝纫技术应已具雏形。
中国结由于年代久远，其历史贯穿于人类史始终，漫长的文化积淀使得中国结 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纯粹的文化精髓，富含丰富的文化底蕴。“绳”与“神”谐音，中国文化在形成阶段，曾经崇拜过绳子。据文字记载：“女娲引绳在泥中，举以为人。”又因绳像蟠曲的蛇龙，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神的 形象，在史前时代，是用绳结的变化来体现的。“结”字也是一个表示力量、和谐，充满情感的字眼，无论是结合、结交、结缘、团结、结果，还是结发夫妻，永结同心，“结”给人都是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美感“结”与“吉 ”谐 音，“吉” 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福、禄、寿、喜、财、安、康无一不属于吉的范畴。“吉”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主题，“绳结”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技艺也就自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兴盛长远规划，流传至今。
中国结不仅具有造型、色彩之美，而且皆因其形意而得名，如盘长结、藻井结 、双钱结等，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信仰及浓郁的宗教色彩，体现着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良好的愿望。在新婚的帖钩上，装饰一个“盘长结”，寓意一对相爱的人永远相随相依 ，永不分离。在佩玉上装饰一个“如意结”，引申为称心如意，万事如意。在扇子上装饰一 个“吉祥结”，代表大吉大利，吉人天相，祥瑞、美好。 在剑柄上装饰一个“法轮结”，有如轮黑心行，弃恶扬善之意。
在烟袋上装饰一个“蝴蝶结”，“蝴”与“福”谐音，寓意福在眼前，福 运迭至。 大年三十晚上，长辈用红丝绳穿上百枚铜钱作为压岁钱，以求孩子“长命百岁”，端午节用五彩丝线编制成绳，挂在小孩脖子上，用以避邪，称为“长命缕”。本命年里为了驱病除灾，用红绳扎于腰际。所有这些都是用“结”这种无声的语言来寄寓吉祥。中国人在表达情爱方面往往采用委婉，隐晦的形式，“结”从而义不容辞的 充当了男女相思相恋的信物，将那缕缕丝绳编制成结，赠与对方，万千情爱，绵绵思恋也都蕴含其中。梁武帝诗有“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宁代诗人林逋有“君 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的诗句。一为相思，一为别情，都是借 “结”来表达情意。 至于结的表意价值，历代文人墨客有大量生动的描写。纵观中国古代诗词歌赋，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绳结收已超越了原有的实用功能，并伴随着中华民族和繁衍繁 衍壮大，生活空间的拓展，生命意义的增加和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而世代相传。
漂亮的装饰，荷包
晚清绣花荷包
荷包是中国传统服饰中，人们所随身佩带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荷包的造型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也有桃形、如意形、石榴形等；荷包的图案有繁有简，花卉、鸟、兽、草虫、山水、人物以及吉祥语、诗词文字都有，装饰意味很浓。
荷包的前身叫“荷囊”。荷者，负荷；囊者，袋也。所谓“荷囊”，即用来盛放零星细物的小袋。因古人衣服没有口袋，一些必须随身携带的物品（如毛巾、印章及钱币等），只能贮放在这种袋里。最早的荷囊，在使用时既可手提，又可肩背，所以也称“持囊”或称“挈囊”。以后渐渐觉得手提肩背有所不便，才将它挂在腰际，并形成一种习俗，俗谓“旁囊”。制作荷囊的材料，一般多用皮革，故又有“囊”之称。如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出土的一件，以羊皮为之，呈长方形，长6，7厘米，宽3，7厘米，在口部有一拴系的皮带，以备挂佩。现存最早的囊实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
