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012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
不一样的世界》的报告。该报告每四年发布一次，旨在为美国政府提供对未来形势演变的预测，并作为总统决策的重要依据。报告认为，到2030年，随着亚洲实力超过北美和欧洲，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4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经济繁荣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当各个国家惊叹于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之时，当全世界纷纷猜测中国何时赶上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时，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为我们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正能量。但同时还必须看到，GDP只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指标，它只是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体系里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国要在综合经济实力上赶超世界强国，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2012年12月12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长期艰苦奋斗，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这种清醒难能可贵，来之不易。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苏联15年内赶超美国，受其影响和刺激，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又提出：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随着各种急于求成情绪的不断高涨，“超英赶美”的时间被缩得越来越短。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称：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由此，以“超英赶美”为目标，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结果导致经济混乱，甚至停滞和倒退，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损失。
惨痛的教训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1961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50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我国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经过长期的探索，虽然其间走了不少弯路，但获得了大量经验和教训，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正确通道。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9％，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4％左右的增速。我国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47.3万亿元，增长约130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2位，外贸总额位居世界第2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1位。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1%，2012年达到了10%。到目前为止，钢铁、水泥、汽车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为19.8%，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以钢产量为例，“大跃进”时提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全民炼钢都没有炼出来，2011年，我国粗钢产量达6.83亿吨，占世界钢产量比重从1958年的0.1%左右达到44.75%。
浙江义乌，30多年前还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现在已成为“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联合国与世界银行联合发表的一份专题报告中描述说：“义乌市距上海300公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人讲述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最真实、最可信、最坚强的故事。
这个既不是交通枢纽，没有丰富矿产，也不是大型城市的县级市，连续18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成交额榜首。当然，世界瞩目的“义乌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而是数十万义乌人和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义乌人一点一滴干出来的。6正如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所言，每个义乌人都在扎扎实实打拼中实现着自己的义乌梦。义乌梦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梦的一个缩影。
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是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的一道亮丽风景。2007年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条高速铁路，而短短几年间，从无到有，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快、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2012年12月24日，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从北京到广州由普快列车的22小时缩至8小时，乘客早上还在广州喝早茶，晚上就可以到北京吃烤鸭。截至2012年底，中国高铁里程接近1万公里，到2020年高铁总里程将达1.8万公里。高速铁路缩短的不仅是不同区域之间的物理距离，更是经济距离，将对全国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产生深刻影响。7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第一步用10年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再用10年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在21世纪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8现在第一步、第二步目标都已经实现。中共十八大重申了“两个百年”的伟大目标，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方面，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翻一番”
的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目标是明确的，同时还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1830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9此后的100来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逐渐跌至谷底，而中华民族也经历了积弱不振，任人欺辱，水深火热的100多年，但中华民族从未放弃过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国经济总量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将是实现中国梦的新的起点，是艰难征途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每个中国人无上的荣光。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占据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挑战和困境，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
科技实力是衡量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准，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约瑟，英国着名生物化学家，因研究中国科技史而闻名，他盛赞中国是“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他给世人留下了着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走在了前面？尽管李约瑟从哲学、文化、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解答，但他对自己的答案也不甚满意。历史的事实是，曾经以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闻名于世、在16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处于世界科技舞台中心的中国，在17世纪中叶以后，与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失之交臂，自此江河日下，被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堕入困境。
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对科技强国的追求从未断续过，但在积弱积贫，社会动荡，甚至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这种梦想不可能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走上民族解放独立的道路，这种梦想才可能变成现实。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在海外学有所成的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抱着科技报国的梦想，纷纷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献计献策，很多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1956年，我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科技事业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先后制定实施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两弹一星、卫星上天等，同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1978年3月，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他强调“四个现代化”
