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的超级大国，在经历苏联解体和体制转型之后，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强烈愿望。“日本梦”讲述了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向世界第一冲刺的过程中，遭遇了“失去的二十年”，现在谋求重新崛起的故事。“印度梦”见证了一个梦想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却在很多方面做得“无声无色”，说明了这个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强国之路有多么艰难和漫长。“巴西梦”描绘了一个被称为“未来之国”的拉美大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展现了成为世界强国的曙光。这些国家的强国梦各具特点，对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美国梦——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2012年11月6日深夜，在芝加哥奥巴马竞选总部，美国总统奥巴马确认连任后，发表题为“为了永远的美国梦”的演讲。奥巴马说，200年以来，美国人民一直在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合众国而努力着。每个人都有着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这一信念，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把所有的美国人团结在了一起，大家风雨同舟，兴衰相依，荣辱与共。美国人将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并会以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为何美国能成为地球上所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国家。125
奥巴马之所以大谈美国梦，不仅是因为美国尚未走出金融危机泥潭，需要点燃民众克服困难的奋斗激情，也因为奥巴马本人就是美国梦的典型代表。
他以独特的传奇经历、非凡口才、坚韧毅力和竞选中所取得的不俗战绩，向美国民众全情演绎了一个现实版的美国梦。126
奥巴马在平民单亲家庭中长大，母亲是出生于堪萨斯州的白人女性，18岁时结识奥巴马的父亲——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老贝拉克·奥巴马。小奥巴马两岁时，父亲离家而去。奥巴马由母亲和外祖父母抚养长大，在远离美国本土大陆的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度过少年时光。少年时代的奥巴马虽然聪明，并未显出特别的过人之处。在2004年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时，初出茅庐的奥巴马自嘲说，他不过是一个有着奇怪名字和离奇身世的“瘦子”。就是这个先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涉足全国政坛不足4年，除了先前8年连续任职州参议员，别无从政经验的美国主要党派首位非洲裔总统候选人，最终战胜对手成功入主白宫，127成就了被美国黑人追逐了几百年的梦想。
美国梦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作家和史学家吉姆斯－亚当斯在1931年出版的《美国史诗》中提出来的。他说，“美国梦就是梦想中的这样一片土地，在那上边每个人都可以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圆满，并享有着适合其能力和成就的机会”。美国人深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两百年来，美国梦一直激励着世界各地的青年人来到这片土地创造自己的价值。
美国被誉为创业者的天堂，成熟的市场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典型国家，依照法律，任何公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从事任何营利性商业活动并获得收益，而无需政府部门再依企业登记的形式加以确认或限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着《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指出：“用‘自由’来形容‘企业’有什么意义呢？
在美国，‘自由’被理解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来建立企业的意思。”自由企业制度弘扬了人最本能的一面，使人的潜在本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使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能够及时捕捉市场经济信息并迅速做出反应，使资源达到最佳配置。
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是美国梦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力。科技的创新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和潮流的引领者。继比尔·盖茨创建了庞大无比的微软王国之后，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等人通过创新崛起，迅速成长，成为新技术的领跑者。1976年，乔布斯等人成立苹果电脑公司，凭借他的敏锐触觉和过人智慧，苹果公司先后推出了iMac、iPod、iPhone等产品，风靡全球，甚至深刻地改变了现代通讯、娱乐乃至生活方式。马克·扎克伯格，美国的“80后”，2004年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创建的Facebook发展成为美国第一大社交网站。2012年3月，28岁的马克·扎克伯格以260亿美元位列全球富豪榜第8名，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富豪。
美国硅谷以每天几十项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技术成果，确立了其在世界上最大科技创新区域的地位。硅谷的成功除了技术创新，还在于源源不断地“孵化”出创业公司——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快速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创造行业新态势。发展创新必需的完备环境和机制，使创新与创业紧密结合，是硅谷给世界的启示，有人称之为“创新生态系统”。这一系统的要素包括：
有利于创新的法律法规，不断产出成果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易于流动的高素质人才，充沛的风险资本和配套服务，鼓励承担风险和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以及鼓励知识共享的开放商业氛围等。128
创新不仅发生在科技领域，也是美国社会的常态。1888年，恩格斯到美国旅行，在回国途中写了《美国旅行印象》，他说：“我们通常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候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更加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129许多观察者和思想家发现，美国的繁荣不仅在于经济和科技，更源于其致力于社会平等和政治民主的制度。
