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及如何阅读经典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关于“经典”有一个最简单，却也最精确的定义——我们谈论得最多，但是读得最少的书。为什么谈论得最多，却又读得最少？因为被认定为经典的书，都曾在这个世界上发挥过很大的影响与作用。经典发挥作用的时代里，受到这些书影响的人，会以正面或负面的各种方式，反复引用这些书。

    以《物种起源》为例，自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掀起讨论热潮之后，任何人谈到生物变化，都不能不提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曾经说了什么。信仰、崇拜达尔文的人会说：“就算你们不相信我讲的，你们总该相信达尔文吧？”他们用这种态度大量引用《物种起源》，解释达尔文讲了什么。换作达尔文的论敌，则会不怀好意地说：“你们听听看，这个叫达尔文的人，荒谬到讲出如此的话来。”

    这样的书被反复引用和谈论，取得了特殊的地位，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必读书”。

    问个简单却关键的问题：茫茫书海中，一个人一辈子能够选读其中几本？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有一天坐在家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要认真算算自己到底读了多少书。算过之后，忍不住进一步算：那么自己一生又能够读多少书呢？这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先算算人一辈子能读书的时间有多少，再算算大概要花多少时间能读完一本书，两个数字相除，马上就知道了。算出答案后，芥川龙之介竟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为什么？他发现：自己一生顶多能读三千到四千本书，就这么多。光是在台湾地区，一年内就可以出版两三万种新书，但就算是认真读书的芥川龙之介，一生也顶多能读三四千本！

    所以读书不能不选择，不能不安排。有些书应该先读，有些书可以不急着读。怎么决定什么书先读，什么书后读？一个评判标准当然就是：重要的书先读，不重要的书可以先放着。从重要性上判断，经典，当然必须读，而且必须先读。既然是必读书，这样的书就会被纳入教育系统中，以正式的教育安排来保证人们会读到，而且会早早读到。不过，全天下古往今来的教育有一个共同特点——有教育就有偷懒的捷径，就有参考书。进入教育系统后，这些经典就都有了各式各样二手传播的摘要简本。会有“好心的人”提供省事的办法：“你们以为读达尔文一定要读五百页吗？不用！读我帮你们准备的三十页就够了！”心怀感激，我们读了那三十页的小册子，或是大学教科书里“浓缩”的三十页。“哦，原来达尔文是这么一回事，原来《物种起源》是这么一回事！”

    教育体系还有另外一个习惯，会按照学习的阶段不断进行简化。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把五百页简化为三十页；接着就会有人把三十页简化为五页；再接下来，在编高中课本、初中课本的时候，那五页就剩下三页、两页；到了小学的自然课本时，两三页内容就又变成一段了。我们都先从小学课本的那一段读起，然后初中读了两页，高中读了三页。念完高中，你会发现：啊，原本我对达尔文只知道这么几十个字，现在我知道的比以前多好几倍了，那当然表示我懂达尔文了。

    我们误以为自己读过，误以为已经知道达尔文在讲什么，其实我们真正得到的，都是二手、简化的版本。越重要的经典，附随在经典上的二手、简化版本就越多，越方便，方便到后来我们都忘掉要去看一下、检验一下经典真正讲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经典会具备那种大家谈得最多却读得最少的特性。谈得最多，因而导致读得最少，这中间有因果联系。

    经典，我们往往没真读过，却误以为已经知道很多。所以有一些经典，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回头重新完整阅读。什么样的经典值得重读，应该重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倒过来先问：哪些曾经发挥很大影响作用的经典，不需要重读？大家都知道的牛顿“力学定律”就是这样。牛顿发表的力学论文完全改变了人对物理的认识，建立了现代的物理学。牛顿是“现代物理学之父”，拉瓦锡是“现代化学之父”，不过除非你对于科学史抱持强烈的兴趣与使命感，你不需要回去看牛顿的论文，也不需要重读拉瓦锡的论文。

