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坡坐到了板凳上，边嗑着瓜子边等着阿强出现。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阿强，却看到阿强的妈妈朝他走过来。
阿强妈妈问阿坡，阿强没有在你家吃饭吗？
阿坡说，没有呀。
阿强妈妈说，这孩子，咋回事儿？也不回来吃饭。
阿坡说，我和他在玉米地玩儿，我先回来了，他说等一会儿就回来。
阿强妈妈说，啥时候的事儿？
阿坡说，半下午时。
阿强妈妈转过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带着阿强的爸爸来了。
阿强爸爸原来是放牛的，因为苦大仇深，成了农场革委会主任。他一脸严肃，过来问阿坡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强爸爸的样子让阿坡有点怕。除了和阿强一块儿偷西红柿和黄瓜的事儿没有说外，其他的事全都说了。
阿强爸爸让阿坡带着他去玉米地。
跟着一块儿去的还有几个戴着红袖章背着步枪的民兵。
没有费事，走进了玉米地，就找到了阿强。
阿强还是阿强，只是这个阿强和那个阿强有了很大的不同。
他的脸部胸部遭到了坎土镘多次重重砍挖打砸。绽开的皮肉，碎裂的骨骼，喷涌的鲜血，已经把他弄得面目全非。
他躺在一条土埂上。旁边横了一把多处沾了血迹的坎土镘，还有大约十几颗散乱的红米椒。
一片踏倒的玉米秆和一片踩蹬形成的痕印，很容易就让人判断出，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搏斗。
一部分人留在现场搜集证据。一部分人抬着阿强往连队卫生室跑。
还没有跑到卫生室，迎上来的阿强妈妈就发出了呼天抢地的哭声。
还有一部分握枪执刀的人，在阿强爸爸的带领下，直接扑向了宋敬元家。
在离宋敬元家还有几十米远时，有一股火焰从他家的门窗里蹿了出来。
门从里边被锁上了。房子用草木搭建。几乎眨眼之间，一幢破旧的农舍就变成了一束硕大的火把，在刚刚降落的暮色反衬下，显得狂暴猛烈，不可遏制。直到它自己把什么都烧光了，变成了一堆灰烬，才好像达到了某种目的，慢慢地平息下来。
阿强爸爸端起步枪，朝着大火不停地射击。
边射击，边叫喊着，宋扒皮，我操你八辈祖宗，你不是人，你是个畜生，连孩子都不放过。一把火烧了你，真是便宜了你，要不，我非要把你千刀万剐不可。
头一次在连队的操场上，挂起了白色的幕布，却没有放成电影。
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被一个地主分子给杀害了，这是多么令人悲伤愤怒的一件事啊。这个时候举行任何包含娱乐成分的活动都是不合适的。
连夜给阿强开了一个追悼会。
悼词里说，阿强虽然死了，可他的死重于泰山。
第二天就有地区报社的人来了。阿坡成了重点采访对象。但阿坡说的他们去偷西红柿和黄瓜的情节，在地区的报纸上没有出现。变成了少年阿强长时间义务看护集体的庄稼，在一次巡视时，发现了正在偷盗国家财产的地主分子，于是挺身而出，与地主分子勇敢斗争，最后壮烈牺牲。
农场开大会，宣读了阿强的事迹，并把他命名为英雄少年。
他的墓地修在了农场连队操场的东北角上。石头的墓碑刻上了“英雄少年阿强”的字样。
不知什么原因，阿强的故事传播的范围一直没有越过戈壁，进入到更多的城市乡村。阿坡那一段时间总是格外注意操场上的高音喇叭，他想着阿强的名字肯定会像许多英雄一样，通过中央的广播报纸传遍大江南北。
但听到的，只有唱了不知多少遍的几首歌。还有就是什么社论和通告。
阿坡有些恼火，觉得阿强在死了以后，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关于阿强的英雄故事，最终没有能够流传。
阿强之死，虽然给自己带来的荣耀是有限的，可给阿坡带来的压力却是巨大的，长久的。
过后大家对阿强的死进行了分析，固然，宋敬元的残暴是主要的，但阿坡的中途离开，也是造成悲剧的不可否认的因素。如果阿坡不离开，那个宋敬元很有可能是没有胆量对两个孩子同时施暴的。
与阿强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阿坡的怯懦，胆小怕事，缺乏与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勇气。这一直是阿坡甩不掉的阴影。此后，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阿坡在班级里一直被当成落后分子。别说是当班干部和三好学生了，到了七五年，全班同学几乎全都成了共青团员，也没有他的份儿。
