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居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住居与人事、社会和世界息息相通，并且可以合为一体，人事、社会和整个世界可以反映在任何尺度的住居中。“家”（房子）可以代表“夫”，“室”（房间）可以代表“妻”，“家室”合为“夫妻”。“室人”、“内人”的称呼都来源于住居。如果是中等家庭规模，四合院二进三进之内称“室”，多居女眷，故而女眷多被称为“内人”、“室人”。妇女一般生活在二进院落以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高堂”（高高的堂屋）可以代表父母，“庭”（院子）可以代表中央政权。“宇”（屋子的边缘）、“宙”（出入于屋宇），合起来就可以代表整个世界。这种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相吻合，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到天下，即所谓“夫妇、父子、君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构。总之，中国的家庭社会伦理都体现于其中。
传统民居主体建筑物的特点
中国民间古代的宫室以及民居一般向南，主体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为堂、室、房。前面正中一间为堂，堂后为室，室的两侧为房，分东房和西房。
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办红白喜事的地方，一般不住人，江南一带称之为“香火房”；城镇之地称之为“厅”。厅本是官署听事之所，而官署的厅原来也称堂，故古时官员审案称为“升堂”。因此厅堂时常连称，此外堂有时还作为讲学之处，称“讲堂”，民间俗称学校为学堂。先秦时候堂前有阶，堂上东西有两根楹柱，堂东西两壁的墙叫序，堂内靠近序的地方叫东序西序，堂后有墙，与室和房隔开，室与房各有户（即门）与堂相通，古书上所说的户，一般是指室的户，室户偏东。户西相应的位置有一窗口叫“牖”：室还有一个朝北的窗口叫“向”。东房后部有侧阶，通往后庭。古人席地而坐，故堂上的座位以朝南的方向为尊。室内的座位则以朝东的方向为尊，室和房都是住人的。
传统民居中的楼、阁、厢、轩、舍、斋、寝
中国传统的民居可不像现在这样简洁明了，它有很多的名词和讲究。
楼。也就是重屋，《说文解字》里讲楼重屋也。先秦习俗里面重屋是不能住人的，此俗至今在一些农村还盛行。楼下住人，楼上堆放粮食杂物。因此先秦典籍中很少有“楼”字，而楼房的出现也较晚，大约在战国后期。到了汉代才盛行起来。中国古代的楼房一般多为二层，形成传统的固定形式，南方有些地方的竹楼也是二层。
阁。原为阁板之意，为厨房贮藏食物的地方，汉代又指堂序外的两个夹室，即东夹西夹。但随着楼房的兴起，阁遂演变成供游息、远眺，供佛或藏书之用的建筑物，阁的平面为方形、长方形或多边形，一般四周设木桶扇。《淮南子．主术训》：“高台层榭，接屋连阁”，至今仍著名的有北京颐和园的佛香阁，大同善化寺的普贤阁等佛阁，宁波天一阁、故宫文渊阁等藏书阁。此外古代俗称女子的卧房为“阁”，出嫁则为“出阁”。
厢。在汉代，厢本指房屋东夹西夹前面的空间，阁与厢之间有门相通。后来泛指正房两边的房子，叫厢房，如东厢和西厢。《西厢记》中秀才张生住的地方就是西厢房。
轩。是有窗棂的长廊或小室。陶潜《饮酒》诗：“啸傲东轩下。”杜甫《夏夜叹》诗：“开轩纳微凉。”又殿堂前檐下的平台也称轩。古时皇帝不坐正殿而在殿前平台上接见臣属，称“临轩”。
舍。即房屋。古人谦称自己的家为“寒舍”、“敝舍”、“舍间”。
斋。一般指书房和学舍。古人喜在厅堂之旁，另辟一小室，作为读书养心之居，故书房俗称“书斋”，此种习俗汉代还不多见，至晋代以后兴起。
寝。古代总称堂室为“寝”。《广雅》里有“寝，堂室也”。周代又有大寝、小寝之分，大寝即堂，又称“正寝”；小寝为室，又称“内寝”。依古代风俗，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因此古人称妻为“内人”，即源于此。与此相应的《丧家讣》文中，称男为寿终正寝，女为寿终内寝。现代的寝一般指卧室。
中华文化的象征，牌坊
牌坊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它是官方的称呼，老百姓俗称它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察分析，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最早的牌楼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旧称“衡门”。
牌坊来源于由表柱连成的大门即“乌头门”。它的直接谱系可以追溯到唐、宋里坊的坊门。唐代，我国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只剩下现在
这种形式，于是老百姓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坊。