    即使是研究科学史的人，即使是专门研究牛顿的人，都不见得有兴趣读牛顿的经典论文。最近几年，在科学史领域，出了好几本关于牛顿的书。有一本书的中译名叫“牛顿是个小心眼”（Newton's Tyranny）；还有一本牛顿传记，上下两册，上册《最后的巫师》，下册《科学第一人》。这些科学史家最感兴趣的是讨论牛顿这个人，尤其是他成为“现代物理学之父”的过程与手段。很多人不知道，这位“现代物理学之父”一辈子都是炼金术的忠实信仰者。“科学第一人”同时也是“最后的巫师”，这中间巨大的矛盾、巨大的戏剧性，要如何统合理解？我们听起来不可思议、不可能并存的事情，却是那个时代牛顿一生的真实状况。从这种角度讨论、理解牛顿，很有趣也很有启发，但那是科学史的研究题目，科学史家从牛顿著作与历史资料中整理出的新观点，我们一般人无法自行从他的力学论文中读出来。

    考虑到时间的限制，适合选择来读的经典应该具备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它是很难被简化的，在简化的过程中，会失去这本书的内在力量与内在意义。今天我们不需要回头读牛顿，因为他的力学论文是可以被简化理解的。牛顿所观察的星球移动等天象，现在都还一样在天上，我们可以自己复制牛顿的观察，了解他的力学结论怎么来的，不需要一定通过读他的论文原文。可是，达尔文的书却不是这样。《物种起源》里面有很多记录与推论的内容在简化过程中往往就消失不见了。

    选择阅读经典的第二个条件是，这本书在目前的条件下，以一般人的非专业立场，都可以读得懂。例如我不可能假设大家具有数论的基本训练，连微积分我都不敢假设每一个人都学过。所以那种必须要学过微积分才能读懂的经典，就不是我们能选来读的。基本上要以我们今天的常识，以今天非专业读者的立场，还能够读得懂。

    第三个条件是，今天读这本书的经验和结果仍然是令人愉悦的，是可欲的。我并不相信有些人提倡并宣传的“无痛学习法”。他们强调的“无痛”，是说学习过程可以很有娱乐性、很快乐，轻轻松松，这我不相信。真正的学习一定要挑战你的能力限制，毫无疑问，如此受到挑战，你才会成长。如果读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娱乐，你大概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人类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价值，那就是过去创造累积的东西，超过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站在这些累积上，因而有办法超越本来的生命限制，变成今天这样的人。所以，学习的快乐是来自经过努力，终于搞懂，终于知道，终于明白所带来的自由。我们要挑选今天仍然可以教我们新知识，带给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新自由的经典。如果你愿意花时间来阅读这样的经典，最终你会得到不读这些书就不会拥有的自由。

    《物种起源》的特殊地位

    达尔文这本《物种起源》，地位特殊。当今任何一个生物理论，任何一位生物学家的任何主张，都必须首先跟达尔文对话，尤其是跟他提出的“进化论”对话。

    我们今天可以从不同层次理解“进化”，从物种的“进化”，到生物个体的“进化”，到生物分子的“进化”，再到基因的“进化”。然而，不管哪一个层次的“进化”，只要牵涉对于生物变化的解释，就没有人能忽略达尔文，跳过达尔文。

    达尔文至今仍然切近我们的知识范畴，所以读达尔文时，我选择的基本态度是诠释、注解。我所做的事是抽出内容中的一部分来进一步帮大家翻译、解释，不是字句上的翻译，而是说明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又演变成什么样的东西。

    我期待用这种方式读书，用这种方式理解《物种起源》，你能获得一种明确的自由——你可以拥有自在地去接触、翻阅书店书架上许多与生物学有关的书的能力。在书店里，你看到有一本叫“达尔文的梦幻池塘”的书，你会很自然、很自在地把它拿下来，把书前面的导读看完，把金恒镳写的序文看完，很快翻翻第一章，心里就知道该怎么去接近这本书，因为已经有达尔文在你背后支持你了。《达尔文的梦幻池塘》再怎么稀奇古怪，都不会吓到你，你得到了这样的自信与自在。

    读三十页的简本和读五百页的原书，差别在哪里？读简本，通常你接触到的会是“达尔文主义”，而不见得是达尔文学说。“达尔文主义”很容易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完，或者说，把达尔文复杂的内容用简单的几句话归纳说明，就会得到“达尔文主义”，却无法碰触到达尔文真正的想法与说法。读很多不同的简本，累积很多归纳的说法，仍然不等于接触到原本的、复杂的知识。这个世界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一方面我们必须找到简化的方式，来掌握这么多复杂的现象；可是另一方面，却又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简化，都能找到有效的简化处理方式。终究，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些如实面对复杂的准备，作为理解这个世界的基础，承认有些复杂的东西就是没办法以简单的方法获得。