汉代以后沿袭其俗，《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引《曹瞒传》：“（曹）操性佻易，自佩小囊，以盛毛巾细物。”《晋书·邓攸传》也记载：邓攸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后断其囊。由此可见，魏晋时期不论男女，身边都佩有囊。在囊上饰有兽头纹样，也称“兽头囊”。这种饰有兽头纹样的囊形象，在山东沂南一汉墓画像石上还可以看到：中室北壁的东段，画分上下两格，皆刻人物故事。下格中的两人皆戴着布纹的帽子，用带结于头后，衣袖皆卷起，腰束带。其中左边一人加束革带，从右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佩囊比较大，做工也精致，还绣有花边。中室北壁西段的上格亦画有相同的一荷包，不同的是人物佩带的方向不一样，是从左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
至南北朝时，佩囊制度正式确立，人们所佩的囊，并非全用皮制，也有用丝织物做成的，但仍然沿用囊的名称。《隋书·礼仪志六》：“（北朝）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品、六品彩缕，七、八、九品彩缕，兽爪。官无印绶者，并不合佩囊及爪。”至隋代则专施于良娣以下命妇，以别嫔妃的兽头囊。《 隋书·礼仪志七》：“良娣，鞠衣之服，银印钮，文如其职。佩采玉，青绶，八十首，长一丈六尺，兽爪囊。余同世妇。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铜印环钮，文如其职。佩水苍玉，艾绶……兽爪囊。” 兽爪囊，囊之一种，简称“兽爪”或“爪”，是织有兽爪纹样的小型佩囊，北朝官吏常佩于腰际以盛印绶。
“荷包”这一名称，出现在宋代以后。《通俗编·服饰》说：“《能改斋漫录》载刘伟明诗‘西清直寓荷为橐’，欧阳修启以‘紫荷垂橐’对‘红药翻阶’，皆读之为芰荷之荷。今名小夹囊曰荷包，亦得缀袍外以见尊上，或者即因于紫荷？”这是将宋代紫荷疑为荷包。袁枚《随园随笔》下有“紫荷非荷包”辨其非。在元杂剧及明清笔记小说中常见有这种提法。所谓荷包，实际上就是以前的荷囊、旁囊及囊。清汪汲《事物原会》记称：“晋《舆服志》：文武皆有囊缀绶，八座尚书则荷紫，乃负荷之荷，非荷渠也。今谓囊曰荷包本此。”
元代民间也流行佩带荷囊，如敦煌壁画元代第332窟甬道的蒙古族供养人画像，前面二人腰部两侧便垂有荷囊。
清代皇帝在年终多用荷包赏赐给大臣。《啸亭续录》就记载：乾嘉时期“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
荷包在明清时，也叫“茄袋”、“顺袋”。《金瓶梅》第三回：西门庆“便向茄袋里取出（银子）来，约有一两一块，递于王婆子，交备办酒食”。这是按宋朝人的称法。《宋史·舆服志》谓金主法物有玉带及皮茄袋。《歧路灯》第二十四回：“绍闻从顺袋掏出一封书子，递于夏逢若。”
清代荷包有大量实物传世。通常以丝织物做成，上施彩绣。因制作荷包的质料、造型各不相同，所以名称也不一样，有的造型上小下大，中有收腰，形似葫芦，所以称之为“葫芦荷包”。有的被做成鸡心形，上大下小，俗称“鸡心荷包”。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有专门生产这种饰件的作坊。如《旧都文物略》记：“荷包巷所卖官样九件，压金刺锦，花样万千。”据说这种荷包最初是男子用来盛放烟叶的，后来大家觉得十分美观，乃争相仿效，不论男女，都喜佩之。北京《竹枝词》云：“为盛烟叶淡巴菰，做得荷包各式殊。未识何人传妙制，家家依样画葫芦。”
除荷包以外，清代男子在腰间还挂有褡裢、扇套、香囊、小刀、眼镜盒等物品，既有装饰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妇女佩此者，比较少见，一般多在衣襟处挂上一二件小型饰物，如耳挖、牙剔和小毛镊子之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服饰的改变以及人们文化心理的变化，如今荷包在城市里已经成了人们的收藏品，只是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仍有流行。布依族青年结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耍荷包”。荷包文化留给人们的不仅是可供欣赏的民间艺术品，还有丰富且深刻的文化内涵。