需要注意的是，牌坊与牌楼是有显著区别的，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它有更大的烘托气氛。但是由于它们都是我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提倡封建道德伦理，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一种建筑物，而且又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长期以来老百姓对“坊”、“楼”的概念不清，所以到最后两者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
古时，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进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方可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功名坊。至于立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者，要求就更严格，须经当地官府查核实后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而且连所立牌坊的规格也有规定，如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六柱五间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建“四柱三间七楼”；但孔庙的“万古长春”坊仅是一个破例。
每一座牌坊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而这些内涵和象征主要是通过牌坊上雕刻彩绘的各种图案花纹用隐喻手法表现出来的。如果你看到哪个牌坊上刻有龙凤，那一定与皇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龙乃百兽之尊，是封建社会中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象征：凤乃百鸟之首，封建社会中常用来作为高贵的皇后的象征。
另外，牌坊还有“坊眼”。北京中山公园进口处的牌坊上有“保卫和平”四个字，为的就是表明这座牌坊的建造对象和建造原因，否则就失去了建造的意义和价值。这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的人生理念及封建礼教、传统道德观念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牌坊，以北京为最。
最小的石牌坊，最小的石牌楼在颐和园东北角谐趣园内，名为“知鱼坊”。
最小的木牌楼，位于北京颐和园公园内的琉璃塔坊。
最大的木牌楼，北京顺义县杨镇的三联木牌楼，其夹杆石就有两人高，主牌楼总高18米，总长42米，是世界最大的木牌楼。
最大的石牌楼，昌平十三陵有一个北京最大的石牌楼，宽28，86米，高14米。
最老最厚的琉璃牌坊，位于北京神路街的东岳庙坊。
牌坊最多的城市，北京曾建各式知名牌坊三百多座，现仍有百余座古牌楼傲然屹立在各景点，目前北京还有新建牌楼百余座。
奇特的东北冰雪建筑
东北的古代民族为了在冰雪自然环境中生存，“常为穴居，以深为贵”。用九节梯子下到洞穴之中，在其中生一堆火，周围铺着树枝、柴草或兽皮，用“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
我国东北鄂伦春族人在冬季外出狩猎时往往挖雪屋过夜休息。猎人们挖一个深雪坑，四角插上木杆，上覆熊皮，雪屋内燃一堆篝火，下铺野猪皮做卧榻。它密封性差，屋内温度低，主要靠篝火取暖。
还有“筑城穴居”或“冬则入山，居于穴中”等方式。
尽管非一日之冰，可冻三尺土深，但是人居九尺地下，又燃火，则可以御寒，如有山洞，其深更远，再有火燃，就更适于人居住了。
但由于地下采光和通风条件差，加上人们可以利用木材，这样，人们便从深地下走到浅地下。赫哲族早期居住的“希日兔克”，即地窨子，就是这种情况。
再后来，由于密封条件的改善，即用兽皮遮在木房内，外用土堆上或用泥糊上，内燃火，这就使人在冬季从地下走向了地面。从赫哲族的马架子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地上马架子源于夏天临时住地的“尖状窝棚”和“圆顶窝棚”。这些窝棚有些用毛草制成，有些用柳条制成。
为了采光，但怕漏风，先人们把墙壁开了一个洞，赫哲族人曾用去鳞的“鲢鱼皮”。封窗户，后用窗纸糊窗户。
只是到后来，东北人才从穴居转变为筑室居住，据《太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与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绸缪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衣。”
细说老北京的胡同
“胡同”，这两个字原是蒙古语的译音。《析津志》载称“巷通本方言”，是1267年元代建大都沿袭下来的，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所以，北京胡同是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是有丰富内容的。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精心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统特色。
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有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名称的街巷约有4000条。