    达尔文所说、所主张的，不等于“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进入中国后变成“物竞天择”（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说法，和托马斯·赫胥黎的关系，比跟达尔文的关系更紧密些。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好朋友，也算是他的学生，然而赫胥黎的个性比达尔文强烈、急躁多了。他将达尔文细腻、耐心铺陈的进化说明，用很简单、很快速的方法予以笼统归纳。王道还在替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物种起源》写的导读中有这样一段话：“到了19、20世纪之交，许多学者甚至相信天择理论已濒于死亡。这时流行的各式各样的进化理论，共通点是目的论的宇宙观。”王道还指出的，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生物学的研究者并没有觉得达尔文以“物竞天择”来解释进化，有很大的说服力。然而，也就是同样那个时代，通过赫胥黎归纳、诠释、扩大运用的“达尔文主义”，却还是当红的。“物竞天择说”乏人问津，“达尔文主义”却依然风风火火，这样的现象清楚地提醒我们，不能随意把“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的想法等同起来。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学说，和广义的“达尔文主义”，两者不太一样。

    在台湾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很难在任何一个大学或研究所上到阅读基本经典的课程。基本经典的共同特色是它们的影响力太大，大到超越学科的界限，反而就没办法放入任何一个科系里。台湾有超过一百所大专院校，总共几千个研究所，哪一个研究所在设计课程时会想到，要学生读达尔文？即便是生物系都不觉得非读达尔文不可。

    那就更不用提马克思了。马克思该放到哪一个科系里？经济系？哲学系？政治系？哪个系会认为非教非读马克思不可？还有尼采也一样。尼采最有可能被放进哲学系，然而从哲学系的标准看，他实在不是一个严谨的哲学家，他在哲学史上的分量和地位，到今天为止都还有很大的争议。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本语录，记录了各式各样的奇思妙想，拼凑成一本奇怪的书。尼采的书，是时代精神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精神的代表，那是欧洲思想与价值脉动快速变化的关键时刻，欧洲正艰难地从后期浪漫主义挣扎地走向现代主义。尼采的古怪疯狂，是这个转换时期的古怪疯狂。理解尼采，就需要重建那样的时代精神。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定要同时听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乐，还要上溯李斯特，旁及马勒，感受到在那个时代众多领域同时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表面上看起来是散的，可是其内在毕竟拥有某种统合的脉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那个统合脉络的精彩代表与展现。

    另一个例子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弗洛伊德研究人的意识，然而他研究人的意识的结果，却是帮20世纪的现代人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本来意识是弗洛伊德所要探究的课题，所以他才讨论梦，可是等到他从《梦的解析》一路下来，把潜意识，把人的那种不可言说、不在理性范围以内的东西一一挖掘出来之后，就让20世纪的人多了一个层面，多了19世纪的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另一个层面。20世纪的艺术，尤其是绘画和文学，受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以降关于潜意识状态的启发和深刻影响，才迸发出了特殊的创造力。所以弗洛伊德不能被单纯放在心理学里谈，精神医学又往往当他是野狐禅[1]，然而我们的文学系、美术系或历史系又缺乏理解弗洛伊德的训练，结果就是大家通通都不读，不用读弗洛伊德了！

    我们也不读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怎么读？读普鲁斯特，即使读的是译本，你至少要能够去想象，去模拟他所使用的原始法语可能传递的信息。不懂法语没关系，但要懂得，至少要关心，法语作为浪漫语言中的龙头，其语系的传承怎么来的，其语言中最重要的特色又是什么。也就是说，当你读中文译本时，一边不断地停伫想象，原来在法语里它所要创造出来的效果是什么。除了在法语书写上的成就之外，《追忆逝水年华》还是一份超越其时代的现代人心理彰示，比后来科学化的心理学对人类心理的探索更深刻。这本经典最精彩的贡献就在于点出了人作为主体，面对客体世界时，原本的主客二分法并不适用、更不精确，普鲁斯特以极其细腻的方式，传递了人如何误解外在世界的信息，展现出人主观认知的客观环境充满了暧昧矛盾的事实。这又是一本放不进任何单一学科的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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