1831年5月，法国青年托克维尔来到了美国，开始了为期9个月多的考察。
几年后，这位30岁的欧洲贵族写出了令他声誉鹊起的《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起初试着探索为何美国能够发展得如此繁荣，他目睹美国社会与老旧的欧洲世界的显着差异后，说：“我在美国停留期间，在那些众多新奇的事物当中，最吸引我注意力的，莫过于人们之间地位的平等。”“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影响民情的过程中和平地确立了法律的性质。”他以敏锐的观察力，从第三者的角度观察新大陆的民主制度，他认为民主最重要的原则不在于应该消除庞大的财富，而是在于财富不应该聚集于同一个人手上。
他也批评了个人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根基于相同目标的团结合作，能将美国建立为一个更理想的国家，从而避免过度依赖政府的干预。130
20世纪初，一个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以其独有视角和眼光感受美国：
如果一个东方人一辈子都居住在自己那个君主意志至高无上而子民毫无个人自由的国家里，此人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壤的时候，他呼吸的是一种与他所知的绝然不同的空气，体验的是一些绝对崭新的奇特感觉。美国职位最高的行政长官总统其实也不过是一介公民，如果他犯了罪或者做了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情，他将会跟社会最底层、最贫穷的公民以同样的方式在法院接受审判。
美国的孩子在学校学到的第一堂课，同时也是老师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最印象的一堂课，就是根据美国宪法规定，人人生而平等，不区分地区、阶级或教派，这种自由平等的行动原则在美国人的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131这个人就是伍廷芳，后来成为清政府首任驻美公使。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力促共和，并成为孙中山晚年最倚重的助手。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没出什么大乱子，一直都在稳定地往前发展，许多人认为应归功于美国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美国着名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曾对纽黑文市进行研究，发现纽黑文尽管在政治运转方面存在各种瑕疵，但由于政治系统遵循民主制度原则，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似乎都是高度稳定的。
“如果在公民中缺乏对包括基本权利、义务以及那些用来区分民主与非民主制度的程序等在内的民主核心观念的广泛共识，未必会存在如此高度的稳定状态，甚至是不可能的。”132
俄罗斯梦——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2000年，普京宣言：“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首次入主克里姆林宫。12年后，普京再次高呼“前进吧，俄罗斯”，以压倒性优势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赢得了2012年大选，继续追逐着自己的强国梦。
苏联曾经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人类开发宇宙和太空的新时代。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钢、石油、化肥、水泥、棉织品的产量及各种货物运输量均超过美国。
同时，苏联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军队，科技也不逊于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苏争霸中，苏联曾一度占据上风。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尽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但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当时俄罗斯共有10000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一直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工农业生产全面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50％，经济总量由相当于美国的60%降到不足美国的10%。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惊人的2500%，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老百姓为日常生活必需的面包、肉、盐等排起长队，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美国和西方国家趁俄罗斯国力衰弱之机，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两大进程，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内乱不已、实力削弱，导致俄罗斯从苏联时期的超级大国沦落为西方强国的小兄弟。133普京就任俄总统前夕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坦承，“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经历过苏联辉煌时期的俄罗斯人渴望恢复世界国强的地位。而时常亮亮自己肌肉、志在重返强国地位的普京成为俄罗斯梦的引领者。普京上任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内政外交政策，全力打击恐怖主义，实现了国家领土完整；打击金融寡头，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宪法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经过10年，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居民实际收入得以提高，生活有明显的改善。2004年，俄罗斯的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2003年，美国高盛集团首次提出“俄罗斯重新崛起”。美国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主任迪米特里·赛姆斯在详细研究了俄罗斯近年来的发展后指出，俄罗斯仍然是“一只熊”，美国在与俄罗斯对话时必须开始把它作为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像叶利钦时代那样需要更多理解和耐心的病弱大国”。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仍面临诸多需要克服和破解的难题。
俄罗斯人口萎缩、衰弱和老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限制。俄罗斯人口在1991年时为1.5亿，到2002年底已减至1.44亿左右。即使是乐观的估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也将降至1.36亿左右。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依然不合理。原苏联体制下70%以上的生产是为国防工业和重工业服务的，满足民众生活需要的经济不到30%，这样的经济结构在普京时代虽然有所调整，但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一些能源、资源产品的出口，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制成品、高科技产品出口。国际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更加显露出来。