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在蒙古语中指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做微型水库），供居住的军民饮水？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
当年水井可是深宅大院的居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这样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有了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族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会迷路。
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比如“南京路”、“广州路”等。北京的“扁担胡同”有11条，“井儿胡同”有10条。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儿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
江南水乡民居的独特风味
江南水乡民居普遍的平面布局方式和北方的四合院大致相同，只是一般布置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小，以适应当地人口密度较高，要求少占农田的特点。住宅的大门多开在中轴线上，迎面正房为大厅，后面院内常建二层楼房。由四合房围成的小院子通称天井，仅作采光和排水用。因为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所以这种住宅布局俗称“四水归堂”。
江南水乡的民居以苏州、杭州最具代表性，物产富足的江南，住宅规模和布局也很有特色。住宅外围的墙壁高大，因为南方的房子大多是较高的两层楼房。另外．南方的民居经常房房相连，中间用风火墙隔断，是出于防火的考虑，庭院的面积不大，再加上高高的楼房，使一宅之中的采光通风口，天井显得分外高深。
江南潮湿的气候使通风格外重要，因此江南的住宅常于建筑与垣墙之间留不超过一米的间隙，用来通风采光，效果颇好。江南民居，大的住宅一般从大门起经过客厅、正房到内室或后房，两侧有花厅、书房、卧室及小花园、戏台等。一般大的住宅可有两到三条平行的轴线。
但不论建筑规模大小，江南民居都体现出一种与北方民居的明显区别，就是雕刻装饰极为繁多，却极少有彩画，墙用白瓦青灰，木料则为棕黑色或棕红色等。与北方的绚丽色彩相比十分淡雅。
江南的匠人心灵手巧，利用多变的地形，使流水在房屋之间荡漾。
水路和街巷呈不规则的网状穿插于民居之中，与之相映成趣，形成了有别于北方民居的特色。
由于土地珍贵，江南水乡屋宅内外的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由于绝大部分民居出门见水，所以几乎每家门外都有一个小小的埠头。主妇每日洗衣、洗菜、淘米等都在这里，来往的小船也可在这里停泊。
和水路相比，街巷显得十分狭小，有的仅容一人一牛并走。高高的垣墙夹着曲折的街巷，形成了曲径通幽的意境。
江南水乡民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传承着一切居住、生活方式。商代，这里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民居聚落。从汉代起，这里开始居住官吏，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战乱局面使大批人向南迁徙，这一趋势使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经济重心从此南移。唐代，这里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官宅，在宋代绘画《千里江山图》、《平江图》中，对江南民居的建筑布局已有具体生动的描绘。随着南宋建都杭州，江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到了明清，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达官显贵、地主富商、文人雅士纷纷选择此地建宅，山庄别墅，亭台楼阁，处处皆是，各具特色。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珍贵，江南的建筑极节省空间，而在层高上下功夫，其建筑艺术也因此显得精巧有余，气派不足。但经过能工巧匠的双手，安置在潺潺流水中的一座座房宅，仍是令人倾倒。
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干栏建筑
在我国如今的民族建筑中，至今仍能看到窝棚式、帐篷式、窑洞式、干栏式、灯笼式、土墙瓦顶式的各种民居建筑，它们几乎包括了人类早期建筑的各种形态，并鲜明地勾勒出了建筑发展的轮廓。