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他指出，科学技术工作者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次科技大会在其后被誉为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是一面呼唤科技新时代的旗帜，激起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鸣，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从此，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国家强盛与民族兴亡的命题，列入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着名讲话《科学的春天》，他高声呼唤：“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大会预示着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
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中科院4位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上书邓小平，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月5日，邓小平做出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即“863”计划的通知。“863”计划把中国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随着星火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等相继出台，科技之光照亮了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我国在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科学、医药卫生等重要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当前，世界科技日新月异，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当前科技发展战略的核心。
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没掌握生产制造领域的关键环节，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就只能给西方跨国公司打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我国制造业仍以贸易加工为主，科技含量低，利润率低，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富士康，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在大陆31个省份都建有生产基地，员工总数达140万人，然而它对各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不高。以美国苹果公司产品iphone为例，尽管富士康为其在中国完成组装，但工厂所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仅占成本的1.8%。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有知识产权的苹果公司却获得60%的巨额利润。据估算，每部iphone对美国GDP贡献达400美元。尽管我国企业只赚取到少之又少的利润，工人只获得微薄的工资，却还在中外贸易中官司缠身，经常受到反倾销制裁。还有人测算，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我国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向高科技密集型企业的转变，提高产品的科技附加值。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我们有过深刻教训，大型飞机研制就是典型例子。
早在1970年，我国就启动了第一个大飞机项目“运10”的研制工作。1980年，可乘坐100多人的“运10”飞机研制成功，并实现了试飞。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运10”飞机项目于1985年黯然下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我国虽然没有放弃大飞机研制，但思路不再是自主研制，而是立足与外国合作。
麦道、空客都曾参与中国的大飞机研制，但最终都半途而废，无果而终。究其原因，外国飞机公司与中国合作研制大飞机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都能造飞机，而是要让中国造不出自己研制的飞机来。事实证明，关键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换不来的，依靠国际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想法在关键领域是行不通的。2007年2月，国务院正式立项研制大型飞机，在上海成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这意味着中国重新自主研制大飞机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时至今日，大飞机项目已经取得许多可喜的成就。
2006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同年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了建设创新国家的主要标志，即到2020年，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2012年6月，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后，顺利将3名航天员送上太空。与此同时，蛟龙号深海潜水器成功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7020米，刷新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上天入海”
标志着我国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也带动了更多科技成果的研发应用。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我国有400余项载人航天技术成果在科普教育、矿业安全、健康医疗等方面转化推广应用，形成了巨大的拉动和辐射效应。
当今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国科学家正在为此做着积极准备。中国科学院组织了300多名专家经过一年多研究，形成了《创新2050：科技革命与中国的未来》系列报告，描绘了我国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10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在空间科技方面的目标，即我国将在2030年实现首次载人登月，2040年建立短期有人值守的月球基地，2050年实现首次载人登陆火星。
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强大军队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一个国家要自立自强于世界，就必须既要有雄厚经济实力，又要有强大国防力量作后盾。富国和强军，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或缺。没有国家的富强，强军就无从谈起；没有强大的军队，国家安全和发展也无从保障。
近代以来我国饱经列强欺辱，首先是从军事的失败开始的。鸦片战争惨败的事实、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血的教训等等，无不证明，国无军不立，民无军不安，忘战必危。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为此，中国军队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不懈追求。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早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曾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准备向中国发射核导弹。面对核威胁，中国决定发展核遏制力量。1958年，我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
一年多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在此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决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他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964年10月16日，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绽放在我国西部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首次核试验成功，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赢得了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新时期，军队建设依靠规模取胜，还是坚持质量优先，是关系到军队现代化的大事。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时，针对部队慵懒散的状况，他指出“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提出把“消肿”作为军队整顿的主要任务。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军队发展的实际情况，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
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1/4，这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总部机关的人员精简了一半；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级以上单位裁掉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为由士兵担任，官兵的比例达到1比3.3。同时从1985年起，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12时任济南军区政委，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回忆邓小平100万大裁军的决策时说：小平同志下决心对军队动大手术，使我军发展赶上了新军事变革的时代潮流，走上了质量强军的建设道路。13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起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打击，战争持续42天后以伊拉克战败宣告结束。
海湾战争中，美国大量新式高技术武器闪亮登场，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样式，成为机械化战争时代向信息化战争时代的重大转折点，也标志着世界军事变革进入一个新的质变阶段。海湾战争给我国军队建设带来很大刺激。江泽民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家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考虑到我国科学技术落后、军费投入有限等实际困难，我国提出有选择地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即优先发展“撒手锏”。1995年，江泽民和中央军委果断决策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强调我军建设要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14200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接受检阅的新型装备100%为中国自行研制，其中90%为首次展示。巡航导弹、机动雷达、无人机和卫星通信车等信息化装备，性能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基本形成以新型主战装备为骨干，电子信息装备和保障装备相协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