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不公，贫富差距问题十分突出。俄罗斯的休克式治疗造成严重不公，通过财产来换权力的私有化，让原来掌握权力的官僚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在私有化过程中广大民众没有得到多大好处。国民多年积累的财富落到了少数人手里，而且导致寡头干政，通过非法方式攫取了大量财富。
近年来，虽然俄罗斯的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现在仍有210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俄罗斯行政机构效率仍然低下，腐败依然严重。原苏联体制下办事拖拉、行政手续繁杂的弊端被俄罗斯所继承。虽然党、青年组织、工会等系统的工作人员已不再是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但俄罗斯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数量比苏联时期还多，办事复杂程度是咱们都很难想象的。134
2012年10月25日晚上，普京在莫斯科郊外会见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的外国学者，这次的议题是“未来诞生于今日：2030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几种可能方案”。与会学者多数对俄罗斯经济前景表示悲观，普京坦诚地表示，俄罗斯现在面临挑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油气。他决心使经济多样化，进一步降低油气在财政收入和GDP中的比重。135
日本梦——实现日本“第三次崛起”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经历了“黄金十年”，于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腾飞的“日本奇迹”曾一度使日本人放出豪言：“只要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能用这笔钱买下整个美国。”美国着名东亚学者傅高义于1979年出版了着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尽管其本意是在说明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相当多的人还是联想到日本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泡沫逐步破灭，经济长期低迷停滞，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是日本首家综合智库型研究机构，以“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并促其成为现实”而闻名。它提出，明治维新使日本实现了“第一次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现了“第二次崛起”，现在应推动实现“第三次崛起”，并预测2015年日本将迎来多角度的重大转折。136
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指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以实现居民收入翻番为目标，通过加大政府和民间对公共部门投资力度，提高经济部门生产效益，缩小各地区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等。通过这些举措，日本的国民收入大幅提升，1967年提前3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标，1973年又实现了一个翻番。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渐减少，中产阶级人群日益庞大，大众消费时代来临，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家电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增长。
日本的“黄金十年”取得了辉煌成就，也留下了很大隐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疯狂的地产投机，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尤其是政府投资过多。从50年代始，日本全心致力于公共建设，每年40%以上的财政预算都投入到了公共建设。这种长期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日本陷入土地投机的时代，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充斥着抢购土地的恐慌心理和焦躁情绪，导致土地价格暴涨。从1984年到1989年，日本的房价涨了七八倍。1371985年前，日本土地资产总额一直低于GDP，1988年升至GDP的1.4倍，1990年东京土地资产总额已接近美国全国土地资产总额。楼市泡沫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隐患。
在日本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经济泡沫也越来越大。日本经济学家池田信夫后来进行反思：“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为异常的资产价格正名，说这是‘新范式’，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是没有人料到泡沫经济会崩溃。现在反过头来看，不论是泡沫繁荣期还是泡沫崩溃期，那段疯狂的日子都会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个时候却没有人表示怀疑，更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应对。”138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即“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五国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快速上升到第二年夏天的1美元兑150日元，日元升值近35%。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人的钱更值钱了，但外贸出口严重受挫，资本难以再在这一领域获得利润，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与此同时，日元升值导致劳动力成本急剧升高，国内物价飞涨。为了降低成本，利用海外廉价的劳动力，大批日本大型企业开始向海外扩张，一时掀起收购美国企业和地产的狂潮。索尼、松下分别以34亿和61亿美元收购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集团、美国环球影业集团，紧接着美国ABC大厦、Citibank总部大厦、Mobil石油总部大厦、帝国大厦等纷纷落入日本之手。139日本人的“疯狂采购”
使得“山姆大叔”大为恐慌，惊呼：“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企图夺取美国而遭到失败，现在，却拿着钱来购买美国了！”