这样的遭遇让他难过，但他不怨恨。因为连他自己也认为他和阿强比起来，实实在在有着明显的差距。那天的中途离开虽然是母亲喊了他，可他如果阶级斗争的意识更强一些，觉悟更高一些，是肯定不会离开的。他要是不离开，阿强很有可能就不会是那样的结果了。
如同做梦梦到过阿水一样，阿坡也梦到了阿强。阿强在梦中还安慰他，说自己是为了革命牺牲的，死得值，让阿坡不要难过。可阿强不知道，他越是这么说，醒来的阿坡就会越发地内疚。
失去阿强后，他再也没有交上一个好伙伴。干什么事他都是独来独往形单影只。不是他不想交朋友，是别人不愿意与他这样有污点的人有更多接触。他没有办法，只好拼着命去找各种公开的和禁止的书去读。好在书本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愿意亲近它的人。
结果，命运从另一个方面给了他补偿。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从来没有想过上大学的阿坡，成了这片荒野上，那一年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一直在某个省报当记者和编辑（快退休时拿到了正高职称，而他的大学同桌成了位副省级的领导干部），享受到了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得到的待遇。作为一个从荒野走出来的底层人，能够闯荡打拼混到这一步，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成功的奋斗者，赢得了众多的敬意（他的初高中同学大部分在那片戈壁滩上献出了青春并成家立业）。
可不知为什么，在阿坡的脸上很少会看到舒心满意的神情。他总是愁眉苦脸，像是得了什么难言的不治之症一样。而且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这个人从来不愿意参加集体的娱乐活动，也没有什么铁哥们儿好朋友经常相聚，日子过得有些冷清和寂寞。
没有人会去问阿坡为什么会这样。正如阿坡不会去问某个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身边的和他关系密切的人，会接二连三地死于非命。
不会去问，不等于不想知道，其实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到干记者当编辑，他一直都想弄明白这个事。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询上，差不多四五十年过去了，得到的结果却是旧惑未解新疑又生。
这期间，他不止一次回到过小时候生活过的农场。八十年代初，操场上的高音喇叭和那个少年英雄的纪念碑同时被拆除了。九十年代，农场编了一本史志，作为从农场走出来的成功者，上面有阿坡的名字。但阿坡却没有在里边找到阿强和阿水的名字。
某种负罪感竟越来越在内心深处变得强烈，经常会想，如果当时对阿水不是那样的态度，阿水会去上吊自杀吗？如果当时不离开阿强，或者阿强不要因为几颗米椒非要把宋敬元交给革命群众，阿强会被杀害吗？而宋敬元又会让自己葬身烈火吗？如果这些都不曾发生，那么阿强和阿水又会经历什么样的人生呢？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十二年，就结束了一个生命只有一次的轮回？
太多的疑问，如果长久不能得到解答，积压心头必会形成顽疾。于是，这就决定了阿坡这一辈子，怕是再也没有可能像别的老人一样，进入心宽体胖幸福安详的晚年生活了。
一个人去家门口的公园散步，看到一群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在唱歌。站下听了一会儿，听到他们唱起了一首那个年代的流行歌。
顿时面生厌恶之情。很想走过去，问他们一句，那个年代里，留给你们的回忆，真的很美好吗，真的让你们充满怀念吗！
阿坡不想上街，不想去公园，不想去参加活动，神色灰暗躲进用书砌成的小屋，独自回忆着往事，被痛苦折磨。
饿了，起身去做饭。冰箱里，不管什么时候，米椒和腊肉总是会有。
炒一盘，坐下来，慢慢地吃着。
边吃边想，用不了多久，他也会去一个地方，与阿强，与阿水，与宋敬元见面。与那个年代更多死于非命的人见面（如他这样多忧多思，久远沉重的往事，总是搁置心头不肯放下，必会压得他身心难以承受，想要长寿，断无可能）。
阿坡不怕死，与两个曾经同岁的小伙伴比，直到现在，他还活着，实属幸运。只是他活到现在，还没有想好，去了同一个地方，见到了他们，该跟他们说些什么。这还需要他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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