2012年9月25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第一艘航空母舰顺利交接入列，提高了中国军队现代化水平，促进了国防科技工业技术进步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增强了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指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要求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要求将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与此同时，我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发展、领土完整，保护国家和平发展。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世纪“三步走”战略构想，第一步到2010年，重点是压缩规模、优化结构和发展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今后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第二步到2020年，力争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第三步，再经过30年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现在，我们已经胜利实现第一步发展目标，正在实施第二步建设任务。
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2012年，一部韩国MV《江南Style》爆红网络，韩国歌手“鸟叔”（PSY）在MV里以自创的马式舞步、节奏感强烈的音乐和夸张的肢体表演让世界观众为之疯狂，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拥有超过9亿次的点击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最受欢迎的视频。这首单曲先在美国蹿红，接着蔓延到欧洲和拉美。在中国也迅速流行起来，部分中小学校学生甚至在课间不做体操，改跳骑马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见“鸟叔”时，对他的表演受到全球“追捧”感到骄傲，并与他一起跳起骑马舞。《江南Style》风靡全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限于韩国流行音乐，还宣传了韩国国家形象，提升了韩国文化软实力。
当前，许多国家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当今世界，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赢得主动。16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最后都要归结到文化的层面上，体现为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要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等硬实力，还必须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英国一位前首相曾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17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独占鳌头。
长久以来，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品充斥在世界各国的文化生活，其制作技术、思想主题和精神诉求，被各国观众津津乐道。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还缺乏有深度、有广度的影响。
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后重返哈佛大学任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就是他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Power）概念，认为软实力是指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强制力来影响他人，从而达到自身目标的一种能力。“软实力”概念和理论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具有吸引力，社会和谐、礼仪、孝道、同情原则等儒家价值观广泛传播并深深影响了东亚地区。对中国来讲，发展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化虽然历经冲击，甚至遭受入侵，但从未曾断绝，而是以它所蕴涵的巨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包容力，吐旧纳新，去伪存真，与时俱进。在当今与未来，中华文化必将继续发挥重要影响。这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数千年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如何实现儒家文化的当代化？如何使儒家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这是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自2004年底在韩国成立首家孔子学院至今，中国已在90多个国家开设300多家孔子学院和300多个孔子课堂，全世界约有4000万人在学“孔子的语言”。全球首家孔子学院韩国首尔孔子学院理事长李充阳说，东方文化价值重新受到审视之际，中国向世界自信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可谓适逢其时。以“和”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为陷入困境的西方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凝聚起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国家形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历史上中国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等良好形象影响着世界。中华民族素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着称于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衰败，中华民族背负“东亚病夫”、“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屈辱与不幸，国家形象跌入低谷。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况，走上了独立自主建设国家的道路，国家形象也逐步改善。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形象获得大幅提升。如今，“中国速度”、“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释放着巨大的正能量，发挥着世界瞩目的影响力，各国为中国的发展所惊叹、所吸引，纷纷研究它、学习它。2011年1月17日早上，一则醒目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时报广场户外大屏幕不断播放。宣传片展示了包括吴宇森、宋祖英、姚明、丁俊晖在内的，涵盖各行各业的数十位杰出华人。外媒认为，如此大规模、高频度投放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是中国官方高调推出的重大公关行动，也是以外国民众为对象的中国公共外交的具体动作。这是包涵国家意志的重大形象宣传行为，标志着中国开始更加自信、主动。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凝聚起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2008年以来，我国战胜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举办上海世博会，积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员力、组织力、凝聚力、生命力，展示了中国与各国携手并进、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2012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身着黑色燕尾服的中国作家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手里接过了诺贝尔文学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这是首位中国籍作家获此虚荣，标志着中国文化开始进入世界主流位置，世界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关注也骤然升温。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莫言能够给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带来借鉴，“莫言的得奖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鼓舞，更是其文化发展模式的重要参照”。
中共十八大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一定会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获得更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1962年，辛亥革命元老、爱国诗人于右任在台湾写下了这首思念大陆、思念故乡的绝唱，两年后他在台北辞世。两岸同胞本来是一家人，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由于历史原因，两岸隔海相望，台湾至今未能回归祖国的怀抱。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绵绵无尽的乡愁和深沉忧伤的家国情怀。
1895年4月17日，日本以战争的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了台湾与澎湖列岛。1945年10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台湾与澎湖列岛重归中国版图，台湾同胞从此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1949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台湾又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所有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决不能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1959年，毛泽东同拉美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18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意志坚决，且独创性地提出了新办法。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其中，华莱士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答道：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