孰料，不久形势急转直下，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竞争力遭受沉重打击，经济一蹶不振，由此进入到“失去的二十年”。广场协议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直至今日，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者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印度梦——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下了他对国家的憧憬：“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成为有声有色的一流大国，反映印度独立以来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心声，也成为印度精英阶层的一个心结。他们认为，印度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战略位置使之具备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客观条件，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对周边地区的长期影响，更使印度拥有了登顶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140
南丹·尼勒卡尼，印度最着名高科技企业印孚瑟斯（Infosys）总裁，他在《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一书中正式提出“印度梦”，表明印度梦正从独立后国家领导人的追求发展为民间普遍的愿望。141
独立后，印度摆脱殖民地统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但整体发展不尽如人意，经济增速明显慢于预期，特别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把经济带到崩溃的边缘。直到1991年，印度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才扭转经济下滑的颓势，在较短时间里走出了慢速发展的怪圈，大国梦想也重新燃起。
班加罗尔，印度第五大城市，是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首府，人口约700万，气候宜人，风景秀丽。在这座城市里，每天24小时都有几十万人在从事计算机软件的编程工作，并且为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从事“外包服务”。在过去20多年，班加罗尔迅速崛起为一个在亚太地区享有声誉的信息产业中心，享有“印度硅谷”的美誉。该市软件业创造的产值占全国软件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出口额也在以年均30%以上的幅度增长。微软、IBM等世界信息产业巨头，中国的华为、中兴等公司都在此建立了研发机构。
同时，如今的印度仍然是个“封建与世俗、理智与传统、人性与神性”
的杂糅体。一位中国记者通过亲身考察后写下了对这个国度的印象：她时刻标榜民主并以此为荣，却腐败丛生、犬儒主义盛行。她的古代文化如此灿烂，现代科技又行走在全球信息高速路的最前方，但基础教育普及率却惨不忍睹，文盲数量长期居世界第一。她避开了西方国家以及中国走过的，从农业改革起步，经过低成本制造业的过渡，进入第三产业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是在农业依然落后，直接跨过制造业发展阶段，服务业跃升占据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软件外包的水准堪称一流。在西方媒体的话语表达里，中国被习惯性地称作“世界工厂”，而印度则被冠以“世界办公室”的名号。另外，印度人亦具有文明古国的子民惯常存在的矛盾：极为脆弱的自尊心和极为牢靠的自豪感。142
2009年，一部讲述印度孟买贫民窟传奇人物生活与成长的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风靡全球，使印度的贫民窟再次备受关注。电影的外景地世界第二大贫民窟——达拉维贫民窟如今成了游客到孟买旅游的首选景点。这个占地仅2万多平方公里的贫民窟，居住了大约100万人，平均每1500人共用一间厕所。据说孟买的1800万居民中有60%住在贫民窟或是大街上。
值得深思的是，孟买不仅拥有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其所拥有的富人数量及财富也堪称印度之最。这种富足与穷困能够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城市的现象，在全球数印度最为突出。在印度，十分富裕或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总和已达5000万，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总人口。2010年3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9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中，印度人在前5名中占据了两席。然而，这一切仍掩盖不住印度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它依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43
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常常让印度人觉得骄傲，但为什么没有让印度强大起来，也令人疑惑。在印度民主的美丽外表之下，仍掩藏着一些不那么美妙的现实。印度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诸多缺陷的民主，从1947年独立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印度国大党执政，而尼赫鲁家族几乎一直把持着国大党内的核心事务。印度的民主品质可以用“散、软、短、泛、粹”五个字来概括。144行政效率低下令印度政府饱受诟病。1999年，印度行政改革部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去解决印度的公务员是否有权用绿色以及红色水笔，在通常情况下，批注文件用的是蓝色或黑色水笔。
腐败也是印度的顽疾。拉菲奇·多萨尼，曾是印度股票交易所一家股票经纪公司的主席，《印度商业周刊》的副主编。他写道：“若不对所有类型的公务员进行贿赂，在城市里生存是不可能的。我们贿赂一些人是为了能够欺骗服务提供者，比如查电表的人收受了贿赂后就会少计电表数目，还有电话员每月征收一笔费用，作为回报，他让我们免费打长途电话。贿赂另一些人是为了减少我们的麻烦，比如贿赂抓住我们违反交通规则的警察。还有一些人，贿赂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伤害我们，比如贿赂税收检察员，这样他们就不会骚扰我们，尽管他们知道我们已经依法纳税了。火车检票员、定量供应卡的发卡者、送煤气罐的人以及邮递员，我们跟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违反道德的关系。”145
种姓制度是印度传统社会的显着特色，其根源始自古代社会的“瓦尔那”
制度。按照印度教的说法，人们的精神、道德、知识和能力生来有别，故而分属不同的社会集团，这种身份终身不变，而且世代遗传。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依然影响深远。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制度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146