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和东南民族地区，有二十多个兄弟民族有干栏建筑，但是干栏建筑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不同风格，简直可以统称为干栏建筑的博物馆。例如以傣族竹楼为代表的高敞型，据《归唐书》记载，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景颇族的“长脊短檐型”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代铜器房屋模型相同；壮族麻栏为代表的“重楼型”：苗族为代表的“半边楼型”：以侗族为代表的“宽廊型”，在于栏建筑中侗族的木楼最高，可达四五层；以布依族为代表的“混构型”，建材并非全用木料，而由土木、砖木、石木混合构成：以黎族为代表的“船篷型”等。
我国最普遍的居住布局，四合院
我国房屋的基本结构是一明两暗的一堂三间，这是一般平民的住房规模。中堂位置最显眼，中央供奉祖先、神佛；壁悬对联，下设长几方桌，两旁设大座。这个房间是原始居住的大房子（公房）或大房间的遗留，是家庭或家族处理公共事务（祭祖、议事、待客、举行各种仪式等）的场所。如果是中等家庭规模，便在正房两侧和对面加盖厢房，中间的院子为广庭，成为典型的三合院或四合院。一个院落“合”成一个家庭。在南方一些地区，中庭则被“天井”取代。
中国民间的这种四合院建筑在商代遗址中已有发现。原始氏族的横排式大房子是随着家族的扩大一间一间横向连接而形成的。我国传统的大家族的扩展体现在房屋上，基本上以四合院、三合院为基础，采取纵向横向连接两种形式。其中以纵向连接最为常见，于是便有了二进三进的院落。这样的建筑布局可伸可缩，非常适合于我国传统的家庭社会结构。由此扩展规模可以达到最大，如朝廷的宫殿实际就是一个纵向横向多层连接的大四合院，这是封建社会家庭的象征。
汉族地区的四合院或三合院的正房由长者居住，其他小房间都分配给已婚或待婚的儿孙们，女儿在家中则是待嫁的。四合院布局之所以成为我国最普遍的居住结构，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布局方式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体现出明显的区别，最适合传统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家长一般居于堂屋右侧，位置最尊，这源于汉族以右为上的习惯。子女多住东西厢房，仆人则居下屋。湘西土家族正相反，父母居左边，子女居右边；兄居左边，弟居右边。即使是北方普通人家，一家人睡在一个土炕上，也有次序的规定，男性家长睡炕头，其次是女性家长，然后依次排列，最末者在炕梢。炕近炉灶，这是原始社会按火塘区分次序的遗风。
北京故宫房间的特点
对称平衡是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观念的一大特点。然而，据统计，北京故宫的总房间数为9999间，似乎有失对称的原则。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观念中对称的传统由来已久。商代的饕餮纹、龙纹等纹样已表现出严格的对称。对称源于对偶，对偶源自于阴阳观念。实际上，中国传统住居为一明两暗的三间，中为阳，两旁为阴，从这点出发就能明白我国传统建筑的间数只能为单数的原因了，因为这不仅仅要求对称，还要分出阴阳，是阴阳两性结合的极为对称的形式。这也成为我国传统住居的基本格局。此外的一切格局都是这个基本格局的衍生。后来阴阳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故而这种对称布局在宫廷、宗庙建筑上的反映极为严格。
北京故宫前门一左一右为崇文门、宣武门，与周王城三门制类似：天安门居中，两边分左祖右社。整个城市以纵轴分为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东直门西直门，左右对称。这种对称平衡的布局是中国传统的中庸、不偏不倚的观念的充分体现。
“山色湖光共一楼”的宇宙观住居习俗
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同样体现于住居之中。本来，住居是人类与自然隔绝的界限，西方的建筑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注重实体，孤立地欣赏建筑本身。金字塔、神庙、城堡、教堂，都是个体孤立的建筑，用石块把人与自然完全隔开。
中国的建筑强调空间，注意和周围自然环境的联系。木结构的抬梁式建筑使这一特色得以充分发挥，通过镂空的窗门与外部自然沟通交流。典型的木构建筑几乎四面都是门窗。中国人通过这种内外的空间交流，可以将宇宙容于一室之内。“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云生梁栋间，风出窟户里”，“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颐和园里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表达了人们希望通过一个楼把所有景色尽收其中的愿望。中国人对于空间的关系总是表现在主观心理上，“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凭观念可以达到任意境界，因而，天坛凭数米之高的圆台便可以与上天发生联系。
北方人最爱的火炕
在我国，有“南人习床，北人尚炕”的习俗，这是因地域气候不同而致生活习惯之不同。南方炎热且潮湿，人住在竹、木床上，上下悬空，利于空气流动，既凉快又不易受潮。北方寒冷，人多在房中置一铺大炕。炕的结构远较床复杂，搭法也不尽相同，有洞炕、花炕和空心炕之分。