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
1987年10月，台湾国民党当局“中常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因素逐步增长。但由于李登辉加紧进行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支持和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导致两岸关系中坚持还是背弃一个中国原则、统一还是分裂的斗争加剧。
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在1995年1月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发展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八项主张，指出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江泽民八项主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尊重历史与现实，既坚持原则又求同存异的公正立场。
2005年4月29日，连战率中国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连战，并举行会谈。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国共两党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在1924年大革命期间，两党合作北伐，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第二次合作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党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岸处于敌对状态，两党交流几乎中断。这次连战访问大陆，被媒体称为“破冰之旅”。
胡锦涛和连战就促进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香港《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共两党抛弃历史恩怨，在阻隔60年后能够重新聚首，展开两岸之间的党际交流、对话，无疑开辟了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新途径，必将记载于两岸关系的史册。212008年3月，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
在两岸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恢复协商，并走向交流合作机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同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在会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确立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政策，为在历史新起点上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2009年两岸终于实施“大三通”，直航为两岸民众来往节省了时间和金钱，并形成“两岸一日生活圈”。2011年6月，两岸正式启动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2012年，两岸人员往来的总量接近8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两岸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2010年6月，海协会和海基会领导人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为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建立了平台机制。几年来，海协会和海基会领导举行了8次会谈，两岸已经签署了16项协议，合作双赢领域不断扩大，两岸民众也获得了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展望未来，尽管前进道路上还会出现困难和阻碍，但只要两岸同胞齐心协力、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够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锦绣前程。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2012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行政与预算委员会）通过决议案，确定了2013年至2015年各成员国分摊联合国预算的比例。根据新的分摊比例，中国将从3.19%增长到5.15%，使得中国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从分摊预算第八位上升至第六位。一般而言，分摊比例高的国家将在人事和各种谈判中获得更大发言权。中国负担比例大幅增加，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最耀眼的亮相是中国促成了六方会谈。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希望和美国进行双边会谈。美国拒绝直接与朝鲜谈判，提出会谈应该包含所有有关的国家。在此背景下，中国进行积极斡旋，最终促成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的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系列谈判。2003年8月，第一轮会谈在北京举行，至今共举行了六轮会谈。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2005年9月19日第四轮六方会谈通过的《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在声明中，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美方确认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
中方既是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也是参与者。而在1992年到1997年美、朝、中、韩四方会谈期间，中国还只是扮演“旁观者”的角色。23中国对六方会谈的召开、在成员间的斡旋、议题设计、组织工作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促进美朝之间的沟通方面，中国也做了周密甚至是煞费苦心的安排。
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努力，六方会谈就不会那么顺利地举行。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纽约时报》评论说，《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出台本身就是中国的一次重要胜利。
就新近朝鲜半岛局势，2013年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历史和事实已经表明，六方会谈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重要机制，也是有关各方接触对话、改善关系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信守9·19共同声明中所做承诺，切实落实声明中各项要求，共同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实现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中方将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处理国际经济复杂事务的前台，也使中国有机会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26在许多国家面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2009年实现经济增长8.7%，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平均只有1%左右。在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原有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处置乏力，二十国集团被推到前台，从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大，对世界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态度和举动影响着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在二十国集团首次金融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向胡锦涛征求意见；法国总统萨科奇不仅在亚欧峰会期间大力游说中国参与峰会，支持欧盟，而且还向中方派出特使；英国、德国等欧盟主要国家也一直与中方保持热线联系。27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之际，国际媒体更是呼吁中国出手相助。
国际经济组织是世界经济治理的重要主体，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也得到相应提升。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会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得到提高，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增长，他对世界银行与中国关系的成果感到“非常自豪”。
早在2008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总裁，成为首位在世界性金融机构担任高职的中国人士。2011年7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首位来自中国的副总裁。林毅夫、朱民在重要的世界经济组织担任显要的职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多重要的角色，对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期间，各国政府、各种利益集团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展开博弈，各种观点激烈交锋，谈判和磋商存在难以弥合的巨大歧见。临近大会闭幕，悲观失望的情绪在与会者中蔓延，大会很有可能无果而终。在最后关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温家宝总理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决定与巴西总统卢拉、印度总理辛格、南非总统祖马会晤，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沟通，在最后时刻促成有关各方达成一致。大会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进一步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各自应当承担的义务和采取的行动。从这些曲折而艰难的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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