2012年7月30日到8月1日，印度东部和北部大片地区连续3天发生大停电，28个邦中20个邦的电力供应中断，约6亿人口陷入黑暗之中，造成列车停运，医院、办公室和工厂难以正常运营等严重后果。这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停电事故。大停电暴露了印度这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顽疾：
糟糕的基础设施、灾难性的电力短缺，以及许多批评人士所说的政府行动力和领导力的严重缺失。
巴西梦——由拉美大国走向全球大国
2009年10月2日，巴西里约热内卢战胜芝加哥、马德里和东京，获得201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总统卢拉闻讯后眼泪夺眶而出，不得不掏出手帕一再拭泪。他对记者说：“今天是我们摆脱过去依附在我们身上最后一丝偏见的一天。我想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天。因为巴西已经走出二流国家的队伍，步入一流国家行列。世界最终承认，这是巴西的出头之日。”为什么卢拉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这还需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巴西和法国因近海捕鱼权争执不下，据说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一怒之下，抱怨说“巴西是一个不靠谱的国家”。这句话太伤人心，严重损害了巴西的形象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抱负，最终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标语，融入巴西的政治传说。147
其实，巴西人将自己的国家看做一个注定伟大的国家，一部《上帝是巴西人》的电影反映了巴西人淡定和自信。巴西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具有广袤的国土、工业原料、雨林和深海油田，全境无荒漠、戈壁，耕地面积约为中国3倍，占有全球12%的淡水资源，而且拥有先进的支线飞机制造、生物燃料和农业技术。2011年，巴西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巴西人的强国梦似乎已不太遥远。
然而，巴西的强国之梦几经起伏，一波三折。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巴西迅速实现经济腾飞，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7%，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甚至达10%以上，并于1974年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被称为“巴西奇迹”。然而此后经历了30多年徘徊，一直没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发展模式转型滞后，是巴西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巴西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产业，长期重视工业投资也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第一产业薄弱，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合理，对外资金和资源的依赖性十分严重，第三产业难以替代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长期“举债发展”导致债台高筑，1987年爆发的全面债务危机致使巴西经济进入全面下滑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而由于对科技进步与创新重视不够，研发投入太少，无法通过科技创新培养新的竞争优势。
在经济运行出现问题的时候，巴西没有实施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快速发展后，巴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由于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致使通货膨胀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脱缰的野马。
90年代初，巴西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面放开经济，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开支等，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造成经济危机频发，经济发展出现大幅波动。
公平缺失和腐败严重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巴西长期以来重财富积累，轻分配，认为“财富要先创造，其后才能分配”，造成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平均达到0.61。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148过度城市化也影响了巴西经济社会发展。巴西城市化的速度过快，城市化水平和发达国家相当，2000年城市化率高达81.4%，而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6%，这大大超越了巴西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巴西整体工业化水平一直不高，工业吸收就业能力有限，加上人口过度膨胀，农村土地集中程度高，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只能涌入城市，而城市又没有能力给这些农民就业机会，导致一系列的“城市病”。城市周围的贫民区人口不断增多，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巴西有句玩笑说，如果“上帝是巴西人”，贫民窟就是上帝的眼泪。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贫民窟也是巴西城市化的一道“伤口”，直到今天也只是有所改善。
2002年卢拉当选总统后，巴西实施保持稳健财政政策，通过降低利率、税制改革、增加出口、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恢复经济增长，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同时推行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其执政重点，加大了对社会领域投入，每年拿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8%的资金，实施诸如“零饥饿”计划等各种社会救助项目，对贫困家庭提供生活补贴和就业培训等，使近几年巴西贫困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此外，政府每年通过调整最低工资，提高中低收入民众的工资收入。据统计，2003年至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平均每年4%，人均收入在最近10年里增长了3倍，贫困人口大幅减少。149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巴西2010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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