洞炕是在地面上砌几道小墙八行砖左右高，将空间隔成几条坑道，两端留空使道道相通，上以土坯、石板或红砖为盖，盖上复用沙泥或白灰之类抹平。花炕是洞炕的发展，小墙只砌一半高度，上面遍立红砖做支撑，复可以红砖为盖，余法相同。空心炕更为先进，只以红砖垒几个立柱做支撑，上面盖几块大水泥板，余法尽与洞炕和花炕同。说空心炕先进是因为它内部空间很大，不易被烟火灰堵塞炕道，常常搭好一铺炕十年八年不用扒灰。
所有的炕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端通向烟囱，一端设有炉灶。
炕是北方人的“暖床”。尽管现在北方城市楼房中，大部分已没有炕，而只有床了，但床的出现却比炕要早很多。据张国庆在他的“北人尚炕习俗的由来”一文考证，《新唐书·高丽传》载：“（其人）冬月皆作长炕，下燃温火。”据此断定，高句丽人发明了炕，他进一步说明，在隋、唐之际，生活在冬季寒冷的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人，受“床”和“炉灶”的启发，将二者合二为一，又经过改造加工而产生为炕。并传至东北各民族之中，后又传至黄河至秦岭以北。
实际上中国火炕起源高句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考古发现一处西汉时期的火炕，将火炕的历史提前到了2000多年
民间在建房过程中的仪礼活动
中国老百姓的建房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民间信仰的礼仪过程。建房造屋首先是确定方位看风水。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房屋的遗址大多已表现出方位观念，并且大部分已经形成坐北朝南的形式，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确定不移的基本方位。皇帝登基便称做“南面称帝”。相宅看风水是后来形成的系统化的信仰活动，它必定有一个原始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占卜。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的独龙人，在建房之前要举行“占卜寻址”的仪式，主人手握几粒谷种，放在火塘上烧热的石板上，谷粒受热炸动起来，若不蹦落到地上便可在此建房。
奠基是一种普遍的仪式，即使在当代城市中也作为一种象征仪式保留了下来。最初的奠基用人来当做祭品。在黄河流域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在房屋、墙基和柱洞之下都发现了婴儿的墓葬。这种习俗在商代还有大量保留，在殷墟发掘中发现，在营造宫殿时，从奠基起到安门最后落成都要用人或畜当做祭品进行祭祀，后世却普遍改用牲畜代替。现代习俗中仍然有所保留。陕北窑洞落成时有合龙口（在窑洞中央砌入最后一块石头）的仪式，要用三种小动物的心脏嵌入合龙石的小孔中。还有一些地区民房在上梁仪式中用一根红丝带拴的猪头做祭品。
上梁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在有些地区其意义甚至超过落成仪式。如四川的上梁仪式，先由一位有声望的人站在墙上，口诵八言体祝词，工匠们便将硬币和粮食果品一起扔下去，然后在鞭炮声中把大梁架上去。梁中间贴一块红布。这天主人要大摆宴席，招待宾客和工匠、帮工。这种风俗极其普遍。其中，梁中挂红布称“大梁披红”，模仿动物栖身于山涧或在树上构巢。这种穴巢居的现象过去只见于文献的零星记载，现在的考古学对于远古先民居住的天然山洞生活有许多发现，如距今五十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北京人的住居，旧石器时代的“古人”在山西垣曲、广东韶关和湖北长阳的住居。
房屋建成之后居住的信仰还有许多。在我国传统信仰中，房屋的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神灵。土地的神灵、大梁的神灵已在建房过程中“出现”。房屋建成之后，中堂要供“祖先神主”牌位或“天地君亲师”牌位。最初在原始社会阶段，居住分活人和死人（墓地）两部分，时间一长墓地扩大接近居住区，人们惧怕鬼魂回来，于是不得不迁居别处。有了祖先神位，问题就解决了，鬼魂到家就住在这块木牌中，大家相安无事。实际上最初“中堂”本身就是神圣的。古有“五祀”，其中之一为“祀中雷”。
天井在南方民居中是神圣的，带有上古遗迹。一般房屋的中堂就是中霤的演化。《礼记·郊特牲》日：“家主中雷而国主社。”孔颖达疏日：“中雷谓士神。”中雷与社都是土地信仰。住居的中央最初应为公共活动（祭祀、议事、仪式）的场所，因此原始人视为神圣。到后来才演化为祖先、神、佛的供奉之地。
除中堂外，灶也有灶神。后来人们把灶神作为一家之祖，腊月二十三要举行“祭灶”。《论语·八佾》中便有“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之说，可见祭灶之俗由来已久，应来源于原始先民对火塘的信仰。许多少数民族都崇拜火塘，有许多地方火塘在中堂中央，周围是公共活动场所，因而也是圣地。对于灶神有各种说法，有的甚至说是炎帝。可见灶神在人们观念中的至尊地位。门也有门神。最初为神荼和郁垒，唐以后又有秦叔宝、尉迟敬德之说，其作用是镇鬼。古仪有五祀，《礼记·曲礼》里说天子祭五祀，五祀即户、灶、中雷、门、行也。还有一种说法是门、户、井、灶、中雷也。可见古代五祀基本上都与房屋有关，而且是大祭。后世流传下来的只有祭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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