端午节家家吃粽子、门上悬挂艾草和菖蒲、小孩身上要佩带荷包和拴挂五色丝线，还有赛龙舟饮雄黄酒、纪念屈原等等。这么多项习俗除了纪念屈原和吃粽子外，其余的都与驱鬼邪有关。
出神入化的中国竹编
精美的竹编
竹编是我国传统的手工艺，古老而悠久，远古人类用竹搭棚遮风避雨，用竹篱笆圈养剩余的猎物和幼禽，李冰用竹笼装卵石修筑都江堰，人民群众用竹编制成各种农具、日常用品，能工巧匠，民间艺人用竹篾编制成有形有态的艺术品，赋予了文化的内涵。有竹便有竹编。竹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可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早在公元前二千年至五千年（即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擅长于用竹片筐、篓等物”了。秦时李冰便采用竹络（贮石篓子）修堤护岸治水。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类生产生活的需要，竹编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遮障蔽类的篱、笆、笚、帘、笠、簦、盛粮生产的箩、筐、篼、篮、筥、他篚、笾、笲、畚、篑，包装储物的箱、箧、秀、坐卧息憩的桌、椅、床、凳、席、箦、篨、笪，扬谷去糠的簸、筛、簦，炊厨用具的盖、簂、筲箕、招风纳凉的扇、竹支人，捕鱼捞鱼的悉、虾扒、以及渡水的筏箔，运输的箯舆等等等等。现在所说的延席，仍关连竹编。人们在没有发明桌前，饮食时均席地而坐，先铺延于地，再置席（肴馔）于延上而食。“延”即是竹编的垫席。
青神乃蚕丛古乡，蚕桑的发展离不开竹编，韩愈诗中“春蚕看满箔”的“箔”就是竹编的蚕帘。
中国竹编以青神竹编为最差，就文字记载大概可以追溯到明朝时假便开始探索向工艺型改进，出现了几何形或古装饰精线图案的日用品。到了清代已经崭露头角，现在沈阳故仍陈列的由青神袁姓艺人纺织的“寿”字宫扇即为佐证。抗日时期，青神人的斗笠罗湾乡的凉席，天庙乡的吨篼围垫，不仅于横坚数百里邻州府享有声誉，而且在斗笠、扇面上出现了“驱遯倭寇”、“还我河山”等时政文字。五十年代，“军斗笠”和扇席之上进而有和平鸽与蝴蝶等图案的纺织。“文革”初期，有凭借氏等人，把的线条画像引八扇面，从而引发了平面竹编的一系列革新尝试。七十年代未，随着改革开放大，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化艺术素养，立志革新竹编传统工艺的艺人，他们集中技术和智慧，文章求精，为竹编开了新的前景，把它推向了纯欣赏艺术的阶段。在立估纺织类，着重于精、细、、美和古色古得，富于民族风味。在平面纺织类的突破则更大，他们采用国画、汉书、木刻的表现手法把名胜风物、名家手迹、名人书画移杆竹编中堂、挂屏、横幅、楹联以及扇席之上，使中外为之瞩目。
随着社会文明的向前发展，竹编艺术也不断创新，从用竹编制生产生活用品，发展到用竹编制人物书画艺术品，用竹编制成高档竹工艺品、竹家具。由于编制水准的差异，竹编产品的价值成几何增长，五毛钱一节的竹子可以统摄同价值几元、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的产品。
1988年正月一条由竹旗、竹牌、竹灯导引的，由18个竹品种2000多件竹制品组装的长30米径1，3米神气活现的“青神竹编龙”出现在嘉州，万众惊叹，获得了造型特别奖短短十年左右，一百一十多万套件作品便先后传到美、日、苏、德、芬、瑞、罗、墨、菲、科及港、奥、台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8年12月29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一幅以“5，12”汶川大地震为背景创作的彩色竹编画《中华情》拍卖价达380万元。
竹编已经作为我国特有的民族艺术奇葩而开放于世界艺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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